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列宁逝世了。
甚至他的敌人阵营里也有些人坦白地承认：列宁逝世后，世界上失掉了一个“在他同时代的一切伟大人物中间最有天才”的人物。
德国资产阶级报纸《布拉格日报》刊载了一篇有关列宁的文章，对这位巨人充满着崇敬的惊奇心情，文章结尾写道：
“列宁就是在死后也显得伟大、无比崇高和令人畏惧。”
从这篇文章的语调可以清楚地看到：写这篇东西的动机并不是象“敌人的尸体总是香的”这句玩世不恭的格言所说的那样，出于生理上的满足，也不是出于人们在一个极不安分的人离开他们的时候所感到的那种愉快，——不，在这篇文章里洋溢着以人为荣的人类的自豪感。
一些资产阶级报纸在评价这个生活意志和坚强理性的最伟大的体现者的时候，尚且表示了敬意，而俄国侨民的报纸则既没有魄力，也不知分寸，它们对列宁的逝世就连这样的敬意也没有表示。
要给他画像是困难的。从表面上来说，听到列宁的话就知道他整个的人，正如看见鳞就知道是鱼一样。他是朴素和率直的，就象他说的话一样。
他的英雄主义几乎完全没有表面的光华，他的英雄主义是一种在俄国常见的、坚信世上能够实现社会正义的正直的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谦逊刻苦的献身精神，是一个摈弃世界上一切享乐而为人类幸福从事艰苦工作的人的英雄主义。
我在他逝世后不久所写的关于他的文章，是在沉痛的心情下写成的，既潦草，又蹩脚。[1]为了“有分寸”的原故，有一些话我当时不能写出来，我希望能得到充分的谅解。列宁这个人具有锐利的眼力和伟大的智慧，然而“巨大的智慧包含着巨大的悲痛”。
他是高瞻远瞩的，他在1919—1921年间考察、评论人们的时候，常常正确地预测到他们在几年以后将成为怎样的人。我并不总是愿意相信他的预见，这些预见也往往令人沮丧，可是遗憾的是，有不少的人却证实了他的怀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以前所写的关于列宁的回忆录，除了写得不好以外，还写得前后不连贯，而且有一些令人遗憾的疏漏。我应当从伦敦代表大会那些日子写起，那时候我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一些人怀疑和猜忌，同时被另一些人公开地敌视，甚至憎恨。
我迄今还能清楚地回想起伦敦郊外那座简陋得可笑的木头修造的教堂的光秃秃的墙壁，那类似穷学校教室的又小又窄的厅堂的箭形的窗户。这座建筑仅仅在外表上象一个教堂，里头却根本没有做礼拜用的东西，甚至传教士的矮小的讲台也没有安置在前面，厅堂的深处，而是放在进口的地方，在两道门之间。
在这一年之前，我没有见过列宁，[2]也没有好好地多读他的著作。但是我读过的东西，特别是那些直接认识他的同志的热情的叙述，都使他以巨大的力量吸引着我。当有人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用锐利的目光审视着我，以老相识的口吻诙谐地说：
“您来了，这好极啦！您不是喜欢打架吗？这里将要大干一场。”
我所预料的列宁并不是这样。我觉得他缺少什么东西。他说话时字母“Р”“Л”发音不清，两手交叉地插在腋下，很洒脱地站着。总之，这个人的一切都太朴实了，在他身上感觉不到有丝毫“领袖”的气派。我是一个文学工作者。这个职业逼着我注意琐细的事情，这个职务已经变成习惯了，有时简直令人感到厌烦。
当我被“引见”给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时候，他双手交叉在胸前挺立着，严厉地看着我，有点厌烦，好象一个教书教厌了的教师又看到了一个新学生一样。他向我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的应酬话：
“我很敬仰您的才能。”
除此以外，他不曾说过一句能印在我脑海中的话。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无论是他，还是我，谁都不想“推心置腹”地交谈。
但是这个秃头的、说话时字母“Р”“Л”发音不清的、结实的、强壮的人，一只手摸着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另一只手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闪动着他那一双灵活得惊人的眼睛，立刻就谈到《母亲》这本书的缺点，原来他已经从伊·巴·拉德日尼柯夫那里把手稿拿去读过了。我说这本书是很匆忙地写出来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说明为什么匆忙，列宁就肯定地点点头，自己把这个原因说明了。他说我能赶写出来就很好，这是一本必需的书，很多工人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对自己会有很大的益处。
“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这是他唯一的赞语，然而对我却极其珍贵。接着他郑重其事地问我；《母亲》是否译成外文，俄国和美国的检查机关把这本书删改了多少。等到他知道作者受到通缉的时候他先是皱皱眉头，接着仰起头来，闭上眼睛，异乎寻常地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吸引了工人们，好象是托马斯·乌拉尔斯基[3]和其他两三个人走了过来。
我当时真是兴高采烈，我置身于三百名优秀党员之中，知道他们是被十五万有组织的工人派来参加代表大会的，我亲眼看见了党的所有的领袖、老革命家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4]、捷依奇[5]。我兴高采烈的心情是毫不足怪的，而且也会被读者所理解，只要他们知道在侨居国外的两年中我的情绪总是十分低落的话。
我的情绪低落是从柏林开始的，在那里我差不多会见了社会民主党所有最重要的领袖，我在奥古斯特·倍倍尔家里吃过饭，坐在肥胖的辛格尔[6]旁边，周围还有其他一些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们吃饭的地方是一所宽敞而又舒适的住宅，几个画眉鸟笼雅致地披着绣花的罩布，安乐椅靠背上也盖着绣花的罩布，以免坐在椅子上的人用颈背弄脏了椅套。这里的一切东西都很结实、牢固，大家一本正经地吃着饭，而且一本正经地互相说道：
“马尔采特[7]。”
这个词我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法文“马尔”就是俄文的“糟糕”，德文的“采特”就是俄文的“时代”，这样一来，就是“糟糕的时代”。
辛格尔两次把考茨基称作“我的浪漫主义者”。倍倍尔长着一个鹰钩鼻子，我觉得他有些自满。我们喝莱茵酒和啤酒，莱茵酒味酸而柔和，啤酒清香可口；谈到俄国的革命和社会民主党，他们也是酸溜溜的、不以为然的，然而谈到自己的德国的党——那可是太好啦！总之，一切都是很自满的，好象那些椅子也由于能够承受领袖们如此尊贵的躯体而心满意足似的。
我和德国党之间有过一件“微妙”的事情：该党的一名重要党员，就是以后大名鼎鼎的帕尔乌斯[8]，从知识社得到一份委托书去各个剧院收集《在底层》的上演税。他是在1902年秘密到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在火车站上得到这份委托书的。他收集到的钱将这样分配：他得总数百分之二十，其余的再作如下分配：四分之一归我，四分之三充作社会民主党的经费。当然，这个条件帕尔乌斯是知道的，甚至他还非常高兴。在四年中间，这个剧本在德国所有的剧院轮流上演，只在柏林一个地方就上演了不下五百场，帕尔乌斯收集到的大概有十万马克。但是，他不把款项给知识社寄去，却寄给该社的康·彼·皮亚特尼茨基一封信，在信里老实地通知说：他同一位小姐到意大利旅行了一趟，把所有这些钱都花光了。因为这次想必是十分愉快的旅行，跟我个人有关的只是这笔钱的四分之一，所以我认为有权向德国党中央提出关于其余的四分之三的问题。我是通过伊·巴·拉德日尼柯夫提出的。但是该党中央对于帕尔乌斯的旅行釆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以后我听说帕尔乌斯被撤销了在党内的某些职位——说良心话，我倒是希望人家揪他的耳朵。后来，在巴黎有人指给我看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或太太，说帕尔乌斯就是同她一起旅行的。
“我的宝贝！”我这样想，“宝贝。”
我在柏林看见了一些文学家、美术家、文艺鉴赏家和其他的人，他们彼此间的区别只是自满和自我欣赏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在美国，我时常看见一心想作纽约的市长或州长的莫里斯·希尔奎特[9]，还有孤独而疲惫地咒骂一切人和一切事的德布兹[10]老头子（他刚刚出狱），我看到很多的人和很多的事，但是没有遇见过一个了解俄国革命的全部深刻意义的人，我到处都觉得大家把俄国革命看作“欧洲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和这个国家里的普通现象，照一个“同情社会主义”的“漂亮女士力的说法，在这个国家里，“通常不是霍乱就是革命”。
到美国去为布尔什维克募集经费的这个想法，是列·波·克拉辛[11]提出来的；瓦·瓦·沃罗夫斯基[12]本来要作为秘书和演讲会的组织者同我一道去，他精通英文，但是党给了他什么别的任务，于是尼·叶·布勒宁（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直属的战斗小组组员）就同我一起去了；他是“哑巴”，在路上才开始学英文，到了美国还在学。社会革命党人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就对这次旅行发生了年青人那样强烈的兴趣；还在芬兰的时候，柴可夫斯基[13]就同日特洛夫斯基[14]一起来看我，劝我不要为布尔什维克而要“一般地为革命”募款。我拒绝了 “一般地为革命”募款。于是他们派遣“老太太”[15]到那里去，这样一来，在美国人面前就出现了两批人，他们各不相干，互不见面，而且显然是为着两个不同的革命开始募起款来；至于哪一个革命更好，更可靠，——美国人当然是既没有工夫，也没有兴致去考虑的。看来他们早就知道“老太太”了，她的美国朋友们为她作了很好的宣传，而沙皇的大使馆却给我们安排了一场侮辱[16]。美国的同志们也认为俄国革命是“偶然的和不成功的事情”，所以在处理我从群众大会上募集来的款项时采取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态度。我只募集到很少的钱，还不到一万美元。我决定在报纸上“赚几文钱”，但是在美国也有帕尔乌斯这样的人。总之，这一次旅行是失败了，但是我在那里写成了《母亲》，这也是造成这本书里的若干“疏漏”、缺点的原因。
以后我到意大利去，住在喀普里，埋头阅读俄国的报纸和书籍，——这也使我的情绪大为低落。如果一颗从牙床上拔下来的牙齿能有感觉的话，那它大概会感到自己象我一样孤独。一些熟人从这个“立场”跳到另一个“立场”上去的那种小丑似的敏捷和灵巧，实在令人惊讶。
从俄国跑来了一些投机的革命家，他们吃了败仗，惊慌失措，咒骂自己和那些把他们拖进“绝望的事业”中去的人们。
“一切都完了，”他们说，“一切都被打垮了，扑灭了，放逐了，关进监狱里了！”
有很多可笑的事，但是没有一件愉快的事。从俄国来了一位客人——一位文学家，而且是有才华的文学家，他说我仿佛扮演着《在底层》里的鲁卡这个角色：向青年们讲了一大堆安慰的话，他们相信了我，结果碰了钉子，而我却跑掉了。另一位客人硬说我被“潮流”吞没了，说我是一个“毫无出息的人”，说我否认芭蕾舞的重要性仅仅因为它是“皇家的”。总之，有非常多可笑的、愚蠢的事情，常常使我觉得从俄国刮来了一股腐朽的尘土。
突然之间，象在童话里似的，我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这当然令人兴高采烈啦！
但是我的兴高釆烈只到第一次会议为止，只到“议事日程”问题的争论为止。这些争论的激烈一下子就把我的热情弄得冰冷了，这倒不是因为我发现党内如此尖锐地分裂成为改良派和革命派，——这一点我在1903年就知道了，而是因为改良派对于弗·伊·列宁怀着敌意。这种敌意从他们的演说里泄漏和喷射出来，好象水在高压之下从一条旧的“水龙带”里泄漏和喷射出来一样。
说些什么，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往往是怎么说。格·瓦·普列汉诺夫穿着礼服，扣上所有的钮扣，象一个新教的牧师。会议开幕时，他讲话好象一个传教士，坚信他的意见是无可争辩的，每一个字眼都是极有价值的，就是字句间的每一停顿也是极有价值的。他很巧妙地向代表们头上的上空里播出流利而又漂亮的词句，而当布尔什维克的座位上有人动一动嘴唇，跟同志交头接耳的时候，这位尊贵的演说家便稍稍地停顿一下，眼光就象钉子一样向那个人盯去。
礼服上有一个钮扣是普列汉诺夫最喜爱的，他的一个手指温存地不停地抚摩它，并且在讲话停顿的时候象按电铃似地按它一下，——可以说，正是这一按才使他那滔滔不绝的演讲停顿一下。在一次会议上，当普列汉诺夫准备答复某人的问题时，他把双手交叉在胸前，提髙嗓门，轻蔑地哼出了一声：
“咳！”
这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工人们哄然大笑，普列汉诺夫竖起眉毛，半边脸也发白了；我说半边脸，是因为我坐在讲台旁边，只能看见演说家的侧面。
当格·瓦·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会议上演说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座位上最不安的要算是列宁了，——他时而蜷缩着身子，仿佛怕冷似的，时而伸开四肢，好象怕热一样；一会儿他把手指插到腋下，一会儿摇晃着光亮的脑袋摸一摸下巴，悄悄地在米·巴·托姆斯基[17]耳边讲些什么。当普列汉诺夫宣称“党内没有修正主义者”的时候，列宁就弯下身去，秃顶也发红了，肩膀也因为忍俊不禁而颤动着，坐在他旁边和后面的工人们也微笑起来，可是在大厅的最后头却有人阴沉地大声问道：
“在那一边一坐的是些什么人呀？”
矮小的费多尔·唐恩[18]说话的口气就象真理是他亲生的女儿似的，他生了它，养育了它，并且至今还养育着它。至于他本人，费多尔·唐恩，则完全是卡尔·马克思的化身，而布尔什维克却是浅学之辈，是顽皮的孩子，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对孟什维克的态度上，而在孟什维克当中，按照他的说法，有着“一切出类拔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你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轻蔑地说，“不，你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那黄色的拳头向右边空中一挥。工人中间有谁问他：
“什么时候你再去同自由派喝茶啊？”
我不记得马尔托夫[19]在第一次会议上是否发过言。这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讲起话来象青年一样慷慨激昂，好象他特别深切地感到分裂的悲惨和冲突的痛苦似的。
他浑身战栗着，摆动着，痉挛地解开浆洗得硬梆梆的衬衫领子，两手挥舞着；衬衫的袖头从上衣袖子下面吊出来，盖住了他的手背，他就高高地举起手来，摇了一摇，把袖头固定在适当的地方。我觉得马尔托夫并不是在论证，而是在恳请、央求：一定要避免破裂，党太弱了，不能分裂成两个，工人首先需要的是“自由”，必须支持他们的愿望。他的前一部分演说有时候听起来近乎歇斯底里，过多的词句令人费解，而演说者本人也使人有一种不快之感。在演说的末尾，他叫喊起来，反对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而且根本反对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这些话似乎已经离开了他演讲的主题，但他依然使用“好战的”语调，依然那么慷慨激昂。我清楚地记得，在布尔什维克座位中间，有人惊叫着：
“真没有想到！”
好象是米·巴·托姆斯基问道：
“为了让马尔托夫同志安心，难道我们连手臂都要砍掉吗？”
再说一遍，我不能肯定马尔托夫在第一次会议上讲过话，我之所以提到他，只是为了说明人们是怎样讲话罢了。
在他演说以后，工人们在会议厅前面的房间里闷闷不乐地议论着：
“你看，这就是马尔托夫！还是‘火星派’呢！”
“知识分子同志们开始褪色啦。”
罗莎·卢森堡讲得漂亮、热情而尖锐，她出色地掌握了讽刺这个武器。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匆匆地登上讲台，用喉音喊了一声“同志们”。我觉得他不会讲话，但是过了一分钟，我也象所有的人一样，被他的演说给“吞没”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能把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讲得如此简单明了。他并不想编造漂亮的词句，他把每个字眼都明白地说出来，毫不费力地表达出其精确的含义。要描述他所唤起的不寻常的印象，是很困难的。
他的一只手伸向前面，稍微往上抬起，手掌好象是在衡量每一个字眼，驳倒对手的空话，而用一些重要的原理去代替它们，证明工人阶级有权利和义务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落在自由资产阶级后面，甚至也不要跟自由资产阶级并肩同行，——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同凡响的，而且从列宁口里说出来时就象不是出于他自己，而确实是出于历史的意志。他的演说的和谐、完整、明快和强劲，他站在讲台上的整个形象——简直就象一件古典艺术作品：什么都有，然而没有丝毫多余，没有任何装饰，即使有的话，也看不出来，正如脸上的两只眼睛、手上的五个指头那样天生必不可少似的。
就时间计算，他比在他以前发言的演说家们都讲得少，但就印象来说，却强烈得多；不仅我一个人有此感觉，坐在我背后的人们也兴奋地私语着：
“讲的很充实……”
确是这样，他的每个论证都是自然而然地发展的，都是凭着它本身所包含的力量发展的。
孟什维克们肆无忌惮地宣称，他们讨厌列宁的演说，尤其讨厌他本人。他论述党必须提高到革命理论的高度，才能全面地检验实践；他说得愈有说服力，他们就愈是凶狠地打断他的演说。
“代表大会不是讲哲学的地方！”
“不要教训我们，我们不是中学生！”
吵得特别有劲的是一个高个儿、大胡子、象小店老板模样的人，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结结巴巴地大叫道：
“阴——阴谋……他在玩弄阴——阴谋呀！布——布朗基主义者！”
罗莎·卢森堡一再点头赞许列宁的演说，在以后的一次会议上，她对孟什维克说得非常好：
“你们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上面，而是坐在、甚至躺在它上面。”[20]
愤怒、讽刺、憎恨象一阵狂暴的热风，在大厅里激荡，几百只眼睛射出形形色色的光芒集中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身上。简直看不出这些充满敌意的抨击使他激动不安，他讲得热情，却又有力而镇定。过了几天我才知道，这种外表的镇定使他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他认为，党只有从理论的高度才能看清党内分歧的原因。但是他这个理所当然的见解，却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敌视；看到这种情况，真令人十分奇怪和难过。我得出这样的一个印象：在会议期间，每一天都给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越来越新的力量，使得他更加朝气蓬勃，信心十足，他的演说听起来一天比一天更加坚定，而且代表大会的全体布尔什维克也变得更加坚决，更加严峻。除了他的演说以外，几乎同样令我激动的，是罗莎·卢森堡反对孟什维克的出色而又尖锐的演说。
凡是空闲下来的一分钟、一小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消磨在工人中间，询问他们的最细微的生活琐事。
“嗯，女人们怎么样？家务把她们缠住了吧？她们仍旧在学习、读书吗？”
在海德公园，几个第一次见到列宁的工人谈论他在代表大会上的行动。其中有一个说得很生动：
“我不知道，也许在这里，在欧洲，工人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同样精明的人，——倍倍尔，或者其他的人。但是，要说还有另外什么人能使我一见就爱，就象爱列宁一样，——我却不相信！”
另一个工人微笑着补充道：
“他是我们的人！”
有人反对说：
“普列汉诺夫也是我们的人。”
我听见了一个中肯的回答：
“普列汉诺夫是我们的师尊、我们的老爷，而列宁是我们的领袖和同志。"
一个青年小伙子幽默地说：
“普列汉诺夫的礼服绷得太紧了。”
有过这样一件事：在去饭馆的路上，一个孟什维克工人拦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询问什么事情。伊里奇放慢了脚步，他的同伴们走到前面去了。过了五分钟光景，他走进饭馆，皱着眉头说道：
“奇怪，这么一个幼稚的小伙子竟然跑到党的代表大会上来了！他问我：分歧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是这样，我说，你们的同志们希望参加议会，我们却坚信工人阶级应该准备战斗。他好象是明白了……”
我们几个人总是在一家便宜的小饭馆里一起吃饭。我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吃得很少：两三个煎鸡蛋，一小片火腿，喝一杯浓浓的黑啤酒。从各方面都看得出，他对待自己很马虎，而对工人们却异常关心，这令我很吃惊。玛·费·安德烈耶娃管理他们的伙食，他不止一次地问她：
“您觉得怎样，同志们不会挨饿吗？唔，唔……可以添一些火腿面包吗？”
他来到了我所住的旅馆，我看见他很关心地摸一摸我的床铺。
“您这是干什么？”
“我看看被褥潮湿不潮湿。”
我没能立刻明白，为什么他要了解伦敦的被褥呢？他看出了我的疑惑，就解释道：
“您应当留意自己的健康。”
1918年秋天，我问索尔莫沃的工人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在他看来，列宁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呢？
“朴素。象真理一样朴素。”
他说出这个意见，象是经过深思熟虑、早已决定了似的。
谁都知道，一个人的最严厉的批评者是他的手下人。但是列宁的汽车司机吉尔[21]，一个很有经验的人，却说：
“列宁是很特别的。没见过象他这样的人。我开车送他，经过米亚斯尼茨大街，街上非常拥挤，我们几乎走不动，我怕弄坏汽车，就按喇叭，急得不得了。他打开车门，不顾有被撞倒的危险，沿着踏板费力地走近我身旁，劝我道：‘请不要着急，吉尔，象大家一样开过去吧。’我是一个老司机，我知道谁也不会这样做的。”
要表达、描绘他一贯给人的印象是怎样地自然和机敏，这是很困难的。
他的思想，象罗盘的指针一样，总是指向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在伦敦，有一个空闲的晚间，我们几个人到“音乐厅”——一个大众化的小剧院去。看见小丑和打诨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快乐而带传染性地笑了起来；他没精打采地看其余的一切东西，却特别注意地看英属哥伦比亚[22]的工人们砍伐树木。小小的布景是森林里的帐篷，在帐篷前的地面上，两个健康的年青人在一分钟内砍倒了约有一公尺粗的一棵树。
“唔，这当然是给观众看的，事实上他们不能用这样的速度工作。”伊里奇说，“但是，很明显，他们在那里也是用斧头干活的，把整块的木头变成无用的碎片。这就是文明的英国人呀！”
他谈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谈到浪费掉的原料的巨大百分比，最后很遗憾地谈到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想到以这个题目来写一本书。我不太理解这个想法，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已经兴致勃勃地谈到“插科打诨”是戏剧艺术的一种特殊形式了。
“这是对大家承认的东西抱着讽刺或怀疑的态度，要把它们的真相揭露出来，稍稍加以歪曲，指出日常习俗的不合理。多少要费一点思索，但是很有趣味！”
过了两年光景，在喀普里，在和亚·亚·波格丹诺夫—马林诺夫斯基[23]谈论空想主义小说的时候，他说：
“要是您为工人们写一本小说，描写资本主义的强盗们怎样掠夺土地，浪费一切石油、钢铁、木材、煤炭，那末，这将是一本很有益处的书，马赫[24]主义者先生！”
在伦敦分别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一定要到喀普里去休息。
但是在他预备动身以前，我已经在巴黎的一所有两个房间的学生寓所里看见他了[25]，一说是学生寓所，仅是根据屋子的面积，而不是根据屋子里的清洁和整齐。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26]给我们准备好茶以后，就出去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这时候知识社已经垮了，我来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商谈成立一个新的出版社，尽可能地把我们所有的著作家联合起来。我建议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瓦·瓦·沃罗夫斯基和另外一个什么人主持国外的编辑部，而让瓦·阿·杰斯尼茨基[27]—斯特罗也夫在俄国作他们的代表。
我觉得应该写一些关于西方文学史和俄罗斯文学的书，一些关于文化史的书，以便为工人们自修和进行宣传提供丰富的事实材料。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反对这个计划，他指出有检查制度存在，把自己的人组织起来也有困难；大多数同志都忙于党的实际工作，没有时间来写作。但是他的最主要和最能说服我的论据大概是这样：出版大部头的书还不是时候，而且只有知识分子才啃得动大部头的书，然而很明显，知识分子正离开社会主义而走向自由主义，我们又无法从他们选定了的道路上把他们拉回来。我们需要的是报纸、小册子，最好是恢复《知识丛书》，但这是不可能的，在俄国是由于有检查制度，在这里是由于运输条件：我们要向群众散发成千上万的传单，可是不能把这一大堆东西秘密运去。等到时机好转，我们再来谈出版社吧。
他以一种惊人的、一向特有的生动和明快，开始谈到杜马，谈到那些“耻于作十月党人”的立宪民主党人[28]，谈到“在他们面前只有向右的一条路”，接着就举出很多证据来说明战争快要到来，而且“不仅是一次战争，而是一连串的战争”——他的这个预见很快就在巴尔干[29]被证实了。
他站起身来，以他特有的姿态把手指插在腋下的背心里，在狭窄的房间里慢慢地踱着，眯缝着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
“战争快要来了。这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到了腐烂的地步，现在人们已经开始遭受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的毒害了。我想，我们还会看见一场全欧洲的大战。无产阶级吗？无产阶级未必有力量防止这场流血的纷争。怎样才能防止呢？整个欧洲的工人罢工吗？他们还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和觉悟起来。这样的罢工一定是国内战争的开始，我们是现实的政治家，不能指望这个。”
他停住脚步，用鞋底磨擦着地板，忧郁地说：
“无产阶级当然会大受苦难，它的命运暂时只有这样。但是它的敌人将互相削弱自己的力量。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他走到我面前，好象很惊异似的，用了很大力气，然而并不大声地说：
“不，您想一想，吃饱了的人硬要赶着饿肚子的人去互相厮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您能说出比这更愚蠢、更可憎的罪行吗？工人们将为此付出非常重大的代价，但是最后他们是会胜利的。这是历史的意志。”
他时常谈到历史，但是在他的话里，我从来没有感到他盲目崇拜历史的意志和力最。
谈话使他激动起来，他在桌子面前坐下，擦干汗涔涔的前额，喝了一点冷茶，突然问道：
“您在美国闹了什么乱子？从报纸上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简略地向他叙述了我的奇遇。
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能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样笑得带有感染性的人。看见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对于巨大的社会悲剧的必然性看得如此清楚和感觉得如此深刻，同资本主义世界誓不两立、不共戴天的人，居然会象小孩似地笑得喘不过气而且流出眼泪来，这简直使人感到奇怪。只有具有伟大、坚强而健康的心灵的人才能这样笑。
“啊，您真是一个幽默家！”他笑着说，“简直没有想到。鬼知道有多么可笑……”
他揩去笑出来的眼泪，接着就带着善良而又柔和的微笑，严肃地说：
“您能够用幽默去对付失败，这倒不错。幽默是一种优美的、健康的品质。我很懂得幽默，然而不善于幽默。生活中可笑的东西大概不比可悲的东西少，的确不少。”
我们约定过一天我去看他，但是天气很坏，晚上我开始大吐血，于是第二天就走了。
在巴黎分手以后，我们又在喀普里见面了。我有个非常奇怪的印象：仿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过喀普里两次，但却怀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
有一个伊里奇，当我在码头上刚一碰见的时候，他就立刻坚决地向我声明：
“我知道，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您始终希望我和马赫主义者有和解的可能，虽然我在信中已经预先告诉过您：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您就不要再费心了。”
在去我寓所的路上和到达那里之后，我一直试着向他说明他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从来不曾而且现在也没有打算调和哲学上的争论，何况这些争论我又并不十分了解。此外，从青年时代起，我就染上了一种不相信任何哲学的习惯，我之所以不相信哲学，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由于哲学同我个人的“主观”经验有矛盾：在我看来,世界刚刚开始，“正在形成之中”，而哲学却在它头上打了一巴掌，完全不适当而又不适时地问道：
“你往哪里去？干什么去？为什么——你想了吗？”
有些哲学家简单而严厉地命令道：
“站住！”
此外，我已经知道，哲学好象一个女人，也许很不漂亮，甚至于丑陋，但是打扮得十分巧妙而动人，使人可以把她当作一个美人。这惹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笑起来。
“嗯，这是幽默的讲法，”他说，“至于世界刚刚开始，正在形成，——这说得很好！对于这一点您要认真地想一想，从这里您将走到您早就应该走到的地方。”
接着我对他说，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30]、弗·亚·巴扎罗夫[31]——在我的心目中都是一些大人物，受过良好的全面教育，在党内我没有见过能同他们相比的人。
“就假定是这样吧。唔，由此得出什么结论来呢？”
“归根到底，我认为他们是和我们目的相同的人，既然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和领悟到目的一致，那就应该抹掉、消灭在哲学上的种种矛盾……”
“这是说仍旧存在着和解的希望吗？这是没有用的，”他说，“把这个希望抛开吧，而且尽量抛开得远些吧，我恳切地劝告您！依您看来，普列汉诺夫也是和我们目的相同的人罗，但——这话只能在我们之间说——我认为他的目的和我们的完全不同，虽然他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形而上学者。”
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我想用不着声明：我重述这次谈话的时候并未精确地使用当时原有的词句。但是意思确切，——这是我毫不怀疑的。
我亲眼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比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更坚定、更刚强。但是在那里，他很激动，而且有时候使人明显地感到党内的分裂使他经历了一些非常痛苦的时刻。
而在这里，他镇定、冷静而诙谐，严厉地拒绝讨论哲学问题，总之，他是很谨慎的。亚·亚·波格丹诺夫是个非常可爱而又温和的人，他深爱列宁，但有点自以为是，他不得不倾听这些极其尖锐和使人难堪的话：
“叔本华[32]说：‘谁的思想清楚，他就说得清楚。’我认为他再没有讲过比这更好的话了。波格丹诺夫同志，您说得不清楚。您能用三言两语向我解释清楚：您的‘代换说’[33]将给予工人阶级一些什么，马赫主义为什么比马克思主义更革命些吗？”
波格丹诺夫试着解释，但是他的确说得不清楚，而且很罗嗦。
“得了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劝告道，“有一个人，大概是饶勒斯[34]吧，曾经说过：‘说句老实话，强似当部长’，我可以补充一句：强似当马赫主义者。”
接着他十分起劲地同波格丹诺夫下棋，下输了，就生气，甚至懊丧起来，好象一个小孩似的。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这种小孩似的懊丧，也象他的惊人的大笑一样，并不破坏他的性格的完整。
在喀普里还有另一个列宁，一个极好的同志，一个愉快的人，对于世界上的一切怀着强烈的无穷无尽的兴趣，对于人们抱着异常温和的态度。
有一个夜晚，大家都出去散步了，列宁同我和玛·费·安德烈耶娃[35]谈——他不愉快地、深深惋惜地说：
“一些聪明的、有才能的人，曾经为党做了不少事情，本来还可以多做十倍，但是他们不同我们一道走了！他们不行了。成十成百的这样的人都被这个万恶的制度毁坏了，摧残了。”
另一次，他说：
“卢那察尔斯基会回到党里来的，他的个人主义没有那两个多。他真是个罕有的聪明人。我对他有些‘偏爱’，——见鬼，多么愚蠢的话：偏爱。您知道，我的确喜欢他，是个优秀的同志！他有一种法国式的光彩。他的轻率也是法国式的，他的轻率来自他的唯美主义。”
他详细地询问喀普里渔民的生活、他们的收入、教士们的影响、学校的情况——他的兴趣的广泛不能不令我吃惊。当人们告诉他有一个牧师是贫农的儿子的时候，他就立刻要求给他查询明白：是不是农民们常常送儿子进教会学校，是不是农民们的儿子回到自己的乡村作牧师？
“您懂吗？如果这不是偶然的现象，那就是说，这是梵蒂冈的政策，一种狡猾的政策！”
我想象不出还会有另外的人能这样超群出众，不受虚荣心的蛊惑，对于“普通人”始终表示深切的关怀。
他有一种磁力吸引着劳动人民的心灵和同情。他不会讲意大利话，但是曾经见过夏里亚宾和其他不少俄国著名人物的喀普里渔民，却出自某种本能，一下子就对列宁特别看待。他的笑是富有魅力的，这是一位善于洞察人间的愚蠢丑恶和阴谋诡计，又能在“心地单纯的人们”的孩子似的天真中找到欢乐的人的“诚挚的”笑。
老渔夫乔凡尼·斯巴达洛谈到他说：
“只有正直的人才能这样笑。”
在犹如晴空一般碧蓝而又澄清的水波上划船的时候，列宁学习“用手指”钓鱼——只用一根钓丝，不用钓竿。渔民们向他解释道：当手指觉得线在摆动的时候，就要扯一扯钓丝：
“这样：叮铃—叮铃。懂得吗？”
他立刻钓到了一条鱼，把鱼拉起，大叫起来，象小孩一样欢喜，象猎人一样兴奋：
“哈哈！叮铃—叮铃！”
渔民们也象小孩一样快乐地哄笑起来，并且称呼这个钓鱼人道：
“叮铃—叮铃先生。”
他走了以后，他们还常常问起：
“叮铃—叮铃先生好吗？他不会被沙皇抓住吧，不会吧？”
我记不清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前或者之后，格·瓦·普列汉诺夫到过喀普里。
几个住在喀普里的侨民——文学家尼·奥利格尔，因在索契组织暴动被判处死刑的洛仑兹—梅特涅，帕维尔·维格多尔契克，另外好象还有两个人一想同普列汉诺夫谈话。他拒绝了。这是他的权力，他是一个病人，是来这里休养的。但是奥利格尔和洛仑兹告诉我，他拒绝的方式太使他们难堪了。神经质的奥利格尔一口咬定格·瓦·说过这样的话：“对于许许多多只爱说话而不能做事的人，我真厌烦极了。”他在我这里的时候，的确不愿意会见侨居当地的任何人，——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会见了所有的人。普列汉诺夫简直不询问什么，他已经知道一切，而且自动向你说出来。他具有俄国式的广博的才能，受过欧洲式的教育，喜欢卖弄漂亮的俏皮话，而且好象正是为了说俏皮话他才激烈地强调外国的和俄国的同志们的缺点。我觉得他的俏皮并非都很恰当，在我的记忆里只留下了一些不恰当的例子：“做事有分寸的梅林[36]没有了分寸。”“骗子恩利科·费利[37]身上既没有铁，也没有金”——这个双关语建立在“费利”（意思是铁）这个字眼上。全都是这一类的玩意儿。总之，他对待人们是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当然不完全象一尊天神，但多少有些相似。作为最有才能的著作家，党的创始者，他在我心里引起深深的敬意，然而不是好感。他身上的“贵族气”太多了。也许，我的判断是错误的。我并不特别喜欢犯错误，但是象众人一样，我也会犯错误的。然而事实总是事实：我很少遇见过象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弗·伊·列宁这样两个如此大不相同的人。这倒是很自然的：一个尚未完成他的破坏旧世界的工作，另一个却已经开始创造新世界了。
生活是安排得这样出奇的巧妙，不能恨就不能真挚地爱。必须把心灵分成两半，一定要透过恨才能爱，仅仅这种彻底使人畸形化的要求，就注定现代的生活条件必将毁灭。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鼓吹唯有受苦才是“拯救灵魂”的万灵丹的国家里，我没有遇见过，也不知道有什么人象列宁这样深刻而强烈地憎恨、厌恶和蔑视人们的不幸、痛苦和灾难。
在我的心目中，这些感情，这种对生活悲剧的憎恨，使弗拉基米尔·列宁特别出类拔萃，因为在他的国家里，最有才华的福音书都是歌颂和赞美受难的，青年们正开始按照千篇一律的、实际上描写琐细的日常悲剧的书本来生活。俄国的文学是欧洲最悲观的文学；我们所有的作品写的都是同一个主题：我们怎样受苦，——在青年和中年时代，由于缺乏理性，由于专制压迫，由于女人，由于对亲人的爱，由于宇宙构造的缺陷而受苦；在老年时代，由于认识了生活的错误，由于牙齿脱落，由于消化不良，由于无法避免死亡而受苦。
每个俄国人，只要为着“政治”而被囚禁了一个月或流放了一年，就认为献给俄国一本他受苦的回忆录是他的神圣的义务。直到今天，还没有人想到写一本叙述他一生的快乐的书。既然俄国人习惯于想象自己未来的生活，而不善于把它付诸实现，那末十分可能，一本描写幸福生活的书就会教给他们应当怎样想象这样的生活。
在我看来，列宁之所以特别伟大，正是在于他对人类不幸的这种不可调和、永无休止的敌视，在于他明确地相信：不幸并不是不可消灭的生活基础，而是人们应当并且能够铲除的可恶的东西。
我想把他的性格的这个基本特点称作唯物主义者的战斗的乐观主义。正是这个特点使这个人一大写的人对我的心灵发生了特殊的吸引力。
1917—1918年间，我和列宁的关系远非我所愿意看见的那样，但是又不能不如此。
他是一个政治家。他完全具有巨大而沉重的海船的舵手所必需的那种英明果断，这里所谓的海船，就是灾难深重的农民的俄罗斯。
我对于政治有着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我一般不相信群众的理性，特别是农民群众的理性。没有被一种主义组织起来的理性，还不是生活中具有创造性的力量。当群众还没有认识到他们个人利益的共同性的时候，他们的理性中是没有主义的。
几千年来，群众努力追求美好的生活，但是追求的结果，却从群众中间产生了一些强盗，这些强盗奴役群众，用群众的血汗养活自己；而且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直到群众认识到世界上能够使他们摆脱强盗的奴役的只有一种力量——列宁的真理的力量。
当1917年列宁回到俄国，发表了他的提纲[38]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用这个提纲把数量微小而品质优秀的受过政治教育的整个工人队伍和所有正直的革命知识分子作为俄国农民的牺牲品。俄国的这个唯一积极的力量，将象一把盐一样被投入农村的淡水塘里，溶解和消失得无影无踪，丝毫也改变不了俄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历史。
在我看来，科学家、技术家，总之，具有专门本领的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我以为，他们跟工人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一起，是俄国所积蓄的最宝贵的力量，——至于能够夺取政权和组织农村的另一种力量，我在1917年的俄国还没有看到。但是，这些数量微小而且被矛盾所分裂的力量，只有在最牢固的内部团结的条件下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它们面前摆着一项巨大的工作：制止农村中的无政府状态，培植农民的意志，教导他们合理地工作，改造他们的经济，而且用这一切推动国家迅速前进；要实现这一切，只有使农村的本能服从城市的有组织的理性。我以为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创造能够促使国家的文化力量发展的各种条件。为了这个目的，我曾经建议在喀普里创办工人学校，而且在1907—1913年的反动时期，我曾经尽力用种种方法使工人们朝气蓬勃。
为着这个目的，就在二月革命以后，于1917年春天组织了“发展和普及实验科学自由联合会”，这个机构的任务，一方面是在俄国设立各种科学研究所，另一方面是在工人中间广泛地不断传播科学技术知识。领导这个联合会的是一些卓越的科学家、俄国科学院院士们，如弗·安·斯切克洛夫[39]、列·亚·丘加耶夫[40]、费尔斯曼[41]院士、谢·巴·科斯蒂切夫[42]、阿·阿·彼得罗夫斯基[43]以及其他许多人。人们积极地筹集经费；谢·巴·科斯蒂切夫已经着手寻找地址来建立动植物研究所了。
为着更明确起见，我还要说，蒙昧无知的农村同城市相比居压倒的优势，农民的动物式的个人主义，以及他们几乎毫无社会感情，——这一切使我苦闷了一生。在我看来，有政治觉悟的工人与科学技术知识分子结成紧密联盟而建立的专政，才是能使我们摆脱被那使农村更加混乱的战争弄得格外复杂的困境的唯一出路。
我和共产党人意见分歧的地方，是在如何评价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准备俄国革命的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所有以社会英雄气概和崇高智慧教育了成百工人的“布尔什维克”。俄国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和工人知识分子）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在今后长时期内也还是拖拉俄国历史这辆载重大车的唯一驮马。尽管经历了一切震动和刺激，人民群众的理性依然是一种需要从外面加以领导的力量。
十三年以前我是这样想的，也就这样错了。我的这一页回忆本来应该删掉。但是，“用笔写下来的，用斧头也砍不掉。”此外，“让我们从错误中学习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反复地说。就让读者知道我的这个错误吧。如果它可以作为那些爱凭自己的观察匆忙下结论的人的一个教训，那就很好了。
当然，在连续发生了一部分专家卑鄙的破坏行为[44]之后，我就不得不改变——而且已经改变了——我对科学技术人员的态度。这样的改变是相当费力的，特别是到了老年。
人民的忠诚领袖担负的职责，真是艰苦得非凡人所能胜任。但是要知道，列宁领导下的革命所遭到的反抗是组织得更为广泛和强大的。此外，还必须注意，随着“文明”的发达，人的生命的价值显然降低了，现代欧洲杀人技术的发达和对这种事情的浓厚兴趣就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点。
但是请凭良心说吧，那些“道德家”，在四年可耻的欧洲大战中间，不但不怜惜数百万被屠杀的人们，而且用一切方法煽动这场可恶的战争“直到彻底胜利”，在此以后他们却大谈俄国革命的凶残，这种伪善难道不是极其讨厌和令人作呕的吗？现在那些“文明国家”被打败了，弄得精疲力尽了，变得粗野起来，而全人类的市侩的愚蠢却得到了胜利：它那勒紧了的绞索迄今还使人们透不过气。
关于列宁的残酷，人们写过很多，也谈过很多。当然，我不会笨拙可笑地袒护他避开谣言和污蔑。我知道污蔑和造谣是市侩的合法的政治手腕，是他们跟敌人斗争时常用的手段。在这个世界上的伟大人物中间，未必找得出一个不曾有人企图在他脸上抹黑的。这是众所周知的。
此外，人人都有这么一种愿望：不仅把一个杰出的人物贬低到他们能够理解的程度，而且企图把他推进自己脚下那种被他们创造性地称之为“平凡生活”的有毒的粘泥中。
有一件事情我想起来就感到厌恶：1919年在彼得堡举行“贫农”代表大会[45]，从俄国北方各省来了几千个农民，有几百个住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冬宫里。当代表大会结束，这些人走了以后，才发现不仅冬宫里所有的浴盆，就连大批珍贵的色佛尔[46]的、萨克森[47]的和东方的花瓶都被他们当作溺器用了，弄得肮脏不堪。他们这样作，并不是由于需要，——宫里的厕所是完好的，水管也是通畅的。不，这种流氓行为是毁损、糟蹋美好东西的欲望的一种表现。在两次革命和一次大战时期，我几百次地看到过人们这种想要破坏、丑化、嘲笑、诽谤优美的东西的愚昧的报复的愿望。
不应该认为，我强调“贫农”的这种行为是由于我对农民抱着怀疑态度，不，我知道，就连一些知识分子集团，譬如那些显然以为俄国没有他们就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来的侨民们，也有糟蹋优美东西的病态的欲望。
污损特别美好的东西的这种恶劣的愿望，与诽谤极其非凡的人物的那种可憎的愿望，具有同一根源。一切非凡的东西都妨碍人们按照自己的心愿过活。人们所渴望的——如果他们渴望的话——完全不是根本改变他们自己的社会习惯，而仅仅是将其扩大而已。大多数人主要的牢骚和感叹是：
“不要妨碍我们按照自己的习惯过活呀！”
弗拉基米尔·列宁就是妨碍人们过他们习惯了的生活的人物，这在他以前是谁也不能办到的。
世界资产阶级对他的憎恨表示得既露骨，又可恶，到处都鲜明地闪耀着这种发青的鼠疫症似的憎恨的斑点。这种憎恨本身是十分可恶的，但是它向我们说明，在世界资产阶级的心目中，弗拉基米尔·列宁——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鼓舞者和领导者——是多么伟大和可畏。他的肉体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他的声音在地球上劳动群众听来却更加响亮，更加充满胜利的信心，而且地球上已经没有一个角落听不到这个声音在激励劳动人民的意志，号召他们去进行革命，创造新生活，建立人类平等的世界。列宁的学生们，他的力量的继承者们，正日益自信地、坚强地、顺利地从事这个伟大的事业。
在他的身上鲜明地表现出来的生活的意志和对生活中丑恶现象的深恶痛绝，使我为之神往。我赞赏他不论做什么都全神贯注的那种青年人的热忱。他的超人的工作能力很令我吃惊。他的动作轻巧、敏捷，他的毫不夸张但非常有力的手势跟他的谈话却十分协调，他的谈话也是语句简单而思想丰富的。在他的蒙古型的脸上，燃烧着、活跃着那为反对生活的虚伪和痛苦而不倦斗争的战士的锐利的眼睛，它们燃烧着，时而眯缝起来，时而使眼色，时而讽刺地微笑，时而闪出愤怒的火焰。这一对眼睛的光芒使得他的谈话更加炽烈而明快。
有时候，好象他灵魂里的不可制服的力量从眼睛里迸出火花，一些充满力量的语句在空中闪耀。他的谈话总是使人们似乎在肉体上也能感触到那不可抗拒的真理。
看到列宁在哥尔克村的公园里散步，那是不同寻常而又奇怪的，——因为人们一看见他，就会想到一个人坐在长桌的一端，微微地笑着，闪着舵手般锐利的眼睛，熟练地、敏捷地领导着同志们讨论，或者是站在讲台上，仰着头，把明确而清晰的语句投掷到静悄悄的人群中，投掷到渴求真理的人们的贪婪的眼睛里。
这些语句总是令我想起那铁屑的寒冷的光辉。
从这些语句里异常朴素地显出了那十分完美的真理的塑像。
热情是他的本性，但这不是赌徒的贪婪的狂热，它显示出列宁的一种非凡的魄力，只有对自己的使命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念的人，只有全面而深刻地感到自己和世界的联系，并完全了解自己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的任务——制服这种混乱——的人，才能够具有这种魄力。他能以同样的热情下棋，看《服装史》，一连几个钟头跟同志们争论，钓鱼，在被南方的太阳晒烫了的喀普里的石头小道上散步，欣赏金黄的金雀花和渔民们的肮脏的孩子。晚上，在倾听有关俄国和农村的故事时，他往往羡慕地感叹道：
“我对俄国的了解太少了。辛比尔斯克城，喀山，彼得堡，流放，这几乎就是一切！”
他喜欢可笑的东西，而且笑起来全身震动，的确是笑得“前仰后合”，有时竟会笑出眼泪。他能用短促的、特有的感叹词“唔—唔”来表达无数不同的语气，从刻薄的讽刺到谨慎的怀疑，而且在这“唔一唔”中间，常常流露出一种只有眼光犀利、深知生活中的那些荒谬绝伦的现象的人才具有的辛辣的幽默。
他的身材又矮又壮，体格结实，长着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和一双洞察万物的眼睛，时常作出一种奇怪而且有几分滑稽的姿——头向后仰，又偏到肩上，手指插在两腋下的背心里面。这个姿势有着一种非常亲切而又可笑的表情，一种象打了胜仗的公鸡似的表情，而且在这一瞬间，他全身闪耀着快乐的光辉。他是这个可恶的世界的伟大儿子，是一个为了实现爱的事业而不得不使自己成为敌意和憎恨的牺牲品的优秀人物。
1918年以前，在那最卑劣丑恶的暗杀列宁的企图付诸实行以前，我在俄国没有会见过列宁，甚至也没有从远处瞧见过他。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手还不能运用自如，他的被射穿的脖子，也只能勉强地移动。就象人们谈论令人生厌的事情那样，他很不乐意地回答了我的愤慨：
“打架。有什么办法呢？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本事行动的。”
我们的会见是很友好的，但是毫无疑问，亲爱的伊里奇明察秋毫的锐利的眼睛，是带着明显的惋惜神情注视着我这个“迷路的人”。
过了几分钟，列宁热情地说：
“谁不同我们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超然于历史之外的人——只是一种幻想。就算以前有过这样的人，可现在没有了，不可能有了。谁也不需要这样的人。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例外，都被卷进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现实的漩涡里了。您说，我把生活看得过于简单了吗？这种简单化有毁灭文化的危险吗？”
接着是他那讽刺的、特有的表示：
“唔—唔。”
锐利的目光变得更加锐利，列宁用低沉的声音继续说道：
“嗯，依您看来，几百万拿着枪杆的农民岂不是对文化的一种威胁吗？您以为立宪会议会克服他们的无政府状态吗？您经常叫嚷农村的无政府状态，应当比别人更了解我们的工作。必须给俄国群众指出一种很简单的、容易为他们的理性接受的东西。苏维埃和共产主义就是很简单的。”
“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联盟，是吗？这不坏，不坏。告诉知识分子，让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好了。依您看，他们是真心诚意地为正义的利益服务的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请他们到我们这边来吧：正是我们负起了唤起人民行动、向世界说明生活的全部真理这一巨大任务，我们给各民族指出了一条通向人类生活的康庄大道，一条摆脱奴役、贫困和耻辱的道路。”
他笑了起来，和颜悦色地说：
“我还为此吃了知识分子的一粒子弹。”
当谈话的温度接近常态的时候，他懊恼而痛心地说道：
“难道我说过知识分子不是我们所必需的吗？可是您看到他们是怎样充满了敌意，是怎样不懂得目前的要求吗？他们也没有看出：没有我们，他们就没有力量，就不会被群众了解。要是我们把坛坛罐罐打碎得太多，那将是他们的过错。”
我们每次见面几乎都要谈到这个问题。虽然在口头上他对知识分子依旧是不信任的、有敌意的，但是实际上他总是正确地估计了理性的力量在革命过程中的意义，而且好象是同意这一点：实质上，革命正是那在过时的和狭隘的条件下找不到正常发展机会的精力的爆发。
记得有一次我同科学院的三位院士到他那里去。谈的是彼得堡的一个高等学术机构必须改组的问题。列宁送走了这三位学者之后，满意地说：
“我了解这些人。他们是聪明人。在他们那里，一切都很简单，一切都说得十分明确，一下子就看得出这些人清楚地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跟这些人在一起工作，真是一大快事。我尤其喜欢那一位……”
他说岀了俄国科学界的一位大人物，过了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说：
“请问一问斯·，他愿意同我们一起工作吗?”
当斯·接受了这个建议的时候，列宁真是高兴极了，他搓着两手，开玩笑说：
“就是这样，我们要把所有俄国的和欧洲的阿基米德一个一个都拉过来，那时候，不管世界是否愿意，它都得翻个身！”
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尼·伊·布哈林曾顺便提到：
“民族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一起。承认某一卑鄙的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这是毫无根据的。”
“不对，请原谅，”列宁反驳道，“这是有根据的。你借口民族内部在发生分化，即无产阶级在和资产阶级分离开来。但是，我们且来看看这种分化是怎样的。”
然后，他以德国为例，指出这个分化过程发展得如何迟缓而困难，还提到“共产主义是不能用暴力来移植的”，——他就这样说明了知识分子在工业、军队和合作社中的重要性问题。现将《消息报》刊登的关于代表大会上讨论情况的报告摘引如下：
“这个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必须十分明确地加以解决。我们只有利用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来把共产主义变成群众更容易接受的东西时，才能建成共产主义。
“因此，我们就必须把机构从资产阶级手里夺来，必须吸收所有这些专家参加工作。没有资产阶级的专家，就不能提高生产力。必须用同志合作的气氛、工人政治委员和共产党支部来包围他们，必须建立使他们无法挣脱的种种条件，但应当使他们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好的工作条件，因为不如此，这个由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阶层就不会工作。想用棍子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行的。资产阶级专家习惯于文化工作，他们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推进了文化工作，就是说，他们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无产阶级的所得微不足道。但他们毕竟推进了文化，这是他们的职业。当他们看到工人阶级不仅重视文化，而且在群众中帮助推行文化工作时，他们就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那时他们就会在精神上完全折服，而不仅在政治上和资产阶级割断关系。必须吸收他们到我们机构中来，为了这点，有时必须做些牺牲。对于这些专家，我们不应当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使他们有较好的生活条件。这将是顶好的政策。如果说我们昨天谈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法化，今天就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末，在这种变动中贯彻着一条最坚决的路线：消灭反革命，利用资产阶级文化机构。”[48]
这位伟大政治家的这些卓绝的言论，比那些市侩式的、无力的、实质上是伪善的“人道主义”的感叹具有更生动得多、真实得多的意义。可惜得很，有许多应当了解和重视这个同工人阶级一起从事诚实劳动的号召的人，却并不了解和重视这个号召。他们宁愿鬼鬼祟祟地从事破坏活动与叛变勾当。
在农奴制废除以后，有许多“家仆”、天生的奴才，也是依然留在主子惯常用鞭子抽打他们的马厩里为他们的主子效劳。
我常常同列宁谈到革命的策略和生活的残酷性。
“您想要怎么样？”他惊异而且恼怒地问道，“在这样空前猛烈的战斗中还能讲人道吗？哪儿还有仁慈和宽大的位置呢？欧洲封锁我们，我们失去了早就期待着的欧洲无产阶级的援助，反革命象熊一样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而我们——怎么办呢？难道我们不应该而且也没有权利斗争和抵抗吗？呃，对不住，我们不是傻瓜。我们知道，我们所要的东西，除了我们以外，谁也不能办到。难道您认为，如果我对被反对的东西深信不疑，我还会坐在这里吗？”
“在打架的时候，您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哪一拳是必要的，而哪一拳又是多余的呢？”在一次热烈的交谈之后，他这样问我。对于这个简单的问题，我只能含糊地回答。我想再没有别的答案了。
我常常拿各种各样的请求去麻烦他，有时候我感到由于我老是替人说情而引起了列宁对我的怜惜。他问：
“您不觉得您在干一些荒唐的、毫无意义的事情吗？”
但是，我继续做我认为是必要的事情，而这位了解无产阶级敌人的打算的人的愤怒的斜视，并没有使我退却。他伤心地摇着头说：
“您这是在同志们和工人们的面前糟蹋自己的名誉呢。”
可是我指出：同志们，工人们，“在激动和忿怒之下”，往往把有价值的人的自由和生命看得太轻、太“简单”；依我看来，这不仅是以过分的、有时是毫无意义的残酷来糟蹋正当而又艰苦的革命事业的名誉，而且在客观上对这个事业是有害的，因为这排斥了不少重要的人物，使他们不能参加这个事业。
“唔—唔，”列宁怀疑地哼了几声，向我指出知识分子叛变工人事业的许多事实。
“在我们当中，”他说，“有许多人之所以叛变革命，出卖革命，不仅是由于胆怯，而且是由于虚荣，由于怕丢脸，由于害怕他们心爱的理论在实践中碰壁时会吃亏。我们是不怕这个的。理论，假说，在我们看来，并不是‘神圣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只是工具而已。”
尽管如此，但我却记不得有哪一次伊里奇拒绝过我的请求。如果碰到我的请求没有实现的话，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大概是由于俄罗斯国家组织这台笨拙的机器经常有很多“机械上的缺点”。也可能有人心怀恶意，不愿改善有价值的人的命运，不愿拯救他们的性命。可能这里也有“破坏行为”，敌人的无耻并不亚于他们的狡诈。报复和仇恨常常是不自觉地起作用的。当然，也有一些心理不健全的小人，抱着一种病态的渴望，对于亲人的痛苦釆取幸灾乐祸的态度。
有一次，他微笑着，拿出一份电报给我看：
“又被捕请下令释放。”
签名是：伊万·沃尔纳。
“我读过他的著作，——我很喜欢。从电报上的这几个字我就立刻感到这个人懂得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不生气，并不因为个人受到侮辱而勃然动怒。他被捕好象是第三次了。您不如劝劝他离开乡下，不然也许会杀掉他的。那里的人显然都不喜欢他。劝一劝吧。打个电报去。”
列宁愿意帮助被他认为是敌人的那些人，不仅是愿意帮助，而且还关心他们的未来，这往往使我大为惊异。例如，曾有一个将军、学者、化学家受到死刑的威胁。
“唔—唔，”列宁注意地听完了我的叙述之后说，“那末，依您看来，他不知道他的儿子们把武器藏在他的实验室里吗？这是一种奇怪的想法。但是，应该让捷尔任斯基[49]来调查这件事情，他对事物的真相有敏锐的辨别能力。”
过了几天，他打电话到彼得格勒告诉我：
“您的那位将军——我们可以释放，好象已经释放了。他想干什么呢？”
“制造乳剂。”
“是的，是的，——制造一种石炭酸。好，让他去煮石炭酸吧。您告诉我，他需要什么……”
列宁往往用讽刺来掩饰因救了人的性命而产生的那种怪难为情的喜悦。
过了几天，他又问：
“怎么样——那位将军？安顿好了吗？”
1919年，在彼得堡的一些厨房里出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她严厉地要求道：
“我是契·公爵夫人，给我一块骨头喂我的狗吧！”
据说，她因为忍受不了耻辱和饥饿，曾决心投涅瓦河自尽，但是她的四条狗仿佛觉察出女主人这个狠心的计划，就跟着她跑，狂蹦乱跳地哀号不已，使她不得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我向列宁讲述了这个故事，他斜着眼从下到上打量着我，总是眯着眼睛，最后又完全闭上，闷闷不乐地说：
“如果这是捏造出来的，那也捏造得不坏。这是革命中的笑话。”
沉默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一面翻看桌上的文件，一面若有所思地说：
“是的，这些人可要吃苦头啦，历史是一个严厉的老婆子，报复的时候是毫不留情的。有什么可说的呢？这些人是不会好受的。他们中间的聪明人当然了解：他们是被连根拔掉了，再不会在地上生长了。而移居，迁往欧洲，又不会使这些聪明人满意。他们在那里会过不惯的，您以为怎么样？”
“我以为他们会过不惯。”
“那就是说——或者跟我们一起走，或者又去图谋捣乱。”
我曾经问过他：他是真正地怜惜人们，还是这仅是我的感觉呢？
“聪明人——我是爱惜的。聪明人在我们这里是很少的。我们俄国人大半是有才能的，然而懒得动脑筋。”
他想起了几个已经根除了阶级的自私心理而和“布尔什维克”一道工作的同志，就非常亲切地谈起他们来了。
列宁，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具有充分的优秀革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品质——自我克制，往往达到自我折磨和自我糟蹋的地步，达到拉赫美托夫[50]式睡钉板的地步，达到否认艺术的地步，达到遵循列·安德烈耶夫[51]笔下一个主人公的逻辑的地步：
“人们的生活很苦，因此我也应当过苦日子。”
在困难的、饥馑的1919年，列宁羞于吃同志们、战士们和农民们从内地寄给他的食物。当包裹送到他简陋的寓所里的时候，他就皱着眉头，局促不安，匆忙把面粉、糖、牛油分送给害病的或由于食物不足而变得虚弱的同志们。有一次，他邀请我到他那里去吃饭说：
“我请您吃熏鱼——从阿斯特拉罕寄来的。”
他紧皱着苏格拉底式的前额，洞察万物的眼睛斜视着一边，补充道：
“他们寄东西来就象送给贵族老爷似的！怎样阻止得住呢？拒绝吧，不接受吧——那他们会见怪的。但是周围的人都在挨饿。”
他生活俭朴，没有烟酒的嗜好，从早到晚忙于复杂而又困难的工作，完全不善于关心自己，可是却仔细注意同志们的生活。他坐在自己办公室的桌子面前，很快地写着，不让笔尖离开纸面，就说：
“您好，健康怎样？我马上就完了。有一个同志，在内地，寂寞得很，显然是疲倦了。必须给他打打气。情绪并不是一件小事情呀！”
有一次，在莫斯科，我到他那里去，他问：
“吃过饭了吗？”
“吃过了。”
“没有扯谎吗？”
“有人证明——我是在克里姆林宫食堂里吃的。”
“我听说——那里伙食很坏。”
“不是很坏，不过还可以搞得更好些。”
他立刻就详细地盘问起来：为什么不好，怎么才可以弄得更好些？
他开始气冲冲地唠叨着：
“他们怎么搞的，难道找不到一个能干的厨师吗？人们工作得简直到了晕倒的地步，一定要拿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使他们能多吃一些。我知道，食物很少而又很坏，——这就需要有一个高明的厨师。”于是他引了某卫生学家关于美味的佐料在营养和消化过程中的作用的一段议论。
我问：
“您怎么有功夫想到这些东西呢？”
他也问：
“想到合理的营养吗？”
他的语调使我明白了我的问题是不恰当的。
我的一个老相识巴·阿·斯科洛霍多夫，也是索尔莫沃人，心肠很软，总是埋怨在“肃反委员会”里工作繁重。
我对他说：
“依我看来，这不是您干的事，这不适合您的性格。”
他忧郁地表示同意：
“完全不适合我的性格。”
但是，想了一下，他又说：
“可是，您要记得，伊里奇大概也常常不得不硬起心肠，——我真对自己的软弱感到惭愧。”
我过去和现在都知道有不少的工人，他们过去和现在都不得不咬紧牙关，“硬起心肠”——为了他们所致力的事业的胜利，克服自己所特有的“社会理想主义”。
列宁本人也不得不“硬起心肠”吗？
他太不注意自己，因而绝少向别人谈到自己，他比任何人更善于掩饰他心灵中隐秘的激动。但是有一次，在哥尔克，当他抚摸着谁家的孩子们的时候，他说：
“这些孩子将来一定会比我们生活得好些；我们经历过的许多事情，他们不会再经历了。他们的生活不会是那样艰辛了。”
他望着远处有村庄蜷伏着的小山，若有所思地补充道：
“可是我并不羡慕他们。我们这一代已经完成了一桩在历史上具有惊人意义的事业。我们生活的严峻是由种种条件逼成的，将来一定会被理解，并被证实是正确的。一切都会被理解的，一切！”
他用一种特别轻巧而又温柔的手势，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孩子们。
有一次我到他那里去，看见桌上摆着一本《战争与和平》。
“是的，托尔斯泰！我想读一读打猎的那个场面，可是我想起必须给一个同志写信。读书——完全没有时间。直到昨天夜里我才读完了您那本关于托尔斯泰的书。”
他微笑着，眯起眼睛，快活地把身体靠在椅子上伸直，然后压低声音，迅速地继续说：
“真是一个大师呀，噢？多么伟大的一个人物呵！老兄，这才是一个艺术家呢…… 您知道更令人惊异的是什么吗？在这位伯爵之前，文学里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
接着，他用那双眯起的眼睛看着我，问道：
“在欧洲有谁能够同他相提并论呢？”
他自己回答道：
“没有。”
于是他搓着两手，满意地笑了起来。
我常常看到他的一个特点，就是夸耀俄罗斯、俄国人民和俄国艺术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特点对于列宁是异常不相称的，甚至是幼稚的，但是以后我才感到它表现了一种深深隐藏着的、愉快的、对劳动人民的热爱。
在喀普里，看见渔民们怎样小心地整理被鲨鱼撞破和弄乱了的网，他说：
“我们的渔民干得更巧些。”
当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的时候，他不无懊恼地说：
“唔—唔，您住在这个小地方，没有忘掉俄罗斯吗？”
瓦·阿·杰斯尼茨基—斯特罗也夫曾经告诉我：有一次他同列宁在瑞典旅行，在车厢里，读着一本论度勒[52]的德文专著。
几个坐在同一车厢包间里的德国人问他这是一本什么书。后来才知道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位伟大艺术家毫无所知。这几乎使列宁欣喜欲狂，他曾两次自豪地对杰斯尼茨基说：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人，而我们却知道。”
有一个晚上，在莫斯科，在叶·彼·彼什科娃[53]的住宅里，列宁在听伊萨亚·杜勃洛文演奏贝多芬的几支奏鸣曲时说：
“我不知道还有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我愿每天都听一听。这是绝妙的、人间所没有的音乐。我总带着也许是幼稚的骄傲想：人们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啊！”
于是他眯起眼睛，露出微笑，不大快乐地补充道：
“但是我不能常常听音乐，它会刺激神经，使我想说一些漂亮的蠢话，抚摸人们的脑袋，因为他们住在肮脏的地狱里，却能创造出这样美丽的东西来。但是现在却不能抚摸任何人的脑袋，——手会被咬掉的，而是要敲脑袋，毫不留情地敲，虽然按理想来说，我们是不赞成对人们用任何暴力的。唔—唔，——任务艰巨得厉害！”
他自己几乎已经病了，非常疲乏了，但在1921年8月9日还写信给我：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
我把您的信转给了列·波·加米涅夫。
我累得精疲力尽。
您在咯血，可您还不走！！这实在太过分，太不合理了。
您到欧洲一个好的疗养院去，既可以疗养，又可以多做两倍的
的确如此。
在我们这儿，您既没有条件疗养，又干不了工作——只是一味奔忙，徒劳无益地奔忙。
去疗养吧。我请求您别固执了。
您的列宁”[54]
他在一年多时间里非常固执地坚持要我离开俄国，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他全神贯注在工作上，怎会记得有人在什么地方害病，需要休养呢？
象上面那样的信，他给各种各样的人都写过，大概总有几十封吧。
我已经讲过他对同志们的态度是十分特别的，他对他们关怀备至，甚至他们生活中的一些不愉快的小事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但是在他的这种情感里我从来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利己之心——一个聪明的主人有时会对他的诚实而又能干的仆人流露出来的那种利己之心。
不，这正是真挚的同志出自衷心的关怀，正是平等的人们相互热爱的情感。我知道，在弗拉基米尔·列宁同他党内哪怕是最卓越的人们之间也是不能划等号的，但是他自己仿佛不知道这点，更确切些说，不愿意知道这点。在跟人们争论的时候他是严厉的，他无情地讽剌，有时甚至恶毒地嘲笑，——总是这样。
但是，有好多次，在他评论他昨天所指责和“叱骂”的人们的时候，我十分清楚地听到一种真挚的惊奇的声调，对这些人的才能和精神坚定感到惊奇，对他们能在1918—1921年地狱般的环境下顽强而艰苦地工作感到惊奇，这种工作是在一切国家和政党的暗探的包围中进行的，是在那些象腐臭的脓包一样遍布在被战争弄得民穷财尽的国家的躯体上的阴谋诡计之中进行的。他们不停手地工作，吃得又少又坏，生活在不断的动乱中。
但是列宁自己却仿佛不曾经历过这些艰苦的环境，不曾经历过这种连最深的基础都被内战的腥风血雨所震撼了的动乱生活。只有一次，在他和玛·费·安德烈耶娃的谈话中，按照她的说法,吐露了一些类似诉苦的话：
“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玛丽亚·费多罗夫娜？ 一定要斗争。非这样不可！我们艰苦吗？当然！您以为我不觉得困难吗？觉得的——而且很困难！但是——看一看捷尔任斯基吧，——他变成什么样子了！简直没有办法！让我们苦就苦些吧，只要能战胜。”
我本人只听见他诉过一次苦：
“可惜马尔托夫不同我们一起，可惜得很！他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同志，一个多么真诚的人！”
我记得他是多么快活地哈哈大笑了很久，当他在什么地方读到了马尔托夫的这句话：
“俄国只有两个共产党人：列宁和柯伦泰[55]。”
他笑完以后，叹息着说：
“多么聪明的人！唉……”
他从办公室里送走了一位“经济工作人员”同志以后，尊敬而惊奇地说：
“您早就认识他了吧？他很可以当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内阁总理。”
他搓着两手，笑了笑，补充道：
“欧洲有才能的人比我们少。”
我曾向他提议去炮兵总署，参观一个当过炮兵的布尔什维克所发明的一台指挥射击飞机的机器。
“在这方面我懂得什么呢？”他问，但他还是去了。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在那摆着机器的桌子四周，聚集了七名皱眉蹙额的将军，他们都是白发长髯的老人、博学之士。在他们中间，列宁的朴素的、穿着普通衣服的身影好象消失了，变得看不见了。发明家[56]开始解释机器的构造。列宁倾听了两三分钟，就赞许地说：
唔—唔！”他开始询问发明家，口气非常从容，好象在考他政治问题似的：
“您怎样能够使机械同时从两方面去确定射击目标呢？是不是可以把炮筒的准星跟机械的标尺自动地联结起来呢？”
他询问了射程的远近和别的什么，——发明家和将军们都很高兴地向他作了解释，第二天发明家对我说：
“我告诉了我的将军们，说您和一个同志要到这里来，但是没有说这个同志是谁。他们不认识伊里奇，是的，大概他们也想不到他出现的时候竟然不声不响，没有排场，没有卫队。他们问：‘这是一名技师、一位教授吗？列宁？’他们大吃一惊：‘什么？ 一点不象！——对不起——他从哪里知道我们这些深奥道理的呢？他提出问题，竟象一个精通技术的人！多么神秘！’看起来他们真的不相信那是列宁……”
在从炮兵总署回家的路上，列宁兴奋地大笑起来，而且谈到那个发明家：
“您瞧，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是多么容易犯错误呀！我以前知道他是一位忠实的老同志，但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料他刚好在这点上非常有用。呱呱叫！不，当我对这台机器的实际价值表示怀疑的时候，那些将军是多么生气地回答我呀！我是故意这样做的，——想知道他们是怎样评价这个巧妙的东西的。”
他大声笑了起来，接着就问：
“您说，伊·还有发明吗？怎么一回事呢？一定不要让他担任什么别的工作。啊，如果我们能把所有这些技术家都安排在理想的工作环境里，那末，二十五年以后，俄国一定会成为世界上的先进国家！”
是的，我时常听见他称赞同志们。甚至在谈论那些据说是不为他所同情的人们时，他也给予他们的能力以应有的评价。
他对列·达·托洛茨基的组织才能评价很高，这使我很惊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出了我的惊奇。
“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同他的关系，多少有一些谣言。但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我也知道。您瞧，他是善于组织军事专家的。”
沉默了一下，他不愉快地低声补充道：
“他毕竟不是我们的人！虽然同我们一起，却不是我们的人。他野心勃勃。他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来自拉萨尔[57]……”
“虽然同我们一起，却不是我们的人”,——这句话我听见他说过两次，第二次说的也是一位大人物。他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死后不久就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定是很能识别人们的。有一次，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碰见一个人一面背朝着门向后退，一面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鞠躬，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睬他，依然写着什么。
“您认识这个人吗？”他指着门问；我说，为了《世界文学》的事情我去找过他一两次。
“那末——怎么样？”
“我可以说：一个浅薄而又粗野的人。”
“唔—唔……一个拍马屁的家伙。大概还是一个骗子。不过，我是第一次看见他，也许我错了。”
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没有错；过了几个月，这个人完全证实了列宁的鉴定是正确的。
他对人们想得很多，用他的话说，他感到不安的是：
“我们的机构太杂乱了，十月革命以后，很多异己分子爬进来了。这都是那些笃信宗教并为您所喜爱的知识分子的罪过，都是他们卑鄙怠工的结果。的确如此！”
这几句话，是他同我在哥尔克散步的时候说的。我不记得我是怎么谈起了阿列克辛斯基[58]，好象他当时干了一桩坏事。
“您可以想象得到，从第一次会见起，我对他就产生了一种纯粹生理上的厌恶，一种不可克制的厌恶。从来也没有什么人使我产生过这样的感觉。不得不在一起工作，千方百计抑制自己，真是难受得很，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忍受不了这个败类啦！”
接着他惊奇地耸一耸肩膀说：
“我没能把马林诺夫斯基[59]这个坏蛋看透。这是一桩令人十分纳闷的事情，马林诺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