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舍利亚科夫，尼古拉·列昂尼多维奇(1865—1942年)——社会民主党人，火星派分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为布尔什维克。1885年起投身革命运动。1901年参加“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1902年任《火星报》驻莫斯科的代表，但不久即被捕，被流放雅库茨克州四年；1905—1907年的革命使他从流放地获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党和苏维埃的许多出版机构从事编辑工作。
我是在1902年的春天认识列宁的。1901年夏末，我到国外去，想在比利时的一个大学里修完电气课程，并想先休息一番，因为在这以前我在工厂的工作很紧张，感到十分疲劳。为此我来到了瑞典。在什皮兹我遇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1]，通过她很快就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2]取得了通信联系。我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是九十年代的老朋友。我们在彼得堡因工作关系经常见面，尽管那时我们参加的是不同的革命阵营，她是热忱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我还在民意党组织里工作。我同她经常争论不休，然而也正是这些争论使我们彼此接近了。1901年，我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国外同盟，在反对聚集在《工人事业》杂志周围的经济派的斗争中，列宁曾设法利用过这个组织。我就在比利时住了下来，并担任同盟在比利时的代表。
如同《火星报》的其他编委一样，那时列宁也住在慕尼黑。马尔托夫[3]、维拉·查苏利奇[4]和帕尔乌斯[5]也都住在那里。他们都深信，德国南部的这个不大的城市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俄国人还从未在此地建立过革命组织。但在慕尼黑有许多俄国大学生，这一点却被忽略了。大学生知道市内住着几位大革命家，就对他们发生了兴趣，于是在火星派分子的后面总是尾随着大学生。每当火星派分子到饭馆或者其他地方去，大学生就跟在他们后面。大学生的这些行动当然也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这样一来，火星派分子不得不放弃慕尼黑这个较小的城市；在那里每一个多少有点名气的人大家都会知道他，必须选择另一个地点，那里可以隐没在普通的居民中间，警察也比那个实行君主制度的德国较少地追踪他们。这个地点就选中了伦敦。1902年春，所有火星派分子都迁移到那里，在他们路过比利时的时候，就在我居住的那个城市暂作逗留。
在这以前，我不仅没有见过列宁，而且连他的相片也没见过。记得我初次遇见他的时候，曾感到大失所望，因为我所见到的远非是个理想的人物。他有一张最平常的俄罗斯人的脸庞，略带一点东方色调。在这张脸上唯一能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他那双无所不见、洞察万物的眼睛。
这次在列日的会见一共有两天时间，然后我们同往布鲁塞尔。我们到达布鲁塞尔的时候，正值那里发生小规模的革命风暴。那是一种为争取普遍选举权的斗争，是国外的革命者所能进行的规模有限的斗争。来到布鲁塞尔之后，我陪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观市容、工人党的机关以及那里一个有名的合作社等几处地方。我们从那个合作社出来的时候，突然看见一群一群的工人。他们是革命风暴的参加者。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队伍正在集合。他们遭到警察的驱赶后，就立即东奔西逃，因为工人党的领袖们千方百计地把工人限制在恰如其分和循规蹈矩的框框里。
举行了罢工，但它并未形成总罢工。列宁看到这群工人后立即活跃起来，流露出要参加游行的迫切心情。我几乎不得不一把抱住他的脖子来设法阻止他的行动。恰巧这时路旁出现了警察，他们把我们同人群分开了。列宁在布鲁塞尔耽搁不久后就到伦敦去了。
在这以前不久，普列汉诺夫也到过布鲁塞尔，我同他一起在比利时各地跑了一下。他酷爱美术作品。每当革命者的会议一结束，他就拖着我去参观画廊。记得他来到列日后就向我询问某个画家的一幅名画。虽然早先我在列日住过四年左右，但我既不认识那个画家，也不知道那幅名画。列宁对这些东西则不感兴趣，他把全副精力都倾注于工人运动之中。
当年根据保安机关保存的档案出版过《布尔什维克》一书的茨亚弗洛夫斯基告诉我，他在翻阅1917年保安机关保存的档案材料时，发现有关列宁的两份案卷。其中一份案淮里存有一个宪兵在边境上填写的列宁带往国外的书籍清单。从这张书单上可以看出，列宁只带了两本文艺书：涅克拉索夫[6]的诗集和歌德的《浮士德》。其余都是一些有关经济方面的书籍。
1902年秋，我们在伦敦第二次会面。那时我已修业完毕，正要回俄国去。为了听取对今后革命工作的指示，我就前往伦敦。这次会面的时间很长。我就住在离列宁的住处只有几步路的地方。在两个星期中，我同他每天都见面，有时甚至一天见面几回呢。
众所周知，无论是在国外或者是在俄国，列宁的生活方式都很简单。他的生活异常俭朴。他爱整洁，他的办公室和房间总是很整洁。举例来说，马尔托夫的房间就绝然不同，那里总是乱七八糟，毫无秩序，烟头和烟灰到处乱扔，食糖和烟草混放一处，因而，每当马尔托夫请来访者喝茶，客人们取糖的时候往往难以下手。维拉·查苏利奇的住处也是同样的凌乱不堪。与此相反，列宁那里一切都井井有条，房间里的空气始终是新鲜的。虽然那时他还没有禁止别人抽烟，不过，要是有人在他房间里抽烟，他就皱起眉头，打开气窗，总要现出很不满意的神色。列宁在伦敦的生活非常单调。每天早晨起床后，他就到英国博物馆去看书，然后到小饭馆去吃午饭，饭后同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商讨问题，尔后回家去，整个晚上又埋头于工作。
回国后，列宁仍然过着俭朴的生活。这是什么缘故呢？也许列宁生来是个禁欲者？不，按本性说他并不是这种人，也不可能是这样的人。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是为了使生活更美好、更富裕、更充实，是为了使人们能够享受一切生活福利。具有广泛的爱好，那是列宁的一个特点。他把经济方面的书籍带往国外的同时，还把涅克拉索夫和歌德的作品也带去了。列宁爱好诗歌，他非常喜欢普希金，津津有味地阅读他的作品。他也非常爱好音乐。为了听音乐，为了能在一个小时内欣赏一下优秀音乐家的演奏，有时他甚至可以放下工作，他身边的人也就利用这一点来使他稍为休息一会儿也好。他爱好打猎，是个打猎迷。他爱大自然的一切，特别喜爱在瑞士山间远足。他是一个好棋手，下棋时甚至不看棋盘。我同他曾在哥尔克一起度过两个夏天。我们偶尔也玩击棒游戏。那时列宁是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甚至也爱玩这种普通的游戏。
布哈林总是同我们一起玩击棒游戏。列宁打得不怎么好，而布哈林是我们那里打得最好的一个，比起写作工作，他似乎更以此为荣。列宁总是挖苦地取笑他。常有这样的事：要是布哈林没有击中，他的木棒总是从左边飞过去；列宁就说，那是因为布哈林还没有抛弃左倾共产主义的缘故。
我在国外呆了一年之后回到俄国。不久，在莫斯科被捕，坐牢一年后又被流放到雅库茨克。那里没有什么重要的革命工作，因此也就没有跟当时担任《火星报》秘书的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恢复通信联系。
我在雅库茨克山村的时候，有一回收到一封国外来信。信末的签名根本不熟悉。但我根据笔迹认出，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手迹。信的内容甚为平常，但经过化学显影后却是另一回事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信中告诉我许多革命消息，并要我把这些消息转告那些暂时脱离革命工作的同志。我们又开始通信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直使我并通过我使其他流放者了解当时的革命形势。我举上面的事例是为了说明，这两个人——列宁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考虑得多么周到，他们对待同志始终是多么关怀啊！第二次，我被流放到叶尼塞斯克省的时候，又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先找到我，然后我们又恢复通信联系。不抛弃流放的同志，那是列宁的一个特点。再举一个例子。伊·阿·泰奥多罗维奇[7]同志被判处服苦役。他毫无生活来源，而且还有妻子和几个孩子。有一回，他收到一张大概是十卢布的汇款单，那是列宁寄给他的。在他没能自立之前，列宁一直断断续续地接济他。他很爱看书，于是列宁就一直为他提供书刊。
列宁当了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之后，对所有的老同志也同样无微不至地关怀。戈尔登贝尔格[8]（他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开始后曾脱离布尔什维克转向新生活报派，后来又回到我们一边）逝世之后，加涅茨基[9]给我看过一封列宁的信，信中说：“戈尔登贝尔格同志曾在你们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生活很困难。你们是否为他做了些什么？这是应该的。现在他已去世，你们是否想起他的妻子呢？他的妻子完全不会处理实际问题，必须尽力帮助她。”[10]叶努基泽同志那里有一大包列宁写的各种各样的便条，在这些便条里列宁要求他给同志们各种微小的帮助：要给某个同志增加点营养，因为他饿坏了；要帮助另一个同志找一个房间，等等。在这些事情上列宁从不发号施令，而只是提出要求。
我在家里发现一张对列宁来说极为典型的便条，在便条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不经他的同意就出版他的著作，据他说，那是因为他的讲话记录得很不好。我再说一遍，在所有便条里列宁从不发号施令，而只是提出要求。
应该说，有些人过分地利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助人为乐的特点，经常为一些小事去麻烦他。要在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食堂吃饭啦，要一个房间或者还要别的什么东西啦，为这些小事他们都去找列宁，但都从未遭到拒绝。涅夫斯基[11]同志对我叙述了在饥荒时他怎样和列宁谈话的，谈话结束后，涅夫斯基同志一面同列宁告别，一面对他打断了列宁的工作表示歉意。列宁回答说：“没关系，这件事本来是应该谈一谈的，可是你瞧，接连不断的电话，电话……为各种琐碎的事情常有人来找我。”
我再来回忆几次同列宁见面的情况。
1906年春，列宁来到莫斯科，准备和同志们一起讨论布尔什维克向斯德哥尔摩大会提出的提纲。那时我是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委员。虽然委员会和组织里的绝大多数人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方的，但我们对孟什维克釆取了过分软弱、过分妥协的策略，这一策略给参加第一届杜马的选举工作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后果。在某些地方我们参加选举时遭到抵制，在另一些地方我们参加了第一级选举……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席了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了沉痛检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旁细心静听，默不作声。有一个同志开玩笑地对他说：“最好您把我们骂一顿吧！”列宁回答说：“同志们，已经晚了，应该早一些把你们狠狠地骂一顿，可是看来谁也没有这样做，现在事情已经糟到用任何骂人的话都无可挽回的地步了。目前应该考虑的是，今后如何来纠正你们的错误。”
在莫斯科讨论布尔什维克为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拟订的决议草案时，关于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议案引起了许多争论。这些争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人对非工人分子参加苏维埃提心吊胆，害怕这些人的小资产阶级势力。我就是其中之一。现在来谈当时争论的情况，我担心会弄错。但我至少能够说，我离开会场时，深信列宁不仅把苏维埃看作是进行斗争的机构，而且也把它看作是权力机构。我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苏维埃政府的思想当时已经在他的脑海里产生了……
列宁在莫斯科的那段生活是非常艰苦朴素的。他就住在克里姆林宫里和人民委员会毗邻的那幢房子里。共有五个房间，列宁为自己选择了其中最小的一间，面积三十六平方俄尺，是个穿堂间，而且房间里面的地板（如大家所说的）会吱吱作响的，因此，凡是有人走过，就会打断他工作。可是他既不同意搬家，也不同意修理。
记得大概是1919年，有一天晚上，我有事去找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我给哨兵看过通行证后就按电铃，门开了，是列宁亲自开的。他把我引到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那里，自己就去工作了。给我们上茶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来了。这时候我发现他们家的小调羹不够，四个人只有两把，因此只得在一只杯子里用过后再把小调羹移到另一只杯子里。喝茶的时候，除了黑面包和黄油，没别的食物。
再谈一个事例。有一次，一批农民前来找列宁。人民委员会里面很冷。一个农民在谈话结束后问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你这儿怎么这样冷呀？”列宁回答说：“是啊，没有木柴，要节约。”过了一些日子，莫斯科运到一车厢给列宁的木柴，那是农民托运给他的，另有一封信，信中说：“……我们给你运去一车厢木柴，请你把火炉生起来，要是没有砌炉匠，请写信来，我们可以派一个来，我们农村有人会砌。”
看，列宁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令人赞叹呀！
关于列宁的工作，我再补充几句。人民委员会规定作报告的人可以讲五分钟，而发言的人只能讲三分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同志们，这里不是开群众大会，没有必要进行鼓动，只需要谈实质问题。”因此，列宁的左手总是拿着一块表。有个同志发生过这么一回事，他为了驳斥对方，从离题很远的地方讲起，先谈了对方的思想，可是把他的三分钟全用完了。列宁打断他说：“您的时间没有了。”“怎么，我才谈了对方的思想，我的想法还没来得及谈呢？”“毫无办法。”这句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随之哈哈大笑起来。这位同志不得不重新登记要求第二次发言，以便接下去谈谈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
弗·伊·列宁在听取发言的同时，还浏览外国报纸或者校样。他有时也拿起一张纸，给某人写个便条，然后又看一些回复的便条。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又能仔细地倾听每个人的发言。他在作总结时，能够把大家发言中最主要的东西出色地归纳起来，并且提出深思熟虑的决定性意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自己的发言也是非常严格的，他把自己的发言压缩到制度所规定的时间之内。
人民委员会里没有安置录音机，也没有配备速记员记录列宁的发言，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只是他在一些大会上的长篇演说词才有记录，而那些三、五分钟的短篇发言也是非常精彩的，内容也极为丰富……如果他的全部发言都记录下来的话，我们就拥有一个异常丰富的宝库了。但这一切都已不存在，而要回忆这些无数次的发言当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他所写的大量便条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些便条有的按照秘密工作的老规矩当即被撕毁了，有的被塞进口袋，揉成一团，或者随便弄丢了。很大一部分便条已经遗失，这是十分可惜的。
在拟订需要花几百亿卢布的全俄电气化的庞大计划时，列宁对那些没有必要开支的地方是非常节俭的。你们一定还记得他关于在大街上悬挂供阅览的报纸以及为了节约铁钉（因为那时我们的铁很缺乏）这些报纸要用小木橡钉在木板上的方案吧。
还记得这么一回事。在哥尔克的公园里有几棵干枯的树木。有人决定把这几棵树都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有一棵树并没有完全干枯。为了这棵树他闹了一场误会。他让人把决定砍树的人找来，问他说：“你自己种过哪怕是一棵这样的树吗？”“没有。” “种这棵树花了多少心血？长了多少年了？让人把他逮捕起来。”最后好不容易才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服了，说是他弄错了，这棵树确实已经干枯。
列宁有时也痛斥别人的错误，然而他的话却并不使人感到委屈。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有一个特点。他最不喜欢别人对他表示关心。1918年列宁遇刺后，为了预防他遭受袭击，设立了警卫。但他们简直不得不躲避开他。譬如说，列宁在哥尔克外出散步，肃反工作人员就跟随而出，但他们必须设法不让列宁看见。如果被他看见，他一定会把他们打发回去。当列宁住在克里姆林宫的时候，他常在院子里散步。红军战士经常为一些私事找列宁，他总是非常乐意同他们交谈。
我始终感到奇怪的是，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只能在群众大会和代表大会上见到劳动群众，可是他却非常了解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列宁在和同志们的交谈中十分善于向他们了解群众的情绪。伊里奇在谈话一开始就向来自外省的交谈者提出—连串问题：这个地方的工人生活得怎样？有些什么想法？他们关心些什么？以上问题了解清楚后，他才去了解当地负责的工作人员的情况。始终同群众息息相关，那是列宁最典型、最了不起的特点之一。
[1] 安娜·伊里尼契娜·叶利札罗娃—乌里扬诺娃（А́нна Ильи́нична Елиза́рова-Улья́нова，1864年8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列宁的姐姐。1886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并被流放到喀山。1893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4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流亡国外，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89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后来参加了1905年革命。此后曾四次被捕。二月革命后任《真理报》书记。1918—1921年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此后曾担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研究员、《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书记。1935年逝世。
[2]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3]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
[4] 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Засулич，1849年7月27日——1919年5月8日），1869年起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75年起是巴枯宁主义者。1878年刺杀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未遂，当场被捕，后无罪释放，此后流亡瑞士。1879年秘密回国，加入了土地自由社。1880年加入民意党。1883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894年流亡英国。1897年流亡瑞士。1899年回国。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取消派领导人。二月革命后加入“统一”派。反对十月革命。1919年逝世。
[5] 亚历山大·帕尔乌斯（Александр Парвус），本名伊斯瑞尔·拉扎列维奇·赫尔凡德（Израиль Лазаревич Гельфанд，1867年9月8日——1924年12月12日），出身于白俄罗斯一个犹太家庭，在敖德萨长大，少年时即参加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即“崩得”）的活动。十九岁时赴瑞士求学，其间逐步转为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移居德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成为罗莎·卢森堡的朋友。1900年初次同列宁见面。1905年参加俄国革命，失败后被判流放三年，后逃回德国。一战结束后脱离政治活动。他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6]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Некрас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1821年11月28日——1878年12月27日），俄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
[7] 伊万·阿道夫维奇·泰奥多罗维奇（Иван Адольфович Теодорович，1875年8月29日——1937年9月20日），1894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5年组织了莫斯科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工人工会”。1900年起成为职业革命家。190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05年夏越狱并流亡瑞士。1905年年底回国。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下诺夫哥罗德。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7年8月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后任粮食人民委员。他支持季诺维也夫等人主张的建立“左翼联合政府”的提议，为此辞去一切职务，但不久后又收回辞呈。1922—1928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26—1928年任国际农业研究所所长。1928—1930年任农民国际主席。1929—1935年任苦役政治犯及流放移民协会会长。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8] 约瑟夫·彼得洛维奇·戈尔登贝尔格（Иосиф Петрович Гольденберг，1873年？月？日——1922年1月1日），1892年开始参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曾与恩格斯通信。1903年起是布尔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8年同托洛茨基合作，参与了维也纳《真理报》的工作。一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成为普列汉诺夫的支持者。1917—1919年是“新生活派”，反对十月革命。1920年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22年因心脏病在莫斯科逝世。
[9] 雅科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加涅茨基（Яков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Ганецкий，1879年3月15日——1937年11月26日），189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1903—1909年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内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活跃于波兰，1907年起被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1917年与德国政府进行交涉，最终使德国政府同意让列宁经过德占区回国。十月革命后先后从事银行和外交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后获平反。
[10] 关于这件事弗·伊·列宁还给列·波·加米涅夫写过信。（见《列宁文稿》第10卷第1—2页）——编者注
[11]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Невский，1876年5月2日——1937年5月26日），1894年起从事民粹派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历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担任铁路人民委员、立宪会议议员。1918—1919年任副铁路人民委员兼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期间是“工人反对派”。1919—1921年任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22—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月革命历史委员会副主席。1928—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被捕。1937年遇害。1955年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