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们时代最深的压迫不是“饥饿”，而是一种极度“无权”的状态，人民变成了“屁民”竟不能自己掌握命运。纵观全世界，全球的统治者豪奢淫逸，相互在比烂，整个社会在全面溃散，恰似一个臭气熏天的污泥潭。这种无权的状态伴随着全世界共产主义事业陷入了低潮。不去挣脱掉这种状态，就不足以使人民恢复革命信心，就不能摆脱弥漫在污泥浊潭里的政治冷淡主义。
在《我们时代的阶级图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起源》，《论领导权与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已经可以得到一个呼之欲出的基本结论：与土地革命时代打土豪分田地不同的是，我们时代剥夺剥夺者的核心在于夺权，夺权即当代翻身的要义。
所以，对于资产阶级的剥夺，首先是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剥夺（剥夺资本权益，靠边站阶段），然后是对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利的剥夺（损有余而补不足，清账阶段），最后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消灭资产阶级的整体，剥夺反动分子的人身权利，铁拳阶段）。次第演进，螺旋上升，这是我们时代最后的斗争。
一．历史经验
在土地革命时代，要消灭村庄里的地主相对容易，农村是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单元。就历史经验而言，剥夺地主的路径一是土地，二是财产。对于地主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剥夺并不影响农业生产，反而因为这种剥夺，进一步激发了生产力。然而在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晚期），这种剥夺就不能生搬硬套了。
工人占领了工厂，停工容易开工难。生产资料无法平均分配，除了涨工资分现金，分配住房这些自发的经济斗争手段之外，似乎不如农业生产那么直接，那么立竿见影。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是建立在开放的统一市场之上的缘故，这种统一市场造成了资本主义矛盾的特点是：联系广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文革爆发时期的上海，计划经济模拟了这个统一市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模拟了资本家的角色，因此通过文革的演习，我们可以看到在资产主义生产条件下，剥夺剥夺者是如何进行的，被剥夺者会有哪些反扑，正确路线是什么，错误路线又是什么。
可以设想，工人被压迫太深，压抑太久，各种自发斗争势必如冲天怒火般爆发。“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集体所有制的“大集体”工厂，民办小集体里的弄堂生产组要求加入工会享受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要求转正能吃上铁饭碗。回乡支农的职工要解决户口问题。支内职工和支疆下乡青年要求回城。小商小贩个体户要求改换体制身份，提高工资和社会福利保障待遇。全民所有制的学徒工要求按照政策补发工资，职工要求改变不合理的工资级别，同样要求补发工资等等。
与这些诉求相匹配的行动轨迹是：港口停工，铁路运输不畅，导致停产待料，存煤量下降，发电量下降，自来水供应受影响，粮食供应下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害怕群众，全都躲起来了，以生产的无指挥状态向群众示威，对抗群众，对抗革命。明明是走资派造成了各种制度上的不合理，造成了极其尖锐的人民内部矛盾，此时却想浑水摸鱼，把生产秩序混乱的结果赖在革命造反行动上。
接下来走资派各种补发工资的签字生效后，造成银行提款挤兑，开始波及到金融秩序，多余的货币使各类商品脱销，住房作为一种看得见的资源也被提前分配。这些现象和土地革命期间的分配不一样。因为后者是群众大会斗倒地主之后的分配胜利果实。而现在走资派只是躲起来了，在没有斗倒走资派的情况下，提前进行分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政策策略上的缺失。
所以工总司在1967年1月7日签发的《紧急通令》弥补了政策上的缺失。这个通令刊登在1月14日的《工人造反报》上，是第一张反对经济主义的传单。通令指出：“把重大的政治斗争引向单纯的经济斗争，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表现形式，从而转移我们斗争的大方向。我们造的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而不是首先造“钱”的反……工人们同志们应以长远的革命利益为重，切不可首先为加工资而造反……”
1月8日晚，上海的23个群众组织在《紧急通告》上签字，1月9日刊登在《文汇报》上，通告指出：“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所有公房及没收的资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财产，运动后期由国家统一安排，不准任何人强占公房……”
1月11日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给上海工总司等群众组织贺电，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在《人民日报》、《红旗》上发表。贺电是一篇光辉的马列毛主义文献。贺电指出：“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只要有了组织和政策策略上的保证，生产秩序恢复起来是很快的。以铁路运输恢复为例：由于列车段的乘务员，调度所的调度员大多参加了保守派的赤卫队，大批的离岗、告状，躲避批判，同济东方红的红卫兵当起了临时乘务员，工总司上海铁路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把懂得运输业务和调度工作的骨干集中在一起接管了调度室。这一行动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后来春桥同志对这些骨干转述毛主席的话：
毛主席说：你们接管上海站，接管得好，给全国树立了样板。毛主席要你们把关于接管上海车站的详细材料，赶快送去。毛主席要你们好好干！
春桥同志总结上海的经验就是：
在上海，工厂夺权，一开始就明确应夺取哪些单位。有些地方就是要拼命地夺，调动全市力量夺。比如火车站，码头，电报局，电厂，水厂等决定全市的要害部门。这些单位的造反力量薄弱，可以调动外来力量。这样，他们要起来造反，交通还是畅通，全市还是有电，人民有饭吃，有照明，人民就不会反对我们。
历史经验是一种模拟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有各种特殊的条件，这些特殊条件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时代的斗争已不可能回复到那个模拟状态。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马列毛主义者如果站在后头，只是做当前自发经济斗争的尾巴和观察者，那么历史上走过的弯路必然重现，而我们也无法上升到新的斗争阶段。如果站在这些自发斗争的对立面，那无疑是穷凶极恶的反动帮凶。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勇敢地担负起领导这些斗争的责任，学会使用组织的工具，政策策略的工具，使自发的斗争变为自觉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