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政府被推翻后，逃跑了的克伦斯基于10月27日率克拉斯诺夫的匪徒向彼得格勒进犯，与此同时克伦斯基的忠实走狗——一批亡命之徒从前线往卢加附近窜动。
军事革命委员会在斯莫尔尼宫迅速组织了战斗队反击克伦斯基。而普梯洛夫厂的工人没等彼得格勒发出总动员，他们自己就组织了赤卫队，直接从工厂出发，有的乘火车、有的步行到西方战线、到红村、到塔伊查、到卢加抗击反革命军。
我带了一支队伍在卢加附近呆了好几天。在卢加的丛林里我们曾遇到克伦斯基匪军，我们暗中向他们开枪射击，他们象老鼠似地吓得逃跑了。但是我们的大炮瞄准镜不够，缺乏野战军联络用的电话线和电话机，我们预料到还会同在加特契纳的克伦斯基匪军干起来。
当时，安东诺夫—奥弗申柯[1]（他曾是一个区的指挥员）赶紧派我到普梯洛夫工厂去设法取瞄准镜和电话设备，火速给前线送去。我回到彼得堡，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当同志们在准备这一切必需品时，我在厂委会办公室值班。
快到10月30日[2]，午夜一点钟光景，我和奥戈罗德尼科夫[3]同志在厂委会办公室值班（这里过去是普梯洛夫工厂的车库），我俩攀谈起来。院子里又湿又冷。我们饿了，就用我那只军用饭盒在炉子上煮土豆，这些土豆是工厂种菜的给我们送来的。我们热好茶，边喝、边谈。我讲述着前线打仗的事。
突然，隔壁外间出现了两个人，不知从哪里来的。一个身穿皮上衣，皮长裤，脚上穿的是俄国式的靴子，腰间挎着一支手枪；另一个中等个子，穿的是秋大衣，衣领竖着，头戴鸭舌帽。他们悄悄地进屋，向我们桌前走来，我们也迎面向他们走去。
现在我记不清了，他们中另一位是谁，是波德沃伊斯基[4]，还是穆拉诺夫[5]，但是，穿秋大衣的是列宁。
我们有些紧张了，为什么这么晚伊里奇还来工厂。起先，我们以为是什么特别不幸的事使他到这里来的。
他们走进我们房间，伊里奇便开始详细询问：
“厂里情绪怎样？”
“工人对夺取政权有什么反映？”
“工人上没上前线？”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表现如何？”
“你们那里粮食情况怎样？”
“厂里有没有燃料？”
“你们派了多少队伍去前线？”
“他们的装备好不好？打仗行不行？他们有没有惊慌不安的情绪？”
我们向他一一解说了：厂里情绪很好，大多数工人已被派往前线。起先武器不够，但现在已经足够了。我们还组织了补充队伍。用运煤的普尔门式车皮和厂里现有的特种钢制造了一辆相当好的装甲列车。
这时，我还向列宁补充道：
“我是来取前线需要的瞄准镜和电话通讯材料的，明天就把这些东西带回部队。”
然后，我们请列宁喝茶，吃煮熟了的土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许，您想吃点什么了吧？”
他欣然同意了。
“好吧，一块来吃。”
他吃了土豆和面包，喝了杯茶。因此，我可以说，他是饿了。我看他吃得很香。很明显，他好久没吃东西了，一直在忙一些最最重要的事情。
当我们问起他来厂里的原因时，他向我们说明，是从前线回来的。
“我在红村奥弗申柯那里，顺路来到这里，想了解一下普梯洛夫工厂的情况。”
我们四人坐在一起，伊里奇和我们谈了半个小时。
关于列宁在普梯洛夫厂委会办公室吃土豆这件事，现在全厂的工人都知道。
伊里奇热情地同我们告别时，已经很晚了。他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祝我们成功，并深信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我们送列宁到厂门口，出了车库的边门才和他分手。
然后，我们回到了厂委会办公室，这次会见使我们心里都充满了异乎寻常的喜悦。
载于《工人关于列宁的故事》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作序，叶·雅罗斯拉夫斯基写绪1934年莫斯科工会出版社版第83—84页
[1]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1883年3月9日——1938年2月10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属孟什维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间曾领导波兰和克里米亚的起义。革命失败后被捕，被判处二十年苦役。1910年越狱后流亡法国。一战爆发后参加布尔什维克。1917年5月回国，在十月革命期间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率领赤卫队攻占了冬宫。内战期间在南俄和乌克兰等地指挥红军作战。内战结束后曾接近托洛茨基，并曾担任过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波兰大使。1934年5月至1936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任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1937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2月遇害。1956年平反。
[2] 1917年10月28—29日夜。——编者注
[3] 费奥多尔·叶夫兰皮耶维奇·奥戈罗德尼科夫（Фёдор Евлампиевич Огородников，1867年6月4日——1939年3月3日），苏联军事历史学家。1887年入伍。1904—1907年任俄国驻天津领事馆武官。一战期间历任第22军团参谋长、第10军团司令、第26师师长。第125师师长。二月革命后任第17军团司令，参加了克伦斯基攻势，战役失败后转入预备役。科尔尼洛夫叛乱失败后，出任西南阵线司令，在任期间释放了支持革命的士兵，全面清洗支持叛乱的军官。1918年2月加入红军。1919—1920年任白海区军事委员会主席。1920年起在红军军事学院任教。1931年被短暂监禁。1932—1939年期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任教。1939年逝世。
[4] 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Подвойский，1880年2月4日——1948年7月28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10—1914年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先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领导了十月革命。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退休。
[5] 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穆拉诺夫（Матв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уранов，1873年11月29日——1959年12月9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2年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协助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在《真理报》夺权，主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统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同时反对《四月提纲》。1917年8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前后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年11—12月任苏俄副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苏联最高法院成员。1934—1937年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1939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