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7年7月3—4日（16—17日）这两天里，为了消灭克伦斯基[1]—捷烈申柯[2]—切尔诺夫[3]—策烈铁里[4]联合政府的政权，进行了初次重大的尝试，但是失败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领袖因而开始遭到疯狂的迫害。列宁同志被宣布为德国间谍，同时政府下令逮捕他。
士官生们四出搜索，寻找列宁，但是他已经不在住所里了。那时众说纷纭：“他跑到威廉那里去了”，“能找到他？想得倒美”。
塔夫利达宫。这里尽是在议论着昨天的事，议论着我们的行动，说我们的组织里并非事事顺利。这样议论的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还有一些相当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在工人区里也出现过短时间的惶惑不安，不过很快就过去了。在巴甫洛夫分子和伊斯马依洛夫分子中间听到有人很明确地讲：“我们上当了，我们不知道布尔什维克竟是德国的间谍”。士官生们在寻找列宁，但是找不到。我们有些同志提出意见，说列宁不应该隐藏起来，他必须露面。“否则，在广大的群众面前党就无法证实自己是正确的。”“既然党的领袖受到了严重的控告，他就应该到法庭上去证实自己和党是无辜的。”很多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也都这样议论着。
我和斯大林一起赶到伊里奇那里去。季诺维也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5]、诺根[6]和瓦·雅科夫列夫[7]己经先到了。于是我们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该不该露面，该不该让他们逮捕的问题议论开了。对应该露面，应该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战斗的主张，诺根吞吞吐吐表示赞同。当时，相当多的莫斯科的同志也抱着这样的观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证明不会进行任何的公开审理。斯大林坚决反对让列宁出面同当局辩理。他说：“士官生不等把人送到监狱里，就会在路上把人杀害的。”当时，伊里奇显然也是反对这样做的，但是诺根的话使他感到有点困惑。恰巧这时候叶·斯塔索娃[8]来了。她讲了塔夫利达宫里又流传开的谣言，说根据警察司的档案资料记载，列宁好象是个内奸。这句话对伊里奇刺激之强烈是难以想象的。一阵痉挛的颤抖使他的面部肌肉抽搐起来。他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声明，他应该去坐牢。
我同诺根被派到塔夫利达宫去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委员阿尼西莫夫[9]谈判把伊里奇羁押在狱的条件。我们要他保证：伊里奇不会受到残暴的士官生们的折磨。我们还要求他们把伊里奇羁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那里的卫戍部队是我们的人），或者，伊里奇如果被羁押在“十字”监狱的话，那么我们也要求绝对保证他不致被杀害并进行公开审理。如果阿尼西莫夫能作出肯定的答复，那么傍晚就要把伊里奇送进监狱去。不用说，假如真的做出这种极其愚蠢的犯罪的事情来，伊里奇就会在监狱里断送性命。
阿尼西莫夫不同意把伊里奇羁押在彼得—保罗要塞。至于羁押在“十字”监狱里的保证，他说当然要尽力而为。我坚决要求得到绝对的保证（当然，谁也不能够作出这种保证）；我吓唬说，要是出了什么岔子的话，我们就要他们所有人的命。阿尼西莫夫本来是顿巴斯的一个工人，我似乎觉得，他自己也由于这事情责任之重大而吓懵了。又等了几分钟，我就对他讲：“我们不把伊里奇交给你们啦。”诺根也同意我这样处理。
我正赶紧要回去，出门的时候遇见了卢那察尔斯基[10]同志。他托我转告列宁，要他无论如何不能去坐牢，因为当时政权只是形式上掌握在联合政府手里，实际上，政权操在科尔尼洛夫[11]分子手里；而一到明天也许就更加名存实亡了。
我把同阿尼西莫夫的谈话情况和卢那察尔斯基的意见转告给列宁和在他那里的斯大林，并且补充说，阿尼西莫夫不知道他自己明天将受谁的管。我们认为继续谈判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伊里奇同佐夫[12]同志（现任海军军事委员）以及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的一个工人一起安全地出了城。
过了几天，斯大林建议我到列宁那里去一趟，一方面为了向列宁报告消息，另方面可以听取他的指示。斯大林给了我叶梅利扬诺夫[13]同志（他住在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附近）的地址和接头暗语。这件事我做得非常谨慎，生怕被密探跟踪，从而暴露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处。
夜间，我抵达车站。没有走多少路我就找到了叶梅利扬诺夫同志住的那幢房子。叶梅利扬诺夫同志本人不在家，他的妻子叫了自己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给我领路。我们朝湖边走去，坐上小船，划到对岸之后，我们就沿着灌木林走去。我以为列宁同志一定是住在一个别墅里。突然，我们在一个刈草场附近停下，那里堆着不大的一垛干草。男孩喊了声一个人的名字，随后就有个人走出来。他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我同他打了招呼，向他讲明了来意，我以为他接着就会领我到列宁那里去。
这时候，有个刮过脸，不留胡须的人朝我走来。他走到跟前，向我问了好。我淡淡地答应了一声。那时他拍着我的肩，说道：“怎么，谢尔哥同志，没认出来吗？”原来这就是列宁同志。我惊喜地握了握他的手，于是就谈起来了。过了一会，伊里奇请我同他们一道吃晚饭，我们吃的是黑面包和鲜鱼，再没有别的什么可吃了。
这顿“晚餐”吃完之后，我们就换个地方，到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住宅”里去谈话。这个“住宅”就是刚才提到过的那一垛干草。我们往那里面一钻。新鲜的干草散发出十分好闻的气味，并使人觉得暖和。我讲了很久，叙述了他们离开后城里所发生的事情，工人和士兵的情绪，我们的组织、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孟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里所发生的事情，等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我讲完后，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他说道：
“一些孟什维克苏维埃已经威信扫地。两个星期以前他们无需特别地费劲就能取得政权。而现在他们已不成其为政权机关了。他们的政权已被夺走了。现在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才能够夺取政权，而起义已是迫在眉睫了。起义将不会迟于9月到10月。我们必须把重心移到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应该成为起义的机关。”
那时我全神贯注地倾听他每一句话，我感到十分惊讶，我们刚刚遭受打击不久，而他现在就预言着大约两个月之后的胜利起义。
有个同志说至迟在8月到9月间政权就要转到布尔什维克手里，而列宁将要当政府主席。我把这些话讲给伊里奇听的时候，他十分严肃地回答说：“是的，事情必将如此。”接着，伊里奇作了一系列的指示。他指示如何开展工作；如何在目前公开的中央存在的同时立即成立这个中央的秘密支部；如何在公开的印刷机关存在的同时立即成立一个秘密的印刷所，以便在秘密的报纸上充分发表公开报刊上不让发表的言论。
由于我疲倦得很，不知不觉睡着了，谈话也就中断了。早晨我不是在六点钟而是在十一点钟才醒过来。在这时间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写好了几篇短文和给斯大林及其他同志们的信件。我带上了这些东西就告辞走了。
不久以后，我又一次到伊里奇那里去了：送绍特曼[14]同志去见伊里奇，因为他要安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芬兰。之后，直到10月24日（11月6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一次在斯莫尔尼宫大厅里露面以前，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15]
当我走进大厅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的演讲快结束了，他高呼：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大厅里响起一片欢呼声。
晚报上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列宁进入斯莫尔尼宫，开始亲自领导起义。
是的，记者们的报道没有错。
列宁钢铁般的双手把握了十月起义的组织活动，把起义引向最终的胜利。
载于1924年3月28日《真理报》第71号第4版
[1]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2]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捷烈申柯（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Терещенко，1886年3月18日——1956年4月1日），生于基辅一个富有的工厂主家庭。毕业于基辅大学。当过律师和出版商。1909年—1911年在莫斯科大学任教。1912年当选为第四届杜马代表，立场接近进步党。1915年—1917年任基辅地区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与全俄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3月—5月任财政部长，同年5月—10月任外交部长。十月革命时在冬宫被捕，1918年春出逃国外，流亡法国。1956年死于摩纳哥。
[3]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1873年11月25日——1952年4月15日），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在上中学期间参加激进运动。1892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894年被捕。1899年流亡国外。1901年参与创立社会革命党，并担任党报《革命俄罗斯》编辑。1903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并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08年辞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二月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副主席。1917年5月—7月出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5日—6日任立宪会议主席。内战期间参加了白军的反革命活动，1920年流亡布拉格。1926年脱离社会革命党。1940年流亡美国，1943年死于纽约。
[4] 伊拉克利·格奥尔基耶维奇·策烈铁里（Иракл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Церетели，1881年11月20日——1959年5月20日），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大学期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流放到远东，从流放地返回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参加孟什维克派，1904年前往柏林学习法学，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曾入选第二届杜马，杜马被解散后，被判处流放远东五年，1913年获释。一战爆发后持和平主义立场，1915年赞成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精神。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当选为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曾担任临时政府的邮电部长和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曾被捕，后返回格鲁吉亚，1918年5月宣告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苏维埃俄国解放格鲁吉亚后，于1923年流亡巴黎。1940年流亡美国，1959年于纽约逝世。
[5]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6] 维克托·巴甫洛维奇·诺根（Виктор Павлович Ногин，1878年2月14日——1924年5月22日），1897年起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6—1907年任莫斯科工会中央局主席。1910年起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1917年4月同加米涅夫、李可夫一道反对《四月提纲》。1917年9月17日—11月14日任莫斯科工人代表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期间是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工商业人民委员。1917年11月4日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米柳亭一道支持“左翼联合政府”，辞去工商业人民委员的职务，但三周后即承认错误。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24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7] 雅科夫·阿尔卡季耶维奇·雅科夫列夫（Яков Аркадьевич Яковлев，1896年6月9日——1938年7月29日），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主席。1918年任弗拉基米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斯科金属工人局局长。1919年1月领导了哈尔科夫武装起义。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9—1937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37年7—8月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37年10月被捕。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
[8] 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斯塔索娃（Елена Дмитриевна Ста сова，1873年10月15日——1966年12月31日），生于彼得堡一个律师家庭。中学毕业后在彼得堡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时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民主工党分裂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以前在彼得堡、基辅、明斯克、奥廖尔、斯摩棱斯克、雅尔塔和莫斯科等城市从事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曾任布尔什维克党的彼得堡委员会书记、中央委员会北方局书记及其他领导职务。1912年1月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被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13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7年2月到1920年3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和1919年3月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1年先后在彼得格勒和巴库担任党的负责工作。1921—1926年在共产国际工作，是共产国际派驻德国共产党的代表，在德国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工作。1926年返回苏联。1927—1937年任国际革命战士援助组织（MOPR）中央委员会主席。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5—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46年退休。
[9] 瓦西里·阿尼西莫维奇·阿尼西莫夫（Васѝлий Онѝсимович Афанàсьев，1878年？月？日——1938年4月25日），1907年加入孟什维克，同年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议员。杜马被解散后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获释后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二月革命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1921年任远东共和国立宪会议议员，随即担任工业部长。1925年退党。此后曾任俄罗斯联邦最高经济委员会经济部副部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
[10]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11] 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
[12]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佐夫（Вячеслав Иванович Зоф，1889年12月25日——1937年6月20日），191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在《明星报》和《真理报》工作。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七月事变后充当布尔什维克中央与列宁之间的联络人。1918年加入红军。内战期间任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委员兼波罗的海舰队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任红军水运总局局长。1921—1924年任海军司令部政治委员。1924—1926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海军总司令。1927—1931年任铁路人民委员会委员。1930—1931年任副铁路人民委员。1931—1936年任副水运人民委员。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1956年平反。
[13]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叶梅利扬诺夫（Емельян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71年12月20日——1958年8月13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7月事件后参与掩护了处于通缉中的列宁和季诺维也夫。1917年11月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9年任谢斯特罗列茨克苏维埃主席。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此后从事经济工作。1932年因支持季诺维也夫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斯大林死后获释。1956年平反并退休。
[14]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绍特曼（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Шотман，1880年8月25日——1937年10月30日），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7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十月革命后任副邮电人民委员。内战期间曾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乌拉尔—西伯利亚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西伯利亚最高经济理事会主席。1923—1924年任卡累利阿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5年平反。
[15] 弗·伊·列宁在斯莫尔尼宫大厅里向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做报告是在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