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启示录要从杨文翰烈士说起。
赣东北是方志敏同志创建的模范根据地，红十军是根据地的主力武装，后被抽调到中央苏区，而在原根据地的游击大队后来组建为新红十军。在老红十军的基础上，中央组建了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进入国民党反动派腹地，以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红七军团辗转斗争与新红十军会合，组建了红十军团。红十军团遭到了敌人的重重包围，方志敏同志和军团长被捕牺牲，中央派去的钦差大臣做了可耻的叛徒。粟裕率领一支 500 多人的队伍跳出了包围圈，开始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因为红十军团远离老根据地，在江西弋阳磨盘山等候其回师的苏区闽浙赣省委，当即决定分散打游击，省委书记关英直接领导红军独立团、直属游击大队，活跃于弋阳磨盘山、贵溪三县岭一带。此时任苏区葛源（中心区域在今上饶、弋阳、横峰交界处）区委书记的杨文翰，也在这支队伍中。关英又无视国民党军重兵集结，强令独立团攻入浙江联系粟裕部，以为声援。结果遭十倍于己的敌军围攻，两个主力连队伤亡殆尽，关英自己也与部队失散，只身突出重围。独立团仅剩零星几支红军游击队各自为战。后来这些红军小游击队重新汇合起来，组建了赣东北游击大队，杨文翰任宣传部长。游击队司令、政委离队寻找主力，从此失去联系。紧接着组织部长也走了，再无消息。游击大队只剩下 30 多人，而其中职务最高的宣传部长杨文翰，便成了一把手。
游击队常年在深山密林中与敌人周旋，翻山越岭、踏遍深谷，住的是临时用树枝茅草搭起的山棚，吃的是野菜、草根、野洋姜，时时面临饿死、冻死和被捕杀的威胁。杨文翰同志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能独自为战。此时他表现出了在军事上的过人的天赋，天生就是一个打游击的料，没有情报不动手，没有内线不动手，抢不到枪不动手，决不干赔本买卖，决不死打硬拼，谋划军事行动谨慎而精准，专捡落单的国民党军班级建制的小股部队打，很快打出了影响力，威名震动了赣东北七八个县。
方志敏同志的牺牲使得游击队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更加仇恨。适值第二次国共合作，先是国民党派人上山找他，请他率部下山，要谈国共合作。杨文翰半信半疑，只派先头部队下山，结果遭到敌军伏击，一下子损失了十几名游击队员。其后南方局三次派人传达新政策，杨文翰以为他们是叛徒，把他们杀了。其中就有那个离队去找主力部队的省委书记关英。于是后来的历史评论都把杨文翰扣上“偏执”和“顽固”的帽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离队的关英不可能获得杨文翰的信任，陈毅尚且差点被谭余保杀掉，更不要说关英这个没有和游击队同甘共苦的人了。 杨文翰的真正失败在于后来他的游击战没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因而陷入了纯粹的军事斗争，结果人越打越少。“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这是须臾不能背离的。 杨文翰全盛时有 500 多人，而粟裕开始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时也只有 500 多人，但是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
下面摘录《粟裕战争回忆录》里的成功经验：
我们这支部队的前身,本是赣东北的子弟兵——红十军,是长于打游击的.后来奉命调往中央苏区,先后整编为第十一军和第七军团,在几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千里转战,已锻炼成为一支长于野战的红军正规兵团.现在要分散打游击,反而要从头学起,最大的困难是不少干部不愿意分开活动.怎么办呢?只能在实际斗争中来培养和锻炼.我们于三四月间进入浙江并活动于浙闽边境时,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开始,我们派一个团级干部带一支小部队出去,要他们在外面活动半个月,然后在预定的地点跟我们会合.可是,过了三天,他就带着部队回来了.别看才出去三天,人也瘦了,眼睛也凹下去了,胡子也长了,无论如何要跟我们一起走,不肯单独行动.以后我们就改变办法:开始不叫他出去半个月,只出去三天,三天后在什么地方和我们会合;会合后再出去,增加到五天,五天后再到规定地点集合.这样,他们单独行动的办法多起来了,信心也慢慢增强了,以后就把出去活动的时间逐次增加到七天、十天、半个月,这样才学会了单独活动.以后甚至一个班长也能够带一支小部队单独活动了.
游击队要能自如的活动,根本的一条是要依靠群众,会做群众工作.所以我们一进入浙江,就向部队提出了这项要求.因为是新区,群众对我们不了解,加之语言不通,又受到敌人反动宣传的欺骗,群众难免有些害怕.他们听说红军来了,就躲起来,有的则被国民党反动派胁迫着离开了村庄.有时,我们连一个向导也不容易找到,筹措粮食给养更是困难.为了向群众宣传,有时只好叫自己的侦察员化装成逃跑的群众,口里喊着:”红军来了!红军来了!”群众也跟着跑出来了.侦察员再把群众拦下来,向他们说明情况,请他们带路,讲定每带十里路给一块银洋.当时我们的银洋还比较多.利用群众带路的机会,我们就做宣传.这样,群众得到了利益,又听我们讲了道理,知道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子弟兵,反对国民党抽丁拉夫和摊派苛捐杂税,纪律又好,确是爱护群众的.一传十,十传百,就不再相信国民党那一套骗人的鬼话了.在这一阶段的活动中,我们了解了群众的疾苦,熟悉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学习了一些浙南方言,积累了一些开展群众工作的新经验,对我们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很有作用.
浙西南山区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敲诈勒索下,农民生活极其困苦,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加之头年大旱,作物歉收,这一年春天又发大水,春花荡然,到处是灾民、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夏荒”,深入发动群众斗争.此时浙江保安团队被我主力部队吸引和牵制在外,国民党兵力空虚,不得不集中有限的兵力守城而放松农村.我们也不集中部队攻城,而在广大地区辗转游击.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将国民党的区、乡武装消灭,区、乡、保长和土豪劣绅四处逃散,逃散不及而被我们捕获的,则按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罪恶多,民愤大的,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坚决镇压,没收他们的财产,分配给贫苦群众.如五月十七日我们袭占了松阳重镇古市,公开处决了反动镇长和巡官,五月二十一日袭击龙游溪口,又镇压了罪大恶极的第三公安分局长.这样就给了阶级敌人以沉重打击,使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从反动统治阶级的千年压榨下挺立起来,砸碎身上的枷锁,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这是浙南人民空前规模的革命壮举,也是全国革命低潮中一个局部的高潮,来势迅猛.我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大批的群众跟着,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反动区、乡政权瓦解了,接着就建起农民、青年、妇女、赤卫队等各种革命群众组织.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宣布所采取的革命行政措施.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便在浙西南地区出现了.
我们反观杨部后来的战绩：
杨部在皖赣边区辗转游击四年多，始终还是无法立足，于是又在1942年8月折回磨盘山、三县岭。仅仅半年不到，1943 年 3 月 19 日， 杨部在德兴与上饶交界的黄土岭再遭伏击，只剩 20 余人。杨决定将部队分成两路行走，一路由司令员裴月山带领十几人为前卫，侦察行进路线；杨自己则带领机关 6 人随后跟进。两天后，游击队员邵恒竹反水，领着国民党军将杨文翰等 6 人包围，4 人当场被捕，杨及炊事班长刘福喜二人翻下山崖，侥幸逃脱。突围后的杨文翰，不断改换姓名，只身来往于弋阳、铅山等地，收集枪支和人员。1943 年 8 月末，他第二次到弋阳葛溪杨泥湾的姨娘家买枪时，被姨娘的女婿、国民党乡丁鲁冬狗举报，“中饭还没吃完”就被民团堵在了家中，当即送到县城关押，当年 10 月就义于弋阳北门鹅门嘴。杨文翰同志被捕就义时高喊：“工农红军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
路线正确了，没有人也会有人，没有枪也会有枪。反之，路线不正确，人就会越来越少，以至于重蹈杨文翰的覆辙。
有一点可以理解的是：杨文翰对国民党的不信任。由仇恨产生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国民党是不值得信任的，杀了我们那么多人，这些都是血的教训。蒋介石是个极其阴险毒辣的独裁者，他的一切成功经验都可以在《资治通鉴》里找到，他是不会放下屠刀与其他人分享权力的。蒋介石是大地主与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所作所为就是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缩影：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斗转星移，赵家人概莫如是。
但是，国民党和蒋介石是一回事，统一战线是另一回事。杨文翰不能顺利完成改编导致了另一个问题是他和自己的党产生的隔膜。南方三年游击战锻造出来的生存智慧，和党在新形势下逐步产生的集体智慧发生了冲突：我们穿上国民党的军装是为了把我们这支革命队伍保存下来，在新的一轮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
我们目前要做的，和过去的苏维埃斗争有区别吗？有共性，有特性。共性是：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三者的相辅相成。特性是：革命口号，根据地政权的构成，与敌人的斗争形态。实质上做的是一样的，党和军队都离不开根据地，根据地也因为有党的领导和武装力量的存在而巩固。党在根据地执政，获取执政的经验。军队在根据地休养生息，安置伤员。没有党的领导，整个事业是一盘散沙。没有军队的存在，根据地无法抵御敌人的进攻。
毛主席这样总结：
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矛盾论》）
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⒅。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没有这一时期的红军及其所进行的战争，即是说，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战争与战略问题》）
我们的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不超过六万党员，后来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超过三十万党员，后来大部分也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现在我们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论联合政府》）
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党在创始之初是个只有 50 多个党员的，没有力量的党。这个党因为第一次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民众运动，输送干部参与军校等等，于是有了六万党员。从国民党方而言，第一次统一战线可以使其获得苏联援助（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并完成中国的统一。一个拥有六万党员的党在各地形成的组织联系，再加上南方农民运动的兴起，使得在农村的割据成为可能。有这个组织联系和没有这个组织联系是大不一样的。有组织意味着可以低成本解决信任的问题，尽快地进入工作状态，同时也为军队找到落脚点。否则就像杨文翰那样两眼一码黑，孤立地面对敌人重重包围。六万党员的党遭受了重大挫折，但此时此刻的党已经与 50 多个党员的党不是一个起点了。
所以当年的毛主席是从中央那里获得了授权去开展秋收暴动，是以一个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当地的斗争，有这种组织联系就可以迅速设置一个领导集体。“9 月初，他从株洲到安源，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在张家湾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委员宁迪卿和杨俊，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他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报告湖南省委改组及新省委制定的秋收暴动计划，通报了各地秋收暴动的准备情况。会议听取潘心源、王兴亚关于湘赣边界军队情况的详细报告，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年谱》）而杨文翰却已经断绝了这种组织联系。把自己陷入了单打独斗的悲惨境地。
从六万党员到三十万党员又经历了一次跃进。当时的确组织了党所领导的军队，但一开始是城市进攻路线。南昌起义的部队要拉到广东进行二次北伐。“广东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非回去不可呢？没有，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广东人民曾在反帝反军阀的各种斗争中，发挥过伟大作用，但是，从“四一五”反革命事变以后，广东的工农群众，特别是省港罢工工人组织，受到严重镇压，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摧残，作为北伐根据地的广东已经变色了。当时计划以广东为根据地重整旗鼓，再来一次北伐，处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总形势下，那是不现实的。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是就战术方面讲的，而战略上错了，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南征失利，就证明了这一点……本来，我们不一定非南下不可，如果在南昌附近，或是在湘、鄂、赣农村地区，把我们的力量展开，面向农民，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就能够推动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当时国民党内部并不统一，新军阀互争雄长，矛盾重重，只要我们善于利用他们的矛盾，是可以不断消灭敌人，各个击破他们的。”（《聂荣臻回忆录》）
只有毛主席才指出了正确的路线：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 1）有很好的群众；（ 2）有很好的党；（ 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 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 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井冈山的斗争》）
六万党员靠的是认识到第一次统一战线这个阶段，努力奋斗，即便失败了，也会留下相当的组织联系与干部基础。
三十万党员靠的是认识到工农武装割据这个阶段，努力奋斗，即便失败了，也留下了红军的战斗精华与干部基础。
毛主席说：“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矛盾论》）
过程中的矛盾，由于阶段不同，处理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杨文翰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对国民党的仇恨当然是一致的，但是在不同阶段斗争方式是不一样的。杨文翰当时已经是面临第三个阶段了。在这个阶段，绝大多数革命同志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 迅速扩大人民武装和抗日敌后民主根据地，我们党发展到120 万之众。 1944 年12 月 20 日毛主席在董必武关于大后方工作的报告上批示： 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
但是杨文翰没有走正确的路。举一个正确的例子：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成立标志着冀南有了我党统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冀南平原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区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抗战局面。广大人民群众为了驱逐日寇保卫家乡，掀起了参加八路军的热潮。出现了许多“父送子、妻送郎，参军打东洋”的动人场面。使我军飞速发展。 加之收编的各类武装，这时我们的部队不是成倍、而是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 这样，部队的吃饭问题，光靠国民党就远远不够了。 按国民革命军序列，国民党是应该保障我们部队的给养的。但是，根本不可能。本来是想削弱、消灭我们，怎么可能保障供给，让我们发展壮大呢？ 有了自己的政权，才能顺利地筹粮筹款，解决部队及地方党政机关人员的穿衣、吃饭、医药、装备等。所以，行署成立后迅速制定了财政、工商、贸易、税收以及减轻群众负担的一些规章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政策。第一是收税。束鹿县有个辛集（现已改称束鹿），是有名的棉花和皮毛的集散地，我们制定了“棉花运销救国捐和不资敌货出境税暂行办法”，依法收税。第二是纳公粮。不搞平均摊派，实行合理负担。制定了 “冀南公平负担暂行办法”。按土地多少划分等级，实行累进税办法。有一个起征点，然后土地越多，征收也越多。地主阶级多负担一些，贫穷农民少负担些。多者多纳，少者少纳，大家都负担点，这样比较合理。第三是开设银行。 1939 年 10 月我们办了个冀南银行，发行货币叫冀南票，在太行、太岳和冀鲁豫地区都通用。冀南地区比较富些，人口也比太行、太岳多，太行、太岳的物资、兵员要由冀南供给和补充一部分。” 《宋任穷回忆录》
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要密切注意矛盾的阶段性：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矛盾论》）
一个组织，面对每一个特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抓住了主要矛盾，解决了该矛盾的主要方面，就会有所发展，有所壮大。反之，就始终处于低水平重复中。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如果说苏联的党是这个外因的话，那么接受了同样帮助的印度共产党没有发展起来呢？所以归根到底是内因起作用。
不发展，不壮大，是不能进阶的。正确的战略与策略是进阶的生命线。从50多个人的小党发展到6万党员，主要是抓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契机，虽然大革命经历了惨痛的失败，却留下了相当的组织联系与干部基础。有了这些本钱才能去做工农武装割据这个阶段能做的事情，其后虽然经历了惨痛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经历了长征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却留下了红军的战斗精华与干部基础。有了这些本钱才能在抗日战争中大显身手。
所以总是要先学会走，再学会跑的。在这个过程中，摔跟头和跌入悬崖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摔了跟头还能爬起来再成长，跌入悬崖了就没有本钱了。从走到跑，总要摔跟头的。那种认为先要脑子里想好最完美的走的姿势，然后在去迈开第一步，也是极端错误的。
我们要举扫帚的例子。一个手艺人要制作一把扫帚，他的脑子里肯定是参考过别人的扫帚。别人的扫帚又是从另一个手艺人那里得到启发。由此不断地上溯，第一个制作扫帚的人，这个人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绝对观念吗？不是。马列毛主义认为是从当时的社会实践中来的，比如尝试把柳条扎起来，然后看看能不能扫地，如果能扫，就部分证明这种认识是正确的。由此通过实践的循环，有了扫帚现在这个样子。
同样的，只有把扫帚做出来，才能进一步完善关于扫帚的想法，这种完善和脑子瞎想的那种“完善”是不一样的。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说：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
这种完善是指：做扫帚的过程中，做扫帚的设想得到修改与补充，等到扫帚做成后，一定和最初的设想不同，这就使得扫帚的想法与观念有所发展，根据丰富后的想法和观念再去做更好的扫帚。同时，明明做的一把扫帚，但不能管它叫扫帚，因为扫帚被注册掉了。这个怎么办呢？多找一些有经验的师傅，大家合计合计，发挥集体的智慧：长得不像扫帚，但是功能和扫帚一样，或者把功能拆开来，将来必要的时候再组合起来。也许不叫扫帚，而是叫吸尘器，因为叫了扫帚会引来反动派的嫉恨，这将不利于扫灰尘。我们可以举个例子：秦时，项梁杀了人，为了躲避仇人，他和项羽一起逃到吴中郡。吴中郡有才能的士大夫，本事都比不上项梁。每当吴中郡有大规模的徭役或大的丧葬事宜时，项梁经常做主办人，并暗中用兵法部署组织宾客和青年，借此来了解他们的才能。后来等到真要起义的时候，项梁召集原先所熟悉的豪强官吏，向他们说明起事反秦的道理，于是就发动吴中之兵起事了。项梁派人去接收吴中郡下属各县，共得精兵八千人。又部署郡中豪杰，派他们分别做校尉、候、司马。其中有一个人没有被任用，自己来找项梁诉说，项梁说：“前些日子某家办丧事，我让你去做一件事，你没有办成，所以不能任用你。”众人听了都很敬服。于是项梁做了会稽郡守，项籍为副将，去巡行占领下属各县。 （摘译自《史记-项羽本纪》）项梁用了一把扫帚叫做“办丧事”。所以有时候，我们明明要一把扫帚，但是不能明说，这也是做事情的一种方法吧。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里这样说这把“扫帚”：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陕甘宁边区南面有条介子河。介子河南是洛川，河北是富县。河南河北两个世界。河南是国民党的，因为我们没有去，人民没有组织起来，龌龊的东西多得很。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保安。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中国有句古话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黎明者，天刚亮也。古人告诉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要起来打扫。这是告诉了我们一项任务。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里说了这把“扫帚”如何拆，如何装：我们可以拿现代的军队为例。它是组织的一个好榜样。这种组织好就好在它灵活，同时能使千百万人具有统一的意志。今天，这千百万人还坐在自己家里，分散在全国各地，明天一声动员令下，他们就会集合在指定的地点。今天他们还趴在战壕里，有时一连几个月，明天他们又会以另一种方式去冲锋陷阵。今天他们奇迹般地避开枪林弹雨，明天他们又会在短兵相接中创造奇迹。今天他们的先头部队在地下埋设地雷，明天他们又按照空中飞行员的指示向前推进几十里。有着同一目标、受同一意志鼓舞的千百万人，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和斗争的需要而不断改变他们的交往方式和行动方式，改变他们的活动地点和活动方法，改变他们的工具和武器，——这才是真正的组织。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这样。如果今天还不具备革命形势，还不具备足以引起群众的激愤、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的条件，今天交给你的是选票，你就拿过来，好好地筹划，用它来打击自己的敌人，而不是用来把那些怕坐监牢而抓住安乐椅不放的人送到议会中去享受肥缺。如果明天你被剥夺了选票，而有人把步枪或精良的最新式的速射炮给你，那你就把这些用于杀人和破坏的武器接过来，不要去理睬那些害怕战争的感伤主义者的嘟囔抱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必须用火与铁来消灭，这样，工人阶级才能获得解放；如果群众中愤恨和绝望的情绪日益强烈，如果具备了革命的形势，那就着手建立新的组织，使用这些十分有用的用于杀人和破坏的武器来对付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不用说，这是不容易的。这须要进行艰巨的准备工作。这须要付出重大的牺牲。这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我们同样必须学会，而不经过错误和挫折是学不到本事的。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式同参加选举之间的关系，犹如冲锋同演习、行军或趴战壕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这种斗争形式被提到日程上来并不是常有的事；但它的意义和它的影响将延续几十年之久。我们可以而且必须采取这种斗争方式的那几天，会等于其他历史时代的几个二十年。
经典之为经典在于日久弥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