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九篇文章”)节选


据我们历来的想法,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它有利于我们也好,不利于我们也好,能够动员群众也好,不能动员也好,我们都不得不调查它,考虑它,注意它。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这时,如果客观情况是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前进吧!如果是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暂停吧(近乎“等待主义”),或说:你们退却吧(大有“机会主义”嫌疑)!据我想,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观点呢!


必须明白,在日本人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一切地方(这种地方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区域),绝对不能采取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
和平斗争也有两种,一种是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又一种是非法的秘密的斗争,但都是不流血的、不暴动的、非武装的斗争形式,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在敌人统治区域的策略路线。
一切日本人及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区域都必须采取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形式。中国虽然不是民主的法治的国家,人民没有政治自由,尤其在日本统治区域对人民压迫得更厉害;但是政府的法律、社会的习惯,依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间隙、漏洞是可以被我们利用的。必须采取合法的能够公开的各种各色的斗争形式,才有人来,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量与积蓄力量。临时中央[1]却是拼命反对这种形式。有许多本来是非法的斗争,也要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才有胜利可能。例如罢工,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避免失败,就必须利用当时当地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可罢则罢之,不可罢则已之,罢而不胜则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存在与胜利。而临时中央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下令“用一切力量组织反日罢工”。又如反日,是非法的,但亦可以利用社会的舆论与各种政治间隙去进行某些工作。临时中央却只是高叫一顿,乱撞一顿,结果是任何稍为广大的、稍为持久的反日运动也做不起来。
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也失了灵魂。临时中央则不但不愿意进行公开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认真进行秘密工作,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
由此看来,临时中央的所谓“各种形式”,只是一句空话,其实他们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这是极复杂的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人如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照临时中央的单纯的片面的冒险的干法,怎么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的骨干”,“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呢?不,是使工人阶级成为无用的长物,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解放的空唤者与束手无策者。为什么有些同志连民族二字都不敢提呢?老爷[2]们既然提倡打倒一切,采取极端狭隘的关门主义与极端冒险的盲动主义,还吹什么民族呢?提了民族二字又有什么用处呢?

请问老爷们:为什么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就叫做“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叫做“完全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呢?咳,我倒要叫老爷们听训了!你们一点什么都不懂,根本脱离农民群众,硬把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强迫推行于苏区,自封为“明确的阶级路线”,而把南方如像江西等地的农民群众所赞成所拥护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法,名之曰“富农路线”,“十足机会主义”,强迫取消,是何道理呢?你们也知道吗?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这是出于哪一条马列主义的?你们在理论上,既不主张破坏地主们的消化器,就得让他们吃饭。听说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把一些地主送到西伯利亚搬木头,给他们以劳动与吃饭的机会,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我们的“列宁主义者”则不然,既无木头叫地主搬,又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富农分坏田,把富农降到赤贫,让这一部分农民也反对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还未胜利时期,在强大敌人进攻、革命谁胜谁负还未决定时期,就要用不分田、分坏田的政策对待地主富农,这是属于哪一条列宁主义的呢?你们的这一套,就可以叫做领导权吗?否!这是毁灭权,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啊!
在土地问题上,六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在有很多失业和贫苦的农民的地方,必然发生‘平分土地’的运动,如果这一口号为大多数农民群众所拥护时,共产党应加以赞助,因为这是彻底肃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号,并且是直接动摇私有制度的。”这些话大部分是正确的,因为它适合中国这类地少人多的情况(在北方每人平均只有三亩地,在南方每人平均只有一亩地)。这一段话里,只有最后一句不妥当,因为“平分土地”的结果,并没有动摇全部私有制,只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私有制,使之变为农民的私有制,而且在农村中仍然摆着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走社会主义道路两个前途,更不要说没有动摇城市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了。六大决议又说,要向农民说明在现时条件下没有实行真正平等的可能,因此不要把农民引向绝对平均主义(例如侵犯中农利益,分田后不允许土地买卖,即不允许新富农产生)。临时中央违反六次大会,发明一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连同政治、军事、组织路线的错误,结果闹出一场革命的失败,其亦可谓“完全正确”也已矣。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3],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然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4],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5]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6]。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胡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拿了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以机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别人的思想,于是到处都发现“机会主义”,正如有鬼论者到处见鬼一样。第二,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于是对于凡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于事既不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对于人自然也不用这种方法。而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会只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第三,他们连什么叫做“两条战线斗争”也是一点不懂得。他们不知道两条战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对于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例如为要认识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的过去状况与现在状况加以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独。立的封建社会(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独立的)半封建的社会。又如要认识现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从中国社会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点出发,加以科学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没有民族压迫只有封建压迫而无产阶级又未觉悟的国家,如像二百年前的法兰西那样,是由资产阶级领导推翻封建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由于无产阶级觉悟而在推翻封建阶级之后社会条件与政治条件容许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如像十月革命时的俄国那样,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现时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对于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要认识它的性质,就必须使用这种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加以具体的分析与综合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稍一离开这种方法,稍一不合该事该人的实际,就没有法子做出正确的结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们主观地狂妄地采取所谓两条战线的方法,完全离开了具体的科学的研究工作,故其结论不能不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把党内对于这个方法的思想弄得极其混乱与模糊起来了。许多人都晓得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但许多人都不晓得究竟如何做法,成了一句不值钱的口头禅。第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亦即他们的乱斗法,自然就不能如《联共党史》[7]在其结束语中所说的,既要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义倾向者”作斗争,并将他们加以粉碎(结束语第四条);又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党与党员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结束语第五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没有可能将这二者(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指一九三一年九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2]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
[3]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
[4]指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等。
[5]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9页)和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一节《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6]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原文是:“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7]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附:

以下是毛主席在1941年《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九篇文章”)中所批判的九个代表文件。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它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除了历史决议里的文件还有《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摘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等。

目录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

《中共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请看!!!反日战争何时能够取得胜利?》)(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革命民族战争的运动周》(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

附: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紧急通知——国际青年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瓜分中国的强盗战争,号召中国劳动青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运动周

《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见https://zhuanlan.zhihu.com/p/138805115】

《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见https://zhuanlan.zhihu.com/p/138805115】

附一:中央宣传部关于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的讨论大纲

附二: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

附三: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决议案[1])

【此决议或为王明起草,王明则否认,如1944年2月27日王明写给周恩来的信即说这个决议“是博古(或李竹声)起草的,绝非我起草的”。主席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即九篇文章中认为这是“在红军中、在苏区中、在白区中大打‘右倾机会主义’的起点”“从文件到实际在全国大打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一、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主要特点,是江西工农红军冲破了敌人第三次“围剿”与其他苏区红军的胜利,是普及全中国的灾民斗争,与澎湃着冲击前来的反帝潮流。

江西工农红军主方〔力〕在一个多月英勇的战斗中,击溃了国民党十一个师以上的兵士,消灭了五个师以上的步队,使国民党左中右三路全线溃退,使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三次“围剿”计划完全失败,使蒋介石不能不从前线逃回南京,宣告“剿匪军事已告一段落”。此外,鄂豫皖苏区除巩固原有阵地外,更占领了广济,沂〔蕲〕水,英山等县,击败与消灭了敌人进攻的步队。湘鄂西苏区除巩固原有苏区外,更占领了潜江天门等县。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在工农红军的这些伟大胜利中,无疑的开展了更广大的发展前途。这些胜利更充分的证明出中央关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训令的估计与指示,以及共产国际主席团最近对于中国的决议的完全正确,同时也就又一次地给予那些对中国革命悲观失望,对于工农红军造谣污蔑的反革命派──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罗章龙右派,邓演达第三党等,以及党内动摇,悲观,失望,消极的那些立三主义残余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致命的打击。

我们工农红军所以能够战胜兵士数量上比我们超过数倍,军事技术上比我们高明得多的国民党军队,当然不只是由于我们为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而战的工农红军将士的伟大的革命热情与勇敢善战,而且也由于苏区内外千百万工农群众的拥护。这一次我们的伟大胜利,更明白的告诉我们,只有澈底实行国际与中央所指出的正确路线,正确的解决土地问题,巩固苏维埃与红军,以及领导千百万工农群众的一切斗争,我们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这一胜利,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是最大的威胁,而且将加速地促进中国反革命内部的崩溃过程。但是对于苏区数十万红军与游击队,以及千百万掌握着苏维埃政权的工农群众,却是一帖最有力量的兴奋剂,使他们更其相信自己的力量,振起他们战斗的决心与勇气。对于干万万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饥饿着,死亡着,奋斗着的工人农民与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却是一盏指示出路的明灯,使他们更加易于跑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自求解放,更加唤醒他们对于苏区工农红军的拥护与创造新的工农红军苏维埃的热忱与勇气。

二、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一方面使中国的农村经济急速破产,另一方面使新的生产力无从发展,以至造成了长期的经济恐慌与不断的灾荒。今年泛滥全中国的水灾,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必然结果。这一四十年来所未有的大水灾,一方面更深刻的表现出了中国经济危机的不可救药,另一方面将更进一步的使这一危机,益陷于全部崩溃的境地。

全中国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等待着饿死,冻死与病死的灾民,现在已达一万万人,即占全中国人口四分之一。国民党虽是用了种种“赈灾”名义,又从民众身上搜括了不少金钱,但这些金钱大都为国民党的军阀官僚所中饱。国民党在广大的灾民群众面前,完全表示了无办法与张惶失措的情绪,使他们不能不疯狂般用戒严,监禁,屠杀等方法去对付这千百万无告的灾民群众。

这一部分的广大灾民群众,现在已经逐渐明了:国民党不但不能救济他们,而且只能剥削他们,压迫他们与屠杀他们。他们现在也开始知道用自己的力量来救济他们自己了。示威游行,抢米,分粮,杀土豪,地主以及反对国民党官吏,同国民党军警的冲突的斗争,现在正在大规模的开展出去。实行土地革命的游击战争,正在蜂起云涌般的推向前来。他们在苏维埃与红军的影响之下,将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了解到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创造苏维埃与红军,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无疑的,这一千百万灾民的斗争,将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致命的打击。

三、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功,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以至在几个国家内革命危机的成熟,使帝国主义对于苏联,对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对于一切革命运动的进攻,更其加紧了。同时各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也正在日益增长着。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行动,以及他们相互间的错纵〔综〕关系,就是这一分析的最好的具体例子。而日本帝国主义却更露骨地,明目张胆地,表明了他一切的愿望,用武力占据了他所需要的东三省,要把东三省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很明显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次占据东三省,完全不是偶然的事,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殖民地政策,与中国国民党一贯投降帝国主义与勾结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的结果。同时,这一事件,必然将更其加紧各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掠,与对于苏联的进攻。并且使帝国主义内部(尤其是英,日,美)的矛盾,更其增加。这一件事〔事件〕,将成为世界大战,尤其反苏联战争的导火线。

但是伴着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加紧侵掠而来的,是中国民众反帝潮流的高涨,尤其在日本占据东三省之后。东三省的占据,象电火一样燃烧了千百万工农群众的以至小资产阶级的反帝热情,使他们为了中国民族的自由与独立而斗争。当然,中国反帝运动的发展所以如此迅速,不单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暴行,而也是由于中国国民党一贯投降与勾结帝国主义,压迫与屠杀中国民众的下流无耻的行为所造成的。国民党“反帝”的欺骗的武断宣传不断破产,使全中国的民众觉悟到,只有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才能打到帝国主义。全中国的民众,在实际斗争中,现在已经很快的了解到,要打倒帝国主义,就必须要打倒国民党,而且实际的经验将告诉他们,只有苏维埃政府,才能同帝国主义做澈底的斗争。

反帝的怒涛,现在正在向前呼啸着。它将冲破一切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藩篱与城堡。

在红军胜利,灾民斗争与反帝斗争开展的背境〔景〕上,我们当然也明显的看到工人斗争的发展。这斗争的反攻性质已经带有很浓厚的进攻性与政治性,并且它开始从自发的散漫的汇合成为更自觉的,更有组织的,更伟大的斗争了。在有些产业部门中,同盟罢工的形势已经日益成熟。农民斗争随着灾荒而更其发展。兵士的动摇,也日益加深。兵变的潮流现在已经普及于全国。在华北,革命的士兵第一次公开的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平均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了。中间阶级的动摇,与他对于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也日益增加。一切这些革命势力急速发展与反革命统治的日益崩溃的丝线,织成了全中国成熟着的革命危机的图画。这一图画,很明显的映出了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

四、因为革命运动的发展,因为帝国主义的加紧进攻,因为经济危机的加深,因为地主资产阶级内部的不断斗争,因为财政的破产,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进行着。但是促进国民党的崩溃,使国民党走向灭亡道路上去的主要动力,自然是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尤其是苏维埃与红军的巩固与发展。因此,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这一斗争,现在正在更剧烈的,更广大的向前开展着。

无疑的,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危机的扩大与深入,由于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地主资产阶级内部不能调和的矛盾,以至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国际帝国主义之间及中国各派军阀政客间在目前还正在加速尖锐化着他们相互间的冲突和矛盾。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占据东三省,使英日美三国间的冲突更其露骨化,使北方冯阎军阀加紧了反张与反蒋的斗争,因蒋介石第三次“围剿”失败,而使广东出兵湘南。而且反动统治营垒中的冲突,矛盾与斗争愈加剧烈与复杂,客观上便越有利革命斗争的发展,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革命的发展必然的促进反革命的团结。当着目前中国千百万劳苦群众的革命怒潮突飞猛进的时候,国际帝国主义是同样抖颤着,他们将不惜用尽一切方法来求得到进攻革命步调上的一致。日本出兵满蒙所发的“反俄与防止华北赤祸”的宣言,无疑地是得到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的一致同情,英美在华报纸都异口同声地警告国民党各派军阀小心着“今冬武汉有被共产党〈占〉领的危险”,要国民党各派忠实同志联合一致去加紧“剿共”工作。最近苏维埃与红军的大胜利,灾民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勃发,将更其推动国际帝国主义更直接的,更明目张胆地,更血腥地向中国革命进攻。

自从满洲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的各派军阀,正在“全国民众一致抗日救国”的旗帜之下,团结一切反革命的力量,准备向革命做新的进攻。国民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实际是要工人增加生产,要农民加倍服从地主,要兵士更进一步的服从长官,要灾民镇静牺牲,要红军放下武装一致对外。很明显的,这种统一战线,不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而是为了对付革命。在这统一战线之下,国民党可以在任何时候,拿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向工人农民与兵士进攻,实行它屠杀的拿手好戏,很巧妙地将民众的反帝情绪转移到破坏民族战线的“国贼”身上。国民党现在正在“抗日救国”的呼号下面,向〔同〕帝国主义做着买卖,准备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之下再用血与铁来消灭革命运动。一切国民党欺骗宣传的急速破产,更加速了这一过程。

五、我们固然相信,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中,不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任何卑鄙行为与恶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们已经注定了的死运。几千万以至几万万中国劳苦群众,在他们的先锋——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一定能够继续不断地战胜反革命的进攻,以至根本推翻反动的统治。但是中央必须唤起全党注意:虽然我们红军主力已经冲破了敌人的三次“围剿”,虽然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时,恰当中国革命急速向前发展的时候,但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目前还没有到达已经再不能再与革命抗争的死亡程度。他们是正感觉着死亡的逼近,而加紧顽强的抵抗。

因此不仅以为第三次“围剿”冲破后,敌人再没有力量去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思想,是童稚的自欺,即以为第三次“围剿”冲破后,再不会有象蒋介石第三次“围剿”那样大规模的战争,也是不合于事实的空想。实际上正因为我们冲破了蒋介石第三次的“围剿”,正因为冲破了第三次“围剿”后中国的政局是怒号着革命的大风暴,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各派大军阀才更要努力企图用“团结一致”的力量,去首先对付革命运动的先锋──中国工农〈红〉军。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革命的弱点,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不平衡,在目前不但在工人与农民运动中存在着──(这是指工人斗争在主要的城市中还没有到达直接争取政权一点而言),而且在地域上也还存在着,虽是革命运动的急速发展正在使这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党的主观力量的薄弱,也不能不说是这种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党在四中全会后的转变,还没有深入到下层党员群众,党的政纲还没有为更广大的工农群众所澈底了解,党还没有能完全领导工农群众的一切斗争,尤其是产业工人的斗争。

所于〔以〕在目前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中,为要得到更伟大的胜利,需要党在苏区与非苏区内更加十百倍地去动员,组织和武装更广大的成千百万的工农劳苦群众;需要党更加十百倍地努力去领导苏维埃运动与工农红军以及千百万劳苦群众去更热烈地更英勇地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

六、为得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央认为在苏区与非苏区方面,应该立刻执行以下的紧急任务:

(一)苏区的党,在冲破了蒋介石第三次“围剿”之后,必须立刻在政治上与军事上巩固已得的胜利,更坚决的更澈底的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更深刻的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引起最广大群众斗争的热情,来发展与巩固苏维埃,贫农团,雇农工会与职工会等,并且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步队,消灭它的一方面,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不要在〔再〕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退却,以致能很快的重整他们的旗鼓,向苏区为新的捣乱。

(二)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红军十六军,十军及闽西新十二军必须与中央区打通。湘鄂西的第九师必须与鄂西红军打通。二军团必须向汉水流域发展,取得与湘鄂西第九师与鄂豫边第九军的联络。此处十六军与鄂豫皖,鄂豫皖与湘鄂西必须取得联络。这样来扩大与巩固苏区根据地。

(三)在十月半前各苏区必须选出和派出代表参加中央苏区工农兵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选举时必须做最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更澈底的实现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中央苏区必须在十月革命节正式成立苏维埃全国临时政府。坚决地与那些借口军事紧张而推迟这一工作的错误倾向做斗争。各苏区也必须于十月革命节前成立当地苏维埃政府。

(四)立刻扩大与巩固红军。坚决依照新颁的红军组织条例及政治工作条例实行改组。同时,必须从赤卫队,少年先锋队中,挑选积极勇敢的分子来扩大红军。中央区应扩大到比原有的数目增加三分之二,鄂豫皖增加二分之一,湘鄂西增加三分之一。闽西十六军,十军等都必须扩大成为军或师。此外必须成立红军补充军。中央区及鄂豫皖区各县成立一团。其他各苏区各县至少成立一营。中央区须成立警卫师,湘鄂赣省,湘赣边省与鄂西皖西的独立师应充实起来。中央区与鄂豫皖省区至少创办红军军官学校及军事政治学校各一所。各军建立随营学校。此外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战的演习。

(五)立刻发动与组织工农群众反对日帝国主义军队占领满洲,反对太平洋战争与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游行。必须坚决的同那些以为苏区只要土地革命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倾向做斗争。必须利用这一机会在苏区内成立反帝同盟,更有计划地与更经常的领导与发展反帝的工作,这一工作,在目前帝国主义更猛烈地向中国革命进攻的形势之下,应该特别加紧。

(六)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要取得苏区四周围民众对苏区与红军的同情与拥护,苏区的党必须有计划地选派党员,团员以至积极的工农干部,到环绕苏区四周的白色区域,首先就是武汉,南昌,九江,宜昌,沙市,南浔路,平汉路,武长路,株萍路等的工人,灾民,农民与士兵中去建立工作(中央区与豫鄂皖至少须派出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其他苏区五十至一百人)。坚决打破一切白区工作都应该依靠中央的错误观念。此外要尽量的将苏区内部的灾民群众组织起来,给他们以相当的训练,派他们到白色区域去“报灾”,去进行灾民中的工作。

(七)中央及河北,山西,陕西的党部,必须共同派遣十个到二十个干部到晋绥边新成立的二十四军中去,加强政治上军事上的领导,使之成为燃烧起华北红军苏维埃运动的火焰。

(八)在非苏区方面,必须加紧拥护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的大胜利。最广泛的将红军胜利的消息散布到广大群众中去,做庆祝红军胜利,征调工人干部,选派代表与〈为〉红军募招〔捐〕的运动。必须把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法令草案,更多的翻印,分散出去,向群众做关于苏维埃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并且同苏维埃临时政府在十月革命节成立纪念日的群众运动联系起来。

(九)必须立刻订出具体计划,征调干部和工农中的积极分子去到灾区工作,尤其是武汉,芜湖,江北等地。在灾民工作中,党要注意到使灾民斗争联系到失业工人与城市贫民的斗争,以至继续发展到农民的秋收斗争与冬荒斗争。要团结他们在灾民团,灾民自卫队内而树立起无产阶级的领导。要从要饭吃的斗争引导他们到抢米,抢劫军粮等广大的灾民的骚动,以至走向游击战争,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必须同因为反帝斗争的开展而忘记千百万灾民的斗争的倾向做斗争。

(十)党应该特别加紧反帝斗争,尤其是反日斗争的领导,以开展反帝的革命运动,尽量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如象一部分革命学生,小商人,以至城市贫民成立反帝的统一战线,并且成立这种反帝的公开组织,而取得其领导。应该利用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发行反帝日报与传单标语,并且组织宣传队等,利用各种公开名义到街道上,尤其是工人区域去演讲。在上海等地,现在应该立刻以“罢工,罢课,罢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工农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是党目前的中心鼓动口号。但是这〈些〉口号绝对不能同“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2]”,“拥护工农兵苏维埃与红军”等口号的宣传分裂开来。尽量用全力来准备各个企业的总罢工,尤其是日本企业的罢工,使斗争更能得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使斗争扩大与深入。在满洲党要立刻分配干部到南满各地,中东路,吉长路沿线的农民群众中与动摇不满东北军阀的军队中去发动反曰斗争,游击队战争与兵变,同时这一反帝斗争,必须同揭破国民党的反帝欺骗与反对国民党密切的联系起来的。全国反帝同盟,要利用反帝斗争的开展,在今年内成立起来。

(十一)在上海,天津,唐山,香港,哈尔滨,大连的党部,在中央帮助之下,应该动员得力干部去加强正在开展着的工人斗争的领导,去发展与巩固赤色工会,和打入黄色工会中的工作,特别是去建立海员,铁路,兵工厂的工作。同时尽可能的在某些城市中(如上海,唐山,天津等)努力去准备和组织某一产业的同盟罢工。

(十二)江苏,安徽,广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山东〈等〉地党部要在某些武装斗争已经成熟的农民区城,集中力量去发动那边的农民斗争,一直到游击队战争。在北方,更要特别注意兵变发展的区域(如山西,河北,河南),使这些兵变配合着当地的农民与工人的斗争,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

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加深与组织上的巩固,是实现上述任务的必要前提。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主义〔要〕的表现在,对进攻苏联与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估计不足,或者企图等待战争来讨“便宜”的情绪,不相信苏维埃运动与红军在目前能够得到胜利,对于中国革命危机的日渐成熟表示怀疑,把土地革命和反帝斗争分割开来,对城市工人斗争的形势估计不足与忽视,富农路线,黄色倾向,反帝运动中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以至对困难投降,消极,怠工与失望的情绪和行动等。“左”的机会主义──立三主义的残余,也时常表现出来,如不愿深入群众中去作艰苦的工作,而空喊脱离群众的口号,不愿到黄色工会中工作,不知道利用下层统一战线,以至惧怕利用任何公开与半公开的工作方式的关门主义等等。此外,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与对右对“左”的调和情绪与口是心非的两面派,都是执行上述紧急任务的仇敌,党必须对他们作思想上与组织上的斗争。以加急〔紧〕秘密工作(任何所谓“小”的破坏秘密工作的行动,都须给与严重的制裁)和深入群众的主要方式去巩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建立以少数党员为几千以至几万群众的核心的支部工作,更广泛地灵巧地运用公开与秘密工作联系的工作方法,从最近革命战斗中吸收工人,雇农,贫农的先进分子,以至愿终身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战的智识分子来扩大和充实党的组织。这些都是使我们党更能适合于目前国内战争的环境的组织的迫切任务。这些思想上组织上具体任务的完成,更需要党善于使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与每位同志的艰苦卓绝的工作。中央坚决的相信:各级党部必定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百分之百的把这些紧急任务完成起来!

根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六期刊印

注释

(1〕原件无时间,此是根据另一油印件加的。

(2)其他版本此处均为“拥护苏联”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就此文起草者,李哲明《评长小说<叱咤风云>》提到“中共中央尚在上海,主持党中央军委工作的是周恩来同志,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王明年谱》转引《传记与回忆》则说,这个决议是1931年9月18日晚王明让博古起草的,当时“绍禹告诉博古,此宣言起草后,立即送交恩来看并交临时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最好明日就发出”。
—、日本帝国主义驻满军队于九月十八日晚借辞南满铁路破坏的口实,紧急的以武力占领沈阳,营口,长春与南满安东两铁路线上的各重要城市,炮毁重要的要塞建筑,兵工厂及繁盛的街市,屠杀无数的中国兵士与劳苦群众;同时更在次一日占领吉林,延边,新民各地,并向青岛,天津,北京,葫芦岛,秦皇岛各地增兵,并委任沈阳及其他地方的行政长官,折〔拆〕毁沈阳兵工厂,移动大队的驻鲜军队入满。而日本全国的军队,亦是在整个动员备战的状态之中。这严重的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是日本武装占领整个满洲及东蒙的企图最露骨的表现,是将满洲更殖民地化,而作更积极的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的实现。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能够而不得不采取这个政策的原因是:

1.剧烈的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用极大的力量打击着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经济危机,猛烈地发展着,浸及一切的生产部门与国内国外的贸易,广大的群众失业,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的生活的极端恶化,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群众争斗的日益紧张与革命化(失业争斗之严重,罢工争斗的开展,与朝鲜,台湾的骚动)。所有这些促使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得不采用更急进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巩固掠夺,加紧殖民地的剥削,加紧战争的准备,企图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之中来找得经济危机的出路。

2.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惊人的成功,五年计划的完成与超过,引起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愤懑与仇恨。因之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加倍地积极准备反苏联的战争。而最近五年计划的成功,使得苏联在西伯利亚东部的社会主义力量亦大大的增厚与巩固,这更加厉害地使日帝国主义恐惧惊怖。尤其是苏联的存在给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的一个最大的刺激,而成为他们革命争斗的大本营。在日本国内阶级斗争日益紧张的现在,不能不能日本的资产阶级更加坐立不安。远东海参威〔崴〕朝鲜银行支行的停业,日俄渔区与卢布贴现律的争执,驻日俄大使之被刺等等,都明显的表现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政策的变化。目前日本的武人已经明白宣言,反苏联的必要准备是正在加紧进行,占领满洲一切军事战略上的要点自然亦是这进行中之—个主要步骤。

3.中国革命运动的开展,苏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发展,国民党军阀的进攻苏维埃的屡次溃败与覆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涨与灾民斗争风起云涌;城市工人争斗的浓厚的反攻与进攻的成份,政治性质之日益显露,农民游击战争之发展,兵变潮流之勃起,以及北方农民群众的实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之最初的行动(红军廿四军的成立),国民党统治的经济的财政的危机及其部分的分崩,这些都使得帝国主义感觉得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奴役制度的危机,以及国民党没有力量能够压迫革命运动的勃发。因之更积极地进行组织公开的军事武装干涉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满洲的占领与武备的增加,是使日本帝国主义更能便利的调动大队的陆军来干涉北方及中部的游击战争与苏维埃运动。

4.而促进日本这个政策通行无阻的,不能不归功于国民党的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及出卖民族利益。国民党政府事前参预了日本武装占领满洲的计划,命令自己的军队无条件的缴械与投降,将千百万的劳动群众给日本帝国主义者蹂躏,虐杀,奸淫与剥削。而事后亦只有空口的抗议,“镇静的”外交,向强盗机关(国联)乞求,希望美国主持公道,或者在纪念周上大哭一次。而实际上更加加紧对于群众的民族自觉和反帝国主义争斗的残酷压迫。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帝国主义与无耻的出卖民族利益,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与武装占领作开头先锋。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占领满蒙,是在上述的背境〔景〕之上实行的,他们真实的意义,是以军事和武装的力量将中国屈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奴役之下,巩固他们在满洲的统治,加倍地榨压剥削中国的劳苦群众,以找求本国经济恐慌的出路,并依据着满洲的战略上的各要点,准备反对苏联的进攻与帝国主义争斗市场和殖民地的强盗战争,准备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战争。所以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

二、在世界经济恐慌剧烈发展与革命危机日益成熟的情势之下,在世界帝国主义者一致地疯狂地进行反苏联战争准备的情势之下,日本公开地以武装占领了满洲。日本利用着各个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一致和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的机会,进行了满洲的武装占领。这个占领与军事行动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军事战略的重要各地之占领,日本军队向北满的推进,中东〈路〉南段的强占与路员工人的屠杀,到处表露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反苏联挑衅的军事冒险。日本军事主要指挥者的反苏联的狂言,英国帝国主义停止现金兑现的决议,德国总参谋部之活跃,这些都告诉我们实际上反苏联战争已经准备妥当,东方〈战〉线的开始爆发将是极大的可能的前途。同时,我们必须估计到:在世界经济恐慌与市场问题极度紧张的现在,在瓜分中国问题的周围,在发展巨大的帝国主义间的冲突与矛盾,首先是日英美法的斗争。所以帝国主义间的强盗战争,在满洲问题周围爆发的危险一样地威胁着。现在全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身上放着伟大的历史的任务:这一任务便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反对日本的殖民地屠杀政策,用革〈命〉争斗的力量消灭反动的在帝国主义怀抱中献媚乞怜的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澈底解放。

三、满洲事变对于中国事变发展的前途,将给予决定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暴行,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的劳苦群众的民族觉醒。在党的正确的领导之下,这个民族的觉醒能够很迅速的转变到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正在急剧高涨中的反帝运动的高潮将以更大的力量向前开展。农民的饥荒与土地争斗的紧张,城市工人运动争斗进攻与政治性质之日益明显,士兵群众情绪的动摇与不安,给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争斗以极大的顺利,造成了全国革命危机先决条件更进的成熟。这事变给予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新的重大的打击,群众的民族的觉醒与革命争斗的剧烈,北方军阀的巨魁张学良的军事的财政上的丧失,民族的武断宣传的破产,国民党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投降屈服与无耻的揭露,这些将更加促进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与破产,及胜利的革命争斗的顺利的客观环境。正是这个客观环境将使得国民党的各反革命派别企图在与革命及苏维埃争斗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更加残酷的进攻苏维埃和红军(国民党告同志书上说明这是应付满洲事变的第一等的任务),压迫一切群众的革命争斗与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博取帝国主义者的欢心而维持自己行将没落的统治。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在华矛盾的紧张,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军阀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是不会消灭的,反而会更加紧张起来。虽然国民党民族武断的宣传的破产和它的投降帝国主义的面目在群众面前更进的揭露,但是,国民党必然要更利用民族主义及一切的武断宣传来阻滞群众运动的革命化。

四、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情的革命争斗上来。抓住广大的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争斗,抓住一切灾民,工人,兵士的具体的切身要求,发动他们的争斗走到直接的革命争斗。领导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争斗。为着这些任务的实现,中央责成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决性与无限的革命热忱来进行下列的工作:

1.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丝毫地不要害怕群众的民族主义热忱,相反的必须加紧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到反帝争斗上去,同时坚决地反对一切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向广大的群众指出只有群众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求得民族的解放,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能够澈底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估计着群众的仇恨和热忱,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使这些武装的群众团体变为游击队与工人自卫队;同时必须指出只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才能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使武装群众的口号很密切地与武装暴动口号的宣传密切的联系起来。

2.组织各色各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组织,或者参加一切已经存在的反帝组织而夺取它们的领导。经过这些组织正确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和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参加争斗。在各大城市中公开的出版群众的反帝日报,抓住国内的重要工厂──尤其日本工厂,进行组织反日的罢工,示威。同时各地党部团部也应该注意学生中的工作,使一部贫苦学生群众离开民族主义武断宣传的影响而作坚决革命争斗。

3.广大的进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苏区与非苏区之内组织“苏联之友”协会。积极地进行拥护红军苏维埃的工作,动员工人到红军去,募捐援助红军,很广泛地把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以及全国苏大会的各种法令草案散布到群众中去。

4.估计到在这次事变后士兵情绪的动摇和不满,这些士兵在经常军官的保国卫民的欺骗宣传之中,而一旦地身历了国民党的卑鄙无耻,反抗与愤懑的情绪是必然增涨的。党应该加紧士兵中的工作,各省委应该派大批的同志到白军中去发动他们的争斗,组织他们的游击战争。这是真正的武装拥护苏联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之方法之一。

5.在灾民争斗中(不论在城市中与农村中的),必须加紧把他们与反对帝国主义争斗联系起来,经过反帝的口号及他们切身要求来发动广大的灾民争斗,必须说明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土地革命的关系。不推翻地主的土地占有,不能根本的消灭帝国主义在乡村的支柱,不根本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土地革命胜利无从巩固。

6.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争斗(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7.必须估计行将来到的战时的地下党的困难的环境,各省委必须有专门的计划来改善党的秘密,使它能够在严重白色恐怖与战争状况之下来继续工作,这是应该看做目前的战斗任务之一。

附注:关于苏区党目前的任务,中央另有决议。

中央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起草者待查。由《博古文选·年谱》《张闻天年谱》这一天博张均发表了文章。
亲爱的同志们!

自从我们英勇的工农红军在全中国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热烈的拥护之下,击破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三次“围剿”以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胜利,尤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工农劳苦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洲,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反帝浪潮的汹涌澎湃,再加以全中国工农运动,灾民斗争与士兵斗争的开展,使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统治日益动摇,使全中国的革命危机,日益成熟。

在帝国主义列强猛烈的向中国民众进攻的形势之下,国民党除了采取“镇静”,“不抵抗”与“逆来顺受”的投降政策之外,更积极的把东三省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出卖给欧美列强,使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政策得到进一步的实现。而同时对于全中国反日的民众则协同帝国主义的军队与巡捕房采取了最残酷与压迫的屠杀政策,尤其在“一致对外”“北上抗日”等口号之下,积极对于苏区根据地,尤其是鄂豫皖苏区为新的进攻,企图用最狠毒的白色恐怖的手段,来消灭全中国正在急速发展的革命斗争。

然而这一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引起了全中国更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的反抗。国民党在全中国劳苦民众心目中的信仰急速的破产。最广大的工农学生士兵群众喊出了本党所提出的“罢工罢课罢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的口号,使开始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的斗争,现在变成了直接反对国民党的斗争。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斗争,现在正在急速的开展出去!全中国革命的学生群众所开始的剧烈的反国民党的斗争,向国民党示威,同国民党军警冲突,以至捣毁国民党市党部机关,践踏孙中山照像等的斗争,将是引起全中国最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实行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直接行动的火焰,将是全中国革命形势的新的发展!

新的革命的浪潮是汹涌地滚向前来了。到革命战场上来的,将不只是数千数万的学生群众,而更将是千百万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为了自身的自由与解放而斗争的工人,农民,兵士,与一切劳苦的群众!

在这一革命的浪潮前面,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是如何的颤抖着呵!它们现在正在积极动员一切反动的力量,准备把这一革命运动浸到血泊中去。上海各帝国主义的报纸,现在正在告诉国民党政府应该如何像过去段琪瑞一样,去残杀这些学生的“暴徒”。上海各租界现在都已宣布戒严,帝国主义军舰都已开始在黄浦江集中。帝国主义者将无疑的利用直接的屠杀来镇压这一蓬蓬勃勃的革命运动。

动摇崩溃着,走向坟墓去的国民党,现在正在准备集中全中国所有的反动力量,协同帝国主义,一致的来对付民众。全中国的大资本家,买办,大商人,银行家,以及一切官僚,军阀,大学教授之类,现在都云集到南京广东,协商如何在国难会议等名义之下联合一致来拯救垂危的国民党的统治。在空洞的欺骗的表明“政府外交方针”的宣言与声明底下,实正进行着最残酷的流血惨剧。

而一切在野的反革命派别如像改组派,国家主义派,社会与教育派,新月人权派等也正在特别大卖气力,鼓吹“民主政治”,“国防政府”,“一致对外”等等武断宣传,要反对国民党的工农劳苦群众去“信仰国民党”,去“和平镇静”,去等待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残杀!好以此来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亲爱的同志们!革命与反革命现在是正在动员所有的力量,准备决定胜负的残酷的斗争。我们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动员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在我们的领导之下用民众的铁锤去打击这一崩溃着的,动摇着的反革命统治,取得中国革命在几个主要省份(湘鄂赣皖)的首先胜利。这一任务已经不是将来革命发展的前途,而是目前所要实现的摆在议事日程上的斗争任务。一切我们工作的布置,就要拿这一任务的完成为中心!

在完成这一中心任务之下,我们要求全党同志更艰苦的深入到群众中去,必须用尽一切力量发动工人群众的罢工,兵士群众的罢操,农民与灾民的斗争与游击战争,以及广大的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民众自动武装起来的口号,必须立刻转变为争取武装与夺取武装的斗争。参加斗争的群众,必须普遍的组织起来,成立反帝反国民党各民众团体的代表会议,来集中领导。必须最坚决的经过这类公开或半公开的组织,去领导广大的群众斗争,去执行党所决定的一切策略。

当全中国广大的工农学生群众,在两个多月痛苦的切身经验中,了解到本党口号的正确,要求新的出路时,我们必须最大胆的,最广泛的提出只有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代表会议(苏维埃),才能真正的去打倒帝国主义,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才能去消灭国民党所造成的中国民族的奇耻大辱,才是中国民众的真正出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的口号,必须最密切的与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发生联系。应该毫不迟疑地使广大民众团体的代表会议(如“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逐渐成为民众政权的雏形。

我们必须在这一斗争的开展上面,千百倍地加强我们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和它的一切法令与决议的宣传鼓动。我们必须把苏维埃政府反帝国主义的纲领与一切它的根本主张,深入到广大的工农兵士群众中去。红军是工农的武装,是反帝国主义的战斗队,必须为全中国民众所明白了解,在这种了解上,去加紧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工作,去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对于鄂豫皖苏区的新的进攻。

在群众直接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间,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的欺骗宣传是革命中最危险的东西。我们的同志,必须要能够利用最明显的事实,揭破这些派别(主要的为改组派,国家主义派,新月人权派,社会与教育派,第三党,取消派)的欺骗,与它们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差个统治的作用。在各种团体内,必须向在它们影响之下群众进行忍耐的详细的解释工作,使这些群众脱离它们的领袖,而走到我们的领导之下来。

在赤色区域内,我们的党必须利用目前顺利的环境积极的向外发展。在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之下,发动广大的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富农的斗争,巩固苏维埃,扩大红军,把几个分离的苏区打成一片,并占领几个,主要的与次要的中心城市。在目前形势之下,苏区内的全体同志,必须最坚决的毫不畏惧的对于我们的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在全中国广大的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斗争的拥护之下,争取革命在湘鄂赣等省的首先胜利!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是立在伟大的事变的前面。要完成立在我们前面的伟大任务,争取革命在几省的首先胜利,全体同志必须坚决的站在国际与中央的领导之下,如像一个人一样去打击一切机会主义,尤其是对于目前形势估计不足与消极怠工的右倾机会主义,来发展与巩固我们布尔塞维克的党。全体同志必须坚苦卓绝地到群众中去,实现国际与中央所给与你们的一切指示。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创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几个广大苏区内的胜利,我们更将创造中华苏维埃在几省内的胜利!

努力吧!胜利是我们的!

中央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

据龚育之《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和高华,为张闻天起草。
一、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与地主军阀的封建剥削,使中国的经济危机发展到整个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形势。国民经济的崩溃在全国范围内及一切经济部分〔门〕内进行着。工业的危机迅速地开展着,丝纱面粉等主要的轻工业部门,都处于恐谎与衰落的状况中(上海丝厂开工的仅十分之二,其他各地亦一样,丝厂工人失业者在十万人以上,纱厂方面厚生三新等厂倒闭,日本厂的纱锤织机迅速增加,面粉业开全工者仅五月)。重工业更加非民族化而处于帝国主义的垄断的状况之中。农村经济的崩溃更是急剧而激烈,地主的高利贷者的奴役与剥削,军阀的搜括与不断的内战,帝国主义的掠夺之外,更加上了空前的水灾,几十万的农民群众被大水淹死,几十万栋房屋为洪水所毁灭,几千万的农民在寒冷的冬天,冻饿,死亡。十四万万亩以上的土地被水冲荡而失去任何收成。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的奴役与剥削农民造成了空前的水患,但是他们对于这些被灾的饥寒交迫生死不得的[的]农不曾有任何的救济。他们利用赈灾的名义,发了八千万公债,加了几十种捐税,向美国帝国主义借了高利贷式的美麦借款,而一点都没有用到灾民身上,相反的更加用工赈急赈的名义奴役农民,在灾区中更增加了许多新的苛捐杂税。资本家更利用广大的失业失地的劳动后备军,来扣减工厂工人不得一饱的工资,来增加他们的工作时间。地主与高利贷者更利用时机来剥削他们。国民经济的浩劫,使无数千万的劳苦工农受到骇人听闻的惨痛,贫困,饥饿,瘟疫与死亡。千百万群众的痛苦已经到了极点。

二、经济危机的深入直到国民经济总崩溃,无数万工农群众的灾难与痛苦,及他们革命争斗的剧烈紧张,在这种情况之下,苏维埃运动得到许多伟大的胜利,国民党不但不能消灭甚至不能暂时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三次“围剿”中,国民党军阀受到悲惨的失败,红军击溃了十五师以上的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的结果,仅仅在赣南,红军就获得了二万〈枝〉以上的步枪,五百万发的子弹,一百五十枝以上的机关枪,俘掳了二万余人。从第三次“围剿”冲破后,红军更得了许多新的胜利,闽粤赣苏区,恢复了杭武永苏区,占领了永定,汀州,连城,发展和扩大到宁化,清流。赣东北区不但与闽北崇安,铅山一带苏区联系一起,并且向着浙皖边发展,占领了常山,婺源等县城。鄂豫皖区扑灭了反革命派破坏红军的阴谋,大大地巩固了红军与苏区根据地,并且占领了英山,霍邱〔丘〕与黄安的县城。湘鄂西区贺龙同志所领导的第三军与九师会合后,更巩固了洪湖根据地,正在与敌人坚苦的战斗中创立襄河北岸的新的根据地。湘鄂赣与湘赣边都一样的扩大原有的根据地向着蒲圻,嘉鱼及上犹,崇义发展着。中央苏区不但恢复了第一次“围剿”前的区域并占领了赣南会昌,导邬,安远,信丰各县,并且正在围攻赣南的中心城市–赣州。由于孙连仲部二十六路军的全部投入红军(约二万余人),宁都,广昌都重新入于红军之手,并且占领抚州消息,吉安已如孤城,反动统治在江西所保持只有南浔〈路〉上的八九县。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红军坚强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夺取了敌人的武装,武装了自己,向着红军铁军的道路上前进。红军已经成了伟大的坚固的革命的铁拳。由于苏区内部反革命组织的破获,及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毒害坚决的肃清,没收来的土地的重新分配给苦力雇农和基本的农民群众,苏维埃机关的改造与阶级异己分子的肃清,大大地提高了工农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及苏维埃政权在他们中间的威信。全国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建立给苏区与非苏区的革命运动以总的领导,更能顺利地实行无产阶级对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领导权。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争斗,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

三、红军与苏维埃运动伟大的胜利,国民党统治的日渐崩溃,促使帝国主义从隐藏的武力干涉(供给反革命军队以军火军费与军事顾问等等)转变到直接的公开的武力干涉,这便产生了日本的武力占领满洲的事变。同时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企图将满洲变为自己的完全殖民地,变成为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他并且企图经过自己的走狗韩复渠〔榘〕阎锡山冯玉样伸手到中国北部与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法国帝国主义完全同意与援助日本的行动,企图实现反苏联的军事冒险与占领云贵。英帝国主义部分的赞助日本的行动,只要日帝国主义者不侵入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帝国主义者,它的企图是将全中国放置在自己的金元势力之下,在事变开始的最初时期取了等待与观望的态度,实际上同样的帮着日本帝国主义来掠夺中国民众及造成反苏联的场地。事变的开展暴露了美帝国主义与日英帝国主义集团矛盾。目前形势显然是:在反对苏联的战争准备上,在将满洲造成反苏联的军事根据地上,在掠夺中国民众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上,帝国主义是一致的(国际联盟及美国都一样是掠夺和压迫中国的强盗)。他们在瓜分中国分配中〈国〉的富源上孕育着开展着帝国主义各国间的冲突与矛盾。反苏联战争的准备,瓜分中国,直接的公开的压迫中国革命运动,是目前帝国主义国际的策略之中心。对于中国劳动群众的掠夺与瓜分中国是在急剧的进行,红军苏维埃的发展将促使帝国主义更公开的用武力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的武力广大武装的冲突的整个历史的阶段是在前面。因之党的任务是:组织,准备,领导,武装千百万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来保护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来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来争取中国的统一。

四、经济危机的加深,苏维埃和红军的胜利,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与瓜分中国的急进,这是决定中国目前情势的三个因子,是生长中国革命危机的三支柱石。经济危机深入到国民[党]经济总崩溃的地步。使得千百万的工农生活极端恶化,失业失地,饥饿寒冻,使得他们的斗争极端紫张,因为他们只能在反抗与死亡中选择自己的出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苏维埃与红军,成了新的革命高涨的柱石,成了全中国劳苦群众革命争斗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苏维埃和红军的光荣的胜利,给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劳苦群众指出了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道路。满洲的事变警醒了最广大的劳苦群众及城市乡村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的觉醒,激动了他们的仇恨,愤懑与反帝国主义的热忱,国民党统治的必然的投降帝国主义,更促进反帝运动转变成为直接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争斗。

城市工人的罢工争斗是在高涨着,在工厂中,在矿山中,在铁路上,在轮船上,在苦力与黄包车夫中,罢工争斗不断的爆发着,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接一连二的禁止罢工的命令。罢工争斗大部分是经济的争斗,但是经济口号与政治口号的密切的联系,及罢工的顽强性与坚持性是目前罢工争斗的主要的特点。个别的反帝国主义的罢工,已经不是偶然的现象,已经在个别的城市发展到了总同盟罢工的形势(如太原一天的总罢工),许多产业部门爆发着酝酿着一业的同盟罢工(如招商船〔局〕,上海的纱厂,印刷,市政等)。对于国民党政府机关资本家与黄色工会的一致的进攻,工人阶级正以自己的英勇的反攻与进攻来回答。在国民党统治总的崩溃的基础上,黄色工会的反革命的面目,反工人阶级的面目亦逐渐被工人阶级所认识。开展着的反黄色工会的争斗,正在蓬勃起来。黄色工会的新的欺骗,亦层出不穷的积极进行,常常用假的领导来消灭工人争斗,一部分群众还对他们有多少幻想。必须深刻的估到计〔计到〕罢工争斗极大部分是自发的,党和工会对于罢工争斗的领导,还是非常薄弱。党和工会还缺乏有耐心的艰苦的准备工人阶级的罢工争斗。罢工战术与策略上的许多错误,使得个别的在赤色工会领导下的争斗不曾能够得到胜利的结束。罢工经验的研究是非常的不够,争取黄色工会中会员群众的问题还没有郑重的提出。赤色工会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争斗,还是非常的不充分,它与工人群众的联系,还是非常薄弱。

反帝争斗吸收了新的千百万的群众参加革命争斗。从和平的请愿转变到剧烈的示威与军警肉搏,捣毁国民党部与政府机关。广大的群众在几月来争斗的经验上认识国民党统治的卑鄙无耻与投降帝国主义,感觉到非推翻国民党统治与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不能够求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要求政权建立民众政权的企图,在广大的群众中成熟着,并有了初步的尝试(如民众法庭等)。但是这个运动主要的还建筑在学生群众身上,工人群众还没能够成为反帝运动的主力,因之运动还缺乏坚持性,顽强性与清晰的口号。党在这方面的工作不能够抓住一切群众争斗的领导,对于一切反革命派的争斗还是不充分,有些党部落在群众的后面,有时有些党部又害怕与学生群众间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争斗,有些党部采用了不可允许的关门主义的政策,放弃反帝运动的领导(如陕西),一般的还不能够将反帝运动与工人群众的经济争斗亲密的联系起来。

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广大的农民与灾民争斗日益开展,抗租抗税,抢米分粮,捣毁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及游击战争,是这些争斗的形式,甚至发展到地方暴动占领县城(如长乐)。

士兵的争斗,哗变是同样的发展着,二十六路军全部(二万余人)投入红军,各地零碎部队的投入红军与哗变都证明了土地革命的开展,影响着反革命的军队崩溃与瓦解,同时党在农民群众及士兵群众中的工作,还是非常的缺乏,甚至还剩留着机会主义的消极。

五、红军与苏维埃的胜利的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域中高涨着的工农革命争斗,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冲突与互相的把戏花样,将四年来统治中国,出卖中国,压迫劳苦群众,屠杀劳苦群众的军事独裁者–蒋介石的政府推翻了⑴。继起的新政府,国民党各派的联合政府(这里面,蒋介石派依然占有重大的影响),依然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在阶级的实质上,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当然不会有任何的变更。新政府中亲日势力的优势,将使它更迅速地完全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屈膝匍匐于日本帝国主义强盗面前。同时这一政府只是不稳固,暂时过渡的政府,各派军阀及其幕后的帝国主义者正在积极的准备着新的军阀战争–这个战争是被全国的反日的怒潮与红军的胜利所阻止着。

在目前形势之下,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广大群众认识了国民党统治的卑鄙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民族武断宣传与欺骗已经不能使广大的群众相信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都积极起来,改组派的“国民救国会议”,江苏耆老的“国难救济会”,第三党的“和平政府”,托陈取消派的“召集国民会议实现民众政权”所有这些主张,他们一致的作用,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他的统治,来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统治,向国民党去“官民合作”,在革命危机迅速成熟的时候,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

六、估计着目前的形势,必须指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这个变动是有利于工农的,有利于红军苏维埃的。国民党各派的力量都削弱了,相反地,工农与苏维埃运动的力量是增长了,强固了。红军成了极大的坚固的力量,苏维埃政权统治了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为着实现这个总任务,党必须更进一步的巩固工农红军,巩固苏维埃政权〈及〉其临时中央政府,执行正确的以工农革命利益出发的土地,劳动,经济政策,用一切力量开展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工农革命争斗,加紧反帝运动的领导,加紧对工人自发的罢工争斗的领导,将工人组织到赤色工会中去,争取黄色工会的会员群众,发动领导农民与灾民的争斗,瓦解反动军队与争取士兵群众。

七、在苏区方面:(一)工农红军的行动必须更加积极起来,更加互相呼应的行动,依据现在的成功开展着胜利的进攻。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训令⑵来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井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胜利的进行革命的进攻,要求我们要来巩固红军,加紧红军战士的政治训练,改善红军的成份,动员城市的无产阶级到红军中去,提高红军战士的积极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消灭一切反革命派的破坏红军的阴谋。(二)土地问题的正确的解决,在提高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上,在保证苏维埃运动的胜利上有决定的意义。绝对不允以强力及苏维埃的命令,强迫进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必须用发展农民自己的组织创造力与毅力来进行。保护雇农,贫农的利益,反对富农,估计到中农群众的利益是党在平分土地中领导的原则。不得中农的同意,不能够更动他的土地。党必须坚决地进行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与中农。富农(大多数是封建的剥削者)的土地亦在没收之列,但是在他自己耕作的条件之下,他可分得一部坏的“劳动份地”。(三)一切经济政策,租税政策上的过早或妨害基本农民群众利益的办法(如鄂豫皖,赣东北的高税率与不坚决执行免除贫农一切捐税,赣东北的组织苏维埃农庄的企图等),应该立即纠正。(四)坚决的改造下层苏维埃机关,坚决进行肃反工作,肃清阶级异己的分子,发展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来进行苏维埃的建设。建设苏维埃机关的一切日常的工作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方法。(五)一切忽视改善工人生活,对于执行劳动保护法的忽视,将给阶级敌人以很大的帮助而妨碍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巩固。对于创立苏区中的群众的赤色工会工作之迟缓是一刻也不能忍耐的了,必须立即派选得力的干部来进行组织工人阶级自己的阶级工会的工作。

八、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党的责任是开展一切群众的争斗,领导一切群众的部分的日常的经济的争斗,领导反帝争斗走向总的向国民党统治进攻道路中去,以响应配合红军的行动,来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里第一等的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争斗。只有工人阶级的罢工争斗能够给反帝运动,城市贫民与失业工人争斗以坚完〔定〕的信念,不折不挠性与革命顽强性。因之,党在工厂中间的工作,在黄色工会会员中间的工作,现在是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急切。小心的准备一切工人阶级部分争斗,领导一切工人自发的争斗,组织与准备工人群众的年关争斗,发展赤色工会,争取黄色工会的会员群众,组织工人选举的罢工委员会,并转变为工厂委员会,组织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共同的争斗委员会,组织工人纠察队,吸收失业工人参加,这是目前的主要的任务。自然必须将工人阶级的经济争斗善于引导与联系到反帝的争斗,拥护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的争斗。一切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的工作的中心应该集中到工厂中去,到工会工作上去,到领导罢工争斗上去。

党必须抓紧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的暴行,法国的其他各国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的行动(法国侵入云南,英国的占领西康等)及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如不抵抗,订立中日密约,三井借款等)来开展群众的反帝争斗的新的阶段。各级党部应该在实际工作中坚决地勇敢地去实现国际最近对于加紧领导反帝运动的指示。在一切宣传鼓动之中,加紧去揭破一切国民党的出卖民族污辱民族,加紧去揭破一切反革命派的实际上帮助国民党维持他的反革命的统治。广大的宣传民众革命的民众政权的口号,使广大的群众了解只有苏维埃政权是真正的民众政权。党和苏维埃政权应该号召民众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的独立和统一,并再告诉群众,推翻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是求得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更进一步的开展反帝争斗,领导群众的反帝争斗,组织反帝的罢工,到处在工厂中,学校中,兵营中,街道上组织群众的反帝组织,并创立每一个城市的反帝代表会,组织反帝的示威,争取反帝示威的自由。加紧的反对一切在野的派别,在组织上巩固党的政治影响的开展,这是党在反帝运动中的中心任务。

对于一切灾民的抗捐抗税的争斗,士兵的争斗,党应该加以坚决的领导,一切对于这些工作的机会主义的消极应加以最严厉的打击。党应该站在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群众争斗的领导地位。应该发展这些争斗来破坏国民党政权来拥护和援助红军的行动,组织这些争斗成为响应红军的胜利的进攻的浪潮。

在组织上巩固党的组织,准备党的组织与党员去迎接行将到来的伟大阶级的决战,是十分重要的。这里必须首先加强党员的政治教育,提拔新的工人干部,考查教育旧的干部,特别应该注意到敌人的破坏党混入党的阴谋,而严密党的组织,同时应该广大的征收工人农民及一部分贫苦的革命学生到党内来,改善一切党的组织的领导的方式,应该把一切问题集中到支部去,改善支部的生活,建立在工厂作坊中的党的堡垒。

为[的]执行党面前的战斗的任务,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必须无情的坚决的进行两条战线上的争斗。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革〔主〕要的危险,这种倾向在现在表现在对于目前主〔革〕命危机紧张的估计不足,对于红军行动的消极,悲观,失望的胡说红军涣散,不愿意利用顺利的形势开展进攻的争斗,以昨天的正确的策略,当做永远不变的教条,对于工会工作的消极,忽视工人的经济争斗,认为工人争斗在经济恐慌之下是不可能的,在反帝运动中作国民党各派及其他各派的俘虏等,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左”的倾向危险,由于革命危机迅速成熟,△△△△△设起来⑶,和立三路线复活的企图(如主张号召上海的工人放弃在黄们〔色〕工会中艰苦的争取他的会员群众的工作,而〈主〉张小部分工人自动退出黄色工会等)。对于这种倾向的斗争一分钟亦不能放松。应该反对一切口头上承认决议案的正确而实际抵抗或不想一切的方法去执行决议案的两面派的态度,艰苦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发展自我批评的〔与〕深入两条战线上的争斗。中央坚信各级党部的同志,必定能够完全实现这个决议,而确立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根据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出版的《实话》第三期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决议,准予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海陆空总司令本兼各职。推选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

〔2〕 指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四日《中央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 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

〔3〕 中央档案油印件此处为“亦逐渐的增长起来”。

中共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起草者待考。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原题为《请看!!!反日战争何时能够取得胜利?》,现题为主席将此文残段(博古曾引用部分)收入《六大以来》时改定。张闻天在二月发表的文章即有“抗日军阀”等术语。
这次反日战争胜利的原因,不是蒋光鼐,蔡廷楷等一些国民党军阀的领导,而是革命士兵的英勇斗争与革命民众的热烈拥护。国民党军阀们的领导作战,不是为了要使这一战争得到澈底的胜利,而是为了要在“抗日”的招牌之下,利用兵士与民众的反日斗争,欺骗革命的士兵与革命的民众,造成马占山那样“民族英雄”的美名,来侵吞民众的捐款,来向帝国主义投降出卖,使革命战争失去领导而失败。这也就是目前反日战争中最大的危险!

领导目前反日战争的国民党军阀,不但不敢侵犯帝国主义的任何特权,而且十二万分的尊重这些特权。他们丝毫不想把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至少是日本的海陆空军驱逐出境,他们丝毫也不想乘胜追击日本的军队到租界上,根本消灭日军在陆地上的根据〈地〉。他们等待日本军队一师团一师团的送来,枪炮飞机一船一船的装来,让败阵的日本军队整理,补充,安排阵线,再向我们进攻。这不但不是要使战争胜利,而是在牺牲十九路军士兵,使战争遭到失败!

领导目前反日战争的国民党军阀,不但不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大规模的武装工人与劳苦民众,把兵士与民众打成一片,而且处处压迫民众运动,封闭民众的反日团体,解散工人与学生的义勇军,禁止士兵与民众发生任何密切的关系。他们惧怕民众,仇视民众,反对民众参加民族的革命战争。然而没有千百万民众的参加,这一战争是必然要失败的!

领导目前反日战争的国民党军阀,不但不设法改良作战士兵的生活与待遇,把民众的捐款与慰劳品分散给作战士兵与后方的伤兵,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而且直到现在还是克饷不发,侵吞人民的捐款与慰劳品,限制他们言论行动的自由;而使他们觉得他们拼着性命同日本帝国主义者肉搏,只是为了他们长官们的利益,只是为了维持他们往日牛马般的生活,与长官们套在他们身上的旧的锁链。不澈底了解为了他们自身的解放而战争的士兵,决不能使他们的英勇长久地继续下去,使战争得到新的胜利!

最后,领导目前反日战争的国民党军阀,现在正在血战着的革命士兵与革命民众背后同各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进行着投机的买卖。他们在帝国主义指示之下,早已准备退却,早已答应出卖上海,把上海成为中立区,由列强共管。只是因为惧怕士兵与民众的反对,所以他们还勉强支持着。但是,为得要保存他们自己的实力,去镇压民众的革命运动,尤其是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他们现在是准备着失败。他们有意把士兵放在日本军队猛烈的炮火之下,不给士兵以有力的援助,好让士兵失败之后自动退却。在这些帝国主义便衣队的国民党军阀之下,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当然完全是幻想。

因此【注:以上部分为《六大以来》所缺】要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澈底胜利,必须推翻国民党军阀的这一领导,把领导权拿在民众自己的手里。

因此,我们主张:

(一)十九路军士兵立刻不顾一切长官的命令,追击日军到租界内,消灭日军的根据地,坚决反对“退却”“停战”,把上海交给任何帝国主义;

(二)民众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压迫,自动启封一切革命团体,大批的武装工人与一切劳苦群众,组织民众的义勇军与游击队,保护自己的革命组织,并参加前线作战;

(三)革命的士兵,立刻组织兵士委员会,直接接收与分配民众的捐款与慰劳品,监视与逮捕一切不抵抗的长官,并且加入民众的革命组织;

(四)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这一民族的革命战争;

(五)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刻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银行,工厂,商店与交通工具,拿来作为民族革命战争的用途。并且以同样的办法对付帮助日帝国主义的其他帝国主义!

(六)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刻腾出一切公共房屋给失业工人与灾民居住;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建筑交给工人与灾民的组织;它从大资本家大商人大批的征发粮食与衣被,分配给失业工人与灾民;它更没收一切帝国主义走狗与投机资本家的财产;它立刻宣布八小时工作制与社会保险,改良失业工人的生活;它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

(七)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召集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代表会议,它把政权交给民众自己的政府。

我们以为只有这些具体办法的实现,我们才能把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拿在我们的手里,而不为国民党的军阀所出卖。也只有这样,民族革命战争才能得到澈底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释

〔1〕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出版的《六大以来》收入本文时,编者加了《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的标题,并注明“此文件未觅得全文,只有后一部分”。这次全文刊印,保留了原标题。

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革命民族战争的运动周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

起草者待考。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见https://zhuanlan.zhihu.com/p/138805115
各级党部:

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的战争更加紧迫了,帝国主义的先锋队——日本帝国主义已在满洲成立了满蒙共和国,组织了大批白俄为进攻苏联的先头部队,强迫霸占中东路,派送大军到苏联边境挑衅,这种计划正在各帝国主义直接帮助和赞扬之下进行着。此外接近苏联的东欧各小国也是在英法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加紧准备反苏联的战争。很明显地各帝国主义由于经济危机的加深与革命危机的生长,日夜都想从进攻苏联方面得到出路,这种万分紧迫的形势,是一刻也不容许我们忽视的。另外一方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进行同样是万分紧急的关头,上海及沪宁路一带已成了帝国主义直接管理的区域,在法美法〔英〕日帝国主义直接指挥进行着的所谓“上海和平会议”,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分赃的会议,出卖民族污辱民族的国民党政府已经答应了一切的卖国条件,为的是要进攻猛烈发展着的中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镇压蓬蓬勃勃的反帝运动,罢工运动与一切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自然日趋死亡的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无论如何疯狂地挣扎,结果必然要受到革命势力有力的回答,而归失败,以至灭亡,但是我们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责任绝不能有一点的等待,我们必须认清目前的紧急关头,把拥护苏联与中国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扩大革命民族战争的任务,提到最高的限度。坚决地反对一切对这一任务的消极怠工与估计不足。

为着实际执行上述的任务,青年团的中央已经决定上海在四月五号至十二号,外省在四月二十三号至三十号举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瓜分中国,扩大革命民族战争的运动周。党中央认为这个运动周虽然主要的是由青年团来发动,但各级党部必须积极领导和参加这一运动,绝对不能以为这是青年团的工作,采取旁观或应付的态度。同时红色五月已经逼近,为着更有成绩的进行五一和五卅运动,我们更应抓住这个运动周,利用这个运动周做为红色五月工作预先的总动员,因此各级党部从今天起就应该积极准备和领导青年团与一切群众组织来进行这个运动周。在工作过程中与结束的时候,必须有严格的检查,并将检查的结果,报告中央。

(同时要参考团中央关于这一运动周的决议)

中央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

附: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紧急通知——国际青年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瓜分中国的强盗战争,号召中国劳动青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运动周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九日)⑴

估计到目前形势的主要事实: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掠夺中国的强盗战争正在疯狂般的进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危险正在空前的紧张起来。少共国际决定:在本年三月底举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周,动员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及劳动青年来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斗争,来援助和拥护中国劳苦群众的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来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拥护中国的苏维埃。

中央认为中国共产青年团应该最积极的参加这个国际的反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在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的任务中,中国共产青年团应该与全世界无产阶级青年一致的进行这个国际的斗争。

根据目前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实际状况,中央认为在中国这个运动周应该在下列几个主要的口号之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掠夺中国劳苦民众的强盗战争;武装群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反对瓜分中国的组织者——国联调查团来华调查;武装拥护苏联拥护中国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国民党军阀对苏区的新进攻;组织少年先锋队青年义勇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和大炮,千百万劳苦青年加入中国共产青年团,援助日本厂的罢工等等。罢工要求:青工工作六小时,同工同酬,青工童工不做杂役,减少学徒年限,学徒不为私人服役,不减一文工资,增加工资,要求失业津贴——等于全部工资数目等。

中央认为必须指出这一运动——无产阶级反对战争的争斗,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反对战争”是水火不相涉的!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掩护物,最近在上海举行的所谓“和平停战会议”便是帮助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帮助国民党投降于帝国主义的东西。必须向广大青年群众说明,这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和平会议”决不能停止目前的战争;要消灭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强盗战争,不是纸上的停战条约或空喊反对战争可以达到的,必须着重的告诉广大群众,只有群众自动武装起来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消灭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达到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所以在这一运动中,必须把宣传群众武装尤其是组织青年群众的武装,组织广大劳苦青年加入少先队青年义勇军,组织在白军中的工作……积极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应该是最主要的联贯着。

必须告诉青年群众,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才有真正的和平政策,苏联的工农群众正在积极进行并且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变帝国主义的战争为国内的革命战争!苏联的工农群众正在积极援助和同情中国劳苦民众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的争斗。正是这个缘故,帝国主义便拼命准备进攻苏联的战争!所以要消灭帝国主义战争,进行中国民族的解放战争,中国的劳苦群众应该与苏联的工农携手,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武装保护苏联!

要告诉劳苦青年群众:国民党军阀正在动员全部力量以新式火器来进攻中国苏维埃红军,正因为苏区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羁绊,红军是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民众自己的武装力量。要达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解放,要达到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必须保护苏区,组织广大青年工人去扩大和巩固苏区红军,罢工,停车不给进攻苏区的白军运兵,不把一点水一粒米给“剿共”的白军,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行动扰乱他们的后防,破坏交通。特别是进行在“剿共”的白军中的宣传煽动和组织工作,动员广大劳苦青年与苏区红军及广大劳动群众一致争斗,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树立民众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所以在这一运动中,必须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争取联片的苏区,争取一省数省政权的首先胜利有密切的联系。

中央认为在这一运动中,必须加紧反对国联特别是这次国联调查团的来华,因为他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强盗战争的组织者。如果以为国联的假面具已经完全为群众所了解,实际上是会放松反对国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将是帮助国联维持在中国劳苦群众中的影响!必须抓住国联尤其是这次调查团在华的一切行动与事实,向中国劳苦青年面前揭穿,说明他们的“和平”与“公理”是瓜分中国的大刀,实际上是战争与掠夺。同时反国联的工作与反对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工作是不可分离的。并且要与反对一切反动政治派别(改组,派第三党,社会与教育派,国家主义派,取消派)及反对国联在中国的代言人地主资本家的斗争联系。他们正在欢欣鼓舞欢迎国联调查团,企图维持国联在中国劳苦群众中的幻想,帮助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并且要揭破国民党的“国难会议”实际上是计划进攻苏维埃与红军(议程第一项便是“剿共”),压迫和剥削劳苦民众(议程第二项的“赈灾”)和投降于帝国主义(议程第三项的“御侮”)的会议!

中央指出在这一运动中,必须加紧进行各派青年义勇军,党童子军中工作,加紧在白军中的工作,派大批的同志到白军中去,加紧在上海,香港,天津,厦门等地外国海陆军中的工作,加紧反对基督教青年会等活动的工作。

中央更着重的指出这一运动与“五一”工作的布置是不可分离的。必须把这一运动的进行与日常工作的执行密切的联系着,特别是需要与青年工农日常经济要求的争斗,领导青工的罢工争斗,失业青工的争斗,组织在日本厂内工人的罢工争斗的工作,最基本的联贯起来,要坚决和那些脱离日常工作离开青工群众争斗基础而空喊布置这一运动的倾向斗争。

为着进行这一运动,应该组织各种青年群众会议,特别要召集工厂中青工会议,青工代表会,在这些会议中,把我们的主张公开的宣传公开的号召,通过各种宣言通电与决议,组织领导广大的青年群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强盗战争与进行民族战争,拥护苏联中国苏区红军的示威游行。

在这一运动中,必须是广大的进行招收团员的运动,扩展团的组织,建立新支部与巩固,在号召青年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掠夺,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下组织广大劳苦青年加入共产青年团,真实的实现“每个团员介绍一人”“赶上党超过党”“有党支部应有团的支部”的口号。

在这次运动中,必须最广大的发展青年群众武装组织,少先队,青年义勇军等,特别是这些组织在青工群众中最广泛的开展起来,并且要巩固在反帝组织中青年群众的工作。

中央规定在上海自四月五日到十二日汇合着“四一二”纪念,进行这一运动,在外地及各省,规定在四月最后一周举行与“五一”纪念的准备工作联系起来。

各级团部在进行这一运动时,必须保证得到党的领导及吸收一切革命群众组织积极的参加。

各级团部接到这个通知后,立即详细讨论,配合各地具体的情形布置这一工作,把这一运动的结果报告中央。

团中央局

三月二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释

〔1〕原文无年代,此是编者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
(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

起草者为张闻天,署名洛甫, 载于红旗周报, 1932。收入《张闻天文集·第一卷》,然《博古文选·年谱》认为博古所作。
(一)

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胜利,反帝运动的急激发展,工人运动反攻与进攻的浪潮的高涨与全中国千百万农民,灾民与兵士群众的革命斗争,使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走向崩溃,使中国的革命危机更加成熟,并且把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任务,放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用它们的武装力量,瓜分中国,积极的企图着把中国从苏维埃的“洪水”中,拉到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去。

在全中国阶级斗争这样紧张剧烈的时候,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一切拥护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革命派别,更加疯狂般的向着中国唯一革命的,唯一领导目前中国革命运动到胜利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进攻。它们不但用白色恐怖破坏我们的组织,逮捕与屠杀我们的同志,而且在思想上,利用种种造谣污蔑的手段,利用一切它们公开的报章杂志,利用中国共产党内的叛徒,托陈取消派与罗章龙派等向我们进攻。因为它们很明确的了解到:不消灭发动,组织与领导全中国千百万工农群众做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斗争的共产党,它们的灭亡是必不可免的事。

在全中国阶级斗争这样紧张剧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正在动员全党的同志,发动,组织与领导全中国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向着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做积极的进攻。中国共产党自从四中全会之后,克服了立三路线,粉碎了罗章龙所领导的右派小组织,在执行四中全会的国际路线中,巩固了党内布尔塞维克的统一与团结,改变了党内的成份,巩固与扩大了中国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领导了白色区域工农兵士灾民等广大的群众斗争与反帝运动。这些成绩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更有阵地的向着统治阶级与一切反革命派别进攻,更有力量的打击党内一切机会主义者,更广大的发展自我批评,更澈底的转变一切我们的工作方式,使我们的党更能适应目前的革命环境,更能顺利的去实现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战斗任务!

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这是目前中国革命危机中,革命与反革命在决死斗的过程中的中心特点。

然而这种特点,还没有能够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全党同志所了解。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与反革命的武断宣传,不能不影响到了我们党内一部分最不坚定的同志,使他们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对于党所提出的许多中心任务发生机会主义的动摇,以至走到悲观失望与消极怠工的道路上去。这类机会主义的动摇,对于中国党实是目前最大的危险。因此同这类机会主义的动摇做斗争,实是中国党完成目前他的中心任务的先决条件。而且只有最坚决无情的反对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才能使全党同志更能清晰的了解我们的任务,为这些任务的实现而斗争。

(二)

从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出发,来检查我们党内的思想,那我们立刻可以发现非常严重的机会主义的思想,在许多地方障碍着国际与中央路线的执行。这种思想,主要的表现在对于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估计不足,即表现在对于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虽是有时这种机会主义在“左”的词句的掩盖之下。

在世界革命方面,右倾机会主义最明显的表现在对于目前两个世界的对立,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了解不足。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从没有象现在这样地猛烈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超过资本主义制度的优点,从没有象现在暴露得这样鲜明”(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决议)。这些同志也不了解:“两种制度间这个天天生长的矛盾,现在成了国际关系的核心,影响到帝国主义世界许多矛盾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我们的同志不能了解:“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间,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间各种矛盾的发展,极端地加强了武装进攻苏联的危险”(同上)。因此我们的同志放松了动员广大群众拥护苏联的战斗任务。

譬如满洲事变之后,山东省委认为这一事件:

“发生的原因――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遭受美国的重大打击,自然要企图培植军阀以与美所御用的南京政府相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眼见着华北固有的势力,被美帝国主义日渐削弱,眼见着自己所养的军阀被蒋系所打倒,在这忍无可忍的当儿,便不能不御驾亲征了!便不能不揭破一切面具,向南京政府及张学良开战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宣传大纲》九月三十日)

山东省委在这里一句话也没有说到日本占领满洲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帝国主义的进攻苏联。因此山东省委也无法说明,为什么在日本占领满洲的开始时,各帝国主义表示了一致的赞助与拥护。因为看不到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所以山东省委在拥护苏联的工作上,表示了机会主义的消极。

河南省委从锦州失陷一直到上海事变,在一切决议上无数次的提到“帝国主义强盗战争已箭在弦上”(见省委二月为上海事变及宁政府迁都决议),但从没有一字提到“在反对苏联战争的准备上,在将满洲造成反苏联的军事根据地上,在掠夺中国民众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上,帝国主义是一致的”(见中央关于争取革命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不但如此,而且在省委《检查过去反帝工作决议》上,对于省委在满洲事件的通告中关于“日本以武力占领满洲……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有准备的实际侵占满洲,进攻苏联,压迫中国革命的开始”的分析,反认为是错误的。

中央苏区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在《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中,认为“日本出兵占领奉天,长春,厦门,烟台是为着威吓张学良反蒋,同时取得在华的根据地”(见泽鸿〔2〕给中央报告)。同时这个负责同志还说:“从去年十一月起,世界状况已有一个转变,帝国主义内部恐慌,已达极点,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结果是无产阶级要起来革命。在这一情形下,敌人是无法进攻苏联和革命的”(见三月二十七〈日〉君鹤〔3〕给中央的报告)。

从这许多例子上分明的看出,我们的同志对于目前两个世界对立的形势,如何的不了解。他们只看到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而看不到目前“国际关系的核心”是两个世界的对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是动摇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与推进世界革命的最有力的因素,看不到苏联是世界行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因此不了解目前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最主要的危险,不了解帝国主义者正在加紧准备反苏联的战争中,找求着他们内部日益生长着的矛盾的解决与出路。

对于两个世界对立的不了解,也就是对于世界革命的估计不足。这种机会主义的估计,必然会发生对于苏联的力量的不信任,不相信苏联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包围中,会胜利地走向前去,以至对于世界革命的前途消极悲观。这种估计,也就是使得我们党内一部分同志不了解共产国际所放在各国共产党前面“拥护苏联”的战斗任务的意义,对于这一任务,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这种消极怠工,不但在山东,河南,中央苏区等地表示出来,而且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同样的危险。请问不同这种倾向做斗争,不使全党同志明晰地了解目前国际关系的枢纽在那里,这一工作的转变,是可能的吗?

(三)

对于中国革命右倾机会主义的观念,是对于中国目前两个政权的对立的不了解或估计不足。我们的同志还不能了解或不很了解,国民党政府是在迅速地走向崩溃与死亡,苏维埃政府,是在迅速地走向巩固与发展。我们的同志不了解,或不很了解:

“在中国,革命危机表现于苏维埃与红军的组织,他们的领土内,有千百万的户口,因此中国遂站在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的前线。……从土地革命中产生出来的苏维埃与红军,正在以苏区的具体经验,引起产业中心的工人与农民群众来加入斗争,没收地主的封建财产,分配土地于农民,消灭反革命国民党刽子手的政权”(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决议)⑷。

“全国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建立给苏区与非苏区的革命运动以总的领导,更能顺利地实现无产阶级对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领导权”(中央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存在是中国革命危机的主要标志,苏维埃政府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所以工农兵政权与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的对立,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在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上与相互关系上有决定的意义。不了解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这一特点,必然不能了解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主要原因,是进攻中国革命,尤其是〈对〉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进攻的一致。

就是因为这原因,山东省委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完全是为了日美的冲突,同中国苏维埃运动没有丝毫关系。还有其他省委或多或少都犯有这种错误。甚至有些同志,如象中央职工部的负责同志,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满洲,不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满洲省委在二月二十五日国际失业工人运动决议上,也只是说:“今年二七纪念与二月二十五日国际失业工人斗争日,正在日帝国主义占据满洲,继续扩大残暴行为,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加紧进攻苏联。”而没有一句话说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进攻。中央苏区在他们去年十一月党大会所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没有一句话讲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尤其是苏区与红军的进攻问题,似乎帝国主义对于苏区是没有关系的。

对于两个政权的对立的不了解,也必然会发生这种机会主义的估计,以为国民党军阀内部的战争,是无法免除的,以为三次“围剿”失败之后,国民党决不敢再向苏区与红军实行进攻。犯这种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能了解:虽是国民党军阀内部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但是的们决不因为他们内部矛盾的紧张,而停止他们对于苏区与红军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他们正因为苏区与红军的发展与巩固,所以他们正在“团结一致”向苏区与红军进攻,在加紧他们对于苏区与红军的进攻中,找求他们内部间矛盾的暂时解决。

在三次革命战争之后,中央苏区的负责同志认为:

“三次革命战争是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阀向苏区红军的进攻。我们是防御战,今后是我们进攻敌人,所以提出四次革命战争是不正确的。”(见泽鸿报告)。

这类估计,当然很值得我们惊奇的。因为这里面,丝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这种估计没有法子使我们动员千百万工农群众在苏维埃的周围,使我们能够在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新的血战中得到新的胜利。也就是因为这种估计,所以使中央区的同志从容不迫的去打“土围子”,而把扩大红军与改造红军等的中心任务放在脑后。

很明显的,这类估计实际上是对于中国苏维埃政权估计不足。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不能明晰的了解两个政权的对立,在中国革命中有何等重大的意义。陕西省委在过去曾经“号召全党,号召群众,说工农红军在第三次‘围剿’中,受到了暂时挫折和部分的失败,苏维埃运动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头”(见省委十二月政治决议),表示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没有丝毫的信心。广东省委在十二月十日《反日本帝国主义运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的通告上,简直没有一个字提到扩大广东的苏区与红军,以为这是广东党所不值得注意的问题。甚至在中央宣传部最近所印出的《上海三次暴动五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上,在列数“无产阶级领导一般劳苦群众的当前任务”中,也没有提到巩固与扩大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这一中心任务。

这类机会主义的观点,当然不能动员全党同志,去为了扩大与巩固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去动员千百万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对于苏区与红军的新的进攻,把这一工作当做我们党目前的战斗任务。

(四)

在另外一方面,对于另一个政权,即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反革命政权,许多地方表示了过分的估计。在疯狂般的白色恐怖前面,在国民党调动数十万军队向鄂豫皖苏区与江西苏区实行新的进攻的前面,我们的有些同志就对于革命力量表示了怀疑,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缺乏信心,以至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对于党的任务消极怠工。

一些同志不能了解或不愿了解,虽是国民党这样残酷,这样积极的向着革命,尤其是苏维埃与红军进攻,然而这种进攻,同去年三次“围剿”时已经大不相同了。中央在《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上,很清楚的写着:

“估计着目前的形势,必须指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这个变动是有利于工农的,有利于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的。国民党各派的力量都削弱了,相反地,工农与苏维埃运动的力量,是增长了,强固了”。

全中国的水灾,国民经济的总崩溃,反帝斗争的普及全国,工农兵士斗争的开展,苏区与红军的伟大胜利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的扩大,对于国民党当然有绝大的影响。国民党在广大民众前面的“威信”已破碎得不堪的了。国民党以及其他在野反革命派别的欺骗宣传的范围,是大大的缩小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完全宣告了破产。甚至国民党政府所依靠的武装力量,经过这样一个激变的时期,也在急速动摇崩溃的过程之中。整连整营整师以至整军(二十六路军)的叛变,投入红军,已经是常见的事。

国民党对于中国革命,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进攻,是愈加感觉到“棘手”与困难了。然而这愈是使他疯狂的利用白色恐怖与血的屠杀来压迫革命运动与进攻苏区与红军。也正是因为国民党的崩溃,因为他表示出消灭中国革命运动,中国的苏维埃与红军的无能,所以帝国主义加速的瓜分中国,“促使帝国主义从隐藏的武力干涉(供给反革命军队以军火军费与军事顾问等等)转变到直接的公开的武力干涉”(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在白区对于统治阶级力量的过分估计,对于这一阶级力量对比的辩证法的变动的不了解,是我们常见的事。我们从各级党部的文件中,可以找到不少的例子。这种估计只会造成对于目前形势的悲观失望,对于党的任务的消极怠工。在苏区,这种估计造成了对于苏区与红军的取消观点,保守主义与等待主义。

我们在这里想把苏区的一些例子拿来,指明出我们的同志对于敌人力量的机会主义的估计。湘鄂西苏区的一部分反对中央分局的布尔塞维克领导的潘家与万涛同志,他们认为在敌人猛烈进攻苏区的情形之下,必须缩小红军,将红军化为地方武装,化为游击队,把红军的向外发展看成逃跑右倾,而把巩固苏区看成“庸俗的保守主义”(见湘鄂西省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对于潘万二同志的批评)。鄂豫边的负责同志,在敌人进攻的情形之下,不去坚决的组织群众,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却号召群众实行“总退却”,而且自己却不得中央与边特的同意逃跑到上海。赣东北苏区的一些国志在敌人炮垒政策之下,表示张惶失措,主张红军主力避免与敌人作战。中央苏区在去年十一月党大会的决议案,对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中心任务,只是这样的写着:

“统治阶级为要挽救其死亡,正在企图团结与联合,以求一致进攻革命。现在这种企图虽然没有达到,但是他们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准备与计划是毫不放松的。不过反动统治内部的矛盾和崩溃,并不因此而消灭而减弱,而革命力量,一定能够战胜反动统治无数次更疯狂更野蛮的进攻,而在这些无数次的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去完成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

中央苏区的同志似乎在这里讲到国民党的崩溃,讲到国民党的一致进攻,以至相信在无数次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去完成一省与数省革命的首先胜利。然而很明显的,中央区的同志在这里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他们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做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做了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这种观点,实际上同样是对于反动统治的过分的估计所产生的。

不是没有原因的吧!中央区同志在他们的决议上,没有一句话讲到在国民党新的进攻苏区与红军中,帝国主义的作用的扩大,在许多地方帝国主义准备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向我们进攻。他们也不能了解,国民党正因为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的削弱,愈是公开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把重要的中心城市,交给帝国主义共管,明显的表示出了它是帝国主义侵掠中国的清道夫。

也就是对于反动统治力量的过高估计,使他们不能了解:

“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为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中央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当然,在我们反对对于反动统治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时,我们还必须指出对于反动统治的一些“左”的估计。

满洲省委在《为反对国民党统一政府的宣言》(一月二十七日)中说到“国民党各派的和平会议,全体会议与统一政府的成立,这是国民党统治中国宣告最后破产的一幕”,是国民党“企图挽救已经绝气的统治”。河南省委认为“怒潮般的反日运动当中,群众所得到的教训,以至最落后的群众,都认识国民党各派,新月人权派,第三党等等的真面目,表示不满意了,最后的幻想已绝望了,都环绕在共产党的周围”(关于广暴纪念通知)。满洲省委甚至在二个月的工作计划上写着“在辽西,哈尔滨,东满,珠河,把工农兵代表会议建立起来,首先在辽西,哈尔滨开始”这类荒唐到万分的条文。当然,这些“左”的估计,并不阻止这两个省委对于目前的群众斗争表示悲观失望,放弃放在他们前面的许多战斗任务。

就是鄂豫皖苏区省委在正确的了解中央决议的精神之下,也不免犯了对于国民党力量的“左”的估计。他们在今年二月七日省委会的政治决议案上说:

“国民党政府的迁都洛阳,一方面表示国民党由于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失败,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所斥逐的走狗,或者宁可说是降了级的走狗,不过降级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因为从此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的火线,将由帝国主义所担任,而国民党洛阳政府与其他军阀政府只担任偏师的任务”。

这种“左”的估计,当然同我们上面所说的,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这种估计,会使我们看不到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对于苏区与红军的进攻,看不到国民党的军队在目前还是我们正面的敌人。这必然会使我们放松反国民党的斗争。

然而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于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五)

在我们党内现在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在民主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不论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方面,不论在土地革命方面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没有明晰的了解,甚至根本忽视这一问题,而实际上这一问题正是中国革命问题的中心的中心。

如若我们研究一下为什么自从“九一八”满洲事变起一直到现在止,我们的反帝工作,没有得到应得的成绩的中心原因,那不能不指点出,这是由于我们党内许多负责同志还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一反帝斗争,去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我们的许多同志或者是在“争取公开”的名称之下,做国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尾巴,或者是在“左”的口号之下,根本放弃这一工作,采取了消极怠工的关门主义。在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上也曾经这样说:

“在各地的反日工作中,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两个不能容许的极端:或者是完全的关门主义,不参加任何反日运动;或者是所谓完全的‘公开主义’,变为国民党的俘虏。譬如陕西省委,过去对于反日运动完全消极,后来改正了这种错误,即转到了另一极端,使我们的反日运动,变成了和平的公开运动。再譬如四川省委,当广大群众起来反日时,我们主张反帝不反日,但后来自知错误,即另趋极端,组织‘援马委员会’,要求国民党政府的保护,并且在刊物上表示愿意同国民党合作”。

满洲省委在满洲事变发生之后,提出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不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对于“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帝国主义海陆空军出境”的口号一字未提。对于蓬勃发展着的东北义勇军,更是不闻不问,更说不上组织东三省各重要企业中的反日罢工。江苏省委,对于反日罢工,义勇军的组织以及抵货运动等也表示消极怠工。广东省委公开在《两广实话》附刊上发表“反对救国义勇军,学生军等的组织”,认为“抵制日货是消极的不中用的方法,而且一方面必然要扩大英货的市场,是英国最得意的一件事”(白希同志十月十五日为广西工作来信)。此外河北省委,山西省委,也有同样的观点。山东省委甚至把铁路支部一个工人同志开除,因为他提议组织工人义勇军。

很明显的,我们的同志还没有了解深入到各种形式的反帝运动中去争取反帝运动的领导,用一切力量组织反日罢工与武装工人,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的骨干。对于中央很久以前所提出的“以民族的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出境”,“以民族的革命战争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的反日的中心口号,表示怀疑与动摇,甚至对于“民族”二字表示畏惧。一直到现在,在各省的文件上与工作上,这一口号还没有成为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中心口号。这些同志还没有了解到争取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是中国共产党在反帝革命中的中心的中心,他们不了解,只有这一领导才能使反帝革命扩大深入,才能推动中国革命运动到更高的阶段。

在苏区的我们的党,对于这一问题,同样的没有明确的了解。在过去,苏区的党只知道土地革命,不知道民族革命。现在在有些苏区,如象鄂豫皖苏区与湘鄂西苏区,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对于苏维埃是中国唯一反帝国主义的政府,工农红军是唯一反帝国主义的军队,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能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这一点,在很多同志中间,还是不很了然的。

这里我们又可举出中央苏区的例子。在他们的政治决议案中:

“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进行革命战争,必须加紧反帝运动及职工运动的工作,为要发展反帝运动必须坚决反对苏区只要土地革命,不要反帝运动的右倾观念。必须使全党认识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才可以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要利用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广大宣传与鼓动。最近要切实利用日本出兵占领东三省的事件,进行广大的反帝运动,并须在这个时间内成立苏区的反帝同盟的组织”。

这就是中央苏区对于反帝运动的全部了解!这里完全没有了解中国苏维埃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是唯一主张以民族革命战争去保卫中国不受帝国主义的侵掠的政权,是唯一主张以民族革命战争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的政权,虽是他们一般的指出了“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才可以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这里,显然的,把争取民族革命的领导问题,放到脑后去了。

苏区的党不但在反帝运动中忽视了无产阶级的领导问题,而且在土地革命中,也同样忽视了这一问题。几个苏区,如象赣东北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中央苏区等对于怎样保证无产阶级在苏维埃运动中绝对领导权的问题,可以说完全忽视。在分配土地上,中央苏区过去提出“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的观念,不用说是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即去年八月的土地问题决议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也还是机会主义的。然而十一月的政治决议,却认为这一决议是正确的。在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上,没有一句话讲到保证在红军中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与工人骨干的问题。关于党内工人分子的吸收与工人干部的提拔问题,始终没有注意。在苏维埃政府中工人成份的增加,以及苏区工人运动与工会工作的发展,完全表示了消极怠工。甚至在十一月党大会所通过的《苏区工会运动决议案》上这样说:

“现在苏区还未包括有大的中心城市,还缺乏产业工人。农村工人群众主要的是雇农,手工业工人和苦力”。

“苏区不断的在敌人包围封锁和残酷的战争中,经济受着极大损害,最大多数手工业停闭,手工业工人随之而失业,雇农在土地革命后都已经分得了土地”。

照中央区的同志这样说来,他们过去完全忽视工会工作与工人运动,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他们那里根本没有工人。这些同志一方面根本不了解,中国苏维埃运动是中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中国的苏维埃不是农民的苏维埃,而是工农民主专政,而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已经在国家政权的萌芽中巩固了起来”(国际十一次全会决议);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了解如何在发展工人运动,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提拔工人干部等工作中去巩固无产阶级在苏维埃中的领导。

在《共产国际》杂志去年十一月十一日的社论上曾经这样写道:

“中国共产党员愈鲜明的估计到现存政权的阶级基础,则中国共产党对于苏维埃的领导愈坚固,愈强剑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动摇,都马上要反映到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日常具体的政策上,而使革命具有很大的危险与破坏。所以中国共产党用如此强固性与坚决性去揭破了和揭破着立三同志的半托洛斯基的路线,李立三同志忽视了一种根本上重要的情形就是:苏维埃的一切革命办法,应从现存政权的两个阶级性之估计出发,应从运动现阶段上过早的社会主义的办法之不可容许中出发,同时应从巩固无产阶级在这个政权中的领导作用,而有坚忍的有系统的有纪律的工作之责任之估计中出发(建立正式的工农红军,并有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指挥骨干,在苏区的城市中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在苏维埃专政的一切机关中有系统的提拔工人)。所以凡把中国苏维埃当做似乎只是‘农民’苏维埃或劳动者苏维埃等等的,也是同样的危险。这样把无产阶级融化在劳动者的一般群众中,这样把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加以抹杀……”。

但是:

“如果指出这一点便心满意足,以至甚至连一分钟减弱为巩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而作的坚强的稳固的斗争,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是极端危险的”。

这种“极端危险”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农民苏维埃”的观点,与对于在民主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忽视,在中国党内是分明存在的。不同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做斗争,中国革命将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也没有法子使中国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去。只有象猷新同志那样的“马克斯主义者”才会在“论革命转变问题”中,可以一句话都不讲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见《布尔塞维克》四卷四期)。

同上面所说的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即是对于目前工人运动形势的估计不足。中央职工部,全总以至上海工联的一些负责同志的言论与行动,差不多给了我们以最好的例子。

在去年十一月中央通过职工运动决议时,中央职工部刘同志〔5〕对于目前工人运动形势的估计,即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认为目前工人的斗争是防御的与反攻的,刘同志等更认为在经济恐慌资本进攻的条件下,罢工不能得到胜利,罢工不容易发生,他们甚至说工人惧怕罢工。在中央职工部关于一九三一年职工运动的报告上,曾经这样说:

“资本家与国民党帝国主义更加联合一致来压迫工人的斗争,更加采用一切的暴力与残酷的方法来镇压斗争的工人,黄色工会更与资本家国民党打成一片来破坏工人的斗争,因此使斗争遇着很大的困难。罢工的失败经常威胁着压迫要求斗争的工人,赤色工会还没有来得及准备群众的力量去克原客观上所给与的这一切困难”(见《红旗周报》三十一期)。

“国民党资本家压迫和破坏工人斗争这一切的系统,是非常严密的,是从工人群众的内部与外部齐来的。在工人一方面如果不能击破资本家国民党这一切的进攻使之失败,那斗争的胜利,就是很难的。试问在工人群众一方面,在赤色工会一方面,是不是能够对付资本家国民党这一切进攻呢?”(同上)。

“资本家是什么都好,无产阶级是什么都坏”,这是职工部报告的全部精神。在“工会组织问题”上职工部刘同志更说到工人积极分子如何动摇畏惧,工人群众如何在斗争中胆怯与没有办法,如何“在胜利之后,切忌领袖个人的骄傲,并且还要注意到群众的骄傲”(见《红旗周报》三十二期)。

对于中国工人运动这种悲观失望的估计,当然会使这些同志所领导的全总与工联,走到消极怠工的路上,当然会使这些同志放弃组织罢工与领导工人群众的反帝罢工,并且使经济斗争政治化。这种观点,当然会使全总的党团书记鲁深⑹同志觉得全国的“工作没有对象”,使工联的黄同志〔7〕感觉到“什么也没有”,以至使工会工作深深的陷在机会主义的泥坑中间。

对于工人运动的这种机会主义的估计,在各省也是同样的严重。这里最有趣味的例子,是山东省委巡视员与铁总特派员李芳歧的争论。机会主义者李芳歧,虽是在他算子〔8〕下面发生了津浦路与胶济路的罢工,然而对于他,这是“工人运动低落”的表现。但是在省委巡视员的结论中也同样的表示出对于工人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他说:“认为工人害怕,不敢斗争”,这自然是右倾,“不过在津浦路中虽然现在正有斗争的可能,也有若干自动的组织,但这一路没有斗争的历史,群众受我们的政治影响很少。我们不要忽视了,要领导工人经济斗争革命化,没有广大群众围绕与拥护,那是很难可能的”。

不在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去取得广大的工人群众,去使斗争革命化,而是先要有了群众,然后能领导斗争。这不是很明显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吗?这种先组织后斗争的机会主义观点,差不多在很多地方发现过。就是中央职工部的仲篪〔9〕同志也有过这样的意见。

对于目前工人运动形势估计的不足,使我们的同志不能坚决的去准备罢工,组织罢工与领导罢工,使我们的同志〈不能〉深入到企业中去开展与领导罢工斗争,用最大的力量去建立工厂委员会与赤色工会,以及黄色工会中的革命反对派。这种机会主义的估计,使我们同志不能了解:

“罢工依然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罢工在整个的革命时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之一,罢工争斗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更重大的决定的作用与意义。无产阶级不仅以罢工这个工具来击碎资本对于工人生活水平线的进攻,而且只有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才能给反帝运动,城市贫民的斗争,与失业工人运动以决心与革命的持久性。‘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个群众发动,这在非苏区之中,不仅是进到组织群众的一步,亦就是进到武装暴动道路的一步,而且是直接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因此在我们赤色工会的领导者之中流行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在经济恐慌之下,只能进行总同盟罢工或同盟罢工,而不能组织个别罢工与个别工厂的罢工是不会胜利的观点,是极端危险与极端有害的”(中央为职工运动告同志书)。

不同对于目前工人运动形势估计不足,以及在工会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的观点做斗争,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工作的澈底转变是不可能的。只有这一工作的转变,我们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在民主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使斗争更有持久性与组织性,使斗争走到更高的阶段,使我们的党真正变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党!

(七)⑽

最后,我必须讲到对于中国革命不平衡发展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我们党内还有很大的影响。

这种革命不平衡论,在去年赣东北苏区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上,曾经这样说过:

“在目前整个赣东北群众斗争的发展中,还仍然有很大的弱点。最主要的,如城市与农村发展的不平衡,苏区周围如皖南,浙西,景德镇,鄱阳等处的农民运动,不但没有达到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程度,即使有些农民群众的斗争,亦多是自发的散漫无组织状态”。

照这一观点看来,就是在赣东北苏区内城市的工人运动与乡村的农民运动,赤区的农民运动与靠近赤区的农民运动都是发展不平衡的,而且这是赣东北苏区群众斗争中最主要的弱点。

这种观点,不但在苏区的党内,就是在白区的党内,也是同样存在的。一般的,大家认为城市的工人运动是落后于农民运动,北方的革命运动是落后于南方的革命运动,这一革命不平衡论发展到极点时,甚至说上海沪东的一个纱厂的工人运动,落后于沪西的另一个纱厂,因此在上海工厂与工厂间的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上海工联同志)。

河北省委在反帝运动的决议案上,认为:

“华北反帝运动有许多弱点:主要的是没有取得工人群众的积极参加与领导,学生运动的反日斗争没有同工人农民的斗争很好的联系起来。学生群众的反日情绪,大部分只表现在‘请愿’方面,未能不断的举行群众示威游行。反日斗争没有象南方那样的激烈,未能很好的转变为反国民党军阀的斗争”。

陕西省委在去年十二月七日的政治决议上说:

“目前有些区域内农民的武装斗争的政治经济客观条件是已经成熟了……同时我们特别要深刻了解目前农民运动还有许多严重弱点:农民群众对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的决心与勇气还是没有的”。

依照这许多革命不平衡论专家看来,在北方决不能提出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问题,因为北方的革命运动落后于南方,因为北方的农民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的决心与勇气还是没有的。如若谁提出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问题,谁就是立三主义者。

我们认为这类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同马克斯主义与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了解,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这种理论除了给机会主义的消极怠工以辩护之外,没有任何的意义。

以为中国目前的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观点,在苏维埃运动方面必然要以为中国目前的苏维埃运动是农民的运动,中国现在的苏维埃,是农民的苏维埃。然而事实上,象《共产国际》杂志所说的:

“中国现在所存在的苏维埃(虽然它们还没有把自己的政权普及于国内的各个工业中心),无论如何,不能视为只是农民的苏维埃。如果这样看法,那么这无异于只看到现象的表面而已。还在一九二七年,中国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形成了农民的要求,规定了土地革命与反帝国主义革命的纲领,同时又提出了根本重要的口号,如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土地给农业工人,贫农和中农,然后进而(在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决定一切的领土内巩固起来的时候)国有土地。无产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以及直接的派了自己的最好的队伍为红军中英勇奋斗的部队,而集中了农民散漫的游击队,造成了和造成着红军中自己的工人的共产主义指挥的骨干,造成了和巩固着红军中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如果没有这种纪律,那么红军也许不会有最伟大的胜利了。中国无产阶级经过自己的党而指导工农红军的战斗,指导苏维埃,而只在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无条件的占有了大多数”。

只有反革命的取消派,才会污蔑中国的苏维埃为农民的苏维埃,中国的红军为农民军,而不知道没有无产阶级在苏维埃红军中的领导,就不会有现在的苏维埃与现在的红军,就不会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同时也只有反革命的取消派才以为只有城市工人阶级直接起来武装暴动之后,工人运动才算不落后于农民运动,而不知道中国革命的特点正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把苏维埃政权从乡村推进到城市,从小的城市到大的城市。

可见,以为中国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观点,是机会主义的,托洛斯基主义的观点,同我们的观点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

此外,这种观点在白色区域内,也完全是不正确的。在中央为职工运动告同志书中,这样描写了目前中国工人运动的现状:

“中国无产阶级最主要的队伍(上海的纺织工人,市政工人,印刷工人,唐山的矿工,天津的市政工人与纺织工人,河南的兵工厂工人,津浦与北宁路的铁路工人,外洋与长江船的海员,四川的盐井工人与纺织工人)都卷入于汹涌的罢工浪潮之中。在许多产业部门之中爆发了产业的同盟罢工(上海丝厂,招商局海员,唐山五矿),在别的一些部门之中正在成熟着(上海天津的纱厂与市政工人)。对于国民党政府机关,资本家,黄色工会的一致进攻,工人阶级正以自己的反攻与进攻来回答,罢工的浪潮粉碎了国民政府接一连二的禁止罢工的命令,冲破了警察的弹压与黄色工会官僚的破坏,而在全中国的重要产业中心与部门中震荡着。争斗带着极大的坚决性,坚持性与顽强性,常常转变到与警察肉搏与冲突,在某些罢工中,罢工工人甚至企图解除那些去弹压罢工的军警的武装(如吴淞永安等)。工人阶级依着自己的团结,坚持与英勇,在许多罢工中得到了胜利或者部分的胜利(北宁路,唐山五矿等等),无情揭破了赤色工会中某些领导者的在经济恐慌之下罢工或一二工厂的单独罢工不能胜利的胡说的机会主义性质。在高涨着的罢工浪潮中,一切经济的争斗都带着极尖锐的政治性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在个别的城市中爆发了反日的总罢工(太原)”。

请问除了闭着眼睛胡说工人运动落后的反革命的取消派与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谁能说在白色区域内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呢?这种观点,必然会走到对于目前中国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问题发生怀疑,而向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与取消派投降。

至于说北方的革命运动落后于南方的革命运动,象现在一般同志所说的,是完全错误的。北方的工人运动,如象天津,唐山,北宁路,青岛等各大中心城市的工人运动不但不比广东,香港,武汉等地落后而且超过。陕西,山东,河北等省的农民运动,也并不比江苏,浙江的落后。当然在目前,在北方,没有象湘鄂赣数省那样的苏维埃与红军,然而这种苏维埃运动也正在向着北方发展。并且红军二十四军曾经一度的在北方树起了苏维埃的旗帜。事实证明“红二十四军的失败,最明显的告诉了我们,不是在山西没有创造苏区与红军的客观条件,而是十足的机会主义的葬送”(中央三月九日给河北省委的信)。事实证明不是陕西的“农民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的决心与勇气还是没有的”,而是陕西的党还没有决心与勇气,去发展陕西的土地革命,去创造北方的苏维埃区域。事实证明如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去向农民群众宣传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不去领导他们的日常斗争转变到夺取土地与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农民是不会单独的起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

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问题,现在是明显的提在全国党的前面。然而我们的同志却想以北方革命运动落后于南方革命运动的不平衡理论来掩盖他们〈对〉这一战斗任务的消极,想以我们党在领导革命运动中的主观弱点与错误放到客观的身上。

当然革命发展不平衡在全中国是存在的。但这种不平衡不是在于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北方落后于南方,如象那些托洛斯基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所说的,而主要的表现在有些区域已经有了苏维埃与红军,而有些区域还没有。但是这种革命发展不平衡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割据的状态,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各地的势力和政〔特〕权,是因为中国各部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党的基础与党的领导。譬如赣东北苏区附近农民群众还没有在苏维埃旗帜之下起来斗争,红二十四军的失败,以及北方还没有苏维埃与红军等,这许多不平衡的事实的基本原因,当然不是由于客观条件,而是由于我们党的主观力量的薄弱与机会主义的错误。

立三主义者根本不顾一切客观的与主观的条件,空喊暴动,如山东省委同志空喊创造山东苏维埃,而放弃工人,农民,灾民与士兵的工作,即为最好的例子,而同时却有些同志想以“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来解释他们自己的消极怠工。这在表面上虽同立三主义者的“左”的盲动相反,但其为机会主义则一也。布尔塞维克指出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原因时,首先就应该指出党的正确的领导与正确的策略是消灭这种不平衡的主要原因。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不但要认识这个世界,而且要改造这一世界”。这种革命者的精神,当然同一切机会主义者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的。

不同那些托洛斯基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的革命不平衡论做斗争,我们对于苏维埃与红军,对于中国革命运动,就不能有坚决的信心,我们就不能动员一切力量去发展,领导与组织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斗争,配合已有苏区与红军的发展去创造新的苏区与新的红军,而只有等待革命条件的自然成熟了。

(八)

对于上面这许多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机会主义的动摇或不了解,无疑的是妨碍我们党动员全党同志与千百万群众去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战斗任务的主要危险。不同这些“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尤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开火,我们的党决没有法子去完成我们在目前中国革命危机中所负担的重大责任。

同时为得要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为得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使斗争深入到全党同志中去,我们也必须同那些对于机会主义的调和主义或者象斯达林同志所说的“腐朽的自由主义”做斗争。

对于倾向的自由主义或调和主义在我们党内也是非常严重的。在我们不少同志中间,往往缺乏一种对于倾向的仇恨与同倾向斗争的积极性,以为一点点的小错误是可以马虎过去的。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点,就是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调和与自由主义的态度。譬如北平同志甚至与取消派反革命分子做朋友,上海党内团内也有同志以为托洛斯基主义在理论上是还可以在党内讨论的东西。鄂豫皖苏区曾中生同志的自由主义,曾经造成了红四军内整个反革命的组织。

这种对于倾向的调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就是我们中央党报的编辑同志与宣传部的一些同志,有时也不免表现出来的,象猷新同志的《论中国革命转变》的文章,包涵有许多严重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甚至有些地方偷运着托洛斯基主义的私货,然而布报〔11〕的编辑者却“马马虎虎”的把它发表出来了。贯雷同志的“世界经济恐慌”的小册子〔12〕上也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甚至在有些地方偷运了立三主义的私货,然而我们却不加任何注解,而把它出版了。此外有些各有个别错误的一些文章,我们也没有能够加以详细的审查,而把它们发表了出去。这种现象当然绝对不能再行继续下去!

为得要使全党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有明确的了解,使他们为了这些任务的实现而斗争,我们必须要绝不调和的同一切这些机会主义的倾向做斗争,在斗争中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理论水平与警觉性,以巩固党在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使我们党能够领导全中国千百万的群众向敌人实行胜利的进攻。

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释

〔1〕洛甫,即张闻天。

〔2〕泽鸿,即余泽鸿。

〔3〕君鹤,即胡均鹤。

〔4〕引自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一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关于因经济危机底加深和革命危机前提在好多国度内的增长、共产国际各分部任务问题的提纲》。(今译文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一四三页)。

〔5〕刘同志,即刘少奇。

〔6〕鲁深,即卢福坦。

〔7〕黄同志,即黄平。

〔8〕算子,即筹划之意。

〔9〕仲篪,即刘少奇。

〔10〕原文缺序号“六”。

〔11〕布报,即《布尔塞维克》。

〔12〕指贯雷翻译的《共产国际》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社论“世界经济恐慌与共产党之任务”一文。

目录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

《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一:中央宣传部关于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的讨论大纲

附二: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

附三: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

31年12月底周恩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毛泽东卸任代理书记遭到批判。此文起草者可能为任(或周)。毛主席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认为“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苏区中央局的决议,是完全主观主义的东西。”(《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就苏区中央局贯彻临时中央1932年4月14日、5月20日两封指示信(“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的决议讲:“六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审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
(接受中央关于这一运动周的指示信,关于红五月运动的决议及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信的决议案)

中央局完全同意和接受中央关于红五月运动的决议(已油印发出),中央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指示信与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信(以上两个文件登在《实话》第四期)的全部指示。中央这一切指示完全证明了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由于对目前革命形势估量不足,对敌人溃崩的形势估量不足,过分的估量了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以为太平洋上帝国主义战争将要“一触即发”,忽视了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主要的根本危险,更不认识从满洲以至上海事变以来,帝国主义是在武装瓜分中国的进行中执行了以武力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任务。

还在去年苏区党大会以前,中央局对时局宣言上,便认定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有一触即发之势”(宣言),更错误的还在认定“日本出兵东三省,便是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中国重新分割一切殖民地而战争的开端”(宣言),而根本不认识更主要的还在为的进行反苏联的武装干涉,为的武装干涉中国革命,来反对中国民众。苏区党大会政治决议案虽指出“日本占领东三省,固然使日美英各国间的冲突加烈,同时目前战争主要危险——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更是日益逼近”(决议案),然而却没有一句话提到日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是要将它完全殖民地化,是武装瓜分中国,是“由暗中进行的侵犯转为公开的战争,来反对中国民众”(《共产国际》杂志三十一期社论,见《实话》三期),在任务上更没有一句提到动员群众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今年二月中央局政治决议案及反帝示威决议,根据上海事变,又认定“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战,将要一触即发”(政治决议案),根本不认识目前时局的重心是“反苏联的武装干涉的准备现在是在更大的战线上进行着,并且先用反中国的武装干涉方法实现着”(《共产国际》杂志社论,见《实话》四期),所以对于帝国主义指使中国军阀摧残中国革命,竟从“为要顺利的进行他们中间的战争”(政治决议案)出发,而没有从为要解除他们的经济危机,“为的是远东造成苏联与苏维埃中国之间的分裂,为的进行反苏联的武装干涉,为的瓜分中国”(《共产国际》杂志社论,见《实话》四期)出发。对于帝国主义直接公开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特别是苏维埃与红军,看着是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后的事,而根本不认识“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的武力之广大武装的冲突的整个历史阶段还在面前”(中央: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决议)。

这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由于对目前革命形势估量不足,与对反革命力量过分估计,不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从没有象现在这样地猛烈发展”(国际执委十一次全会决议),没有充分估计从满洲事变起,反苏联战争的危险的全部实在性,不了解中国目前两个政权(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对立的尖锐是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革命发展已经直接威胁了动摇了帝国主义的在华统治,并且苏区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羁绊,不认识中国“目前革命危机所由开展的环境中之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作用之加强”(《共产国际》杂志三十一期社论),不了解“反苏联战争的准备,瓜分中国,直接的公开的压迫中国革命运动[的],是目前帝国主义国际的策略之中心”(中央: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决议)。

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

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的基本矛盾从没有象现在极端的尖锐和紧张,由于资本主义各国企图在进攻苏联中来脱出经济危机,由于资本主义与殖民地各国革命运动强有力的高涨,由于满洲事变所增强的反苏联的挑战性,都使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进行,进到新的严重的阶段。现在日本在北满的积极活动,满洲傀儡政府向苏联的挑衅,日本武装起来的白俄在苏联边境的扰乱,日本参谋部关于在远东建立白俄“中立”国的计划的泄漏,上海“和平谈判”的结束,日内瓦军缩会议与伦敦四届会议在幕后的活动……都是表示帝国主义强盗在要把旧世界的一切力量团结为一,疯狂[会]般的进行反苏联的武装干涉,而以日本为〈反〉苏联大战中的远东先锋队。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强盗自满洲事变后,虽然在他们内部为着分配中国的富源与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上发展着极尖锐的冲突和矛盾,但在牺牲中国民众利益,压迫中国革命特别是进攻苏维埃红军与苏联的一致基础上,是求得了他们共同的协调,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在满洲的屠杀,轰炸,焚烧与直接的摧残中国革命民众的武装反抗,是得到一切帝国主义的同意和赞助的。国联调查团的来华与上海条约的议定,将更进一步的瓜分中国,现在全国各大中心城市与口岸,都集中了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单单在漳州附近的厦门便集中了帝国主义军舰二十八只,这证明帝国主义公开直接的侵犯来反对中国民众的战争,不仅在满洲在上海激烈进行着,并且要进到公开直接的进攻苏维埃与红军。

一贯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各派军阀政府,自从去年三次“围剿”苏区与红军惨败以后,虽然反映着各派帝国主义的矛盾军阀制度的矛盾与地主资产阶级各派的矛盾而日益分崩离析,但主要的却在尽力企图和缓他们内部的冲突来对付革命,一致的祷祝和鼓吹反苏联战争的爆发,听命帝国主义强盗执行出卖中国,镇压全国反日反帝革命斗争特别是进攻苏维埃红军的指令,以与帝国主义强盗行为相呼应,以做挽救他们死亡的挣扎。现在国民党军阀政府已经签字于出卖上海出卖民族利益的“休战协定”。对于全中国革命斗争正在继续施行镇压,对于苏维埃与红军,正在调集新的军队,对中央苏区对鄂豫皖对湘鄂西以及对一切苏区进行“全线的新的总进攻”(中央给各苏区党部信)。只在中央区周围便调动了二十三师,而这些苏区正是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的地方。

所有这些,更加强了中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反帝反国民党的革命斗争与工人罢工的有力高涨,而苏维埃与红军更不断的得到新的胜利和大的发展(最近鄂豫皖红四军团得到了空前的大胜利)。现在上海民众已因国民党政府签字于出卖上海和约而痛殴郭泰祺(国民政府外交次长),这将引起全国反帝高潮更大的爆发;工人的罢工运动开展了苏维埃与红军不断胜利〔1〕,更领导着推动着全国反日反帝反国民党革命斗争在共产党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走上苏维埃的道路,求得中国的完全独立解放与统一。

在这样政治形势面前,依照中央的指示,苏区党的中心任务:应使用一切力量开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组织,准备,领导和武装千百万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劳苦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来保卫中国革命,保卫苏联,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犯与瓜分中国,压迫中国革命与武装进攻苏联,来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与统一。号召组织与领导无产阶级与农民发展群众阶级斗争,积极发展革命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阀新的进攻,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苏]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来消灭出卖中国污辱中国民族的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是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对日作战的必要前提,这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从这一任务出发,检阅过去中央局领导的工作,由于对于政治形势估量的一贯错误,便不能从各方面广大的动员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对于反对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直接干涉中国革命与保护苏联,保卫中国的动员是等于放弃。在革命战争的进行上,因为对革命力量估量的不足,对积极向敌人进攻,迅速的夺取中心城市与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便发生很大的迟疑和等待;这是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于革命发展红军行动积极化有最大的阻碍和妨害,这种保守倾向便更加助长了〈农〉民中落后意识与保守观念的发展,一刻也不应再容留在苏区党内。

为要坚决的纠正过去中央局领导的这一错误,为要澈底的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局特号召中央苏区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在红五月工作中立即实行澈底的转变,这首先就须领导和参加少共国际与中国少共中央所号召的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的运动周。苏区少共中央局已决定这一运动周在五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举行,党中央局认为苏区党不仅不应以这一运动周是由青年团发起,党便可以不管,或仅采取应付的态度,并且应当积极的领导群众动员群众到扩大革命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共同进攻中国革命特别是苏维埃红军的阵地上去。同时更要从现在起就抓紧“五卅”总示威的动员和准备,就要以全力完成各地红五月的全部工作计划。

中央局根据中央的决议指示,更决定红五月与这一运动周中应执行下列的具体任务:

一、要依照中央决议与指示信及红五月口号,进行最广大的反帝与拥护苏联的宣传鼓动,要动员群众拥护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布与领导的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不承认国民党签字的出卖上海条约与一切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协定。党的各支部在红五月运动中要有宣传员的指定,并在其周围群众中要组织起来宣传队到广大群众中去做文字上、口头上的宣传鼓动工作。

二、中央局所规定的广〔扩〕大红军“突击月”的数目,各县委依照省委分配的数目,必须完全达到,并且应当特别注意吸收工人到红军中去,以加强红军中无产阶级的领导。

三、各地苏维埃政府要在红五月中检查苏大会和临时中央政府的一切法令决议,特别是劳动法土地法的执行程度,没执行的或执行不充分的要坚决反对对执行苏维埃法令怠工消极的错误,立即求得全部实施与决定实施的具体方案。

四、苏区各省委县委区委委员在红五月中,都要亲身到群众中去,参加发动工人斗争与加紧农民春耕的工作,要求工人斗争纲领百分之百的实现,劳动法土地法全部实施,普遍的订立起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争取各业工人全体加入工会,健全与巩固工会的领导机关,要使争斗的积极分子引进到工会指导机关工作,一切贪污腐化怠工的分子必须经过群众的发动淘汰出指导机关,积极的引进工人干部到苏维埃政权中到红军中去担任领导工作,以强健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五、各地反帝同盟要健全发展和扩大起来,苏区反帝同盟总会要于“六二三”开成立大会,委托全总执行局党团经过全总执行局准备这一工作。对于青年团发起的“反帝〈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党应发动和领导工会,反帝同盟,贫农团……去参加这一运动周的工作。

六、各地党部要迅速的发起与成立拥护苏联大同盟,要吸引最广泛的群众自愿来加入,他的组织原则与方法与反帝同盟相同,他的主要工作是广泛的进行对于苏联实际生活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与拥护苏联的宣传,动员起群众进行拥护苏联实际工作,这首先就是积极向外发展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全苏区拥护苏联大同盟筹备委员会即由党团中央局、全总执行局少先队总队部等组织发起组织,江西闽西省一级可暂不设,直接与各县拥护苏联大同盟发生关系。

七、苏区各省委,边区地方党部,各红军政治部五月份要依中央局与省委的规定,派人到白区白军中工作,并要完全做到。

八、赤卫军少先队的关系要正确的建立起来,为着发展赤卫军便取消了合并了少先队或模范少先队的错误必须立即纠正,同时少先队也应介绍一部分积极分子到赤卫军去。边区要加多成立向白区活动的游击队,积极向外发展,扩大与创造新的苏区,并经常的扰乱敌人的后方。

九、各地党在红五月中,要发展党员一信,要特别注意质量的发展,要向工人苦力雇农开门,党内异己分子与贪污腐化的分子必须淘汰出党。红五月工作要以支部为中心去动员群众,要真正建立起城市与农村党的支部生活与党团工作,要坚决的进行改造党的工作(改造党的工作计划另有决定发表)。

十、中央局过去发出的红五月决议中的具体工作,仍然要继续执行。

为着实现上面的具体任务,必须依照中央所指示,“真正的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这首先就须澈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特别表现在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量不足,对敌人力量过分恐惧,过分估量了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忽视反苏联战争的主要根本危险,忽视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认识帝国主义直接干涉苏区的危险,不了解江军积极行动的必要而对于迅速夺取大城市迟疑,主张向着偏僻区域发展,这简直是苏维埃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时对“左”倾的“轻敌”“盲动”的错误,也应反对,但主要的火力应向着右倾机会主义做最坚决最残酷的斗争。要知道不向这些错误开火,是不能澈底向着国际和中央路线转变而实现当前的任务的。

中央的决议指示信与这一决议要一直发到支部去讨论并立即执行。收到这一决议较晚的地方,决不能因其已近“五卅”,便放弃许多任务不去执行,而是要更加紧的检查红五月已经做过的工作,迅速执行这一决议中一些新的规定,并且红五月过后,这些任务仍然要继续进行。

红五月工作的全部经过与总结,各级党部必须于六月初按级报告到中央局来。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

根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日

出版的《实话》第四期刊印

注释

〔1〕中央档案抄件此句为“工人罢工运动的开展,苏维埃与红军不断的胜利”。

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
(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基本通过,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起草者待考。在上海召开的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系博古主持。
(一)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开展着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在更加的紧张与尖锐;经济危机影响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与一切生产部门;贫困,失业,生产缩减,工厂与银行的倒闭,财政的危机统治着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奠定了它的基础,五年计划的四年完成,使苏联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新阶段;伟大的工业的建设,集体化的成功,富农阶级的消灭,劳苦工农生活的改善与积极性的增长,使苏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能够为着“最后消灭资本主义的成份,最后消灭阶级,完全取消产生阶级及剥削制度的根源,克服经济中及人民观念中的资本主义的残余,将劳动群众全体转变为社会主义无阶级社会的觉悟的和积极的建设者”(联共十七次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令)而斗争。这就空前的尖锐地暴露了建设着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间争斗,胜利毫无疑义地是属于社会主义方面的了。这不能不引到帝国主义反苏联反革命的战争危机的空前的紧张。反苏联战争的危险从来没有象目前这样的危急。在满洲被摧残与蹂躏之后,在上海浴血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正是向着苏联的边境前进,大炮的雷鸣轰响于邻近苏联的满洲的边境;日本帝国主义者,除了派遣大批的军队在满洲之外,更武装了日本在满的侨民,组织屯田军,武装白俄,在韩国建立了极大的兵工厂,改造松花江的商船为兵舰,建筑许多的飞机场,利用在它卵翼之下的“满洲国”的政府来作反苏联的工具。其他帝国主义者集中大量的军队来进攻苏联与中国苏维埃。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同盟者法国帝国主义正在疯狂般地进行组织与扩大反苏联战争的西方战线,进行最无耻的挑衅的行为(戈洛罗夫事件等),英国帝国主义正在企图恢复英日同盟,美国帝国主义积极的赞助与组织反苏联的战争,法意协约的订立,多脑河同盟计划等等都是最明白说明帝国主义者积极的准备反苏联战争的冒险正在狂热地进行。裁军会议与社会法西斯蒂的和平主义的空谈,只是掩饰战争准备的积极进行与社会法西斯蒂的公开无耻的参加反苏联战争的热忱。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国民党的统治,最公开与无耻的出卖中国给帝国主义列强,同时它们是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用枪口向着中国苏维埃与苏联。它们公开的出卖淞沪,使日本帝国主义者能够将大批的军队去进攻苏联,它们出卖满洲给日本帝国主义作为进攻苏联的根据地。所谓“开发西北”,“充实西北边防”,实际上是国民党准备在这方面进攻苏联的步骤;所谓牛兰案件⑴的武断的煽动,以及一切国民党报纸的咒骂与挑衅,南京的禁止登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消息的密令,都显然是反苏联战争在中国的舆论的准备步骤。最后,应该记得国民党新的对于苏区的总进攻是帝国主义在积极准备武装进攻苏联行动中的不可分离的必要的步骤。一切反革命派别――特别是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无耻的宣传苏联对于中国革命的冷淡,及否认反苏联战争的危险的存在,实际上是帮助帝国主义国民党来进行反苏联战争的舆论的准备,企图阻滞在全国劳苦群众中增长着的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同情与信念,企图麻痹群众动员拥护苏联的警觉。

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矛盾的尖锐,是目前国际关系的核心,同时它极大地加紧了资本主义本身的一切矛盾的紧张。它激起千百万的无产阶级起来争取危机中的革命的出路。资本主义国家内阶级斗争极猛烈的发展着,造成了许多国家间的革命危机的成熟。在经济恐慌的面前,各个帝国主义列强间为着重新分割市场(特别是在瓜分中国问题的周围)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亦在增长起来。这种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与冲突,不但不能减弱,反而只有增加它们共同一致的进攻苏联的争斗,企图牺牲苏联,求得从危机中解脱起来。

在紧张的反苏联战争危险的面前,在中国共产主义者面前放着伟大的历史的任务:积极地组织领导广大的千百万工人与劳苦群众起来反对反苏联战争;反对战争的争斗,应该首先是十倍百倍的发展与加强在苏区与非苏区之中的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战斗,扩大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消灭阻碍民族革命的胜利与投降帝国主义的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同时,应该用最大的力量来组织军事工业,铁路,海员,兵工厂的争斗,从拒绝运兵,运械,直到他们的同盟罢工,千百倍地加强在国民党,“满洲国”及帝国主义在华的海陆军的工作。

北方会议认为,在我们反对反苏联战争危险的争斗的程度与速度远不能赶上帝国主义准备战争的程度与速度,反对反苏联战争的宣传煽动工作还缺〈乏〉经常的系统的进行,在我们的队伍中,还存着对于反苏联战争的机会主义的轻视,而在目前反苏联战争危险空前危急的时候,对于这种危险的估计不足是最有害的最可怕的机会主义;因为它是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干涉者及社会法西斯蒂的思想在我们队伍的影响,因为它将麻痹阻害我们的战斗的动员来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来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

北方会议指出:在紧张的反苏联战争危险的面前,特别的加重了北方各省共产党的组织的保护苏联的任务。因为一方面,满洲在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之后,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前线,另一方面,在“开发西北”,“充实西北边防”的武断煽动之下,明显的看到国民党军阀将从这方面企图反苏联与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冒险。所以,我们必须十倍百倍的加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满洲国的反苏联的企图与挑衅,开展广大的群众的保护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运动,这个任务的执行,是与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组织工农劳苦群众的争斗与创立北方的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是不能分离的。

(二)中国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两个政权――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专政与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尖锐的对立。这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的核心,这是全国革命危机生长的最主要的表志。增长着的苏维埃运动在蓬蓬勃勃的发展着。在冲破三次“围剿”之后,工农红军在进攻的战斗之中,在一切战线上获得了决定的胜利,击溃了敌人十几师的兵力,缴获了敌人四万余枝步枪与几百〈挺〉机关枪与迫击炮,几架飞机,夺取了许多城市,大大地扩展了苏维埃区域,在漳州,汀州,龙岩,六安,正阳〈关〉,霍邱〔丘〕,潜江,应城,华埠等等城市飘荡着赤色的大纛。

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更加尖锐地表现出了两个政权的对立。苏维埃中央政府不仅是它统治着的近一万万人口的区域中的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而且是全国的革命运动领导者与组织者。经过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中国无产阶级在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中的领导权是更加巩固了。

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红军坚强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夺取敌人的武装武装了自己,大踏步地向着铁军的道路上猛进。由于胜利的扑灭内部的反革命组织,与立三路线的错误政策之肃清,苏维埃政权的改造与巩固,苏区是大大的巩固了,它克服了灾荒,饥饿与敌人的进攻而开始了新的苏维埃建设的初步。由于没收来的地主阶级土地的平均分配与劳动法的坚决实行,工农的生活是有了初步的改善,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苏维埃与红军的威信在全国劳苦群众中是大大地增高了。在广大的劳苦群众之间,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热忱是在增长着,成千成百的工人群众要到红军中去,募捐,慰劳红军的运动是猛烈的发展着。

(三)在中国苏维埃区域巩固和扩大面前,在整个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半殖民地反动统治动摇的面前,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更加积极地起来直接干涉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与瓜分中国。满洲的占领,上海战争,法国的侵入云南,英国的组织藏兵侵入西康,都明白证明帝国主义者公开的最后的瓜分中国的政策是在积极的进行。一切帝国主义者都是瓜分中国的参加者,日本暴行的同谋者与共同犯,国际联盟与其调查团更明白的是瓜分中国的机关与组织者。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完完全全是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污辱民族的政府,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内奸与清道夫。它们以“不抵抗”,“逆来顺受”将满洲的千百万的劳苦群众给日本帝国主义蹂躏,践踏,屠杀与剥削,当着上海十九路军士兵自动的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时,国民党政府及军阀自觉地采取失败主义的政策,以枪杀与恐怖来逼迫抗日的士兵退却,以后并公开地无耻地签订停战协定出卖淞沪,且与帝国主义者一致地进行大上海的计划――就是说将中国无产阶级中心交给国际帝国主义共管。

帝国主义侵略的激进,国民党统治的无耻的卖国,引起广大的千百万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争斗的强烈的高涨,反帝争斗吸引新的千百万群众的参加,群众的反帝运动的多少开展马上就转变成为反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争斗,与军警的剧烈的冲突与捣毁国民党的统治机关(上海,广州,福建,山西,河北等)。反帝国主义争斗的最初的阶段虽然工农群众积极性是剧烈的增长,而表面上这个运动以学生运动表现得更加激烈。在目前的阶段上,这种情形已经改变了,沪西纱厂工人的罢工战斗,十九路军士兵的自动抗日,满洲义勇军的英勇战斗,明白的表现出来工人阶级与农民是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而英勇的工农红军的光荣胜利与上海战争的教训,更加证明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与推翻了反革命的国民党统治之后,民族革命战争才能够得到澈底的胜利。因之满洲的义勇军运动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胜利与完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满洲。在中国的面前放着两条路:或者是被帝国主义瓜分而沦于悲惨的殖民地地位,或者独立自由解放的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与平民式的消灭封建残余的土地革命,是中国劳苦群众脱离帝国主义羁绊,经济浩劫,饥饿,贫困,死亡的唯一的道路。

一切在野的反革命派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对日宣战”“国民大会决定对日宣战”“断绝邦交”“对日经济绝交”等等,在实际上不过是掩护国民党的出卖与投降的烟幕弹,而且实际上是同样的出卖民族的失败主义的道路!集中火力打击这些反革命统治的支持者,断绝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必要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真正的反帝国主义争斗的唯一的领导者,它的各省组织都成为群众的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唯一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北方各省党的组织在积极的领导反帝争斗中亦得到了许多成绩;但是在这方面依然是有许多错误缺点与机会主义的动摇这里首先表现在满洲党的组织机会主义的忽略争取发展着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个别党的组织在反帝运动中或者拒绝反日运动的领导的关门主义――实际上是取消反帝运动的倒过来的取消主义(如陕西),或者是公开的向资产阶级的投降,放弃党的独立的领导与澈底的革命的纲领和口号(如河南与陕西有些县委)。

今后北方党在这方面的任务是:最大限度的开展北方的反帝国主义争斗;用一切力量争取群众的领导权到我们的手里,揭破国民党改组派的欺骗,动员大批的工人和得力的干部去参加和领导满洲的反日战争,要十倍努力的组织工人群众的反日罢工,发展抵货运动,将抵货运动的领导争取到我们手中来,发展与创立反帝的与反日的广大的群众组织,保证在这些组织中的无产阶级的骨干与领导,武装工人与劳苦群众,开展,组织,领导,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最广大的告诉群众:只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才能够顺利的实行民族革命的胜利,与求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

(四)国民党五年来的统治,不仅以自己的投降帝国主义的政策,引导到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横行与中国的完全遭受它们的瓜分;而且以自己的反动的经济与政治的方策,引导到全国的国民经济的浩劫与几万万劳苦群众的饥寒与死亡。轻工业的部门(丝,纱,烟,面粉,火柴等)完全处于衰落与恐慌的状况之中,重工业更加的非民族化而完全处于帝国主义的垄断之下。由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统治的罪恶而造成的空前的灾荒,使农村经济的崩溃更加的急剧而猛烈,几千万万亩的土地,几千万栋的房屋,完全地被大水所冲没,几千万农民完全处于非人的饥饿,寒冷与死亡的境地。地主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更利用灾荒与“赈灾”的名义来加紧对于农民的剥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将满洲的许多城市及上海的工人区域(闸北)变为一片的瓦砾场,使着千百万的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在国民经济总浩劫的情况之下,资本家更利用〈此种〉情况来向已经极端恶化的工人生活进攻,工资是大人的减少了,赏工,米贴等等许多地方亦是取消了,工作时间许多是延长到十六小时以上,对于学徒与青工的奴隶的剥削是更加加紧了。劳苦群众的生活是绝对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

同时,统治阶级亦是到了不能再“照旧统治”的形势,财政的危机,发展到极端严重的状况,统治阶级虽然用一切的力量来加紧对民众的剥削来企图挽救,但是由于苏区的扩大与国民经济的浩劫,使它们在这方面亦是更加的困难了。由于反革命统治的危机与帝国主义间矛盾的紧张,统治阶级营垒中的冲突与矛盾是在增长;这表现在反对南京政府的政客的活动与军阀间冲突的紧张;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将更削弱他们的力量与造成对于革命势力发展的有利的条件。同时应该清楚明白的知道,在野的反革命〈派〉的假的“激进”的词句或“反”国民党统治的把戏,实际上是为着怎样更好的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军阀内部的矛盾不会减弱他们对于进攻苏区的积极,相反地他们正在企图从进攻苏区中获得自己本身间矛盾之解决。

在这种情形之下,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它的下层分子之革命化,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中国已经到了革命危机的阶段,革命危机是在日益增长与尖锐化起来!

国民经济的总崩溃与劳动群众生活的绝端的恶化,在北方的各省是更加锐利而猛烈。在陕,甘,晋,豫,直,鲁各省,由于历年来的军阀混战,封建剥削与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长期的延长到四五年的灾荒,田地荒芜,广大的[群众]农民群众饥饿,死亡。而且地主高利贷的剥削,在农村中更因灾荒而繁酷起来。工业与手工业的破产,商业的停滞,物价的高贵,随着满洲事变,天津的扰乱与上海战争而更加尖锐起来。在天津,唐山,青岛,郑州等等大城市及铁路工人的生活,亦更是不堪设想的恶化,减工资,延长工作时间,欠薪,取消加点等等,残酷地打击着工人的生活。由于小军阀割据的局面,统治阶级间的矛盾与冲突,亦是十分紧张,军阀间的冲突和战争是没有间断过(如陕西)。财政的恐慌与困难在北方亦更加的厉害,苛捐杂税在北方是更多更凶。国家主义派及其他的反革命的派别亦积极的在北方活动。因之,会议最坚决的指斥北方“特殊论”与北方“例外论”;这是没有根据的机会主义的胡说,实质上是企图否认革命危机在北方的存在。

(五)在这种情形之下,罢工争斗疾风暴雨般的高涨着,高涨着的罢工争斗的浪潮波及中国工人阶级的最主要队伍。工人阶级以罢工的武器来回答资本的进攻与帝国主义的侵略,罢工争斗给全国反帝运动,灾民农民争斗以坚定的信念与胜利的决心,争斗带着极大的坚决性,坚持性与顽强性,上海沪西日本纱厂三月之久的坚持罢工在中国革命史写下新的光荣的一页。虽然,争斗极大部分是经济的性质,但是经济与政治的口号的密切的关系,与罢工的革命的意义是更加的明白。反日与反国民党的政治罢工(沪西纱厂,全国邮工)亦在增长起来。在工人争斗的紧张的情况之下,黄色工会不管他在工人群众中影响的削弱,而他们积极性亦增长了,他们用一切的方法来阻碍和破坏工人的争斗,常常更用领导争斗来使争斗失去真实的领导以便出卖争斗。正因为赤色工会――尤其是他在黄色工会内工作的薄弱,在许多情况之下他们能够时常的运用这个策略,党和赤色工会在领导罢工争斗上虽然是有了一些成绩,但是许多的罢工还是没有得到我们的领导,罢工战术上有许多错误,使着开展着的罢工争斗,有一部分因为没有我们的领导或领导错误而失败。

在农村经济崩溃与群众生活的恶化,工农红军的胜利与罢工浪潮的影响之下,农民与灾民的斗争亦如〈野〉火燎原一样的爆发起来。高涨着的农民争斗是很快的从抗租与分粮的争斗转变为革命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开展,配合着工人与十兵的争斗,迅速的生长成为新的苏区与新的红军的队伍。同时有许多农民的争斗因为缺乏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党的工作,虽然开展到极大的群众运动(如长乐甚至占领了县城)便很快的消散或失败了,更有一部分的农民争斗还在富农或小地主的领导之下带着明显的原始性与缺乏明晰政治旗帜与土地革命的澈底的口号。虽然,许多党部(如陕西党)领导了许多的农民争斗与发动了农民的游击战争,但是,一般的说来,党的工作是极大的落后于农民的积极性的增长,个别的党员与党部还有害怕游击战争的发动与企图联合富农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工农红军的胜利,罢工争斗的高涨,土地革命的影响不能不促进国民党军队的瓦解,兵变的潮流极大的开展着。接近红军的区域与民族革命战争开展的区域(满洲),士兵的叛变是更加多,范围亦更加大。国民党军事力量之瓦解与兵变,是红军与革命争斗发展的有利条件。

革命运动在中国的北方各省亦是突飞猛进的发展着;唐山,天津,青岛,郑州,沈阳,哈尔滨的罢工浪潮是汹涌的高涨,满洲革命的工人,农民,兵士进行着残酷的反日战争,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成立,成为北方革命运动的主要特征。罢工从重要的城市普遍到偏僻的区域与小城市中去;罢工潮流的激越,工人群众的顽强坚持,经济口号与反帝反国民党的口号的密切联系,重工业的产业里爆发着同盟罢工(铁路,矿山,邮务)。农民灾民的争斗在北方各省在最广大的范围内开展,从陕西到山东,从满洲到河南都一样到处爆发着分粮吃大户,抗租,抗税,夺取土地与农民游击运动。在满洲的反日义勇军中,在北方其他各省的红枪会,大刀会,黑旗会……等组织中,包括着许多破产失地的农民。士兵哗变的潮流在满洲,陕西是特别的猛烈;苏维埃运动的烈火在黄河流域的平原上燃烧起来,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成立,海州,盱眙,河南游击运动的勃发,创立了北方新苏区的最初的根基。

革命运动的发展,向党迫切的提出了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北方会议号召各省的党部为实现北方苏维埃区域而斗争,指出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问题,已经放在北方各省的工作议事日程之上,坚决的指斥“北方落后论”的机会主义实质。所谓“北方落后论”,是实际上企图将中国的南部与北部间隔与对立起来,企图否认革命危机在中国北方的存在,企图曲解正确的革命不平衡的理论为北方的革命运动的完全消沉,这种理论的结果必然要走上取消主义的道路。

(六)革命危机的紧张,红军苏维埃运动的光荣胜利与扩大(这胜利是全中国劳苦群众对于帝国主义的胜利),使帝国主义直接的武力干涉的危险更加增涨起来。满洲事变是帝国主义从隐秘的干涉到公开的武力干涉的开始,而目下帝国主义军队集中汉口,厦门,汕头等口岸,及漳州占领后,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厦门,都明白的指明,在工农革命与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的历史阶段是摆在前面,同时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完全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了满洲,淞沪,同时更在帝国主义的指挥之下,集中自己所有的力量,向着早已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的苏区与红军作新的第四次的总进攻。新的第四次“围剿”的特点是:一方面,帝国主义在“围剿”中的作用的更加加强,战斗范围更加扩大,战线更加延长。国民党将一切主要的军事力量(近一百万的军队与全部的航空队伍)向着各个苏区进攻,这与三次“围剿”集中兵力向中央苏区进攻时是大大的不同了。而另一方面,新的“围剿”是革命危机更加尖锐化的情况之下进行的,这就是说:国民党的财政危机更加剧烈,内部的冲突更加紧张,军事力量一般的比前削弱,及全国革命争斗风暴般高涨的情势之下,国民党在进行新的进攻。显然,在目前全国阶级力量的对比上,优势是在红军和苏维埃方面的。英勇的工农红军在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之下,得到全国的工农群众的拥护,将无疑的能够击破敌人的新进攻,并且必然地要用向敌人进攻的路线来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与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胜利。

会议指出:发展最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进攻红军的运动,是一切党的及革命的群众组织面前最紧急的战斗任务,组织工人群众的反抗的关车罢工,拒绝〈替〉国民党运输军队与军火,反抗一切用来进攻红军的捐税,组织邻近苏区的游击战争与破坏工作,瓦解进攻红军〈的〉白军部队,组织革命兵变,这些是一刻不能延缓的工作。会议特别指出,河南在进攻红军中的特殊的地位,号召河南同志发展最高的积极性,组织劳苦群众,来反抗国民党的进攻和响应红军的英勇的战斗。会议号召陕西的同志与工人群众,用一切力量来帮助甘陕游击队的发展,反抗国民党进攻红二十六军,到红二十六军中去!

在地主资产阶级向着红军苏区及全国革命运动作新的总进攻之中,在野的反革命派的积极活动,成了这新的进攻的支流。这些反革命派别(孙科派,第三党,社会与教育派,国家主义派,托陈取消派)玩弄“左”的辞句,以民主政治的烟幕弹来维持反革命的统治,它们的“国民大会”“取消党治”“实行宪政”“全民政治”与“国民会议”,实际上都是企图吸引群众不去进行革命的争斗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而是去与反革命的统治妥协。它们更企图在“对俄复交只要苏俄不帮共产党捣乱”“允许共产党公开,只要共产党不暴动与解散红军”等等的无耻的武断煽动之下,来帮助国民党作进攻苏联与中国红军的偏师。所有这些反革命派都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奴役统治的拥护者,同时它们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不残酷的无情的揭露它们,不消灭它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工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七)北方会议认为在中央的正确的领导之下,北方各省的党的组织与党员群众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之中进行了百折不挠的争斗,并获得一些成绩:在陕西在坚决的残酷的争斗中创立了甘陕边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与红军,发动与领导了栒邑,三原,蒲城等处的农民争斗与陕西的反帝国主义的争斗,组织了几次士兵的兵变;在河北恢复了屡经破坏的组织,创立了唐山的党和赤色工会的组织,组织与领导唐山的同盟罢工,组织与领导了北平的反帝示威与创立群众的反帝同盟的组织;在山东在最近的时期中在撤换机会主义的领导之后,加强了在中心的产业区域与工人中的工作,领导了许多罢工争斗与反帝运动;在河南领导了孝义兵工厂的两次争斗,发动了豫中的游击战争;在满洲虽然由于机会主义的领导没有可观的成绩,但是许多的党员在积极地英勇的进行抵抗日本侵略的争斗。但是这些成绩是丝毫的不能满意的。党的工作一般的落后于群众积极性的增长,工作中有许多严重的缺点错误和机会主义的动摇这里最主要的是表现在对于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争取的忽视(满洲),在领导反帝争斗中缺乏明确的阶级的立场,常常修改与曲解党的口号与纲领(河南,陕西,满洲),对于反苏联战争危险的估计不足与实际的反对反苏联战争的争斗的缺乏,党的组织一般的没有成为罢工运动的组织与领导者,对于组织游击战争与兵变的消极无能,以及对于反革命派别争斗的极端不充分,在党内两条战线争斗的不深入,领导方式的恶劣,培养提拔干部的不足,与严重的关门主义的现象。所有这些,在革命危机增长的现在,成为极端危险的现象。

会议认为:必须巩固和发展我们的成绩,纠正和肃清我们的缺点与错误,根据目前全国革命危机的尖锐化与北方革命运动的猛烈的发展,为着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创立北方的新的苏维埃区域,为着进行真实的拥护苏联,拥护中国苏维埃红军的争斗,夺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北方各省的党的组织必须:

1.加紧的准备组织工人阶级的反对资本进攻与帝国主义侵略的罢工争斗。没有任何时候罢工争斗出现在更有严重的革命意义的了,“无产阶级不仅以罢工这个工具来击碎资本对于工人的进攻,而且只有罢工争斗才能给反帝运动,城市贫民争斗与失业工人运动以信心决心与革命的坚持性”,“罢工依然是革命争斗的主要武器,罢工在整个革命时代是无产阶级争斗主要的武器之一”。经济争斗意义在目前特别的重大了,因为“只有经济争斗,只有为着自己生活状况即刻的直接改善的争斗,能够激动被剥削群众的落后阶层,给他们以真正的教育,在革命时代在几个月内将他们变成为政治战斗员的军队”(列宁)。中国无产阶级对于农民土地革命领导权的巩固,应该由红军苏区的巩固与罢工争斗的范围来决定。因之对于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应该给以最无情的打击,这种机会主义表现在:“从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悲观失望的估计出发,走到对于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走到向黄色工会领袖的屈服与投降,走到企图复活立三路线的组织方式,最后,一直走到纯粹的工团主义将经济与政治分开,走到纯粹的经济主义,拒绝参加与领导政治争斗”。同样是机会主义的变形,就是对于工人经济争斗的忽视与轻视。反对这种机会主义的错误,小心的准备组织与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战斗,广大组织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内的革命的反对派,是目前的战斗的任务,与这个任务不能分离的真正的开始在广大的失业工人群众之中进行经常的有系统的工作。

2.发展农民与灾民群众的各种各式的日常争斗,发动革命的游击战争,并尽量的在游击队的积极行动之中创立新的红军与苏区。在灾荒极端严重的状态之下,在地主阶级残酷的压迫之下,一切的农民与灾民争斗,都迅速的转变到武装的争斗上去。党在组织与领导农民争斗时应该清楚的估计到这个争斗发展的前途。畏惧与企图阻止农民的游击战争的开展是最有害的机会主义。自然,这不是说党不应该为着农民的日常要求与利益而争斗,相反地,党应该是农民日常要求的争斗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同时为着争斗的开展与胜利,党对于农民中各种社会阶层必须有正确的关系,即使在争斗开始时对于富农有任何幻想与妥协,这将是断送争斗的可耻的机会主义。估计着在北方许多“大刀会”“红枪会”与其他一切秘密宗教性的农民团体的积极活动,党必须参加这些组织中间去,争取他们的下层群众,猛烈揭露他们的领导分子的反革命的面目。在满洲,陕西,晋北,特别应该注意到少数民族――韩,回,内蒙古――的工作,吸引他们积极参加土地革命。

3.组织国民党士兵的革命兵变,瓦解反革命的武力。兵变潮流的开展,在党面前放着这个严重的任务。这里首先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部队,组织“剿匪”军的大部队的叛变,是给苏维埃与红军最有力的帮助,在其他的部队中的工作与组织兵变,必须有准备的使他们能够与当地的工人与农民的争斗配合起来,开展与帮助农民的游击运动。应该严厉的反对以勾结军官来代替艰苦的士兵工作的机会主义。同时,对于轻率的盲动主义与〈无〉准备的进行兵变,亦应该加以严厉的反对。

党在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游击战争与士兵叛变之中“应该用一切力量在宣传鼓动之中,解释各种争斗形式中的关系。用一切力量来准备三个争斗的支流:工人爆发,农民暴动,军事‘叛乱’汇合成一个巨流”(列宁)。北方新的苏区的创立,主要地是要依赖于这三个潮流的汇合。在澈底的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口号之下,组织与领导这些争斗,并将他们汇合起来,是对于进攻苏联与武装干涉苏区的国际帝国主义有力的打击,将是真正为着脱离帝国主义奴役与经济浩劫的苏维埃道路而争斗。

为着真实执行这些严重的伟大的任务:必须实行党与群众组织的队伍的激底的改造,这里首先应进行最坚决的两条战线上的争斗,粉碎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和犹豫,发展广大的自我批评,揭露一切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为着工作的转变与其速度而争斗。在目前的形势之下,广大的发展党和〈群众〉组织是极端严重的任务。一切关门主义对于革命是极危害的,应该尽量的把千百万的劳苦群众用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应该最大限度的吸收几千几万的觉悟的工人,雇农,贫农到党里来。同时,消灭官僚式的僵化的领导方式,创立活的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仔细倾听群众意见的领导机关的工作,是保证顺利执行党的战斗任务的先决的前提。

北方会议号召全党的同志,在共产国际与中央的布尔塞维克的领导之下,用绝不倦怠的工作,来为着拥护苏联与中国苏维埃,为争取脱离帝国主义奴役与经济浩劫的革命的苏维埃的道路而争斗。工农革命运动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夺取了帝国主义国民党许多主要的堡垒,创造了将近一万万人口的苏维埃中国,我们今后[的]将更进的,不惧艰难,不怕牺牲,不知倦怠的工作,将更加团结几千万的群众在党与苏维埃的旗帜的周围,实现独立,自由与完整的苏维埃中国!

附一: 中央宣传部关于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的讨论大纲
(一九三二年七月三〇日)

一 引言

在中央的领导之下,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已经开过了。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三个主要的问题:(1)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2)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3)发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这次会议的意义是异常重大的。他不仅极明确检查北方各省过去工作的成绩和缺点,而且根据客观的分析,决定了他们今后工作的方向和方法。各种机会主义的理论如“北方落后论”,“北方特殊论”,遭到致命的打击。为着保证北方党部百分之百地执行这次大会给他们的任务,在组织上又部分地加强了各省委的领导力量。毫无疑义的,这次联席会议,就是北方各省工作伟大转变的开始。

除在北方工作的同志外,很少同志知道北方的实际情形;而研究北方问题的同志,尤属寥寥。这种不经常的现象,绝对不允许继续存在。因此中央宣传部决定: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各种决议,必须在各党组会议上讨论,要将这些决议深入到党的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中去。

二 握住中心问题

在准备和讨论这些决议的时候,每个同志,应该握住决议中的几个中心问题。决议是很长,包括的问题很多,若不握住中心问题我们就会摸不着头脑,便不能了解决议的全部。在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的三种决议中,我们可分为下列六个中心问题。

(1)两个世界的对立和帝国主义大战特别是进攻苏联大战的危险

现在地球上,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另一个是日趋死亡的资本主义世界。这两个世界在原则上根本对立着。他们间的阶级矛盾,是绝不能调和的,尤以现在为最剧烈。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空前未有的经济恐慌,日益加深与加锐,另一方面,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之极伟大的成功,使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紧张到了极点。这使世界资本主义,除极端加紧向本国无产阶级进攻外,不能不疯狂似的在军事冒险中,在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中,特别在进攻苏联的大战中找出路。所以决议上明白指出:

“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矛盾的尖锐,是目前国际关系的核心。它极大地加深了资本主义本身一切的矛盾。它激起了千百万无产阶级起来争取危机中的出路。资本主义国家内阶级斗争猛烈的发展着,造成了许多国家革命危机的成熟。在经济恐慌前面,各帝国主义列强间为着重新瓜分世界(特别是瓜分中国问题的周围)的新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亦在增涨着。这种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与冲突,不但不能减弱,反而只有增加他们共同一致的进攻苏联的争斗,企图牺牲苏联,来求得从危机中解脱出来。”(政治决议第二页)。

如果不了解“目前国际关系的核心”,就必不能了解目前国际间一切的事件,不能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事件,也就不能了解反对帝国主义大战,拥护苏联的任务的极端重要。因此无论在准备或讨论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的决议时,应首先用力握住这一问题,并深刻了解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任务:

“十倍百倍地加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满洲国反苏联的企图与挑衅,开展广大群众的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运动。这个任务的执行,是与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组织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与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是不能分开的。”(政治决议第三页)。

(2)在中国两个政权的对峙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

两个政权――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专政行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尖锐的对峙,是中国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的核心,也就是全国革命危机生长最主要标志。这两个政权,是势不两立的,他们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及国民党各派军阀间的矛盾,虽然是日益加紧,但在他们在进攻中国革命上,进攻中国苏维埃和红军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有明确了解“中国目前形势的特点”,才能了解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活,才能了解为什么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用全力进行他们的第四次“围剿”。

自打碎第三次“围剿”之后,中国苏维埃和红军迅速的扩大与巩固,根本摇动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因此他们不能不用全力来组织第四次“围剿”,企图消灭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苏维埃和红军。我们要认清第四次“围剿”的组织者是国际帝国主义。国民党为着要取得帝国主义的信任以维持其走狗的地位,除出卖东三省,上海外,现在又拼命地进攻中国苏维埃红军。南京政府不仅起了倾国之师在军事上全部动员,而且动员了整个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各种反革命的派别(胡适派,研究系,孙科派,国家主义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及托陈取消派等)在政治上进攻,第四次“围剿”的严重性,是每个革命者应有明确的了解。

但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的前面,摆着许多的困难:第一,中国红军有了三次击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围剿”的宝贵经验;第二,苏维埃政权和红军较前已更扩大和巩固;第三,全国反帝运动已更进的高涨(东北反日义勇军运动等);第四,全国工人革命运动的高潮;第五,农民抗租抗税抢米及游击运动(陕西,河南)的扩大;第六,整个国民经济空前未有的破坏与财政上的完全破产;第七,国民党整个政治生命的破产;第八,国民党各派军阀间的冲突的加紧和白军士兵革命情绪的高涨;第九,共产党的威信在广大群众中的增长及其主观力量的加强。这些一切,使中国苏维埃和红军有完全的可能打破第四次“围剿”而完成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但我们必须深切地了解,击破第四次“围剿”的迟速和其胜利的大小,要决定于我们革命的斗争。因此我们应该用全力动员一切革命力量,来取得在击破这次“围剿”中的完全胜利。

(3)北方的革命危机与“北方落后论”,“北方特殊论”的错误和危险

革命危机,不仅在中国南方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在北方亦存在着。北方的革命危机,表现在工人革命运动的高涨(唐山,天津,青岛,郑州,沈阳,哈尔滨的罢工浪潮),表现在满洲的工人,农民,兵士群众英勇的进行反日战争,表现在北方各省农民运动高涨(分粮,吃大户,抗租抗税的斗争的爆发和红枪会,大刀会,黑旗会……的发展,和游击运动的扩大),最后表现在陕甘边苏区的发轫和第二十六军红军的成立。

但右倾机会主义者,曲解正确的革命不平衡论而将南方与北方对立起来,否认革命危机在北方的存在。他们的“北方落后论,或“北方特殊论”,实际上就是取消革命的理论。有些同志甚至个别的党部,忽视在东三省组织并发展民族革命战争,放弃义勇军的领导权,不在各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在游击发展区域不进行土地革命――这都是“北方落后论”或“北方特殊论”的机会主义的实际。毫无疑义的,只有坚决地打碎这种机会主义的理论和实际,才能胜利地完成北方会议的各种战斗的任务。

这里我们必须握住各种客观的实事,证明北方革命危机的存在,并给“北方落后论”和“北方特殊论”理论和实际以致命的打击。

(4)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及其任务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中国国民经济已到空前未有的大破产,工业衰败日甚一日,工人生活异常恶化,失业扩大,千百万被弃于工厂之外的工人群众,尤沉沦在饥饿,疾病和死亡之中。这些情形不能不促进工人运动的发展。全国反帝运动的高涨,和中国苏维埃红军的胜利,尤不能不推动北方工人运动的突飞猛进。近来罢工浪潮,普遍到北方各地。北方罢工的特点,和南方的一样,是广大,顽强和持久,而且容易带有政治的性质。

但我们应该深切了解,我们的主观力量(党和赤色工会的力量),还远落在工人运动发展的后面。不错,党在领导罢工的斗争中,近来的确得到了许多成绩,但是绝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为着要消灭这种落后,北方各地党部必须战斗地完成下列几个任务:

1.坚定的独立的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组织和扩大罢工运动;

2.加紧发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组织反日反帝的罢工;

3.组织失业工人的斗争;

4.为瓦解黄色工会,夺取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革命职工反对派而斗争;

5.加紧发展巩固并扩大赤色工会是决定阶级斗争胜利的战斗任务;

6.加紧厂内活动,是夺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唯一道路;

7.在铁路海员等重要企业中,应特别加紧工人斗争的领导;

8.领导雇农,苦力,手工业工人的斗争,建立雇农,苦力,手工业工人的组织。

(5)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

随着全国革命危机的发展,北方农民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高涨起来。抗租,抗捐,抢粮,吃大户的运动,到处发展着,红枪会,大刀会,黑旗会等组织,普遍在北方各省。民众自动地武装起来,义勇军纷起与日军激战。陕甘边游击运动的开展和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成立,又奠定北方新苏区的根基。这些一切,在北方各省党部的面前,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

为着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研究北方游击运动发展中的错误与教训,必须坚决反对“北方落后论”或“北方特殊论”的理论和实际(放弃义勇军的领导,游击运动中的富农路线等)。为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

第一,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边的新苏区;

第二,开展义勇军运动与树立党的领导;

第三,开展农民日常斗争,发动并扩大游击运动;

第四,争取广大兵士群众与加强外兵中的工作;

第五,加强满蒙各民族中的工作,紧密地与各民族的民众联合,同为苏维埃的政权而斗争。

(6)在两条战线上坚决为执行实际工作之布尔塞维克的转变而斗争

自四中全会打碎了立三主义,罗章龙派及各种调和派后,北方各省委的工作,确实起了显著的转变,得到了许多成绩。但这绝对不是说,党内已无机会主义的表现。在革命运动这样发展,阶级斗争这样紧张的现在,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摇动,是不可免的。北方党部内的机会主义的表现,首先在于目前革命形势估计的不足,在于“北方落后论”或“北方特殊论”的理论和实际。忽视反日反帝的工作,不实际动员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大战和拥护苏联,害怕组织民族革命战争,放弃义勇军的领导,不肯发展游击战争及在这个战争的富农路线,不积极领导工人运动……这都是右倾机会主义之极具体的表现。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表现:高唱组织“纯粹的”义勇军,而放弃在现在义勇军中夺取群众的工作,在职工运动中的关门主义等。

我们应该明白,若不在两条战线上无情地反对目前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及其调和派,是不能完成北方会议的各种伟大任务的。同时我们应该明白,在目前执行国际正确路线胜利的转变当中,在中国革命危机日益扩大的条件下,党内不免有两面派的捣乱。他们一方面在口头上承认党的路线和决议的正确,但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不积极执行甚至怠工。因此我们必须加紧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要坚决为党的工作之布尔塞维克的转变而斗争。

三 讨论的方法

(1)握住中心问题。这一点,在前节已经说过,并且北方会议的几个中心问题,已简括出来。但中心问题之中,尚有最中心的问题,而且在每个中心问题之中,又有中心之点。因此我们在准备和讨论中,必须在每个问题上,必须握住中心。

(2)与实际联系起来。在讨论中,最忌只是抽象地发表一些空谈,我们的讨论,必须与我们知道的实际或经验联系起来,如讨论北方职工运动时,我们应该与上海或其他地方的职工运动联系起来。如讨论北方游击战争时,可与中央苏区或其他地方的游击战争联系起来。

(3)自动的提出问题与回答。机械地背诵决议或其他的材料,是最无趣味和无益的。因此我们在讨论中,应自动地提出问题与回答。

(4)实际的提议。我们讨论某决议,不仅只是为着了解这个决议,最主要的,是要具体实现这个决议,或根据这个决议中的实际经验,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因此在每个小组讨论中,应按他的工作而得出具体的实际的提议。这是每个参加讨论的同志不可忽略的。

四 讨论的准备

过去许多讨论,是没有准备的,所以讨论很少得到好的结果。我们认为在讨论每个决议之先,应有以下的准备:

(1)读材料;

(2)指定报告人,报告人应该轮流担任;

(3)指导者,他是由上级党部派去的。他的任务,是在指导讨论,在讨论中如有缺点或错误,他应当场指出并给以纠正。这种指导在工厂小组的讨论会上,尤为必要。

五 材料

因为读书的能力不一样,材料可分为必读的和参考的两种。我们希望同志们尽可能的多读,这次讨论的材料,按着上面各主要问题,表列如下:

中央宣传部

一九三二年七月三〇日

附二: 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
(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在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之下,澈底的保障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土地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实行,才能胜利的完成。这个任务的实行,在目前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开始,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政策的暴露,苏维埃红军巩固与扩大,无产阶级领导着的全国反帝运动的发展,工人阶级斗争有力的高涨中,更加迫切提出了北方党与赤色工会必须澈底完成的几个主要任务:

(一)坚定的独立的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组织和扩大罢工运动。

全国反帝运动的发展,苏维埃红军的胜利,工人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北方工人斗争激烈的发展。目前北方的工人运动正处在一个汹涌高涨的浪潮中。北方的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残酷的进攻中,是沉沦在死亡,失业,饥饿的地狱:满洲,天津,北宁路等工人大批的丧身在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炮火里,千百万的失业工人,从工厂矿山中每日如潮水般的被驱逐出来,工人的工资急剧的减低,不仅在一般的企业里,并且扩大到邮务,兵工厂,铁路工人中及员司中去(邮务取消米贴,孝义兵工厂减津贴四分之一,京汉路工人取消加点的工资,北宁路员司按八成发给等),延长工作时间,加重工作(如唐山三人工作二人作,兵工厂增加工作,京汉路取消加点,抚顺矿工由八小时增至十二时,加一倍生活⑵等),取消旧有的条件(特别是满洲工人)……这些残酷的剥削,伴着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大批的屠杀拘捕。反动统治阶级用尽一切政治经济的恐怖来进攻工人,使工人到了不能再加忍受的地步。

无产阶级是以有力的反攻来回答资本的进攻,罢工的浪潮使各种产业都卷入到斗争中(铁路,矿山,兵工厂,纱厂,丝厂,烟厂,印刷等),主要的产业里爆发了同盟罢工(唐山五矿,津浦路铁路工人,安东的丝厂,各地的邮务),在其他产业中也酝酿同盟罢工(矿山,铁路,纱厂等),有的地方举行政治同盟罢工(如太原)。罢工的斗争,从主要的城市扩大到偏僻的区域,罢工大部分得到了胜利。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反帝运动密切的联系,斗争发展和阶级觉悟的速度的增高,罢工表现了极大的顽强性,坚持性,在斗争中常常是与国民党军警武装冲突,工人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剧烈的发展,以自己的团结,打碎了国民党的罢工禁令,冲破了白色恐怖,失业工人的斗争激烈的发展着。罢工运动的发展,将随着反帝斗争,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必然进到更高的阶段中。

所有这些,将机会主义经济恐慌中不能罢工,“帝国主义来了,己无罢工的可能”,一个厂不能罢工,罢工得不到胜利,“北方落后论”,“经验论”打得粉碎;同时向党与工会更迫切的提出了独立的领导和发展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组织与扩大罢工运动的任务。

北方的党在领导罢工运动中,最近是有显著的成绩:在唐山,天津,青岛,枣庄,河南,满洲等地发动了一些罢工和斗争(如唐山矿工,天津北洋,地毡,青岛的富士,铃木,大康,枣庄煤矿,河南兵工厂,沈阳烟厂,纱厂……),在许多斗争中得到胜利,在斗争中相当的建立了党与群众的组织,提高了支部的积极性,表现了党的进步。可是,在这广大的罢工浪潮里,党与工会还远落在群众的后面的,许多罢工斗争是自发的,没有我们的领导,甚至控制在反革命的黄色工会的手里。这主要的原因:首先是许多党部对于工人斗争的估量不足(如满洲,河南等),对于困难屈服(如保定)以至走到放弃罢工的领导(如满洲,河南);在另一方面,存在着极有害的忽视日常经济斗争,空喊政治罢工,同盟罢工,以宣传鼓动罢工代替了真正厂内活动有系统的组织罢工。因此便不能坚定的领导和参加自发罢工,独立的有准备的组织罢工。在罢工的战术和战略上表现了许多错误,在决定阶级斗争胜利的主要条件上――组织和扩大赤色工会没有努力,对于在黄色工会内争取群众,建立革命职工反对派的组织,是没有在实际工作中提出,这便使我们的工作远远的落在工人斗争之后。必须坚决的与机会主义的投降屈服,放弃罢工作无情斗争,同时打击“左”的空谈罢工斗争,是职工运动的转变的前提。

在工人斗争愈激烈的发展,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更加残酷的向工人进攻。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黄色工会工贼走狗联合一起分工合作的来破坏工人斗争,它们用一切政治经济的恐怖来破坏罢工(如屠杀,拘捕,组织武装的法西斯蒂队伍,关厂,开除,分裂工人等等),而且采用具体的方法(如帝国主义在邮务罢工中的国际邮局等),采用“左”的手腕(如领导罢工破坏罢工,答应一部分要求,上工后突然进攻)来破坏罢工。在破坏罢工中,资产阶级的先锋队理论家――托陈取消派极尽其工贼的作用。在这种残酷的进攻中,共产党的任务不是屈服,而是更要加紧去时时的准备广大群众工作的基础,有准备的组织罢工,更要有完善的罢工战略来领导罢工。考查我们在罢工中主要的弱点,便是不能动员广大群众参加罢工,没有面向群众有准备的组织罢工,常常是事变已经到了尖锐时,我们才去准备罢工,甚至已经上工了,我们才动员群众。这主要的原因,便是没有在日常工作中去加紧厂内活动,没有抓住群众的日常经济要求,与群众的联系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因此领导罢工的战术上,罢工的准备上,我们就表现了许多错误,群众的要求是什么,我们的同志是不了解的,提出群众的要求,不是“在广大工人群众参加讨论之下而规定”,而是背着群众(满〈洲〉省委连支部中都不讨论)替群众决定要求,甚至提出极错误的口号(如无故不得开除工人等),不是“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几个工人阶级明了的基本要求上”,从斗争的过程将与斗争有关连的政治口号有机体的联系,提高罢工的政治化,而常常是条件愈多愈好,将党的政治口号机械的加到工人的要求里。“要在罢工之前,就决定这次罢工之直接指导者的成份,罢工委员会应当由所有工人群众中选举出来,要使每个工人都将罢委认为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六次大会决议)。而北方党与工会对于这一决定罢工胜利的先决条件,是极不注意的,在罢工中〈罢委〉常常是没有去组织(如兵工厂两次罢工),或者是用极少人去组织(满洲英美烟厂由七人选出),将罢委及罢工群众的积极性视为不重要的,由我们来代替。纠察的准备,同情的援助,罢工基金的募集,我们是不在罢工前罢工中去努力,罢工的时期,从无考虑和选择过的。这样在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破坏之下,在罢工未发动以前,就决定了它失败的前途。必须“坚决的反对不预先精密的估计具体条件及没有在群众中作到的准备工作就宣布罢工”(职工国际八次会议决议)。而更要反对主要的危险,借口没有准备而放弃罢工,或者以此作为拒绝参加自发罢工的口实。

“在目前的环境下,为工人阶级生活程度的斗争,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斗争”,日常经济斗争是工人团结战斗的初步学校,是夺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到革命阶级斗争方面的出发点。北方党部中许多地方对于领导日常经济斗争是不可允许的忽视(如满洲空喊同盟罢工,青岛市委过去只要作大的斗争以及天津等)。正当着资本家国民党帝国主义裁减工资,增加工作时间,取消旧有的条件,大批的开除工人,加重工人工作时,正当着每个工人都酝酿着不满的情绪,每个工厂每个车间都充满着劳资间的冲突,党的任务是加紧厂内活动,“利用劳资间冲突(即使最小的)来发展广大的经济斗争,”“动员群众为日常要求而罢工,把日常的要求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总要求联系起来”。不在日常斗争中去团结群众,我们便永远落在群众斗争和罢工浪潮的门外的。党与工会必须巩固我们罢工中已得的成绩,坚决的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克服我们的弱点和错误,在下列的工作积极努力:

1.坚决领导日常经济斗争去组织工人的反攻,将我们的工作集中到重要的企业里,深入到重要的产业――尤其是铁路,海员,兵工厂,矿山,纱厂,丝厂,市政等工人中去,深入到青工女工广大群众中去。在广大的工人女工讨论与参加之下,提出各业各厂各间的简单清楚迫切的要求,动员党的支部,工会的小组加紧厂内活动,依据着每个厂的具体条件和环境,战斗力的对比,去采取各种斗争方式来动员工人群众为经济要求而斗争,抓住很小的斗争,部分的斗争,一个车间的斗争,努力扩大到各车间全厂的工人中去,把斗争从最低形式转变到较高的形式(如从怠工到完全的罢工,示威,提出政治口号等)。党与工会要向群众证明不仅是领导罢工,号召工人作政治斗争,并且是无产阶级日常生活经济利益的唯一拥护者。要无情的打击忽视日常经济斗争的倾向,把放弃领导工人日常经济斗争的人,当作“在客观上是帮助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一样的指斥,坚决的打击将斗争交给黄色工会去办(如保定),必须严格的和澈底的实行独立领导经济斗争的路线。

2.有准备的独立的组织罢工,努力去参加自发罢工,以扩大罢工运动。在上面指出的产业里,不是一般的空洞的布置,而是选择中心产业中心厂集中我们的力量去发动罢工,在罢工前和罢工中要完善的准备罢工中群众基础的工作,在工人完全明了迫切的几个要求上,将工人女工动员起来,讨论要求和决定一切罢工的问题。要组织所有群众选举的罢工委员会,这种罢委人数要包括一百到二百的委员,要有坚强领导的干部,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团结广大群众在罢委之下,吸引青工女工来参加一切罢工的工作,坚强的组织纠察队的组织,利用各种的组织把群众动员起来――如代表会,下层的小组,宣传队,募捐队等,充分的发展群众的积极性,并且使其在组织上巩固起来。慎重的选择罢工的时期,捐募罢工基金,发动同情斗争,将罢工领导的中心放在赤色小组与党的支部里。

党必须认为努力参加领导自发罢工,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坚定的在每个罢工中积极的参加进去,不管事先我们有无组织关系,要用各种方法(如利用其他厂去发生关系,公开的慰问,同情的援助等)到群众中去工房中去接近他们,提出我们的主张,以自己的努力取得罢工工人的信仰,驱逐黄色领袖,使群众为自己条件坚持罢工,在罢工中建立我们的组织。

在罢工中提出具体的政治口号,这些口号或者是对于这些罢工有显明联系的,或者对于所提出的经济要求有显明联系的,或者在罢工过程中发育出来的(如工人被捕等),来扩大斗争纲领。提高罢工的革命化,在目前政治经济的环境中是非常重要的。要坚决的打击不努力提高罢工的政治化,而只束缚在经济的范围里(如天津裕大)。

3.在几个产业里(如矿山。铁路,纱厂,市政等),在群众共同要求之下提出具体的要求纲领,准备群众的工作的基础去组织产业的同盟罢工。必须利用过去的经验,抓住中心厂去有准备的组织罢工,同时积极在其他厂活动,以中心厂的罢工去推动其他厂的罢工,组织总的罢工委员〈会〉来统一领导,使各厂的罢工团聚在一起,“不要在总罢工时建立青年和妇女委员会来分散罢工的领导”(职工国际八次会议决议)。要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共同签订同盟罢工的合同,来团结各厂群众。目前河北党必须坚定的组织和发动唐山五矿的同盟罢工,争取五矿罢工的胜利。

4.必须严重的打击对于青工女工运动的取消主义,使全党的同志了解目前青工女工在罢工中英勇的斗争和积极性(如青工在兵工厂,烟厂等斗争中,女工在安东丝厂,和记蛋厂等斗争中),女工青工在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努力的去深入青工女工群众中去,动员他们参加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罢工,提出青工女工单独的特殊的利益的要求纲领,领导他们为特殊利益而斗争,从斗争中吸收他们到赤色工会里。在罢工中应组织工人的妻子妇女,吸引她们参加到罢工斗争里。

5.估计到罢工的尖锐,阶级斗争的残酷,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的武装压迫,党与工会必须努力去建立工人的武装的组织,吸引广大的群众,组织工人纠察队,抵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武装压迫,保护罢工,保护工人的组织。要真正的武装起来,加紧政治军事的训练,与帝国主义国民党武装斗争中,要去夺取反动的武装,武装自己(特别是在满洲等地)。纠察队要成为工人自卫的经常的组织。

6.在每次罢工中或罢工后,召集罢工工人,赤色工会,党的支部来讨论研究罢工胜利与失败的教训,决定下次斗争的方式。在罢工的胜利后,要加紧群众的团结,巩固扩大我们已得的成绩,时时不要忘记资本家在罢工后的进攻。就要立刻的准备和组织第二次的斗争。当然罢工失败时要公开的在工人面前承认失败,而不要企图说失败为胜利,自慰的政策是有害的,因为它使群众难以了解失败的原因,这就等于解除和减弱他们与资本家斗争的武装。

(二)加紧的发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组织反日反帝的罢工。

工人阶级的罢工浪潮,在反帝运动中积极的表现了先锋领导作用,他成为反帝斗争,苏维埃运动的主要动力。北方工人高涨的罢工运动,推动着满洲革命民众的反日战争与陕甘边红军游击运动的发展,有些地方爆发了反帝反国民党的政治同盟罢工(太原)。许多工人自动到义勇军中去。在这种形势下,更迫切的提出了北方党要十百倍的努力去准备和组织反日反帝的罢工,领导反帝运动与拥护苏维埃的斗争密切的联系。北方的党在反帝运动中表现了相当的成绩,但普遍的现象是没有在反帝运动中先锋队――无产阶级中进行坚定的工作,特别是放松组织反帝的罢工,不了解工人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如陕西),对于工人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估量不足(如满洲,河北等),因此不能在工人中扩大反帝斗争,组织反日罢工,这种现象是一刻不能允许的。必须:

1.在各地帝国主义的暴行〈中〉,将工人的经济要求与反帝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运用公开路线的活动,在各厂里建立反帝的组织,发动反日的罢工,特别在满洲,天津,青岛等处的日厂中提出工人的要求,组织日本厂的罢工,努力使罢工扩大到其他的企业中去。估计到工人斗争的形势,具体的环境和条件,去争取反日反帝的总同盟罢工。

2.根据天津裕大斗争的教训,我们必须加紧组织关闭的日厂群众中的斗争,领导工人群众一方〈面〉向帝国主义资本家斗争,提出具体的要求,要求关厂期间工资照给,要求开厂,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同时向国民党坚决的斗争,要国民党按工资发给救济,开办免费食堂,将没收的日货发给工人,不向帝国主义资本家斗争或不向国民党斗争都是错误的。

3.在一切罢工中要加紧反帝反国民党的宣传,在斗争过程中与反帝运动密切联系,在城市里特别是工人区域里组织反帝的示威,召集反日的群众大会,夺取黄色工会中反帝的群众。

4.大批工人自动到义勇军中去,武装成为工人迫切的需要。

党与工会要坚决的组织工人到东北义勇军中去,加入反帝的战争,争取兵士的领导,要将组织工人义勇军视为反帝运动最中心的任务。

5.党与工会要更广大的组织工人的纠察队,检查日货,没收日货来救济罢工与失业的工人,将检货运动夺取在无产阶级的手里。

6.经常的揭破国民党黄色工会“抗日救国”“长期抵抗”“一致对外”等欺骗来压迫和剥削工人的面具,宣传只有革命的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因此必须:

7.将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与拥护红军拥护苏联密切的联系起来,北方党对于这一重要任务是放松的,以宣传工作宋代替了实际。必须:(1)加紧作拥护苏区及红军胜利的宣传,组织工人拥护苏维埃红军拥护苏联的斗争,在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中发动不运兵运械制枪制弹去进攻红军和苏联的斗争罢工,在一定的数目下征调工人到红军中去。组织红军之友,组织工人中一个铜板的募捐,及赠送红军东西。(2)派干部到陕边红军游击队中去。(3)宣传苏联的和平政策,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功,组织苏联之友,在“拥护苏联――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大本营”的口号下动员群众。

(三)组织失业工人的斗争。

千百万的失业工人,呻吟在死亡,疾病,饥饿的惨境,工人不仅得不到统治阶级的救济,并且由国民党下令驱逐出境,这使得失业工人不能不从死亡中选择革命斗争的出路,积极向帝国主义国民党斗争。北方的失业工人激烈的斗争,正与罢工浪潮的发展互相呼应。资本家黄色工会利用广大的失业工人向在业工人进攻,黄色工会对在业工人“呈请开除”,同时向失业工人作生意(卖位子),用各种方法来煽起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冲突。组织这个广大的队伍,向国民党资本家斗争,将失业运动与在业工人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是党与工会最主要的任务。

而北方党在这一个任务上是没有成绩,没有努力的。从失业运动日的工作中可以看出:有些党部是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接受中央决议,可以用“广包无遗”来取消自己的努力(过去的山东省委),许多地方决议上都是空泛没有内容的(如河南)。虽然河北省委失业运动日的示威是成功了,但“参加者大部是学生”,我们在失业工人中是没有进行系统的经常的工作,许多党部不了解失业工人要什么?常常提出没有对象的要房子要救济的口号,甚至认为向国民党斗争是机会主义(天津市委某同志),一般的政治口号代替了群众迫切的要求,但各地差不多一致的又不提出号召失业工人到红军中去。失业工人的组织的建立只是写在决议上。必须立刻纠正这些错误去进行:

1.根据中央及职工国际最近的指示,在各地的实际情形之下,根据所有失业工人的讨论和意见提出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失业工人最迫切的具体的日常要求的纲领,号召失业工人为自己的要求而斗争,利用种种的斗争方式(如示威,包围,骚动,坐守,不出厂,不下船等)来发动斗争。

2.要组织失业工人的示威,向国民党资本家提出要求,要国民党资本家经常发给救济费,要政府为失业工人办免费食堂,失业工人不交房租,反对驱逐失业工人出境,反对开除工人,恢复被开除工友的工作等。组织失业工人不出工房,占据政府的公共房屋,没收政府及大资本家米栈米船的粮米,分给失业工人与难民,将失业工人的斗争与饥民的斗争联系起来,在群众强有力的压迫之下改善失业工人的生活。

3.广大的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代表会。失委会必须是广大失业工人所选举的,一般的是以失业工人的住处来组织,但刚关厂的失业工人中必须是将关厂的工人组织在一起,领导他们要求开厂的斗争。失委会要经常召集大会,在失委会下建立各种组织,来吸引广大失业工人在失委会的周围。

4.组织失业工人检查日货队,没收日货救济失业工人,在失业工人中进行反帝斗争,组织义勇军到满洲去。

5.在半失业的工人中要反对开三日班,要求按原来的工资发给。失业工作要与在业工人联系,要号召工人反对关厂拆灶,反对开除工人与生产合理化,失委会要与当地的赤色工会发生密切关系。

6.必须经常的揭破国民党黄色工会资本家压迫和欺骗的罪恶,指出工人的失业是国民党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果,真正的解决失业问题,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广大的号召和组织失业工人到红军中去。

(四)为瓦解黄色工会,夺取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革命职工反对派而斗争。

夺取黄色工会的群众,领导目前北方工人激烈的反黄色工会的斗争,不是空喊咒骂,站在群众外面可以进行的。必须承认现在黄色工会中,还有着很大数量的群众,黄色工会在北方的活动年来是增长了,主要的产业,都有黄色工会的组织,个别的地方还建立了下层组织,许多罢工,还是在黄色工会欺骗控制之下,在北方的罢工浪潮中,黄色工会起了破坏罢工的极大作用。认为黄色工会的影响没有了,这只是掩盖着去争取黄色工会中的群众的怠工。

黄色工会影响增长的主要原因,正如职工国际所指出的:“残酷的白色恐怖,大批的失业,以及破产的农民妇女儿童代替老的无产阶级的干部,变更工人的成份,黄色工会在国民党极端狭小的合法范围中所处的垄断地位,由政府及工厂主的赞助与承认,剥削者对它部分的让步,广大的施用社会的民族的武断宣传,工头走狗的拥护,赤色工会的错误及薄弱等”。但必须指出北方党对于黄色工会中夺取群众,是采取了极有害的消极,真正的争取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革命反对派的组织,是没有实际工作中努力,这无疑的是帮助了黄色工会发展的。这里表现了有些地方的投降黄色工会的机会主义(如保定)和将黄色领袖与普通工人视为一样,站在群众外面空喊的关门主义。在中央职工运动的信中所指出的错误,在北方还是没有澈底的纠正,特别是没有在揭露国民党黄色领袖的斗争中,将群众动员起来,建立自己的基础(反对派的组织),没有在反黄色工会的斗争,更加紧反对国民党,发动驱逐国民党的代表秘书的斗争,使群众与国民党尖锐的对立起来,与国民党断绝关系。结果便是在国民党用改组工会的欺骗之下,以一批没有被揭露的黄色领袖来代替某些破产的黄色领袖,甚至接近我们的群众也逐渐变为黄色领袖(如天津宝成)。不动员群众建筑自己的基础,刻苦的进行反对派的工作,澈底的反国民党,黄色工会是不会瓦解,革命的赤色工会――工人自己的工会是不会从空喊中出来的。

但罢工的浪潮日益揭穿了黄色工会反革命的面具,黄色工会与国民党资本家一起的来破坏罢工和反帝斗争,用请愿仲裁法律禁令来压迫工人的斗争,用恐怖手段来对付罢工,将罢工的领袖“呈请开除”送到国民党的牢狱,这样引起了工人激烈的愤恨。在北方工人中反黄色工会的斗争是激烈的发展(如在唐山,天津各地工人与黄色工会武装冲突,自动捆起黄色领袖,不交会费,殴打黄色领袖及其机关等),组织自己的工会的要求在工人中是非常迫切,黄色工会的影响在工人斗争的浪潮中是一天天缩小下去,使国民党不得不改组工会来缓和群众,黄色工会不得不更用“安”的手腕以领导罢工来破坏罢工;国民党各派,取消派,右派不得不积极的活动来破坏工人的斗争。所有这些,是给予党的工作更顺利的环境;努力的夺取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反对派的组织的任务,也更加严重与迫切。因此必须克服我们过去的错误,努力的去进行下列的工作:

1.必须努力的领导和参加日益发展的斗争和罢工,从领导群众的斗争中去反对黄色工会,夺取黄色工会中的群众。因此要动员我们在企业里所有的力量,在积极拥护群众日常要求的基础上去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去团结群众,下层统一战线不是改良主义和革命策略之间一种中间的东西,而是为发动反对资本家黄色工会斗争的工人[底]的团结。要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出我们的主张口号来与黄色工会出卖斗争对立,利用黄色领袖每一事实欺骗与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具体的揭露它的面具,使群众在自己的利益上,和黄色工会的裂痕尖锐起来。

2.抓住黄色工会国民党一切的罪恶――如由工资中扣会费,出卖位子,“呈请开除”,将工人送到监狱里,强迫工人读“遗嘱”以及国民党指派秘书,指定委员等――在群众中广大宣传,提出反对克扣工资,拒绝黄色工会征收会费,反对开除工人,卖位子,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联合起来向国民党资本家黄色官僚走狗斗争,恢复被开除的工作,立刻释放被捕工人,驱逐国民党代表秘书,驱逐国民党官僚走狗黄色领袖出工会,反对国民党改组工会,工会机关应由工人自己选举,建立工人自己的工会等口号,来动员群众与国民党黄色领袖作斗争。

3.在罢工中将赤色工会的主张,策略,与国民党黄色领袖出卖罢工的阴谋对抗起来,将每次黄色工会请愿,国民党仲裁调解的结果,指示给群众,揭破黄色工会牺牲工人的利益(如邮务),揭破黄色领袖破坏罢工的阴谋,反对黄色工会秘密谈判及签定条件,组织工人选举的县工委员〈会〉来领导斗争。要根据每个厂的环境,每个黄色工会的活动,来细心的决定我们与黄色工会针锋相对的策略,把这些策略详细的与我们的群众讨论,经过支部及职工反对派深入到群众中去。

4.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建立革命职工反对派的组织,是党,工会最主要的任务,在大多数产业中都有黄色工会的组织的北方,更是特别重要的。争取黄色工会的群众,是要在黄色工会中内部去进行革命的工作。“在黄色工会中工作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达到目的手段,最近的目的――是夺取黄色工会会员到阶级斗争方面来,组织无产阶级的反抗与反攻。”因此,我们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主要的是夺取黄色工会的群众,揭破官僚走狗的罪恶,扩大我们的宣传,吸引广大的群众来建立革命反对派的组织,瓦解黄色工会,独立的领导群众的斗争。当大多数工人团结在反对派周围时,就可以与黄色工会分裂,而组织赤色工会。反对派的组织,必须是吸引广大的群众从斗争中来建立,党的支部必须是加入革命反对派的组织,起领导作用。

5.反对派不仅是揭露黄色工会的面具,并且要独立的领导斗争。当群众提出要求时,不是将群众的要求请黄色工会去办理,或者说“威迫黄色工会去执行”,而是要利用群众斗争的要求来揭破黄色工会的面目。反对派要争取群众领导群众,独立的为实现群众要求而斗争。当群众对于斗争还有依赖黄色工会去办理的幻想时,反对派应极力向工人解释黄色工会破坏罢工出卖工人利益的事实,指出只有以自己的力量和团结,才能争得斗争的胜利;同时不是与工人对立,而是极力领导群众在各种事实上会议上揭露黄色工会的面具,发动工人群众反黄色工会的斗争,消灭工人对黄色工会的幻想,将斗争的领导,夺取在反对派手里。

6.与反黄色工会国民党的斗争,政治上不可分离的是加紧反对改组派取消派右派作斗争。在广大的群众,揭破国民党各派的罪恶,指出它们有时利用罢工来欺骗工人作它政争的工具,无论改组派,南京政府,北方政府,广东政府,汪精卫、孙科,胡汉民如蒋介石,张学良一样是屠杀工人的刽子手,指出取消派罗章龙右派等帮助资本家剥削工人破坏罢工的具体事实,不是仅仅简单说取消派右派是工贼就可以了事,而是要将它们的主张和事实,一件件的使群众了解它们的反革命的面目与工贼的作用。

7.在黄色工会中加紧拥护苏维埃红军,拥护劳动法的宣传,坚决去反对国民党的工厂法,同时利用它个别的条文(如八小时等)用革命的方法自动的实行。

(五)加紧发展巩固并扩大赤色工会是决定阶级斗争胜利的战斗的任务。

现时北方赤色工会的组织状况,是完全不能适应领导正在发展着的罢工浪潮,北方会议认为创造发展与巩固赤色工会的组织,是决定阶级斗争战斗的任务,同时指出北方的党虽然在某几个地方有些成绩,但一般的情形下是将发展赤色工会的战斗任务放弃与忽视的。首先是满洲的党,是采取机会主义的消极,没有将这任务成为党的工作的重要日程,在广大的反帝运动罢工浪潮和顺利的环境中,在几十万产业工人中,没有发展赤色工会的组织;在有的企业中有党团的支部,而没有建立赤色小组,把“无作用的人”选到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中去(均见满洲代表报告),这种现象必须严重的指斥与肃清。有些地方是以附属组织来代替赤色工会(河南,河北),不在斗争中去发展赤色工会的组织,不相信群众,惧怕群众,同志不加入赤色工会,甚至有的同志把建立赤色工会的任务认为只是工会的,不去领导支部同志组织广大群众,将党的团的支部同志拉来成立空洞的上层机关,敷衍了事(如满洲),这完全是对于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另一方面,有的同志不了解赤色工会是群众的组织,而企图定出许多政治的条件的限制,来拒绝群众加入(如天津黎同志)的关门主义。这些“左”右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必须受到无情的打击。必须清醒的认识现在北方的赤色工会是极端微小薄弱的,还不是群众的组织,完全不能适应目前客观环境的要求;北方党与工会是从来没有经常的有系统的作过征收会员的运动,在斗争中日常的生活中,赤色小组是没有加以思想上组织上的巩固,会员是极大的流动的,没有造成领导斗争必要的前提。党与赤色工会的工作是没有深入到企业里,尤其是铁路海员工人中去,这些对于目前职工运动是极端有害的,要以十百倍的努力来纠正这些错误,巩固与扩大我们已有的阵地,同时在广大的工人中,在每个企业和产业里――尤其重要的产业里去发展,创造,恢复赤色工会的组织是北方党一刻不能延缓的任务。要达此目的必须是:

1.要坚决的开展反对取消赤色工会,放弃组织赤[赤]色工会的斗争。在坚定的领导日常经济斗争和罢工运动中,大胆的,勇敢的吸收广大的群众,发展与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把我们全部的工作集中到企业里(尤其是铁路,海员,矿山,纱厂,市政等),深入群众中去,加紧厂内活动,去有系统的经常的进行征收会员的运动,使一切同志和会员了解发展和巩固赤色工会的组织,吸收广大的群众到赤色工会和职工反对派来,是扩大和顺利的进行工人斗争以及实行党在职工运动重要任务的主要前提。要动员全党来执行这一任务,要将这一任务的中心放到工厂支部与赤色会员和小组上去,并且以革命竞赛的方法来检阅发展的成绩,将这一任务作为谷地党与工会职工运动检查的尺度。要坚决的反对赤色工会不要多的主张,反对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任何一个工人,“只要他知道阶级的团结,接受工会的章程,都可以加入赤色工会”(六次大会职工决议)。

2.必须将赤色工会的工作的中心移到工厂中去,以极大的努力巩固赤色小组,工会的领导机关,地方党部必须与会员支部的同志的生活打成一片,建立工会的生活,与他们建立经常亲密的关系,建立下层核心日常具体的领导,实行工会广泛的民主化,加强小组在工厂中的活动和领导群众的作用,使广大的群众围绕在每一个赤色小组里。在日常生活中加紧小组会员思想上组织上的巩固,以加强和扩展我们的阵地,消灭会员的流动性,必须认为失掉了一个会员,便是我们极大的损失。动员同志,工会工作人员到生产中去,经常给以教育。

3,在征收会员发展赤色工会的组织中,在现时罢工运动的发展,应该打破狭隘的范围,不仅是个别的介绍,并且应该吸引整个车间整个部门的工人加入(自然工贼走狗是除外的),不仅是秘密的活动,而且应该在群众大会中公开的征求。加入工会是要群众自愿的,赤色工会的任务,不是强迫工人加入赤色工会,而是在积极的拥护工人的利益上加紧赤色工会纲领的宣传,吸引工人自愿的到阶级工会中来。

4.以产业的原则去建立赤色工会,建立群众的铁总,建立邮务反对派的组织,建立纱厂工会和革命反对派,在几个重要的城市(青岛,天津,哈尔滨等地)建立有群众的地方的各工会联合会的组织。这些任务必须在北方党与工会面前提出,要在企业中去努力建立下层组织来完成这个任务。在吸收广大群众加入赤色工会和革命反对派时,必须去加紧征收女工青工到工会的组织里,建立青工部女工部的组织。

5.争取赤色工会公开的活动,实行下层统一战线,建立工厂委员会的工作,是日加迫切重要的任务。在个别地方(如河北)虽然有时建立了这样的组织,但不去领导它巩固它,使其经常存在,而是让它自生自灭,一般的情形下是没有去建立的。必须严厉的纠正这种现象,努力在领导经济斗争,罢工运动,抓住群众共同的要求,利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去建立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去克服工人中帮口的冲突,工厂委员会要巩固它,使之经常存在,吸引群众到赤色工会中去,必须广泛的建立附属组织,在其中进行群众工作,经常的领导它,纠正它,把广大群众吸收到阶级工会的运动中去。

6.加紧的训练干部,这是团结群众,夺取群众的桥梁。必须从斗争中提拔新的积极勇敢的干部,举办训练班加以教育,各地工会的训练班要经常的进行。吸引新的最好的干部到工会的领导机关里,时时给他帮助和教育。

7.各地要举办工人的报纸和工厂小报,组织通讯网,组织读报小组,利用报纸去组织群众。只有去吸引广大群众来参加报纸的工作,才能够保证报纸是群众的。

(六)加紧厂内活动是夺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唯一道路。

在企业中加紧我们的工作,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的重要任务。从工作过程中证明,能够把工作中心集中到企业里去,了解厂内的情形,巩固党的工厂支部,在工厂里,车间里去组织群众,便可以得到许多成绩(如青岛富士),站在群众外面空喊罢工,背着群众,背着支部去决定问题,便会与群众脱离关系(如满洲省委)。工厂是我们的堡垒,只有加紧企业中的工作,我们才能夺取工人大多数。厂内活动不是写在决议上的,而是要真正的深入群众,为日常经济要求动员群众去作斗争,刻苦的建立工厂的支部小组,吸收积极的工人加入党或工会,积极的训练干部,把我们的力量,配置到各部门里,有系统的审查企业中工会下层机关的组织与宣传工作,审查征收会员的方法,准备斗争的形式,动员群众举行车间会议,工厂会议,来讨论他们不安的问题,耐心的去说服群众,不停的向群众解释,只有斗争才有出路,启发同志和会员的积极性,教育他当某一事件发生(如一人被罚工钱敲打或被开除)我们应该怎样来对付,如何组织群众来抗议;将一切的生活去发展经济斗争,和在这个基础上去实行夺取工人大多数的任务。必须了解“不管职工运动是公开的,半公开的或秘密的,在企业中的工作过去是,现在也是谷地革命工会最主要的任务”(职工国际八次会议提纲)。

(七)在铁路,海员等重要企业中,各地党部几个共同的任务。

正当帝国主义国民党积极的向中国苏维埃红军进攻,进行反苏联战争,积极的向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剥削,屠杀,进攻,正当着铁路,海员工人经济斗争,反帝斗争激烈的发展中;正当着铁路黄色工会在天津举行八路联席会议,计划来破坏工人斗争中,加紧铁路,海员,兵工厂的工作,领导和组织他们的斗争和罢工,是更加迫切起来。但北方党在铁路,海员中的工作是放松了的,必须认清这些产业中工作的重要性,纠正我们的错误,去执行下面的几个主要的工作:

1.河南,河北的党必须共同的去布置京汉路工人的斗争,要提出全路共同的要求纲领,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组织工人不运兵不运械去进攻红军的斗争和罢工。同时河北,满洲,山东省委必须共同计划北宁,津浦等路的斗争,要抓住工人迫切的具体的要求,深入到各路的群众中去,特别是每条路的机务大厂中去,组织领导他们的斗争和罢工,并且将斗争与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拥护苏联拥护红军的运动密切的联系起来。

2.为得进行这一工作,河北省委应该召集这几路的联席会议,全总党团应该召集各路的工作人员会议,来具体的计划,准备,组织,并且要将建立群众的铁总提到各地党与工会的日程里,迅速的去完成这一任务。

3.满洲省委必须坚决反对工会工作的机会主义,澈底转变职工运动的工作,去组织满洲各路尤其是中东呼海路斗争,在经济要求的基础上,在拥护苏联的口号下来动员广大群众,组织反日反国民党,拥护苏联的罢工,组织阻止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进攻义勇军的斗争罢工。

4.必须纠正过去各地对于海员工作的放弃,大连,营口,松花江,天津,青岛,烟台等地要努力打入海员的群众――尤其是日本船的工人中提出海员的具体要求,发动海员的经济斗争,和拒绝运兵运械去进攻苏区红军和苏联的罢工,指定专门人而且是与海员有联系的做海员码头驳船船坞的工作,并且将工会的工作与海总发生密切关系。

5.在兵工厂的工作,河南党必须深刻的研究过去的错误教训,努力去恢复工作,发动兵工厂工人继续斗争,反对开除工人,反对加重工作,反对裁减津贴,反对制造枪炮子弹进攻红军。满洲党应向同志及群众公开承认错误,积极的发动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组织他们到义勇军去。陕西党必须立刻纠正放弃工人运动的严重的错误,应把党的工作深入到工厂中去,首先打入到兵工厂的工人里。山东同样要加紧到兵工厂中去组织群众。

(八)领导雇农,苦力,手工业工人的斗争,建立雇农,苦力,手工业工人的组织。

在满洲,许多的雇农及农民自动的组织义勇军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陕西正在发展着广大的红军的游击战争。各地的农村工人在灾荒,死亡,饥饿中爆发着激烈的斗争。在这种情形下,党必须在坚决的进行农村工人中的群众的工作,领导他们斗争,加强农民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顺利的进行完成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进行这一工作:

1.首先要将我们的工作集中到红军游击的区域及苏区的附近(如陕甘边,豫南,陕南等),集中到反帝战争的区域(如满洲),集中到各铁路的附近,农民斗争激烈及灾荒的区域里。在这些区域里,组织雇农,苦力,手工业工人来反抗地主富农资本家老板的压迫剥削,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等迫切要求而斗争,向国民党地主资本家要饭吃,要救济,没收国民党地主富农资本家的粮食,领导农民抗租抗税抗捐分粮食大户等一切的斗争,在斗争中央建立雇农工会,苦力工会,手工业工会等组织。

2.组织农村工人的反帝斗争,建立反帝委员会的组织,组织义勇军,动员广大的雇农,苦力及手工业工人到义勇军去,进行反帝的战争。将反帝运动和工人与地主资本家的斗争密切联系,这在满洲的党更应特别努力。

3.动员雇农领导广大的农民进行武装的斗争,发展游击战争,解除地主豪绅反动的武装,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

4.雇农工会组织的建立,首先要确定明确的阶级路线,保障工会是完全保护工人自己利益的阶级组织。一开始就必须将剥削者的分子――地主富农老板等――排斥出去,工会的领导机关,必须是广大群众所选出的从阶级斗争过程中起来的积极工人干部领导着。对于雇农妇女及女工青年工人吸收他们加入到工会的组织,尽量吸收女工青工的干部到工会的机关中去。

5.在陕甘边游击区域内,放松组织雇农工会,是极大的错误,必须立刻为领导雇农,组织雇农工会而斗争,组织广大的雇农,苦力,手工业工人,与地主富农老板〈作〉残酷的斗争,动员雇农到红军及革命委员会中去,加强和改造红军的成份,巩固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中的领导,动员雇农工会去领导农民澈底的分配土地。

6.澈底的揭破国民党豪绅地主富农的欺骗,加紧宣传苏维埃红军的胜利,深入劳动法土地法的宣传,在红军的游击区内,要立刻进行劳动法的实施。

7.积极的提拔农村工人的干部,加紧的训练教育,各地方党部应举办训练班及流动训练班来经常的培养干部。

8.雇农工会,苦力工会,与产业工人的工会之间,不独应当有兄弟团体的关系,而且产业工人的工会必须去领导它,帮助它,如举行产业工人工会与雇农苦力工会的联席会议等。

上面是北方党在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问题。所有这些任务,要在职工运动的基本任务――拥护并发展苏维埃运动争取苏维埃的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之下,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之下去执行。

所有这些任务的执行,必须是坚决的执行中央职工运动的决议,为职运致同志的信,职工国际最近的决议的一切指示(特别没再重复的指出的),澈底的转变职工运动,加强党的职工部的工作,改造一切工作的方法,〈用〉新的工作的速度,提拔新的干部,使党与工会一切的工作和领导适应于迅速变化的事件及汹涌的罢工运动新的前途。为要顺利的实行职工运动的澈底转变,必须加紧去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取消罢工,放弃斗争和罢工,投降屈服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反对立三路线的残余,左倾的空谈罢工。与一切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关门主义作无情的斗争,才能澈底的完成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澈底的保障实行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土地革命的领导权的任务。

附三: 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
(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基本通过,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一 北方革命运动的高涨与北方新苏区的创造

目前由于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者的占据瓜分与轰炸屠杀,连年不断的灾荒(大旱,大水,虫祸,黑霜,雹风),国民党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极残酷的压榨,奴役与剥削,不断的军阀战争,尤其是他们对于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进攻,使正在遭受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北方劳苦民众,完全陷于饥饿悲惨流离死亡的境地。

北方劳苦民众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的在开展着。农民抗捐税,抗租债,分粮食,吃大户,武装冲突与包围县城,汹涌的反日反帝怒潮,深入到北方的穷乡僻壤,极广大的劳苦民众都卷入这个战争。成千成万的劳苦民众自动的武装起来,组织反日义勇军,英勇的前仆后继的开展着游击运动,坚持民族革命战争。白军士兵的觉悟,一般的迅速的增长,斗争哗变的潮流,广大的发展,枪毙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长官,部分的整个部队的大规模的投入红军和游击队或参加反日战线,或到乡村中去,汇合农民斗争,开展游击运动。北方无产阶级,特别是他的主要部队,蓬勃的,顽强的,普遍的斗争与罢工,成群结队的自动武装起来,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及游击运动,充分显示着无产阶级在北方革命运动中的领导。

同时,两个世界尖锐的对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伟大的成功,给予北方劳苦民众以直接的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中国两个政权的对立,国民党反动统治急剧的崩溃,工农红军光荣的胜利,在全中国面积四分之一与将近一万万人口的地域上,已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更兴奋了北方千百万劳苦民众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勇气与热忱。群众斗争往往一开始就有广大群众的参加,与带着非常急剧的性质(如骚动,暴动,火烧城门,攻入县城,解除反动武装等)。日常斗争迅速的发展成为游击运动;有的地方成千成万的群众,自动的树起苏维埃的红旗(如陕西山阳及豫中等处),要武装,要土地(如陕甘达,南满等处),要政权,已成为目前北方群众斗争的特征。在荒僻的陕甘边境,红二十六军的生长与新的苏区的创造,必然要如火燎原的广大的开展起北方苏维埃运动,配合全国苏维埃运动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显然的,不仅革命危机在南方存在着,而且也在北方。

然而革命危机转变到革命的速度,完全是决定于无产阶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北方的党,一般的由于对于客观革命形势估量的不足,以致把握不住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伟大的劳苦民众的斗争浪潮前面,充分的表现束手无策和无能;甚至有些地方将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理论,曲解为北方“落后论”“特殊论”,以掩盖自己富农路线的实质;公开认为“北方群众没有为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勇气与决心”,“土地革命还不是今天的任务”,“游击战争只不过是可能的前途”,“北方工人尚缺乏伟大斗争的经验”等等,并且这一右倾机会主义的富农的思想,在实际工作的领导上,使有从地方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日经遭受到了障碍和损失。

北方会议一致认为北方党应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和百折不挠性,来粉碎这一右倾机会主义的“落后论”与“特殊论”,并在实际工作中澈底的克服它,以顺利地完成自己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历史的光荣任务。

二 北方游击运动发展中的错误与教训

在北方劳苦民众斗争烈火般的发展当中,党的领导与工作,一般的虽然是加强了,但因为富农路线的影响与障碍,使党的领导远落在群众积极性增长之后,最大部分的斗争,还带着自发的性质,甚至许多斗争的领导,还落在地主豪绅富农手中,使这些群众斗争,遭到消散与失败。有些群众斗争,虽然已发展到极广大的范围,但因为缺乏党的及时的正确的领导,而不能迅速的开展与深入,以至发展游击运动,创造新苏区。

在北方目前乡村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情形下,农民极小的日常斗争,迅速的发展成为广大与剧烈的群众行动。北方党对于有准备有组织的发动与领导农民日常斗争,表现着忽视与消极,或拘束在日常斗争的范围内,不去抓紧群众剧烈斗争的形势有计划的发展游击运动,而只停留在所谓“准备”中,甚至借口“暴动条件尚未成熟”无法发动游击运动。在游击运动已经开展的区域,则又不能坚决的开展广大的群众斗争,执行土地革命,创造苏区。所有这些,都充分的暴露着富农路线对于北方革命运动危害的实质。

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瓜分与轰炸屠杀,及国民党的无耻投降的斗争过程中,澎湃汹涌的开展着义勇军运动。由于广大劳苦民众民族觉醒及其斗争要求的迫切,满洲许多很小很小的义勇军部队,异常迅速的汇合着自动武装起来的广大工人与农民及哗变过来的士兵警丁而发展成为极大的力量。目前义勇军的领导最大部分还落在国民党军阀豪绅富农胡子土匪手中,但由于广大群众反日情绪的热烈与高涨,他们的英勇活动已弥漫着满洲全部,他们坚持的再接再厉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给予了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压迫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有力的反抗。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一方面认为义勇军是胡子土匪而消极不理,或企图以上层的勾结利用来代替真正的艰苦的群众工作;另一方面,则空喊组织“真正的土地革命的反帝的游击战争”与“变义勇军运动为革命的游击战争”,却拒绝广大群众要求武装斗争的领导与放弃利用一切可能打入已有的义勇军中去,树立我们的革命工作,以致至今光荣的义勇军运动尚缺乏正确的领导,不能澈底实行反帝纲领与土地革命。尤其不能满意的,有许多义勇军热烈的迫切的要求我们去领导,甚至自动打出我们的旗帜,有不少地方实际上是在我们个别同志和赤色群众领导和影响之下发动起来,可是我们并没有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与方法来开展我们的工作与树立我们的领导。直到今天在满洲尚没有在我们党直接领导之下的任何部队,就在我们工作最有基础的区域,同样的也没有显著的成绩。

但在“闭塞”的陕甘边苏区的创造中,我们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的教训。在边区广大劳苦民众热烈的拥护之,行,由于赤色战斗员的英勇与坚决,陕西党一般领导的正确,由陕甘边游击队生长的红二十六军正在为开展陕甘边苏区而斗争。它教训了我们不仅在南方,同样的也在北方只要在坚定的阶级路线与正确的群众工作之下,游击队能迅速的生长成为红军,只要毫不延缓的开展群众日常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发动广大劳苦民众为自己政权而斗争,游击区域呈能够巩固的奠定新苏区的基础同时昭示我们只有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百折不挠性,经过不断的残酷斗争战胜一切困难,克服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方能顺利的实现新苏区的创造。然而必须严重的指出,所有那些反对立即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反对加紧反对富农与实行土地革命,反对迅速澈底改造游击队的社会成份,树立工人的骨骼与切实开始党的政治工作,反对采取进攻袭击的战术,而一味的逃避退却或冒险攻坚等等观点,都完全是障碍革命运动的开展和深入,使革命力量遭受到不必要的挫折和损失的,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

士兵斗争哗变潮流(不仅杂牌部队而且白军的中心部队)广大的发展,特别是临近苏区区域群众斗争发展的区域与反日战争的区域,显明的指出我们有充分便于夺取士兵群众的客观条件,有极大可能大规模的瓦解白色部队,吸引广大士兵群众参加到苏维埃运动与反帝战线上来。但应该明白的记着,只有坚决开展士兵日常争斗,只有有准备有组织的兵变,只有配合与开展当地群众斗争,只有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与反帝纲领,方能更有力的帮助苏维埃运动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方能成为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新的苏区的巨大力量。过去红二十四军失败的主要教训,就在于它拒绝与放弃实行它的政治任务,它根本没有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与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而只企图在掩旗息鼓的流窜中去找出路。

最后,必须严重的指出,目前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方能获得澈底的胜利。许多地方在开展游击运动中,完全缺乏充分的必要的城市工人及雇农中的工作,拥护苏联和苏区的工作,特别是对于征调工人到红军中去,到游击队与义勇军中去,表现着不可容许的消极,甚至可耻的拒绝工人要求武装斗争的领导(奉天)。显然的,所有这些都是不了解或根本忽视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的重要意义。

三 为创造北方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在北方革命运动烈火般的发展中,在开展游击战争领导义勇军运动,创造新的苏区以争取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中,北方党的基本任务与工作是:

第一,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边新的苏区:

(1)在边区首先应当发动广大劳苦群众百倍的开展和深入群众斗争(农民反地主,雇农反富农),巩固与加强边区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要绝对保证党在这临时政权内的领导),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与号召之下,立即没收一切地主土地,依照劳动力与人口的混合原则分配给雇农贫农和中农,摧毁与肃清边区一切反动势力,武装广大劳苦民众,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广大的建立与发展雇农工会,贫农团的组织,宣布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一切法令(土地法,劳动法等)与最大限度的实施,发展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吸引劳动妇女青年参加一切组织与活动。在边区广大劳苦民众热烈要求与拥护之下,在游击区域巩固与扩大之下,在红二十六军游击队及一切群众武装强有力的保卫之下,革命委员会应依照苏维埃选举法令,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2)在已开始生长成为红二十六军的游击部队中,应该毫不延缓的征调大批工人与吸收雇农贫农及可靠的中农进去,坚决淘汰土匪流氓分子,以澈底改造它的社会成份,必须依照红军的编制改编它的队伍与立即切实开展红军政治工作,以绝对保证党的领导。在战术上,红二十六军目前虽仍可以广大利用进攻袭击的战术,但同时即须逐渐学习阵地战平原战等,以锻炼成为强有力的红军,巩固与发展陕甘边苏区。在边区四周特别是在陕西渭北及西路群众斗争剧烈发展与我们工作较有基础的地方(如三原等县)应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对于白军,尤其是杨虎成〔城〕的直属部队,应特别加紧我们士兵工作。

(3)为保障无产阶级的领导,须百倍的发展雇农工作,建立与开展城市工作,特别是中心城市(如西安),大批的征调工人到苏区中去,在红军中,在苏维埃机关中,切须有一定的工人数量,以保障工人骨骼的领导作用。

(4)广大宣传党的政纲,猛烈的发展党的组织与吸收大批雇农,贫农入党,派遣最可靠的有能力的政治坚定的同志到红军苏维埃中去,开展党的工作,同时必须吸收边区有威信的积极的雇农贫农同志参加边区特委组织,以改造与健全党的领导。

(5)北方党应即开始在广大劳苦民众中,进行关于拥护陕甘边新苏区的运动(宣传,征调,捐助等)。

第二,开展义勇军运动与树立党的领导:

(1)在义勇军活动区域的党,首先是我们工作较有基础的地方(如延边,磐石等)应努力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开展和深入反日反帝运动,由抵制货物殴打汉奸发展到没收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商店企业,没收一切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灾民难民失业工人与作为义勇军的军费。加紧组织工人斗争与罢工,积极领导农民日常斗争,发动游击运动,开展反动部队中的士兵工作,公开成立以工人农民为基础的反日会,百倍的扩大党的反帝纲领与苏维埃红军的宣传鼓动,广大的发展工人义勇军,号召劳苦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解除与夺取反动武装。指定得力同志专门负责,进行组织民众义勇军的工作(如在反日会下成立义勇军委员会)。

(2)应该有计划的选派干部及赤色群众打入义勇军中去,组织义勇军委员会或反日会,揭发上层反动领袖的欺骗,以争取他们的下层群众,同时应号召广大群众组织侦探队,交通队,输送队,破坏队,以实际帮助义勇军的作战,而扩大反日战争,在义勇军到达与占领的地域,则必须立即举行群众大会,组织慰劳队,救护队,宣传队等向义勇军战士进行广大的政治鼓动工作。在这里党应该采取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路线,以领导反日战争。它应该依靠在群众武装力量之上,逮捕与枪决一切反动军官与汉奸。

(3)在我们能够领导的义勇军中,我们必须用一切力量使义勇军的反日战争与土地革命密切的联系起来,毫不迟疑地依靠在义勇军的武装力量之上,没收地主豪绅军阀资本家的土地,把它分配给当地的贫苦农民与义勇军兵士,尽量吸收工农的干部加入义勇军,澈底改造义勇军的成份,建立义勇军中的政治工作,使义勇军转变为工农红军,创造苏维埃的政权。在有些我们工作比较有基础的地方,我们可直接发展游击战争,创造强有力的游击队,来影响与团结广大的义勇军在它们的周围,来开展反日与反国民党的夺取政权的斗争。

(4)开展援助东北义勇军运动,应成为北方党目前中心工作之一。必须最大限度的发展群众反日反帝的斗争与行动,广大的组织义勇军,特别是工人义勇军,征调句号召他们到东北战线上去,争取满洲义勇军的下层群众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或在当地实行检货抵货,参加与保护一切群众革命战争与示威游行,同时募捐慰劳与救护的工作,亦应切实开始进行。

第三,开展农民日常斗争,发动与扩大游击运动:

(1)抓紧农民迫切要求(抗租抗债分粮吃大户等)发动与领导他们的日常斗争。加紧反对富农,坚决的克服富农路线的一切障碍与破坏,成为发动游击战争的枢纽。应充分估计到在目前阶级斗争尖锐条件下,许多极小极小的斗争,往往异常迅速的发展到武装冲突与骚动暴动。因此在准备斗争以及斗争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巩固与发展广大农民的组织与其武装工作,以便在群众斗争剧烈发展的情势下,立即发动游击运动。北方党对于灾荒区域内工作的建立与开展,必须予以更大的注意。

(2)北方党对于目前可能发动游击运动的区域(如接近苏区及游击区域地方,斗争十分尖锐且我们工作较有基础的地方),应集中力量开展与加强我们的工作,努力发展群众的日常斗争,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发动广大群众到斗争战线上来开展游击运动,解除一切反动武装,摧毁一切反动机关,建立革命委员会,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及一切劳苦民众,实行创造新的苏区。无论在农民日常斗争中,或在游击运动中,农妇与青年农民表现着极大的作用,应特别注意发展他们的积极性,并吸收他们参加一切革命组织与活动。

(3)对于农民自动的骚动与暴动,对于农民原始的团体与武装组织(红枪会,黑旗会等),必须设法打入与领导,提出广大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有组织的开展群众斗争,以加紧揭破一切反动领袖的欺骗,而争取广大群众到革命方面来。上层的勾结与利用,只有使斗争失败与丧失党的威信。

第四,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建立与加强外兵工作:

(1)几百万的白军士兵,因为生活的极端恶劣与痛苦(军饷永远押欠,七折八扣,以至一文不发,只有火食费,吃红高粱粗小米,官长任意打手掌打屁股,完全没有出入行动的自由等),革命运动发展,特别是苏维埃红军伟大胜利与反帝运动高潮的影响,使士兵群众斗争哗变潮流普遍的广大的继续不断的开展着。明显的指出士兵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巨大作用之后,更是一点也不应该忘记目前国民党在反苏维埃的战线上,调动了将近百万的士兵,在群众斗争尖锐高涨的地方,到处住扎着白色部队,在满洲的反日战线上也有十数万的士兵群众。发展党的军事的政治组织工作,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叛变到苏维埃红军与游击队方面来,哗变到乡村中去汇合工农斗争,开展游击运动,逮捕与枪毙一切国民党反动长官,拥护与赞助革命军事委员会,成为北方党目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之一。

(2)百倍的加强我们对于士兵群众系统的宣传与煽动。征调广大赤色群众与同志给以适当训练,送别白军中去,尤其是白军中的主要部队,树立与加强我们的营内活动。在广大发展士兵日常斗争的基础上,普遍深入党的政治影响,建立严密与巩固的党的支部与士兵的群众组织,真正有准备的有计划的谨慎的进行组织广大士兵的哗变,以帮助与扩大苏维埃与红军的胜利,或汇合当地劳苦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区。不从开展群众日常斗争上,不从政治上(如仅仅以月饷二十元等经济要求作号召)组织上技术上准备兵变而空喊组织兵变与轻率盲动,或依靠于上层勾结与军官路线,都只有取消兵变的革命意义,以至遭到溃散与失败。

(3)仍然丝毫不应放松“满洲国”军队的瓦解破坏工作的进行,目前尤其主要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争取反日战线上的士兵群众(如北满等地),应以最大限度的努力实现国际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

(4)数十万日军满布在东三省,行动于苏联边境,日本士兵工作绝没有象现在的紧迫与严重了,日军士兵生活的痛苦(日饷一角八分,官长蛮横的待遇等)与政治的觉醒,充分给予我们以瓦解日军的顺利条件,满洲,河北等地党部必须利用一切力量与可能,建立对于日兵的系统的宣传鼓动与组织工作,开展日兵斗争与哗变。

四 在创造北方苏区中党的领导的决定作用

只有布尔塞维克的群众的党,才能保证创造北方新苏区光荣任务的顺利地执行!党能同一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拥护者国家主义派以至托陈取消派,进行残酷的斗争,最大限度的实际的开展拥护苏联拥护苏区与红军的政治运动,建立与加强城市工作,发展工人运动,争取千百万劳苦民众在它的周围[的],党才能为实现创造北方苏区的每一工作而斗争。

北方的党应抓紧自己工作的中心,适当的配置自己的力量,大批吸收工人雇农贫农入党,发展与巩固农村中兵营中党的支部的组织,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加强地方党部的领导,各省省委组织亦必须扩大与健全,同时,任何官僚主义的领导与工作方式应受到全党最残酷的打击与指斥。

北方会议坚信北方英勇的中共的布尔塞维克的队伍,在反对一切“左”倾关门主义与空喊(空喊组织苏维埃等),特别是集中火力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北方落后论”,“特殊论”,富农路线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定能如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国际与中央正确路线领导之下,在北方千百万劳苦群众英勇斗争中,在如烈火般的革命运动发展中,完成北方党“创造新的苏区”的光荣的历史的任务。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释

〔1〕牛兰(Naulen),即保罗·鲁埃格(Paul Ruegg),原籍波兰,“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牛兰夫妇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国巡捕拘捕,同年八月引渡给南京政府,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九日以所谓“危害民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宋庆龄、蔡元培等曾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营救。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占南京前夕出狱。

〔2〕生活,方言,即活儿、工作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