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历史意义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召开前的那几天，我碰上了一件大喜事：我被选为出席全俄代表会议的代表。
到布拉格去是件相当复杂的事情。保安机关的密探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进行严密的监视，大规模的逮捕时有发生。
……眼看陡峭的群山向着两旁逝去。在伏尔塔瓦河畔的丘陵上，已经现出布拉格的内城、宫殿、公园，以及布拉格古城的大教堂。联络员来迎接我们了，把我们带到事先安排好的“贝尔韦德宫”旅馆。我们洗过脸，吃完饭之后，就在一张低矮的小棋桌旁坐了下来，两个人对弈，两个人观战。突然，耳边响起了熟悉的家乡声音：
“喔唷，白棋完蛋了…… 该走王后。”
我们马上站了起来，围住了进来的那个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列宁同我们热烈握手，并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关于各人的家庭、工资情况，工人的思想惰绪，以及他们对代表会议有些什么期望等等。伊里奇具有他自己特有的听取意见和了解情况的独特风格。他只是提了一些当时极想知道的问题。列宁心情愉快，精神饱满，朝气勃勃，他很快就同我们搞熟了，似乎我们已认识多年了。列宁善于了解最主要的、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很快就被列宁的异常朴实、和蔼可亲的态度折服了。我们同伊里奇在一起就象同最亲近的同志在一起一样，丝毫不感到拘束。他提醒我们说，布拉格到处都有奥地利和俄国的暗探，他要我们特别谨慎，彼此称呼只能用化名。
列宁走了，但是过了一个小时，他带着一张写满了小字的纸条又来了。
“同志们，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代表会议的主要议程。”
我们听着，感到列宁似乎走遍了整个俄国，访问了各个工厂、农舍，他是多么深刻地了解人民内心的期望和要求啊。有一阵子，大家都不作声。列宁架着腿坐着，用一枝铅笔轻轻地敲着桌子，审视地瞧着我们。有一个代表胆怯地说，其中有一点不太清楚。列宁扬起眉毛，迅速地看了一下手中的纸条。
他说：“您说得对。如果您不喜欢，那我就把它删掉。”
伊里奇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嗯，捷克的同志很关心我们，在他们自己人那里给我们准备了安全的住所……有一位代表将同我住在一起……”
谁能有这样的幸运呢？于是大家激烈地争辩起来。有人提议抽签。伊里奇并不介入我们的争论，而只是俏皮地用眼睛斜视我们。
“该是我碰上了吧。”一位代表说道。
列宁看了他一眼，笑着说：
“哦，您是一个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可合不来……还是让斯切潘（这是我新的党内化名）跟我去吧。”
我们住在一个捷克工人的家里。这个工人自己同全家住在一个小房间里，而把我们安顿在一个大房间里。这个房间里放着两张床，还有五斗橱和几把椅子，显得十分整齐、清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列宁在家庭场合中的情形。他非常温厚，彬彬有礼。不仅仅是我，而是每一个代表都感受到他的特有的关怀。在短短的几天会议时间里，列宁记熟了每一个代表，并且用不同的方法去接近每一个与会的代表。
伊里奇经常比我回来得晚。他总是蹑手蹑脚地轻轻走进房间，然后悄悄地脱掉衣服躺下。有时他回来得早一点，他就喝杯茶，吃一点夹奶酪和黄油的面包，休息十分钟或十五分钟。这时候他通常喜欢把两只手的大拇指插在两腋下的背心里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珍惜每一分钟时间。我的耳边仿佛现在还响着列宁对我说的话：
“斯切潘，您看一会儿书吧，我再工作一会儿。”
于是他就立即坐到摆满各种杂志、手稿、剪报的桌旁。他看书的速度很快，同时还在页边作批注。每当列宁拿起笔书写时，他脸部的表情显得多么兴奋啊！
有一次，我刚从面包铺回来，我在谈话中顺便提到有一个人把隔壁一幢房子拍了照。列宁马上放下手中的文件，警惕地站了起来。
“在哪里？”他急着问道，然后走到窗跟前……“明摆着的事。从今天起，斯切潘，您不要同我一起走了。如果人家把我一个人拍下来，再把照片登在报上，那还不是很糟。如果把我们俩都拍下来，那就坏事了。警察是不会放过我们的。至少得搬家……”
列宁在同沙皇警察当局的斗争中，已经养成了保持警惕的习惯。他也教育干革命工作的同志们具备这种宝贵的品质。他是多么关心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高尚的人道主义和高度的洞察力等优秀品质。
在短促的休息时间里，列宁常常喜欢回忆那遥远的慈母般的伏尔加河。他深深地怀念俄罗斯的冬天。有一天他对我说：
“斯切潘，我到外边去散一会儿步……”
伊里奇回来时已经很晚。第二天他开始咳嗽了。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谢马什柯[1]同志。经过仔细检查以后，他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发烧了，您不能去参加代表会议……”
“不，不，我去，”——列宁坚持说——“您别拦我。”
过了不多久，列宁承认说，那天晚上他忍不住向体育场借了一双滑冰鞋，只穿着一件外衣痛快地滑冰玩了一阵。
对待房东家的那个小女孩列宁是多么疼爱啊！他常常抚摸着女孩的头发，让她坐在自己的膝头，微微地摇晃，同她闹着玩，自己开心地笑着。
甚至在这次历史性的代表会议上，列宁也同样是一个纯朴的、最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普通的人。会议是在海伯尼街七号那幢长形的灰色房子里召开的。这儿的民众文化馆当时是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人民权利报》的印刷厂和行政管理机关的所在地。代表会议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仅仅只有几个经过审查的招待人员知道在开会，而且就连他们也一概不知道代表的姓名和会议的性质。要进入会议室，必须经过一个四面由石头房子围住的院子。
穿过边门，我们走进会议室。室内的陈设很简朴：几张普通的桌子，一个铁制立式衣架，一个书橱，上面放着卡尔·马克思的半身像。伊里奇坐在会议桌旁，桌上放着墨水瓶、吸墨水器……
会议总是准时开始。列宁的热情洋溢的讲话，使人永远难忘。他满怀信心地坚持自己的每一个论点。他如果发现某人的发言中有不正确的观点或离了题，就马上进行争论并加以纠正。他在会议休息时间也深入到代表中间去，同他们长时间地交谈，向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询问每一件细小的事情。
当各地的代表开始汇报时，伊里奇把手掌紧贴着耳边，唯恐漏掉了代表发言中的哪一句话。他始终全神贯注地听取我们每个人的发言。记得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非常激动。我在发言时详细地讲述了我所熟悉的涅瓦区的情况。我谈到我们散发了一些胶印传单，这些传单的内容大多是有关经济斗争的；还谈到在夏天曾举行过群众集会（我们通常称它为“飞行集会”），讨论与行政当局发生的冲突；我们还组织了“知识就是光明”教育协会。有人想打断我的发言。伊里奇果断地说：
“同志们，让斯切潘把话讲完！”
当讨论到开除取消派出党的问题时，列宁特别慷慨激昂。他愤怒地指出托洛茨基的两面派手段和背叛行径，在嘲弄普列汉诺夫的立场时，他强调指出普列汉诺夫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必然会使自己最终与取消派为伍。在批判考茨基时，他论证说，对工人运动来讲，中派要比伯恩施坦主义更加危险，因为考茨基的机会主义被一些“美丽的”词藻掩盖着，但是考茨基最终必然要滑到伯恩施坦的道路上去。
布拉格党代表会议是在1912年1月5—17日（18—30日）召开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次会议的作用是非常巨大，无法估量的。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列宁和列宁主义者同孟什维克完全划清了界限，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牢固地团结了起来。
代表们离开布拉格以前，举行了告别晚会。一位捷克同志也参加了这次晚会。列宁给我们当了翻译。当这位捷克同志开玩笑说“俄国人的会议很多”时，列宁的眼里刹时间射出了光芒，他把跷起大拇指的右手指着那位说话的同志道：
“不对！——不，不！……俄国人讲得很少！……但是我们的条件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难得举行集会。可是我们又有多少问题亟待去解决啊！……”
……列宁永远同我们在一起。他所点燃的火炬将永远在我们的心中燃烧，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将无法把它熄灭！
载于1956年4月21日《列宁格勒真理报》第94号第2版
[1]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谢马什柯（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машко，1874年9月8日——1949年5月18日），1893年起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1年毕业于喀山大学医学院。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8—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对外局主席。1917年9月回国，担任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区苏维埃主席，积极筹备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1921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21—1949年任莫斯科大学医学院社会卫生学系系主任。1927—1936年任《大医学百科全书》主编。1930—1936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0—1949年任全苏卫生学会主席。1949年在莫斯科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