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支持社会正常运行的经济基础。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存在的物质平台，生产关系通过限制生产方式来捍卫支持它的生产力【1】。以往的理论假定了一个前提，即生产力天然的要突破生产关系的束缚，因为它有着发展自己的天性。这样理解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其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时是和谐的，有时是矛盾着的。生产的发展正是它们矛盾运动的结果，而不是生产力单方面要求发展的天性使然。生产关系总是在捍卫支持它的生产力的组织方式，即所谓的生产方式。因而，由这种组织方式确定下来的人之间的关系，成了生产关系确定的合法的社会关系，而由其他生产方式确定的人之间的关系，被排除在生产关系之外，或徘徊在它的边缘。这样的社会关系，反过来使生产力的组织方式成为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
就生产而言，任何组织方式都有它的优缺点。当一种生产力得到生产关系的肯定时，也就等于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肯定，它因此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一种生产力发展到最高境界时，其优点得到最充分的发扬，其缺点得到最充分的抑制。之所以是最充分的抑制而不是彻底的根除，是因为对缺点进一步的削弱，往往使整个生产力的优势荡然无存。可见，任何组织生产的方式所产生的组织效果，其实是由它的优缺点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优缺点的任何一方决定的结果。
以上是理论方面的说法。实际中，由于生产力引发出来的生产关系圈定着人的社会关系，因其本身的缺点（或缺陷），使由它主导的社会关系难以独善其身，久而久之，生产关系就会因社会关系产生异化。例如，社会腐败现象就是一种生产关系异化结果。这种异化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常因社会的腐败而矛盾激化，失去了它们之间的和谐共存。社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被强烈扭曲，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使统治阶级难以在旧有的轨道内继续统治下去了。这样的案例，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现实中的一个案例就是佳士工人要求建立工会而引发的全国声援运动。
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的社会革命，都不是因为生产力充分发扬出来引起的，而是生产力被社会腐败扭曲以后爆发的。相反，生产力充分发扬创造的是汉唐的辉煌，而不是封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束缚。因此，改朝换代的革命多半是现有的生产力要求回到旧的生产关系轨道中去，而不是为了建立新型生产方式的革命。一方面，社会一天也离不开生产的物质支持，新王朝必须立即恢复生产，否则它无法恢复社会次序，巩固自己的根基。另一方面，建立新生产方式需要一个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解决生产方式与生产要素之间的磨合问题【2】。而新王朝无法让整个社会，在没有生产支持的情况下，等待新生产力成型。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呈现出朝代更迭，而制度不变的“血腥周期”现象。
由此，提出一个问题，改朝换代的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还是让旧制度通过统治阶级的生死而得以重生呢？回答显然是后者。为什么单纯打倒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的“革命”，对历史而言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因为它破坏掉了对旧生产力进行革命的历史环境。社会的动荡正说明历史处于统治阶级无法在旧有轨道中继续统治的时期，它的根源其实是旧的生产力与旧的生产关系矛盾激化的时期。只有在这种旧生产力的危机时期，旧生产力中的劳动者才会向往探求新型生产方式，并为建立新型生产力而展开革命实践。
另一方面，旧统治者之所以腐朽，难道不是旧生产关系圈定下，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吗？统治阶级的腐朽描述着旧生产关系的残缺，必须对其赖以存在的生产力进行革命。而旧统治阶级被推翻，一下子抹去了旧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所指引的未来。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引起的腐败，变成了统治阶级个人堕落引起的腐败。旧统治阶级成了旧生产关系的垃圾桶，而引起社会停滞不前的旧生产关系又被新统治阶级抬了出来，于是，社会在旧生产关系的阴影下再来一遍，重复着旧制度的兴衰轮回。
马克思曾经这样论述新生产力革命问题，“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朝代更迭，毁掉了旧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制造出来的社会危机，使新生产力的物质存在条件，还来不及“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就失去了孕育它成型的“旧社会的胞胎”。历史怎么可能不原地重复呢？曾经红遍半个地球的社会主义革命被悉数颠覆，也正好说明所谓的“先进的生产关系”，根本就不是孕育共产主义生产力的“胞胎”。“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作为劳动者这个僧谁能训呢？革命领袖能吗？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听吗？只有妖怪能训。妖怪一训，他们立马知道“一夜回到解放前”啦。
历史又来到了曾经的路口，旧的轨道早已扭曲变形。肉食者鄙，正好间焉。
注：【1】【2】参见《对生产力的思考》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