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罗斯拉夫斯基: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和武装组织史实片断

1906年秋,在我们这些军事组织的工作人员面前尖锐地提出了今后的工作形式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感到,在有些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里存在着取消这一工作的倾向。他们说什么反正不会有任何结果。而另一方面,在陆军和海军里,自发的革命情绪却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革命的热情和风暴会发展成为混乱的、徒劳的、消耗力量的革命骚动和暴乱。其实,当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不管怎样,在军事组织的工作人员内部必须认识一致;还必须同我党的领导机关一起研究,以便确定联系和统一整个这一工作的形式;也必须使建立武装组织的意图十分明确(我们在各地都看到有这种意图)。

武装起义的各种问题在我们面前已经尖锐地提出来了。孟什维克当时提出了“用不着拿起武器”的口号,布尔什维克针锋相地提出了另一个口号:“把新的起义准备得比以前好”。在一些城市里建立战斗队的巨大工作已经开始进行。这些战斗队由最勇敢、最革命、奋勇战斗、准备经受最坚决的斗争的工人所组成。但是他们想干实际工作,希望直接参加斗争。在不少地方——在乌拉尔、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高加索、各个大城市里,战斗队队员都在开展活动。他们袭击警察局,进行某些恐怖活动,夺取武器,没收财产。在这方面也要把战斗队等战斗组织的任务加以明确规定。

各个战斗组织的工人们自然就产生一个想法:必须把起义的全部准备工作联系在一起;把各个战斗组织和军事组织的活动联系起来。许多同志努力学习军事,学习爆破技术,学习有关炸药的化学知识(已经去世的巴维尔·卡尔洛维奇·施特恩贝尔格同志——他那时好像是天文学教授——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在某些城市里,如在莫斯科,于1906年下半年就出现了像军事技术局这类联合中心。

同时,在各类同志中间产生了召开全俄军事组织和武装组织代表会议的想法。我们开了几次会,在一次会议以后,我们决定于1906年底在芬兰的坦默福斯召开军事组织和武装组织代表会议。

大家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次代表会议的工作做了多么肯定的评价,他是多么重视这次会议提出的各种问题。

在动身去参加这次会议以前,我想去见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工艺学院的食堂里,好像是波格丹诺娃同志告诉我,什么时候和如何去见列宁。我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后来到了芬兰,在那里我见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向我提出了一大堆问题。我立刻感到,在我面前的这位同志对我们的全部工作了如指掌,对我们的工作非常关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满足于我的一般性的回答,他想了解各种细节,了解我们整个工作的组织状况,我们今后的计划和我们的各种关系。他对我们创办军事指导员学校的经验颇感兴趣,在这个学校里我们训练自己的战斗队员,让他们学会使用爆破弹,制造爆破弹,学会使用机枪和其他武器,掌握爆破技术,学习巷战战术等。总而言之,我们为未来的革命培养战斗队的未来的指挥人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担心的是我们去搞什么冒险行动。他非常仔细地问我,我们是否有什么行动打算。他提醒我们说,采取任何重大步骤必须事前征得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同意。他又详细地询问了这次代表会议的组织状况,是否有通过孟什维克的决议的危险(因为我们估计,也有些孟什维克要参加这次会议)。

我一再请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席这次会议。后来我们甚至还用这次会议的军事组织和武装组织主席团的名义写信去邀请他。他给我们写了回信,可惜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但信的内容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对我们的邀请表示感谢,对召开这次会议表示赞许,认为会议十分重要;他同意会议的议程,同时他非常谨慎地一再提醒我们,不要通过与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原则路线相抵触的任何决议。为了帮助我们在意外的情况下扭转会议的方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后来还是派了一位同志来参加会议,就是已故的柳比奇(萨美尔)同志,但他未能对我们的决议做出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我这次同列宁的会见,改变了我去见他前的那种思想情绪。我和其他许多同志原来以为,我们这些战斗队员和军事人员所做的事情,党认为是不太重要的,是第二位的,所以对它不太重视。这是由于我们当时处在地下状态而引起的。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席谈话使我相信,我们做的工作是党所需要的,对党来说是重要的。我离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候感到精神振奋。我们当时就知道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的)将会想尽办法阻挠这次会议的召开,他们想破坏这次会议,因为我们的工作不合他们的心意。在得到伊里奇的支持以后,我们感到意志坚定,信心百倍。同时我们知道,我们的决议将会得到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在去出席代表会议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一定要使我们的全部工作符合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整个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