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伦斯基[1]匪徒已逼近彼得格勒。刚建立起来的工农共和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局势。我们已全副武装，把一切能够捍卫共和国事业的人力、物力都调往前线。可是，我们有些部队还很混乱、指挥不力、领导军事行动不一致，这一切使我们的努力全都化为乌有。在我军被切断联络的情况下，敌人尾随我后撤部队将毫不费劲地攻入首都。疲惫而沮丧的司令员安东诺夫同志好容易才弄明白事情的真相。
在这困难的时刻，列宁同志出面领导了。
1917年10月26日，我们着手召集士兵，赤卫队，准备整团整团地派往前线。斯莫尔尼宫真成了兵营。在那里把派来的工人迅速编成队伍，马上发给他们军服和武器，确切点说，给他们穿上军大衣，发给子弹带、背包、子弹。许多工人第一次列队，第一次拿枪。
前线的消息我们知道得不多，大家都知道丘德诺夫斯基同志的先头部队无法完成所交给的任务。
安东诺夫同志到了前线，看到那里乱糟糟的，一片紊乱，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我们把布尔什维克的一些军官和士兵召集起来，讨论我们面临的这一严重局势。在我军被切断联络、指挥人员不可靠的情况下，敌人只需用一股极小的力量就能轻易地击溃我们；同时，部队的撤退会引起慌乱，在慌乱中彼得堡有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
显然，列宁同志非常密切地注视到克伦斯基的进攻和白匪的暴动，因此，他量切合实际地分析了我军阵地的紧急形势。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他和斯大林、托洛茨基一同来到军区司令部。他把我、安东诺夫和梅霍诺申[2]叫去，要我们向他详细汇报有关局势的情况、我军力量的部署，敌人的力量和我们的作战计划。
当我问到他们这次来的用意——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有别的用意时，列宁同志简单而坚定地回答说：
“不是不相信，只不过是工农政府想要知道它的军事当局是怎样行动的。”
这时，我第一次感到，我们有专政，有坚强有力的工人政权。同时，我明白了，我是一个对工农负责的政权代表，而不仅仅是工作人员，我自己就是专政机关的一个成员，应该服从无产阶级政权，随时随地都要向以人民委员会为代表的整个无产阶级专政负最大的责任。
安东诺夫同志开始谈总的作战计划，并在地图上指点我军的部署和敌军大致的部署。列宁同志注视着地图。他以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和统帅的敏锐眼光要求解释下面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个据点不防守？为什么那个据点不防守？为什么不采取那个步骤，而采取这个步骤？为什么不请求喀琅施塔特方面的支援？为什么不详细分析某个阵地？为什么不切断某个通道？
列宁同志的这一深思熟虑的、严密的分析给我们指出了，在一系列问题上我们确实是疏忽大意，没有表现出紧急时刻所必须有的那种异乎寻常的主动性。我们只是跟在群众后面走，而没有做出使我们能成为群众的领袖和统帅所应该做的事……
休息了片刻，同司令部的同志交换了意见之后，我到列宁跟前向他表示，愿意承担消除前线严重局面的任务，并希望能将红色彼得堡的力量组织起来。第二天大约十二点钟，列宁同志到司令部来找我，要在我的办公室给他放一张桌子，并说，他想随时了解情况。
列宁同志在处理组织问题时，每隔五至十分钟派人来支援我：一会儿是负责供应的人员，一会儿是做动员工作的人员，一会儿是承办具体事务的人员，一会儿又派飞行员、宣传员来。他渐渐沉浸在工作中，不知不觉走出了我的办公室，直接给这个或那个同志发指示。
工作忙起来了。但是列宁同志并不满意，因为在他看来，工作进行得还缓慢，不果断，效率不高。因此他亲自把各工厂组织的代表叫到自己办公室来，向他们了解工人的武装、技术设施等情况、了解大致可以从他们那里弄到什么东西用来防卫，以及他们的工厂能为防卫做些什么。了解之后，立即发布命令，命令普梯洛夫工厂工人把机车平台安上装甲、把该厂现有的大炮拉出来，将掩蔽所用的木头[3]运往阵地；命令纳尔瓦区征用马车夫的马匹拖运工厂现有的四十门大炮。委员们被派到各工厂、各组织去向他们取防卫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下午三至五时期间，我同列宁争执了好几次，对他“独揽”工作表示反对。我的意见他似乎接受，但过了一会儿就忘记了，忽略了。实际上已形成了两个司令部：一个在列宁的办公室，另一个在我的办公室。列宁办公室的司令部象是不固定的，因为列宁同志在我的办公室有张办公桌。但是列宁去得比较多的是他自己的办公室，各种工作人员奉他的命令不断来到这里。因此，他去得越勤，临时下达的命令就越多，多得一个接一个。的确，他的命令既不涉及打仗，也不涉及部队，而只是为防卫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可是，工作中两套班子并存的现象使我实在吃不消。最后，我强烈要求列宁同志解除我的指挥工作，当然，我这个要求是完全错误的。
列宁同志发火了，他还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的脾气：
“我要把您交给党的法庭，我们要处决您。我命令您继续工作，并且不要妨碍我工作。”
直到第二天，我才领会到列宁同时进行这些工作的整个意义。特别是在我看到列宁召集的工人组织、区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工会和部队的代表会议产生的效果之后，我才更加了解列宁工作的重要性。这次会议列宁命令我也参加。
在这里我认识到列宁同志的力量所在。在紧要关头，他能使思想、人力、物力作到最大限度的集中，而我们往往精力分散，在调度和使用力量方面没有计划，结果造成步调紊乱，造成群众情绪的不稳定，因而使群众不能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并缺乏坚定的信念。
载于普·勒·美舍利亚科夫作序并编辑《论列宁。回忆录》第1卷1925年莫斯科国家出版社第2版第120—123页
[1]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2] 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梅霍诺申（Константи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ехоношин，1889年11月11日——1938年5月7日），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5年入伍。二月革命后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1917年7月流血事件后被捕。10月获释，随即成为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积极参与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7—1918年任副军事人民委员。1918年参与平息穆拉维约夫叛乱。1918—1919年任苏俄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曾与斯大林发生冲突。1919年任里海—高加索阵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0年4月参与颠覆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政府。1920年6—12月参与苏波战争。1926—1927年任苏联驻波兰武官。1931—1934年任交通人民委员会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3] 掩蔽所用的长方木。——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