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夏末，在敖德萨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遭到重大“挫折”以后，在作了无数次的努力，以求在俄国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以后，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俄国。我智胜了警察当局，取得了出国护照。9月间，我来到了巴黎。
我摆脱了警察当局的压力和沙皇保安机关的“千里眼”，刚刚感到由此产生的一点轻松愉快，但马上又惘然若失了。早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听说侨居生活是很艰难的，这一说法又在我脑海中出现了。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在这里谁需要我？我能做些什么？能够找到谋生的工作吗？
在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的那几年，巴黎是俄国政治侨民的最大集中地之一。逃避审判和监狱的革命者以及从沙皇的劳役地和流放地逃离的革命者大量来到这里。大部分侨民的生活十分困难。
那几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也住在巴黎。我很想去见他，但又感到列宁对我的拜访是不会感兴趣的，再说我似乎并没有什么新闻可以告诉他。
我到巴黎后的第二天，在街上碰到一位同志，他打消了我的顾虑。他对我的犹豫感到生气，他说：“娜塔莎（这是我的党内化名），您怎么不明白，伊里奇是多么渴望会见每一个刚从俄国来的人啊！”事实的确如此，很快我就相信了，对列宁来说，会见刚从俄国到来的人是获得祖国的新闻来源之一。列宁虽然远离祖国，但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依然领导着我们俄国的地下党，他经常大量阅读俄国的报刊杂志，与党内同志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
我从街上碰见的那位同志那里，了解到布尔什维克巴黎小组最近一次会议的地点、日期和时间。这次会议是在一家咖啡馆的楼上小房间里召开的，在那里我马上就见到了列宁。他坐在角落里，低着头在下棋。我不是根据画像认出他的，当时由于秘密工作的条件，列宁的画像什么地方都见不着。我之所以能把他认出来，因为1907年在芬兰我曾见过他，听过他的演说。见过他一次，第二次就不会认不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心情和注意力都同我们天才的导师和领袖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他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永远铭印在我们的心头。
会上讨论了几个一般性的时事问题。列宁发了言，他的讲话不超过五——八分钟时间。那是四十五年以前的事，非常遗憾，他的发言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但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他的发言使我当时的自我感觉起了根本的变化。我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疲劳一下子完全消失了，似乎有大病初愈的感觉。
会议结束的时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1]走到我跟前，用友善的责备口吻对我说：“您就是那位不愿意到我们那里去的娜塔莎！伊里奇却要我无论如何把您请去。明天晚上八点钟请您到我们那里去。”
在约定的时间，我走近了玛丽·露丝街四号住宅。记得我当时非常激动，甚至那时还不知道我能告诉列宁哪些党内新闻。
我被直接带到“会客室”，这是一间小小的厨房，在煤气灶的对面，靠近墙壁的地方，放着一张不大的长桌，上面铺着漆布。这个“会客室”同时又是“餐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她年老的母亲就请我在这里喝晚茶和吃便饭。
当时我还是不知道该从哪里讲起。但是，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了几句话以后，当他刚提了几个问题以后，我对近几个月来在俄国经历的事一下子就有了新的看法。我自己对向列宁汇报的内容也产生了新的兴趣，深深地感到我的汇报是有益的。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注意地听取我的汇报。列宁用不多的，很谨慎的问题使我不知不觉地继续讲下去，不让我草草结束汇报。我越讲越起劲，我汇报了 1909年和1910年在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等地发生的许多事情：在敖德萨试办党的机关刊物，警察袭击印刷所，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也试办类似的刊物，地下小组的工作，打入保安机关暗探小组的情况，几次逮捕的情形，以及布尔什维克敖德萨委员会目前的诉讼案等等。
这天晚上，我第一次感到在列宁身上有一种能博得人们信任的力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不少同时代人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都特别讲到他善于听取别人汇报的这一特点。列宁十分注意地听取汇报和提出为数不多的问题，这就能使汇报人受到鼓舞和感到兴奋。列宁的这一特点成了布尔什维克的一个优良传统。善于听取他人的汇报，这不仅是更好地了解各种问题的手段，而且也是了解人的最好的方法，是教育他们的良好的辅助手段，能使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得到提高，同时使他们在党的工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谈话结束时，我深深地感到：即使在这里，在侨居中，我对党还是有用的。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把我的汇报内容为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时这份报纸在巴黎出版，秘密运往俄国）写一篇简短的通讯时，我特别感到鼓舞。我的这篇通讯写好后刊登在《工人报》第一号上。
在这次会见中，我看到列宁是随时随地严格执行计划的典范。开初，我问列宁他能会见我多少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时间有的是，可以把谈话的时间和喝茶的时间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有一至一个半小时。”可是我越讲越起劲，简直忘记了时间。列宁突然看了一下表：显然，预定的时间过去了。我匆匆忙忙地结束了我的汇报。列宁听完了我的汇报，很快地从桌上拿起没有喝完的茶，再一次提醒我写一篇通讯，然后和蔼地同我告别，回到自己的工作室里去了。有人在回忆录里把这个工作室称作“办公室”，其实它根本不象办公室。靠墙放着几只没有上漆的书架，工作室的中间放着一张长长的桌子，也没有上漆，上面铺着纸，桌上堆满了报纸。还有二三只旧的很不值钱的椅子。这就是他的“办公室”的全部摆设。
过了许多年以后，在《列宁全集》出版以后，我们才真正知道，在那些年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就在那时，在巴黎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列宁非常珍惜时间，不能白白浪费他一分钟。
但是当同志有困难需要帮助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能挤出时间来的。有一天，我深夜回来的时候，看到一张便条，上面说，昨天晚上有人在列宁那儿谈起了生病的库尔纳托夫斯基[2]同志的困难处境，说决定把他从原来的医院转到另一家医院去。条子上说要我代表列宁去找我的一个熟人——一位有名的法国外科医生请他帮忙设法办理转院事宜。便条上最后还说，列宁要我告诉他，我什么时候去找以及商谈的结果。同这位外科医生通了电话以后，我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已同医生约好在第二天中午十二点见面。就在这天晚上，有人给我送来便条说，列宁想同我一起去，他将于上午十一时到我这里来。
我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很准时的，所以在预定的时间我留心地注意门铃声。突然，我听到楼梯上有声音，我马上就去开门。是列宁来了。他一步跨两级地很快登上六楼，还轻声地哼着一个什么曲子。那时他已四十岁了，但还是那样朝气勃勃，精力充沛。
我还记得那次会见的另一个细节。在我家的墙上挂着一张艺术明信片，这是巡回展览派艺术家作品的复制品，列宁专心地欣赏了这幅画，然后轻轻地说：“巡回展览派艺术家们的这些画把俄罗斯的生活反映得多么逼真啊……”就是由于列宁的这句话，我才把这张明信片珍藏起来。这是艺术家波格丹诺夫的名画《战友们》的复制品。
我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同外科医生商谈的主要内容后，就乘地铁到巴黎城的另一端去。路上往返连同与医生商谈一共花了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对列宁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只有直接了解他的工作的人才能理解。
列宁对同志关怀备至而又严格要求，但他更是严于律己。列宁自己的表率作用，他的严格要求和巨大影响保护了在国外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免受白色侨民的腐朽影响。我们的大多数同志对被迫的失业和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都能沉着地应付。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成员都满腔热情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包括最小的最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为了给党的机关刊物筹措经费，我们常组织晚会，有时还组织演出。列宁自己虽然没有出席晚会，但他对这件事是赞同的，因为它能为党筹集经费。但是在同我们这些组织者交谈时，他强调指出，我们必须负责使晚会的娱乐活动符合文明的要求，决不允许损害我们党员的尊严。有一次我们把高尔基的剧本《怪人》搬上舞台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来观看演出了。
记得我刚从外面走进“休息室”，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我党的老同志德·科特利亚连科手拉着手在观众中出现时，我感到十分惊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我祝贺，他对我们演出高尔基的剧本表示高兴和赞同，他说，要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把文化工作与为党筹措经费结合起来，虽然他也知道，排演一个象样的剧本我们要克服多大的困难。
布尔什维克侨民不想加重侨民互助储金会的负担（顺便说一下，这个储金会经常是没有钱的），他们努力寻找工作，不管什么工作他们都做：教课，翻译，打字，搬运家具，洗刷汽车等。甚至连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的一些同志生活也十分困难。例如，我们的同志中有两位是国内很有名的医生，这两家的生活就很困难。这里说的是已经去世的老布尔什维克尼·亚·谢马什柯[3]和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4]。后者有一个时期靠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分送牛奶来维持生活（俄国的医生文凭在法国得不到承认）。布尔什维克中的熟练工人可以找到工作，但是他们往往因为不懂法语而受影响。
列宁在巴黎常同大家接触，这对生活在艰苦条件下的同志们能保持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在1912年夏天当我们听说列宁要离开巴黎的消息后大家都感到闷闷不乐的原因，但是当我们知道列宁迁往离俄国边境更近的地方时，大家还是很高兴的。
布尔什维克小组的健康的政治道德面貌与巴黎的其他侨民团体有着明显的区别。有一次，社会革命党的一位知名党员对我说：“为什么你们布尔什维克与其他所有党派不同？碰到你们的时候，就会使人感到，你们有一种特别的内在的东西，你们特别团结，你们有一个特殊的世界。”
是呀，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世界。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世界。我们在准备新的革命。尽管革命的地下工作条件很艰苦，但党在俄国已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未来是属于它的。布尔什维克的“特殊的世界”就是我党为新的革命而进行的从未停止过的斗争生活。布尔什维克深信革命不可避免，深信革命即将来临，这就是布尔什维克与其他所有侨民团体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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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具有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对即将来临的新的俄国革命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念，这一切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当时新的革命高潮还没有明显的迹象）就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交谈中，我列举了一些有关反动势力猖獗、警察当局加强恐怖的事实。但列宁认为这并不说明他们有力量，而认为这是反动势力在工人的积极斗争面前，在我们的地下党面前虚弱和恐惧的表现。关于这些，列宁只在我汇报时简单地插了二三句，但是这些插话证明，他坚信：反动统治是不稳固的，反动派的失败已为期不远了。
在这次见面后不久，马上就召开了巴黎布尔什维克的党组织会议，讨论列宁关于《工人报》的报告，这份报纸的创刊号在两星期后就出版了。
列宁在报告中谈到，总的形势是出现了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严重危机。他反对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其他敌对分子对党内危机的庸俗解释，号召大家研究党内斗争的阶级根源。面对严酷的现实列宁毫不畏惧。他介绍了一些党组织瓦解的情况，并强调指出，思想上的动摇不仅在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以外存在，在某些布尔什维克身上也存在；他还认为，甚至在某些先进工人中间也出现了消极冷淡和灰心丧气的现象。
与此同时，列宁的报告充满着深刻的乐观主义和策略上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革命精神。整个报告贯串着两个思想：（1）使国家和劳动群众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是走革命的道路，而不能象孟什维克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所鼓吹的那样走“立宪”的道路：（2）新出现的形势是，工人阶级队伍中已开始出现自己的能干的领袖，他们将担负起恢复党的团结的任务。列宁认为，只要把在两条战线上——反对取消派（从右的方面）和反对召回派（从左的方面）——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一切人们团结起来，党的危机就能克服。普列汉诺夫及其追随者当时也把开展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当作首要任务，列宁对布尔什维克同他们开始接近表示满意。
会议开得很激烈。两个调和派分子叫嚷说，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分子创办了新的报纸，没有让孟什维克取消派和召回派参加，似乎这就会加深分裂。他们还反对由于布尔什维克的代表退出了托洛茨基的报纸的编辑部而造成的与托洛茨基决裂的局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二次发言时又一次尖锐地批判了无原则的联合，他称之为“调和主义的胡说”。他说，工人会理解我们的，现在我们人是少一些，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立场坚持到底，以后人会多的。
会议开始按照列宁的思想继续进行。
我想讲一下列宁给党的巴黎布尔什维克小组成员的一封信的事（可惜这封信至今没有找到），来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高度原则性和待人的深厚感情。
就在我同列宁在巴黎几次见面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同孟什维克的决裂已到了如此彻底的地步，以致我们布尔什维克已经不跟孟什维克参加同一个会议了。然而，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里的代表还得与孟什维克代表就全党的资金和党的其他财产的分配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孟什维克突然提出了一个协议条件：要求布尔什维克同意参加共同辩论党内情况的另一次会议，几乎已经达成的协议遭到了破坏。孟什维克还坚持要求列宁本人参加辩论会。由于布尔什维克代表希望尽早达成协议，在没有取得列宁同意的情况下，就草率地答应了这一要求。
这个问题提到布尔什维克巴黎小组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来研究。列宁反对在侨居国外的情况下与孟什维克举行任何新的辩论，并坚决表示拒绝出席这样的会议，理由是这种辩论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在赞成参加辩论的人发言以后，列宁再次表示拒绝参加这种辩论，接着就退席了。
他的退席使参加会议的人感到十分窘迫。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一部分人离开了会场。留下来的人决定派两位同志到列宁家里去商量解决办法。
当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那儿了解到列宁并没有回家，同志们感到有些担心了，但想到列宁在思考问题时常常习惯于一个人散步，于是我们就在他住的玛丽·露丝街上等他。不久，列宁以敏捷的步伐向自己的住宅走来。他很激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突然看到同志们，感到很高兴，虽然已经很晚了，但他还是把同志们请到家里，于是就开始讨论起形势来了。列宁再次重申他的理由，同志们的疑虑终于打消了。
但是列宁并不认为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他想把巴黎小组中相当一部分人之间争论所产生的痕迹全部消除掉。为此，列宁给小组成员写了 一封信，详细解释他自己的观点。
这一点充分说明了列宁对待集体，对待党内同志们的态度。巴黎小组的成员中虽然有一定数量的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参加者，但这个小组毕竟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地方组织。即使对待这样一个地方组织，列宁也不认为可以无视它的部分成员的思想情绪。他亲自拟定了一张名单，根据他的意见，他的信应该让名单上的同志们传阅。
我把他的信看了两三遍，把信的内容几乎逐字逐句地牢牢记在脑海里。
列宁在信的一开头就指出，任何破坏纪律的行为都是破坏党的滔天罪行，不允许不按大多数人的意志办事。但是他不得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列宁清楚地回忆了在侨民中进行毫无成效的辩论的历史，这种辩论同在俄国国内工人中辩论是有区别的。在国内，特别是在工厂里，在吸烟室里和其他僻静的角落里，很多非党工人都很仔细地倾听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的辩论。这种辩论有助于他们在政治上得到提高，帮助他们确定自己的立场，走上革命的道路。而在国外，参加会议的一般是各派的人，他们对争论的问题早已了如指掌，他们的立场早已确定，在这里你不可能说服任何人。至于原则性的争论我们可在党的刊物上进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我们不能把精力浪费在空谈上。必须爱惜精力，积累知识，研究历史教训，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革命即将到来，它要求我们更加善于斗争，避免过去的错误。
列宁的这封信影响非常大。引起这一事件的问题不必再讨论了。我们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懂得列宁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擦亮了眼睛，认清了现实，也看清了我们在这种现实面前所处的地位。由于这封信的影响，我们大家都感到心情舒畅。
1910年12月，由于夏季罢工，由于托尔斯泰逝世举行了游行，为此列宁指出：“俄国人民正在苏醒过来投入新的斗争，迎接新的革命。”[5]
从1905年革命开始的头几天起，特别是在革命遭到失败以后，列宁一直仔细研究这次革命的经验，总结它的教训，他在法国和瑞士等大城市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就革命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的结论。由这些地方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举办的报告会，吸引了许多侨居国外的属于革命政党的和反对派政党的听众。
同对新的革命丧失了一切信心的人相反，列宁满怀信心地指出，新的革命不仅一定会到来，而且它很快就会到来。工人和农民在第一次革命时期提出的问题，包括土地问题，八小时工作日问题，民主共和国问题等，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因此爆发第一次革命的重要因素没有消除，它们还在继续起作用，这些因素不能不导致新的革命。必须为迎接新的革命做好准备。列宁还认为，第二次革命并不是第一次革命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急剧变化了的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些年里，列宁积极投身于国际范围内的工人运动。他不仅研究俄国的形势，而且研究世界形势。国际上革命派对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反响，特别是在土耳其、波斯和中国发生的革命，列宁都给予密切的注意，这些反响和革命事件都是他所提出的新的革命即将来临的天才论断的依据。这些论点，他在保尔·拉法格[6]和劳拉·拉法格[7]的葬礼上发表的演说词中发挥得特别明显。
从列宁的著作中以及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的回忆文章中，我们知道列宁对拉法格是十分尊敬的。列宁当时对法国社会党人的首领们釆取了批判的态度，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种尊敬就显得特别突出。虽然在战前时期还很难预见到法国社会党的首领们将普遍地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当时列宁还没有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那样把他们斥之为叛徒，但列宁同这些首领之间的关系疏远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有一次，列宁在侨民图书馆（在戈别连大街）举行的会议上做完报告后，我问他是不是常与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见面。列宁说：“不，我和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我问他是否参加他们的理论辩论会，列宁回答说：“社会科学应该在德国研究，在法国得到高度发展的是自然科学。”
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自杀，以及拉法格的诚挚的遗书[8]，给一切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知是两位还是三位同志专门就这一自杀事件与列宁谈了一次，在拉法格夫妇的葬礼以后，他们给我们转述了谈话的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同我们的同志谈话时讲了这样的想法：一个社会党人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党的。如果他还能为工人阶级做哪怕一点点有益的事，哪怕是写一篇文章或一份呼吁书，他就没有权利自杀。列宁又说，不要忘记，在写作力量方面工人阶级的政党要比资产阶级政党弱得多。
葬礼前的一天，《人道报》登了一个通告说，准备在拉法格夫妇的葬礼上发表演说的各党派组织的代表，必须在前一天向《人道报》编辑部提出。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到《人道报》编辑部去，但是直到深夜，而且还费了很大的劲才走到那里提出了申请，因为编辑部前面的大街上挤满了人群。
送葬的那一天，数万名法国无产者高举红旗尾随两口棺木，向拉雪兹神父墓地进发。火葬场的大厅里无法容纳全体人群，追悼会只得就在殡仪大楼前面的露天广场上举行。
在几位代表发言以后，列宁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代表的身份发表演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用法语讲的。他的讲话很短，但内容极其深刻。他开头对拉法格讲的几句话，表达了俄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天才、最渊博的宣传家之一拉法格的敬意。
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旗帜下“俄国工人的先进队伍团结起来了，用自己的有组织的群众斗争打击了专制制度，不顾自由资产阶级的动摇背叛，过去坚持了现在也坚持着社会主义事业、革命事业、民主主义事业。”[9]这段话表达了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一个炽热的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心声。列宁在讲这段话时，甚至引人注意地挺直了身子，他的整个体态表示了他为俄国工人阶级而感到鼓舞和骄傲。
列宁的那段话就好象是昨天说的，他说，俄国革命“揭开了全亚洲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现在有八亿人参加了整个文明世界的民主主义运动。”[10]
列宁的演说没有送葬时通常有的那种消沉情绪，而是充满着伟大的战斗即将来临的朝气勃勃的预言。
这些历史性的战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高潮的这一变化了的形势下发生的。第二次俄国革命的战斗开始了，在最黑暗的反动年代里，是列宁预见到它的到来。
在1910—1912年间，列宁的全部期望，他的全副饱满的精力都用来迎接第二次俄国革命这一最近的目标。列宁把1917年2月的胜利只看作第一步。从这一胜利的第一天起，他的全部智慧，他的非凡的力量都用来迎接他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那时他的名字在全世界工人中已经尽人皆知了。现在，当我们伟大的党在十月革命开辟的崭新的强大的基础上满怀信心地走向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都知道，列宁同我们在一起。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486—496页
[1]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2] 维克多·康斯坦丁诺维奇·库尔纳托夫斯基（Викто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Курнатовский，1868年6月28日——1912年9月19日），早年参加民意党活动。1892年流亡瑞士。1896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7年回国，后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900年获释。1901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5年“10月17日宣言”发表后获释，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策划发起了赤塔工人武装起义。1906年起义失败后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苦役，后在流放地越狱，经日本流亡法国。1912年在巴黎逝世。
[3]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谢马什柯（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машко，1874年9月8日——1949年5月18日），1893年起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1年毕业于喀山大学医学院。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8—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对外局主席。1917年9月回国，担任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区苏维埃主席，积极筹备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1921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21—1949年任莫斯科大学医学院社会卫生学系系主任。1927—1936年任《大医学百科全书》主编。1930—1936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0—1949年任全苏卫生学会主席。1949年在莫斯科逝世。
[4] 米哈伊尔·费多洛维奇·弗拉基米尔斯基（Михаил Фёдорович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1874年2月20日——1951年4月2日），1895年发起成立莫斯科工人工会。1898—1899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899年流亡瑞士，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6年流亡法国。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3月16—30日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副内政人民委员。1922—192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25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5—1926年任乌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7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7—195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30—1934年任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会委员。1950—195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1年逝世。
[5] 《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6—357页。——编者注
[6] 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年1月15日——1911年11月26日），生于古巴圣地亚哥。1851年随全家迁回法国波尔多。1864年进入巴黎大学。在蒲鲁东影响下，参加了第一国际。后来逐步接近马克思主义。1868年与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结婚。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西班牙，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79年与盖得等人成立法国工人党。1889年主持召开第二国际成立大会。1911年与妻子一起自杀。
[7] 珍妮·劳拉·马克思（Jenny Laura Marx，1845年9月26日——1911年11月25日），马克思的次女，曾任马克思的秘书。1868年嫁给保尔·拉法格，积极参加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工作。1911年11月25日同拉法格一道自杀身亡。
[8] 这封遗书刊登在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12月份的某一号上。——绥·霍·注
[9] 《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6页。——编者注
[10] 同上，第287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