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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84年起我就在新船坞港旋工间当学徒，1889年出师当技工。港里的工作沉寂的进行着，方法是原始的。连厂里已有的车床也没有利用，有时候要有人向技师要砂纸磨铜制物，技师就会回答说：“哎呀，你真是个不行的工匠，你倒要砂纸呢！随便抓点什么屑子，散点砂就去磨吧！”工作就是这样进行的，白白过去的时间，比工作时间还要多。
从波罗的海调来的几个年青的技工，后来知道，他们是作为“危险分子”而被开除出厂的。他们给港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汽流。搁在一边没有使用的车床，马上开动了。计日工变成了计件工，因此，工资提高了。
同时，这些技工在工人中进行了社会主义宣传，从工厂的青年中挑选优秀分子。开始组织了一些小组，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在小组里领受到了“善与恶”的知识以后，我马上把在小组中获得的知识，到朋友中去传播。除了口头宣传以外，还传阅了一些阐述社会主义思想的小册子。我们也间或弄到一些秘密读物。但是这些读物不大“通行”，一方面因为这些读物是危险品，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读物只是对周围事物作了肤浅的阐述。
为了使工人们在政治上获行正确的发展，我们在港里组织了当时称为“民主大学”的组织，听众不超过五人。同时，大家都这么说：“如果工人自已不能来上大学，大学就去找他。”这样一来，小组织员的发展工作，真的加快起来了。
我们小组的领导者是高等学校的学生，他们也是小组的组建者。
当我在彼得堡区，华西里也夫岛，维保区和卡尔宾诺区组成几个工人小组之后，我说必须要派知识分子到这些小组去讲演。当时中心组的人对我说：“好，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到你们那里去，这是一个优秀人物，因此小组中的人应当是可靠的、严肃的。”
为了执行这一指示，我在参加小组的工人当中，挑选了我最熟悉的人。我们小组的第一次会议是在我住的房子里举行的。我的房子是在彼得堡区斯也任斯克街和大普什卡尔街转角的地方。房子的楼梯下面有一单独的过道，因此有人到我这里来，邻居看不见。
到了规定的时刻，有人叩门了。我开门一看，看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汉。他有一小撮淡红色的胡子，脸园园的，有一双洞察事物的眼睛，一顶帽子，戴的快压住眼睛了。虽然是夏天，他穿的却是一件秋季大衣，领子翻起了的。总之，从外表上看，我弄不清他究竟是哪类人物。他一进门就问：“克涅采夫住在这里吗？”等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他说：“我就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我说：“我们正在等您。”---------“问题我是不能抄近道走……所以来迟了点。你们都到了吗？”他一边脱大衣，一边问道。
他的面色是那么严肃，语调是那么肯定，使你不由自主的要听他的话。所以我急忙安慰他说：都来了，可以开会了。
他走到与会者身边，认识之后，他就坐在指定的位置上，开始向与会者阐述会议的工作计划。他讲话的特点是严肃、明确，他的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似乎容不得反复，与会者很注意听他的讲话。他们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一是干什么的？在哪里工作？在什么工厂工作？厂里工人的发展情况怎样？他们的观点怎样？他们能不能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读什么书？等等。
如我们所理解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主要思想是:人们还不明了自已的利益，而主要的是还不会利用能够利用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他们身上就会有一股能够摧毁一切障碍、达到美好愿望的力量。如果掌握了知识，他们就能够独立的改善自已的境况，摆脱奴隶状态等等。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讲话达两个多钟头，但是我们却感到很轻松，因为他把我们不明白的一切都解释清楚了。如果把他的讲演与别的知识分子的话比较一下，那就可以明显的看出：他的话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当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确定了下次会议的时间，离开的时候，与会者都问我：“这是谁？讲的真好！”
但是，我不能向他们说明，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是谁，因为当时我自已也不知道，他常来我们这里——每周一次。他也常到指给他的其他小组那里去。黑河边工人季米特里也夫那里组成了一个小组。虽然路途遥远，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还是常去。他也常到华西里也夫岛路克洛乞----菲道诺夫小组那里去。到那里也是那个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但是，他的真名究竟是什么呢？这里的工人谁也不知道。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在这些会议上把当宣传员的知识分子，分配到各个小组里去，给他们作指示，给他们介绍各小组的情况，告诉他们应该讲些什么。
1893年我的祖母死了，她的遗产应该由我继承。我知道能够经常得到同志们的忠告，因此我就去找同志们，帮我设法弄到这份遗产。他们叫我去找律师的助手弗·伊·乌里扬诺夫。他们警告我说，不要抄他的地址，记住就行了。如果非抄不可，那么就在住宅区和房子号码前面加个9字。
我走到了卡契街13号住宅第7号房子，这是根据他们告诉我的号数找到的。按铃之后，女房东开门对我说：弗·伊·乌里扬诺夫不在家，但很快就会回来，并且叫我在他的房里等他。房里有两个窗户。家俱很简单：一张铁床、一张写字台、三四把椅子和一只柜子。我看了看之后沉思：“这是什么律师呢？他会不会理我的案子呢？…….”铃铛响了，一个男子汉很快走到房里来了。“您已经在等我了吗？”他一边对我说一边迅速脱下大衣，整理那身有点皱了的晚礼服。“请您等一等，我马上换好衣服，来和您谈问题。”
望了望这位律师的面孔之后，我呆住了。这不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吗？！当我回复过来的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是已经换了衣服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了。他一边给我指着椅子，一边对我说：“你详细讲给我听吗”。我坐好之后，马上就我所知道的，详详细细地告诉他。可是，他时常打断我的话，要我解释，好象是要把一件件的事情都从我口里拉出去一样。我说祖母是在一个将军家作奴仆死的，将军虽然有一栋三层的石砌洋房，但是还是可能强占我的遗产的。这时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搓了搓手，加重语气说：“如果我们能把官司打赢，我们就把房子接收过来。困难的只是很难找到你们的家谱，因为死者是农奴。”
说完之后，他马上拿出一张纸，写请领户籍调查册的申请书。写完之后，他告诉我到哪里去交申请书，并且嘱咐我听到有关这一案件的消息时，马上去找他。
“好，现在我们谈另一个问题吧。小组情况怎么样？工厂里情况怎么样？”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开始详细的问我了。我勉强回答了他的问题。“您，”他对我说：“作为与小组的直接联系人，应该知道工厂里发生了什么，工人们对什么不满意，在这种不满事件中，过错是谁的。您应该了解工人的利益，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怎样去接近他们？”我听着，感到要完成所有这些要求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却说的那么有信心，使得我也不敢拒绝了。
“现在，”他继续说：“您组成了一个小组，要领导小组，您自已在知识上应当比他们丰富，您应当多读些书，提高自已，提高别人。您应该在政治上开朗些，到了那时候，你在小组中的全部工作就会变成你的享受。”
我们分开走了，由于他交给我的任务很重，我的心情很不轻松。走在在街上，我就开始考虑怎么执行才好。
从此以后，我便开始定期去拜访弗·伊·乌里扬诺夫，把工厂里搜集的情报送给他，同时也在他那里得到新的指示。
“请等一等，请等一等，”他说：“我们要他们听我们的话，给我们组织权的时候快要来到了。到那时候，我们就要轻松些了。重要的是使工人了解我们，工人了解我们，我们就会有力量，我们就能够按照我们的愿望安排我们的生活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弗·伊·乌里扬诺夫非常兴奋。我离开他的时候，感到情绪高涨，涌现出愈加强烈的要求工作的愿望。
到工厂里，我力图把从弗·伊·乌里扬诺夫那里听来的一切，都告诉别人。工人们很注意听我的话，他们对我的态度改变了，他们开始尊敬我了。但是，这没有继续多久。关于我进行宣传的谣言，传到了厂方，于是，我不得不离开工厂。
有一次，我到弗·伊·乌里扬诺夫那里去了，他向我问道：“什么？如果您被捕，你知道在审问中，在监狱中怎么办吗？”“是的，知道。”我回答说。“在审问中应抱的态度就是不透露任何消息”。“那么，”他继续说：“既然你知道，就向全体同志们解释清楚吧。您那里有现款吗？有图书馆没有？里面有什么书？我们要组织一所良好的图书馆，制定适当的阅读规则。应该知道如何帮助被捕的同志们和被流放的同志们。这就需要办。要责成党员交党费，组织抽彩卷，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筹集经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把我们组所需要的一切,都告诉我。在他那里坐了大约一小时，我答应尽可能去办，然后我就走了。
不久，我就打听到他被捕了。他被捕之后不久，我也被捕了。再以后，我就被流放到维亚特斯克省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