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报》代办员之一：潘·尼·勒柏辛斯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派”我在普斯科夫做未来的《火星报》的代办员，我从莫斯科出发去普斯科夫的路上绕道到波多尔斯克去看望伊里奇（这是1900年6月中旬的事），为的是从他那里得到确切的指示，以便去完成党交给我的新任务。
在这以后的三年时间里我都没有见过列宁，只是用通信的方式，用向《火星报》写通讯稿和汇报我们这些火星报“代办员”的工作的方式同他保持着联系。
直到1904年初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又一次见面，那时我不想到边远的亚库提亚的那些鬼地方再去呆六年，就从米努辛斯克（在对我作出判决以前，先把我送到了那里）逃到了日内瓦。
在日内瓦我只知道普列汉诺夫的地址，一到这个城市，我就从火车站直接上他那儿去了。他待我很客气，请我喝奶油咖啡，但是在谈话当中一下子把我弄懵了，真所谓是晴天霹第。
“哎，老弟，你大概还不知道代表大会以后在我们这儿大干过一场吧，那两半人都快要把对方吃掉了，他们都快要只剩下尾巴了。”
原来是造化弄人，我到的不是自己人那儿，不是列宁那儿，而是敌人的营垒，因为普列汉诺夫虽然冠冕堂皇地扬言他不介入战斗，并且还给自己提出了拉开狂怒的“战斗者”的艰巨任务，但事实上他已经完完全全倒向“街垒的另一边”去了。
每一个到国外来的人都成了孟什维克“纠缠”和“引诱”的对象。唐恩[13]和马尔托夫下最大的工夫要使我确信，代表大会上使党面临分裂危险的不幸事件是列宁引起的。这两个朋友抢着用代表大会期间生活方面的许多奇闻来“开导”我，争先恐后地（完全象果戈里的不朽名剧中的鲍勃钦斯基和多勃钦斯基那样）拼命要尽快把我“变成自己人”，使我的声音也加入孟什维克头头们的大合唱。
他们刚走，又有人来敲门了，原来是彼·阿·克拉西柯夫[14]。他笑我一到这里就跌进了孟什维克的怀抱，接着便开始让我了解这场激烈斗争的来龙去脉。
“干吗还在这儿唠叨呀，现在就一起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儿去。他很快就会使您搞清楚的。”彼得·阿纳尼耶维奇终于醒悟过来。
这一来我又见到了伊里奇。他面容憔悴，显得疲惫不堪。他问我近况如何，现在家在哪里，还问了其他几个问题。
最后还是克拉西柯夫说出了来意：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把这个汉子带到您这儿来，是让您来给他消除疑团的。”
“这干什么呀？”列宁笑了笑。“让他自己去搞清楚好了。有印好的会议记录。让他仔细读了以后去作出自己的结论。”
他的建议是最明智不过的。
从此以后我一生都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之中。
代表大会以来孟什维克们一直以无政府主义的行动来反对党和它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这种极其恶劣的做法常常使列宁不得不报以苦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04年2月初写成的《告全党书》中对孟什维克这种冒充内行、蛮不讲理、篡权夺位的行径有一段令人不快的叙述，主要谈到孟什维克的头头们经常提出最后通牒要把他们的追随者补选到党的所有中央机关里去，而这样做是完全违反第二次代表大会明确表达的意志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告全党书中写道：
“《火星报》提出补选中央委员的问题以后，这个希望（指缓和党内危机——潘·勒·注）也破灭了。我们认为重新再在我们感到厌恶的争夺席位的问题上讨价还价，已经不可能了。如果实在没有其他办法，而少数派又非是最高职务，就不能在党内工作，我们甚至宁愿把所有的指挥棒都交给他们。随着我们运动的这种新的使人厌恶的病症变成宿疾，随着这些细小得使人无法容忍的琐碎争吵变成持久的争吵，我们采取这种步骤的决心也就越来越大。
“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全党比较肯定的意见，我们要考虑革命者特别是俄国革命者的舆论。”[15]而这一点正是孟什维克的头头们最最害怕的。
关于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思想早在1904年初就在伊里奇的头脑中酝酿成熟了。所以他对1904年1月底召开的党总委员会的例会寄予很大的希望。并不是说他指望总委员会在起草决议时能顺顺当当，——他清楚地知道，三个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德[16]）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要恶毒地欺压两个布尔什维克（列宁和林格尼克），布尔什维克的任何一个提案在总委员会里都不可能有得到通过的机会。因此，列宁每次到总委员会去，总是使自己的神经早有准备，以便对付尖酸刻薄、刁钻古怪的马尔托夫和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普列汉诺夫对他的种种嘲弄。对列宁来说，重要的是去取得书面材料，孟什维克的首领们在党总委员会里的发言，——取得这些材料是为了动员党内的舆论，是为了进行争取召开新的代表大会的宣传。
对于布尔什维克这一方来说，党总委员会的书记员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列宁和林格尼克坚决反对勃鲁缅费尔德来当书记员，理由是他的保密观点差，又往往不能控制感情。
列宁和林格尼克提贝奇科夫为书记员候选人（我出国用的假护照上写的姓名是贝奇科夫，在国外有一段时间我就用了这个别名）。
普列汉诺夫表示可以同意贝奇科夫作为“你们方面”也就是总委员会布尔什维克成员方面的书记员，但他要代表编辑部提费·伊·古尔维奇（即唐恩）为候选人。列宁和林格尼克也反对唐恩，反对的理由是唐恩对中央委员会的态度令人不能容忍，布尔什维克一方正打算在总委员会里提出关于唐恩的行为的问题。
列宁在协商书记员问题时给普列汉诺夫写信说：“……我们也注意到总委员会的作用在于求得统一和一致（而不是散布分裂和争执），所以我们立即提议让一位从未参加过争执也不为另一方所反对的人来当书记。”[17]
列宁在挑选书记员方面如此谨慎是什么道理呢？道理很简单：列宁把记录看成可以向全党说明真相的文件，因而总委员会内双方进行辩论时谁来作记录的问题，对他来说是个头等重要的问题。而对于普列汉诺夫和总委员会内坚决不让发表总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另两名孟什维克成员来说，没有多大关系。他们说，记录反正放在党的档案里，书记员用自己的笔在记录上怎么记，无关紧要。
我作为布尔什维克方面的书记员去作讨论记录的那几次总委员会会议（1904年1月15—17日（28—30日））的情况，我不准备谈了。我可以介绍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去看一看发表在《列宁文集》第十卷（第一八一——二七七页）上的这份记录。记录跟速记下来的差不多，准确地反映了总委员会会议参加者的发言，我本人因此而感到很自豪。但对于那次疏忽我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由于我的疏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为冒火，非常难过。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把记录整理好，同孟什维克的书记员统一过意见以后，就把厚厚一本记录簿送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过目和签字。
列宁在自己的发言记录上作了些修改和补充以后签了字。林格尼克也照此办理。剩下的事就是让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德去签字了。列宁关照我跟这伙人打交道时要特别当心，眼睛不能离开珍贵的文件。
我去找马尔托夫说：
“尤利·奥西波维奇，这是总委员会的记录……是我同某某（孟什维克的书记员）一起搞的，对记录的客观性可以不必怀疑。请签字吧。”
“请把记录留给我，我看一看，明天还给您。”
“不，尤利·奥西波维奇，我非常希望您现在就看……我急于要办完这件事，卸掉责任……您签了字以后我还要去找普列汉诺夫签字哩。”
“我可以代您送给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去签字。说实在的，有什么好使您为难呢？……”
“您要知道……记录只有一份……可能搞丢了……我作为书记员要对这个文件的命运负责……”
“怎么会搞丢了呢？！我又不是个好丢文件的马大哈。我跟您说过，很快就把记录还给您……我可以向您保证，如果您需要的话……要不您还需要什么呢？……”
马尔托夫的保证使我动摇了立场。我交出了珍贵的文件。
我心情沉重地去向列宁汇报。
听说我把记录留在马尔托夫那里“留到明天”，他狂怒起来，在这以前和以后我都从来没有见他这样发过怒。他狠狠地训了我一顿。
“如果您这样孩子气十足，”他冲着我说，“那您干吗来搞严肃的政治工作呢？！”
“马尔托夫给了我保证的呀，”我畏畏缩缩，差一点要哭出来，用压低的声音为自己辩解说。
“啊，请您别说了！…… 真是天—真—无—邪！……”
亲爱的读者，你们认为怎么样，马尔托夫信守自己的“保证”了吗？不，当然没有。打这以后，他甚至不愿意就这件事跟我说清楚。
我这才弄明白，孟什维克原来是这样的货色，孟什维克的“保证”原来是一钱不值，狗屁不如……
1904年，布尔什维克日内瓦小组决定要把纪念巴黎公社的活动搞得特别隆重。要知道这是我们的节日呀，新火星报分子——孟什维克呢，对它居然没有插手，因为巴黎公社对他们来说算得了什么？！——历史上一个无关紧要的日子，一个微不足道的、一再向全世界证明公社社员本不该拿起武器的小事件。
我们选了一个很大的礼堂来开大会，开会的时候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小组责成我当主席来主持大会，根据事先拟定的会议程序，我宣布开会后应该作一个关于德国1848年革命的讲演。我是个蹩脚的讲演家；我只是象小学生一样，在两千听众面前复述马克思的思想。我记得在我讲到一个什么地方的时候，伊里奇突然抬起眼睛看着我，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我的话出了问题。显然，是我讲走了火，使伊里奇听起来很剌耳。我窘态毕露、灰心丧气地把讲演草草收了场，只听到几下少得可怜的掌声，接着我就赶紧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言。他这时正是心情舒畅，觉得能够全神贯注地谈谈巴黎公社的事迹，把日内瓦的纠纷，补选事件的争吵，马尔托夫的歇斯底里大发作，唐恩卑鄙龌龊的政客手腕，妄自尊大的自大狂托洛茨基的发狂，阿克雪里罗德的学究式的预言，把这一切哪怕忘掉一小时也是高兴的事。
大会结束后散场时，我亲耳听到几个普通的孟什维克对列宁的发言作出了这样的反应：
“是啊，这才是真正的领袖哩！唉，我们要有这样的领袖就好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完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以后觉得非常需要休息，就立即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背上背包，到山里去作徒步旅行了。
我们这些普通的布尔什维克本能地觉得，根据当时派别斗争的情况，用孟什维克拿手的“拳击”法去回敬孟什维克是合适的。他们可以在新《火星报》的版面上嘲弄我们，我们自然也可以用辛辣的玩笑、杂文、漫画去回敬他们！
《火星报》竟然骂国外的布尔什维克是白白取得党员称号的人。利亚多夫忍不住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普列汉诺夫（说实在话，这封信是我们所有的人在一个咖啡馆里集体写的——就象列宾[18]油画中的查坡洛什人给土耳其苏丹写信那样），这只被激怒了的狗熊便从熊窝里爬出来，用狂吼“吓唬人”：“我，下面署名的坦波夫贵族，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我们这帮人马上随声应和：“坦波夫的贵族万岁！快给坦波夫贵族让路！”
不过不知疲倦的杂文作者穷戏迷（奥里明斯基）对于孟什维克来说才是最厉害、最受不了的讽刺家，所有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的人都知道他当时在文坛上的地位。
在这场同孟什维克进行的笔战中，笔者也发现自己有一点特长可以利用。
在1904年6月1日《火星报》第六十七号的附刊上发表了尔·马·（马尔托夫）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前进还是后退？》，副题是《代悼词》。在这篇文章中马尔托夫赌输了装笑脸，硬说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是无的放矢（其实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使新火星报分子怕得要死）。
我小时候喜欢给老师画漫画。现在我又重新拿起了画笔。马尔托夫妄想从政治上埋葬列宁的那篇《代悼词》使我想起了老鼠埋葬捆住爪子的猫。过了半小时，漫画《老鼠葬猫》的草图就画好了。收到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效果。列宁看到画笑得前俯后仰，要我用石印版把我的《老鼠》印出来。
打这以后，我陆续画出来的画全都征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并得到他的批准，才用布尔什维克会计处的经费印出来，看来他是赞同我们用穷戏迷辛辣的讽刺文章和奥林—勒柏辛斯基[19]的漫画等方式去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的，不过他要求我们不要越出政治抨击的界限，不要去庸俗地嘲讽对手的私事。例如，我记得，当他笑着欣赏我那张已经准备用石印版去复印的老鼠画时，突然收敛住笑容，皱起眉头对我说：
“奥林同志，‘给我喝点克非尔[20]吧’这样的暗示有什么政治意义呀？这个地方一定要改一改。”
事情是这样的：在组画《老鼠葬猫》的第三部分，有一只面孔象阿克雪里罗德的老老鼠，被一跃而起的猫捉住，已是奄奄一息，我在它的嘴边写了一句垂死挣扎的话：“给我喝点克非尔吧”，暗指帕维尔·波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在瑞士开设过一家赖以为生的克非尔饮料店。这个愚蠢的暗示使伊里奇听起来非常刺耳，因为它有失分寸又毫无政治意义。我窘得要命，赶紧改正了这个错误。
我们特别恨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的作者托洛茨基，这个性急的叛徒在这本小册子里诋毁旧《火星报》，说它是为资产阶级激进派知识分子办的民主主义报纸，并且对列宁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因此，我在我的政治漫画中特别喜欢画托洛茨基（他外号巴拉莱金[21]和妄自尊大的自大狂），有时把他画成一只在即将复活的猫的尸体旁边弹着三角琴大跳康康舞的老鼠，有时把他画成一个根据“大人”（警察分局局长）的吩咐吊在电话机上的小警官，诸如此类。
《进一步，退两步》出版以后，列宁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有二十二个同志参加的会议，为的是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一个以争取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为口号的布尔什维克行动纲领。[22]
布尔什维克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他们筹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建立了自己的事实上的中央（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把党内所有观点正确的同志团结在自己周围，为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准备。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却愈来愈败坏自己的名声，他们在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谬论发展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秋天，1904年11月，有一次，我们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接到了某日在奥林饭店（一个充当我们党的俱乐部的地方）聚会的通知。饭店立刻热闹起来。日内瓦布尔什维克小组全体成员都来了。列宁也来了。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这样笑逐颜开了。他有时高兴得搓搓手，有时格格格地笑几声，眼睛是从前的、真正伊里奇的眼睛，洋溢着快活的幽默，也闪烁着讥刺的光芒。他的模样活象一个追捕珍禽终于捕捉到手的幸运的猎手。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这一次他在孟什维克发表非常典型的机会主义谬论时捉住了他们。《火星报》编辑部发表了仅供党员阅读的给各党组织的信，信中叙述了他们的著名的“宴会上的”地方自治派运动的计划。我不打算在这里复述这封信和列宁对这封信的答复《地方自治派的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23]的内容。党完全可以确信，往后更是愈来愈有理由确信，孟什维克除了同党的多数派在组织问题上有分歧而外，还另有新的分歧——在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关于这一点弗·伊·列宁立刻就加以揭露了。
[13] 费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
[14] 彼得·阿尼耶维奇·克拉西柯夫（Пётр Ананьевич Красиков，1870年10月5日——1939年8月20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多次被捕。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胜利后领导了推广无神论教育的活动。1924年起担任最高法院检察官。1933 —1938年任最高法院副主席，反对维辛斯基。193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39年逝世。
[15] 《列宁全集》第7卷第178页。——编者注
[16] 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 ，1850年8月25日——1928年4月16日），早年受巴枯宁影响参与革命运动。1879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孟什维克取消派领导人，主张取消秘密党，建立合法的“工人代表大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海外书记处成员。一战爆发时持护国主义立场，支持协约国。二月革命后回国，主张与参战国进行和谈。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使团团长。十月革命前出访国外，后公开支持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1928年死于柏林。
[17]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23页。——编者注
[18] 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Илья Ефимович Репин，1844年8月5日——1930年9月29日），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画家。
[19] 潘蒂利蒙·尼古拉耶维奇·勒柏辛斯基（Пантелеймо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епешинский，1868年3月12日——1944年9月30日），188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起在《真理报》工作。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同年流亡瑞士。1917年回国，参加了十月革命，革命胜利后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国际革命战士援助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历史博物馆馆长。1935—1936年任革命博物馆馆长。1944年逝世。
[20] 一种用发酵牛奶做的饮料。——译者注
[21] “巴拉莱金”在俄语中是“三角琴手”的意思。——译者注
[22] 关于二十二个布尔什维克会议，请参看由弗·伊·列宁起草并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告全党书》（《列宁全集》第7卷第447—454页）. ——编者注
[23] 《列宁全集》第7卷第488—507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