1917年，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日子里，我荣幸见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受党委会和“普罗维丹斯”“尼科波耳”两工厂全体工人大会的委托，从马利乌波尔来到彼得格勒，亲自同列宁商量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这些问题与建立赤卫队——捍卫苏维埃的唯一军事力量有关。当时驻扎在城里的第二十四兵团表现出动摇，部分士兵受资产阶级中央拉达的影响。
第二，需要解决马利乌波尔苏维埃和党委会所面临的严重的经济问题。
由于厂主们公开怠工，拒绝发给工人工资，在最近一次全厂大会上工人坚决主张把工厂掌握在自己手里。工人监督已无济于事，需要釆取比较坚决的措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不会赞成这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否适时？”我这么想。
斯莫尔尼宫——这个革命的司令部被严密地守卫着。警卫员认真地检査了我的证件，要我出示党证。然后一个扛着枪、背着子弹袋的水兵带着我，通过斯莫尔尼宫走廊，来到尼·伊·波德沃伊斯基[1]办公室。当时波德沃伊斯基负责处理军事方面的问题，因此，我向他详细地谈了城里的情况和顿巴斯总的形势。
当尼·伊·波德沃伊斯基知道我是受马利乌波尔工人的委托来到彼得格勒时，便答应只要他一有空便领我去见弗·伊·列宁。
记得，我轻轻地走进那间用木板隔着的屋子，看到列宁坐在屋子最里面的一张桌旁。我进去后列宁便站起来和我打招呼说：
“我已经听说，您，瓦尔甘诺夫同志，是马利乌波尔苏维埃主席、市党委会主席。与组织赤卫队有关。请您谈谈这次来彼得格勒的原因。老实说，同俄国的南方联系十分困难，而顿巴斯不生产煤啦！”
“这是真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利乌波尔的一些工厂发生煤荒，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厂管理人员人为造成的。我们呼吁尤佐夫卡的工人实行无产阶级的团结，这样，他们给我们运来了一车皮的煤和焦炭，所以我们暂时还有活干。我们的困难在别的方面。9月，我们的苏维埃刚刚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厂主们就不给工人发工资。各银行都没钱。资本家早就把自己的资金提走了。工人家里贫困极了，仅有的旧衣服也拿到市场上出卖了。我们已经把收购商、投机商围捕起来，没收了他们敲诈来的衣物，并把它们还给了工人。”
列宁的脸色沉了下来，他严厉地朝我望了望。
“瓦尔甘诺夫同志，您使我感到惊讶！您是工人政权的代表，怎么竟能容忍工人挨饿呢？您对资产阶级和工厂管理人员太姑息了，而不利用自己的权力。要知道，你们这个县是有油水的，有许多有钱的德国移民和希腊富农！而您忽略了钱的问题，让资本家从银行的账户里把款子提走！现在您究竟打算怎么办？”
列宁的这些尖锐而公正的指责使我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我连忙把我们已经采取的措施说了一下：通过了关于冻结资产阶级勒索的钱财的决定；禁止使用工厂的物质财富和原料；铬和镰的仓库由赤卫队站岗保卫；安排生产一些小农具，用它们来换取粮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脸上的表情变得温和起来了。
“这么说，您那里有铬和镍？这很好。就凭铬和镍您可以向我要钱，我们可以帮助您。而銘和镰请运往彼得格勒。这种金属是革命的战略原料哩！请到哈尔科夫银行去取款。”
然后列宁把话题转到了工厂的前途这个问题上。
“我们的同志觉得你们忽视工人的监督，一下子就决定将两个厂国有化了。请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决定！”
我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彼得格勒的尼科波耳厂管理委员会下令关闭炮弹车间，厂主不付工资就把三千工人解雇了。他们说，让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去安置这些工人，愿付多少工资就付多少吧！
“那么，你们究竟怎样安置这些工人的呢？”
我说，这个车间的工人，经必要的审查后，几乎全部编入了赤卫队，调到营地去受军训。领导军训的是一些同情苏维埃政权的军官。当然，这一切也并非完全顺利。工人对管理人员的粗暴行为恼火极了。有一次，炮弹车间的工程师亚辛斯基按照老习惯又动拳头打人，工人用手推车把他运走，差点给处决了。我们总算及时防止了这一事件的发生。但是，正如所料，孟什维克大肆渲染这一事件，他们当中有个叫斯卡维什的，提出要把炮弹车间的所有工人逮捕起来，否则就宣布全体职员罢工。坦白地说，工人对工程师采取的自发行为使我们很为难，因为这件事在厂里越闹越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注意地听我讲完之后，要我放心，他说：
“这是资本家和他们的帮凶——孟什维克恶意的挑衅。他们需要寻找借口来关闭工厂。”
“我们最后终于明白了，便向职员们声明，如果他们宣布罢工，没有他们，我们也能行。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切事件发生后，工人都请求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解决‘尼科波耳’、‘普罗维丹斯’这两个厂连同它们的矿场国有化问题的原因。”
“那么，工人已经学会管理工厂了吗？”列宁问。
“当然学会了。从管理人员开始怠工、采取‘意大利式的罢工’起，工人通过厂委员会和车间委员会自己管理工厂和车间，并不比旧管理人员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明显地高兴起来。然后话题转到军事方面。我在回答列宁的详细提问时，谈了一个想法：最好在马利乌波尔适当地建立一些基本的革命队伍来保卫南方顿巴斯。这就需要给马利乌波尔派一名军事政委。
显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同波德沃伊斯基商量妥候选人了，因为列宁一下子就说出斯塔姆鲍的名字。
列宁补充说：“中央委员会建议派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2]到乌克兰去，您应该给他军事援助。顺便问一下，瓦尔甘诺夫同志，如果不是现在，而是过些时候，派您去担任南方顿巴斯陆海军事务委员会政委，您看怎样？”
我回答道，对我来说党的委派就是法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了，要我喝茶。
“也许，路上饿了吧？”
喝茶的时候，列宁继续问我：
“在马利乌波尔是怎样做到不流血而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那里是不是有民族主义的部队、社会革命党的民团和他们的民警？请您详细谈谈。”
我叙述了下面这件事：图拉冶金厂给师长（马利乌波尔第二十四兵团属这个师）运去了几车箱的步枪、手枪和子弹。我们从图拉兵工厂的布尔什维克那里知道了这件事，便试图在萨尔坦站截获这批武器。但是，当我们运送大车上的武器，并夺走时，乌克兰拉达的士兵把我们包围了。这时，党委会立即组织了一万名工人队伍，紧急集合，开进城去，要求归还武器。我们派了五千名妇女到各营房去说服士兵不要向工人开枪，并转移他们对游行的注意力。工人用短木棒“武装起来”。这些木棒象真的手榴弹，都是工人自己在车间里一点一点做起来的。进城时，我们开始不断地发号令：“掷弹手们，冲啊！准备投掷！”几千只握有“手榴弹”的手向上举了起来。这时军官们和士兵们吓得退到两旁，我们迅速地拦腰截断这个城，占领了两条街，畅通无阻地进入资产阶级中央拉达的大厦，向拉达提出将武器归还给苏维埃的要求。丧魂落魄的拉达从营房把步枪归还给了我们。这件事正合我们的心意，因为我们借敌人的自我解除武装而武装了自己，获得了近一千枝步枪，我们便回到工厂。火药库早已被我们夺了过来，这意味着，炸弹和子弹都足够了。就在这天夜里，武装的赤卫队和工人占领了市内所有的机关，解除了乌克兰反革命士兵连的武装。师长达季阿尼公爵被带到军事革命委员会，签署事先准备好的关于消灭团司令部、交出剩余武器的命令，然后被勒令立刻离城。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列宁大笑了起来，说道：
“就是说，掷弹手们，冲啊！啊，他们不会饶恕你们这个骗局的！”
“是的，不会饶恕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我们知道，并准备对反革命开战！早在9月建立、武装起来的赤卫队在我们这次胜利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我是不是出生在马利乌波尔，怎样成为布尔什维克的。
我回答说，我出生在卡卢加省，在学校时开始读了一些革命书籍，打1914年起，从马凯耶夫卡参加革命运动的。来到马利乌波尔时是个布尔什维克，1916年领导了那里的罢工，被捕了，给送到惩罚连。参加过莫斯科的二月革命，以后又回到了马利乌波尔。
“瓦尔甘诺夫同志，您知道，要请您到塔干罗格去，同城里的布尔什维克一道，也要象在马利乌波尔那样，不经流血而消灭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苏维埃。可是，对付哥萨克，得加小心！”
我回答说，如果需要，我就去。
“好吧，再见，祝您成功！代我向马利乌波尔的工人致敬！”
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第一次会见就这样结束了。这次会见决定了我以后若干年的活动：参加建立顿巴斯苏维埃、参加国内战争。列宁当时给我进行的阶级斗争教育，我永远铭记在心，就象铭记列宁的善于无微不至关怀每个人，善于鼓舞每个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一样。
在斯莫尔尼宫事情办得很快。离开弗·伊·列宁时，我领到了一张去哈尔科夫银行取款的大额支票，一份中央委员会给塔干罗格市委会的委任书和一张注明在列宁那里呆过的出差证件。
马利乌波尔的工人决定将“尼科波耳”、“普罗维丹斯”这两个第一批国有化的工厂命名为伊里奇冶金厂。这个名称一直保留到现在。
载于《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回忆录。1900—1922年）》1963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329—332页
[1] 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Подвойский，1880年2月4日——1948年7月28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10—1914年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先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领导了十月革命。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退休。
[2]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1883年3月9日——1938年2月10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属孟什维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间曾领导波兰和克里米亚的起义。革命失败后被捕，被判处二十年苦役。1910年越狱后流亡法国。一战爆发后参加布尔什维克。1917年5月回国，在十月革命期间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率领赤卫队攻占了冬宫。内战期间在南俄和乌克兰等地指挥红军作战。内战结束后曾接近托洛茨基，并曾担任过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波兰大使。1934年5月至1936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任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1937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2月遇害。1956年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