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为捍卫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而斗争”[9]
哪儿有这种道理？——
你们欺侮我们，
你们的这种行径，
将要受到老天爷的严厉惩治……
（一首工厂里的诗）
我们的工人兄弟在工厂里的处境，是异常艰巨的。他们必须忍受许多五花八门的压榨、勒索和威胁。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迫害，到处都是压榨和罚金，但是收入却是菲薄的，难道对我们的压迫还少吗？尽管从工厂开门那天起，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不能就此甘心情愿地去忍受。我们奋身起来，反对上面所述的这些暴行，而且要在这一斗争中做胜利者。资本家－厂主恶毒地压榨我们，然而政府当局的迫害，还要厉害。形形色色的、披头散鬓的神甫，千方百计地向我们灌输奴隶的服从思想，假仁假义地责备我们的酗酒和诸如此类的放荡行为。当然，我们对这一切早就习惯了，而且很懂得它们的意义。至少可以用俄罗斯的一句谚语“狗叫”去形容它们。但是，当俄罗斯的一些报刊也出来反对我们工人的时候，我们还是很难过的。“公理到底在哪儿哩？”这好像等于说，不仅资本家和政府，就是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的机关杂志，像《俄国财富》，还有，至少达东诺夫先生，都不是我们的同情者。我们虽然不能一口咬定地这么说，但是我们有根据提出疑问。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而且牢牢记住：“解放工人，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共产党宣言》）。总之，《俄国财富》曾经刊登过达东诺夫先生的一篇文章《俄国的曼彻斯特》（1900年12月）。达东诺夫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谴责我们酗酒，并且责怪我们对这类可以说十分重要的谴责置若罔闻，因此我们决不能再不加答理。当然，这种情况要是发生在几年前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去答理的，因为《俄国财富》那时也决不会接受工人的抗议，何况是做现在的这种说法。不过，那个时候也许已经过去了，而我们也在努力改好，少让别人指责我们。
我们现在还记得星期日学校的一个女教师，对学生们的答复。有一次，谈话涉及到“自由主义者”一词。女教师在解释这个名词的时候，竭力把自由主义者的个性提到相当的高度，而且从好的方面来阐述它。这里既有教育，也有人道，还有法制，更有充分的自由，以及“自由主义者”的个性所拥有的其他许多优良品质。我在别的一些学生那里听到这种阐述的时候，立刻想起一张报纸说：自由主义者在国外常常（也可能是经常？）进行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在这以后，我很久都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所有优良的品质，都和我们这些向往幸福的人格格不入。这是顺便说说的。现在我们来努力回答达东诺夫先生提出的上述责难，尽可能辩明我们的行为。
达东诺夫先生说，“我们主要的花费，是衣着和伏特加酒。每年这两项，每项都得花三十到七十个卢布”，而“工人的这种花费是从一年的工资一百到两百个卢布中间支出的”。也就是说，一个一年收入一百卢布的工人，在衣着和伏特加酒上要花去六十个卢布。这等于说，这个工人一年内平均每月只要三卢布三十三个戈比，就能吃到肉、面包、茶叶，还能租赁房子，吸烟，洗澡，剃头，并且往乡下寄钱。啊呀，啊呀，达东诺夫先生，你说话太荒唐啦！
要是一个工人每年真能花三十个卢布沽酒的话，那他就能用这些钱买五瓶伏特加酒。结果，达东诺夫先生却说，啃面包、嚼马铃薯、喝麦粥的工人，一天喝一桶酒。因此，你们就讥笑我们，呼我们“酒鬼！”这是否过分呢？！一个工人即使每个星期天花掉一个卢布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年得花掉五十二个卢布，而他还得吃饭，除了星期天以外，还有例假。的确，过年过节，倒是买很多酒，在伏特加上花去一大笔钱。逢到复活节和圣诞节，工人总是多喝两杯，但是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工人是酒鬼，那就眼光未免太短浅了。应当记着，靠茶叶、面包、马铃薯活着的工人，要喝上一杯是并不那么容易的，尤其是当他们得不到机会去充分干卖力气的活的时候……达东诺夫先生硬说，酗酒成了一种风气。他是根据禁酒会的种种指责而做出这个结论的。当然，我们工人清楚得很，禁酒会里的许多人是些什么人，而且也知道在制造新风气的情况下，即当沙皇和神甫想当酒店老板、而部长维契当酒保的时候，他们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会是些什么人；只要提醒一下伯爵托尔斯泰从莫斯科禁酒会的荣誉会员中被除名，就足够说明问题了。让那些有教养的先生们去宽恕我吧，——但是我不需要做一个断言，这些有教养的先生决不会当上这些社团的头脑的先知。《火星报》打算尽速让读者了解一个正在加紧根除酗酒的禁酒会……完全正确，达东诺夫先生，不仅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而且在彼得堡、莫斯科、南方，乃至全俄罗斯，都有“请客”的事。这是每一个有教养的工人必须与之斗争的坏事，然而我们不能同意：它是“工厂生活中的一件最可怕的坏事”，尽管别人只是因为一个新进厂的织布工人邀请十到十五个人吃饭，给他们沽上四分之一桶的酒，而可笑地认为他在用这种办法强迫他们酗酒。其实，他们不光在工作以后喝杯洒，还庆贺他的进厂。要晓得，这样的“请客”，工厂里不是每个星期都有的，一年至多碰上一回到三回。说老实话，“鬼并不像禁酒会和达东诺夫先生所画的那么可怕”。我们要提出几个疑问：为什么我们上面的“请客”就是“达到某种程度的风气的酗酒”，或者“是工厂生活中的一件最可怕的坏事”？而像文学家这类有教养的人在各种纪念会、宴会、庆祝会上喝的酒怎么也不会少于任何“请客”会上的人，试问，达东诺夫先生，为什么这就不是“达到某种程度的风气的酗酒呢？”当大人先生们“举杯祝好”、接着“碰杯”、“回敬一杯”、然后再“为公爵干杯”，这样无休止地在各种“干杯、碰杯、敬酒”的情况下喝个不停的时候，达东诺夫先生，为什么，这就不算是“达到某种程度的风气的酗酒呢？”这就不算是有教养的上流阶级的“生活中的一件最可怕的坏事吗？”姑且拿部长西彼金来做例子，他为了消磨这个夏天，到处参加宴会，醉得比皮鞋匠（请允许我在同志们面前用这个字眼）还厉害，这完全是真事。工人们亲眼看见他“狼狈”地从摩洛索夫家里参加过酒宴走出来，用一句工人的粗鲁的比喻，他简直是“光着屁股”走的。达东诺夫先生，难道上面说的这些丑事，就不助长“普遍的群众性的酗酒吗？”再说一遍，为什么我们的“请客”就是“达到某种程度的风气的酗酒”，而上面说的其他宴会就不是呢？我们知道这种原因，因此我们不能对这件事默不吭声。达东诺夫先生，分歧之点，完全在于：你们是有学问的人，尤其是形形色色的大人先生们和诸如此类的禁酒会会员们是在阔气的大饭店、俱乐部、公馆和宫殿里喝酒的，而我们这些穷人的喝酒地点，都是在后院子里和客楼里，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逢到夏天，在干瘪的小草坪上喝酒，嚼着粗淡的下酒菜。谈到酒量，我们是不能特别恭维自己的，因为我们那时面苍白而又体弱无力。你们没有看见酒鬼西彼金先生吗？他清醒的时候，看上去就活像个大铜炉子，如果喝醉了的话，那他就更美啦〔顺便提一下，我们劝他还是少喝酒的好，免得像叶伽契琳娜时代的省长凯莱尔将军那样被酒精烧死）。话要说回来，我们要是在后院子里喝酒的话，我们就不准你们说我们是酒鬼，而把别人称作禁酒会会员。你们看报的时候，也会看到：每一期上都登载着干杯、碰杯、敬酒等字样。文学家先生一辈子手里都握着高脚杯，竭力心平气和的，描写高尚的酒宴。啊，文学家先生们，世上还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吗？！这不由得使人要问：究竟禁酒会在哪儿呢？达东诺夫先生在哪儿呢？而他的眼力又表现在哪儿呢？他为什么不肯说：“教育丝毫没有提高”呢？他们究竟为什么要闭口不说话呢？很简单，他们害怕别人威胁他们，因此他对上面的酗酒只好讳莫如深。而对待工人就是另一码事了。对待他们，什么都可以说，因为工人是被人缚着的，因此干吗不跑到他们跟前去唾他们两口呢？于是五花八门的禁酒会就磨刀擦剑起来，而达东诺夫之流的人也跟着他们呐喊。关于酗酒的事，可以不谈了，但是同达东诺夫先生的公案，还没有完。这就是看到几个工人穿件毛纺的短裤的事。一个工人住在城里本来是乡下人打扮而现在买了件城里衣服穿，就真值得大惊小怪吗？难道达东诺夫先生就认为农民不需要城市服装、老百姓只配永远庄稼人打扮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就等于承认希望在农村中保留简陋的土舍。我在这种情况下不打算把嘲弄服装的罪名放在达东诺夫先生的身上，而是要着重指出两个假设中的一个好的假设。我们早就尊敬的普列汉诺夫谈到工人（革命运动中的俄国工人）时说过，他们常常在服装方面和知识分子不同，但是有好处（可惜，我现在手头没有这本书，不能引用这位可敬的作者的话）。总之，比起不爱惜衣服，还不如让衣服穿得漂亮些。老实说，我们这里的住宅问题提得很不妥当，不仅我们居住的城市，而且全俄罗斯都有人起来颂扬它，甚至捍卫它。在很挤的屋子里住惯的工人，使得某些有教养的工人很气愤。这些住惯拥挤房子的人，竟然认为他们住的房子比两、三个人住一间屋子还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习惯住在工人宿舍里很快活，而待在两、三个人住的屋子里，就好像待在监牢里一样。这种环境的生活经过几十年也就习惯了，根深蒂固了，而刚从乡下出来的人除了指望往乡下寄两、三个卢布以外，起初什么都不想，因此他们还准备降低这些条件。群众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就忍受不住孤独，不可能立刻把它当作刑罚看待。米尔新[10]先生在他的著名的作品《世界上被唾弃了的人》中，也描写了这种心理状态。在这个作品中，一个有教养的人忍受不住大牢房里的生活，而认为这是一种刑罚。这个人认为最好待在单人牢房里。但是，要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没有文化的人）待在那里的话，单人牢房反而成了对他的惩罚，而大牢房才能使他高兴。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任何一个有些文化的工人，都竭力想法单独一个人住。如果许多人都住工人宿舍里，大家就分居在单独的房间里，或者两户人家合住在一间屋子里，因而观察家达东诺夫先生就能够在那里的屋子里看到床铺。达东诺夫先生的眼力，的确令人惊奇。他决不是克雷洛夫[11]寓言中看不见大象的主人公，绝不！达东诺夫先生一到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去拜访工厂，就立刻注意到一块凹地，什么样的凹地呢！——所有的工厂都在那里，你们瞧，达东诺夫先生就有这样的眼力……他把身子转了一圈，发现了很多东西，因而隔了没有一会工夫，他就回头往像风车翼子般的凹地走去，上上下下地走动。这里有厂主、行政当局、全市的市面，等等。但是，我们不想谈这些发现，只是来谈我们工人的事。就这样，他回身没多久，就立刻发现了“达到某种程度的风气的酗酒”，又一回身，就看到工人的睡觉情况，挤得好像阿斯特拉罕的罐头鱼似的，一个人的头竭力往另一个人的脚底下钻。过了一会，他又回身看见工人（全体）都没有丝毫读书的愿望和任何求知的希求。再一回身，他又看到：几个工人“合饮一瓶白酒”。再回身又发现：“警察局的警察破获了某一件案子”，留下了一件撕破的长襟衫。一回身，他又发现一座萧条的剧院、轮圈舞和游荡的观众，以及哪儿都没有一本书。接着，他又回头看到离《俄国财富》很远的铁路。虽然，达东诺夫先生的眼力很尖锐，然而单凭他一个人是发现不完的，而且也不可能把《俄国财富》的篇幅都登完。我们认为，他反映的情况不完全，要知道全部情况中还缺少我们有理由等待观察家达东诺夫先生说的几句话。真的，他会说：“毫无疑问，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都是懒虫”。同时，在我们回过头去指控以前，说不定，达东诺夫先生还会补充一句说，我们“对于知识，根本就漠不关心”。达东诺夫先生得到了席斯契林先生对他的文章的答复。席斯契林先生向观察家达东诺夫先生指出，他举的数字是错误的，这也就是说，他本来想“捉个猪崽子，但却牵了条大犍牛”。然而，我们却要说，他是常常犯错误的，即便在相反的情况下。譬如，他在谈到读者的人数时说：“读者，年龄在20－30岁的，占23%。”我们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打哪儿弄来的，不过这点对我们不怎么重要。显然这是从禁酒会的总结报告中摘来的，而禁酒会的总结报告恰好反映了达东诺夫先生所描写的那个时期。下面是按年龄分类的读者表。读者表：
年龄15岁以下的……………………159人
年龄15－20岁的……………………818人
年龄20－25岁的……………………240人 16.41％
年龄25－30岁的……………………160人 10.91％
年龄30－40岁的……………………54人
年龄40－50岁的……………………27人
年龄50岁以上的……………………8人
原来，年龄20－30岁的读者，不是23%，而是27%。而且有很多读者都不是工人，我们可以从下表中看到：
工厂工人……………………1155
手工业者……………………108
商人……………………27
各种行业者……………………95
无业 者 ……………………81
共计1466个读者，其中商人、各种行业者、无业者只占13.8%
这个表也清楚地说明了谁是读者。但是，我们如果把读者的人数和书籍的卷数比较一下，就会明白许多人都不是经常的读者的原因了。
读者人数……………………1466人
书籍卷数……………………1496卷
14个月内借出书籍卷次……14211卷次（果戈里的著作占第一位）
老实说，结果，工人只好阅读黄色书籍，这并不是工人有这种口味，而是因为缺乏好书。如果达东诺夫先生打算责备农民吃鹅鸭而不吃面包的话，那么这种责备就和他责怪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的行为完全一样了。达东诺夫先生，您责骂工人对知识漠不关心，但是为了纠正工人这种对知识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您又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达东诺夫先生，您指责工人讥嘲地方自治机构和下级警官，但您又写过文章去说明它的优点吗？什么也没有写！要是一个工人在乡下的教堂－教区办的学校里念书，他会知道地方自治机构的优点吗？什么也不会知道！如果有人写了一本有关地方自治机构和论它的活动的通俗小册子，禁酒会和工厂的图书馆会出借这类小册子吗？不！工人们能从你所说的图书馆里借到这本小册子吗？不！工人们能从你所说的图书馆里借到深孚众望的作家所写的，知识分子能从中汲取知识的名著吗？不！工人们从图书馆里借到的书籍，能使工人们得到真正的知识吗？不！上述五个图书馆的书籍，能使多少有些教养的工人感到兴趣吗？不！你们所写的较好的丛书（公开发行的），工人们能弄到手吗？不！这样的例子是举不完的，不，不，不，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写，什么也不会知道，归根到底，反正是不，以及什么也不知道。就是再说十遍，还是毫无结果。但是，达东诺夫先生却肯定了这些。他的这种胡言乱语站得住脚吗？难道你们就没有千方百计地不让工人到领班、管理员等看书的图书馆里去吗？难道我们这里的文化和独立精神，尤其是高尚的人格，还没有危害到工人吗？难道我们的工厂图书馆不是经常被人当作暗中观察工人可否予以信任的场所吗？至于公共图书馆，我们也有理由肯定，它在这方面也决不是一头无辜的羔羊。难道，公共图书馆就没有竭力、尽可能地在向老百姓歪曲人的本性不是善良的而是卑鄙龌龊的吗？难道，柯马罗甫先生过去和现在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少吗？毫无疑问，公共图书馆里陈列了这类书。可是，公共图书馆里是否出借《俄国财富》呢？我们对这点感到怀疑。工人不大到图书馆去的主要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书不多，另外是因为缺乏他们要看的书，因而也就更不容易从本来就不多的书中挑到它们。要是这些读者常常退出图书馆，那么责任往往也应该由图书馆来负。我们已经指出了上述总结报告的数字：读者一共是1466人，书是1496本或1074种。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要是所有的读者每人都借一本书，图书馆就只能剩下至多2%的书了。要不，图书馆就得关门。因此，希望看书的人也就迫不得已地甘心满足于各种诲淫诲盗的读物了。我们再来翻阅一下上面的总结报告：宗教－道德的书籍占20％，只有10％的读者借阅它们，文学书籍占60％，但是有66％的读者借阅它们。这种情况好像不能再进一步地去强调它的缺点在哪儿了。大家都看到，达东诺夫不肯承认那些有时上图书馆因为借不到书而等在那里的人，是读者。其次，达东诺夫先生硬说在我们这拥有两万人口的整个区域里没有一份人家屋里有一本书。这显然是弥天大谎，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工人们经常都有自己的秘密图书馆，书籍虽然少，但是所有的书都是精选的，经常都有人阅读。因此，一个真正的读者很少跑到上面所说的图书馆去，其原因，第一，怕受人注目，第二，到那里去也没有希望找到什么好书。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有教养的工人都不得不装傻子。达东诺夫先生决不会知道，其实也没有兴致去打听，符拉基米尔省全省都是和知识隔绝的，尤其是和社会主义隔绝的，听了这话，达东诺夫先生，请你不要害怕！有些人打算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经营书本生意，但是他们老是得不到许可。难道他们就不怕没有买主吗？奥列霍沃－祖耶沃倒有书店，但是那里严禁出卖一些著名的受人欢迎的书，而想买这些书的人碰到的回答总是“没有”和“卖光了”。那里的工人对于图书馆的缺书，经常怨声载道。这种怨声载道是普遍的。在舒雅城（参看第6期《火星报》的通讯），有一个工人从图书馆里出来，没有走多远，就被一个警察喊住了，问道：“拿的是什么书？”后来，当警察弄清书的性质和出借处以后，才放那个工人回去。如果书上没有同图书馆的印戳，这个工人能这么快拿书回家吗？职权就是监视工人的警察，能够受人信赖吗？宪兵队长在他执行的审问中，责问一个工人：你为什么偏要看这样的书，而不看宗教的书。这是什么原故呢？要是书是一本什么特殊的书的话，那就更要受疑惑了，其实它是政府机关同意了的书籍目录中的书！这一切，工人们以后都知道了，因此一些胆小的人后来走到图书馆门口都打哆嗦；既想借书，又害怕。当黑暗势力反对工人的时候，达东诺夫先生，你可知道工人们所处的是什么样的地位吗？我们再来拿奥列霍沃作例子。那里的地方当局搜查到莱肯特尼柯夹[12]的全集，把它当作禁书销毁了。正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工人决不能在那里的图书馆里借到大部头的书，他们总是说：给人借走了，而管理员们几个月、几个月地把两卷集、三卷集的书放在自己的家里；并且大家常说：工人要是向工厂图书馆借大部头的书，差不多经常遭到拒绝，他们总是说：书被人借走了，其实它仍还好好地放在书架上。贴出惩戒工人在宿舍里高声读书报的告示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对工人的教育的关怀程度了。哪怕为不识字的工人朗读书报，也要受到惩罚。达东诺夫先生，请您不要因为我离开符拉基米尔省到鲍戈洛德斯克去而动肝火。扎·莫洛叔甫工厂的工人可以看到黄色书籍，因此工人们用不着到图书馆去。图书馆里连杜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都没有，难道除了一些没有价值的出版物和神甫们的愚昧的遗产及欺骗人的书本以外，工人还能借到满足精神需要的巨著吗？满足工人精神需要的方式方法的一般特征，就是这样。从上述情况中可以看出，工人好像有阅读书本的机会，而人们也在努力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政府、厂主和各界人士都公开承认这种满足的必要性。但是，事情又好像不是这样，实际上他们在咆哮，在质问，在指责：你胆敢念书给不识字的人听？你怎么异想天开地在工人宿舍里朗读起来？把他赶到闹哄哄的屋子里去！……你干吗不看宗教的书，而看这类书？——这类书没有，被人借走了。你是谁，在哪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听到别人责备我们“对知识漠不关心”，难道我们就不憎恨说这话的人吗？达东诺夫先生说，“在所有的图书馆（五个）里，一共有八千册书，借阅这些书本的，大约三千人。”我们有根据不信任达东诺夫先生的这句话，因为据我们知道，禁酒会的一个图书馆有1466个读者，在每个图书馆具有同样数量书籍的情况下（当然不是绝对的），为什么事先就没有把其余的图书馆的读者人数定得差不多相等呢？如果达东诺夫说这些都不对，那也就只好由他的良心了。我们心中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五个图书馆里哪一个里面都没有好书。如果说它们里面放着五花八门的荒谬书籍供人“挑选”的话，我们也就没有根据说，它们就没有人阅读。只有那些愿意愚昧自己的人，才阅读宗教－道德之类的书。而我们是打心眼里不想看它们的。最后，我来稍微谈谈一所公共图书馆。达东诺夫先生在那里发现，工人们“不肯每月从自己的15到20个卢布的工资中拿出20个戈比来付给图书馆……”请读者原谅，我不认为达东诺夫先生是克雷洛夫寓言中的看不见大象的主人公，而是个目光尖锐、很会观察事物的人。但是，我这么说，心里是非常难过的。因为，我这么说，算是干吗呢？要晓得，读者们，说实在话，他是没有看见大象呀！好啦，就算达东诺夫先生凭空想出了个玩笑！那又为什么呢？看来，看看书，也要花两个卢布，而且还要付四个卢布，作为借书的押金。他们看到工人挣到很多工资感到十分惊奇。可是，冬天，工人每月只能挣到八、九个卢布，而在看书——这是个机会——的押金上就要付四个卢布。……啊呀，达东诺夫先生，这样做，对我们合适吗？真的，我敢担保向你说，这是不合适的！把一半的工资去付借书的押金，我们买面包和白菜汤的钱就会不够，这样行吗？不，你们要是解雇我们的话，我们还是能好歹对付过去的！……老实对你们说，我们弟兄到哪儿都不要紧。有一个人，他很不满意你向我们说过的那些个图书馆。有一次，他想起上述五个图书馆中的一些大部头书，便走进其中一所公共图书馆：“请您无论如何把这部书借给我。”
“没有。”
“那末，这部呢？”“没有。”“可是，这一部呢？”“也没有。”
“好吧，那就请您把达尔文的书借给我。”“你是干什么的？”“工人。”“在哪儿干活？”“你问这干吗？”“那末，你住在哪儿呢？”等等，最后，这个工人全都说了，他住在哪儿，在哪儿工作，然而书还是没有借到，空手走出这个公共图书馆。大概，后来有人到工厂里去找过他了，不过，他说的不是真名实姓，而是信口捏造的。达东诺夫先生，结果竟然会这样！是不是因为有人告诉您说，本地工人不关心其他地方的工人生活呢？达东诺夫先生，原因准是如此！其实，原因简单得很，您就是花多少时间在附近绕圈子，都是白搭，都是徒劳的！我们心里明白，准是有人对您说，我们本地工人对别地方的工人的生活习惯和其他问题，都不感兴趣。“那儿大概有羊？啊呀，真的，倒把它们给忘了！”达东诺夫先生也把某件相类似的事，提到了恶狠的公堂上。你们硬说工人对知识漠不关心和不愿意看书，就应当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设立一所至少拥有25，000册藏书的图书馆，而且书籍不是按照国家机关制定的图书目录和禁酒会的更糟的图书目录来挑选，而是按照读者定的图书目录来挑选，同时使那里的人不把工人当低等人看待，也不把工人手里的莱肖特尼柯夫的作品当作禁书加以没收，——那时候就能明显看出工人们追求知识的愿望了。替西彼金等人卖力气的达东诺夫之流的先生们，请你们别忘了，前者手里握着一根上面刻着“根据第144条”等字样的棍子，随时准备迎头痛打《俄国财富》和其他刊物，而这些刊物也决不能跪在西彼金的条文面前央求赦免它们的达东诺夫之流先生们的罪名。达东诺夫先生，请您允许我们问您一下，新闻界方面究竟为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呢？有没有一份大报为我们工作呢？如果有，那么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是否买得起呢？定报的工人能否从这份报纸上汲取到大量的知识呢？不！现在我们还没有希望获得一份向工人说公正话、毫不客气地当众说出真理的报纸。像《日光报》之类的报纸，只是践踏工人，愚弄工人。《商报》也千方百计地说工人愚蠢，而收入却很丰富（这是涅撒维希姆先生从一个钳工身上得出的概略结论）。《商报》的论调是：只要皇帝陛下说一句话，地球就会立刻像西瓜似的分为两半，而瓜子也就会像各种贬低高尚道德的告示似的从中撒出来，而主编先生们将会好心地把它们拣起来。皇帝陛下扬弃掉不重要的东西，继续搜刮俄罗斯老百姓身上的脂膏。其结果，俄罗斯老百姓在高尚的道德方面就没有可能得到发展，因而他们甘愿通过不高尚的途径去得到它；另一个结果是，到处都出现秘密出版的读物，其数量无论有多少，都感到奇缺，工人们阅读它们，关心它们，而且把它们藏起来，虽然做这一切都很不方便，而且对自己说来，还常常不无危险。让达东诺夫先生给我们这些什么大部头的读物吧，我们会找到愿意阅读书籍的人，毫无疑问，这些人都对科学和知识感到兴趣。总之，要是达东诺夫之流的先生们不来注意我们阅读什么，相反的，而是给我们带来什么读物，那就很好了。如果他们不愿意把书籍带给工人，那就让他们把书籍带给在精神食粮上比工厂工人饿十倍的农民。但是，达东诺夫之流的先生们也不愿意管这些精神上饥饿的人。我们这里过去和现在经常都有很多对我们吹毛求疵的人，而正派人，我们是很少遇到的，因而我们竭诚欢迎任何一个愿意在学问上致力的人。请原谅我，我想试问一下：在某个省城里受过相当教育而且具有文凭的知识分子，像县警察局长、检察员、神甫、地主、衙吏、地方上的官长、军官，就念过很多书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打牌、喝酒比起念书要用功得多。可是，表面上，他们好像比工人有教育，而且有的是时间去坑害工人，同时他们住得很宽敞，吃的比工人不知好到哪里。达东诺夫先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至于谈到看戏，只要戏好，演得好，票价便宜，贱价的座位也能听到和看到舞台上的唱做，戏院到处都会客满，这是人所共知的事，用不着去证实它。事实上，这种情况不是经常的。要是达东诺夫先生还没有发现工人的话，那他还有可能在戏院里遇到卷着袖口的工人，像他们在工厂里和出厂时的姿态一样。达东诺夫先生的眼力，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再往下谈。达东诺夫先生说：“还没有找到合作运动的任何征象”。达东诺夫先生没有看到任何征象，但是我们倒发现了一个消费合作社、它的商店、还有它的章程。席斯契林先生对这点作了回答，然而我们还想就这个问题谈些席斯契林先生没有讲到的话。正是这个时候，在俄国，任何一种正确的合作活动都会使人感到惊讶，要是愿意的话，还会使你感到恐怖。工人们要是在某个地方也异想天开地搞这类名堂，而且没有立刻叫人看出这是纯资产阶级的机构，那他们首先就得表现他们很安分。其实，最高权力机关总是不相信他们的安分。结果，社的章程还没有定出来，而某些个社员倒尝到了当局的厉害。当章程还在衙门里传返的时候，就有人用暴力把余下的社员送到不明的地方去了。在俄国，呈请批核的各种各样的章程，数量很多，但是得到批准的，是微乎其微的。只有省长、厂主、驻厂检查员等等是名誉会员和当然会员的合作社的章程，才能得到批准。而且要人相信，这些合作社具有考虑改善工人生活的基础，同时还强词夺理地说，仿佛地方长官就是老百姓的亲生父母……。各大城市的工人们经常寻思着要建立工人俱乐部，但是老是得不到许可。因此，工人们不得不徒步到小客栈里去听手风琴或口琴。有教养的老爷先生们在这上面耍的聪明，很不高明。准许建立的合作社经常都处在被查封的恐惧气氛中，人们在集会上发言，必须四面瞅瞅，会不会有什么癞虾蟆或者蝮蛇跳到自己的脖子上。他们还经常为社的基金担心思、害怕政府把它充公和没收。只要一想到罢工和这种社将会帮助它的会员——罢工者，它就自然永远受省长的管辖。显然，达东诺夫先生不知道下面的屡见不鲜的情况：工人们制定了章程，刚签好名送出去，而所有签名的人都被逮捕了，政府当局把他们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果达斯克、符雅斯克等省。这是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某些看不出来的合作运动的征象呢？”我们可以向达东诺夫先生担保说，我们谈这件事，是根据事实，而决不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反对合作社。只要冷静地观察一下实际生活，就不能不承认，在目前政治专横的情况下，合作社对工人的好处，不如对政府那样的好处。任何一个迷恋合作社的热情工人，都应该用这点来谴责自己的白费力气和徘徊不进。合作社决不能把它在政治自由的情况下一年所做的事，在目前政治专横的情况下的十年中做出来，因此我们十分希望，群众们都热衷地下教育（宣传鼓动），而不迷恋合作社。任何人都明白，现有的合作社和消费商店，是些什么东西，不论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在俄国产生的。有些地方，它们的性质，纯粹是资产阶级的机构；有些地方，它们是从工人手里收回工资的十分巧妙的手段；有些地方，它们纯粹是官厅机关（衙门）；而在有些地方，很难把它们叫做什么，它们的目的是：把钱拿来，我们来给你们支配！各地合作社的目的，从理论上来说，都是千篇一律的，第一条都是：“本社宗旨，尽可能供应社员以廉价的生活必需品”，等等。正像我们所说的，这是理论上的说法，而实际上是另外一码事。合股商店可以列入第一类情况（譬如普契洛夫厂的联合股份公司就是这样的商店）。最初，先确定多少股券。当然，股东常常都不是工人。只要生意一兴隆，股东们就竭力设法缩减股券，如果办不到这点，就把股券收到少数几个人的手里。那时候，股券的价值就被计算得一个普通工人不可能当股东。老实说，工人也没有当股东的念头。股东们可以得到优厚的红利，而赊买的顾客如果能得到些什么的话，也只有在比较好的商店里，而且要逢到好年头。商店的业务归几个人管，赊买的顾客丝毫不能过关。另外一种情况是，各个工厂里都有很多由老板出资开办的商店，由管理处经营，全部收入归他们所有。那里的工人要是自己想办个合作社的话，立刻就会被开除出厂，甚至让他们去认识认识西彼金之流的老爷们，后者对待他们决不会忘记采取工厂管理处的威逼手段。工人走进商店，不得不付出他们用血汗换来的金钱，而且态度还要像在厂里一样。因为商店里也有厂里的领导，他们同样能把工人开除出厂，因此工人只好默不吭声，别人给什么，就得拿什么。第三种情况，铁路办的商店，都是官办性质。这些商店的主要收入虽然都是从工人身上得来的，但是它们还不能控制大多数工人，而那些生意不景气的商店则乞求官僚们帮忙。第四种情况，有些商店的管理处和工厂的管理处很难区别，尽管它们是头挑的工厂（像布良斯克地方的工厂）。你们可以设想一下，工厂管理处不喜欢的一个人如果落到商店管理处，将会怎样？工厂管理处如果平静地把他开除出厂，这等于他被剥夺了成为商店管理处成员的权利，甚至被剥夺了商店的普通赊买者的权利。这种情况不仅可能发生在上述工厂里（布良斯克地方的工厂里），甚至会发生在几乎每一座工厂里。第五种情况，奥列霍沃的商店的基金，是依靠工人出资的。任何人想在这家商店里赊买东西，必须确定自己的赊买金额，我们假定它是十个卢布，但要先付，付了钱以后，他才能算是赊买顾客，然而还不能超过金额拿东西。看来，这好像是俄国最新颖的合作社。这个商店的管理人是遴选的。选举时，参加大会的领班、管理员和老资格的管理人，事实上都是决定商店命运的主宰。工人们站在后面，只能随声附和着提出候选人的事务员们的意见……这短短的几句话说明了我们的这些合作社以及工人们在这些合作社中被人强加在身上的义务，丑恶的义务！此外，各地工人在这些合作社中，总是成为被人尽量天天剪毛的羊群。我们来看着，工人到合作社或公共商店赊购东西时被人盘剥的情况。无论你走进俄国哪家这样的商店里，最好、最嫩的肉，都是留给老板、领班、管理员、监工和狗腿子的。肉骨头、老肉，总之，孬肉，都卖给工人，臭肉和坏肉，也卖给工人。不久前，听说，奥列霍沃有人把生蛆的腌牛肉倾销给工人。正是“倾销”，别人定购两磅，却给秤三磅，等等。工人们吃亏后，马上就停止买肉，这才算救了自己。已经定了肉的人，就不能不拿。要是买户中有人指摘东西不好，就要被他们痛斥。逢到好的情况，他们只从他手中把东西拿走，一边嚷道：你不要，就不该定。最好是，工人默不吭声地一走了事，但是也常常发生很坏的情况：他们记上工人的工号，把工人叫到办公室，对他大叫大嚷：造反、暴动、罢工、吃官司、西伯利亚等字眼，雨点似地落在倔强的工人头上。商店经理硬要把某个工人开除出厂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原因不外乎工人不肯拿坏肉，或者偶尔指责他们剥削人太狠了。还须值得注意的是，想买的东西，常常要等很久。弄错账的事，也常常发生，赊买的人拿了八到九个卢布的东西，但却从他的工资中扣掉十二到十五卢布。工人终日忙碌不堪，最后还被人算错账，钱给压着，一直等到下个月。要是不是错五、六个卢布，只错个把卢布，或者五十个戈比，工人总是会挥挥手算了。难道追查错账对他们来说是愉快的吗？现在的合作商店的最大的罪过就在于：它们恰恰违背自己的宗旨，出卖的货物，常常都不是质量好的，而价钱经常比私商还昂贵得多。譬如，上面提到的（布良斯克）商店的某些货物价钱，比私商贵20%到25%，而贵5%到10%——这是我们这儿的最平常的现象。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商店卖的货物毫不比私人商店便宜，相反的，私人商店的货物还打2%到5%的折扣，合作社是不打折扣的。奥列霍沃的消费商店卖肉也比私人铺子贵，而且不登记三等的，这也就是说，大家公认它是二等。对待赊买顾客，到处都很粗暴。凡是衣着讲究、有些地位的人，都能经常享受到优先权……这一切都是崇高的合作思想在我们这里产生的结果。合作社在外国某些地方对工人有便利有帮助，但是我们这里只要抽打工人的皮鞭子存在一天，各地合作社商店就不会得到工人的同情，就没有工人想从合作社得到的甜果子，这是不足为奇的。因此，达东诺夫之流的先生们便大谈起缺乏同情和意图……还没有完！谈到合作社，我们的西彼金之辈们会说，我们这里是许可建立合作社的，没有反对它们的任何障碍。他们（西彼金之辈）什么勾当都干，甚至阻挡高尚的思想，而且无所不用其极。譬如，不久前，一个宪兵队长说，省长阁下先生乐意批准莱维茨基的劳动组合，甚至很表同情，因此工人们不必害怕追究。他说，决不追究这件事。斯符雅托波尔克·米尔斯甚也说，“干吗不在那里（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办个什么工人联盟呢？”我们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就轻易地批准工人的联盟？况且，他为人是十分谨慎的……如果说，政府过去小心而又及时地歪曲过合作社的意义，阻挠过高尚的思想，现在则因为感到工人联盟必将到来，而顺着合作社的错误和失败的道路去引导它，从而麻痹合作社的优点，那么我们就险些犯了错误。这些就是他们的虚伪的同情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加倍小心，而且密切注意，及时看透一切情况。这点能否完全办到，很难说。达东诺夫先生结束他的文章时说：“渴求光明和文化的心愿，也的确是从外部进入工厂的。”达东诺夫先生，您有没有考虑到，光明是从军队中进入工厂的吗？是士兵把文化带进工厂的吗？如果说是对的，那么显然达东诺夫先生把飞廉（一种植物，学名Carduus—译者）当作桑叶了。我来举个例，一个工人，曾经看见过工厂里的“造反”，或者他不是直接目睹者。现在，他要到军队里去服兵役。他离开自己的同志，去当兵了。有一次，这个士兵写信来说：“我没有荒掉我的本行，我们这里像我这样的人，大的有十个”……哎哟，其实简单得很，原来，知识是这么走进士兵的脑袋里去的。应当说明，现在工厂里也有不少人去服兵役。这些人要求寄些书他们，最好抓住机会给他们寄些违禁书籍。让他们瞧瞧我们工人知道些什么。我还要说一件事：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派出的工人，并不比伊凡·福罗洛夫（达东诺夫先生提到的城市）派出的知识分子差。虽然，也许他们不能做诗，或者是一些您所不知道的人。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还有许多有学问的工人，尽管这里还不包括任何不可靠的人。像一所大学把部分“光明和文化”输送到俄国各地去的情况一样，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同它的工人也把“文化的光芒”射到俄罗斯的各个角落去，结果，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和大学有些相似（是等量齐观的）。一个维护工人的工人
1901年10月第9期《火星报》副刊
[1] 一种饮料。——译者
[2] 一俄尺合0.71公尺。——译者
[3] 一俄丈合2.13公尺。——译者
[4] 每一俄寸合4.445公分。——译者
[5]Ф·М·杜斯妥耶夫斯基，1821——1861年，杰出的俄国作家，《罪与罚》等小说的作者。——译者
[6]Н·В·谢尔贡诺夫，1824——1891年，俄国著名的政论家，社会活动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友。——译者
[7]Д·И·彼萨莱夫，1840——1868年，杰出的俄国批评家，唯物主义的哲学家、革命民主主义者。——译者
[8]Ч·Р·达尔文，1809－1882年，伟大的英国学者，进化论—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译者
[9] 列宁第一个指出了巴布石金的文学天才，而且备加赞扬。巴布石金的这篇文章由H.K.克鲁普斯卡娅写在她的宣传小册子《列宁是党刊的编辑者和组织者》中：
“……符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只想从工人方面得到通讯，他还打算叫工人替《火星报》写文章。按照符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嘱咐，我写信给巴布石金（我们和巴布石金很熟，巴布石金过去在星期日夜校我的那一组念过书，同时参加符拉基米尔主持的那个政治学习小组）：“我们对您有一个要求。您到图书馆里去借《俄国财富》杂志，从去年12月份借起。那上面有个叫达东诺夫的人，写了一篇粗暴的文章，评论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他竭力把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描绘成不懂得团结、没有要求、没有志向的人。席斯契林在那上面反驳了达东诺夫。达东诺夫又写了一篇更粗暴的文章，接着《俄国财富》“便宣布中止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您要仔细阅读这些文章（如果必要，您可以买几份必需的《俄国财富》，由我们出钱），并就这个问题撰写论文或短文（我本来在信上建议您写“短文’，符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改为“论文或短文——H.K.），您要尽可能收集很多事实材料。很需要刊登在《火星报》（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或者登在《曙光报》上，他希望厚厚的科学杂志上能出现工人的论文）或者《曙光报》上，从一个熟悉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生活的工人立场上来反驳这些荒谬议论（伊里奇把“工人”这个词强调了三遍——H.K.〕。”“这篇反驳文章，巴布石金写好了，集成一本小册子，作为1901年10月第9期《火星报》的副刊登了出来，标题是：“为捍卫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而斗争”，署名：“一个维护工人的工人’。——俄文版编者
[10] 米尔新，俄罗斯诗人П·Ф·雅克鲍维契（1860——1911年）的笔名。——译者
[11] И·А·克雷洛夫，1769——1844年，俄罗斯伟大的寓言作家。——译者。
[12] Ф·М·莱肖特尼柯夫，1841——1871年，俄国的民主主义者，作家。——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