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这篇短文里写一点回忆，记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十月的日子里的生活。
起义前不久，我在维堡区曾经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过面，那时他已经从芬兰回到俄国。列宁在促使加快起义，他非常注意研究那时候彼得格勒的力量对比，研究准备起义的具体问题。10月10日（23日）列宁第一次参加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苏汉诺夫[1]的住所里）。10月16日（29日）他出席了在列斯诺伊区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还邀请了一些同志参加。这两次会议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会上最后决定了有关起义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0月24日（11月6日）夜里来到斯莫尔尼宫。在那个夜晚，包括列宁在内的全体中央委员会委员都在斯莫尔尼宫的第十四号房间里过夜，他们有的躺在地板上；有的睡在椅子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攻占冬宫的事催得很紧，当他得不到有关进攻进展的消息时，他对大家，几乎对每个人都催得很紧。10月26日（11月8日）晨，他第一次出席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会议。
起义之后，当工人、水兵和士兵们犹如汹涌澎湃的革命巨浪涌向斯莫尔尼宫的那些难忘的日子里，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们每天都在斯莫尔尼宫里同列宁见面；有时候一天见面几次，那时彼得格勒附近大炮轰鸣，前卫战已经打响了，后来这竟成了延续整整三年的极其激烈的国内战争。
无论如何必须取得胜利，这是群众的伟大的意志，列宁当时就是这种意志的体现者。他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猛烈地抨击了动摇分子，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撇开。作为起义的领导者，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专注地考虑正在出现的局势，并且坚定地引导起义走向胜利。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他双手紧紧地反剪在背后，一边在走廊里踱步，一边跟同志们热烈地进行交谈。
在这伟大变革的日子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活跃，很兴奋；他神采奕奕，不屈不挠，充满信心，坚定不移。
当时党内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认为其中有一点需要谈一谈，即关于确定党中央委员会十月路线的最后时刻的情况，因为这个时刻同时也是同反对十月革命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斗争的最后一个阶段。10月25—26日（11月7—8日）以后，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玩弄起妥协的拖延把戏来了，妄想把我们布尔什维克也牵连进去。
关于这个情况我们在第二期《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通报》里看到是这样写的：“全俄铁路工会要求成立社会主义联合内阁；如果敌对方面拒绝执行这一要求，铁路员工将举行总罢工。成立了协商委员会，参加的成员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各党派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拯救革命委员会、铁路工会、邮电职工工会”。这个“协商委员会”在10月30—31日和11月1日期间喋喋不休地在议论关于成立“由所有苏维埃党派组成的社会主义政府”的问题。
伊里奇讨厌这种无聊的拖延，他果断地决定要结束一切犹豫动摇。11月2日（15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里，列宁尖锐地抨击了“对苏维埃中少数派的最后通牒和威胁”让步的政策，并且希望“所有的怀疑分子和动摇分子抛弃一切动摇，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地支持这个政府的活动”。[2]但是缺乏信心的人、机会主义分子和怀疑分子无视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见，继续釆取有利于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的妥协路线。于是，列宁在11月3日（16日）起草了给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对妥协和犹豫不决的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声明写好后，他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一个个单独地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向他们介绍声明原文，并且要他们签名。大多数中央委员会委员都在声明上签了名。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11月4日（17日）宣读了这份声明。
声明指责少数派的代表“始终执行显然是反对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瓦解我们自己队伍的政策，在必须表现最大的坚定性和不可动摇的时刻，他们却引起了动摇”。
声明接着指责当时的反对派，说它“想用纠缠的办法夺取党的机构，在党的工作的最近结局将决定党的命运、革命的命运的时刻，对党的工作实行怠工”。由于深信全党会一致拥护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中央委员会委员在自己的声明里写道：
“党就必须坚决地请少数派代表在我们党组织范围以外进行他们的瓦解工作。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结局”。[3]
对此，反对派除了撤销自己中央委员的称号之外，找不出更好的办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上签了名，可是他们竟在十月革命以后，再一次玩弄十月革命以前的故伎：公然在阶级敌人面前反对党中央于这一年10月10日（23日）作出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
在十月的日子里，列宁坚定地引导群众走向胜利，同时为了党的团结和革命的胜利，他对机会主义者和破坏分子采取了极其不寻常的措施。
载于《列宁在苏维埃政权最初几个月里》（论文和回忆文集）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44—46页
[1]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苏汉诺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уханов，1882年11月27日——1940年6月29日），早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参加了1905年莫斯科武装起义。此后流亡瑞士。1913年退出社会革命党。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新生活报》编辑，并加入了孟什维克国际派。十月革命后曾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撰写了《革命札记》。1920年退出孟什维克。20年代在苏联政府任职。1930年因“孟什维克联盟局”案件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37年再次被捕。1940年遇害。后获平反。
[2]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59、260页。——编者注
[3] 同上，第261、262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