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河蟹国互联网舆论中，仇恨穆斯林的言论甚嚣尘上，形成一种风潮。若干“大中小V”们，鼓吹穆斯林的威胁，丑化穆斯林整体形象，煽动对穆斯林的仇恨，影响、裹挟了不少网民。
这些“仇穆”的言论，虽然有着“河蟹”特色，但仍旧似曾相识——让人想起了德国纳粹的反犹主义，想起了美国3k党“仇黑”的种族主义。
事实上，“仇穆”思潮正是河蟹特色法西斯主义的一种雏形，也是法西斯主义势力兴起的一种舆论及思想准备。而这既是河蟹国资本主义陷入深重危机的一种体现，也是河蟹资产阶级应对危机的一种备选手段。
民族斗争、宗教斗争，说到底，都是阶级斗争。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当然存在着差异、矛盾，但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从来不是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社会的根本矛盾只能是阶级矛盾，而民族、宗教矛盾归根结底是受阶级矛盾支配，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各个民族，各个宗教信仰者中，从来就是分为上层和下层的，是分为少数剥削阶级和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而各民族、各宗教信仰的劳动人民由于处于生产关系中的相同地位，因此有着根本的共同利益，反之各民族、各宗教信仰的剥削阶级也同样如此。这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现实基础，也是人类最终克服分裂、实现解放和大同的基础。
任何不对民族、宗教进行阶级分析而煽动对某一民族、某种宗教的无差别仇恨的行为，都是统治阶级在耍流氓。
统治阶级最恐惧的就是广大劳动人民意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因此统治阶级总是煽动、制造劳动人民中的分歧、隔阂，以实现分而治之。而民族和宗教矛盾，正是统治阶级所经常利用来分裂劳动人民的手段。
资本主义兴起以来，资产阶级也常常利用民族、宗教矛盾来分裂工人阶级。尤其是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在资本主义陷入全面危机时，资产阶级就往往以排外、仇视少数民族及少数宗教为旗帜，组织法西斯主义运动，以分裂工人阶级、镇压革命工人运动，希望通过法西斯主义运动来建立独裁统治、推行对外扩张，使资本主义能够度过危机。
就河蟹国穆斯林来说，难道其中不是分为上层和下层、少数统治阶级和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吗？而河蟹国“仇穆”势力，正是不对穆斯林做阶级分析，煽动对所有穆斯林的仇恨。
“仇穆”势力首先煽动对所谓穆斯林受到“优待”的不满，在他们口中，所有穆斯林似乎已经成为骑在汉族头上的特权群体。在社会主义时期，对少数民族实行了适当的照顾优待政策，这是为了对少数民族过去受到的大汉族主义压迫做出补偿，使少数民族尽快摆脱落后状态而实现民族平等的伟大政策。但在资本主义复辟后，这一政策当然就变味了，变成优待少数民族上层、给他们以特权的政策，实际上服务于各族统治阶级实现勾结、共同剥削压迫各族劳动人民的目的。广大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并没有享受什么特权，而是和汉族劳动人民一样，重新陷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境地。“仇穆”对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的深重苦难闭口不提，硬把他们说成是“特权集团”，无非就是怕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的劳动人民意识到各自共同的境遇、共同的利益，从而团结起来。他们的这种鬼蜮伎俩体现得最鲜明的，就是对少数民族群众抗争行动的仇视。在河蟹，穆斯林群众由于组织相对紧密，因此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表现出更强的战斗力，而河蟹许多基层官僚，由于怕事情闹大，就愿意做出更大让步来息事宁人。这成为“仇穆”势力攻击穆斯林成为“特权集团”的重要口实——原来，在“仇穆”势力看来，各族人民都只有乖乖做奴隶、对统治阶级不得有丝毫反抗，才算是“民族平等”、才算是不享受“特权”——“仇穆”势力究竟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不是已经昭然若揭了吗？
其次，“仇穆”势力妖魔化穆斯林，把所有穆斯林都说成是不开化的、与现代文明相敌对的野蛮人。诚然，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穆斯林中曾被革除、改造过的一些落后野蛮因素又沉渣泛起。然而这种倒退，难道不是河蟹统治阶级一手造成的吗？不正是复辟以来河蟹统治阶级一手扶植起了旧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和旧宗教势力吗？河蟹各族统治阶级正是相互勾结以共同剥削压迫各族劳动人民的。而这些落后、野蛮因素恰恰使少数民族劳动人民陷于更深的压迫中。“仇穆”势力闭口不谈这些落后野蛮因素是从何而来，不谈其对穆斯林上层和下层的不同影响，说到底，就是要制造汉族劳动人民和穆斯林劳动人民之间的隔阂，阻碍各族劳动人民的团结。
帝国主义时代，当资本主义陷入严重危机时，帝国主义国家往往就会掀起法西斯主义的黑潮。这是因为，在危机时期，垄断资产阶级丧尽人心，其通常的政治路线已经臭不可闻，而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法西斯主义正是垄断资产阶级煽动民族、宗教仇恨以动员广大“群众”，与革命工人运动相抗衡的一个手段。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动员起一部分“群众”，造成一定“群众运动”的声势，从而能与革命群众运动相抗衡呢？这是因为，在帝国主义国家，有比较广泛的帝国主义既得利益阶层：包括作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助手、仆从的所谓“中产阶级”（即垄断企业及政府机关中的中高级职员，各种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自由职业者”，小业主等）以及被超额利润所收买的工人贵族等。他们在资本主义危机中受到冲击，面临阶级地位下降的危险，因此对垄断资产阶级存在不满，但又迷恋过去的特权地位——所以他们既希望改变现状，又希望保卫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更稳固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这些社会集团就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群众基础，他们愿意追随法西斯主义，把危机转嫁给少数民族、少数宗教群体和外国人民，而换来自身的“岁月静好”。而帝国主义国家的广大工人阶级群众，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必然受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受到民族和宗教偏见的影响。特别是作为主体民族、主体宗教信仰者的部分工人群众，或多或少也享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法权、享有一定的帝国主义民族压迫、宗教压迫的既得利益，因此就更容易受到法西斯主义的煽动。这就使得部分工人群众也会被法西斯主义所动员起来。而在没有强大的革命工人运动的情况下，工人群众普遍不能觉悟到自身的根本阶级利益，就会使得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更大。
当今世界，资本主义正陷入深重危机，因此，各帝国主义国家右翼民粹主义广泛兴起。右翼民粹主义，实际上就是法西斯主义在当代的温和变种。由于没有强大的革命工人运动，一方面垄断资产阶级尚未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从而使得右翼民粹主义保持了一定“温和”面目；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右翼民粹主义”没有对手，迅速动员了广大对现实不满的“群众”，包括许多没有觉悟的工人群众，起到了遏制革命工人运动兴起、稳固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可以预料，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以及革命群众运动不可遏制的兴起，右翼民粹主义必然转化为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凶恶敌人。
河蟹作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在经历了多年“上升期”后，也正陷入严重危机。过去支撑“蟹帝”上升的红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的现代社会结构和工业化基础，庞大人口的无产阶级化，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产业转移）已消耗殆尽，“蟹帝”正陷入内外交困之中——内有资产阶级内部矛盾重重、资产阶级与空前庞大而又深受压迫的工人阶级之间矛盾尖锐，外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占据世界霸权遏制蟹帝进一步上升。
因此，前述危机时期帝国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规律正在河蟹发挥作用，这就是“仇穆”思潮兴起的根本原因。那些害怕自身阶级地位下降的“中产阶级”、“工人贵族”们通过煽动对穆斯林的仇恨，想要动员“群众”力量来转嫁危机、遏制革命群众运动，以建立更稳固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而河蟹资产阶级则纵容这种思潮，将其作为分裂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具、作为将来“解决”危机的一种备选手段。“仇穆”思潮正是河蟹特色法西斯主义的预备。
而作为工人阶级的自觉的革命战士，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清醒认识到“仇穆”思潮的法西斯主义本质，而与其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必须高度警惕资产阶级利用法西斯主义来动员“群众”，镇压革命工人运动。必须与法西斯主义争夺工人群众！工人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根本地位决定了，其根本的阶级利益是与法西斯主义完全对立的。而部分工人群众的资产阶级法权、既得利益归根结底是次要的，是能够被根本的阶级利益所战胜的——所以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战胜法西斯主义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唯一可行的。而只有真正融入工人阶级，在最广大的工人群众中进行深入的“灌输”工作，使最大多数工人群众觉悟到自身的根本利益，使各民族、各种宗教信仰的工人群众克服隔阂实现革命的大团结——一句话，只有建立强大的革命工人运动，才能战胜法西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