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革命者，找到了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即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达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新中国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农业问题。土地革命只是使耕者有其田，但是农村迅速产生了两极分化，大量的分了土地的农民还是很穷，而一小部分富农则转变成农村的资产阶级，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党内面对这一问题出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外反革命分子到处造谣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这是有意在混淆视听，妄图瓦解工农联盟。党内变节分子则污蔑农民懒惰，提出了“谁致富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的荒谬口号，他们完全无视“农业小生产方式必然带来贫穷”这一根本原因。
毛泽东说：“你看，农村工作部就取消了。它专搞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邓子恢同我争论。中央开会，他提议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触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并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党内存在两条路线，毛泽东的路线就是经由合作化使农村步入社会主义。另一条则是在所谓“发展农村经济”的幌子下，搞四大自由，并且有了一系列“依靠商人”的纲领性提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者在1955年打退了这次逆流，《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就记录了这次路线斗争的全过程。这股逆流下头一个跳出来反对毛泽东的是邓子恢，然而邓子恢的后台老板还没有真正冒出来，他们丢卒保车希图过关。很明显，革命队伍已经产生了分化，以毛泽东为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结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然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形成是不平衡的，他们在政权的各个层面上滋生，首先是一个个独立王国，然后结成了“神圣联盟”，这个随着我们讲述新中国政治斗争的不断演进，大家就会发现这道神奇诡异的光谱。
二
由于中国人民在合作化方向上的坚定不移，这造成了1958年的农业大丰收。伴随着这一大好形势，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高涨起来了，贫下中农穷了2000多年，看到眼前的幸福生活，他们能不欣喜若狂吗？于是全民炼钢，大办基础工业，中国人民进入了跃进年代。初级社变成了高级社，高级社升级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成为基层政权。这一基层政权内部，两套路线的斗争仍然继续着：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开始冒头，他们妄图一笔抹煞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把大跃进引向歧途。
机会主义路线波及面很大，从1958到1959年毛泽东屡次三番地召开纠“左”会议（郑州会议，武昌会议，成都会议），他尖锐指出：“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这首先体现在公社所有制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主张“穷过渡”，“大刮共产风”，由县一级政权直接办人民公社，并追求所谓“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第一规模大，第二公有化程度高）。这实质上体现了资产阶级阳奉阴违，消极怠工的思想。而毛泽东则主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缺点。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
“左倾”机会主义指示县委搞三板斧，即臭名昭著的“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平就是不按劳取酬的平均分配。二调就是把一个单位和地区的物资任意调拨走。三收款就是没有名目的征收款项），这种层层摊派的“共产主义”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满。毛泽东尖锐地批判这是把“鱼水关系”变成“猫鼠关系”。“左倾”机会主义造成了农村的混乱，个别地区出现了“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麿洋工”，“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左倾”机会主义倒打一耙，他们把农民的自发抵制说成是“本位主义”、“个人主义”；而毛泽东坚决站在群众这一边：“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作法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是合法的正当权利”。1959年的农业歉收，除了自然灾害外，与“左倾”机会主义有直接的联系。这个时候，“左倾”机会主义指导下的大小资产阶级司令部开始推卸责任，矢口否认他们在郑州会议与成都会议上的“一意孤行，胡干蛮干”。更为卑鄙的是以彭德怀，张闻天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栽赃，这便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庐山会议上的总爆发。
三
庐山会议本是一系列“纠左会议”中的一次，重要性远不及郑州会议与成都会议。但是由于国际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苏修集团向中国的大小资产阶级司令部抛出了媚眼。于是彭德怀散布了自己的意见书，他之所以成竹在胸，自信源于秘密的17人军事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涉及到大批党政军的高级干部，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彭德怀与黄克诚在政治上属于“父子关系”。这个俱乐部，外通苏修，内结刘邓，凡是苏修与刘邓不方便正式摊牌的，都由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通过小道消息加以渗透。他们攻击以毛泽东为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一术语是赫鲁晓夫与彭德怀所共用的。他们在意见书里进一步暗示全党“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
另一个明显的政治信号是：就在彭德怀公开意见书的当天，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和中国的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撤走专家。庐山会议的现场乌云密布，杀气腾腾。但是来的快，去的也快。彭德怀，张闻天不得党心与民心，莅会的党的高级干部坚决抵制了错误路线，甚至潜藏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也缴械投降，迅速抛弃了与彭张的短暂联盟。毛泽东事后总结：“庐山出现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国的倒行逆施，加之1959年到1961年前所未有的三年自然灾害，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步入了调整期，这一调整期事实上也是贯彻了毛泽东纠正“左倾”机会主义的战略意图。从1959年到1961年调整期的总方针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与这一总方针对立的是“三自一包”路线（主张在农村扩大自留地、发展集市贸易自由市场、主张工商企业自负盈亏，以及农业包产到户等政策）。刘邓司令部的干将邓子恢再次匹马上阵，先是借口形势一片漆黑，然后挥手砍掉了很多地方的人民公社。毛泽东对此十分警觉，他说：“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
耕者有其田后，是继续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还是停留在资本主义阶段止步不前，这是两大司令部第一回合的交锋。把握了这一点，才把握住了新中国历史的主要脉络。
四
为了总结1959年到1961年调整期的得失，为了进一步纠正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即在调整期从“极左”跳到了“极右”的刘邓路线），毛泽东主张召开一个扩大的中央全会，这便是1962年1月底七千人大会的由来。毛泽东希望这次大会能系统的纠正机会主义路线，也希望那些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能够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但是事与愿违，刘邓司令部认为反击的时机到了。一方面他们在大会上把调整期的功劳揽在自己头上，另一方面则充分抹黑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并进一步质疑“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他们的招牌口号便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仅如此，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主张为彭德怀翻案，他说：“彭德怀同志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意见，‘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毛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想当初庐山会议上，刘邓见形势不妙，众怒难犯，果断地抛弃了彭张，现在又来个180度大转弯，政治品行恶劣可见一斑。在错误路线的诱导下，七千人大会甚至作出了决定：给几年来被错误批判的人平反。到了4月份，刘邓司令部更以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加速进行干部甄别工作”。
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无独有偶，这一年上半年小说《刘志丹》出版了，小说极度夸大和拔高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当时人们戏称：“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岗山甚至高于井岗山”。这部小说的用意何在呢？书中人物“罗炎”基本上是高岗，这是要为高岗翻案。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讲一下高饶集团。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以彭德怀为首的17人军事俱乐部，而这个军事俱乐部的前身就是高饶集团，他们可以说是成型最早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新中国建立以后若论阴谋分裂党，篡党夺权，这个司令部是最早的。他们的组织路线是清晰的，至于说政治路线基本上也是沿袭苏修的陈词滥调，但远没有刘邓司令部来的完备与深厚。这个司令部与刘邓是既勾结又斗争。彭德怀早年与高饶暗中勾结，高饶倒台后则收编其党羽，秘密成立了军事俱乐部。若论政治两面派而言，彭德怀与刘少奇比起高岗，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后来的史料揭露：彭德怀与高岗在陕北就勾结在一起。而在小说《刘志丹》吹捧的另一个人物“许钟”的原型就是习仲勋。高岗，彭德怀，习仲勋由于共同的工作经历，相同的政治需要，使得他们的“西北反党集团”前赴后继，终于在1962年借小说《刘志丹》得以总爆发。
后来毛泽东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此时的彭德怀也不失时机地在6月、8月先后写了申辩书提交给刘邓所把持的中央，头一封信竟然长达8万字。
更有意思的是沉寂多年，常年“抱病”的王稼祥，也在这一年精神焕发，树起了外事领域的独立王国，这个小小司令部也叽叽歪歪的说：“应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毛泽东风趣地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陈毅同志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三和一少”的错误路线。
毛泽东对1962年的上半年是这样总结的：六二年上半年，刮了“单干风”，还有“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刮得可凶啦！
五
然后更精彩的故事还是留在了1962年的下半年。刘邓司令部为了加强其在其他大小司令部前的总盟主地位，决定抛出一个杀手锏。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全文刊登了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在延安时印过单行本在党内发行过，这次出版是再版了。有一段话格外醒目：“这种人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的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羞耻地要求我们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和热情。” 当年刘少奇这段话是批评王明的，但王明早已垮台了，这段话为什么不删去呢？难道是一时疏忽吗？据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次重新发表前，刘少奇做了大量修改。我们姑且不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抛弃阶级斗争，没有半点马列主义的气味。光是这样一段醒目的耐人寻味的讨伐，矛头再明显不过了。反动派急了，他们真的急了。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一年还有一个伏笔，在以后的路线斗争里将成为耀眼的信号弹。这一年，江青同志注意到了一个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出有意思的“罢官戏”写于1959年，公演于1961年，当江青在1962年提出质疑时，无数双幕后黑手颤抖了，他们欲盖弥彰。
国际上，马克思列宁的不肖子孙们也对毛泽东群起而攻之。1962年冬，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修领导人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首先是1962年11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由此拉开了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毛泽东的序幕。随后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毛泽东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左翼”政党也越来越多。
此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开始了战略防御，这一精湛的红军战术终于又要在与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搏斗中重焕光彩。此时此刻，毛泽东与他的新战友们又要“重上井冈山”。
好戏还在后头。
六
1962年底，毛泽东给战友们推荐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咏史诗以明其志：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毛泽东称赞李存勖的战术是“先退后进”，与此同时他把《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
1962年打算“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心境坦然，这一年他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他告诉未来的新人类，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新中国前进的步伐，他说：“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新一轮革命怎样做到“先退后进”呢？面对国内外反动派的“围剿”如何实施“战略防御”？在积极防御的总战略下，如何退却？何时反攻？如何“集中兵力”？如何速决？如何对国际上的苏修叛徒集团以及国内的刘邓司令部来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显然人民群众就是那风云帐下的奇儿，怎样才能把他们发动起来？怎样才能让他们投入到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这一系列课题摆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
联系到三年调整期的“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联系到“三自一包”路线的广泛影响，毛泽东认为与刘邓司令部的第一场仗可以选在农村。“三自一包”的歪风邪气在农村虽然受到了颇多抵制，但是走这条路线的当权派并没有下台，他们成为人民公社的蛀虫。由于他们挂着“共产党”的执照，由于他们把持着基层政权，所以只要朝堂里有人吹风，他们就会坚决照办，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当年的邓子恢就是这样的吹风干将。邓子恢虽然暂时倒台了，但是刘邓司令部的支支蔓蔓还在，省里县里都有他们的爪牙。所以毛泽东向党的高级干部吹风，要在农村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吹风的过程也是排查阶级队伍的过程，哪些干部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队列，哪些干部站在刘邓司令部的队列，通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因此这一仗也是侦查战。
至于刘邓司令部，1962年他们已经准备摊牌了，结果八级台风没有刮倒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倒是自己损兵折将，“高彭习反党集团”的倒台令他们兔死狐悲，于是他们开始力图“扭转被动局面”，这句话以后也几乎成为他们的口头禅。所以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们仍要争取主动，就像1959年推行左倾机会主义那样驾轻就熟。刘邓司令部的方案是大事化小，即搞所谓的“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毛泽东与之针锋相对，提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因为毛泽东很清楚刘邓的那一套是想在经济问题上搪塞过去，并以此避免路线斗争。全党前后通过几次会议，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方案，这便是“二十三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有多个版本，“二十三条”这个版本才是真正贯彻毛泽东路线的决议）里“四清”的由来。
但是二十三条的制定是个曲折的过程，从1963年初到1965年1月，侦查战整整打了2年，期间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这便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桃园经验”事实上就是为了保护刘邓司令部各地爪牙而精心炮制的，一个小县城里王光美带了1万人的工作队，天天召集群众读文件，结果群众对之反应冷淡，王光美就纠集基层的爪牙整群众，污蔑他们“四不清”，这就像当年他们刮“共产风”的时候污蔑群众是“本位主义”，“个人主义”一样。刘少奇更是恬不知耻地向全党推广“桃园经验”。但是在革命干部的抵制下，又不得不草草收场。
“二十三条”的制定还有一个积极成果：刘邓司令部的反动路线得以充分暴露。简而言之，便是“整群众，保自己；整下级，保上级；整个案，保路线”。
七
事后毛泽东总结道：“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等到1965年1月“二十三条”正式推行实施时，刘邓司令部已经明显处于下风，为此刘少奇不得不在中央政治局上向毛泽东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当面予以驳斥：“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从1949年建国到1965年指导“四清”的“二十三条”正式推行，这17年我们看到了两个司令部的形成，看到了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为了使我们的叙述不流于英雄史观，请详看一群小人物的历史《你所不知道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