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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真是兴高采烈，我置身于三百名优秀党员之中，知道他们是被十五万有组织的工人派来参加代表大会的，我亲眼看见了党的所有的领袖．老革命家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捷依奇。我兴高采烈的心情是毫不足怪的，而且也会被读者所理解，只要他们知道在侨居国外的两年中我的情绪总是十分低落的话。
我的情绪低落是从柏林开始的，在那里我差不多会见了社会民主党所有最重要的领袖，我在奥古所特．倍倍尔家里吃过饭，坐在肥胖的辛格尔旁边，周围还有其他一些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们吃饭的地方是一所宽敞而又舒适的住宅，几个画眉鸟笼雅致地披着绣花的罩布，安乐椅靠背上也盖着绣花的罩布，以免坐在椅子上的人用颈背弄脏了椅套。这里的一切东西都很结实．牢固，大家一本正经地吃着饭，而且一本正经地互相说道：“马尔采特①。”
这个词我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法文“马尔”就是俄文的“糟糕”，德文的“采特”就是俄文的“时代”，这样一来，就是“糟糕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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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请吧’(德语)。——编者注
辛格尔两次把考茨基称作“我的浪漫主义者”。倍倍尔长着一个鹰钩鼻子，我觉得他有些自满。我们暍莱茵酒和啤酒，莱茵酒味酸而柔和，啤酒清香可口；谈到俄国的革命和社会民主党，他们也是酸溜溜的。不以为然的，然而谈到自己的德国的党——那可是太好啦!总之，一切都是很自满的，好象那些椅子也由于能够承受领袖们如此尊贵的躯体而心满意足似的。我和德国党之间有过一件“微妙”的事情；该党的一名重要党员，就是以后大名鼎鼎韵帕尔乌斯，从知识社得到一份委托书去各个剧院收集《在底层》的上演税。他是在1902年秘密到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在火车站上得到这份委托书的。他收集到的钱将这样分配：他得
总数百分之二十，其余的再作如下分配：四分之一归我，四分之三充作社会民主党的经费。当然，这个条件帕尔乌斯是知道的，甚至他还非常高兴。在四年中间，这个剧本在德国所有的剧院轮流上演，只在柏林一个地方就上演了不下五百场，帕尔乌斯收集到的大概有十万马克。但是，他不把款项给知识社寄去，却寄给该社的康．彼．皮亚特尼茨基一封信，在信里老实地通知说：他同一位小姐到意大利旅行了一趟，把所有这些钱都花光了。因为这次想必是十分愉快的旅行，跟我个人有关的只是这笔钱的四分之一，所以我认为有权向德国党中央提出关于其余的四分之三的问题。我是通过伊•巴•拉德日尼柯夫提出的。但是该党中央对于帕尔乌斯的旅行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以后我听说帕尔乌斯被撤销了在党内的某些职位一一说良心话，我倒是希望人家揪他的耳朵。后来，在巴黎有人指给我看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或太大，说帕尔乌斯就是同她一起旅行的。
我在柏林看见了一些文学家，美术家、文艺鉴赏家和其他的人，他们彼此间的区别只是自满和自我欣赏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在美国，我时常看见一心想作纽约的市长或州长的莫里斯．希尔奎特，还有孤独而疲惫地咒骂一切人和一切事的德布兹老头子(他刚刚出狱)，我看到很多的人和很多的事，但是没有遇见过一个了解俄国革命的全部深刻意义的人，我到处都觉得大家把俄国革命看作“欧洲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和这个国家里的普通现象，照一个“同情社会主义”的“漂亮女士”的说法，在这个国家里，“通常不是霍乱就是革命”。
到美国去为布尔什维克募集经费的这个想法，是列•波•克拉辛提出来的；瓦•瓦•沃罗夫斯基本来要作为秘书和演讲会的组织者同我一道去，他精通英文，但是党给了他什么别的任务，于是尼•叶•布勒宁(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直属的战斗小组组员)就同我一起去了；他是“哑巴”，在路上才开始学英文，到了美国还在学。社会革命党人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就对这次旅行发生了年青人那样强烈的兴趣；还在芬兰的时候，柴可夫斯基就同日特洛夫斯基一起来看我，劝我不要为布尔什维克而要“一般地为革命”募款。我拒绝了“一般地为革命”募款。于是他们派遣“老太太”①到那里去，这样一来，在美国人面前就出现丫两批人，他们各不相干，互不见面，而且显然是为着两个不同的革命开始募起款来；至于哪一个革命更好，更可靠，一一美国人当然是既没有工夫，也没有兴致去考虑的。看来他们早就知道“老太太”了，她的美国朋友们为她作了很好的宣传，而沙皇的大使馆却给我们安排了一场侮辱②。美国的同志们也认为俄国革命是“偶然的和不成功的事情”，所以在处理我从群众大会上募集来的款项时采取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态度。我只募集到很少的钱，还不到一万美元。我决定在报纸上“賺几文钱”，但是在美国也有帕尔乌斯这样的人。总之，这一次旅行是失败了，但是我在那里写成了《母亲》，这也是造成这本书里的若干“疏漏”、缺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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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知识社垮了，我来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商谈成立一个新的出版社，尽可能地把我们所有的著作家联合起来。我建议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瓦•瓦•沃罗夫斯基和另外一个什么入主持国外的编辑部，而让瓦•阿•杰斯尼茨基一斯特罗也夫在俄国作他们的代表。
我觉得应该写一些关于西方文学史和俄罗斯文学的书，一些关于文化史的书，以便为工人们自修和进行宣传提供丰富的事实材料。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反对这个计划，他指出有检查制度存在，把自己的人组织起来也有困难；大多数同志都忙于党的实际工作，没有时间来写作。但是他的最主要和最能说服我的论据大概是这样，出版大部头的书还不是时候，而且只有知识分子才啃得动大部头的书，然而很明显，知识分子正离开社会主义而走向自由主义，我们又无法从他们选定了的道路上把他们拉回来。我们需要的是报纸，小册子，最好是恢复《知识丛书》，但这是不可能的，在俄国是由于有检查制度，在这里是由于运输条件：我们要向群众散发成千上万的传单，可是不能把这一大堆东西秘密运去。等到时机好转，我们再来谈出版社吧。
他以一种惊人的、一向特有的生动和明快，开始谈到杜马，谈到那些“耻于作十月党人”的立宪民主党人，谈到“在他们面前只有向右的一条路”，接着就举出很多证据来说明战争快要到来，而且“不仅是一次战争，而是一连串的战争”一一他的这个预见很快就在巴尔干被证实了。他站起身来，以他特有的姿态把手指插在腋下的背心里，在狭窄的房间里慢慢地跛着，眯缝着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
“战争快要来了。这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到了腐烂的地步，现在人们已经开始遭受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的毒害了。我想，我们还会看见一场全欧洲的大战。无产阶级吗?无产阶级未必有力量防止这场流血的纷争。怎样才能防止呢?整个欧洲的工人罢工吗?他们还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和觉悟起来。这样的罢工一定是国内战争的开始，我们是现实的政治家，不能指望这个。”
他停住脚步，用鞋底磨擦着地板，忧郁地说：“无产阶级当然会大受苦难，它的命运暂时只有这样。但是它的敌人将互相削弱自己的力量。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他走到我面前，好象很惊异似的，用了很大力气，然而并不大声地说：
“不，您想一想，吃饱了的人硬要赶着饿肚子的人去互相厮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您能说出比这更愚蠢、更可憎的罪行吗?工人们将为此付出非常重大的代价，但是最后他们是会胜利的。这是历史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