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涅采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列宁如何在青年技工中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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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84年起我就在新船坞港旋工间当学徒,1889年出师当技工。港里的工作沉寂的进行着,方法是原始的。连厂里已有的车床也没有利用,有时候要有人向技师要砂纸磨铜制物,技师就会回答说:“哎呀,你真是个不行的工匠,你倒要砂纸呢!随便抓点什么屑子,散点砂就去磨吧!”工作就是这样进行的,白白过去的时间,比工作时间还要多。

从波罗的海调来的几个年青的技工,后来知道,他们是作为“危险分子”而被开除出厂的。他们给港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汽流。搁在一边没有使用的车床,马上开动了。计日工变成了计件工,因此,工资提高了。

同时,这些技工在工人中进行了社会主义宣传,从工厂的青年中挑选优秀分子。开始组织了一些小组,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在小组里领受到了“善与恶”的知识以后,我马上把在小组中获得的知识,到朋友中去传播。除了口头宣传以外,还传阅了一些阐述社会主义思想的小册子。我们也间或弄到一些秘密读物。但是这些读物不大“通行”,一方面因为这些读物是危险品,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读物只是对周围事物作了肤浅的阐述。

为了使工人们在政治上获行正确的发展,我们在港里组织了当时称为“民主大学”的组织,听众不超过五人。同时,大家都这么说:“如果工人自已不能来上大学,大学就去找他。”这样一来,小组织员的发展工作,真的加快起来了。

我们小组的领导者是高等学校的学生,他们也是小组的组建者。

当我在彼得堡区,华西里也夫岛,维保区和卡尔宾诺区组成几个工人小组之后,我说必须要派知识分子到这些小组去讲演。当时中心组的人对我说:“好,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到你们那里去,这是一个优秀人物,因此小组中的人应当是可靠的、严肃的。”

为了执行这一指示,我在参加小组的工人当中,挑选了我最熟悉的人。我们小组的第一次会议是在我住的房子里举行的。我的房子是在彼得堡区斯也任斯克街和大普什卡尔街转角的地方。房子的楼梯下面有一单独的过道,因此有人到我这里来,邻居看不见。

到了规定的时刻,有人叩门了。我开门一看,看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汉。他有一小撮淡红色的胡子,脸园园的,有一双洞察事物的眼睛,一顶帽子,戴的快压住眼睛了。虽然是夏天,他穿的却是一件秋季大衣,领子翻起了的。总之,从外表上看,我弄不清他究竟是哪类人物。他一进门就问:“克涅采夫住在这里吗?”等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他说:“我就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我说:“我们正在等您。”---------“问题我是不能抄近道走……所以来迟了点。你们都到了吗?”他一边脱大衣,一边问道。

他的面色是那么严肃,语调是那么肯定,使你不由自主的要听他的话。所以我急忙安慰他说:都来了,可以开会了。

他走到与会者身边,认识之后,他就坐在指定的位置上,开始向与会者阐述会议的工作计划。他讲话的特点是严肃、明确,他的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似乎容不得反复,与会者很注意听他的讲话。他们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一是干什么的?在哪里工作?在什么工厂工作?厂里工人的发展情况怎样?他们的观点怎样?他们能不能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读什么书?等等。

如我们所理解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主要思想是:人们还不明了自已的利益,而主要的是还不会利用能够利用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他们身上就会有一股能够摧毁一切障碍、达到美好愿望的力量。如果掌握了知识,他们就能够独立的改善自已的境况,摆脱奴隶状态等等。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讲话达两个多钟头,但是我们却感到很轻松,因为他把我们不明白的一切都解释清楚了。如果把他的讲演与别的知识分子的话比较一下,那就可以明显的看出:他的话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当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确定了下次会议的时间,离开的时候,与会者都问我:“这是谁?讲的真好!”

但是,我不能向他们说明,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是谁,因为当时我自已也不知道,他常来我们这里——每周一次。他也常到指给他的其他小组那里去。黑河边工人季米特里也夫那里组成了一个小组。虽然路途遥远,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还是常去。他也常到华西里也夫岛路克洛乞----菲道诺夫小组那里去。到那里也是那个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但是,他的真名究竟是什么呢?这里的工人谁也不知道。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在这些会议上把当宣传员的知识分子,分配到各个小组里去,给他们作指示,给他们介绍各小组的情况,告诉他们应该讲些什么。

1893年我的祖母死了,她的遗产应该由我继承。我知道能够经常得到同志们的忠告,因此我就去找同志们,帮我设法弄到这份遗产。他们叫我去找律师的助手弗·伊·乌里扬诺夫。他们警告我说,不要抄他的地址,记住就行了。如果非抄不可,那么就在住宅区和房子号码前面加个9字。

我走到了卡契街13号住宅第7号房子,这是根据他们告诉我的号数找到的。按铃之后,女房东开门对我说:弗·伊·乌里扬诺夫不在家,但很快就会回来,并且叫我在他的房里等他。房里有两个窗户。家俱很简单:一张铁床、一张写字台、三四把椅子和一只柜子。我看了看之后沉思:“这是什么律师呢?他会不会理我的案子呢?…….”铃铛响了,一个男子汉很快走到房里来了。“您已经在等我了吗?”他一边对我说一边迅速脱下大衣,整理那身有点皱了的晚礼服。“请您等一等,我马上换好衣服,来和您谈问题。”

望了望这位律师的面孔之后,我呆住了。这不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吗?!当我回复过来的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是已经换了衣服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了。他一边给我指着椅子,一边对我说:“你详细讲给我听吗”。我坐好之后,马上就我所知道的,详详细细地告诉他。可是,他时常打断我的话,要我解释,好象是要把一件件的事情都从我口里拉出去一样。我说祖母是在一个将军家作奴仆死的,将军虽然有一栋三层的石砌洋房,但是还是可能强占我的遗产的。这时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搓了搓手,加重语气说:“如果我们能把官司打赢,我们就把房子接收过来。困难的只是很难找到你们的家谱,因为死者是农奴。”

说完之后,他马上拿出一张纸,写请领户籍调查册的申请书。写完之后,他告诉我到哪里去交申请书,并且嘱咐我听到有关这一案件的消息时,马上去找他。

“好,现在我们谈另一个问题吧。小组情况怎么样?工厂里情况怎么样?”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开始详细的问我了。我勉强回答了他的问题。“您,”他对我说:“作为与小组的直接联系人,应该知道工厂里发生了什么,工人们对什么不满意,在这种不满事件中,过错是谁的。您应该了解工人的利益,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怎样去接近他们?”我听着,感到要完成所有这些要求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却说的那么有信心,使得我也不敢拒绝了。

“现在,”他继续说:“您组成了一个小组,要领导小组,您自已在知识上应当比他们丰富,您应当多读些书,提高自已,提高别人。您应该在政治上开朗些,到了那时候,你在小组中的全部工作就会变成你的享受。”

我们分开走了,由于他交给我的任务很重,我的心情很不轻松。走在在街上,我就开始考虑怎么执行才好。

从此以后,我便开始定期去拜访弗·伊·乌里扬诺夫,把工厂里搜集的情报送给他,同时也在他那里得到新的指示。

“请等一等,请等一等,”他说:“我们要他们听我们的话,给我们组织权的时候快要来到了。到那时候,我们就要轻松些了。重要的是使工人了解我们,工人了解我们,我们就会有力量,我们就能够按照我们的愿望安排我们的生活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弗·伊·乌里扬诺夫非常兴奋。我离开他的时候,感到情绪高涨,涌现出愈加强烈的要求工作的愿望。

到工厂里,我力图把从弗·伊·乌里扬诺夫那里听来的一切,都告诉别人。工人们很注意听我的话,他们对我的态度改变了,他们开始尊敬我了。但是,这没有继续多久。关于我进行宣传的谣言,传到了厂方,于是,我不得不离开工厂。

有一次,我到弗·伊·乌里扬诺夫那里去了,他向我问道:“什么?如果您被捕,你知道在审问中,在监狱中怎么办吗?”“是的,知道。”我回答说。“在审问中应抱的态度就是不透露任何消息”。“那么,”他继续说:“既然你知道,就向全体同志们解释清楚吧。您那里有现款吗?有图书馆没有?里面有什么书?我们要组织一所良好的图书馆,制定适当的阅读规则。应该知道如何帮助被捕的同志们和被流放的同志们。这就需要办。要责成党员交党费,组织抽彩卷,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筹集经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把我们组所需要的一切,都告诉我。在他那里坐了大约一小时,我答应尽可能去办,然后我就走了。

不久,我就打听到他被捕了。他被捕之后不久,我也被捕了。再以后,我就被流放到维亚特斯克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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