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
一
在论蒲鲁东主义者怎样解决住宅问题的那一篇中，已经说明小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大的直接利害关系。但是，大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颇大的、虽然只是间接的利害关系。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挤满了工人的所谓“恶劣的街区”，是不时光顾我们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发源地。霍乱、伤寒、肠热症、天花以及其他灾难性的疾病，总是通过工人街区的被污染的空气和混有毒素的水来传播病原菌；这些疾病在那里几乎从未绝迹，条件适宜时就发展成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越出原来的发源地传播到资本家先生们居住的空气清新的合乎卫生的城区去。资本家政权对工人阶级中间发生流行病幸灾乐祸，为此却不能不受到惩罚；后果总会落到资本家自己头上来，而死神在他们中间也像在工人中间一样逞凶肆虐。
当这一点由科学查明以后，仁爱的资产者便宽宏大量地争先恐后地关怀起自己工人的健康来了。于是就建立协会，撰写著作，草拟方案，讨论和颁布法律，以求根绝一再发生的各种流行病。对工人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设法消除最不能容忍的缺陷。特别是在英国，由于那里大城市最多，因而烈火已经烧到大资产者头上，已开展起大规模的活动；委任了调查劳动阶级卫生状况的政府委员会；它们的报告在精确、完备和公正方面胜过大陆上发表的一切资料，成了包含有或多或少严厉的干预措施的新法律所依据的基础。这些法律虽然也极不完善，然而还是远远胜过大陆至今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虽然如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还是产生出必须加以治疗的弊病，并且必然不断反复地产生，以致这种治疗甚至在英国也很难说有什么进步。
在德国，照例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使这里也长期存在的流行病的病源发展到可以把昏睡的大资产阶级推醒过来的危急程度。不过，谁走得慢，谁就走得稳当些，终于在我们这里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公共卫生和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文献，这些文献无非是从外国前辈，主要从英国前辈那里抄来的淡而无味的摘录，人们用响亮华丽的辞藻把它们打扮成高明见解来欺骗人。其中有一本书，就是埃米尔·萨克斯博士的《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1869年维也纳版)。
我之所以选出这本书来说明资产阶级对住宅问题的观点，只是因为它试图尽量包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资产阶级文献。我们的这位作者当作“资料”用的这些文献真是妙极了!从英国议会报告书，即真正的重要资料中，只提到了最旧的三篇的名称；整本书证明作者连其中一篇都从来没有看过；可是他却给我们介绍了一系列专讲空话的资产阶级的、好心的市侩的、虚伪慈善主义的著述：杜克佩西奥、罗伯茨、霍尔、胡贝尔的著作，英国社会科学(倒不如说胡说)大会的发言稿，普鲁士保护劳动阶级福利协会的会刊，奥地利关于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官方报告，波拿巴当局关于同一博览会的官方报告，《伦敦新闻画报》，《海陆漫游》，最后是一位“公认的权威”，一个具有“敏锐而务实的头脑”和“令人悦服的口才”的人物，——就是那位尤利乌斯·孚赫!在这个资料单中缺少的只是《凉亭》、《喧声》和射手库奇克。140
萨克斯先生为了使自己的观点不致引起误解，在第22页上声称：
“我们称之为社会经济学的，就是国民经济学说在社会问题上的运用，确切些说，就是这门科学为我们提供的用以达到下述目标的各种手段和途径的总和，这个目标就是：根据这门科学的‘铁的’规律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框架内使所谓的〈!〉无财产者阶级上升到有财产者的水平。”
我们且不去讨论这种认为“国民经济学说”或政治经济学一般说来不去研究“社会”问题而是研究其他问题的糊涂观念。我们要立即来研究主要点。萨克斯博士要求让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铁的规律”，让“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框架”，换句话说，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成不变地保留下去，而“所谓的无财产者阶级”的状况则应该上升到“有财产者的水平”。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不是所谓的无财产者阶级的存在，而是真正的无财产者阶级的存在。这个阶级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出卖，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工业资本家。可见，萨克斯先生所发现的新科学即“社会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找出一些手段和途径，在以占有一切原料、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这一方同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无财产的雇佣工人这另一方之间的对立为基础的社会状态内部，使一切雇佣工人都能变成资本家而同时又继续当雇佣工人。萨克斯先生以为他这样就把问题解决了。也许他会不吝赐教，给我们指出，法国军队中从老拿破仑时代起就有机会晋升元帅的每位士兵可以怎样变成元帅而同时又继续当普通士兵，或者给我们指出，怎样做到使德意志帝国的4 000万臣民都变成德国皇帝。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希望保全现代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同时又希望消除这些祸害。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他们想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见本选集第1卷第301和302页。——编者注。我们已经看到，萨克斯先生恰好也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认为解决了住宅问题便解决了上述问题；他所持的意见是：
“用改善各劳动阶级住房的办法就能有成效地减轻上述那些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用这种办法——仅仅用广泛改善住房条件的办法——就能把这些阶级的绝大部分人从他们那种常常几乎是非人生活的泥沼中，提升到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实实在在的高峰。”(第14页)
顺便说说，无产阶级是由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造成的，同时又是这些生产关系继续存在的条件，而掩饰这个阶级的存在是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因此，萨克斯先生在第21页上向我们说明：在劳动阶级中，除工人本身以外，按理解还应包括一切“贫穷的社会阶级”，“全体小百姓，即手工业者、寡妇、领恤金者〈!〉、下级官吏等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伸出了手!
住房短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怎样发生的呢?善良的资产者萨克斯先生可能不知道，它是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必然产物；这样一种社会没有住房短缺就不可能存在，在这种社会中，广大的劳动群众不得不专靠工资来过活，也就是靠为维持生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资料来过活；在这种社会中，机器等等的不断改善使大量工人失业；在这种社会中，工业的剧烈的周期波动一方面决定着大量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时地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并把他们抛上街头；在这种社会中，工人大批地涌进大城市，而且涌入的速度比在现有条件下为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最后，在这种社会中，身为资本家的房主不仅有权，而且由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责任从自己的房产中无情地榨取最高额的租金。在这样的社会中，住房短缺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这种现象连同它对健康等等的各种反作用，只有在产生这种现象的整个社会制度都已经发生根本变革的时候，才能消除。但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知道这点的。它不可能弄清楚住房短缺是现存条件造成的。因此，它别无他法，只好用一些道德说教来把住房短缺归之于人的邪恶，也就是原罪。
“所以在这里应当承认，——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多么大胆的结论!〉——过错……一部分应归之于渴望得到住房的工人本身，另一部分并且是更大的部分应归之于负责满足这种需要的人，或者应归之于那些虽拥有必要资金而根本不肯负起这种责任的人们，即各有产的上等社会阶级。后者的过错……就在于他们不愿意设法充分供应良好的住房。”
蒲鲁东曾把我们从经济学领域带到法学领域，而我们这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这里则把我们从经济学领域带到道德领域。这是很自然的。谁宣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铁的规律”不可侵犯，同时又想消除它的种种令人不快的但却是必然的后果，他就别无他法，只好向资本家作道德说教，而这种说教的动人作用一碰到私人利益，必要时一碰到竞争，就又会立刻烟消云散。这种说教同站在水池边的老母鸡向它孵出的在池中欢快地游来游去的小鸭所作的说教是一样的。虽然水里容易淹死，小鸭还是下了水；虽然利润不讲温情，资本家还是趋求利润。“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老汉泽曼早就这样说过141，在这一点上他比萨克斯先生见解深刻。
“良好的住房很贵，因此大部分工人都完全没有可能去享受它。大资本……对于建造供劳动阶级居住的住房望而却步……因而这些阶级由于需要住房而大部分落入投机活动的罗网。”
可恶的投机活动!大资本自然是决不会进行投机的!但是，阻止大资本在工人住房方面投机的不是什么恶意，而只是无知：
“房主根本不知道，正常满足住房需要……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他们不知道，当他们照例这样不负责地供给人们以恶劣的、有害的住房的时候，他们会使人们受到怎样的损害；最后，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对自己有什么害处。”(第27页)
但是，资本家的无知还要加上工人的无知，才能一起造成住房短缺。萨克斯先生承认，“最下层的”工人“为了不致露宿街头，总有必要〈!〉设法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过夜的地方，而他们在这方面是完全没有自卫能力和孤立无援的”，接着他对我们说：
“有个事实大家毕竟都知道，这就是，他们〈工人〉中间有许多人由于轻率，而主要是由于无知，几乎可以说是被巧妙地夺走其机体自然发展和健全生存所必需的条件，他们丝毫也不懂得合理的保健，特别是不懂得住房在这方面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第27页)
但是在这里，资产者露出马脚来了。资本家的“过错”不声不响地化为了无知，而工人的无知不过成了发生过错的根由。请听一听吧：
“所以，结果就是〈自然是由于无知〉只要能省一点房租，他们就搬进阴暗、潮湿、狭小的住房，简言之，搬进对种种卫生要求来说简直是一种嘲弄的住房……往往是几家人合租一处住房，甚至合租一个房间——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少花一点房钱，同时他们却又把自己的收入真正作孽似地挥霍在酗酒和种种无聊娱乐上面。”
工人“挥霍在烟酒上面”(第28页)的钱、“成天泡酒馆的生活及其种种悲惨后果，像铅砣一样一再把工人等级拖进泥坑”，——这确实像铅砣一样压在萨克斯先生的胃里。至于在现今环境下，工人酗酒，像伤寒、犯罪、寄生虫、法警和其他社会病害一样，都是他们的生活状况的必然产物，它必然产生，甚至人们可以预先计算出酗酒者的通常的人数，这一点又是萨克斯先生不可能知道的。不过，我以前的一位启蒙老师早就说过：“平民进酒馆，上等人进俱乐部。”这两种地方我都去过，所以能够证实这话是对的。
关于双方“无知”的这一套废话，归结起来无非是主张劳资利益和谐的老调，如果资本家知道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们就会为工人提供良好的住房，并改善工人的整个处境；如果工人认识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们就不会举行罢工，不会从事社会民主运动，不会参与政治，而会乖乖地听从自己的上司资本家。真可惜，双方都发现自己的利益完全不是萨克斯先生及其无数前辈在说教中所讲的东西。关于劳资和谐的福音到现在已经宣讲了50年了，资产阶级的慈善家为了通过设立模范设施来证明这种和谐已经花了不少钱，可是我们往下就会看到，实际情形在这50年内丝毫也没有改变。
我们的作者现在要来实际解决问题了。蒲鲁东要把工人变成自己住房所有者的计划是多么缺乏革命性，这仅仅从下面这个事实中就可看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早在蒲鲁东以前就已经尝试——并且现在还在尝试——实施这个计划。萨克斯先生也宣称，住房问题只有使住房所有权转归工人才能完全解决(第58页和第59页)。不仅如此，他一想到这里就感慨万端，写出了如下激动的文字：
“在人所固有的对于地产的眷恋中，在连现代剧烈的营利生活也不能使之削弱的本能中，潜藏有一种奇特的东西。这就是人下意识地感觉到地产这种家当意义重大。人一获得了地产，也就获得了可靠的地盘，仿佛在土里牢牢地扎下了根，因而每一家的经济〈!〉都在地产中获得最稳固的基础。然而，地产的赐福的力量还远远超出这些物质利益之外。谁有幸能把一块土地称为自己的东西，他就达到了可能想象的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他就有一个他可以独立自主地来支配的领域，他就成为自己的主宰，他就有了一定的实力，在困难的日子里就有了一个可靠的根据地；他的自我意识就生长起来。从而他的道德力量也随之生长起来。因此地产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深远意义的……这样一来，现在无可奈何地听任变动不定的市场行情摆布的、总是听从雇主的工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他会成为资本家，并且可以通过他因此而能够利用的不动产抵押信贷来避免失业或丧失劳动能力造成的危险。通过这种办法，他就会从无财产者阶级上升为有财产者阶级。”(第63页)
萨克斯先生大概设想人本质上就是农民；否则他就不会硬说我们大城市中的工人眷恋地产，而以前谁也没有在大城市工人身上发现过这种对地产的眷恋。对于我们大城市工人说来，迁徙自由是首要的生活条件，而地产对于他们只能是一种枷锁。如果让他们有自己的房屋，把他们重新束缚在土地上，那就是破坏他们反抗工厂主压低工资的力量。个别的工人也许偶然能卖掉自己的小屋子，但是在发生重大罢工事件或者工业普遍危机的时候，受牵连的工人的所有房屋都会上市出卖，因而这些房屋或者根本找不到买主，或者卖得远远低于成本价格。如果他们全都找到了买主，那萨克斯先生的全部伟大的住房改革便又告吹，只好再从头做起。不过，诗人总是生活在想象世界里的；萨克斯先生也是这样，他想象土地所有者已经“达到了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已经有了“可靠的根据地”，“他会成为资本家，并且可以通过他因此而能够利用的不动产抵押信贷来避免失业或丧失劳动能力造成的危险”等等。但是，让萨克斯先生去仔细看一看法国和我们莱茵河流域的小农吧；他们的房屋和田地都由于抵押而变成最沉重的负担，他们的庄稼在收割以前就已经属于债主，在他们的“领域”内可以独立自主地支配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高利贷者、律师和法警。这对高利贷者来说的确是可能想象的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而为了使工人能够尽可能快地把自己的小屋子交给高利贷者来独立自主地支配，好心的萨克斯先生就周到地告诉工人可以利用不动产抵押信贷。他们在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时可以利用这种信贷，而不必去加重济贫事业的负担。
无论如何，萨克斯先生现在已经把开始时提出来的问题解决了：工人因获得自己的小屋子而“成为资本家”了。
资本就是对他人无酬劳动的支配。因此，只有当工人把自己的小屋子租给第三者，并以租金形式攫取第三者的一部分劳动产品时，他的小屋子才成为资本。由于工人自己居住在屋子里，所以这屋子恰好就不会变成资本，正如我从裁缝那里买来的衣服一穿上身就不再是资本一样。拥有价值1 000塔勒的小屋子的工人，的确不再是无产者了，然而只有萨克斯先生这样的人才能称他是资本家。
但是，我们这个工人身上的资本家特征还有其另一方面。我们假定，在某个工业地区里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这已经成为通例。在这种场合，这个地区的工人阶级便免费享用住房；住房费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以内。但是，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任何降低，即工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任何长期降低，“根据国民经济学说的铁的规律”，也就等于劳动力价值的降低，所以归根到底会引起工资的相应降低。因此，工资下降的平均数量就会相当于节省下来的房租的平均数量，也就是说，工人住自己的房屋还是付了租金，不过不是像以前那样以货币形式付给房东，而是以无酬劳动形式付给他为之做工的厂主。于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储蓄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会成为资本，但这个资本不归他自己所有，而是归那个雇他做工的资本家所有。
可见，萨克斯先生甚至连在纸面上也没有能把自己的那个工人变成资本家。
附带说一句，上面所说的话对于终究会节约或降低工人生活资料费用的一切所谓社会改革都是适用的。如果这些改革能普遍推行起来，那时工资就会跟着相应地降低；如果它们始终只是个别的实验，那时它们作为个别例外而存在这个事实，就证明大规模实现这些改革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容的。我们假定，某个地方由于普遍建立消费合作社而使工人食品价格降低了20%；那么这个地方的工资经过一些时候就会降低将近20%，也就是说，降低的比率同这些食品费用在工人生活费用中所占的比率相一致。譬如说，假若工人在这些食品上平均花费自己一周工资的34，那么工资最终会降低34×20=15%。简要地说，只要这类节约性改革普遍推行起来，工人通过这种节约能缩减多少生活开支，他所得的工资也就会降低多少。如果每个工人能节约出52塔勒的独立收入，那么他的每周工资最后一定会降低1塔勒。总之，他越节约，他所得到的工资就越少。因此，他节约不是对自己有利，而是对资本家有利。还有什么办法能“最有力地激发他发扬……首要的持家之道，即节俭精神”呢?(第64页)
不过，萨克斯先生接着又告诉我们，工人成为房主，与其说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倒不如说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
“要知道，不仅工人等级，而且整个社会都极其关心的是，期望看到尽可能多的成员依附于〈!〉土地〈我很想哪怕是有一次看到处于这种状态下的萨克斯先生〉……假如……工人自己通过这种办法转变成有财产者阶级，那么使我们脚下燃烧的叫作社会问题的火山喷出烈焰的一切潜伏力量，即无产阶级的怨恨、憎恶……危险的错误思想……都一定会像晨雾碰到朝阳那样消散。”(第65页)
换句话说，萨克斯先生希望工人随着占有房屋而发生的无产者地位的改变，也丧失自己的无产者的性质，重新像他们那些也有过自己房屋的祖先一样成为恭顺的胆小怕事的人。这可能是蒲鲁东主义者们念念不忘的事情。
萨克斯先生以为他这样就把社会问题解决了：
“更加公平地分配财富，这个曾经有许多人怎么也猜不出的斯芬克斯之谜，现在不是已经成为可以捉摸的事实而摆在我们面前了吗?它不是因此已经脱离理想领域而进入了现实领域吗?如果这成为事实，那不就是达到了甚至连社会主义者中的最极端的派别也视为自己理论顶峰的最高目标之一吗?”(第66页)
真是幸运，我们总算攀登到了这个地方。这一声欢呼正是萨克斯先生这本书的“顶峰”，此后就又慢慢地往山下走去，从“理想领域”降到平坦的现实；而当我们到达下面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我们离开的那段时间里，这里是毫无变化，的确是毫无变化。
我们的向导为了让我们往山下迈出第一步，教导我们说，工人住房制度有两种：一种是小宅子制，每个工人家庭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而且可能还有一个小园圃，像在英国那样；另一种是营房制，每所大房屋中都住有许多户工人，像在巴黎、维也纳等等地方那样。介乎两者之间的是德国北部流行的制度。诚然，小宅子制是唯一恰当的和唯一能使工人得到自己房屋所有权的制度；营房制对健康、道德和家庭宁静来说确有很大的缺点，——但是可惜啊，可惜，正是在住房短缺的中心地点，在大城市里，小宅子制因为地价昂贵而不能实行，所以，如果那里不是修建大营房而能建造有4—6套住宅的房屋，或者运用各种建筑上的巧妙方法把营房制的最重大缺点消除，也就应该感到欣幸了(第71—92页)。
我们不是已经往下走了一大段了吗?把工人变成资本家，解决社会问题，使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房子，——所有这些都仍留在高高的“理想领域”里了；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是在乡间实行小宅子制，而在城市中尽可能把工人营房修造得还能过得去。
可见，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显然遭到了失败，由于碰到城乡对立而遭到了失败。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住宅问题，只有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从而可能着手消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达到极其尖锐程度的城乡对立时，才能获得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消灭这种对立，相反，它必然使这种对立日益尖锐化。对此，现代第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已经有正确的认识。在他们的模范大楼中，城乡对立已经不存在了。可见，这里的情形恰好与萨克斯先生所断言的相反：并不是住宅问题的解决同时就会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只是由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想解决住宅问题又想把现代大城市保留下来，那是荒谬的。但是，现代大城市只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消除，而只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件事一开始，那就不是给每个工人一所归他所有的小屋子的问题，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每一次社会革命起初都不免要接过现有的东西，并且凭借现有的手段来消除最难容忍的祸害。我们已经看到：把属于有财产者阶级的豪华住宅的一部分加以剥夺，并把其余一部分征用来住人，就会立即弥补住房短缺。
萨克斯先生接下来又从大城市的存在出发，长篇大论地论述应当在大城市附近建立工人移民区，并且描写了这种工人移民区的一切妙处，这里有公共“自来水、煤气照明、蒸汽供暖或热水供暖、洗衣房、干燥室、浴室等等”，还有“托儿所、学校、祈祷室〈!〉、阅览室、图书馆……葡萄酒和啤酒贮藏窖、豪华气派的跳舞厅和音乐厅”，还有传送到每所房子里、因此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生产从工厂重新回到家庭作坊”的蒸汽力，然而这套议论丝毫也不会使情况有所改变。他所描写的移民区是胡贝尔先生直接从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那里抄袭来的，并且由于把一切社会主义的东西一笔勾销而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然而正是因此就完全变成空想的了。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没有兴趣建立这样的移民区，并且除了在法国的吉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移民区；而且法国的那个移民区是由一个傅立叶主义者不是作为赢利的投机事业，而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实验建立起来的。并且这个移民区最后也完全变成了剥削工人的地方。见1886年巴黎《社会主义者报》142。同样，萨克斯先生也可以援引40年代初由欧文在汉普郡建立的早就不存在了的共产主义移民区“和谐大厦”143，来支持自己的资产阶级杜撰方案。
然而，这一大套关于建立移民区的议论，不过是一瘸一拐地试着再度快速登上“理想领域”，可是这一回也立刻又掉了下来。我们于是又大步走下山来。现在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
“雇主即厂主帮助工人得到适当的住房，或者是由雇主自己来建造住房，或者是供给地皮，借给建筑资金等等，鼓励和帮助工人自行建房。”(第106页)
这样一来，我们就又走出根本谈不上这一切的大城市而返回到乡村去了。萨克斯先生现在证明说：厂主帮助自己的工人得到勉强可用的住房是合乎自己的利益的，一方面因为这是有利的投资去向，另一方面也因为这必然会
“提高工人的生活……一定会使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劳动力跟着提高，这自然……同样……是对雇主有利的。而这样一来，也就确立了关于雇主参与解决住宅问题的正确观点：这种参与是无形联合的结果，是雇主多半在人道意旨的外衣下对他的工人的身体、经济、精神和道德福利关怀的结果，这种关怀由于产生应有的结果，
即由于吸引和保持能干、熟练、勤劳、知足和忠实的工人，自然在经济方面得到报偿”(第108页)。
胡贝尔企图用“无形联合”见维·艾·胡贝尔《社会问题。四、无形联合》1866年北豪森版。——编者注的说法给资产阶级慈善家的呓语加上一层“崇高的意义”，但是这种说法丝毫也改变不了事实。农村大工厂主，尤其在英国，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也早就确信，修建工人住房不仅是一种必要的措施，不仅是工厂建筑蓝图本身的一部分，而且还带来丰厚的收入。在英国，许多村落就是这样产生的，其中有一些后来已经发展为城市。可是工人并不感谢仁爱的资本家，很早以前就对这种“小宅子制”提出了非常严重的抗议。问题不仅在于他们必须为房屋付出垄断价格，因为厂主没有竞争者；而且在每一次罢工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无家可归，因为厂主当即把他们抛到街头，使得任何反抗都极难进行。至于详细情形，可以参看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224页和第22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68—470、473—474页。——编者注。但是，萨克斯先生认为这种论据“几乎不值一驳”(第111页)。难道他不是想使工人拥有自己小屋子的所有权吗?自然是想的。可是“雇主必须时时有可能随意支配住房，以便在解雇一个工人时能够为接替者提供住处”，所以……应该“事先约定，遇有这种情况可以取消所有权”(第113页)。在这一方面，英国资本家也不仅早已实现了而且还远远超过了萨克斯先生的全部宿愿。1872年10月14日星期一在莫珀斯，法庭为了审定议会选举人名册，必须就2 000名矿工申请把他们列入选民名册一事作出裁决。结果发现：依据这些人所在的矿场的规章，他们大多数都不是被视为他们所住的那些小屋子的承租人，而只是些被准许呆在那里的人，不经任何事先通知就可以随时抛向街头(矿主和房主当然是同一个人)。法官裁决说，这些人并不是承租人，不过是些仆役，因此他们无权列入名册(1872年10月15日《每日新闻》100)。
这次我们出乎意料很快就降了下来。起初是说工人有自己小屋子的所有权；随后我们得知，这在城市中办不到，只有在乡下才行得通；现在又告诉我们，这种所有权即使在乡下也只是“事先约定可以取消”的东西!由于萨克斯先生新发明了这种适用于工人的所有权，由于他把工人变成“事先约定可以取消”的资本家，我们就又平安地回到了平坦的大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研究资本家和其他慈善家在解决住宅问题方面实际上做了些什么。
二
如果我们相信了我们这位萨克斯博士的话，那么资本家先生们现在已经做了许多事情来消除住房短缺，并且这就证明住宅问题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得到解决。
首先，萨克斯先生给我们举出例子——波拿巴主义的法国!大家知道，路易·波拿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时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表面上是为了草拟关于法国各劳动阶级状况的报告，实际上是为了替帝国增光而把这种状况描绘成真正的天堂。而萨克斯先生就来引证这个由波拿巴主义的腐败透顶的工具所组成的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是因为它的工作成果，“据专门为此任命的委员会自己声称，对法国是相当完备的”!这些成果是什么呢?在提供信息的89个大工业企业，或者股份公司中间，有31个没有修建工人住房；在已经修建起来的住房中，据萨克斯先生自己估计，顶多能容纳五六万人，而且这种住房几乎都是一户两室!
不言而喻，任何一个资本家，如果被自己的生产条件——水力和煤井、铁矿矿层及其他矿山等等的位置——束缚在某个乡村地区，而又没有现成的工人住房，都不得不为自己的工人修建住房。但是，要把这一点看作存在“无形联合”的证明，看作“对这件事及其重要影响有更多理解的明显证据”，看作“大有前途的开端”(第115页)，——那要有根深蒂固的自我欺骗的习性才行。另外，在这方面各国工业家也因各自的民族特性而彼此有所不同。例如，萨克斯先生在第117页上向我们说：
“在英国只是最近才看得出雇主正在这方面加紧行动。特别是在乡下遥远的村落里……工人从最近的居民点到工厂去也往往要走很长的路，走到工厂时已经十分疲乏，工作时效率不高，这种情况就是促使雇主为自己的劳动力修建住房的主要原因。同时，对这种状况有较深刻的理解，因而或多或少把住房改革同其他一切无形联合因素联系起来的人，也越来越多；而这些繁荣移民区的产生正应归功于他们……海德的阿什顿、特顿的阿什沃思、贝里的格兰特、博灵顿的格雷格、利兹的马歇尔、贝尔珀的斯特拉特、索尔泰尔的索尔特、科普利的阿克罗伊德等等，都因此而在联合王国享有盛名。”
天真得令人起敬，无知得更加令人起敬!英国乡村中的工厂主只是“最近”才在修建工人住房!亲爱的萨克斯先生，不对!英国资本家不仅就钱袋来说，而且就脑袋来说也都是真正的大工业家。早在德国出现真正的大工业以前，他们就已经明白，在农村开办工厂时，修建工人住房的投资是全部投资中一个必要的、能直接间接带来很好收益的部分。早在俾斯麦和德国资产者之间进行的斗争给予德国工人以结社自由以前，英国的工厂主、矿主和冶炼厂主就从实践中得知，假如他们同时又是工人的房主，他们对罢工的工人能施加多么大的压力。格雷格、阿什顿、阿什沃思这些人的“繁荣的移民区”根本不是“最近”才有的，甚至在40年以前它们就已经被资产阶级当作样板加以宣扬了，而我自己在28年以前已经对此作过描写(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28—230页脚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73—474页。——编者注)。马歇尔和阿克罗伊德(Akroyd——他的姓是这样写的)所创立的移民区也差不多有这样久，斯特拉特的移民区年代就更久了，它还在上一世纪就开始出现。既然英国工人住房的平均寿命假定是40年，那么萨克斯先生就是搬手指头也可以算出这些“繁荣的移民区”现在处于怎样的破败状态了。况且这些移民区的所在地现在大多数都不再是乡下；由于工业的巨大扩展，这些移民区大多数已经被工厂和房屋层层围住，以致它们目前已经地处拥有两三万以至更多居民的污秽多烟的市镇中间，但这并不妨碍以萨克斯先生为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科学在现在还分毫不爽地重唱那些早已不适用的1840年的英国老赞美歌。
特别要提到的是老阿克罗伊德。这个老实人无疑是个十足的慈善家。他非常爱自己的工人，尤其爱自己的女工，以致他在约克郡的那些不如他那样仁慈的竞争者们常常说：在他的工厂中做工的全都是他自己的儿女!可是，萨克斯先生断言，在这些繁荣移民区，“私生子越来越少了”(第118页)。完全正确，私生子是非婚生的；在英国工厂区中，漂亮的姑娘出嫁是很早的。
在英国，紧靠每个乡村大工厂随同工厂一起建造工人住房，这在近60年以至更久以来就已经成了通例。前面已经提到过，这种工厂乡村有许多已经变成了后来形成的整座工厂城市的中心，并且出现了工厂城市所产生的一切弊害。因此，这些移民区并没有解决住宅问题，而是由此才在当地造成了这种问题。
反之，那些在大工业方面只是蹒跚地跟在英国后面，实际上只是从1848年起才懂得什么是大工业的国家里，在法国，尤其是在德国，情形就完全两样了。在这些国家里只有巨型冶炼厂和制造厂(如克勒佐的施奈德工厂和埃森的克虏伯工厂)在犹豫了很久以后才下决心修建一些工人住房。大多数农村厂主都让自己的工人冒着炎暑和雨雪清晨步行几德里赶到工厂，晚上再步行赶回家。
这种情形特别常见于多山的地区——法国和阿尔萨斯的孚日山脉，以及伍珀河、锡克河、阿格河、伦讷河和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其他河流的沿岸地区。在厄尔士山区，情形也不见得好些。不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同样是小气的吝啬鬼。
萨克斯先生很清楚地知道，无论是大有前途的开端也好，还是繁荣的移民区也好，都毫无意义。因此他现在企图向资本家证明，他们从修建工人住房方面能获取多么可观的收入。换句话说，他企图给他们指出一条欺骗工人的新路。
首先，他给他们举出伦敦的许多建筑协会作例子，这些协会一部分是慈善性的，一部分是投机性的，它们已获得了4%—6%以至更高的纯利。至于投在工人住房上面的资本带来很好的收益——这用不着萨克斯先生来向我们证明。现在投在建造工人住房方面的资本为什么并不那么多，其原因在于昂贵的住房会给房主带来更优厚的利润。因此，萨克斯先生给资本家的忠告仍然不过是一种道德说教罢了。
至于这些伦敦建筑协会，萨克斯先生大肆赞扬说它们取得了辉煌成绩，而据他自己的估计(他把任何一种建筑投机事业都包括进去了)，它们总共也只是使2 132个家庭和706个单身汉，即总共还不到15 000人有房子住!这类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德国居然有人煞有介事地描绘成重大的成就，然而单是在伦敦东部，就有100万工人生活在极其恶劣的居住条件下!所有这些慈善行为，实际上是非常可怜和微不足道的，甚至英国议会关于工人状况的报告连一次也没有提到过。
在文章的整个这个部分中暴露出来的对伦敦情况的可笑的无知，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说了，只是要指出一点。萨克斯先生以为索荷区内供单身汉住宿的客栈歇业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不能指望有很多顾客”。看来萨克斯先生以为整个伦敦西头都是无与伦比的豪华城区，而并不知道最优雅的街道背后紧挨着就是污秽不堪的工人街区，例如索荷区就是其中的一个。萨克斯先生所提到的、我在23年前就已经知道的索荷区模范客栈，当初客人很多，但后来歇业了，因为谁在那里都受不了。而这还是最好的客栈之一。
那么，阿尔萨斯的米卢斯工人镇呢——难道这不是一个成就吗?
米卢斯的工人镇对大陆资产者说来，正如阿什顿、阿什沃思、格雷格等人的一度“繁荣的移民区”对于英国资产者一样，是引以自傲的地方。可惜这个工人镇不是法兰西第二帝国与阿尔萨斯资本家的“无形”联合的产物，而是他们的公开联合的产物。它是路易·波拿巴的社会主义实验之一。国家曾为它垫付了13的资本。它在14年内(到1867年为止)，依照一套在英国(这里人们对事情了解得比较清楚)行不通的有缺陷的办法修建了800所小屋子；让工人在13—15年内每月付出昂贵的房租以取得房屋所有权。我们往下就可以看到，这种获取所有权的方法在英国的互助性的建筑协会里早就采用了，根本不必由阿尔萨斯的波拿巴分子来发明。为购买房屋而付出的加价房租同英国比起来是相当高的；例如，工人在15年内累计付出4 500法郎以后，能取得一所在15年前值3 300法郎的房屋。一个工人如果要搬到别的地方或者哪怕仅仅欠了一个月的房租(在这种场合，他就可以被赶出去)，人家就按房屋原价的623%计算他的年租(例如，房屋价值是3 000法郎，每月就是17法郎)，而把余数退还给他，但不付分文利息。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形下，建筑协会即使没有“国家帮助”也会大发其财。同样显而易见，在这种条件下提供的住房，只因为位于城外半农村地区，才优于城内的旧的营房式的住房。
关于在德国所做的几个可怜的实验，萨克斯先生自己在第157页上承认它们是很不像样的，我们也就不去讲了。
所有这些实例究竟证明了什么呢?仅仅证明：修建工人住房，即使不践踏各种卫生法，对资本家说来也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这一点从来也没有人否认过，这一点我们大家早已知道了。任何满足某种需要的投资，只要合理经营都会带来收益。问题仅仅在于：虽然如此，为什么住房短缺现象仍然继续存在；虽然如此，为什么资本家还是不肯给工人提供足够数量的良好住房呢?于是萨克斯先生又只好向资本提出劝告，而对问题却仍不作答复。对于这个问题的真正答复，我们在上面已经作出了。
资本即使能够办到，也不愿意消除住房短缺，这一点现在已经完全弄清了。于是只剩下其他两个出路：工人自助和国家帮助。
萨克斯先生是一个自助办法的热烈崇拜者，在住宅问题方面也能说出自助所创造的一些奇迹。可惜他一开始就不得不承认，自助只是在已经实行或可能实行小宅子制的地方，即仍然只是在农村，才能起点作用；在大城市中，甚至在英国，只能产生极有限的作用。然后，萨克斯先生喟然长叹道：
“依靠这个方法〈自助〉的改革只能间接实行，因而永远只能不完全地实行，亦即只能在私有原则有力量影响住房质量的限度内实行。”
并且连这也很值得怀疑；无论如何“私有原则”对我们这位作者的文笔的“质量”决没有起过改革性的作用。虽然如此，自助在英国依然造成了奇迹，结果，在那里为解决住宅问题而在其他方面所做的一切，都被远远超过了。这里指的是英国的建筑协会，而萨克斯先生之所以特别详细地研究它们，是因为
“关于它们的实质和活动普遍存在着很不充分的或错误的看法。英国的建筑协会根本不是……建筑社或建筑协作社，用德语来讲倒不如……把它们叫作‘购房协会’；它们作为协会，目的是要由会员定期交费来构成基金，根据资金积累的多少从这笔基金中贷款给会员们去购买房屋……因此，建筑协会对于一部分会员说来是储蓄协会，对于另一部分会员说来是预支金库。可见，建筑协会是一种旨在满足工人需要的抵押信贷机构，主要是利用……工人储蓄……扶助储户同伴去购买或修建房屋。如事先规定的，这种贷款要有相应的不动产作抵押，并且要在短期内分批清偿，包括付息和分期还本在内……利息并不支付给储户，而总是按照复利记在他们账下……想要把储金连同积累的利息一并取回……只要在一个月前预先声明，就可以随时办到”(第170—172页)。“这样的协会在英国有2 000个以上……其中收集的资本约有1 500万英镑，并且已经约有10万个工人家庭通过这种方式购置了自己的房屋；眼下这无疑是难以比拟的社会成就。”(第174页)
可惜，这里有个“疑虑”也跟着蹒跚地走来：
“然而问题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完全解决，这至少是因为购置房屋……只有收入较好的工人才能做到……并且对于卫生条件往往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第176页)
在大陆上，“这种协会……只有很少的发展余地”。这种协会是以存在小宅子制为前提，但小宅子制在这里只是乡下才有；而乡下的工人还没有充分发展到能自助的地步。另一方面，在可能成立真正的建筑协作社的城市里，建筑协作社会遇到“各种极其明显的和严重的困难”(第179页)。建筑协作社只能修建小宅子，而这在大城市中是行不通的。一句话，“这种协作社方式的自助”不可能“在现今条件下——而且在最近的将来也未必可能——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起主要作用”。要知道，这种建筑协作社还处在“始初的、尚不发展的萌芽阶段”。“甚至在英国也是这样。”(第181页)
总之，资本家不愿意，工人则没有能力。我们本来到此可以结束这一篇了，不过因为舒尔采德里奇之流的资产者总是把英国的建筑协会摆出来给我国工人作模范，所以绝对有必要对英国的建筑协会稍加说明。
这些建筑协会根本不是工人的团体，它们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使工人购置归自己所有的房屋。相反，我们往下就会看到，工人购置房屋只是稀有的例外。这些建筑协会实质上是投机性的组织，它们起初规模很小，但就其投机性来说不亚于它们的规模巨大的仿效者。在某个酒馆中，通常是在酒馆主人的发起下——然后就每星期在他那里聚会一次——一些常客和他们的朋友，如小贩、店员、推销员、小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者，有的地方还有一个机器制造业工人或另外一个属于本阶级贵族阶层的工人，共同凑成一个建筑协作社。最直接的起因，通常是酒馆主人探听到邻近或其他某个地方有一块比较便宜的地皮出售。大多数参加者由于他们的职业关系并不是被拴在了某个地方；甚至许多小贩和手工业者在城内也只有摊位，没有住所；只要有可能，谁都情愿住在烟雾弥漫的城市中心以外的地方。买下一块供建筑用的地皮，就在这里修建尽可能多的小宅子。比较有钱的会员们凑出的贷款就能买地皮；每周交纳的会费，再加上一些小额借款，就够支付每周的建筑费用。那些想购置自有住房的会员，凭抽签分得现成的小宅子，靠相应的加价房租分期偿清买价。其余的小宅子出租或出卖。这种建筑协会，在事业顺利的时候，就会积起或大或小的一笔钱，这笔钱在会员们交纳会费期间是属于会员们的，并且在他们之间有时进行分配或者在协会停办时进行分配。英国建筑协会十有九个的经过情形就是这样。其余的则是较大的，往往是在政治的或慈善事业的借口下成立起来的，它们的主要目的归根到底是通过地产投机，使小资产阶级的积蓄能有较好的有抵押作保证的投放处所，获得优厚的利息，并且可望分得红利。
至于这些协会究竟是指望着哪一类主顾，这可从一个即使不是最大的，也是最大的之一的协会的广告中看出。伦敦“伯克贝克建筑协会，法院巷南安普敦大厦29号和30号”自成立以来收入已达1 050万英镑(合7 000万塔勒)，它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家证券的款项在416 000英镑以上，现有会员和储户21 441人，它的广告内容如下：
“许多人都知道钢琴厂主采用的所谓三年制度，其内容是租赁钢琴三年者在此期限终了时即成为钢琴所有人。在采用这个制度以前，收入有限的人们很难购置一架好钢琴，正如很难购置一所自有的房屋一样；人们逐年出钱租钢琴，所花的钱比钢琴价格高一两倍。在钢琴上可行的办法，在房屋上也可行……然而因为房屋比钢琴要贵……所以要有较长期限才能用房租偿清买价。因此，本协会理事与伦敦城内各处和郊外各处的房主们达成协定，由本协会理事向伯克贝克建筑协会会员及其他人提供城市各处的大量房屋以供挑选。本协会理事打算采取的办法是这样的：房屋出租期限为12年半，如果房租能按期交纳，出租期满之后，房屋就成为承租人的绝对财产，无须再付其他任何费用……承租人也可以商定增加租金以缩短期限，或减低租金以延长期限……凡收入有限的人，即在大小商店中当伙计的人以及其他人，一加入伯克贝克建筑协会，就可以立刻摆脱任何房东而独立。”
这说得够明白了。丝毫也没有提到工人，却讲到了收入有限的人，即在大小商店当伙计的人等等；并且还假定申请人通常已经有了一架钢琴。事实上，这里说的根本不是工人，而是小资产者和那些想要成为并且能够成为小资产者的人；这些人收入虽然有一定限度，但一般说来总是在逐渐上升，店铺伙计以及从事这类职业的人就是如此，而工人的收入至多只是金额保持不变，实际上则随着家庭人口增加及其需要增长而降低。事实上只有很少数工人才能作为例外参加这种协会。他们一方面收入太少，另一方面收入又太不可靠，所以他们不能承担为期12年半的义务。不属于这种情况的少数例外，若不是报酬最优的工人，便是工厂监工。尤其是关于伦敦建筑协会的经营情况，在这里还要作一个小小的补充。大家知道，伦敦的全部地皮几乎都属于一打左右的贵族，其中最显贵的是威斯敏斯特公爵、贝德福德公爵和波特兰公爵等人。起先这些人把一些建筑地皮出租99年，期满后就把地皮以及地皮上一切东西收归己有。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房屋例如按照所谓修缮租约出租一个较短的时期，例如39年，承租人应依照这个租约把房屋修好并加以保持。签订了这种契约以后，地主就立刻派遣自己的建筑师和该区建筑管理局官员(surveyor)去检查房屋并确定必须修缮的地方。修缮工程往往都是很大，甚至包括重建全部前墙、屋顶等等。这时承租人就把租约当作抵押交给建筑协会，以借取必需的款项，——每年租金130—150英镑的可以借到1 000英镑以至1 000英镑以上，——由自己出钱来进行修建工程。于是，这些建筑协会便成了一种办法中的重要中介环节，这种办法的目的就是用不着自己费力气并利用公众的资金来不断重新修整伦敦地区的属于大土地贵族的房屋并使之保持适于居住的状态。
而这竟被当作解决工人住宅问题的措施!
然而，每个人都明白，米卢斯工人镇的波拿巴分子无非是英国这些小资产阶级建筑协会的可怜模仿者罢了。只不过，波拿巴分子虽然得到国家帮助，但对自己主顾的欺骗却比这些建筑协会要厉害得多。他们的条件大体说来比英国平均的条件还要苛刻；在英国，每次交纳的钱都计算单利和复利，并且提前一个月通知就能全部退还，而米卢斯的工厂主则把单利和复利一并纳入腰包，只退还原来用5法郎硬币交纳的数额。没有人会比萨克斯先生对于这个差异更感到惊讶了。他在自己的书中写到了这一切，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可见，工人自助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剩下的只是国家帮助了。萨克斯先生在这方面能向我们拿出什么东西来呢?三件东西：
“第一，国家必须考虑到，应通过国家立法和行政手段消除或适当地改善一切可能以任何方式加重劳动阶级住房短缺的做法。”(第187页)
这就是说：修改建筑立法并保证建筑业自由，使建筑费用便宜些。但是，在英国，建筑立法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建筑业像空中飞鸟一样自由，而住房短缺却依然存在。况且，现在英国的建筑已经便宜到这样的程度，只要附近有一辆马车跑过，房屋就会摇晃起来，并且每天都有房屋倒塌。就在昨天，1872年10月25日，在曼彻斯特一下子倒塌了6所房屋，并且有6个工人受了重伤。可见，这也无济于事。
“第二，国家政权应制止个别的人因追求一己私利而扩大或重新招来这种灾难。”
这就是说：卫生和建筑管理部门对工人住房实行监督，授权当局封闭一切危害健康和有倒塌危险的住房。英国从1857年起就已经这样做了。但那里的情况怎样呢?1855年颁布的第一个法令(消灭传染病法)，萨克斯先生自己也承认，始终是“一纸空文”，1858年颁布的第二个法令(地方自治法)也是如此(第197页)。然而，萨克斯先生认为，只适用于住有1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的第三个法令手工业者住宅法，“无疑是英国议会深刻理解社会事务的良好证明”(第199页)；但是，这个说法又只是萨克斯先生完全不了解英国“事务”的“良好证明”。英国在“社会事务”方面一般比大陆先进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它是现代大工业的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发展得最为自由和最为广阔，其后果在这里也最为显著，因而在立法方面获得反映也较早。工厂立法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据。但是，如果萨克斯先生以为，一个议会法令只要获得法律效力就能立即真正实施，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任何议会法令(只有工场法除外)都是这样，地方自治法恰好也是这样。这一法律委托给城市当局去执行，而城市当局在英国几乎到处都被公认为是一切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和jobberyJobbery一词的意思是官吏利用职权图谋个人或家族的私利。譬如说，某一国家的国家电报局局长当了某个造纸厂的匿名股东，他用自己森林中的木材供给这个工厂，然后委托这个工厂为电报局供应用纸，那么这就是虽然很小，但毕竟是干得不错的job，因为这件事足以表明jobbery的原则是什么东西；顺便说说，这在俾斯麦统治下是天经地义和十分自然的。的中心。这些城市当局中的通过种种家族关系谋得职位的官吏，不是没有能力实行便是不愿意实行这种社会法律，然而也正是在英国，负责准备和实行社会立法的政府官吏多半曾以严格忠于职守而著称——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二三十年前那样严格了。几乎在任何地方，不卫生的和有倒塌危险的房屋的房主，在市政委员会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拥有强有力的代表。按小区选举市政委员的办法，使当选者不得不服从卑劣的地方利益和影响；凡是想再度当选的市政委员，都不敢投票赞成把这个法律应用于自己的选区。因此，很明显，这个法律几乎到处都受到地方当局的强烈反抗，而直到现在还只是在群情激愤的场合才被采用，并且多半还是在已经爆发了流行病以后才被采用，如去年在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天花流行时的情形那样。向内务大臣进行的请愿以往总是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起作用，因为英国每届
自由主义政府所奉行的原则，都只是迫于极端必要才提出社会改革法案，至于已经存在的法律只要有可能就根本不去执行。这个法律，也像英国其他许多法律一样，只有这样一个意义：当一个受工人控制或威逼的政府终于真正推行这个法律，它才会在这个政府的手中变成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可用来在现今社会状态下打开一个缺口。
“第三”，在萨克斯先生看来，国家政权应当“极其广泛地采取它可以运用的一切积极措施来解决当前存在的住房短缺问题”。
这就是说：国家政权应当给自己的“下级官吏和职员”(但这根本不是工人呀!)修建营房，“真正的模范大楼”，并且“贷款给……各个市政机关、团体以及个人，以求改善各劳动阶级的住房”(第203页)，英国遵照公共工程贷款法已经这样做，路易·波拿巴在巴黎和米卢斯也这样做过。但是，公共工程贷款法也只是一纸空文；政府拨给委员们支配的至多不过5万英镑，这笔钱顶多能建筑400所小宅子，40年能建造16 000所小宅子或住宅，顶多只能供8万人居住。这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即使委员会的资金在20年后经过偿还增加了1倍，因而在后20年又修建了总共能供4万人居住的住房，那么，这也仍然是沧海一粟。况且，因为小宅子平均只能维持40年，所以在40年后每年就得花5万或10万英镑现金来整修势将倒塌的最旧的小宅子。萨克斯先生在第203页上谈到这一点时竟然说：这一原则在实际中已得到真正的贯彻，并且是在“无限的规模上”得到贯彻。这样就承认了，甚至在英国，国家也是“在无限的规模上”毫无作为的，到这里萨克斯先生就结束了自己的书，只是顺便对所有参与者再一次作了一番道德说教。最近在授权伦敦建筑主管机关当局可征用地皮用于修筑新街道的英国议会法令中，对于因此无处栖身的工人给予了若干照顾。其中规定：新建的房屋必须适于以前住在这个地方的各种居民阶层居住。因此就在最便宜的地皮上面为工人修建起6—7层营房式出租大楼，这样就是符合了法律条文。这种为工人所根本不习惯并且与四周古老伦敦风貌极不协调的建筑效果如何，将来自有分晓。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里所能容纳的也未必有实际上由于修筑新街道而失去住所的工人人数的14。
十分明显，现代的国家不能够也不愿意消除住房灾难。国家无非是有财产者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权力。个别资本家(这里与问题有关的只是资本家，因为参加这种事业的土地所有者首先也是以资本家资格出现的)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的国家也不愿意做。因此，如果说个别资本家对住房短缺虽然也感到遗憾，却未必会劝说什么人去从表面上掩饰由此产生的极其可怕的后果，那么，总资本家，即国家，也并不会做出更多的事情。国家顶多也只是会设法在各地均衡地推行已经成为通例的表面掩饰工作。我们看到的情形正是如此。
但是，有人可能反驳说，在德国，资产者还没有占统治地位；在德国，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正因为这样，这个力量也就代表社会的总体利益，而不是代表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这样的国家自然能够做出资产者国家所不能做出的许多事情；在社会领域中，也可期望它能做出完全不同的事情来。
这是反动派的论调。其实，就是在德国，现有的这种国家也是它赖以生长起来的那个社会基础的必然产物。在普鲁士——而普鲁士现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仍然强有力的大地主贵族相并存的，还有一个比较年轻和极其胆怯的资产阶级，它至今既没有像在法国那样争得直接的政权，也没有像在英国那样争得或多或少间接的政权。但是，跟这两个阶级并存的，还有一个人数迅速增加、智力十分发达、一天比一天更加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因此，这里除了旧专制君主制的基本条件——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均势——以外，还存在现代波拿巴主义的基本条件，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均势。但是，不论在旧专制君主制中或者在现代波拿巴主义君主制中，实际的政府权力都是掌握在军官和官吏这一特殊等级的手中，这个等级在普鲁士一部分由他们自身补充，一部分由小世袭贵族补充，在少见的情况下由大贵族补充，极少的部分由资产阶级补充。这个似乎站在社会以外并且可以说是站在社会之上的等级的独立性，给了国家以独立于社会的假象。
在普鲁士(依其发展情况也在德意志的新帝国制度中)从这些极端矛盾的社会状态中必然发展出来的国家形式，是假立宪制；这个国家形式既是旧专制君主制的现今的解体形式，也是波拿巴主义君主制的存在形式。在普鲁士假立宪制从1848年到1866年只是遮盖和促成了专制君主制的缓慢腐朽过程。但是，从1866年以来，尤其从1870年以来，社会状态的变革，从而旧国家的解体，是在众目共睹下并且是在急速加剧的程度上发生着。工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交易所欺诈事业的迅速发展，把一切统治阶级都卷入投机的旋涡中。1870年从法国传入的贪污腐化风气，以空前的速度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施特鲁斯堡和贝列拉互相脱帽致敬。大臣、将军、公爵和伯爵，竟同最狡猾的交易所犹太人为伍，做起股票生意，而国家也承认这些犹太人的平等身分，把他们大量地封为男爵。很早以来就以糖厂主和酒厂主身分从事工业的农村贵族早已度过了昔日的规规矩矩的时光，现在把自己的名字列入种种讲信用的或不讲信用的股份公司经理名单中了。官僚对盗用公款抱越来越轻视的态度，不再把它看作增加收入的唯一手段；他们把国家置之脑后，一味追逐高收入的工业企业管理职位，而那些还留任国家官职的人们也仿效自己上司的榜样搞股票投机，或“参与”铁路或诸如此类的事业。甚至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就是尉官们也搞些投机活动来发点小财。一言以蔽之，旧国家的一切因素在急剧地解体，专制君主制在急剧地过渡到波拿巴主义君主制；在行将来临的工商业大危机中，不仅现代的骗局，而且整个旧普鲁士国家都要崩溃。现在，1886年，普鲁士国家和它的基础即依靠保护关税确立的大地产同工业资本的联盟之所以还能维持下来，不过是因为惧怕1872年以来在人数和阶级意识上都已大大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
这样一个非资产阶级因素日益资产阶级化的国家能够解决“社会问题”，或者哪怕只解决一个住宅问题吗?恰恰相反。在一切经济问题上，普鲁士国家越来越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了。如果说1866年以来经济方面的立法对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适应尚未越出现今达到的适应程度，那么这是谁的过错呢?主要是资产阶级自身的过错：第一，它过于胆怯，不能坚决地坚持自己的要求；第二，任何让步只要同时会使具有威胁性的无产阶级获得新的武器，它就加以拒绝。如果说国家政权，即俾斯麦，企图凑合成一个自己御用的无产阶级，以箝制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那么这岂不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人所共知的波拿巴主义手段吗?这个手段对于工人没有承担任何义务，只是讲一些友好的空话，顶多也只能提供某种最低限度的国家帮助，也就是路易·波拿巴式的建筑协会所提供的那种帮助。
至于工人能从普鲁士国家那里期待一些什么，这从法国几十亿赔款的使用情况中就可以得到最好的证明。这笔赔款使普鲁士国家机器在社会面前维持其独立性获得了一个新的短暂的缓刑期。难道这几十亿中有过一个塔勒曾用来使流落街头的柏林工人家庭得到容身之所吗?相反。当秋天来临时，国家甚至把工人们在夏天用作蔽身之所的那几间可怜的木房也下令拆毁了。这50亿赔款很快就在要塞、大炮和军队上挥霍殆尽；尽管瓦格纳说了许多善意的蠢话144，尽管同奥地利举行了几次施梯伯会议145，这几十亿赔款中用在德国工人身上的数目，甚至还不及路易·波拿巴从他在法国盗取的几百万法郎中用在法国工人身上的数目多。
三
实际上资产阶级以他们的方式解决住宅问题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问题解决了，但又层出不穷。这就叫作“欧斯曼计划”。
我这里所说的“欧斯曼计划”，并不单单是指巴黎的欧斯曼所采取的那套特殊的波拿巴主义办法，即穿过房屋密集的工人街区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这样做，除了使街垒战难于进行这个战略目的以外，用意还在于造成一个依赖于政府的特殊的波拿巴主义的建筑业无产阶级，并把巴黎变为一个纯粹的豪华都市。我所说的“欧斯曼计划”，是指把工人街区，特别是把我国大城市中心的工人街区从中豁开的那种已经普遍实行起来的办法，而不论这是为了公共卫生或美化，还是由于市中心需要大商场，或是由于敷设铁路、修建街道等交通的需要。不论起因如何不同，结果到处总是一样：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没有了，资产阶级就因为这种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嘘，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又在别处，并且往往是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我描写过1843—1844年曼彻斯特的情况。从那时以来，由于修筑了横贯市中心的铁路，修建了新街道，建筑了巨大的公用和私用建筑物，我描写的最恶劣的街区中有一些已经被打通，被暴露出来和被改建了。有一些则已经完全没有了；但是还有许多街区——尽管从那时以来实行了更严格的卫生警察监督——处于同样恶劣或者甚至比那时更加恶劣的状况中。而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大大膨胀，城市居民从那时起已经增加了一半以上，那些原来宽敞清洁的街区，现在也同从前最声名狼藉的街区一样，房屋密集、污秽、挤满了人。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在我那本书的第80页及以下几页中，我描写了梅德洛克河谷的一簇房屋，这个地方名叫小爱尔兰(Little Ireland)，多年以来就已经是曼彻斯特的一个污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41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小爱尔兰早就消失不见；现在这个地方修建了一个基座很高的火车站；资产阶级吹嘘说，顺利地彻底拆毁小爱尔兰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去年夏天发生了一次大水灾，因为筑有堤堰的河流由于很容易理解的原因在我们的大城市中总是年复一年地造成越来越大的水灾。结果人们才发现，原来小爱尔兰根本没有被消灭，
只是从牛津路南边迁移到了北边，并且仍然像以前一样糟糕。不妨看一看曼彻斯特激进资产者的喉舌曼彻斯特《泰晤士周报》1872年7月20日的报道：
“我们希望，上星期六梅德洛克河谷居民所遭到的不幸，能引起一个良好的结果：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卫生法遭到公然嘲弄的种种事实上来，那里的人们当着城市官吏和市卫生委员会的面忍受这种嘲弄已经很久了。本报昨天刊载的一篇犀利的文章，只是极不充分地揭露了遭到水淹的查理街和布鲁克街一些地下室住房的恶劣状况。仔细调查了这篇文章所提到的大院之一，使我们有权证实文中所谈的一切情况，并表明我们的看法：这个大院里的地下室早就应该封闭了；更确切些说，本来就不应当容忍它们继续住人。在查理街和布鲁克街拐角地方的四方大院有七八所住房。甚至在布鲁克街最低的地方，在铁道高架桥下，行人每天来来往往就踏在这些住房之上。但决不会想到在他们脚下深深的洞穴中还住着人这种生物。这个大院是公众看不到的，住到这里来的只是那些迫于贫困不得不在墓冢似的隔绝之处找寻栖息之所的人。甚至在筑有堤岸的、通常死水一潭的梅德洛克河水不超过平常水位的时候，这些住宅的地面也不过只高出水面几英寸；任何一次大雨都能使污水坑或下水道中令人作呕的脏水溢出来，把有毒的气体散布到这些住宅中去，每次河水泛滥都留下这样的纪念……四方大院比布鲁克街房屋的不住人的地下室还要低……比街面低20英尺，所以星期六从污水坑中溢出来的脏水涨到了屋顶。我们知道这一点，因而料想这个大院不会再住人，或者只会遇见卫生委员会的人员在那里洗刷臭气熏天的墙壁并加以消毒。可是不然，我们竟看见一个人在某个理发师的地下室里忙活……把墙角的一大堆腐烂的脏东西铲到手推车中。这个理发师的地下室打扫得还算干净，此人叫我们到更低的一些住所去，关于这些住所，他说他如果会写字的话，就要向报纸投稿，要求把它们封闭起来。最后我们来到了四方大院，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健康的、看样子来自爱尔兰的女子，她正在忙着洗东西。她和她的丈夫——一所私宅的更夫——已经在这个院子里住了6年，并且家里人口很多……他们刚离开的那所房屋，水已经没了屋顶，窗子破了，家具成了一堆废物。据此位居民讲，他每两月要用石灰把墙壁粉刷一次，才能使这个房子免去难以忍受的臭气……在我们的记者此时才走得进去的内院里，他看见有三所房子，后墙紧靠着刚才描写过的那些房屋，其中两所还有人住。那里臭气熏天，甚至最健康的人呆几分钟也一定会呕吐起来……这个可憎的洞穴住着一个七口之家，他们在星期四晚上〈河水开始泛滥的那一天〉都在家里睡觉。更确切些说，如那个妇人所立刻改口说的，他们并没有睡觉，因为她和她的丈夫大半夜都被臭气熏得不断呕吐。星期六他们不得不涉着深及胸膛的水把自己的孩子们送出去。她也认为这个洞穴连养猪也不合适，但是，由于房租很低——每周一个半先令〈15个格罗申〉，她也就把它租下了，因为她的丈夫最近生了病，常常没有工钱。这个大院和像活人坟墓般的大院内的居民，给予人们一种完全走投无路的印象。此外，我们必须指出：根据我们的观察，四方大院不过是这个地区其他许多地方的一个样本——也许是夸张了的样本——这些地方的存在，我们的卫生委员会是不能辞其咎的。如果这些地方将来还允许住人，那么，卫生委员会所负责任之重大，以及邻近地区受传染病威胁之严重，我们就不用再去说了。”
这就是资产阶级实际解决住宅问题的一个明显的例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恶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些东西，在另一个地方也会再产生它们。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