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眉:帝国主义,还是“半外围”?——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分歧

在中国左翼圈内,就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是帝国主义还是所谓“半外围”国家,进行过严肃的辩论。这是一个关系极其重大的分歧,不可不辩论清楚。因为这关系到当前革命的基本性质问题。如果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不能有正确的认识,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正确认识当前革命的基本性质,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搞清楚革命的敌、我、友(革命应该依靠谁、联合谁、打倒谁),搞不清楚革命的目标、道路和纲领。所以,这绝不是一场咬文嚼字的学术之争,而是紧紧围绕革命路线问题的辩论。辩论的关键就在于:帝国主义、还是“半外围”——何者才能成为正确判断革命基本性质、制定正确革命路线的基础?

我们认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定性只能是是帝国主义,而不是“半外围”。只有帝国主义的定性,才能为判断革命性质、制定革命路线提供科学的基础。

一、理论基础上的根本分歧:马列毛主义还是“世界体系论”?

我们认为,判断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只能是运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和科学概念,而不能是其他任何理论。而主张“半外围”定性的一派,虽然他们口头上也高喊马列毛主义,但他们用来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观点,却主要来自“世界体系”理论(比如“半外围”这个词就是“世界体系论”的术语)。

“世界体系”理论是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吗?这里我们限于篇幅和精力,也为了不使辩论过分学术化,不对世界体系理论进行全面的理论批判。但我们认为简要揭露一下“世界体系论”的历史和性质是有必要的。“世界体系论”是一个诞生在资产阶级学术圈的,从来没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由美国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首的一批学者在美国大学校园中生产出来的,并始终在资产阶级学术圈内自我繁殖的理论。这个理论,从来没有被任何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组织所承认所运用过,也根本没有被任何国家的人民革命、工农斗争所奉行过。这个理论,在揭露帝国主义对全世界人民的压迫及剥削方面有一定进步性和参考价值,但绝不是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理论,因为它根本不能指导革命实践。事实上,这个理论只是划分了“中心”、“半外围”、“外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却认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这个体系的希望是很渺茫的。“世界体系论”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种乌托邦、是一种只在遥远将来可能实现的远景(该理论的创始人沃勒斯坦就持这样的观点)。该理论认识到了帝国主义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却看不到解决这种矛盾的的根本方法,而认为这个世界体系更可能在漫长的历史中自行瓦解、人类将经历长期的黑暗时代——就是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希望。

本来作为一种具有进步性和参考价值的理论,借鉴世界体系论中的一些研究成果来丰富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宝库,是完全可以的。但绝不能鸠占鹊巢,用世界体系理论事实上代替马列毛主义理论。比如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的定性,马列毛主义从来主张从本国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出发,运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等科学概念来得出结论。而不能像世界体系论那样,仅从该国在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世界交换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来定性。所谓“中心”、“半外围”、“外围”的概念,都绝不是全面、准确反映一国生产关系性质的科学概念。

世界体系论,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人民斗争中,从来就没有什么重要影响。可在中国左翼圈内,以某网站为代表的一派人,却坚决宣传世界体系论,用世界体系论的观点、概念来论述中国社会性质,并将其冒充为马列毛主义。他们以所谓“半外围”论来划线,挑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把不承认世界体系论的马列毛主义者作为主要论敌。以上种种,我们认为是很不正常的。这事实上是要用世界体系论取代马列毛主义的指导地位。其背后是某些人用世界体系论的理论私货来塑造其“权威”、制造宗派。对此,广大革命同志、进步群众不可不察。

二、判断中国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依据

我们认为,要判断中国的社会性质,只能从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出发,运用马列毛主义的科学原理和概念来得出结论。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帝国主义的科学定义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是:“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业已形成;最大的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

以上科学论述,正是在论述生产关系的特点,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的根本特征。列宁正是用生产关系的特性来定义帝国主义,而绝不是仅仅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交换关系来作为定义的基础——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和世界体系论完全不同的。

因此我们也只能以中国生产关系的根本特点为依据来判断中国的社会性质,而不能仅仅用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的地位以及中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交换关系来作为判断社会性质的依据。

根据列宁的科学定义,我们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基本标准应该是:第一,该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本国垄断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第二、该国垄断资本进行了重大的资本输出,对世界市场进行了争夺。我们认为第一个标准是最根本的标准,第二个标准是重要的、但却是附属的标准。因为前者是帝国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后者是前者的必然发展结果(但也有可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特别是新兴帝国主义最初发展的时期中存在后一特征尚不明显的情况)

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中国正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国创造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因此中国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并没有回到旧中国的老位置(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篡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也并不是旧中国那孱弱的、与封建地主阶级紧密勾结的、依附于帝国主义的旧资产阶级,而有其独立的、强大的经济基础——这一经济基础就是通过攫取庞大的、体系完整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而形成的官僚垄断资本(后又转化为国有垄断资本)。复辟以来,官僚垄断资本(及后来的国有垄断资本)始终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控制着银行、金融、军工、交通、能源、通讯、重大装备及材料工业等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此外,复辟以来,私人资本也在官僚资产阶级的扶持下得到大力发展,并在其中发展出了新的垄断资本集团,也成为中国垄断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典型的,如互联网信息产业中,就涌现出了一批大垄断资本集团。在其他行业中,也存在着不少私人垄断资本集团。在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私人垄断资本总体上弱于国有垄断资本,与国有垄断资本是又勾结又争夺的关系。毋庸讳言,外国垄断资本在中国民经济中也有重要的地位。但要看到,外国垄断资本始终没有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没有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统治地位。在复辟后,外国资本从来没有占据过中国资本的多数(如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数据:截止2017年9月,实有外资企业注册资本仅占全国实有企业注册资本的8.5%),从来没有全面控制过中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由上可见,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以来,就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本国垄断资本就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统治地位。最初,这种垄断资本主义以及本国垄断资本还是相对弱小的、不甚成熟的,但毕竟已经是独立的垄断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也不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资本主义。而在复辟后40余年的今天,国有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更稳固地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而在资本输出方面,复辟40余年来,中国垄断资本的对外资本输出,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历程。到现在,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前列的资本输出国,中国垄断资本已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要争夺者之一。

关于中国垄断资本的发展情况以及中国对外资本输出的情况,往期导刊的相关文章以及资本主义研究栏目中已经提供了许多材料和数据,在本期刊发的张角同志和阳和平同志的文章中也提供了最新的材料和数据,这里就不再一一罗列了。本文将补充两个重要的最新统计材料,来作为中国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有力证明。

一是在世界500强公司中,中国资本的比重。 在2018年7月19日,美国《财富》杂志(Fortune)官网公布了2018年“财富500强”榜单。在上榜公司数量上,今年中国公司达到了120家,已经非常接近美国(126家),远超第三位的日本(52家)。中国的三家公司——国家电网、中石化和中石油分列榜单第二至第四位。利润榜前10位中有四家中国公司(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在排名跃升最快的前十家公司中有8家都来自中国大陆。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细胞——大公司的世界排名中的地位,不正反映了中国垄断资本在世界垄断资本中的地位吗?不正反映了中国垄断资本对本国国民经济的统治地位及其对外的强大资本输出和对世界市场的有力争夺吗?

二是对中国资本对外投资的统计。 据《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统计: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1961.5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34.7%,在全球占比达到13.5%,对外投资流量连续两年居全球第二。2016年,中国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765起,涉及74个国家(地区),实际交易金额1353.3亿美元。2016年末境外企业雇佣外方员工134.3万人。据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有所下降,但仍达到1200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同比实现了增长。而截至2018年上半年,中国对外投资同比又获得了18.7%的增长。以上统计数据,充分证明了中国已经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中国垄断资本是世界市场的主要争夺者之一。

三、“半外围”论的谬误

我们认为,把中国的社会性质定性为“半外围”国家是不正确的。

第一,“半外围”根本就不是一个准确、完整反映社会性质的科学概念。所谓“半外围”,完全是“世界体系论”的术语,是仅仅反映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而主要的是其在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世界交换体系中的地位。“半外围”根本不能反映在这个国家是哪一种生产关系占据统治地位,哪一个阶级是主要统治阶级,哪一个阶级是主要的被统治阶级——而马列毛主义认为,要判断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只能是根据这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及阶级关系,而不是其在世界市场中的交换关系。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只是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国家各自内部的生产关系所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决定其社会性质的原因。

第二,“半外围”论混淆了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根本区别。在帝国主义时代,整个世界究竟是划分为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还是划分为"中心”、“半外围”、“外围”?这是马列毛主义和“世界体系论”的一个根本分歧。

我们认为,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划分是根本的,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的一大基本矛盾。而“中心”、“半外围”、“外围”的划分则混淆了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根本区别。

按照马列毛主义的观点,一个国家只要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只要本国垄断资本进行了重大的资本输出、对世界市场进行了争夺,这个国家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就是压迫民族而不是被压迫民族。

马列毛主义的帝国主义论从来不否认帝国主义内部也有强弱之分。相对弱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有可能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掌握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存在一定依附性,但这种依附性并不否定其本身的帝国主义性质。因为弱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也进行资本输出,也争夺世界市场,也压迫剥削被压迫民族人民——在根本上是压迫民族而不是被压迫民族。弱小帝国主义国家对强大帝国主义国家的依附,并不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而是帝国主义之间又勾结又争夺的关系。他们之间是黑社会小头目和黑社会老大的关系——他们根本上都是黑社会——而不是普通群众和黑社会的关系。

比如在列宁写作帝国主义论的时代,沙俄的实力就明显落后于西欧、北美帝国主义国家,其对英法金融资本存在较大的依附性,但列宁就从来把沙俄定性为帝国主义国家。二战前的日本,一战战败后的德国,以及德日在二战战败后,也都曾经实力弱小、对欧美垄断资本存在一定依附性,但都不影响其帝国主义的根本性质。

“半外围”论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弱小帝国主义国家属于压迫民族的本质,从而也就事实上取消了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根本区别,这在理论上是极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极为有害的。

第三,“半外围”论否定了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否定了帝国主义争霸的必然性。事实上,正是因为相对弱小帝国主义国家的存在,正是因为相对弱小帝国主义国家对强大帝国主义国家存在一定依附性,才使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成为必然,才导致帝国主义之间因为实力对比变化而必然重新分割势力范围、殊死争夺世界霸权。

列宁说:“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的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在说,帝国主义时代,占有世界霸权的最强大帝国主义国家更加腐朽,而相对弱小的帝国主义国家却可能实现实力的跨越式上升。而正是弱小帝国主义国家的实力上升,正是因为弱小帝国主义国家在本国垄断资本发展的推动下必然要求摆脱对强大帝国主义国家的依附,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要求夺取世界霸权,才导致了帝国主义之间的殊死争夺,导致了帝国主义战争,导致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正是弱小帝国主义国家在实力上升后,要摆脱对霸主帝国主义国家的依附,要争夺世界霸权而造成的吗?二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在面对社会主义阵营时,曾结成美国为首的同盟。但随着苏联的复辟,产生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苏修正是相对弱小的帝国主义,因为其实力的一度上升,而对美帝的霸权进行了争夺。而在苏联解体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帝国主义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实力的上升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相对衰弱,由此,也就必然造成中国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间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殊死争夺。所谓贸易战,正是这种争夺的一种表现。如果认同“半外围论”,那么中国作为“半外围”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是一直稳定地为中心国家提供“贡赋”吗?那美帝本来就能稳定地攫取中国的超额剩余价值,又何必兴师动众地搞什么贸易战?贸易战难道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发神经吗?贸易战,恰恰说明中国的实力上升,说明中国威胁到了美帝的霸主地位,说明中帝和美帝之间的斗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半外围论”正导致对当前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最大的矛盾视而不见,从而也就看不到中美争霸可能造成的帝国主义全面危机,看不到由此造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机会。

把资本主义世界划分为“中心”、“半外围”、“外围”的世界体系论,事实上就是否认了帝国主义也存在强弱之分,否认了强弱帝国主义的实力对比会发生变化,从而也就否认了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否认了帝国主义之间争霸的必然性,实际上沦落为一种反动的“超帝国主义论”。为什么世界体系论的创始人和众多追随者会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丧失信心?正是因为世界体系论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理论,它把帝国主义对全世界的统治体系看成是稳固不变的。它否认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否认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必然会因为实力对比的变化而产生殊死争夺。从而也就看不到帝国主义体系在列强争霸中必然产生全面危机,看不到这种全面危机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

四、“帝国主义论”不等于“革命渺茫论”

“半外围”论者反对“帝国主义”论者的一个主要论据,就是认为“帝国主义”论会把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看成是强大的、稳固的,把中国工人阶级看成是缺乏革命性的,从而取消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事实上,这只是反映了“半外围”论者的形而上学的偏见: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国家(或者按“世界体系论”的术语:中心国家)必然是强大的、稳固的,而其工人阶级也必然是被超额利润所收买的、被改良主义所控制的,因此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是很渺茫的——“世界体系”论者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取消论者。他们的这种观点,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理论、帝国主义链条中必然会产生薄弱环节理论的赤裸裸的背叛,表明“半外围”论和马列毛主义的帝国主义科学理论绝无共同之处。

马列毛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从来认为帝国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是存在“链条的薄弱环节”的。特别是没有世界霸权的、相对弱小的帝国主义国家,内外矛盾特别尖锐,最可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从而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策源地,成为打破帝国主义统治体系的战略突破口。

把中国定性为帝国主义,绝不等同于“革命渺茫论”。恰恰是通过认识到中国的帝国主义性质、认识到中国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才能科学认识中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薄弱环节的特点,认识到中国将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策源地的伟大前景。需要指出的是,在主张“中帝论”的同志中,也有一些人否认中国帝国主义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否认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策源地的伟大前景,这些人的观点我们认为也是不正确的。

本刊曾经多次讨论过中国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指出中国帝国主义存在尖锐的内外矛盾,正是当前帝国主义列强中的薄弱环节。

首先中国帝国主义具有极其尖锐的内部矛盾。由于中帝没有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的国际体系霸主地位,没有稳固的势力范围,垄断资本只能主要以剥削国内剩余价值为主,而没有充裕的超额剩余价值来收买无产阶级、缓和社会矛盾(尽管中帝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但人均资本输出水平还是偏低的。按照2016年的历史最高水平统计,中帝人均资本输出不到150美元,而美日等老牌帝国主义列强普遍在1000美元左右)。这就必然使得中帝要努力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要始终维持一支规模最为庞大的、廉价的(也就是受到深重剥削压迫的)无产阶级队伍。从而必然使得阶级分化难以延缓,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一小撮权贵富豪(国有及私人垄断资本巨头)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无产大众,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化。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内部也是矛盾重重。由党内资产阶级转化而来的官僚资产阶级,复辟以来一直独霸着政权,不容他人染指。官僚资产阶级运用手中权力大肆敛财,为了“维稳”严厉压制任何其他势力,在行使权力中粗暴、蛮横、霸道,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惮于侵害、牺牲包括其他派别资产阶级在内一切社会集团的利益。这就导致了对其的广泛不满,私人资产阶级、中小资产阶级、跨国资本在国内的代理阶层,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均有深刻的矛盾。

其次,中国帝国主义的继续上升也面临着尖锐的外部矛盾。中帝目前还没有取得帝国主义体系的霸主地位,中帝的对外扩张受到现有帝国主义统治体系的严重制约。而正是由于前述内部矛盾的尖锐性、不可调和性,逼使着中帝不得不走上“星辰大海”的道路,去挑战美帝的霸主地位,力争取美帝而代之,或至少从其领导的统治体系中分割出一大块,从而建立中帝稳固的势力范围,获得充足稳定的超额利润来源,以缓和内部矛盾,保证垄断资本的统治和继续发展。而这就是提出“中国梦”、“一带一路”背后的深层原因。而要挑战现有帝国主义统治体系,那就势必引起现有帝国主义统治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美帝的殊死反对。而中帝的军事实力尚与美帝有较大差距,经济实力与老牌帝国主义列强整体相比也仍处于劣势。老牌帝国主义列强一定会竭尽所能地运用自己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来遏制中帝(这就是贸易战的背景)。要打破这种遏制,改变力量对比,不经过一场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或者长期、残酷的冷战,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帝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毫无道义优势可言。中帝能为全世界人民提供一个超越现有帝国主义统治体系的更好的世界吗?完全不能。相反,如果中帝夺得世界霸权就必然为全世界人民带来更大灾难。试想,当今居于霸主地位的老牌帝国主义列强总人口加在一起大约只是中帝人口的60%左右(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加在一起大约7、8亿人口),而它们为了攫取超额利润、维持国内的“稳定、富裕、民主”、保证垄断资本的发展,就剥削压迫全世界人民,给全世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使资本主义陷于严重危机之中。那么大大超过其总人口之和的中帝,如果夺取了世界霸权,就必然更加加重对全世界人民的剥削压迫,造成更深重的灾难、更严重的危机。那时毛主席的伟大预言就要实现:“中国要是成了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中帝的争霸之路,必然是失道寡助的。即便夺得了世界霸权,也绝不可能“千秋万代”,反而会大大加速全球资本主义的崩溃。即使夺得了世界霸权,中帝也很可能成为资本帝国的“末代皇帝”!

上层矛盾重重、下层深受压迫,外部虎狼四顾而又失道寡助,而拼死争夺的,却是一个“末代皇帝”的“宝座”——这就是中国帝国主义所面临的极其尖锐深刻的内外矛盾,这就是中国帝国主义的特殊性。因此,中帝就是当代帝国主义各类矛盾的集中点,就是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在内外矛盾的尖锐性上和作为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的特点上,中帝与当年的沙俄具有相似性。但与当年沙俄不同的是,中帝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作为“世界工厂”拥有已占人口大多数的、规模空前庞大、且遭受深重压迫和剥削的无产阶级队伍。中帝也是当前帝国主义霸权体系的主要挑战者,中美争霸是当前帝国主义列强内部的最大矛盾,将可能引发帝国主义统治体系的全面危机。在这一点上,中帝又具有当年德国帝国主义的特点。这种“俄德兼备”的特点,再加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所留下的丰厚历史遗产,使得中帝成为了当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佳策源地。21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在中帝取得突破口,那么就有足够的生产力基础和更好的阶级基础建立比当年苏联、中国更加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就能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中帝目前在帝国主义体系中世界工厂的地位,也必然使得社会主义革命对全世界帝国主义产生致命打击,推动全世界人民掀起新的革命高潮,大大加速资本主义末日的到来。

以上,就是马列毛主义的帝国主义论所展望的伟大革命前景。

五、要害在于革命路线问题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帝国主义”和“半外围”之争绝不是咬文嚼字的学术之争,而是紧紧围绕革命路线问题的辩论。

帝国主义国家,还是“半外围”国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定性必然导致不同的革命路线。

主张帝国主义的定性,就必然得出: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动力和主力军是工人阶级;革命任务中不存在反对外国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内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只反映垄断资产阶级对外争霸及压迫弱小民族的利益,与无产阶级革命根本敌对,也是其主要威胁之一。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反对之,而不可能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结成任何战略同盟;整个资产阶级都是革命对象,在资产阶级中不存在具有进步性、可以联合、支持的对象(当然,在具体、个别的斗争场合,可以利用资产阶级不同集团间的矛盾);必须坚决反对对弱小民族的压迫、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张,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列强的争霸不具有进步性。应该持革命的失败主义、力争“用革命制止压迫、制止扩张、制止争霸、制止战争”。

主张“半外围”的定性,就必然得出:革命任务中还存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内容,因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仍具有一定进步性,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可以结成一定的战略同盟:在资产阶级中还存在“反帝、自强、改良”的具有进步性的集团,无产阶级应该联合、支持;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对帝国主义现有霸权体系的挑战具有“反帝”进步性,无产阶级应该支持。

很明显,这两条路线存在着根本分歧。关键在于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态度,在于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定性,在于与外国帝国主义的争夺中应持何种立场。

帝国主义论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压迫民族,因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主要敌人。而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相对弱小、没有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最大敌人不是改良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在相对弱小的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正是更多运用法西斯主义来煽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狂热,来动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众”和部分落后工人,以对抗革命工人运动。在当前中国,各种仇穆、仇黑、仇外以及皇汉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及运动正甚嚣尘上、暗流涌动(他们绝不是“半外围”论者所轻描淡写的“未尝剥削滋味的大学生”的“民族主义幻觉”,而已经是有骨干、有潜在支持者,有相当舆论声势,在社会上发展、并已经取得了一定组织化成果的社会运动雏形),随时准备成为垄断资产阶级摆脱危机、镇压工运的有力工具。而“半外围论”者却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是主要敌人,甚至具有一定“反帝”进步性,是可以联合的力量——这难道不是无视事实、误导工人阶级、使其忽视重大危险的根本错误吗?

帝国主义论认为,整个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在资产阶级内部不存在具有进步性的集团,因此无产阶级不应和任何资产阶级势力进行战略上的联合(不排除在具体斗争中针对具体问题结成暂时的同盟)。引起革命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与整个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革命的关键就在于发动整个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在于打破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任何幻想,使无产阶级摆脱改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认识到自身的根本利益,树立牢固的革命觉悟,从而成为“自为”的阶级。而“半外围论”者却主张在资产阶级中存在具有反帝进步性的集团,特别是代表国有垄断资本利益、对内改良、对外积极争霸的集团是应该加以策略性支持、联合的对象。无产阶级可以通过策略性地支持资产阶级中的进步集团,来激化资产阶级矛盾、壮大自身。比如在井冈山卫士的“雄文”中,就毫不掩饰地自白道:“在当今中国特殊背景下,批判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既不是主要任务也不是明智的策略选择”!“无产阶级运动策略地支持薄XL和国企集团,一方面进一步压制利润率,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的争斗,何乐而不为?”!他们认为以薄XL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及会从经济上腐蚀工人的国有企业不是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一样危险的敌人,而是具有进步性、可以加以策略性支持的对象!我们认为,这是“半外围论”者图穷匕见、反映其核心路线主张的论述。也就是说他们的路线就是“策略性”地支持薄这样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我们看来,薄恰恰不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而是资产阶级强硬派,是有成为垄断资产阶级的独裁者——“大帝”类人物之野心的资产阶级政客)和国企集团,认为以此可以加剧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壮大无产阶级力量。他们不仅是这样主张的,在薄倒台前也正是这样实践的。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机会主义吗?不是在制造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幻想,在妨碍无产阶级的觉悟,在让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内部争夺的炮灰、成为资产阶级强硬派、独裁者甚至是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垫脚石吗?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中国无产阶级会记住他们这一不光彩记录的。

帝国主义论认为,中帝与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与美帝的争霸没有丝毫进步性,无产阶级绝不应该支持这种争夺,而是应该利用这种争夺所造成的帝国主义的危机去创造革命的机会。而按照“半外围论”,要么像鸵鸟一样根本无视、否认这种争夺、无视其所创造的革命机会;要么,将其理论逻辑贯彻到底,就必然得出资产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与帝国主义霸主的斗争具有“反帝”进步性——那么,无产阶级就不能持革命的失败主义立场,而必须支持这一“进步”斗争。“半外围论”者与当年德日意等国的某些“社会主义”者、与俄国的孟什维克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都认为本国参与帝国主义争霸具有“反帝”进步性,应该加以支持)。典型的如1945年前的日本社会大众党,就认为日本发动战争是在挑战英美霸权、摧毁白人殖民体系、解放被压迫民族,具有进步性,因此主张日本劳动群众应该支持“大东亚圣战”、支持“大东亚共荣圈”。成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大众党”——这就是把“半外围论”贯彻到底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作为帝国主义国家,中帝内外矛盾特别尖锐、无产阶级具有强大的革命潜力,因此是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具有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策源地、率先建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根据地的巨大机会;应该发动受到深重压迫的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支持、联合资产阶级的任何集团;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应该坚决反对、坚决加以斗争;中帝必然与帝国主义列强、与美帝加紧争夺,这种争夺没有任何进步性,但却造成了危机、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机会,无产阶级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机会。

作为“半外围”国家,中国仍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美帝的压迫。因此还应该进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还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在资产阶级内部还存在具有“反帝”进步性的集团。因此,应该策略性地联合、支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内的进步集团,以此来加剧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壮大无产阶级;中国应该不可能与帝国主义列强发生重大斗争,不可能挑战美帝霸权。而如果发生了这种斗争和挑战,那么就必须承认其具有“反帝”进步性,无产阶级应该加以支持。

以上,就是帝国主义论和“半外围论"所必然导致的在革命路线上的根本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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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材料,非常值得引用,特别是在当下红中网之流泛滥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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