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胜利后，过了两个半星期，筹建红军的事有了初步打算。12月8日在原陆军部长住宅召开了第一次有总参谋部的一些代表参加的部务委员会会议，讨论未来军队的结构问题。会上宣读了总司令部总管理局就这个问题专门准备的报告，并对报告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会上，有人建议在各路部队中留用一定数量的旧军队，利用这批力量，可以不再动员全体居民，对这一建议争论得特别激烈。争论中出现与这个提议相反的看法，认为要建立红军就没有必要保留旧军队，而在地方上从受过一定军训、能与人民休戚与共的地方居民中组成新的、有组织的队伍。
六天后，即12月14日，在有来自前线代表参加的一次会上，这个提议被否决了，提出建立完全特殊类型的军队的问题，好象是“社会主义近卫军”，仅仅由工业区的工人组成，而没有农民参加。但是，三天后，这个提案也被否决了。12月17日召开了第三次部务委员会会议，参加的人有总参谋部的代表和复员委员会的代表。很明显，在普遍疲惫的情况下，复员结束后该服役的部队的军事整编工作，只有在人们志愿服役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只有在志愿者人数不足的情况下，才应该动员主要是一些年纪轻的人服役。
这个提案刚拟定，就发生了意外事件，不得不对它作极重要的修正。12月22日，就在第三次会议后的第五天，从尼·瓦·克雷连柯[1]的最髙统帅部直接来电说：运输情况极糟，前线粮食奇缺，士兵大批跑往后方，还有罗马尼亚对我部队的威胁，只得将罗马尼亚前线的部队稍往后方转移，以便很好地安排他们，供应他们粮食，这样才能制止住士兵不再擅自离开前线，同时使部队靠近他们的供应点，以便减轻铁路运输工作。
电报的事已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汇报。问题很严重，因此，列宁想听听军事专家的意见，决定就在12月22日（旧历）晚七时在彼得格勒原陆军部长住宅（莫伊卡，十七号）召开会议，这里曾是陆军总部部务委员会的办公室。我作为陆军部事务主任、总司令部总管理局参谋长及部委会的总顾问也被邀请参加了会议。
我和我的助手在规定开会时间之前老早就来到了，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比我们来得还要早。我们在陆军部长家楼下一间住房碰见他，房间不大，陈设简陋，一张破沙发，一些普通的软家俱和一张椭圆形桌子。大概，这里过去是陆军部长的值班副官住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站在房间当中吊灯下看一份文件，我们进来，他就停下来，亲切地和我们每个人握手，注视着我们。随后他在沙发上坐下，建议大家在桌子周围就坐。会议便开始了。
在波德沃伊斯基[2]同志宣读了克雷连柯的来电后，列宁建议首先让军事专家们发言。我和我的几位助手先后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对于执行克雷连柯同志拟订的措施来说，即使不是阻力，那也是相当大的麻烦。我们认为：第一，在电报中所描述的情况下，要阻止部队大批涌往后方是困难的，何况事先在后方没有作好相应的防线；第二，撤往后方时，要迅速搬运那么多的集中在前线的军用储备物质是不可能的，而不运走的话，这些东西就会白白地落到敌人手里。
后来，经过交换意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不要离开部队已占领的前线。但是，这样一来，自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究竟怎样来稳定克雷连柯所指出的前线不稳定的局面。关于这个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作出决定：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整顿运输；而为了鼓舞部队的士气，则必须向前线部队注入新生力量。为此，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尽可能在八至十天内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个区现有的赤卫队开赴前线，并且就在这两个区，但主要在莫斯科区，立即着手组织赤卫队的新队伍，总共达十个军团，或三十万人。同时从前线把一些经士兵委员会专门推选出的代表请来作为新编部队的教官，共计步兵教官四百名，炮兵教官一百名。
就在第二天，各地接到有关命令。但是采取的措施还是临时性的。在乌克兰、顿河已爆发了国内战争，而沙皇的军队在不断地瓦解。这就迫切需要建立新的武装力量。因此，会议过程中谈到前线今后的命运时，列宁提出立即着手建立红军的这个决定就成了十分自然的事了。会上提出为建立红军成立《全俄红军建军委员会》。至于红军的建军基础问题，列宁建议要仔细讨论，并准备一个相应的法令草案。会议到此结束。
还留在俄国的一些外国军事代表一听到要建立新的军队的消息，他们便急于利用这一机会，到最高统帅尼·瓦·克雷连柯那里代表他们的政府向他提出愿提供建立新军队所需的经费，只要这个军队反对德国人。他们的提议被克雷连柯同志拒绝了。
我似乎可以结束自己对红军实际成立时刻的回忆了，但我还想谈谈这次会议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现在，相隔差不多二十年了[3]，会议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好象是昨天发生的一样。首先产生的一个强烈印象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个人的感染力、他对周围的人亲切、友好的态度、他那善于很快抓住问题实质的才能和他简洁、中肯的意见。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那谦虚、朴实，同时对整个局势所抱的非常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不由地回想起旧时代这种小范围的部长级会议情景。我因担任门的内哥罗军的教官和组织者（我在这个军队呆了十二年，1903—1915年），根据门的内哥罗国公爵的，以及国王的各种军事要求，我多次从策蒂涅被召到彼得堡来作决定。我还记得这些会议形式上很隆重，在一间吊灯照得很明亮的大房间里，四、五个部长坐在一张铺上红台布的桌子旁开会。我脑海中浮现出参加类似会议的这几位人物的身影：有象夜莺般说得娓娓动听的科科夫策夫[4]、有摇身一变而成为贵族的伊兹沃尔斯基[5]、还有自负的、却要等提示来发表自己见解的苏霍姆林诺夫[6]。如今我参加了伊里奇主持的会议之后，这一切显得多么贫乏无聊！
大家知道，1月15（28）日的法令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校阅，颁布后红军就开始逐步建立起来了。
载于《周刊》杂志1968年1月7日第2期第8—9页
[1]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柯（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рыленко，1885年5月2日——1938年7月29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1年起先后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1916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第11军委员会主席，后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期间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俄军总司令。1918年5月任最高革命法庭主席。1922—1929年在大学任教。1931—1938年任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1月被捕，7月遇害。1955年平反。
[2] 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Подвойский，1880年2月4日——1948年7月28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10—1914年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先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领导了十月革命。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退休。
[3] 回忆录写于1936年。——编者注
[4]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科科夫策夫（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оковцов，1853年4月6日——1943年1月2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73年起在俄罗斯帝国司法部工作。1895—1896年任副国务秘书。1896—1900年任财政部副部长。1900年起任参议员。1902—1904年任国务卿。1904—1905年、1906—1914年任财政部长。1905年起任国务院议员。斯托雷平遇刺身亡后，于1911—1914年任首相。二月革命后退休。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1943年死于巴黎。
[5] 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伊兹沃尔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Извольский，1856年3月6日——1919年8月16日），俄国外交家。1875年起在俄罗斯帝国外交部工作。1894—1897年任驻梵蒂冈大使。1895年起任国务委员。1897年任驻塞尔维亚大使。1897—1899年任驻巴伐利亚大使。1899—1903年任驻日本大使。1903—1906年任驻丹麦大使。1906—1910年任外交部长。1909年起任国务院议员。1910—1917年任驻法国大使。二月革命后流亡法国。内战期间支持白军，号召协约国武装干涉。1919年死于巴黎。
[6]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洛维奇·苏霍姆林诺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ухомлинов，1848年8月16日——1926年2月2日），1909年3月至1915年6月任陆军大臣，1915年因卷入米亚索耶多夫案件，而被撤职，1916年4月被正式逮捕，后改为软禁。二月革命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5月1日获释，同年9月移居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