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弗·伊·列宁是1893年8月在下新城（现在的髙尔基市）。经过情形是这样的。我当时是莫斯科大学医科五年级学生，夏天霍乱流行时我在下新城附近的索尔莫沃工厂工作。那时我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见过下新城的马克思主义者帕·尼·斯克沃尔佐夫和米·格·格里哥里耶夫，他们是喀山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费多谢耶夫[1]小组的成员，小组是以它的优秀组员尼·叶·费多谢耶夫命名的。
有一次我从索尔莫沃去下新城，顺便去找斯克沃尔佐夫，在他那里看到一个陌生人同他和格里哥里耶夫谈论得很热烈。经过介绍才知道他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他从萨马拉去彼得堡路过下新城，他想住到彼得堡去。他到这里来是为了结识斯克沃尔佐夫，他是看到斯克沃尔佐夫在《法律通报》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论述俄国经济的第一批文章）知道他的。他决定离开下新城以后还要到弗拉基米尔去看费多谢耶夫，根据他获得的消息，费多谢耶夫应该得到保释。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没能见到费多谢耶夫，因为过了一些时间他才被释放出狱。
话题转到了费多谢耶夫。斯克沃尔佐夫和格里哥里耶夫非常了解他，说他是个杰出的人才，很有发展前途，很能实干。后来我们同伊里奇又谈到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告诉他，我们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已有的一些关系，谈到我们在莫斯科和下新城工人中着手进行的工作。我记得，伊里奇特别强调，必须建立可靠的组织，必须建立城市之间的联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他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2]在莫斯科的住址告诉了我，有时他从彼得堡到莫斯科以后就在她家里会见莫斯科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还谈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谈到农民，谈到同民粹派的斗争，谈到西方的工人运动。
我们交谈的时候情绪十分兴奋。当时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还很少，我们只有几个人，但是我们明白，马克思的伟大学说一定会教给我们解决“老大难问题”的方法，未来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同伊里奇一连谈了好几个钟头，直到他应该上火车站的时候才罢休。
我们觉得年轻的列宁学识非常渊博，他的论断特别有根据，也特别深刻。值得指出的是，当时已经可以看出他是我们党未来的组织者：他非常注意集合现有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也非常注意在散居各城市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建立联系。
9月初我回到莫斯科，第一件事就是按伊里奇给我的地址去找安娜·伊里尼奇娜和她的丈夫，在库尔斯克铁路局工作的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叶利札罗夫[3]。我记得他们当时是住在库尔斯克车站附近的雅科夫列夫胡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4]（他那时是医科一年级学生）和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5]（当时是五年级或六年级学生）也住在他们家里。我立刻就同这一可爱的家庭亲近起来了，并且从此以后，在我的一生中都同他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我在莫斯科工作期间他们给予我各种支持，并且帮助我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关系。我在他们家里认识了铁路职工奥库利奇，他在工人中有一些朋友，我通过他结识了从维尔诺来的叶·伊·斯庞蒂，斯庞蒂后来在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
安娜·伊里尼奇娜积极参加了这个组织的工作，她是这个组织所有关系的枢纽——由她恢复遭到破坏的关系，由她为新来的干部建立他们之间以及他们同工人之间的联系。安娜·伊里尼奇娜还把宣传资料从德文翻译过来；她翻译过豪普特曼[6]的剧本《织工》，这个剧本曾经用胶印版印刷过；她用通俗的语言介绍过杰缅季耶夫的著作《工厂》，等等。1898年她参加了第一届莫斯科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在明斯克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成立的。
当时是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德·伊·乌里扬诺夫参加了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不久又开始在工人中进行工作；1897年11月他曾经因莫斯科工人协会案被捕。
我同安娜·伊里尼奇娜认识后不久（1893年9月底），在莫斯科成立了由六人组成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六人小组”），目的是为了在莫斯科工人中进行系统的宣传和鼓动。我是这“六人小组”的成员之一。我们小组在整个活动期间都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保持着联系。
1893年12月底我到下新城去过圣诞节，1894年1月12日（24日）回到莫斯科。
莫斯科的人都在谈论不久前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一书的作者、著名作家瓦·沃·同彼得堡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所进行的辩论。[7]我从安·伊·叶利札罗娃那里了解到，非常成功地发言反驳瓦·沃·的那位彼得堡人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现在到下新城去了。这样一来，我正好和他错过，使我既没能听到他在莫斯科的发言，又不能听到他在下新城的发言。我感到非常遗憾。安娜·伊里尼奇娜给我详细地叙述了这次发言的情况；后来她还把这情况写进了她的文章。
安娜·伊里尼奇娜写道：“我记得……辩论很快就热烈起来，特别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起来反驳一个举止非常庄重的民粹派以后，此人身材不髙，但很结实，淡黄色头发，秃顶，青年人对他很尊敬，他坐的地方有几分象是‘贵宾席’。
我记得弟弟当时只是个二十三岁的青年，他和一群年轻人站在通向另一房间的房门口，他先是说了几句引人发笑的讽剌话，使得所有的人（其中大多数人带着很不赞成的表情）都转过头来看着他，接着他就发起言来。
他满怀青年人的激情，以广博的知识为武器，用深信不疑的语气，大胆而坚决地驳斥了民粹派的理论，使它绝无立足之地。对这种‘后生无礼之词’的敌视态度也开始逐渐转变，可以说已经从敌视态度变成尊敬态度了。大多数人都把他当作一个认真的对手来看待了。特别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二次发言答复那个举止庄重的民粹派以后，少数几个马克思主义者高兴得不得了。年长对手的倨傲态度和有科学根据的反驳并没有窘住弟弟。他也用科学证据和统计数字来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见解，用更加尖锐的语言和更大的气势回击对方。整个讨论变成了‘父与子’两代人代表之间的对阵。所有的人，特别是青年人，都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场舌战。那个民粹派的声调开始低下来了，话也说得有气无力，不清不楚了，最后竟慌乱起来了。
在各个青年小组中热烈地议论了这次辩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使其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原来的观点，促使他们走上了学习马克思著作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者引人注目地抬起头来了，痛斥瓦·沃·的‘彼得堡人’的名字一时间被人们广为传诵。”
玛·彼·哥卢别娃在回忆这次发言时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发言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大家谈起他时都说他是出现在天际的一颗新星，——有人高兴，满意，也有人妒忌，懊丧，——他们说，结果会怎么样呢。”
在保安机关的材料里，在莫斯科保安处处长别尔嘉耶夫1894年1月20日（2月1日）关于密探监视从尤里耶夫到莫斯科来度假的约·莫·达威多夫的报告中，也提到这次发言：
“因接去年12月18日第七千二百七十一号公函，谨向警察司报告如下：尤里耶夫大学学生约瑟夫·莫尔杜霍夫·达威多夫在莫斯科逗留期间专与政治危险分子为伍。除消极参加本月12日纯正之学生晚会外，据密探获悉，本月9日在由八级文官之子尼古拉·叶菲莫维奇·库申斯基借沃兹德维任卡街扎列斯卡娅家秘密举行之晚会上，达威多夫曾积极参加辩论。参加此次晚会之著名民粹派理论家、作家瓦·沃·（瓦西里·巴甫洛夫·沃龙佐夫[8]医生）列举论据反驳达威多夫，使其哑口无言，以致于达威多夫之观点由一姓乌里扬诺夫者（据云系绞刑犯之弟）起来加以辩护，不料竟头头是道云云……”[9]
在这次发言以后，伊里奇就到下新城去了，并在那里作了一次报告。格里哥里耶夫是这样回忆这次报告的：
“……米诺多拉·叶哥罗夫娜·雅库波夫斯卡娅的那所不大的住所被用来作为弗·伊·乌里扬诺夫作报告的地方……大家对弗·伊·乌里扬诺夫报告的兴趣非常大。但由于房子小，也由于保密的原因，来听报告的人并不太多，这些人都是经过挑选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探讨帕·尼·斯克沃尔佐夫也探讨过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一问题时，阐述得更加透彻，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时讲得十分明确，而他的知识又非常广博，——这一切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出席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敢起来反驳他。”[10]
列宁在莫斯科和下新城所作的发言大大地加强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两个城市的地位。
伊里奇从下新城回到莫斯科以后，我同他见过面；我们一起去找过亚·尼·维诺库罗夫[11]，维诺库罗夫也参加了起领导作用的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小组。我们向伊里奇谈起我们莫斯科工人小组的情况，谈起我们想在最近用散发传单的办法过渡到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打算。他非常注意地听着我们汇报，并深表赞许，他特别赞同我们从小组活动过渡到进行鼓动的打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次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不长。这一冬他又来过一次，我记得是在2月底谢肉节的时候，我去看过他，又跟他一起去找过维诺库罗夫，在维诺库罗夫那里见到过从下新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阿·斯·罗扎诺夫。
1894年夏天，我们的组织在工人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莫斯科许多工厂里建立了关系，散发了几种很受工人欢迎的鼓动性传单，在莫斯科和莫斯科附近的工厂里组织了几次罢工。[12]
在紧张活动的这一段时间里我常常同伊里奇见面。这年夏天他是在别墅村镇库兹明基，在库尔斯克铁路柳勃利诺车站附近安娜·伊里尼奇娜的别墅里度过的。伊里奇有时到我这里来，我也到叶利札罗夫家的别墅里去看过他几次。我和他一起在郊区散步，在池塘里洗澡，并且谈论了很多事情。他问起我们的工作情形，谈到过使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激动不安的一些问题。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让我读他的著作《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这是伊里奇用他那特有的笔迹写成的厚厚一本手稿，是一篇研究南俄农民分化（即从农民群众中一方面分化出在自己的耕地上利用机器和雇佣劳动力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富农集团，另一方面又分化出逐渐无产阶级化的破产的贫苦农民集团）的著作。伊里奇想把这篇文章发表在公开刊物上，就把它交给了《俄国思想》杂志编辑部，尼·阿·卡布鲁柯夫[13]是这个杂志经济部的负责人。已经是伊里奇离开莫斯科以后了，我受他的委托去找卡布鲁柯夫，想了解一下这篇文章的处理结果。卡布鲁柯夫说这篇文章不准备刊用，因为不合他们杂志的方针，说完就把文章还给了我。
文章放在我身边，1894年12月3日搜查时被抄走了。直到1923年，也就是说差不多过了三十年，我才在档案里，在关于我的案件的“物证”里找到了它，同一年它就被发表在党史委员会编辑的《纪念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二十五周年》文集里，并被收入了《列宁全集》第一卷。[14]
在给我看这篇文章以后，伊里奇又把他的巨著《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三个部分都交给我阅读。这一著作当时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应该指出，在1893—1894年的冬天，在自由派和自由民粹派的杂志上出现过好几篇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报刊上的这一反马克思主义运动并没有遭到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在公开报刊还是秘密报刊上的回击，总而言之，当时没有理论工作，不能表达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观点，不能论证马克思主义者基本的纲领性和策略性的口号。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和《我们的分歧》是批判那些思想已经不切合当时实际的老民粹派（巴枯宁[15]、特卡乔夫[16]、拉夫罗夫[17]）的；他们的追随者不接受革命民粹派的思想，散布的是机会主义的小市民民粹派的思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感到迫切需要这样一部著作，它要既能回击民粹派批评家们的猖狂进攻，又能揭露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实质，还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政治的思想归结为一个统一的体系，运用到现代俄国的具体环境中去。
这样一部著作终于出现了。可以说这部著作是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言书，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实际上，俄国所面临的革命运动的主要纲领性理论问题和组织上的策略问题都已经在列宁的这部著作里提出来了，在这里面同时也提供了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列宁在这部著作里完成了由普列汉诺夫开始的摧毁民粹派思想体系的任务。
这部基本上能回答当时一切迫切问题的辉煌巨著的手稿那时候就在我手中。我的心情激动是不难理解的。考虑到这部著作的巨大意义，我想无论如何应该把它印出来。莫斯科高等技术专科学校学生亚·尼·马斯连尼科夫和弗·尼·马斯连尼科夫兄弟和他们的表兄弟、彼得堡工艺学院学生阿·亚·甘申承担了这一任务。我是通过安娜·伊里尼奇娜认识这几个人的。伊里奇也认识甘申（他们是在彼得堡组织里认识的）。但是他们的工作不知为什么过了很久也没有安排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8月底或9月初动身到彼得堡去了，而他们的工作还是没有搞完。有一次甘申来找我，对我说，从彼得堡伊里奇那儿来了一个人，把所有搞好的材料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文章的原稿都拿走了。
根据在彼得堡参加这一著作翻印工作的米·亚·西尔文的回忆录和其他资料，可以看出，第一编在1894年春天就用胶印版印刷过不到五十本；第一编的第二版也是由同一个小组7月间在彼得堡印的，也是胶印版（就是说也不超过五十本）。9月间西尔文的小组又印完了第一编的第三版。西尔文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莫斯科的“技术不过关，印得很慢，而且印数又少……因而感到很伤脑筋……当他看到我们的工作进行得至少并不坏时，他立刻就请马尔琴科到莫斯科去，从甘申那里拿回所有印好的材料和手稿。”
西尔文小组印第三编时注的是1894年9月，为了保密起见，还标注了“一个外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印行”的字样。直到同年11月甘申才从彼得堡给我弄来了黄色封面的胶印的这一编。这样说来，第一编共印过三版，其中只有前两版靠得住，因为这两版在沙皇的档案里找到过；第三编只印过一版。莫吉梁斯基提到的切尔尼哥夫省的版本（《往事》杂志第二十三期）只印过二十至二十五本（第一编）。第二编是否印过，值得怀疑，尽管警察机关的情报说它在莫斯科出版过。[18]但随便怎么说，它至今没有找到。
现在还没有关于这部著作印刷情况的更为可靠的材料。在收入1906年《时势》文集的我的一篇文章中，我第一次在文字上提起这件事，1919年在莫斯科，我又在《工人运动初期》这本文集里提起过。当时，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开始寻找这部著作，直到1923年才获得圆满的结果，第一编和第三编在彼得格勒的公共图书馆里发现了，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柏林的社会民主党档案中也找到了这两编。接着就由莫斯科工人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了这部著作，后来又收进了《列宁全集》第一卷。[19]
也跟列宁的第一篇文章一样，《什么是“人民之友”……》这本书耽搁了二十九年才印出来。不过尽管如此，当时党的领导干部差不多都已经读过这部天才的著作了。
这本书问世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威信更高，更为人所公认了。年轻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感到，从他身上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和理论力量。
但是在认识他的人的记忆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和领袖，而且是一个朝气蓬勃、乐观愉快的人。他听别人谈话和问别人的话都很认真，好象非要从谈话人身上弄清问题不可，而他那机智的插话又往往会使谈话的内容按新的思路发展下去。跟他谈话使人感到真正的满足，跟他谈话常常能使讨论的问题得到准确而清楚的结果。在以后我们遇到政治工作中某些新的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时，我们总是非常关心伊里奇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他的意见怎么样，事实上总是他的思想、他的指示最英明，最正确，引导着党和无产阶级勇往直前，走向最终的胜利。
1894年12月我被捕了；同我一起被捕的还有我们“六人小组”的其他两个成员——亚·尼·维诺库罗夫和普·伊·维诺库罗娃夫妇；马·尼·利亚多夫[20]、叶·伊·斯庞蒂和工人斯·伊·普罗科菲耶夫没有被捕。这时我们组织已经吸收了一批新人，宣传鼓动工作仍在广泛进行。在1895年五一节的工人集会上莫斯科组织正式定名为“工人协会”。
伊里奇通过斯庞蒂和马斯连尼科夫兄弟继续同莫斯科组织保持联系。
在莫斯科遭到夏季大破坏，利亚多夫、马斯连尼科夫兄弟和其他许多人被捕以后，列宁曾多方设法要恢复他同莫斯科组织的联系，这可以从1895年11月他给苏黎世的阿克雪里罗德[21]的信中看出来：“我到莫斯科去了。谁也没有找到，因为‘生活的教师’[22]渺无音信。他安然无恙吗？（他在1895年12月12日（24日）被捕——谢·米·注）如果您知道他的消息并且有他的地址，请写信给他，让他把地址寄给我们，不然我们在那里找不到关系。那里曾遭到巨大的破坏，看来还有人留下来，工作也没有停止。我们从那儿得到了一些描写几次罢工的材料。”[23]
在写这封信以后不久，列宁也被捕了，那是1895年12月9日（21日）的事。
载于《历史杂志》1941年第1期第11—15页
[1] 尼古拉·叶弗拉夫莫维奇·费多谢耶夫（Николай Евграфович Федосеев，1871年5月9日——1898年7月4日），1887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88—1889年期间在喀山领导马克思主义运动。1889年被捕。1893年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897年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898年在流放地自杀身亡。
[2] 安娜·伊里尼契娜·叶利札罗娃—乌里扬诺娃（А́нна Ильи́нична Елиза́рова-Улья́нова，1864年8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列宁的姐姐。1886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并被流放到喀山。1893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4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流亡国外，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89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后来参加了1905年革命。此后曾四次被捕。二月革命后任《真理报》书记。1918—1921年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此后曾担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研究员、《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书记。1935年逝世。
[3] 马克·蒂莫菲耶维奇·叶利札罗夫（Марк Тимофеевич Елизаров，1863年3月10日——1919年3月10日），189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塞兹兰。1905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塞兹兰。1906年移居萨马拉。1909年脱离政治活动。十月革命后任铁路人民委员，1918年辞职。1919年任贸易工业人民委员会委员，同年因感染斑疹伤寒而逝世。
[4] 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Дмитрий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1874年8月4日——1943年7月16日），列宁的弟弟。1893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1897年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图拉，后又流放到波多尔斯克。1900年起任《火星报》记者。1905年革命期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辛比尔斯克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暂时脱离政治活动。一战期间入伍，在军队中开展革命宣传。1918年任克里米亚地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19年任克里米亚人民委员会主席。1920—1921年任俄共（布）克里米亚委员会委员兼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起在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1943年在高尔基城逝世。
[5]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6] 格哈特·约翰·罗伯特·豪普特曼（Gerhart Johann Robert Hauptmann，1862年11月15日——1946年6月6日），德国作家、诗人、剧作家。19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7] 指1894年1月9日（21日）弗·伊·列宁在莫斯科一次秘密会议上发言反驳民粹派分子瓦·沃·（瓦·巴·沃龙佐夫）。——编者注
[8] 瓦西里·巴甫洛维奇·沃龙佐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оронцов，1847年1月1日——1918年12月10日），俄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1876年起在拉夫罗夫主办的《前进报》担任秘密通讯员。1879年起开始发表民粹派著作。他在民粹派运动中的影响较大，曾遭到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严厉抨击。1918年逝世。
[9] 《红色文献》杂志1934年第62期第76页。——谢·米·注
[10]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4年第4期（总第27期）第103页。——编者注
[11]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维诺库罗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инокуров，1869年7月28日——1944年11月9日），189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3年发起成立莫斯科工人工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3—1917年任《保险问题》杂志编辑。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市杜马议员。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市杜马主席。1918—1921年任社会保障人民委员。1924—1938年任苏联最高法院院长。1938—1944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44年逝世。
[12] 详见拙著《革命的莫斯科》1940年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版。——谢·米·注
[13]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卡布鲁柯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Каблуков，1849年10月5日——1919年10月17日），俄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
[14] 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1—57页。——编者注
[15]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巴枯宁（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3日），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16] 彼得·尼基蒂奇·特卡乔夫（Пётр Никитич Ткачёв，1844年7月11日——1886年1月4日），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文学评论家。1862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62—1873年期间四次被捕。1873年流亡瑞士，在日内瓦出版民粹派著作。此后移居法国，转向雅各宾主义。1882年因病脱离政治活动。1886年在巴黎病逝。
[17] 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Пётр Лаврович Лавров，1823年6月2日—1900年1月25日），俄国社会学家、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革命民粹主义者。
[18] 见彼得堡行政长官1895年5月27日的报告（《红色文献》杂志1934年第62期第82页）。——谢·米·注
[19] 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109—309页。——编者注
[20] 马尔金·尼古拉耶维奇·利亚多夫（Марты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Лядов，1872年8月24日——1947年1月6日），1890年入伍。1891年被开除。1893年发起成立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被捕。1897年被判处5年徒刑。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流亡德国，参加了《火星报》编辑部，期间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秘密回国，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5年12月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5年革命失败后再次流亡国外。1909年是“前进派”，参加了卡普里学校。1911年回国。二月革命后任《巴库新闻报》主编，接近孟什维克。1918—1920年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成员。1920年回到莫斯科，加入了布尔什维克。1923—1929年任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0—1932年任十月革命档案馆馆长。1932年退休。
[21] 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 ，1850年8月25日——1928年4月16日），早年受巴枯宁影响参与革命运动。1879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孟什维克取消派领导人，主张取消秘密党，建立合法的“工人代表大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海外书记处成员。一战爆发时持护国主义立场，支持协约国。二月革命后回国，主张与参战国进行和谈。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使团团长。十月革命前出访国外，后公开支持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1928年死于柏林。
[22] 即叶·伊·斯庞蒂。——编者注
[23]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