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期满后（那是在1904年底）我刚来到基辅，就接到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书面通知，要我立即出国参加党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工作。我动身到了国外。
在巴黎我呆了好几个月，多少是想把分歧的情况进一步弄弄清楚。可在巴黎我还是一下就当上了那里一个很小的布尔什维克小组的领头人，随即开始与孟什维克们干了起来。
列宁曾给我写过两封简信，要我赶紧上日内瓦去。最后，他亲自跑来了。
他的到来使我感到有点意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未作任何明确的解释，只是坚持要我马上去日内瓦。
到日内瓦去的事，我同意了。
就在那时候，列宁决定在巴黎就俄国革命和俄国农民的前途问题作一次长篇的专题报告。
在这次报告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他的演说。列宁在讲坛上变成了另一个人。他讲话时全神贯注，两眼凝望着听众；他的身子时而前倾，时而后仰，动作单一，但十分有力；言词滔滔不绝，意气风发，这一切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我明白，作为一个演说家，这个人一定会以他的雄辩给人们留下强烈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原先就知道，作为一个政论家，列宁是多么地有力量！他以异常明朗的风格见长，善于把各种思想，即使很复杂的思想，表达得惊人地简单，阐述得如此深入浅出，就连头脑最不开窍、很少思考政治的人听上去也都会觉得一清二楚。
那时候我就已经清楚地看到，他性格的主要特点，构成他面貌一半特征的，就是意志，极其明确，高度集中，能专心一意地致力于为聪睿的头脑所勾画的当前任务的意志，能把任何局部工作都看作是通向世界政治目标长链之一环的意志。
大约在报告会之后的第二天，记不得为了什么事情，我们去到雕塑家阿隆松那里，那时我同他相交颇为不恶。阿隆松一见列宁的头部便赞叹不已，于是就请求列宁允许他至少塑个头象浮雕。
他向我指出了列宁与苏格拉底的神似之处。其实应该说，列宁虽象苏格拉底，但比较起来却更象维尔连。那时卡尔里也尔的版画维尔连肖像刚问世不久，以后为日内瓦博物馆购进的著名的维尔连半身雕像也是在那个时候陈列出来的。
不过，有人指出过，维尔连跟苏格拉底也非常象。相象的主要点就在气度不凡的头形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颅骨的构造确实令人叹赏。需要仔细一点观察，方能对其力量以及那开阔而饱满的前额轮廓作出真正的估价，并且发现，我可以说，一种从它表面放射出来的照人的光采。
雕塑家当然一下子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除此之外，一对深邃的、不很大而目光专注的眼睛也是他跟维尔连和苏格拉底比较时更象维尔连的地方。但那位大诗人眼神忧郁，似乎黯淡无光（根据卡尔里也尔画的肖像），而列宁的眼睛却饱含着嘲弄和讥讽的意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和一种特别兴奋的神采。列宁的眼睛是如此地富有表现力，如此炯炯有神，使我后来常常对它们在无意之中流露的各种表情欣赏不已。
苏格拉底的眼睛从那些雕像来看象是鼓出来的。
脸的下半部又是颇为相象，特别当列宁多少留一点大胡子的时候。苏格拉底、维尔连和列宁的胡子长得一模一样，都有点凌乱和未加修饰的样子。
当我与列宁进一步熟识之后，就又看清楚了他的另一个乍一看并不起眼的优点，这就是他那惊人的活力。这股力量在他身上奔腾着、激荡着。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列宁该已经有五十岁了，但就他生活的紧张程度而言，那他就是现在也还完全是个年轻人，一个十足的小伙子。他笑起来多么有感染力，多么可爱，多么象孩子，逗他发笑是多么容易，他是多么喜欢笑——这种人战胜困难时的表情呵！在我们经历最危险的时刻，列宁照样保持着平静，而且还是那么喜欢开怀大笑。
他生起气来同样也是非常可爱。他总是克制着不让自己发怒，这样，他的忿怒几乎就象在闹着玩似的。这种雷霆之怒，“就象是连跑带跳地嬉戏玩耍，在蓝天里轰隆隆炸响”。[1]我有许多次注意到这种表面上的爆发，这些气冲冲的话，这些尖刻的嘲讽；同时他眼里却微露笑意，而且这场怒火能在一刹那间整个地平息下来。仿佛这场气是由于列宁认为十分需要这才发作的。他的内心深处非但是平静的，甚至还乐着呢。
在个人生活中列宁最喜欢的也正是这种质朴、率直、单纯、充满旺盛精力的乐趣。他最宠爱的是孩子和小猫。有时他会同他（它）们一连玩上几个小时。
列宁把生活中这种有益的情趣也带到了他自己的工作之中。他下笔极快，笔触奔放，行文信手拈来，毫不费力，不加任何涂改。他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写作，一般是在早晨；但也有在深夜，辛苦了一天回到家里的时候；或是别的任何时间……
列宁的工作极其勤奋。我真想说他简直是个不知疲倦的人；我现在如果不能这么说，那是因为我知道最近以来，他作出的超人的努力终于迫使他每到周末便感到体力有所不支而非休息不可。[2]
但是列宁还是很会休息的。因此即便休息时间很短，列宁也能很快恢复疲劳，精神抖擞地投入新的战斗。
这涌泉般熠熠闪光的生命力，连同那博大而精深的智慧以及我在前面谈到的高度集中的意志，就是列宁的魅力所在。这魅力对于周围那些接近他的人来说是无比巨大的。对于那些能力大小和精神状态都迥然不同的人，从象高尔基那样反应机敏的才智超群的人物到来自奔萨省偏僻地区的某个举止笨拙的庄稼汉；从第一流的政治家到随时准备为“世界革命领袖——伊里奇”献身的某些陆海军士兵（昨天他们还是黑帮分子），这种魅力都起着同样的作用。
“伊里奇”这一亲昵的称呼流行很广，乃至连一些从未见过列宁的人也跟着这样唤他。
现在我再回过头来继续回忆有关列宁在大革命前的情况。
在日内瓦我同伊里奇先是在《前进报》，后来又在《无产者报》的编辑部里一起工作。列宁是一位非常好的同行。他写东西，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又多又省力，对待自己同事们的工作也十分认真，常为他们改稿、作指示，对每一篇有才气、有说服力的文章他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1905年1月以前，我们在日内瓦生活的第一阶段，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党内斗争上。这里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列宁对论战双方的唇枪舌剑竟采取无动于衷的漠然态度；他并不以为争取多数站在孟什维克一边的国外听众的工作有多大意思。他从不在各种隆重的辩论场合露面，也不太赞成我去参加，他宁愿让我去做整篇整篇的专题大报告。
从他对待论敌的态度里觉察不到任何暴怒，然而，他却是一个十分严酷的政治上的对手，对于他们的每一次失策，他都加以利用；对于机会主义的每一个苗头，他都捉住不放。话说回来，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后来孟什维克们果然自己把他们那时候的火星统统吹成了十足的机会主义的火焰。我们跟孟什维克的关系搞得实在是够糟的，因此，政敌当中也就很少有人能在那时保持一点人与人之间的私交。孟什维克成了我们的敌人。使孟什维克同我们关系特别恶化的是唐恩[3]。列宁一向很不喜欢唐恩这个人，对马尔托夫[4]倒是喜欢的，但认为他政治上太优柔寡断了。
列宁在当时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以极大的热忱展示了进—步开展革命斗争的前景，并且热切地向往回到俄国去。
但我这时因健康欠佳和疲惫的缘故到意大利去了，跟列宁只保持书信往来，多数是属于政治事务性的，因为谈的都是有关报纸的事情。
[1] 此句引自俄国诗人费·丘特切夫《春雷》一诗。——译者注
[2] 1923年3月列宁病重期间，我把这几行话重新看了一遍，我觉得应当承认的是，无论是他对自己，还是我们对他，都没有很好珍惜。不过我还是相信弗拉基米尔·伊虽奇强健的体质会使他战胜病魔，不久他便可重新回来领导俄共和俄国。不仅在3月份的时候，就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前一个星期，我们都还是这样期望着的呵。所有为他治病的医生无一例外地对他的家属和挚友们保证说，病情正在迅速好转。就这一点来说，1923年3月份我们对病情的估计反而比，譬如说，同年的12月份来得更为悲观一些。而就在同时，不治之症却继续在发展。医生们错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伟大的脑子，在病患已使它严重受损的情况下，竟还是那样刚毅地跟各种症候作斗争，以致有时使病情出现鼓舞人心的好转。正是这一点使医生们迷惑了。——阿·卢·注
[3] 费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
[4]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