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就是曹征路，不是中国的小林多喜二
读曹征路先生的小说《问苍茫》
真理
曹征路先生的小说《问苍茫》出版之后，直到目前依然好评如潮，但是质疑和批判的人则寥若晨星。例如《当代》文学杂志编辑付艳霞女士认为，“《问苍茫》深刻触及了中国社会由农业转向工业，由传统转向现代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变化，它既可以作为深圳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深刻总结，也可以作为马克思《资本论》在中国的文学案例。”（付艳霞，《金融海啸中的中国声音》）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贺绍俊则因为《问苍茫》“为了绝大多数工人的利益，呼吁人们要注意资本主义因素的恶性膨胀”就“将曹征路视为当代中国的‘小林多喜二’”。资产阶级文学评论家余新则认为，“作家真正的用心之处是对工人阶级历史命运的思考。”（余新，《今天的工人阶级长什么样？》）
生拉硬扯的比喻，言不及意的夸张，毫无节制的吹捧，遮遮掩掩，欺世盗名，甚至公然撒谎。这非常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低级趣味和他们悲天悯人的阶级属性。上个世纪的“伤痕文学”以及“伤痕文学”的作家们不是也曾受到资产阶级文学批评家如此热烈的拥抱吗？“伤痕文学”以后，不仅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彻底堕入黑暗时代，社会生产也一步步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谓知识分子的“良心”，本来就是借劳动者的悲惨遭遇和苦难生活向统治阶级微言大义，为不同历史时代的不同生产方式开辟道路。封建小农时代，为那些被皇亲国戚、封建官僚以及恶霸地主和流氓无赖欺负、压迫的农民群众说话的包青天、海青天不就是这样被知识分子塑造出来的吗？目前中国流行于官僚政客和各种媒体以及各色知识分子口中的所谓“社会转型”，不过是为了彻底扫除阻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思想文化以及陈规陋习，与老牌帝国主义接道并轨清理路障罢了。
如果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那么上世纪未叶直到目前为止的深圳则是中外大小资本家的天堂，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地狱。曹征路先生的小说《问苍茫》正是以二十世纪未和本世纪初的深圳特区为背景，以艺术家的笔触，通过塑造不同性格、不同理想和追求的人物形象，向读者展示了资本家在天堂中的自由和工人阶级在地狱中的苦难历程。尽管这些人物形象没有夏洛克、葛郎台、波留希金等艺术形象那样鲜明，而且有些人物的面目模糊，思想空洞陈腐，但也不乏突出的个性特征。
知识分子赵学尧，是由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典型，也是曹征路先生重点批判的对象。这个文学形象并不像流着道德血液的资产阶级文学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落魄”文人，是“走向堕落”的大学教授。这种结论，实际上是用封建小生产方式下产生的道德观念来衡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事实上，赵学尧既不落魄，也没有堕落。像当年山东人闯关东，内地人闯上海、大陆人闯南洋一样，赵学尧是无数闯深圳“谋发展”的人物之一，是由出世入世的儒家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苟合而催生和培养出来的拉斯蒂涅，虽然他并没有拉斯蒂涅那样高贵的血统。他是带着一张道学家天真的面孔，穿着孔乙已的长衫“为拥抱现代文明”主动去深圳“谋发展”的，但是他却比孔乙已更谙仕途经济；他念念不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升公民的文化素质”不过是为中外资本家建造天堂，为中国工人创造地狱这一伟大工程而遮羞的仁义礼智信；“绝对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历来主张公平正义平等博爱”，只不过是他掩盖自己甘愿接受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强奸和同化的之乎者也。他标榜“挣的是良心钱”，实际上却喝着工人的鲜血，与资本家和土财主共同分享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经过短暂的失败和生活窘迫的挣扎，尤其是经过学生何子刚的启蒙和教唆后，很快就在追逐利润为目的的生产方式下洗脱了原来道学家的迂腐和天真，并在“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催促下溜须拍马，“耗在歌厅酒楼里插科打浑。”他把“同情心始终”放在“穷人一边”，但却积极主动地帮助资本家和土财主瓦解工人的罢工运动；他标榜自己“是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却心甘情愿地跟流氓政客何子刚同流合污；他愤愤地谴责沦落风尘的迟小姐“吃人不吐骨头”，却竭忠尽职地为财大气粗的土皇帝充当说客和誓死效忠的奴才；他用知识分子的嘴巴和文明人的词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在虚伪的良心和肮脏的道德跟权力、利益和名誉的交易中如鱼得水，最终征服了深圳，实现了拉斯蒂涅式的涅槃。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良心、道德、知识、阅历，甚至女人的贞节都不过是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商品。我们说赵学尧既不落魄，也没有堕落，正是因为他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生产出来的“商品”，正是因为他的阶级属性、社会地位以及他扮演的角色跟精于算计、擅使“阴招”的马明阳，跟会做“思想工作”并用爱国主义包装粉饰起来的民族主义思想愚弄工人的常来临完全一样，都是按照自己的特殊方式为资本家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生产和销售自己“产品”的“商品生产者”——为中外大小资本家提供各种服务，以此赚取生存和生活资料。只不过他们每个人占有的生活阅历、知识结构、性格特征和行为能力等“生产资料”不同，生产“服务产品”的方式不同罢了。正如以自己的青春和肉体谋取生存和生活资料的迟小姐一针见血地骂他的那样，“你自以为很有学问，其实你也不是个东西。别以为你喜欢谈意义就很有意义了。你不要我的钱就说明你干净了？你比我还不如，我还敢做敢当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你挣的什么良心钱？你鞍前马后跑的是什么？那都是太监干的活儿，就差没让你扶家伙了，你神气个屁！”
赵学尧作为一个哲学教授，既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也没有任何超越普通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了生存，或者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为了“事业”，只能积极主动地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法则调节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的。马克思早就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们只能按照资本的运行规律生产和生活，任何人都摆脱不了资本的奴役和驱使。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何子刚比任何人都准确、真实、深刻。他说，“谁不在打工？市委书记也在打工。只有文念祖不是打工。”事实的确如此，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工资不是美国资产阶级以税收的名义发给他的吗？只不过这样的“高级打工仔”与唐源、柳叶叶这样的普通打工仔不同，他们不仅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还能保护自己老板的利益。因为政权就在他们手中，没有政权的保护，任何人、任何阶级的利益都是空话。
曹征路先生笔下的何子刚跟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伏脱冷极为相似，也是作者着力批判和谴责的对象。何子刚早就谙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交换法则，在学生时代就懂得“帮助都是互相的”，赵学尧帮他“省饭票”，他“帮赵老师拉选票”。他野心勃勃，绝顶聪明甚至可以说是睿智，而且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洞析世事的穿透力，他对社会有着非常透彻的了解和研究。在他眼中，“这个社会就是一台老虎机，要么你像炮弹一样打进去，把它炸得稀巴烂，要么你就被它吃掉、嚼碎、排泄净光、渣都不剩。”因此他不甘心服从社会分配给他的命运，千方百计地要在社会上谋取自己的一份权益。他时刻在窥视着社会动态，但又“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机会”，最后才看准了“恩师”赵学尧的潜能并与他合作，为自己爬上高位创造机会，尽管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但他依然没有感到满足。何子刚这样的流氓政客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特殊产物，无论政治经济制度如何变更，只要生产资料不被全社会的成员共同占有，这样的人物就会层出不穷地产生出来。
常来临是曹征路先生笔下又一个重要人物，他和赵学尧一样是在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过程中催生出来的特殊“商品”，也是引发曹征路先生“问苍茫”这一凄怆而悲凉感叹的人物之一。因此这个人物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又具有鲜明的特殊性。
军人出身的常来临虽然是国有企业的“失业者”，也是被自己组织“遗弃”的人。但是失业和遗弃的痛苦并没有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早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里全面复辟了，粉色教育使他确信如今的“太阳”还是上世纪中叶那个照耀中国大地的“太阳”，月亮还是当年那个能够给每个人带来安宁和幸福感的“月亮”。正因为如此，他在经过远房亲戚区委杨书记介绍到私有企业宝岛电子厂重新就业时，就不能不成为政府文件和报纸、电视等现代媒体的传声筒，就不能不用爱国主义包装粉饰起来的民族主义热忱和个人英雄主义的道德以及所谓“国有企业”那套驾轻就熟的思维方式与工作方法向私有制企业中的工人传授“个人奋斗”的人生“经验”和“教训”。
常来临教育工人们说，“大家到深圳来都是谋发展的，眼光要看得远一点，你们不光要谋生存，还要谋发展”，“一个人要有事业心，才会有方向。”他的人生目标是做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他对所有打工仔“反反复复说的道理”，就是他的励志格言：“这个时代是竞争的时代，是强者的时代，深圳不相信眼泪。”他鼓励柳叶叶成为“打工作家”，因为这不仅“是个事业”，而且还因为“现在好多打工作家都当老板了，开了好多公司。”他相信“丛林法则”却又让工人逆来顺受，“你顺着它来，它要什么你给它什么，千万不要对着干”，甚至他还谆谆教导工人们“不要动不动就闹罢工，那个没意思。”他先为工人争取到一丁点眼前利益，然后就通过组织工人“算帐”、义务献血等方式创造所谓“企业文化”，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营造宽松、和谐的人文环境。他体谅老板的难处，时时处处为老板着想，一次次帮助资本家化解危机，连他自己都感到自己的名字就是企业的一张名片；他认为马明阳是无赖、流氓甚至是百分之百的坏蛋，但他却认识不到马明阳和流淌着道德血液、恪守着忠诚品质的常来临一样，都是用不同方式为资本家更顺利、更容易地从工人身上榨取丰厚的剩余价值生产“服务产品”的“马仔”。
常来临始终认为“这个公司就是我们大家的”，“大家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这个“大家”当然包括资本家陈太，更包括他常来临，但决不包括柳叶叶、毛妹和桃花那样的工人。他硬把工人和他一起绑在资本家陈太的战车上，本质上是对工人的愚弄和欺骗，是为陈太榨取更多剩余价值表现出来的忠诚和自觉。尽管他知道在“大改组大分化”过程中，“一部分人要上升，一部分人要下降，当然，还有一部分人要牺牲。”但是他却以为自己“已经从一个旧网络里跳了出来”成为另一个网络里的人，自以为不在被“牺牲”之列，而现实却跟他开一个极端残酷的玩笑。甚至在危机不可收拾的关头他还觉得自己是一个殉道者，直到被警察安上“涉嫌诈骗”、“组织煽动工人罢工”的罪名逮捕，他才真正感到自己的“渺小”。
这样一个勤奋、忠诚、敬业，为我党的改革开放事业献身的常来临仅仅因为同意争取自身权益的工人罢工游行就被警察逮捕，的确应该引起作家和艺术的深省和追问。
自阶级产生以来，阶级斗争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任何人、任何组织和政治集团都抹杀、阻止不了这一规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国家是什么？国家从他诞生的那一该起就不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向我们兜售的地理概念。世界上的所有文字起初都是象形字，是我们的祖先根据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理解和认识按照事物的形状、特征创造出来的，其中大部分都反映着事物的本质。只是其他民族的文字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逐步淘汰了人们最初赋予它的本质内涵，只留下声韵两个部分。而中国文字尽管经历了四千余年的历史演变，但是至今依然还保留着人们赋予它的本质意义。国家的“国”字，赋税的“税”字，其内涵都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常来临不仅用一切剥削阶级对国家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诠释愚弄工人，同时也愚弄自己，而且还企图通过言传身教调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殚精竭虑。这是至今为止中国大陆一切官僚政客最突出、最鲜明的阶级特征。
即使跟同样“倡导打工仔和老板合作”，同样会做“思想工作”的赵学尧相比，常来临也差着几个级别。赵学尧经常用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循循善诱，例如他“教育”唐源说，“剥削不管好不好，你都要接受它。压迫不管好不好，它都是客观存在。将来这个社会只讲合不合法，不讲合不合理。”“你要认清时代，你回到内地，也还是有这个问题，深圳的今天，就是内地的明天。”为了体现他公平公正、博爱无私的人道主义原则，赵学尧甚至把一单业务分给所有竞争者，以免他们自相残杀！而常来临则总是用空洞无物的口号，甚至用夸夸其谈的幻想“教育”私有制企业的工人们，什么“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总不能去侵略，去抢劫吧？”什么“我们要当爱国青年，你爱国家，就会爱公司”，什么“你们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是完完全全绑在一起的。你们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最实际的爱国。”就差高喊“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因此，常来临根本不是“夹在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工贼’”，也不是一个为真理而献身的殉道者，而是为中外资本家创建攫取剩余价值的乐园，为中国工人阶级建造地狱的先锋队队员之一，是这一过程中必然牺牲掉的祭品，更是“谋杀”毛妹的帮凶。
不论任何人，只要试图充当职业经理人，只要他像常来临那样按照文件、报纸和电视上宣传的那套思想和工作方法面对工人，只要他把自己装扮成“爱国主义者”，他就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马明阳没有成为资本盛宴上的祭品，是因为他对常来临秉持的那套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深入骨髓的反感和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认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马仔就是马仔”，资本家的道德永远是利润，道德、感情、贞节统统是待价而沽的商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铁律，“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流氓政客何子刚懂得，投机分子马明阳懂得，甘愿做奴才的赵学尧懂得，新生的大地主文念祖也懂得，当然资本家陈太更懂得，只有做过“党委书记”的常来临不懂。只知道盲目服从命令，却不知道为何而战，更不知道为谁牺牲的常来临即使作为一个军人，依然摆脱不了充当祭品的命运。
另一个引发曹征路先生感叹的重要人物就是唐源。尽管他是“爱动脑子的青年”，尽管他标榜“到深圳来主要不是为找这两个钱”，但是他并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他的全部思想跟常来临一样都是从官方文件、报纸、电视中搬运过来的。他虽然拥有朴素的阶级意识，认识到“把多数人的劳动合理合法装进少数人的荷包包”叫“剥削”，但是他头脑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与曹征路先生刻画这个人物时的思想境界一样，永远只是概念化的东西。什么“吃租的人和交租的人”、“劳工神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等，他并没有从根本上理解这些概念的本质意义，甚至他对某些事物的认识也是似是而非的，既肤浅又简单机械。例如他对赵学尧说，“我来深圳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转变观念，无非是说我们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想。我看时代没什么不同，工人还是工人，农民还是农民。地主就是地主，资本家就是资本家，到28世纪狗也改不了吃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事物的稳定性只能存在于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中，从来没有绝对不变、绝对静止的事物。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地位就一定会改变。
不仅如此，唐源还非常在乎自己的“名份”，非常在乎别人甚至整个社会称他和他一样到深圳靠打工谋生的人为“工人”或者“工人阶级”，好像人们这样称呼他们社会就尊重他们了，他们就真的有力量，没人敢欺负压迫和剥削他们了。为了成立工人自己的组织，他积极主动地跟官僚工会合作，甚至不惜给市委书记写信以求恩赐。一次次努力，一次次被拒绝甚至遭到排斥和打击，他依然没有从现实的失败中总结出应有的经验和教训。因此，他组织的那场罢工运动被赵学尧三言两语瓦解之后就被这个社会彻底“俘虏”和“招安”了，他唯一“接受”的“教训就是，要按你们的规则出牌。”
《当代》文学杂志编辑付艳霞评论说，《问苍茫》这部小说的“不足”之一，就是唐源和柳叶叶这两个人物“承载了”曹先生“太多的理想色彩”。唐源和柳叶叶的确“承载”着曹征路先生的“理想”，正因为作者为作品涂抹上这样一层“理想色彩”，才使《问苍茫》这部小说彻底与“伟大作品”失之交臂。
曹征路先生在《问苍茫》“创作谈”中承认“唐源这样的人物在珠三角地区确实大量存在”。既然如此，“承载”作者“理想”的人物为什么在作者笔下没有了个体的生命力呢？或者说这个被资产阶级评论家称之为“新人”的“理想”形象仅仅被作者赋予一种“观念”化的内容呢？曹先生是这样回答的，“生活逻辑是无法逾越的，留下点遗憾未必不是好事。”这是曹征路先生为自已不能彻底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认识生活寻找的客观理由。所谓“生活逻辑”本来应该是社会现实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为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诚然，人们只能认识规律，既不能逾越，更不能创造。但是曹征路先生口中的“生活逻辑”远远没有这么丰富的内涵。例如奴隶主的“生活逻辑”就是用枷锁、镣铐和鞭笞等酷刑强迫奴隶为他们生产天堂；农奴主或封建地主的“生活逻辑”是豢养家丁向租借地主土地的农奴或农民收取地租，聘请武师为自己看家护院，更好地实现兼并土地的目的；资本家的“生活逻辑”就是用他们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小部分，以税收的名义豢养议员和官僚政客，通过他们制定法律法规，指挥军警特务保护他们榨取剩余价值的社会制度。假如这些“生活逻辑”都“无法逾越”，那么人类至今恐怕依然还生活在奴隶制时代。
最近几十年里，中国最真切，也是最残酷的“生活逻辑”就是在“改革开放”、“以人为本”和“依法治国”的旗号下为全世界大小资本家建造压迫、剥削和奴役中国工人阶级的天堂，所谓深圳特区只不过是这一伟大工程的试点或蓝图。曹征路先生看得清楚，唐源当然就看得清楚；既然曹征路先生“无法逾越”这一“生活逻辑”，那么他笔下的唐源当然也就“无法逾越”。正因为如此，曹征路先生“对工人阶级历史命运的思考”就只能局限在这个“逻辑”范畴内。一方面让唐源背诵一些似是而非、没有实质性内涵的阶级概念，另一方面把欧美资产阶级吆喝几百年的“法制社会”、“法治国家”作为“新观念”赋予唐源这个“新人”身上。这样作者“对人类合理的生存方式，一种和谐生活状态”的“不断追问”，就成为向统治阶级“微言大义”的陈情表或奏章。工人阶级的生命、苦难和血泪不过是他这篇陈情表试图引起资产阶级政客重视的沉重砝码。正如他在《问苍茫》“创作谈”中坦白承认的，“尽管唐源的存在在理论上有着充足的合法性，一个和谐的社会当然应该有各种利益群体的诉求管道，不管将来历史如何演变，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参加博弈的‘市场’，注定不可持续。”这既是曹征路先生对这部小说的注解，也是《问苍茫》表达的主题之一。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文学艺术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艺术家在作品中对社会生活的描写和认识以及他的创作实践，都是受一定的世界观支配的，而世界观又往往集中表现为作家认识社会生活的阶级立场和思维方法。因此，在阶级社会中，艺术总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只有一定阶级的艺术，没有超阶级的艺术。
曹征路先生用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文学艺术这一表现形式在读者面前再现了一副血淋淋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图景，深刻揭露并在一程度上批判了最近几十年来，资产阶级思想家、理论家和著作家通过新闻通讯、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小说散文或回忆录等形式歪曲历史和现实，否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追逐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塑造成慈善家、全心全意为工人着想的救世主等行为，还原了资本家的本来面目和历史地位。资本家就是资本家，“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是他们的处世原，这无关乎社会道德和个人品质，资本家的道德永远是追逐利润。正如被资产阶级极力追捧的李嘉诚在《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这一博文中坦白承认的那样，“我需要寻找的只是利润。地产、金融可以，教育、科技也可以。对我来说，谁是趋势、谁利润更大才是我要考虑的，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虚假的道德说教。”
曹征路先生毕竟不是革命家，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因为如此，他就不可能像小林多喜二在《蟹工船》中通过事实告诉工人们，帝国的法律、军队不是保护工人的；通过俄国人之口告诉工人们，自己的权力只能依靠自己去争取，团结起来跟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走狗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才能夺回属于自己的利益。曹征路先生对流氓政客的谴责，对心甘情愿地充当资本家和新地主的走狗，甚至积极主动、竭忠尽职地为资本家榨取更多剩余价值提供服务产品的知识分子、职业经理人的批判和鞭挞以及他给予工人阶级的同情，都是出于对统治阶级如何维护其统治的考量。政府要以人为本，依法治国，要给各种利益群体表达诉求的管道；工人要知法懂法，要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有如此，这个社会方能持续下去。这符合曹征路先生要做巴尔扎克式作家的“小抱负”，也符合他用抽掉了阶级属性的所谓“文化价值”改造国民的人性，用“民族”的、“多数人”的“文化价值”在国际上“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创作原则。这些思想突出表现在他赋予唐源的“法治观念”上，更表现在柳叶叶立志做一个社会工作者而去读法律专业的硕士或博士这一精神追求上。
曹征路先生在他的“创作谈”中还如是说，“为什么要问苍茫？一句话，因为困惑。时代的困惑，知识的困惑，文学的困惑。面对这个纷繁复杂变化频仍的世界，谁能作出准确有力令人信服的解释？起码我不能，也没看见谁能。看不懂便要问，由此才需要探索，需要求知求解。在这层意思上，小说便是最好的载体，它把这种困惑丝丝缕缕地还原，清清楚楚地呈现，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我不认为写小说就是要给谁指路，路要靠自己走，腿长在自己身上。谁主沉浮的问题只有等待历史去回答。”但是，他的创作实践却给他这段文字一记响亮的耳光。曹征路先生借柳叶叶的思维表达了他对唐源“站在法律空白地带，为外来工奔走呐喊的声音，的确不和谐，也一直让政府部门头疼”的感慨。正因为如此，他在赋予唐源“法治观念”以外，又通过唐源与柳叶叶的讨论，用唐源的腿被打断而没有打赢官司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唐源不懂法律，让读者认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让柳叶叶立志做社会工作者去读法律等等，这些无疑都是作者对生活实践的暗示或指向。
的确，现行法律中并不缺乏保护工人利益的条款，直到今天“宪法”还一直把工人阶级置于“领导阶级”的神龛上。但是“生活逻辑”则是“领导阶级”被官僚政客以及其他被领导阶级踩在脚下任其宰割。法律的本质是什么？作家不懂还是中央政府的官僚们不懂？我们并不反对工人学习和研究资产阶级法律，更不是单纯地反对工人用资产阶级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应当积极支持他们用资产阶级的法律为武器，向资本家和流氓政客讨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是让工人阶级的思想和行为仅仅局限在资产阶级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那完全是让工人阶级为了眼前的现实利益而背叛或者忘记自己的根本利益。只要资产阶级的法律还在社会上起作用，工人阶级就摆脱不了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就在曹征路先生这部小说杀青出版前后，一拨儿立志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人被冠之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了。如果曹征路先生了解这个事实，是否还会因为没人“能作出准确有力令人信服的解释”而“看不青”唐源和柳叶叶等人的“未来”呢？
至于《问苍茫》的创作方法和情节安排也不是无懈可击的。赵学尧出场后跟迟小姐的会面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甚至是作家为了后面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情节而特意安插进去的。不管这个情节描绘得多么真实感人，也不管作者如何诠释，都给读者留下突兀或断层的感觉。毛妹临死前给家人写的那封绝命书或许是真实的，但也坐实了官僚政府、律师和资本家及其走狗们栽赃给她的罪名——“恶意讨薪”。这种“真实”不能不极大地降低整部小说的艺术感染力。难道曹征路先生不知道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吗？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指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但是这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曹征路就是曹征路，不是“中国的小林多喜二”。他这部小说只是给日益庸俗、僵死、腐朽甚至反动的资产阶级文坛吹进了一丝清凉的新风，是在充满着潮湿阴暗、陈腐霉烂气味，甚至充满着血腥和恐怖的墓穴中播撒了一缕无法遮蔽的阳光罢了。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