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兴荣
责编：周青丰
出版日期：2006-6-1
序
对半个世纪前创办于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我早就耳闻。二十年前，因研究林语堂，我稍微关注过这所大学；但那时思考的是林氏为何匆匆里区，而不曾认真体察这所大学的来龙去脉。前年秋天，应邀参加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举办的学术会议，接触了不少热心华文教育的新马华人，不断听他们讲述南洋大学的故事，不禁心有戚戚焉。临走时，华社研究中心的李业霖先生送我一大厚册他主编的《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南大从创办到被关闭重要文献选编》（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2）。闲来翻翻，对这所创校25年，培养了1.2万名学生，现已消逝在历史深处的大学，充满敬意以及好奇心。
事有凑巧，最近发生的两件小事，促使我重读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一是陕西电视台的“开坛”节目，邀我当主讲嘉宾，讨论当今中国民办大学的发展趋势；一是胡兴荣博士编写的《记忆南洋大学》已近完稿，希望我为其写序。表面上，一海内，一海外，一现实，一历史，风马牛不相及。可对我来说，将二者参照阅读，兴味无穷。
胡著《记忆南洋大学》分为两部分，上半部记录陈六使与新马华人共同创办海外第一所华文大学的经过（1953—1963）；下半部讲述南大如何历经诸多磨难，最后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1964—1980）。这是一册图文书，篇幅不大，所讲述的故事却扣人心弦。我认同作者在《导言》中所的：“毫无疑问，南洋大学是新马华人凝聚了无数心血的美丽家园，不论是银行家还是市井小贩，他们都对知识和文明充满了尊敬，并且携手创造了这个永恒的传奇。如果说事物乃经不起岁月的冲刷，但自强不息和逆境求存的南大精神，则早已溶入了南大人的神髓。”唯一需要补充的是，欣赏并神往这种“自强不息和逆境求存的南大精神”的，并不仅仅是南大人。
换句话说，这本小书的读者，应该是所有关心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专家以及普通人。
对于南洋大学的神气历史以及精神遗产，完全可以有多种解读方式。第一，如何发展海外华文教育（包括今天中国政府设想的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学院）；第二，民间有无能力凭借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办好大学；第三，怎样在发展中国家办好高水平的大学。所有这些，对于今日中国之大学事业，不无借鉴作用。
1953年，针对英殖民政府在新马地区奉行“英文至上”、排斥华文教育的政策，时任新加坡会馆主席及中华总商会会长的陈六使（1897—1972），振臂一呼，集资办学。此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其同乡及恩公陈嘉庚（1874—1961）之创办厦门大学。唯一不同的是，后者乃传统中国的美德，赚了钱，惠泽乡里，流芳百世；前者则因时势转移，意识到新一代华侨不在衣锦还乡，而必须尽快融入当地社会。既希望落地生根，又不忘中华文化，这就有了在海外创办华文大学的迫切需求。同时捐资办学，陈六使的艰难，在其先辈之上；经费窘迫是一个难题，但更让人头疼的，还是政府明里暗里的阻挠。正是这一点，让读史者扼腕不已。
几乎从一开始，南洋大学便被一系列的学术评鉴所困扰。作者称，前后三份专家报告书，有一共同点：“即绕过了南大创办的动机、社会背景和办学宗旨”，只谈技术问题。其实未必，像“立即设立马来学系以便充分地强调国语”、中国语言文学系“改称为汉学系”，使“该系的毕业生在维持国内各族和睦相处方面有所贡献”（王赓武等《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308—322页），所有这些建议或曰指令，是包含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的；而且，直接针对的，正是南大的“办学宗旨”。这从政府立意要将南大改造成一所英文大学，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确实有学术方面的考量，但更重要的，还是政权的稳定。李光耀总理的说法冠冕堂皇：南洋大学作为移民热爱自己的语言文化象征，是有保存价值的；但考虑到“鼓起对中华文化和传统深感自豪的那些理想，并没有作为建立毕业生能够经得起市场考验的大学教育的实际现实”，南大只能改制（参见《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570页）。马华工商总会追问“新加坡只应拥有一间大学”，并非症结所在。摆在台面上的，是华文教育的质量问题，为毕业生出路着想，非改成英文教学不可。但我相信，除了政治家信誓旦旦的表白，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警惕华文大学可能潜藏着的“亲中”、“赤化”等危险性，维护社会秩序、民族团结以及意识形态同意，方是政府决策的关键。
从开办到合并，二十几年间，南洋大学始终伴随着激烈的争议。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便是南大的首要目标，是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呢，还是有本土情怀、服务于本地区社会发展需要。1969年出任南洋大学校长、1972年起任香港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长达14年、退休后曾协助李嘉诚筹建汕头大学的黄丽松博士（1920—），曾于1970年撰写《在发展中国家里成长的南洋大学》，提到发展中国家大学的共同特征：对本国文化缺乏认识、师资与设备不理想、经费缺乏、政府干预决策等，而南洋大学的优势则在于：“一开始就认定以东方文化为基础”，“同时，我们认为一间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不能单单着眼在物质与实用方面而忽视传统的探讨真理的精神”（《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428—431页）。这段话，今天看来，仍偶某种预见性。时至今日，讨论中国大学教育的，往往纠缠在办第一流大学到底需要多少钱这个问题上。办大学——尤其是民间集资办大学，需要比较丰厚的物质基础，但更需要一股气，一种精神。这种“自强不息和逆境求存”的精神，落实在校长，落实在教授，也落实在学生身上。
1970年8月，李光耀总理应南洋大学历史学会之请，做《南大与我们的前途》专题演讲，其中提道，南大创办的最初几年，出现很多非常优秀的学生：“很矛盾的，现在南大的师资和教学水准虽已提高了，但特出的学生却没有从前那么多”（《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440—444页）。教学水平上去了，学生却不见得比以前更有出息，如何解释这一矛盾？我以为，关键在于创校初期，教授与学生全都憋着一股气，有明显的精神追求。其实，不只南洋大学如此，古今中外很多大学，都曾面临如此尴尬的情境。
这就说到了南大的首任校长林语堂。据说，南洋大学原想敦请曾任清华校长梅贻琦出山，可阴差阳错，校长最后变成了自动请缨的林语堂。林一到新加坡，就扬言要把南大办成哈佛、牛津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而这就需要一流的校舍，一流的教职员以及一流的薪水。如此高的期待，与民间捐资办学的实际能力，形成巨大的缝隙。因预算案与执委会闹僵，林语堂领取巨额遣散费后宣布辞职。此事的具体经过是非曲直，可参见林语堂次女林太乙著《林语堂传》（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第十二章“南洋大学校长”，还有前南大秘书长潘受（1911—1999）口述、张曦娜执笔的《南大创建时的林语堂事件》（《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41—54页）。撇开个人评价，潘的总结不无道理：“就大学校长的人选而言，我们觉得作家不如学者，学者不如教育家，教育家不如教育事业家：一些国立大学的成绩往往不如私立大学，原因就在私立大学的校长，得惨淡经营，很自然地易于成为教育事业家。”以我对民国年间诸多私立大学的了解，以及对当今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观察，林语堂好高骛远的办学思路，确实有问题。其诸多关于南大的议论，不说哗众取宠，起码也是华而不实。办大学不是写文章，需要理想，需要才学，更需要实干与牺牲精神；而这些，非林氏所长。
在本书《后记》中，胡兴荣博士称：“坦白说，对于南大，我并没有太多的难言之隐，但却对那个乃带充满了怀念和感动，尤其上一代人与周遭相背环境搏斗的意志力，让人心生敬意。”谈论历史话题，需要距离感，以便保持独立判断，不受个人情感及好恶的影响；可一旦亲临现场，你我都很难十分冷静。就像本书，既然题记“献给陈六使和他同时代的人”，就不是简单地讲故事。不管作者如何辩解，我还是从中读出“悲情”与“难言之隐”。
作为读者，我同样别有幽怀。比如，我会联想到晚清以降诸多仁人志士独力创办大学、为国家培育英才的感人故事，像马相伯的复旦、张伯苓的南开、陈嘉赓的厦大，还有唐文治的无锡国专、张寿镛的东华大学等。所有这些故事，都有让人荡气回肠的章节。当然，我也会联想到今日中国方兴未艾的民办高等教育。只是背景不同，思路纷繁，为避免过度阐释，就此打住。
但有一点，我坚信不移；办大学，学术质量之外，还应该有个性、精神以及文化情怀。这也是我阅读《记忆南洋大学》的最大感受。
2005年7月2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陈平原，1987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治现代中国文学及学术史、教育史）
导言
一部南大史的意义
足以放映一个时代的社会人心
历史的偶然往往蕴含了必然。南大在“冷战”中诞生，并且在“冷战”中死亡，其命运也许是一开始即已注定，可是一部南大史的意义，却足以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人心。
本书共分为两部分，第一辑从1953年到1963年，主要记录陈六使与新马华人共同创办一所华文大学神圣与庄严的历程；第二辑则是从1964到1980年，重点讲述南大在经理改制过程中的疾风骤雨，直至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英殖民政府实施阻断两地往来的政策，使得新马地区华校的师资来源及高中毕业生的升学渠道，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陈六使在此关键时刻提出创办一所华文高等学府，以解决当务之急。1953年，南洋大学承载海外传扬中华文化的历史自此开启。
1954年，南洋大学建校计划终于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获当局批准，新马华人无不为这所新生的大学感到兴奋，几乎各行各业人士都投入了这项史无前例的筹款运动。5月5日，南洋大学在公司令下注册为“南洋大学有限公司”，取得法人资格；旋即延聘远在美国的林语堂出任首任校长，可惜林语堂到任不久，因预算案与大学执委会发生龌龊，挂冠而去。
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学克服了各种障碍举行开学式，3月30日正式上课，是为校庆纪念日，并且在两年后的这一天，南大举行首期校舍落成典礼，云南园盛况空前，十万宾客令通往校园的裕廊路途为之堵塞。但一所大学之草创难免颠蹼，尽管面临两项报告书和学位不受承认的困扰，南大仍于1960年4月2日，如期举行了第一届毕业典礼。
随后，风波不断。1963年，陈六使辞去理事会主席一职。此前十年，他始终斗志昂扬且心系南大，为了这所大学的开办，不惜将人生中最辉煌的十年慷慨奉献，并且把个人得失和毁誉置诸脑后。这便是我们在第一部分《陈六使与南洋大学——从倡议到落幕》中力求呈现陈六使和他同时代人，为族群下一代幸福所作的努力。
必须承认，南大走过的历史道路，除了陈六使及新马华人热情高涨的十年外，尚须涵盖自1964年至1980年南大在改制过程中面临的聚讼纷纭，即本书第二部分——《王赓武报告书》吹响了南大改制的号角；南大当局根据这项报告书进行有关人事、学制的重新厘定，埋下了改变教学媒介的导火线。其中1969至1972年黄丽松掌校，无疑为南大争取了许多国际声誉；但经理了十年的生聚教养，南大始终无法摆脱政治的捆绑走向改弦易辙的既定目标。
1975年，是南大完成改制标志性的一年：不但采用英语教学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至1977年，就连行政权亦改由英文教育背景人士所主导。1978年，联合校园成立，南大师生迁入新加坡大学校园上课；1980年，两所大学合二为一，南洋大学从此滑出历史的舞台。
毫无疑问，南洋大学是新马华人凝聚了无数心血的美丽家园，不论是银行家还是市井小贩，他们都对知识和文明充满了尊敬，并且携手创造了这个永恒的传奇，如果说事物乃经不起岁月的冲刷，但自强不息和逆境求存的南大精神，则早已落入了南大人的神髓。
本书记录南大的肇始和终结，希望借以保存所有南大人的集体记忆，并且让更多海内读者有机会了解这多独一无二的海外华文高等学府，共同铭刻上个实际50年代新马华人曾经燃烧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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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是新加坡从1955年至1980年存在的一所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用语的大学，也是世界范围内唯一的一所海外华文大学。在其20多年的历史中，共培养了12000多名毕业生。学校校址位于新加坡裕廊西云南园（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址）。1980年，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一所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新加坡国立大学。
创建与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殖民政府实行阻断新马与中国大陆往来的政策，使得新马地区华文学校的师资来源及高中毕业生的升学渠道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此外，英殖民政府大力推行英文至上、排斥华文教育的政策，试图割断华人华侨的文化认同感，也一直令南洋华侨界忧心忡忡。在这种背景情况下，1953年初，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倡议创办一所华文大学，并首捐500万元,并获得新加坡、马来亚及东南亚各地华人的响应。“南洋大学是新马华人凝聚了无数心血的美丽家园，不论是银行家还是市井小贩，他们都对知识和文明充满了尊敬，并且携手创造了这个永恒的传奇。”（胡兴荣《记忆南洋大学》）
福建会馆将位于新加坡裕廊西的212公顷土地捐献出来作为校址，终于在公司法令下创办成立了“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简称Nantah）有限公司。董事会最初拟聘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出山，但后来聘请林语堂担任第一任校长，但林语堂和董事会意见不和，又嫌南洋大学经费不够[1]，结果不欢而散，林语堂离开新加坡回到美国后发表文章无中生有地指责共产党渗透进南洋大学毁掉了学校，以混淆人民的视听。1955年6月，南洋大学先修班开始上课。次年，第一届本科新生正式入学。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南洋大学在新加坡政府政策下得到发展。1958年4月23日，南洋大学学生会宣告成立。次年，《南洋大学法令》在新加坡议会获得顺利通过。1960年，第一届本科学生顺利毕业。
困境
1950年以后东南亚的反动的反共政治气候和新加坡政府献媚于前宗主国英帝的英文至上、认为华文为共产党的媒介语而排斥华文教育的政策下，以华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南洋大学，其毕业文凭不能得到平等待遇。1959年，林有福政府宣布不承认南洋大学学位，导致政府与南大学生之间爆发了冲突。1960年代初，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 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注意：他们并非共产党）决裂。政府认为，社阵、南洋大学在内的华校内发展组织甚至包括转入地下的共产党与政府对抗。1963年2月2日，新加坡政府采取“冷藏行动”，大马军警事先无经校方同意，私自闯入校园，大肆逮捕学生。在争执中，造成不少学生受伤，学生会召开大会，表示抗议。
1963年9月16日新马脱离英国统治，9月21日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获胜，第二天的9月22日晚，新政府尚未正式组阁，便宣布吊销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陈六使的公民权。9月26日新加坡政府派军警进入校园，剥夺‘大学论坛’等六种刊物的出版权，逮捕五名在籍学生和七名毕业生。10月7日，南洋大学千余名学生，集合到政府大厦前草地，向代总理杜进才呈递请愿书。1964年6月27日，三千名军警进入校园，逮捕了五十余名学生，封闭南洋大学学生会，学生展开绝食抗议。7月29日，南洋大学学生再次分别在新加坡大坡和小坡请愿，游行队伍被镇暴军警驱散。同时以校长吴德耀、文学院院长兼学生福利委员会主席严元章为代表的校方也展开护卫南大的活动。这一系列冲突与1965年的新加坡从大马来西亚独立事件合在一起，使新加坡政府下定决心要对南洋大学进行大规模改组。
1965年王赓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正式发表，建议南洋大学改用英国式的三年普通学位学制及增设荣誉学位，以取代原来的四年本科制。1966年4月25日，新学制开始实施；作为回报，政府于1968年5月25日宣布承认南洋大学学位。
1970年代新加坡政府开始推行以英文为第一语言（教学媒介用语），包括华语在内的母语为第二语言的双语教育政策，除了导致华文教育在新加坡被连根拔起，也导致南洋大学的生源不断减少，质量也急剧下降，许多毕业生出现就业困难。1975年3月14日教育部长李昭铭兼任校长，对南洋大学进行彻底的改制，除中国语文科外，各院系的教学媒介语，从中英双语改为单用英语。1980年7月7日，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合并，成立了一所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统一的新加坡国立大学。
1980年8月16日，南洋大学举行第二十一届毕业典礼，从此走入历史。1981年，在原南大校址建立了南洋理工学院（N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TI))，并在1992年发展为现今的南洋理工大学。
争议
南洋大学的毕业生因为就业前景不佳，不少人自己创业并获得成功，其校友也散布在世界各地。在新加坡社会中，他们是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对新加坡政府重英轻华，对新加坡华文教育连根拔起，关闭南洋大学的做法相当不满。为了粉饰李光耀政府自己亲手把唯一的华文大学关闭的那一面，2000年7月31日，新加坡政府将位于今裕廊西93街，在1980年被“ NANYANG TECHNOLOGICAL INSTITUTE” 字样取代的南洋大学旧校门牌坊，“修复”为“南洋大学 1955”的旧貌。南洋大学校门牌坊、华裔馆(原南洋大学旧图书馆)和南洋大学建校纪念碑，也都已被列为新加坡“国家保护古迹”。最近，南洋理工大学要“复名”为“南洋大学”的事件，引起了所有前南洋大学校友的不满，有人支持所谓之“复名”,但南洋大学校友都不认同南洋理工大学继承了南洋大学。
[url=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B4%8B%E5%A4%A7%E5%AD%B8_(%E6%96%B0%E5%8A%A0%E5%9D%A1]http://zh.wikipedia.org/wiki/南洋大學_(新加坡[/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