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29 政平远 新汉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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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星期一，专制制度的广东番禺法庭宣判了——它原计划用三天审理一个案子，但实际执行起来只花了不到5个小时。专制制度的敌人屈服得如此之快、屈服得如此彻底、屈服得如此没有脾气、没有斗争性，就连专制制度自己都要感到沮丧和讶异吧：它原想从敌人的挣扎中享受酣畅淋漓的征服感，结果却意外落得滑稽、空虚、无趣。
总之，工友们，曾经帮助过你们的广东兄弟维权的“工运斗士”，帮助过你们的广东兄弟从资本家手里夺回1.2亿元赔偿款的“工运帮手”，从去年12月3日被逮捕，到羁押近三百天后的9月26日被判刑：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到一年六月不等。
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帮工人维权呢？
实际上他们本身并没有多大政治抱负，也没有多高政治理想，他们仅仅觉得我国官商勾结的资产阶级吃相，在国际资产阶级社会里，也处于顶级难看的水平——因此要首先改良到中级难看的水平。
跟革命家比起来，他们仅仅只是最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者，是最温和的“社会和谐”、“阶级和谐”的鼓吹者。资本家有钱赚、官僚有官当、工人有工资拿，公民社会下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这就是他们了不起的“理想”了！
他们仅仅觉得，从农村跑到城市、从内陆跑到沿海的中国几千万、几亿的农民工和打工者，不能任人鱼肉、任人宰割，而应该获得最基本的法律保障、懂得最基本的劳动权益、拥有最基本的民主人权——别的不说了吧，至少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障法》乃至《宪法》所规定的一切劳工合法权益与民主权利，应该保障到吧？
你至少不拖欠工资吧？
你至少不乱收押金、保证金吧？
你至少不能罚款、乱扣工人工资吧？
你至少不能超时加班，加班还不给加班费吧？
你至少不能放任违规生产、放任有害生产、放任不安全生产，拿工人的生命、健康、身体、肢体、家庭、一辈子乃至祖孙三代的命运开玩笑、做赌注吧？
你至少不能工厂说倒就倒、说搬就搬、说裁员就裁员，遣散工人也要按工龄和劳动法补偿工人应得的遣散费吧？
你至少承认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劳资纠纷、劳资矛盾，根本不是你国家官僚阶级所能管得过来的，因此，工人的直接利害关系永远只能靠工人自己去维护、去争取，因此，工人也就必须要有自由结社、自由罢工、自由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言论和鼓动的权利吧？
……
老实说，这些人的理想只是要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罢了。他们认为，只要消除了剥削和压迫的最野蛮、最可耻的形式，那么，“文明而又和谐”的剥削也是可以接受的、应该接受的——并且这样做，也会让工人更服气，让工人更安心，从而让社会更稳定，让阶级更和谐，最终让资产阶级剥削制度万古永存、长治久安。
可见，这些人根本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更不会上升到反对现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他们希望的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要无产阶级合理合法的“和谐”阶级斗争，不以推翻资产阶级为目的的“改良”阶级斗争。因此，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仅仅是一个又一个劳资谈判和劳资改良而已。
他们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从工人利益出发的资产阶级维稳先锋队、改良先锋队。如果在“民主国家”，他们是会受待见的，因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需要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治”，也需要利用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治”。那样，他们就会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支部，资产阶级将要通过他们，确立自己对无产阶级的领导。
然而，很可惜，我们不是“民主”国家，而是“专制”国家，是资产阶级中一小撮大官僚、大资本家垄断政治权力的官僚专制国家。对于这一小撮官僚-资本集团而言，广泛民主、工人民主，甚至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也是对它不利、为它所不容的。
结果就是，他们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稳先锋队，但他们的维稳路线却为专制制度所不容——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维稳路线，也有官僚主义、专制主义的维稳路线。这两条路线都是资产阶级的维稳路线，但却代表资产阶级中的不同阶层和不同利益团体。
自由民主的维稳路线在官僚专制的维稳路线看来，不是维稳，而是捣乱、颠覆。因为，尽管专制制度不是绝对否定改良，相反，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是它本身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这决不是说，专制制度就会欣然允许一切改良，相反，它永远要在专制的范围内，在有利于专制的限度内，才会实际采取一点点。
就像此前发洪灾的时候，专制制度不是绝对否定道歉、绝对拒绝认错；但是，它一定要把你们的批评言论封杀殆尽，牢牢确立了自己的主导权后，再公开道歉、公开认错。改良是可以的，认错是可以的，但别想威胁和篡权。所有人都要闭嘴，因为圣上自有明断，不需要你们“瞎折腾”！
我们的“工运斗士”正是“擅自折腾”而非“奉旨折腾”了一下，结果就被专制制度盯上了。
但是，他们为什么被抓，又以什么名义定罪的呢？
他们是因为与“境外势力”相“勾结”而被抓的。国内不会有什么资本家掏钱，让他们去给工人做普法宣传，去给工人传授法律知识和维权知识，去帮工人举报、投诉、打官司，直至以协助集体行动的方式来帮助工友维权……
他们进行以上活动的经费，都是从境外拿来的；他们的一些工作方法和工作理念，也是从境外学来的；他们的工作方向和工作重点，也要迎合资金方或项目方，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背后金主的指示。
不过其一，他们怎么样，跟工人们要不要维权、要不要集体维权，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即便没有任何境外背景，工人们照样会采取集体行动，照样会爆发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因为有了境外势力的挑拨，才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相反，正是因为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然后才有了境外势力的接触。
其次，真正同“境外势力”相“勾结”的，不是工人，也不是这帮维权者，而首先是、主要是大资本家和大官僚。专制制度不是绝对否定同境外势力相勾结，相反，它自己同境外势力勾结得要死。它所希望的，是所有境外势力都去跟它勾结，跟它讨好，充当它的统治的坚强支柱；而不要去跟别人勾结，跟专制制度以外的其他国内势力相勾结。
在专制制度看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整个社会各阶级中，跟它“相异”的阶级实在是太多了、太广泛了，好比干柴遍地，火星四溅。在专制制度看来，最重要的就是让干柴远离烈火。“境外势力”是专制制度眼中的一团火，它之所以如此警惕这团火，是因为它无比恐惧自己周围的这堆柴。专制制度拿柴是没办法的，所以它就只能在火星上张牙舞爪、逞凶斗狠，一面又不得不对外寻求勾结与援助。我国专制制度正是不满意他们与“境外势力”相勾结，却不与自己相勾结。一切不与自己相勾结的东西都不是好东西，而这同时也会令它害怕、不安。
我国专制制度就是因为与“境外势力”相勾结而抓人的，但是，它安的罪名是什么呢？
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什么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呢？工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联合起来进行罢工、游行、示威等，算不算是“聚众”而又“乱序”呢？
工友们，我们先看看“聚众”吧！“聚众”是铁定的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但凡资本家组织生产，那就不得不“聚众”生产。何止工人们要“聚众”生产，官员们还要“聚众”办公，老师们还要“聚众”上课，商人们还要“聚众”卖东西呢！为了讨论如何把全地区、全行业的工人工资福利降下来，资本家们还要“聚众”开商会、开协会，开这个会、那个会等等。
可见，为了“XX”而“聚众”，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常态，谁否定“聚众”，那它干脆否定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好了。
但是，为“生产”而“聚众”不犯罪，为“办公”而“聚众”不犯罪，为“上课”而“聚众”不犯罪，为“买卖”而“聚众”不犯罪，为“剥削”而“聚众”不犯罪……一到为了“乱序”而“聚众”，就忽然成了一项罪名了。
什么人想要为“乱序”而“聚众”呢？
个别分子想要“私人乱序”，这比较好理解，这是他们私人的仇恨。地痞恶霸、流氓歹徒、境外敌对势力想要“聚众乱序”，这也比较好理解，这是他们想抱团行凶。
但是，一般市民、普通群众、广大工人，却要“聚众”“乱序”，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又是做什么呢？
工人们“聚众”“乱序”，因为他们已经被“集体”“侵害”。资本家可以给几百人、几千人不发工资，可以给几百人、几千人安排有毒有害的危险工作条件，可以把几百人、几千人解雇而不给丝毫赔偿，可以给几百人、几千人罚款、克扣工资，可以诱导和逼迫几百人、几千人超时加班而又不付、少付加班费……
资本家对几百、几千工人造成的损害不算犯罪，官僚对资本家的这种侵害行为的纵容、忽视和拖沓不算犯罪，工人联合起来，以“聚众”的力量“中止”这一“秩序”，中止这一被压迫、被剥削的“资产阶级官僚主义专制秩序”，就忽然间犯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想想吧，工人们，这一罪名岂不是妙不可言吗？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里的工人们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聚众乱序”，他们聚众，正是为了要暂停和中止资产阶级的经济秩序，正是要乱资产阶级的“序”！而他们之所以要乱资产阶级的序，正是因为资产阶级首先乱了他们的序，首先把工人们的生产、生活、家庭、个人、集体、和社会阶级秩序搞得一团糟。
资本家为了显示对工人的权威，可以对工人说“我不干”！而工人为了显示自己对资本家的权威，也要能对资本家说“我不干”！资本家不干，他就想把工人赶走，或者自己撤资；工人不干，那他就要能反其道而行之，能用自己的力量打断资本家的为所欲为。
我们看到，西方工人阶级的这种“聚众乱序”，不但不是犯罪，反而还是他们打断资本家、向资本家说“不”的权利。而到了我们国家呢，到了东方资产阶级的专制国家呢？好呀，我们就成了“犯罪”了！
可是，我国统治阶级却不能把一切“聚众乱序”的我国工人阶级、甚至不能把他们之中的大多数给抓起来，——它们这样做，那可真是要“消灭阶级”了，有本事，它们就“消灭阶级”吧！我们知道，它们不会的，因为它们还要靠我们生产、靠我们劳动，靠我们的剩余价值来养活它们、发财致富！把我们“消灭”了，它们还怎么潇洒快活呢？
所以，我国统治阶级明知道我国工人阶级在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颗反叛的灵魂，但它到底不能拿这个阶级怎样，硬要这个阶级不产生这种灵魂，所以，它只能想方设法去迫害她的最先进、最积极、最坚定、最卓越的分子。它把全部仇恨和敌意撒在工人阶级的一小撮先进分子上，丑化他们，妖魔化他们，说他们都是十恶不赦和阴险卑鄙的野心家、阴谋家、里通外国的颠覆者和煽动者。然后要“公开”惩治他们、以儆效尤！
它们装出一副好像工人阶级本来都很纯洁、很善良、很乖、很忠厚的样子，装出自己对这样老实、本份的工人阶级其实很友好、很欣赏的样子。好像工人阶级“本来”是一个好人，而它自己也“本来”是一个好人，好人与好人相遇，就像朋友与佳人那样和谐相处、惺惺相惜，构成一副资本家关爱工人，工人也关爱资本家的美丽画面……
可惜，就是因为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野心家和采花贼，用海关边界阻隔不住、用指纹识别鉴定不绝、用监听监控查探不尽、用警官狱吏搜捕不完，一定要、总是要、必然要玷污我国工人阶级的纯洁与操守，把工人阶级给“带坏了”……
只是因为这样，它才不得不“忍痛割爱”、“以牙还牙”，换上一副好像是装出来的狰狞面孔，迫不得已地“教训”工人阶级这位“老朋友”：对你狠，是为你好！如果你乖乖的保持纯洁与无知，你就不会背叛我的期待，而我本来也不会对你怎样的（是啊，你本来就剥削压迫了我们几十年！你还要继续剥削压迫下去！而你却说你“本来”就不会怎样）！
说起惩治与审判的“公开”性，我国官媒是这样报道的：
26日的庭审从9点开始，共历时5小时。广州市番禺区检察院……，被告人曾飞洋、汤欢兴、朱小梅及其辩护人……。被告人家属、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代表、职工代表以及部分境内外媒体记者到庭旁听庭审。
我们是不是觉得“旁听”阵容很广泛呢？是不是觉得审判非常得人心呢？
实际情况是，在庭外，“不明真相的群众”十年来不曾看到这样大规模的围封堵截；而本来应该出现在庭内的“相关人士”，则根本不允许他们出庭和围观：
一位在法院附近工作的小店人员说，从一周前开始，公安基地大门新装了几个摄像头，比之前的都高清；洒水车也在开庭前一天就开到门前的马路上，喷洒冲洗马路，他说这条马路十年来都没有这样清洗过。他亦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便衣在周边，面容不善，而且一窝蜂的来回走动在法院门口，进入法院的大门亦已一早进行交通管制，外来车辆和公众无法进入，特殊人员进出必须由警车接洽。“这要换是在平常，天天随便进。我也是第一次见”。
开庭前夕，陆续不断有劳工NGO人员收到警告，要求开庭期间离开广州或被安全部门人员强行陪同，不得为此事件发声。有律师在开庭一周前寄出了公开庭审的旁听申请，收到法院回复开庭的审判庭只能坐7人，要安排家属旁听，无法安排其旁听，并在事后收到了相关警告……
更甚的是，部分曾经受过曾飞洋帮助的工友开庭之际也被限制自由在当地看守所或于工厂里被严加看待，不允许前往法院围观开庭。尽管如此，还是有极少数工人突破压力去到现场，在重重看守之下，他们仍在为劳工NGO的公义“辩护”。
对比一下吧，工友们。中国无产阶级做事一向光明磊落，顶天立地，什么时候耍过阴谋、搞过隐瞒、干过欺骗、还恬不知耻地自我吹嘘？中国无产阶级什么时候不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什么，就是什么，哪里来过半点虚假？你们提要求，从来都诉诸公开、公众，搞“聚众公议”，而非“背后密谋”，什么时候怕过群众、怕过人民、怕过舆论、怕过议论呢？你们揭露自己国家和社会的不公，恨不得一下子就让全国人民都知情、都参与，你们什么时候觉得，你们所干的、所说的，有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经不起群众检验的地方呢？你们什么时候觉得，你们不敢当众说话，不敢公开发言，不敢当面对质，不敢挺胸抬头、直起腰杆呢？相反，这个社会上就属你们最怕隐瞒、最怕欺骗、最怕掩盖、最怕歪曲！
工友们，你们瞧瞧，你们所不干的，你们所不屑于干的，统治阶级它干全了！它还有什么脸面敢说你们犯罪？它还有什么脸面敢说你们坏蛋？
9月26日，三个为工人维权的改良主义斗士被定罪了、被征服了，而中国大多数工人也不能有什么反应，这是中国工人阶级所遭受的羞辱。我国资产阶级专制制度趁着工人阶级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偷偷拿下一城，这是它们的狡猾，也是它们的侥幸。总有一天，工人阶级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她终将举起手臂，扫除一切灰尘，让欠下的，连本带利地再还给我们！
世界终将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