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眉: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胜利?——革命斗争理论与展望

一、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未能胜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胜利?这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无产阶级所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两个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许多经验,也有很多的教训。

应该说,在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个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在马列主义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也就是说,在被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以农民阶级为主力军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的人民战争,武装夺取政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和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随后就转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上一波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浪潮中,凡是独立取得革命胜利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都在事实上遵循了这条路线(而中国革命是其最完整、最丰富的实践,并且毛主席进行了科学的理论总结)。因此二十一世纪被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仍必须遵循被实践证明正确的这条路线(当然也必须把这条路线与当代各国实际相结合)。

然而,在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胜利这个问题还远远不能说是很好地解决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革命,是在一个有着浓厚封建残余的半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中进行的。俄国革命起到了开天辟地的伟大的历史作用,起到了连接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与世界被压迫民族人民革命的桥梁作用,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送去了马列主义,激发、引导了二十世纪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浪潮。可是,俄国革命的经验,虽然有着重要指导意义,但却不能说很好地解决了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胜利的问题。迄今,尚未有一个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独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始终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认为资本主义万古长青的资产阶级辩护士的观点我们不予理会。而在左派中很流行的解释是把其完全归结为客观因素。即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掠夺不发达国家而获取了超额利润,利用超额利润帝国主义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社会福利和收买改良主义工人运动的机制,从而制造了工人贵族阶层、“同化”了工人阶级。使得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不再有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不发达国家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前是不可能的。还有一类观点是上述观点的变种:就是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已经不再存在可以作为革命动力的无产阶级,资无矛盾已经消失。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斗争只有依靠种种边缘化的群体,或者依靠非工人阶级的所谓“诸众”。

以上观点对不对?我们认为,其中存在一定真理,但总体上是错误的!

诚然,由于帝国主义掠夺世界的体制,使得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可以利用超额利润收买工人贵族、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缓和阶级矛盾,从而使得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受到一定腐蚀,革命性有所削弱。

但是能不能说因为有超额利润及收买机制,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消失了?!能不能说帝国主义国家的全体或大多数工人阶级都不再受资产阶级剥削、而与资产阶级“同化”了?!能不能说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仅仅体现为帝国主义和被压迫国家人民的民族矛盾?!

无论从帝国主义国家实际的情况还是从革命实践上来看,以上观点都是错误的!

只要是真正深入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调查研究,都无不证明,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始终受到资产阶级的沉重剥削与压迫,而这是由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根本位置所决定的。在工人阶级内部仍旧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能,碰到合适的机会就会暴发出来(如:1968年欧洲革命)。至于社会福利机制,事实证明在根本上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当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退潮后,垄断资产阶级就大力向社会福利制度进攻——也就是说,社会福利制度对工人阶级的腐蚀也根本不是永久性的。用超额利润的收买机制来否定工人阶级总体上的革命性,就是用在分配领域次要矛盾上的改良来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

关键还在于,把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胜利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客观因素,在革命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这种观点就必然导致革命者的无所作为、“等待主义”。也就是说,在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者不用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因为群众没有革命性),而只要少数激进分子做做宣传工作以及为不发达国家人民革命搞搞募捐就够了。必须要等到不发达国家革命普遍取得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派才有可能争取群众、发动革命。这样的路线,只能是脱离群众、自我封闭、自娱自乐,最终自取灭亡的路线。或者把革命派的活动仅限于支援不发达国家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战争的运动。这虽然也可能发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如反越战运动),但却不触及帝国主义内部根本的阶级矛盾、不能发动广大工人阶级群众,从而最终只是沦为又一种改良主义运动。或者就是放弃对工人阶级的工作,而去参加种种非阶级的“社运”,结果对帝国主义根本没有实质触动,反而成为了帝国主义国家“和谐”社会的点缀,沦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表演秀。

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诚然,被压迫的不发达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策源地。但要是没有帝国主义国家内强大的革命运动,即使不发达国家革命普遍胜利了,也无法促使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反而可能造成帝国主义国家的全面法西斯化,从而可能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通过世界大战解决谁胜谁负的问题——那将是世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的道路)。

而事实上,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多数工人阶级仍深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仍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完全有可能发动起强大的革命工人运动。这样的革命工人运动将对不发达国家革命提供巨大的支援,并为不发达国家革命推动帝国主义国家革命奠定坚实的基础(没有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工人运动,就不可能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使得以世界革命制止世界战争成为可能。

更为重要的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始终会存在矛盾特别尖锐的薄弱环节。在这样的薄弱环节,强大的革命工人运动完全有可能率先争取胜利,从而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强大的根据地,大大加速不发达国家以及全世界的革命进程!

作为世界工厂的新兴二流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这样矛盾特别尖锐的薄弱环节:一方面有着史无前例庞大的、深受剥削压迫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有着血海深仇;另一方面本国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本国资产阶级与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之间又有着非常复杂尖锐的矛盾。在这样的薄弱环节,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这样的薄弱环节,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建立强大的革命工人运动,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率先胜利!

那么,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始终未能胜利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

列宁在驳斥机会主义者为自己拥护帝国主义战争辩护的谬论(“是群众拥护战争,否则群众早就自己起来革命了”)时说过:“没有组织的群众是不会有统一意志的,同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强大的、实行恐怖的军事机构作斗争,是困难而长期的事情。领袖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时,群众是什么也不能制造出来的。”(《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

也就是说,不能怪群众没有革命性,关键在于群众的领袖的不合格,在于关键时刻领袖的叛卖——关键在于主观因素。

我们认为,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未能胜利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主观因素:在于还始终没有一条把马列毛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实际相结合的革命路线,还没有一个能够创造并执行这条路线的扎根广大群众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

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与失败的历史经验

下面我们通过对俄国革命同其他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的比较,进一步说明其中的规律。

无产阶级怎样才能抓住历史的机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俄国革命为我们提供了胜利的经验,而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国的革命历史,却主要是为我们提供了反面的教训。
俄国革命的胜利经验

俄国革命论条件,不可谓不恶劣。一方面沙皇政府专制独裁、野蛮暴虐,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运动基本没有合法活动空间;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对落后,工人阶级人数较少、斗争经验不足、文化水平较低。

然而正所谓坏事变好事,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孕育了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党。

俄国无产阶级为什么能够在世界大战导致统治阶级危机时抓住机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关键原因就在于有布尔什维克这样一个党作为先锋队!

而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能起到这样的关键作用呢?

首先,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坚持革命的党。在列宁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在多年的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路线斗争中,确立了正确的革命路线,始终坚持推翻沙皇政府、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因此,布尔什维克党虽然积极利用合法斗争的机会,但却始终以地下斗争为主,始终与沙皇政府和主流体制处于敌对的状态。

其次,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深入群众、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党。布尔什维克党从其前身——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开始,就始终积极到工人群众中去。通过长期、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在工人群众中建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形成了广泛的群众组织网络、培养了成千上万工人群众中的先进战士,磨练出了一大批以斯大林、“巴库人”(在石油工业中心巴库从事工人运动的革命者群体)为代表的扎根于工人阶级,与工人群众建立密切联系、有着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的革命干部。这个群众基础达到什么程度呢?在一战前夕,列宁曾通过对比当时给布尔什维克党和其他“工人政党”的公开报纸捐款的工人团体数、金额数,以及各种有工人代表的机构中不同派别的得票数等数据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已经争取到了工人阶级中有觉悟、有组织者的大多数——列宁估算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已经争取到了有初步政治觉悟的工人群众中的4/5(见《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列宁选全集第25卷)。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工人党。

在统治阶级发生危机,群众掀起自发革命运动高潮时,各派政治力量都会尽力影响群众,要把群众运动引向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方向。所以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靠群众自发斗争来完成,而只能靠无产阶级革命党发挥先锋队和指挥部的作用,战胜其他政治力量对群众的影响,争取到大多数群众的支持,从而带领广大群众实现无产阶级革命。

这就需要无产阶级先锋队具有革命的头脑——也就是说要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正确的革命路线。而如果被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所控制,那就不能给劳动群众指明正确的方向,而只能误导群众,从而根本不可能战胜资产阶级对群众的影响(甚至自身成为资产阶级的帮凶),必然使得革命失败。

但是仅有革命的头脑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革命的四肢——也就是必须有把革命路线贯彻到实践中的实际力量,而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有群众的基础。

要取得群众的基础,决不能靠革命高潮时临时抱佛脚。决不是少数演说家在革命高潮时对群众发表几篇精彩演说,多数群众就云集响应了;也决不是光有革命的路线和纲领、却没有长期的群众工作、从而在群众中没有影响力的小宗派在革命高潮时喊出若干革命口号,多数群众就蜂拥追随了。

要知道,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决不能仅仅靠口号和宣传(即使是非常正确、符合群众利益的口号宣传),而必须要靠“人脉”——也就是通过长期群众工作而与群众建立的密切联系,以及在群众中培养出来的千百万积极分子。只有长期和群众一起斗争、在群众中建立了深厚“人脉”、使群众感到值得信赖的组织,才能使自己的主张为大多数群众所信服,才能让大多数群众在关键时刻追随自己。光靠宣传是不能使群众信服和追随的,更何况和剥削阶级比起来在宣传的物质力量上无产阶级革命组织也总是无法相比的。

正是因为在一战前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布尔什维克党已成为一个兼具革命头脑和革命四肢的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所以才能在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中成为中流砥柱,能够争取到工农群众的多数,把群众自发革命高潮转化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

在二月到十月的革命形势中,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有着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正确的革命路线,从而竖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为劳动群众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战前已经掌握了有组织、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多数,才使得布尔什维克党在二月到十月中成为无可争辩的工人阶级领袖、避免了工人阶级的重大分裂,迅速争取到了工人阶级群众的多数、掌握了苏维埃,并在此基础上争取到了劳动农民的支持,从而造成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奠定了革命胜利的基础;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磨炼出了一支具有献身精神、理论素养、丰富经验和群众威信的职业革命家队伍,才能有效地开展革命工作、领导群众斗争,为无产阶级专政准备好了干部队伍;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形成了一个通过长期考验而被全体信服、享有威信,关键时刻能够拍板的领袖及领袖集体,才能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及时有效地做出决策,才能果断地发动和领导起义,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

德、意、法等国革命的失败教训

与布尔什维克的经验相比较,就很容易明白德、意、法等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为何不能抓住机会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

在德国,一战前,曾经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在长期的合法、改良斗争中已经堕落为修正主义党。但是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的长期经营,使得它在工人群众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掌握了有组织的工人的多数。

可是反对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路线的德国革命派(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却始终只是党内思想、理论的小圈子,而没有建立独立的组织,没有开展独立的群众工作。这就使得德国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真正的先锋队。在一战中,革命派尽管与社民党领导层决裂,形成了斯巴达克派,但也没有建立自己独立的党,没有大力组织、发动群众,而主要只是开展宣传工作,并把自己混同于中派独立社民党(从社民党中分裂出来的中派组织,根本上仍没有摆脱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直到11月革命推翻德意志帝国后,才刚刚建立独立的德共。而德共最初也根本没有建立起统一、集中的组织。其原因与革命派对集中统一组织的形式主义观点有关:“斯巴达克派认为群众能够在行动的过程中,自行找到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并认为党只能启发、鼓舞群众投入行动,而不能‘组织’群众”——革命派认为社民党的组织、机关导致了官僚主义、机会主义,因此就宁愿不要组织。认为群众可以自发革命,而贬低党组织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一战中德国工人阶级中自发产生了坚持革命斗争的群众组织——革命工长组织。这个组织完全是工厂中的先进工人通过地下的、秘密的方式组成的,并且能在相当程度上领导整个工人阶级斗争。这是德国工人运动高水平的一种体现。然而革命派也没有积极与这个组织结合起来,形成独立的群众基础,而是听任其接受独立社民党领导。
以上,导致了当德国战败危机,无产阶级掀起自发革命高潮时,德国没有一个坚强、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党。革命派既没有群众基础,也没有有经验的干部队伍,领袖也不成熟。
而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却窃取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大部分成果,掌握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多数。

这就必然导致在战败后德国资产阶级旧统治形式(帝国)崩溃、人民群众自发革命高潮中,革命派虽然能提出正确的革命口号,但却没有与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经验、有能力的大批干部去贯彻执行,没有广大群众积极分子去引导、带领大多数群众追随自己,从而无法争取到大多数群众,无法在自发成立的工兵苏维埃中取得多数。这就使得群众无法摆脱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的影响,结果使苏维埃被社民党控制(独社党作为中派摇摆动摇,必然不能发挥主导作用),成为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工具。

这就决定了在11月革命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决战中,无产阶级遭到惨败,领袖惨遭杀害。11月革命最终以建立资产阶级的魏玛共和国告终。

魏玛共和国成立后,德共也始终未完成建立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任务,始终深深困扰于“党是由受过旧的训练的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还没有受过足够的革命锻炼的年轻党员组成"(斯大林语)这一结构性矛盾,陷于“左”右摇摆,也始终没有争取到有组织工人阶级的多数。从而错失了1919年-1923年德国内外动荡的革命时机,使魏玛共和国摆脱危机,进入了稳定期。

在意大利,一战前取得工人运动领导地位的社会党也早已沦为改良主义党。所以当一战导致的政治、经济危机使得工人阶级奋起斗争的时候,社会党根本不能、也不愿领导工人阶级去夺取胜利。因此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时候,意大利也没有一支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当时工人斗争发展的最高峰——都灵市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已经初步夺取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可是领导都灵工人运动的,只是葛兰西为代表的、围绕在《新秩序》周刊周围的社会党中的左翼小集团。而社会党的全国组织却对都灵工人斗争漠不关心,根本不发动全国工人群众起来支援、呼应,反而坐视资产阶级调动军队把都灵工人镇压下去。而此后,左翼虽然与社会党决裂,建立了意共,但还没来得及建立成熟的、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党,法西斯就上台夺权,用赤裸裸地暴力和独裁稳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和德国、意大利类似,法国在一战导致的危机期间,也是改良主义社会党掌握了工人运动领导权,新生的共产党无法争取到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多数,从而丧失革命机会。

又比如1968年世界革命高潮时期,法国、意大利也都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工人斗争高潮,一度出现了革命形势。这表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基本阶级矛盾始终存在,因此在一定条件下(比如第三世界革命高潮的鼓舞下),未必需要战争或经济危机就能出现革命形势。然而法、意两国无产阶级为什么又一次没有抓住机会呢?因为当时法、意两国共产党虽然已经有了较大的群众基础,却追随苏修,早已沦为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党。而当时坚持革命路线的毛派左翼组织,还都是缺乏经验的小集团,都还没有建立成熟的、扎根于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因此无产阶级群众没有正确的领导,自发的革命高潮无法转化为实际的胜利。

小结

以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败经验总结起来就是:无产阶级要抓住机会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关键要有一个坚持革命,并且有着深厚群众基础、能够争取到工人阶级多数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党。

工人阶级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而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但工人阶级要发挥领导者和主力军的作用,就必须从自在转化为自为——也就是能够克服其他阶级的影响,形成普遍的阶级觉悟,组成独立的阶级组织,团结起来为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而这必须要有一个扎根工人阶级,通过长期的群众工作建立深厚群众基础的无产阶级先锋党成为工人阶级的领导核心才能实现。而这个领导核心又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不堕落为改良主义、修正主义。这样,在出现革命形势的历史关键时刻,工人阶级才能不发生重大分裂、才能克服其他阶级的影响,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才能团结起来坚决革命,从而发挥出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由于工人阶级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庞大人数(占人民群众多数),由于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关键地位,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一旦团结起来为了自己的解放坚决斗争,那么就没有力量能抵挡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就能改天换地、创造历史,夺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下一部分,我们就将进一步探讨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如何才能建成一个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党。

三、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如何建成一个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党?

本文前两部分主要论述了:一是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始终未能独立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在于还没有一条把马列毛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实际相结合的革命路线,还没有一个能够创造并执行这条路线的扎根广大群众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二是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败的经验总结起来就是:无产阶级要抓住机会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关键要有一个坚持革命,并且有着深厚群众基础、能够争取到工人阶级多数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党。

接下来一部分,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如何才能建成一个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党。

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共是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典范,这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总结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共的建党经验,结合100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成败教训及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实际,我们认为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要建立这样一个党,必须要做到以下几条:

1、这个党必须要有正确的革命路线

所谓正确的革命路线,就是说必须要把马列毛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工业化帝国主义的实际相结合,必须运用马列毛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科学分析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性质、阶级结构、主要矛盾,从而确定革命的性质,确定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确定在革命中依靠谁、联合谁、反对谁。

各个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当然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总的来说,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垄断资产阶级主导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基本阶级结构就是整个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着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其社会主要矛盾只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解决这一矛盾的革命的性质只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就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对象就是整个资产阶级。而处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既包括残存的独立生产者(小农、个体工商业者),还包括在资本主义企事业机构中处于中上层管理地位的职员(他们一方面是雇佣劳动者,一方面又承担一定的资本家的职能)。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是工人阶级可以争取和联合的力量。

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变修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否认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是否定革命的对象是整个资产阶级。从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到追随苏修的各国“共产党”,以及所谓“欧洲共产主义”,往往都把“争取民主“作为首要任务,而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到遥远的未来;往往只把“垄断资本”甚至只是“垄断资本中最反动势力”作为斗争对象,而积极与其他资产阶级联合。修正主义实际也不是真正反对垄断资本,“反对垄断资本”云云只是为其卖身投靠整个资产阶级所放的烟雾弹。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共产党到最后都是与统治阶级打得火热,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所谓“民主”是有阶级性的,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再“民主”,也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民主”也丝毫触动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不能使阶级关系有实质变化,不可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实质利益。用“民主”来代替社会主义革命,把实现“民主”作为革命的一个单独阶段,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是完全错误的,只能导致修正主义。

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中当然有垄断资产阶级和非垄断资产阶级的区别,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矛盾。但他们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都是工人阶级的剥削者、压迫者。非垄断资产阶级(中小资本家)所剥削压迫的工人阶级甚至往往要占多数。不把整个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就无法动员全体工人阶级,就必然把工人运动引向改良主义的歧途。当然,在战略上把整个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不排除在一些具体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党可以用灵活的策略来利用资产阶级不同集团、派系之间的矛盾。

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就必须牢牢把握住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根本阶级结构,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坚持符合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革命路线:依靠工人阶级、争取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为打倒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只有坚持这样一条路线,才能为工人阶级树立革命的大旗,才能使工人阶级不断靠拢过来,才能为无产阶级革命凝聚最大的力量。因为工人阶级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根本阶级地位,必然决定了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斗争水平当然会由于具体的政治经济形势而有所起伏,但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基本阶级结构所决定的阶级斗争,使得工人阶级的革命化具有历史必然性。无产阶级革命党决不能为了一时的战术利益就放弃根本的战略,“不能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放弃长子继承权”(列宁这样形容修正主义),不要害怕一时之间居于少数、被多数群众不理解,要坚信群众走向革命的必然性。关键就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党要竖起革命的大旗,为工人阶级指明方向;要通过积极的群众工作使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领导核心,从而能够使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不因缺乏领导和组织而白白耗费掉,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决战中取得胜利!

2、这个党要依靠正确的路线斗争来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保持党的革命性

无产阶级革命党要保持革命路线,至关重要的是要始终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要在党内开展正确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党不是处在真空中,不是凝固不变的,党内也不是和谐的净土,而是始终受到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影响,在党内始终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存在着斗争。

总结无产阶级的建党史,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内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有正确地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才能保持党的革命性,才能推动党不断前进。

无产阶级建党史的最大教训是什么?最大教训就是党内会出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党会被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葬送。而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最主要的危险就是修正主义篡党!众多曾经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最终被修正主义篡夺,沦为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改良党,沦为资产阶级“调节劳资矛盾”,安抚工人阶级的工具。党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积极捍卫资产阶级专政、出卖工人运动、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党内出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从阶级根源上来说,是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影响的结果(而这是无法避免的);从党内根源来说,是由于党内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革命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消灭内部的资产阶级法权,党内总会形成一个脱离生产的专职党干部集团,这样的干部集团实际上享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法权。在资产阶级法权的腐蚀下,干部集团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部分蜕变为工人贵族,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拿出超额利润通过种种方式来收买、腐蚀工人领袖,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就更严重,党的干部就更容易蜕变为工人贵族。这些工人贵族正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党内基础。所以党内出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根子在上层,最危险的是中央领导权被其篡夺。出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和党内资产阶级法权所决定必然要发生的,并且是有很大危险要篡夺党的领导权、把党葬送的。

所以党内始终要开展反修防修、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斗争。布尔什维克党和tg都是正确开展路线斗争的典范,正是靠着不懈的路线斗争,才保持了党的革命性,推动党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杰出领袖。

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党路线斗争的经验,我们认为要正确开展路线斗争,必须要注意两条:

一是必须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运用于党内反修防修的路线斗争中,依靠自下而上的党内群众运动来监督党的上层领导、来推动党内路线斗争。在无产阶级尚未夺取政权时,无产阶级先锋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萌芽。如前所述,最危险的就是党内上层在资产阶级法权腐蚀下出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就是中央领导权被篡夺。因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不但为无产阶级专政下反修防修指出了解决的根本办法,也为无产阶级先锋党内反修防修指明了道路!

具体而言,就是决不能认为路线只由党中央少数人制定,然后全党只有执行的义务;不能把路线斗争仅看成党的上层领导的事;不能把党的现行路线看成是永远正确,不容讨论和改变的;路线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党的生死问题。因此一定要全党都知道、都参与。全党要经常就党的各级组织的路线正确与否开展讨论,对党内重大路线分歧要开展全党大辩论和全党公决(当然要根据党当时所处的环境,采取适当的形式)。一般而言,劳动群众中的党员,基层和地方党组织,与群众有着较密切联系,没有或较少有资产阶级法权,因此,他们是反修防修的主力军!所以党内必须要尊重劳动群众中的党员和基层、地方党组织的“反潮流”的权力。也就是说,不能认为基层党员和基层、地方党组织只有执行上级、中央决定的义务,上级、中央也必须受基层和地方的监督!基层党员和各级党组织都应有权讨论上级和中央的路线问题,有权就党的路线问题发表看法(通过适当形式),有权在党内刊物和党的会议上(或通过其他适当的形式)表示反对上级和中央的路线,有权在党内刊物和党的会议上(或通过其他适当的形式)鼓动改变上级和中央的路线。当年布尔什维克党在1905年革命后的低潮时期,斯大林领导的巴库党组织就曾经在党内刊物上批评当时党中央忽视国内群众工作,提出要通过把工作重点放在国内工人运动中来重建党的力量。而列宁领导的中央并没有压制、打击巴库地方组织,反而采纳了巴库党组织的正确建议,将其转化为全党的路线。这就是地方党组织监督中央的光辉典范。当然,如果党内多数(通过党的会议或全党公决)做出了决定,那持少数观点的同志应在行动中执行多数决定,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观点,允许他们在党内刊物和党的会议上(或通过其他适当形式)继续为自己的观点鼓动(但以不妨碍党已经决定的具体行动为限度)。

如果党中央已经被修正主义篡夺,并且迫害革命同志,禁止党内自下而上的路线斗争,剥夺地方、基层党组织、基层党员改变路线的权力,那么革命同志、各地方、基层党组织,就应该坚决与修正主义中央决裂,重建新的无产阶级先锋党!

只有依靠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路线斗争,依靠基层党员、基层及地方党组织对上级、中央的监督,才能有效地反修防修,才能推动和保持党的革命化!

二是路线斗争中要注意分清两类矛盾。要正确开展路线斗争,既要反对不讲原则、混淆是非的“不争论”的调和主义,也要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过火主义。必须要分清党内同志内部矛盾和党与叛党分子的敌我矛盾这两类矛盾。大多数路线斗争,还是属于党内同志内部矛盾。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尽管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受到资产阶级法权的一定腐蚀,但只要他们没有叛党、还愿意为革命做工作,就还是党内同志。与他们的斗争应该秉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纠正错误,达到新的更高程度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而不能把他们一棍子打死,不给他们继续为革命做工作,在斗争中改造自己、改正错误的机会。还要考虑到,有时候路线斗争中暂时居于少数的同志才是掌握真理的一方,而要经过一段实践后才能证明他们是正确的。这时就更要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作为党内同志内部矛盾处理。而只有分裂、背叛党,投靠或勾结反动派镇压革命运动的人,才是党的敌人,应该坚决把这样的人清除出党,并发动群众打倒他们。毛主席领导的tg就是在路线斗争中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典范,这应是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党继承的宝贵传统。

3、这个党必须贯彻群众路线,深入到革命的主力军中,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革命党

无产阶级革命党要取得改天换地、破旧立新的力量,不靠别的,就是靠能够发动广大劳动群众追随自己。因此,党不能是只有少数“死士”的密谋组织;党也不能沦为只有少数干部搞搞宣传理论工作,自娱自乐,而对群众没有影响,局限在狭小圈子内的“纯洁”的宗派主义小团体;党更不能局限于学校圈子中,成为知识分子、学生党。党必须要“到群众中去”,要深入劳动群众,建成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革命党。

“到群众中去”,关键是要到革命的主力军中去。当前革命的主力军是谁,党就应该把群众工作的主要力量放在其身上,而不能没有重点地平均分配力量(比如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中不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工人运动上,而把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小资产阶级运动等看成和工人运动并列甚至更重要的群众工作——这就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拒绝把农村包围城市作为主要革命道路一样是错误的!)。要深入到主力军中去,努力在主力军中取得广泛影响,争取到主力军的多数,这样才能为革命胜利奠定力量基础。

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革命的主力军就是工人阶级。因此,党必须深入到工人阶级中去,在工人群众中扎下根来,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这样才能有实力去争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必须贯彻“到工人中去”的群众路线,必须把“到工人中去”作为自己建党的中心任务。党必须把自己的主要骨干投入到组织和发动工人群众斗争上,必须把自己的主要组织建立在工人群众中,必须培养千百万工人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成为党的基本力量。只有与工人群众建立了紧密的血肉联系,只有千百万工人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拥护、追随党,只有领导了强大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队伍,才能在工人阶级中建立广泛的影响,才能在关键时刻争取到工人阶级多数,从而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

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泛左翼”政党、社会运动中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否认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革命主力军地位。他们要么认为工人阶级被资产阶级“同化”了,要么就是认为“工人阶级消亡”了,从而拒绝深入工人阶级,拒绝发动、组织工人群众,而热衷于各种“超阶级”的“社会运动”,或者只关注各种社会边缘人群的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党必须严正批判这种否定工人阶级革命作用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与这种路线划清界限,反其道而行之!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批判过认为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已经丧失革命性的观点。这种观点实质上是用帝国主义国家在分配关系上的一些改良(何况这种改良本身就是不稳固的,是随时可以被资产阶级取消的)来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根本矛盾的存在。事实上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始终受到资产阶级的沉重剥削与压迫,而这是由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根本地位所决定的!在工人阶级内部仍旧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能。

当然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中,由于产业转移,制造业工人人数有所下降,但这并不说明”工人阶级消亡”了,这只表明工人阶级的构成有所变化。因为工人阶级并不只包括制造业工人。所有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被资产阶级所雇佣,从事集体劳动并且不承担资本家管理(即榨取剩余价值)职能的劳动者都是工人阶级。实际上在帝国主义国家,这样的工人阶级人数比例几十年来还是在不断上升的,并且始终占人口绝大多数。产业转移只是使工人阶级队伍中制造业工人比重有所下降,而服务业工人、办公室工人比重有所上升。

无产阶级革命党在贯彻“到工人中去”的群众路线时,必须运用马列毛主义分析工人阶级的具体构成,从而制定相应的策略。在当代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中,产业工人(即制造业加交通运输业工人)仍旧在生产中处于最核心和关键地位,集中程度和组织性也相对最强,受到的剥削压迫也比较深重、因此阶级意识总的来说也最强,所以在阶级斗争中仍旧具有最大的力量;商业服务业工人在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中往往要占很大比重,他们受到的剥削压迫也很深重(甚至要超过产业工人),只是其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以及集中程度、组织性相对逊色;由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发展,因此从事脑力劳动的各类职员、技术人员等办公室工人也占工人阶级相当比重。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脑体差别的存在,他们与体力劳动者存在一定隔阂,而社会地位和收入层次相对较高,受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影响较大、集中程度和组织性也较差。但他们从根本的阶级地位来说,还是属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有着根本矛盾。

因此,产业工人仍旧是工人阶级的核心和先锋,商业服务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两者类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贫雇农”,是革命主力军中的主力军,应是无产阶级革命党“到工人中去”的重点对象,尤其产业工人应是重中之重;而办公室工人类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中农”,也是革命主力军的组成部分,但是其革命作用次于前两类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党也应该积极开展办公室工人的群众工作,要争取并巩固地团结他们一起革命。但是在群众工作力量分配上,应次于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工人,因为只有“贫雇农”充分发动起来了,才能带动“中农”整体上参加革命。

还应注意到,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往往一部分组织在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工人阶级,或者是大型垄断企业中的部分工人阶级,由于过去工人斗争留下的遗产,由于在生产领域中的关键作用,因此垄断资本家往往给予他们较高的报酬和福利,导致他们的革命性有所削弱。但与此相对的,在帝国主义国家还存在着广大的未组织起来的,受到资产阶级深重剥削压迫的工人阶级。比如各种外包工、临时工,各类移民、少数民族工人等。无产阶级革命党“到工人中去”应重点到这类受到最深重剥削压迫的工人阶级中去,从他们入手开始群众工作。因为他们就像干柴一样,最容易燃起燎原大火!当然,对那些享受较高报酬和福利的工人阶级,也不应放弃对他们的群众工作,应该在他们中保持一定力量,从而能够施加相应影响。因为他们所得到的改良成果是不稳固的,他们的根本阶级地位还是与资本家对立的。而到阶级斗争关键时刻,他们也是能够被争取到革命这一边的。

而在作为世界工厂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产业工人规模空前庞大,在阶级斗争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此外也有庞大的商业服务业工人和办公室工人。而享受较高报酬和福利的大垄断企业中的“有编制”工人,总的来说在工人阶级中只占很少比重。因此整个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比起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更强。在那里,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就更需要重点深入到产业工人中去,同时也积极开展商业服务业工人工作,不放弃办公室工人工作。而只要他们这样做了,工人阶级就更容易被发动组织起来,掀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巨浪!因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面临尖锐的内外矛盾,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工人阶级有望在那里率先胜利!

无产阶级革命党“到工人中去”,必须继承布尔什维克党、tg等革命先辈的宝贵传统,要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每一个党的群众工作者都要成为一粒革命种子,要真正与工人群众融为一体、虚心向工人群众学习;同时要坚决通过各种灵活方式进行政治灌输,培养、提高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培育千百万具有无产阶级革命觉悟、信奉马列毛主义的先进工人;要坚决领导工人群众开展各类群众斗争,在斗争中体现先锋模范作用,取得工人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要充分尊重工人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拒绝居高临下、把群众当阿斗的包办代替主义;同时也要警惕尾巴主义,不能迎合群众中落后倾向、放弃领导职责。

4、这个党必须要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既要有集中统一的组织和严密的纪律、又要防止奴隶主义和“驯服工具论”

无产阶级革命党要具有强大的战斗力、要能够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职责,显然不能是沙龙式、俱乐部式的组织,而必须是有着集中统一组织与严密纪律的战斗团体。

因此党必须继承布尔什维克党所开创的民主集中制:党员必须实际参加党的组织并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党内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由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篡权后往往利用党的组织纪律来压制不同意见、打击迫害革命者,因而有许多“泛左翼分子”反对建立有集中统一组织和严密纪律的党,反对民主集中制。这实际上是用一种错误倾向反对另一种错误倾向。列宁在近百年前早已批驳过这样的观点:“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这就是反对派得到的结果。而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也恰恰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步调一致,而这些一旦得到纵容,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五部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而本文第二部分提到过的德国斯巴达克派正是这方面典型的反面教材:由于反感旧社会民主党内官僚主义化的组织纪律,因此斯巴达克派反对建立集中、严密的组织,相信群众的自发性,结果根本担负不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惨遭资产阶级屠杀。这是血淋淋的教训!

但近百年来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也的确需要记取。在党的组织纪律上,必须要处理好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民主和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能用“民主”来否定“集中”,也不能用“集中”来否定“民主”。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毛主席《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主席说得多么好啊!集中,必须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必须是正确路线指导下的集中!

不能把党的集中统一和严密纪律歪曲为下级对上级的一种奴隶主义的盲从:不问是非、不管路线正确与否、不管上级是不是变修,只要是上级就无条件服从,甚至“在思想上都要完全保持一致”,所谓“谁在中央就拥护谁”;不能剥夺党员独立思考、发表意见和批评、讨论和决定党的路线、监督党组织与上级的权利,而把党员当成是没有独立意志、没有政治主动性的党组织和上级的“驯服工具”。这种奴隶主义和“驯服工具论”是完全错误的,是被共产主义运动实践所证明完全有害的,是只有利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篡权的。

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党在组织纪律上,一方面要建立集中统一的组织和严密的纪律,另一方面,又必须把这种组织纪律建立在党内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建立在正确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基础上。要贯彻毛主席所总结的原则:“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把这条原则作为组织纪律的基础!

所以,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完整原则应该是:党员必须实际参加党的组织并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同时党组织要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要接受党员的监督;党内少数服从多数,同时多数要尊重和保护少数,要接受少数的监督;下级服从上级,同时上级要接受下级的监督;全党服从中央,同时中央要接受全党的监督!

其实,列宁在领导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就已经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党所应当建立的纪律:“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就是实际活动一致。当然,任何行动和任何活动,只有它们是在前进而不是在后退,是从思想上团结无产阶级,提高无产阶级,而不是降低、腐蚀、削弱无产阶级,它们才是有价值的。没有思想的组织性是毫无意义的,它实际上会把工人变成掌权的资产阶级的可怜仆从。因此,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承认行动的一致。因此,觉悟工人始终不应当忘记,对原则的严重违反必定会使一切组织关系遭到破坏。”(引自《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列宁,1906年12月6日)

列宁还详细解释了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的原则:“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不仅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都是如此。禁止这种批评或这种‘鼓动’(因为批评和鼓动是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党的政治行动必须一致。不论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不论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发出任何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一致的‘号召’都是不能容许的。”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代表大会决定了参加杜马选举。参加选举是完全确定了的行动。在选举的时候(例如目前在巴库),党员在任何地方提出任何不参加选举的号召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在这个时候‘批评’参加选举的决定也是不能容许的,因为这样做就会在事实上破坏选举鼓动的成就。相反,如果选举的日期还没有确定,在这种时候,党员在任何地方批评参加选举的决定都是容许的。当然,在实践中运用这个原则有时也会引起争执和误会,但是只有根据这个原则党才能很好地解决一切争执和一切误会。”“民主集中制和地方机关自治的原则所表明的正是充分的普遍的批评自由,只要不因此而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的一致,——它也表明不容许有任何破坏或者妨害党既定行动的一致的批评。”(以上都引自《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列宁,1906年5月20日)

也就是说,凡是各级党组织经过民主讨论、多数决议(或在紧急情况下以党章认可的其他方式)已经确定的具体行动(如罢工、示威游行、起义、参加或抵制选举等),下级组织和党员必须服从贯彻,在准备和实施行动期间不得以任何方式阻挠、反对或破坏(但在行动进入准备和实施阶段之前,仍可以适当形式提出批评、要求改变;而在行动之后更当然可以根据实践结果提出批评和意见,要求总结经验、追究责任);而凡是不涉及到具体行动的各级党组织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以及各级党的领导人,下级党组织和党员(在党纲确定的原则范围内)都有完全的讨论和批评自由,有反对并要求改变(改选)的权利。

正是靠着“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的民主集中制,布尔什维克党才正确开展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使得马列主义的革命路线能够战胜种种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路线,保持党的革命性。一方面使得党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和创造性,广大党员和基层、地方党组织有着极高的政治主动性;另一方面又保证党有着集中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能够在革命行动中令行禁止、全党一致,体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

而在之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在党的组织纪律上产生了背离布尔什维克党光荣传统的错误倾向。要么只强调“集中”(“行动一致”),而忽视甚至否认“民主”(“讨论和批评自由”);要么就是只强调“民主”,而忽视甚至否认“集中”。这两种错误倾向都造成了惨痛的教训。毛主席总结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反修防修、“反潮流”、”“反对危害革命的错误路线的领导”的关于党的组织纪律的革命原则。

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党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继承布尔什维克党和tg的光荣传统,贯彻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处理好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既有充分的党内民主、依靠基层党员、基层和地方党组织监督上级、中央,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性路线斗争保证党的革命性;又有集中统一的严密组织和严明的纪律,在革命行动中保持一致,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这样,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可靠的组织保障!

四、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党如何开展革命?

确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通过党内正确路线斗争和党的民主集中制保证党的革命性和战斗力——一句话,建立起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后,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党如何一步一步地领导革命力量发展壮大,最终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多数、团结起广大劳动人民,积累起夺取政权的实力?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道路问题。

1、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具体道路的历史经验

以往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道路,是通过一个长期的和平、合法的工会和议会斗争阶段,来组织、教育工人阶级,为未来革命危机时期积蓄足够的力量。而希望在革命的危机时期,再转为发动群众进行起义、夺取政权。

总结历史经验,我们认为这条具体道路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因为这一具体道路的手段和目的是背离的。

要理解这一点,重温一下列宁关于工联主义和工联主义政治的论述是必要的。列宁指出,所谓工联主义,就是“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工联主义的政治,即指一切工人普遍地要求由国家采取某些措施来减轻工人的地位所固有的困苦,但不是摆脱这种地位即消灭劳动受资本支配的现象”。列宁还明确指出:“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以上引文均摘自列宁《怎么办》第二和第三部分)。

工人运动的历史一再证明了列宁的论断。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结成工会与厂主作斗争以争取更好待遇,结成“工人政党”来影响国家政权、以争取国家法律政策对工人阶级有利——这样的工人运动根本不是革命工人运动。因为它根本不挑战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而是资产阶级完全能够容忍的。这种工人运动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润滑剂。

而“长期的和平、合法的工会和议会斗争”这一具体道路,其实际的斗争方式就是长期开展工联主义的工人运动、搞工联主义的政治。通过这样的方式,的确能保证长期和平、合法的斗争(因为资产阶级完全可以容忍),也的确能够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形成广泛的工人运动、形成有影响力的工人政党,但本质上这是资产阶级的工人运动、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而要依靠资产阶级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在革命危机时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难道不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吗?

诚然,实施这一具体道路的最初可能的确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开展和平、合法的工会和议会斗争中,这一政党最初仍可能坚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鼓动和对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于在实际活动中,这个政党长期从事的是工联主义的工运和政治,那么从这种活动中成长起来的骨干和干部就必然长期从事着工联主义活动家的工作,承担着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中间人的角色,长期与资产阶级紧密联系、保持合作,从而大多数不可避免地被资产阶级腐蚀、收买和同化。而革命的宣传鼓动就越来越变成一种形式、变成空话甚至欺骗,最终被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而被放弃。这一政党就这样最终不可避免地被工人阶级的蜕变官吏所篡夺,从而葬送革命工人运动。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到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都已经证明了这一规律。

因此,我们认为以往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具体道路的主要教训就是:“长期的和平、合法的工会和议会斗争”这一具体道路,实质上就是开展工联主义的工人运动、搞工联主义的政治,因此只能不断地再生产出工联主义的政客、官僚(即资产阶级的工人领袖),使革命工人运动不可避免地被工人贵族篡权,使得通过这一具体道路积累的工人阶级力量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的工人力量,从而绝不可能承担起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实际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没有一个是通过上述道路的。21世纪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反思这一道路,总结社会主义革命的成败经验,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吧!

布尔什维克党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道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恰恰是长期处于地下、不合法状态。布尔什维克党通过秘密的党组织来建立常常也是地下的、不合法的工人组织,开展突破沙俄“法制”的群众斗争,同时不放过利用公开、合法斗争的机会,而逐步发展壮大,建立起一支成熟的职业革命家队伍、培养了千百万革命工人骨干,争取到了有觉悟的工人群众的多数。并最终通过建立并领导了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权机关——苏维埃、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总结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道路,可以发现:布党虽然也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但这些斗争却是为地下斗争服务的!布党的一切斗争,都是围绕地下斗争,都是最终为地下革命力量的发展服务的。所谓“地下”,其实就是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敌对状态,也就是无法与资产阶级国家及资本主义社会相调和、无法被统治阶级所接受的,是工人阶级的独立的革命力量、独立的权力中心——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和雏形。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道路正是突破了工联主义的道路,使得党所领导的力量都转化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最终积累起了夺取政权的实力,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更是与“长期的和平、合法的工会和议会斗争”截然相反,而是毛主席所开创的持久的人民战争的道路。中国革命具体道路的特点,恰恰也正是党通过突破统治阶级“法制”、与统治阶级敌对的革命斗争方式,通过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独立武装、独立政权,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壮大、发展,最终积累起夺取政权的实力,通过内战消灭了反动政权。

21世纪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道路时,必须吸取布党和中共的宝贵经验。特别是中国革命,虽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但是不是也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若干普遍规律,从而对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呢?我们认为这是今天无产阶级革命者所需要着重思考的。在这里我们提出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对同志们有一定启发作用。

2、无产阶级革命党必须公开、合法斗争与地下斗争相结合,并且以地下斗争为中心!

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了,无产阶级政党把自己的斗争完全建立在公开、合法的议会和工会斗争基础上,实际上是一种工联主义的斗争方式,只能使无产阶级政党堕落为帮资产阶级维稳的改良主义工人党。

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党必须要开展地下斗争!所谓地下斗争,不是指神秘主义的搞少数死士、特工的(就像现在河蟹国“红色”谍战剧所编造的)所谓“地下”斗争,而是群众性的地下斗争。所谓地下,就是与资产阶级国家处于敌对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所不能相容的工人阶级独立的革命力量、独立的权力机构。地下斗争的本质是砸碎或削弱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和雏形。通过建立以无产阶级革命党为领导核心的,组织并领导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权力机构(工人革命小组、工厂委员会、工人代表会、工人武装),形成与资产阶级统治相对立的革命力量,使资产阶级统治被削弱、被粉碎,从而从局部到全国实现两个政权相对立的局面,最终使无产阶级政权能够团结大多数劳动人民、积累足够力量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在全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地下斗争的道路和目的。

开展地下斗争,当然不意味着放弃公开、合法的斗争,凡是有后者的机会,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所应该利用的。

关键在于处理好公开合法斗争与地下斗争的关系。必须明确以地下斗争为中心,而公开、合法斗争只是配合地下斗争,只是为地下斗争服务的。也就是说公开、合法斗争只有在服务于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独立的革命力量、独立的权力机构时,对无产阶级革命党才是有意义的。而当把公开、合法斗争作为主要的或唯一的斗争方式,只是为发展工会和议会的力量服务时,那就是工联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方式,只能葬送无产阶级革命。公开、合法斗争只能起到启蒙和教育群众、使群众受到初步锻炼、在群众中筛选积极分子的作用,而只有“地下”的革命战士队伍增长,革命组织、革命权力机构发展壮大,才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真正增长。

3、要把毛主席建立根据地和持久战的思想创造性地应用于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

长久以来,关于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一直有这样一种误区:似乎只有等待统治阶级出现重大危机(特别是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群众斗争出现自发高潮时,才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机关,才能出现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才能发动革命。而在“平常”时期,只能在资产阶级“法制”范围内开展公开、合法斗争。

而这种思想的理由是: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具有先进的武装力量和发达的经济、交通条件,各种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也很完善——从而使得“平常”时期,工人阶级没有开展“过激”斗争的条件。

然而这种理由是否成立?

诚然,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专政是强大的。可是这种强大是否是铁板一块,到处“均匀”,毫无缝隙的?

事实上,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帝国主义国家也是存在的,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断再生产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个别企业中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从时间上来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虽然存在着高低起伏,但总体上呈现“螺旋式上升”的不断激化的态势,这就奠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基础;从空间上来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其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也就是说必然会有局部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特别尖锐、个别企业中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特别尖锐,也就是说必然存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

帝国主义国家总体强大的资产阶级专政下,必然存在着局部范围内(比如某些工厂、某些企事业机构、某些地区)社会矛盾特别尖锐、资产阶级统治特别混乱腐朽、劳动群众觉悟和组织程度较高、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或潜力)比较强大的情况,这就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而这些薄弱环节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党开展地下斗争,建立工人阶级独立的革命力量、革命权力机构,率先在局部削弱或粉碎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和雏形的突破口!

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开创了一条在统治阶级的薄弱环节率先夺取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依托根据地开展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口一口地削弱、消灭敌人,最终由弱变强,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实现力量对比的逆转,从而在全国推翻反动统治、夺取政权的道路。

这条道路不仅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已经被多国革命所证实),我们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也存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也存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因此这条道路也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

当然这条道路必须与当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实际相结合,予以创造性的发展。这是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所要着重解决的任务。在这里,我们提出一些初步的设想,供同志们参考。

工业区包围“华尔街”、“华盛顿”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农村人口要占多数(或占人口重要比例),广大农村地区一方面在封建、半封建生产方式统治下阶级矛盾特别尖锐,另一方面又是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统治的薄弱环节,因此在这些国家革命的道路就应该是毛主席所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

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情况当然有着根本的不同。在那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占绝对主体地位,工业化、城市化人口已占多数,农村人口要么只占很少比例(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要么就是在快速减少中(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在那里,“农村包围城市”的条件当然是不存在的。

然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却是可以适用的。也就是说,可以在阶级矛盾相对尖锐、资产阶级统治相对薄弱的广大“腹地”,率先突破,包围资产阶级统治的“中心”。

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是存在“腹地”与“中心”的对立呢?毫无疑问是存在的!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这是必然产生的。

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存在广大的工业区、工业城市,在那里工人阶级力量较强、阶级矛盾较尖锐、资产阶级统治相对薄弱,这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腹地”;而“华盛顿”和“华尔街”——即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那里是资产阶级的巢穴,聚集着资产阶级的核心及其大量助手、帮闲、仆从,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强大。然而“中心”只是少数的节点,“中心”是被广大“腹地”包围着的。就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城市中,也存在着“中心”与“腹地”的关系。CBD(中央商务区)和富人区只是少数节点,而在城市的外围和边缘,则存在着广大的工业区和贫民区。

因此,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党就应该采取“工业区包围‘华尔街’、‘华盛顿’”的战略。在广大工业聚集地带,在二、三线及以下工业城市,在大城市的工业区、工人聚居区重点开展工作,率先突破,建立起无产阶级革命的立足点、根据地,逐步积累力量、削弱敌人,最终实现对“华尔街”、“华盛顿”这些资产阶级“中心”的包围,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基础。

破坏资产阶级统治的末梢环节,建立地下实际控制的革命根据地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是通过农村武装暴动和游击战争,公开建立红色武装和红色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公开的工农武装割据。这是由于旧中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农村封建地方势力之间、地方势力和中央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存在很多革命力量可以利用的空隙,加上旧中国农村经济存在一定自给自足性,农村交通条件落后,不利于反革命军队的调动、镇压,以及反革命军队的武装特别是地方武装相对落后、孱弱。这些条件,在当今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仍是多多少少存在的,因此在这些国家,公开的武装斗争,通过武装斗争实施工农武装割据,仍是可能的。

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上述这些条件就基本不存在。在那里,资产阶级早已消灭封建割据、建立了统一的政治经济秩序(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所解决的任务);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已不占重要地位,农村经济也高度市场化;全国交通发达,绝大多数地区交通便利;反革命军队指挥统一,能够快速在全国调动,拥有先进武装、具备强大火力。因此,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实施公开的武装割据,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党就无法建立革命根据地吗?不,这是可能的!

在中国革命中,中共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除了公开武装割据外,还创造了大量的地下实际控制的经验:在敌人拥有强大镇压力量的地方,在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带,曾建立了大量“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地下红色政权,建立了党实际控制的堡垒村、堡垒乡。在城市中,也创造了许多由地下党实际控制的堡垒学校、堡垒工厂。也就是说,在那些地方,表面上敌人的统治机构仍旧存在着,不存在公开的红色武装、红色政权。但实际上,通过地下的党和革命群众组织,通过群众斗争,已经把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建立起了地下的革命权力机构,使得敌人的统治机构被削弱、被瘫痪、被控制成为傀儡,已无法发挥实际的统治职能,从而使该地区、该单位被革命力量所实际控制。

这一宝贵经验,完全可以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被借鉴、被应用。在阶级矛盾特别尖锐,资产阶级统治相对更腐朽混乱、群众斗争精神较强的工厂、企事业单位、社区、地区——即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无产阶级革命党可以在那里重点开展工作,把群众发动、组织起来,建立地下的革命权力机构(群众革命小组、群众革命委员会、群众代表会),率先在局部实现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通过革命权力机构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削弱、瘫痪或者控制资产阶级的统治机构,形成革命权威和统治秩序(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从而在地下实际控制这些节点,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堡垒工厂、堡垒单位、堡垒社区、堡垒地区——也就是实际上的革命根据地。

帝国主义国家具有强大、先进的反革命武装,但并不是到处、随时可以应用的。面对广大基层的汪洋大海一样的群众,反革命武装终究只是一小撮,是不堪使用的。要是每一次基层的局部群众斗争,资产阶级统治者都动员反革命先进武装镇压,那很快就会使反革命武装疲于奔命、耗尽经费、陷于瓦解的。在广大基层,资产阶级主要是依靠基层的公务员、基层的警察、依靠资产阶级雇佣的管理人员、依靠保安、依靠黑社会、甚至是依靠群众的不觉悟,来实现其专政的。资产阶级基层的专政力量,有组织的工人群众是完全可以对付的。通过地下革命权力机构,领导群众通过灵活的斗争(也完全可以不与基层专政力量正面硬抗,而依靠群众采取巧妙的“游击”战术、“攻心”战术——当年中国革命也曾经在这方面创造了丰富经验),削弱、瘫痪或控制资产阶级的基层专政力量,从而在基层率先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通过这样,一点一点地破坏、蚕食资产阶级统治的末梢环节,削弱敌人、壮大自己。

通过建立这些地下实际控制的革命根据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就有了立足点。在这些根据地,群众就可以得到广泛的政治经济利益,就可以进一步组织和发动群众,培养群众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经验,锻炼群众当家做主的能力,使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党周围;无产阶级革命党也可以获得培养、锻炼党员及革命干部的基地,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干部队伍;这些根据地还将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物质资源。通过这些根据地,就使无产阶级专政不再停留在宣传上、不再是似乎遥远的未来,而成为活生生的、正在成长壮大的现实,从而对广大群众起到巨大的榜样和感召作用。

通过建立、发展这些红色节点,破坏、蚕食资产阶级在基层的统治,壮大革命的力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当力量对比达到一定的转折点、当无产阶级已经有与资产阶级决战的实力时,这些星罗棋布、把资产阶级在基层的统治“腐蚀”得千疮百孔的红色节点,就可以联合起来,形成大片的、公开的红色区域,实现工业区对“华盛顿”、“华尔街”的包围,从而与资产阶级决一死战,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面胜利!

这一过程当然不会是直线发展的,而会是在曲折、反复中前进,就像毛主席所总结的,革命根据地将是“波浪式发展的”,因此,这必然是持久战。当某一地区的红色节点发展到一定程度,使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严重削弱时,资产阶级肯定会调集大量力量实施镇压、“围剿”。这时候革命力量就需要避实击虚,党、群众组织及革命权力机构要转入更深的地下,从实际控制某一节点,转为再次“两个政权并立”,领导群众避免与镇压力量硬抗,而是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来削弱敌人、保护群众和革命力量(中国革命对此也创造了大量丰富经验,是可以借鉴、学习的)。同时,抽调革命力量到敌人的薄弱环节去开辟新的节点。由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是始终存在的,资产阶级基层专政力量在有组织的工人群众面前处于劣势的情况是始终存在的,因此到处都有发展新的红色节点的机会。资产阶级不可能在所有基层节点都保持高压的围剿态势,这就决定了革命力量始终有发展的机会,决定了资产阶级“围剿”失败的命运。而随着革命力量的积累和发展,革命力量也会掌握更多粉碎资产阶级围剿的手段。这样,红色节点就将在“围剿”与反“围剿”中,波浪式地发展,最终积累起足够力量,实现力量对比的转折。

夺厂斗争可能是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中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基本斗争环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土地革命。通过发动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在抗战时期是减租减息),在根据地消灭(或削弱)封建生产方式、斗倒地主阶级,使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成为土地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在经济上、政治上翻身解放、当家做主。这就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力量能够坚持持久战,能够通过创造、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而由弱变强,最终争取亿万群众夺取胜利的力量源泉。

那么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呢?很明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转归工人阶级所有。

那么,是不是只有在全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施这样的革命呢?如果我们前面论证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不平衡性是存在的,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是存在的,在这些薄弱环节是能够建立无产阶级实际控制的革命根据地的,那么,在这些革命根据地就完全存在率先实施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只有在革命根据地率先剥夺或削弱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建立起工人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才能创造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基础,才能使工人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从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和萌芽。

因此,“夺取工厂”的斗争就是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基本斗争环节。就像“打土豪、分田地”一样,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基本斗争纲领可能应是“赶老板、夺工厂”。

其实在工人运动史上,夺取工厂的斗争也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悠久的历史。夺取工厂的一种形式就是“工人合作运动”,就是建立没有资本家的工人合作工厂。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工人合作运动的意义:“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国际工人运动协会成立宣言》)。夺取工厂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工人群众通过斗争直接从资本家手中夺取工厂的控制权、管理权。在无产阶级革命高涨的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发生过广泛的工人夺取工厂的运动。在当代,夺取工厂运动也方兴未艾,因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家及一些第三世界资本家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下往往转移产业、废弃工厂,许多工人群众通过夺取工厂实施自救。比如阿根廷的夺取工厂运动,以及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欧洲发展起来的夺取工厂运动(可参考此篇报道《欧洲多国工人学“夺厂运动”接管倒闭工厂变成合作社》)

当然,这些工人合作运动、夺取工厂运动,还只是自发的群众运动,也是工人阶级的一种经济斗争,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想通过这种自发的,不触动资产阶级专政的夺取工厂斗争或通过工人合作工厂的经营发展来消灭资本主义,只能是改良主义的幻想!

然而如果把夺取工厂斗争与削弱、瘫痪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与萌芽,建立革命根据地结合起来,夺厂斗争就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有力工具,就可能为革命根据地建立经济基础。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厂其实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环节、基层单位。正是在工厂中,工人阶级直接受着资本家的剥削压迫,直接被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党可以通过发动、组织群众斗争,率先在工厂中建立地下革命权力机构(工人革命小组、工人代表会、工厂委员会),使得在工厂中出现“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由地下革命权力机构领导广大群众与资产阶级的工厂管理机构(即资产阶级专政在基层的触角)开展斗争,逐步削弱、瘫痪资产阶级管理机构的统治,建立革命的权威、革命的秩序,最终夺取工厂(可地下实际控制,条件成熟的地方也可以公开夺取)。在夺取的工厂内,在革命党的领导下,实现工人群众掌握权力、管理生产,从而使工人群众在工厂的范围内率先得到政治经济上的解放、实现当家做主。这样就使被夺取的工厂成为红色的节点,成为革命的根据地。

革命的夺取工厂斗争与自发的、改良的夺取工厂斗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夺取工厂是为了建立革命的根据地,还是一个单纯搞好经营生产的合作社?

自发的、改良的夺取工厂斗争,在夺取一个工厂后,就基本胜利了,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好生产经营,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存和发展。这样的夺取工厂斗争当然不可能对无产阶级革命有实质推进。

而革命的夺取工厂斗争,是为了建立革命的根据地。夺取的工厂,关键是要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继续发展服务。因此夺取的工厂的主要任务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营发展,而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物质帮助,成为培养工人阶级革命战士、组织工人阶级革命力量、提升工人群众革命觉悟、锻炼工人群众当家做主能力的基地。夺取的工厂,要为夺取更多工厂、创建更多革命根据地提供战士、干部和物质资源。

仅仅夺取个别工厂,其意义还是十分有限的。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下,个别工厂工人的解放必定是很不完全、受到很大限制的。仅仅靠个别工厂,也是很难维持生存的。因此关键就在于广泛开展夺取工厂斗争,在于以个别工厂为根据地、去支持夺取更多工厂,在于夺取的工厂的联合。就像草原上的一颗火星,先是燃烧一棵小草,然后烧着一簇青草,接着烧着一片草地,最后燃起燎原大火。

无产阶级革命党要自觉地把夺取的工厂联合起来(可以采取地下的形式),特别要注意夺取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上的各个工厂,这样就可能在这些工厂之间率先建立起初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雏形(在党领导下建立各个工厂的革命权力机构的联合机关,根据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根本目的制定统一计划来安排生产),使得这些工厂的生产能够相当程度上摆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制约、限制,从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

通过夺取工厂为革命根据地建立经济基础,使革命根据地内工人群众政治经济上率先得到解放,就可能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中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持久战,使得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能够创建、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依托革命根据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最终由弱变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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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了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败经验,认为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迄今未取得胜利的关键原因是:没有一个把马列毛主义与此类国家实际相结合的,坚持革命路线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争取到有觉悟、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多数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本文指出,要建立这样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必须正确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来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保持党的革命性;必须贯彻群众路线,深入到工人阶级群众中,成为群众性的革命党;必须处理好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建立科学的、完善的民主集中制。本文认为,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也存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因此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经验,在此类国家也具有学习、借鉴意义。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道路,应是无产阶级革命党领导的公开合法斗争与地下斗争相结合,而以地下斗争为中心。而地下斗争的根本方式,是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率先突破,通过破坏资产阶级统治的末梢,以地下实际控制的方式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和萌芽。而夺厂斗争将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基本斗争环节,将为革命根据地提供经济基础。依托革命根据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由弱变强,最终取得力量对比的转折,与资产阶级展开决战。

笔者期待,本文的内容能够为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提供启发。笔者深信,新一代革命者和广大革命群众必将在21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创造无比丰富的经验。在这帝国主义全球体系处于无比深重的危机的时刻,在全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痛苦万分、寻求出路的时刻,无产阶级革命的重新高涨已经不远了。如果无产阶级革命者能够吸取20世纪革命的成败经验,把马列毛主义的真理与各国实际相结合,深入到广大劳动群众中,采取正确的革命道路,那么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伟大胜利就是可以期待的!

同志们,努力斗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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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星火论坛还在啊,请问导刊还在做吗?挺想看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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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的理解,批评和自我批评应当是就事论事的,具体在某事上犯了什么错误,然后分析为什么会犯,思想根源上有什么问题,是唯物的,科学的;而批斗则是因为某人出身如何(或者类似的其他原因),所以他会犯什么错误,比如某事某事,是针对人否定人,是标准的“先射箭,再画靶”,而且往往为了举例而扭曲事实,遭到质疑便“在大是大非前居然讲事实科学?”
改善这种情况的一种手段是增强科学素养,即组织和鼓励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参与科研活动,在当下信息时代是有条件的,自然科学相对直观,其中锻炼出的科学思维之类可以用于社会问题的分析,增加对于理论的认知。如果这种活动足够普遍,应该会增强民主的实际效果,并避免李森科之类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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