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将金·塔夫利达”号装甲舰起义的消息在国外，特别是在侨民中间，引起了什么样的轰动，是不难想象的。起义的消息不言而喻是来得迟了点，许多情况被误传、弄错、歪曲和夸大，但是我们知道并感到，确实是爆发了重大的武装起义，第一次真正的起义。
我们希望起义能获得成功，能获得正在挣脱世代桎梏、备受压迫的全俄国的支持，首先要能获得英勇的无产阶级的支持，因为它在斗争中已经表现出无限的忘我精神，已经受到过火与血的庄严洗礼。我又一次迫不及待地想要返回俄国去。在我们小组里回国的问题成了谈话的主要内容，每天都以不同的方式在进行议论。
我决定再找伊里奇本人，请求立即派我回俄国去，干任何工作都行。突然，有人转告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件很重要、很紧急的事情正要亲自找我。我打算立刻去见他，但是他赶在我前面了。不过我记不确切，他是亲自来的，还是在路上遇见我的。谈话时间不长。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尤任[17]同志，您应该尽快地，最好是明天，就动身去敖德萨，”伊里奇开口说。
我高兴得眉飞色舞，就说：
“哪怕是今天就走，我也愿意！有什么任务？”
“任务十分重大。您知道‘波将金’号装甲舰现在停泊在敖德萨。担心的是敖德萨的同志们不会好好地利用这次起义。您无论如何要设法上装甲舰去，说服水兵们行动要果断，要迅速。要设法让他们立刻登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轰击政府机关的建筑物。我们要把城市夺过来。然后立刻把工人武装起来，并且果断地在农民中间进行鼓动。您要把敖德萨组织现有的力量投入这项工作中去。你们要通过传单和口头宣传号召农民去夺取地主的土地，同工人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我认为工农联盟对于已经开始了的斗争具有巨大的、特殊的意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然激动了，据我当时的感觉，他沉浸在激情中。我以前从未见到过他这种神情。感到抱歉的是，他的下一步计划、打算和希望使我十分惊讶。
“接下去必须尽力把其余的舰队夺到我们手中来。我相信大部分舰艇会加入‘波将金’号行列里来的。只是行动要果断、勇敢和迅速。到时请即派一艘驱击舰来接我。我要去罗马尼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真的认为这一切都能做得到吗? ”我不由脱口而出问道。
“当然能！只是行动要果断、迅速。不过，一定要不失时机地行动，”他满怀信心，坚定地重复说道。
后来我才信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许多事情上是正确的，对形势的估计是对的。我在日内瓦时还缺乏这样的信心。在这之前我曾在敖德萨区住过三年左右时间，对那儿的条件和情况有所了解。在敖德萨这个做买卖的地方，真正的工人无产者是比较少的，而赫尔松的农民，尤其是敖德萨附近的农民，从革命态度上说远非可靠分子。我并不指望能轻易夺取黑海舰队。但是我完全赞同伊里奇的意见，行动要果断、勇敢和迅速。“波将金”号的起义必须尽量加以利用。我盘算要是不能夺取敖德萨的话，就随“波将金”号开赴高加索沿海一带去，首先去巴统地区。巴统的卫戍部队和要塞为我们的舆论直传所牢牢控制。这点我是很清楚的。巴统工人不止一次出色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还有，古里亚的农民（格鲁吉亚省）和其余邻近地区的农民的革命热情也非常高，他们是跟随社会民主党人的。不错，在那里活动的多半是孟什维克，但是格鲁吉亚的农民实际上在公爵的手中还处于农奴的从属地位，所以我认为他们是容易而且乐意支持起义的。我觉得巴统作为革命根据地来说在整个黑海沿岸一带是一个最可靠的地区。
我当然再次表示准备立即出发。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在动身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一次同我谈了话，并且再三强调,预先取得农民积极的支持尤为必要。
“让他们去夺取地主、教会及其它的土地。号召他们这样去做，并且帮助他们。”
我完全同意对农民采取这种政策和策略，但还是提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注意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这个决议只讲到“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对农民所采取的能够改善他们的处境的一切革命措施，包括没收地主、官府、教堂、寺院和皇族的土地在内”[18]，而只字未提号召用革命手段去夺取这些土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的建议超出了这个决议。我完全同意您的建议，但它是否应成为在农民中进行鼓动时的总的指示精神？这是不是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马上回答。他考虑了片刻，然后较为慎重地说：
“不，中央委员会暂时还没有发出这样的总指示。一切取决于总的形势，也取决于每一个具体场合的条件和状况。敖德萨现在的形势是需要把革命力量全部发动起来，开展斗争。”
当然，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番谈话我现在不可能逐字逐句地转述，而只是大概的意思，但是对这个谈话的实质和内容我是可以负责的。委托我办的事情太重大了，所以我对随之而产生的一切情况一辈子都牢记不忘。我亲切地告别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答应详细地按时向他报告事变的进程。我答应如果起义确实能取得胜利，就不单会派一艘驱击舰，甚至会派一艘巡洋舰或是一艘装甲舰到罗马尼亚去接他。
现在我们都非常明白友好的工农联盟在过去和现在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多么重大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意义。在1905年革命期间里，这一点甚至对许多布尔什维克来说完全是不清楚的。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对农民则早就抱着一种十分怀疑的态度。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仿效自己的西欧同志，另一方面在同崇拜农民和赋予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以主要作用的民粹派激烈论战时，对农民在政治上和革命方面的作用也估计不足。尽管遭受了残酷剥削和彻底破产的农民还在1901—1902年时就通过激烈的土地骚动事件受到人们的密切注意；后来在1903年召开的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十分温和的（以免说得太刺耳）土地纲领，答应农民的只是要收回地主手中的“割地”（解放农奴时地主所夺取的农民的土地）。众所周知，社会革命党人极其蛊惑人心地利用了这个“割地”问题，并且以此靠损害社会民主党人利益的办法不单在农民中间，而且在还没有跟土地、农村断绝关系的人数众多的工人中间捞取了一大笔资本，使其名声大振。
现在我们知道，列宁同志还在1902年就提议在党纲的土地部分写进土地国有化的要求。遗憾的是他的提议没有获得通过。但是自1904年起他就愈来愈坚定地开始谈论和撰文提到俄国农民在行将到来的革命中应该起的巨大作用，而到了1905年他就已经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问题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是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坚决要求，才作出了上述的《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当然，就连这个决议也还是不够坚决的。当时需要的不单是“支持”农民夺取全部土地的愿望，还要号召他们这样去做，就象我们后来在1917年釆取的那种做法。但即使这样一个决议也已经是朝前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在1905年底，列宁就提出进一步的打算，即修改我们的土地纲领，提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而正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问题上在布尔什维克（主要是列宁）同孟什维克之间立即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历史实际上已经证明谁是对的。
我继续讲下去。就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建议的第二天，我乘特快列车途经奥地利回俄国去。为了安全起见给我弄到一张正式的出国护照，上面填写了某个将军儿子的名字（姓什么我忘了）。带着这张护照我就能放心地公开通过国境。就连登记在俄国居住的事好象也是与伊林一起用雷宾斯克市民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康金的名字搞了一个很简单的伪造证件。果然不错，边防宪兵很客气地向我举手致敬，显然是把我当作真正的将军的儿子；对我的行李的检查只是装装样子而已。
我又回到了俄国！我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坐上了开往敖德萨的火车。我小心谨慎地向同车的人询问敖德萨发生的事情。可是情况谁都不清楚。有人谈到一些枪杀和失火的事，谈到“波将金”号用大炮轰击城市的事。算了吧，我很快就能实地了解到全部确切的情况了。
我抵达敖德萨时，可惜已经是夜里了。根据给我的地址去寻找秘密住所既冒险又根本不可能。没办法，我不得不住旅馆。出示了伪造证件进行登记。城里已经实施戒严，但是我的伪造证件十分顺利地通过了；证件没有引起任何疑问就给登记好了，后来我把它当作居留证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
第二天我跟我们的敖德萨组织联系上了。我清楚记得我是同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19]同志会面和谈话的。其余的敖德萨人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原来，我来迟了。“波将金”号装甲舰已经离开敖德萨港了，在敖德萨没有发生起义，而是发生了一场残酷的暴行。
据人家告诉我（对于历史的准确性我无法保证），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在黑海舰队里早已顺利地进行了宣传和鼓动工作。通过宣传被说服的水兵在“叶卡特林娜二世”装甲舰上尤其多，所以在酝酿起义中对该舰寄托了主要的希望。分舰队当时即将举行夏季演习。它装上了相当数量的弹药之后，就出航演习去了。在出航之前，整个分舰队通常要集合在坚杰尔小岛附近。这一次首先驶向海岛的是“波将金”号装甲舰，余下的分舰队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
“波将金”号舰上的水兵早就憎恨自己的指挥官哥利科夫[20]和其他的军官，因为他们非常残忍地虐待全体舰员，肆无忌惮地对他们进行压榨。出航的第一天，水兵们吃的就是生了蛆的臭肉，他们开始表示不满，并提出了抗议。军官们就粗暴地辱骂他们，并且进行威胁；指挥官哥利科夫还开枪打死了有威望的抗议者瓦库林丘克[21]，水兵们在马丘申柯[22]和其他较有觉悟的同志的带领下拿起了枪，在几分钟之内就把军官们歼灭了并扔进了大海里。为了指挥起义的舰艇，选举了以马丘申柯为首的一个委员会。装甲舰起锚驶往敖德萨。
驶抵敖德萨之后，“波将金”号全体舰员发布了告《敖德萨诸君》书，阐述了装甲舰上所发生的事情，并号召敖德萨的居民支持他们；同时，还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要求地方当局不要阻挠埋葬一名被打死的水兵，并提出了警告：如果设置障碍或扣留代表团的话，装甲舰将立即炮击城市。确实，当警察局遵照市行政长官的命令企图扣留代表们的时候，装甲舰开了几炮。我亲眼看见了市中心的一幢房屋被打了个口子。可惜的是，显然由于发生障碍瞄准错了，所以炮弹击中的不是政府大楼。但是被扣留的代表立刻获释了。
后来为被打死的水兵瓦库林丘克举行了示威式的送葬仪式。水兵和当地革命组织的代表发表了演说。有演说，有辩论,过于多的演说和辩论，但是行动，果断的革命行动显然过于少了。然而需要的首先是釆取行动，即用弗·伊·列宁指示的方法，用他给我指定的方法去釆取行动。甚至关于其余的黑海舰队可能转向“波将金”方面来的问题，他也是正确的。
海军上将丘赫宁[23]派出整个分舰队去对付“波将金”号。现在我不记得丘赫宁是否亲自率领了分舰队。获悉这个情况之后，“波将金”号勇敢地迎战追击它的舰队。在答复要它投降的时候，它升起了战斗的旗子，准备好了大炮，并继续朝前驶去。突然，“格奥尔基胜利号”装甲舰离开了分舰队，升起了红色的旗子之后，就加入“波将金”号的行列中去了！还有两艘不大的舰艇也效法它的行动。在分舰队的其他几艘舰艇上响起了一阵“乌拉”的喊声，表达了热情的敬意。海军上将给舰队发出了向后转的命令。如若起义了的装甲舰连忙去追赶正在退却的分舰队，用自己果断的行动去支持动摇之中的舰艇的话，连其余的舰艇，甚至整个分舰队都会加入起义的装甲舰行列中去，这是十分可能的事。“勇敢，勇敢，永远勇敢！”（De l’audace,encore de l’audace,toujours de l’audace!）革命大师丹东曾经反复这样说过。
但是勇敢、坚决和机智的精神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波将金”号和“格奥尔基胜利号”让溃乱、发慌的分舰队安然后退，而自己却驶往倒霉的敖德萨港。然而，敖德萨的警察当局并没有打盹。它动员了敖德萨流浪者中间的败类，给他们灌得烂醉；在敖德萨这个做买卖的城市里这类人一直是很多的。于是在港口区里就发生了抢劫和暴行，末了港口燃起了一场大火。
我是在大火快烧尽时到达的。港口的建筑物还在冒烟。“波将金”号已经不在港口里了，只有“格奥尔基胜利号”停泊在那里。原来在这艘装甲舰上水兵只是把指挥官抓了起来，而没有把他们消灭。
水兵中许多人动摇了。起义的装甲舰行动犹豫不决，更确切些说，是它们的无所作为的表现；加上敖德萨港的一场火灾，使水兵的动摇加剧了。被抓起来的军官开始向水兵鼓动投降，答应请求当局完全赦免自愿投降的人。“格奥尔基胜利号”的水兵决定投降了。于是“波将金”号就起锚驶向公海。
“它究竟开往哪儿呢？打算干什么呢？”我向敖德萨的同志们追问。
我得到的回答是装甲舰看来开赴高加索沿海一带去了，至于它的计划，那谁也说不清楚。我心中闪过一线希望，或许“波将金”号会想到可以到巴统去碰碰运气，那个地方是我曾打算一旦在敖德萨不能得手的话就打发它去的。我知道了登上装甲舰的口令，便赶乘第一班轮船去高加索。但是还在诺沃罗西斯克我已经获悉，“波将金”号往西开去，驶向罗马尼亚海岸。正如大家已经知道的，到了罗马尼亚后起义失败的装甲舰，这个“漂浮的共和国”的全体人员把舰艇交给罗马尼亚当局后就登岸了。1905年的这场第一次的武装起义就这样告终了。
我写信把我们遭受失败的事情告诉了弗·伊·列宁，自己就决定前往莫斯科，因为我认为莫斯科以及整个工业中心区定将成为革命运动的主要中心之一，我的看法并非没有根据。莫斯科的无产阶级现在对参加革命运动暂时还不太积极；不过，任何一个对无产阶级有所了解的革命者不会怀疑它最终会振作起来，万众一心行动起来。
[17]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瓦西里耶夫—尤任（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Южин，1876年10月29日——1937年11月8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9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7—1917年期间11次被捕。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萨拉托夫委员会主席兼萨拉托夫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萨拉托夫武装起义。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9年加入契卡。1921年参与镇压了安东诺夫叛乱。1921—1924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助理检察官。1924—1937年任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后获平反。
[18]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92—93页。——编者注
[19] 埃米扬·米哈伊洛维奇·雅罗斯拉夫斯基（Емелья́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Яросла́вский，1878年2月19日——1943年12月4日），出身于一个犹太移民家庭。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起担任《火星报》记者。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19年任莫斯科军区政委。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俄共（布）彼尔姆省委书记。1921—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3—1934年任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43年任武装无神论者联盟中央理事会主席。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1935年任苦役政治犯及流放移民协会会长。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9—1943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兼苏联科学院院士。1943年逝世。
[20] 叶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哥利科夫（Евген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Голиков，1854年3月2日——1905年6月27日），俄罗斯帝国海军军官。1871年入伍。1877—1878年期间参加俄土战争。1903—1905年任第36海军舰队司令兼“波将金”号军舰司令，在任期间残忍虐待舰员。1905年6月27日在“波将金”号军舰起义中被击毙。
[21] 格里戈里·尼基蒂奇·瓦库林丘克（Григорий Никитич Вакуленчук，1877年？月？日——1905年6月27日），俄国黑海舰队火炮士官，服役于“波将金”号军舰。1905年6月27日因拒绝食用带有蛆虫的罗宋汤，最先使用武器进行抗议，在与军舰军官作战的过程中壮烈牺牲。
[22] 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马丘申柯（Афанас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атюше́нко，1879年5月2日——1907年11月2日），出身于鞋匠家庭。1900年入伍。1904年11月参加革命活动。1905年6月领导了“波将金”号军舰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罗马尼亚。1906年被罗马尼亚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随后流亡瑞士。1907年秘密回国，旋即被捕，11月2日英勇就义。
[23] 格里戈里·巴甫洛维奇·丘赫宁（Григорий Павлович Чухнин，1848年？月？日——1906年6月28日），俄罗斯帝国海军少将。1858年入伍。1904—1906年任黑海舰队司令。1906年6月28日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