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前，华国锋对中央领导大摸底
华国锋曾回忆说：9月10日（应为11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李先念的秘书、《李先念传》作者之一程振声的文章印证了华国锋本人的说法：9月11日，华国锋以到医院检查身体为由，突然来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临时住处，向李表示，解决“四人帮”的时候到了。李问：你下决心了吗？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问题。李先念怀着惊喜的心情接受了华国锋交办的任务。两人谈话不到10分钟。
以上说明，华国锋是发动这场斗争的首倡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华国锋就已经在考虑这场斗争，并考虑到了解决的时间和方式，态度积极而坚决。事实上，只有华才有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格。因为他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泽东逝世前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和最后决策人。
叶剑英同样起了决定性作用：以他在党和国家及军队中的长期威望和广泛人脉，产生巨大威慑力，保证了粉碎“四人帮”行动的顺利进行及党和国家、军队的稳定，所以时称“红花（华）绿叶”。粉碎“四人帮”前后，叶剑英与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王震、谭震林、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沟通情况，交换看法。叶剑英还向军队将领李德生、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萧华、梁必业、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傅崇碧、吴忠、吴烈等人打了若明若暗的招呼。
[b]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构成了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帮”行动的集体领导核心
[/b] 除了华国锋、叶剑英之外，中央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参与和预知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这里按时间先后来排序参与决策者。
第一个是李先念。还在毛泽东逝世前后，李提出要去外地养病。华国锋对他说，现在的情况和问题很复杂，希望不要离开北京。9月11日，华向李交底。13日，李先念借去香山植物园的名义在未见异常情况下，突然转往西山，到叶剑英处传达华国锋的委托。华国锋后来回忆说：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四人帮”的看法。李向叶转达了华的意见和华派他来的意思，两人都表明了态度，但并未深谈。
第二个是汪东兴。据吴德回忆，华国锋“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汪东兴长期在毛泽东身边，是毛去世前能够随时见到毛的不多的几个人之一，又时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个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第三个是吴德。9月16日，华国锋召集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其间，华国锋问：“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吴德认为，当时华国锋是想了解他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但是，因为互相不摸底，开会没有深谈。华国锋决定搞“个别串联”。
9月26日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放映完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实施方案。吴德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的决心，此后并与华、叶进行了多次具体商议。此外，吴德在粉碎“四人帮”的具体部署中，还起到了控制北京卫戍区部队采取行动和防御北京外围的重要作用。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五人构成了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帮”行动的集体领导核心。其他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对这一行动，也有间接的支持和与闻。
陈锡联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当时中央军委实际负责人，军队的调动必须由他下达命令。据吴德回忆，华国锋曾经对他讲，毛泽东逝世后，华曾先后四次与陈锡联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说陈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
纪登奎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负责中央组织工作。他在逮捕“四人帮”后的第二天，代表中央部署了派迟浩田控制《人民日报》、杨贵控制公安部的行动。
陈永贵是农民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资料证实他在这次行动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但在9月16日那次会议上，华国锋实际上已经向他明白地预报了将要采取行动。粉碎“四人帮”那天，陈永贵坐立不安，不时问有没有电话；晚上一接到去玉泉山开会的电话通知，立即要车出发。
苏振华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国锋对吴德说，他也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向苏振华打了招呼。苏振华在解决“四人帮”余党、平息上海局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倪志福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0月2日，吴德向他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倪志福和苏振华一起，在解决“四人帮”余党、平息上海局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纺织女工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没有预知行动。
通过以上分析，在京的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中，除了“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4人，再除了已经没有思维能力的刘伯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8人，全部领导、参与、支持或者不同程度地预知了这一行动，占整个政治局在京成员的三分之二。没有投票权的在京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中，除吴桂贤外，苏振华、倪志福两人也预先知道。
所以，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明这一行动时说：“政治局全体同志除了‘四人帮’之外，同‘四人帮’作斗争，思想是统一的，认识是一致的，决心是大家下的。……但是，要做起来，人不能过多，越少越好。”准确地说明了当时的状况。
在中央政治局之外，还有几个人物对这一行动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陈云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虽然党内职务仅是一名中央委员，并无实权，但却是在世中共元老中资格最老的——中共八大即当选中央副主席，因此他的意见具有很大影响。姚依林晚年回忆说，毛泽东逝世后，他到陈云家去送一份关于江青是叛徒的材料。陈云在家里琢磨：在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有无可能利用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他把中央委员名单反复研究，算来算去感到“四人帮”力量还是雄厚的；何况毛泽东刚去世，“党内因循守旧、封建传统思想仍成风气，恐对局势敢怒不敢言者大有人在。三中全会上以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是无把握的事”。
陈云自己回忆说：同叶帅谈过一次解决“四人帮”问题，时间在1976年10月2日以后的一个晚上。叶帅派他的侄子叶选基到北长街我家里来找我，然后由他带领到北京西山叶帅住地谈的。到叶帅住地，叶帅同邓大姐正在一间屋子里谈话。邓大姐走后，我进去，叶帅给我看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谢静宜记录的一份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内有毛主席的讲话，讲话里面有“帮派”这样的字眼，详细内容记不清楚了。看了材料之后叶帅问我，把他们几个人抓起来，你看怎么样？我说，赞成。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问叶帅，这件事是不是告诉聂帅、徐帅？叶帅说，我就要去告诉他们。
据陈云的儿子陈元回忆，见面后，“叶帅又跟他（指陈云）讨论了关于粉碎‘四人帮’如何处置的问题，是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非常手段处置问题……两个人很深入地交换了意见”。10月3日，谷牧去看望陈云，陈对他意味深长地说，“控制二擀子（谷牧理解是不要轻举妄动、等待高层的行动）”、“守住阵地”、“等待时机，要有事件”。
[b]“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至他们被捕这段时间里，千方百计维护和扩大他们的权力
[/b] 除了围绕“按既定方针办”这一问题的斗争之外，还有传言说“四人帮”从沈阳军区调了两个坦克师进北京。1999年，华国锋回忆此事时说：张春桥的弟弟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
事情的起因是：王洪文看到了许世友的儿子、北京军区某部团长写给三○一医院一护士的一封密信。信中说，许世友对他说，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
王洪文把信交给了毛远新，担心地说：“看来他们真的是要动手了，我们没军队怎么办？”毛远新想了想说：“北京军区和卫戍区全靠不住……最好的办法，是尽快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来。”王洪文说：“调动部队要有军委的命令才行。不然，李德生会听你的？”毛远新说：“我给×××打个电话，让他直接下命令，以拉练的名义把部队调到北京附近。”
据“文革”后笔者向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证实，调坦克师只是毛远新、王洪文的空想。按照毛泽东定下的铁纪，调动解放军一个排离开驻防范围，都要由中央军委批准。“四人帮”要背着中央军委调两个师进中央所在地北京，再骗这两个师去搞政变，无异于梦呓。
虽然调动部队是空想，但给上海民兵发枪却是事实。早在6月毛泽东病重后，张春桥就与王洪文共同授意，多次催促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给上海民兵发枪。由马和徐景贤、王秀珍共同批准，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大量枪炮，连原定入库的2万多支半自动步枪都发了下去。毛泽东去世后，徐景贤去北京向张春桥当面汇报：“已有所准备”，“马老和我们已经给民兵增发了原定入库的枪支”。张听了表示满意。同日，马回到上海，又批示“立即将库存的7万条枪都发下去”。8月中旬，上海总共发枪炮7.4万件，弹药100多万发。9月27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肖木到上海传达他的话：“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四人帮”的领军人物江青，这个时期把眼光落在了毛泽东的档案文件上。汪东兴回忆说，毛泽东去世前，江青从钓鱼台搬到了中南海，就是想要毛泽东的文件，交给毛远新。当时保管文件的是张玉凤，江青从她那里“借了两份文件去，没有归还，还把文件篡改得一塌糊涂”。为此事，汪东兴找华国锋商量开一个会议讨论。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主席的文件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并由汪东兴封存。9月17日，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武健华给毛泽东的卧室和书房贴上了封条，江青晚上前来吃了闭门羹。
[b] 考虑到毛泽东治丧活动刚结束，原准备在国庆节后10天再对“四人帮”动手
[/b] 华国锋、叶剑英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后，开始准备具体方案。1976年9月21日，叶剑英来到华国锋住处，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案。两人初步确定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并决定把这个方案在可靠者中征询意见。
9月26日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结束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实施方案。在全面分析和权衡了各种情况后，三人认为：政治局开会投票，我们有把握；中央全会开会投票，我们无把握。最后决定“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间，华国锋提出“早比晚好，愈早愈好”，李先念、吴德均表示赞同。考虑到毛泽东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全国人民情绪还未调整过来，三人初步议定：国庆节后，准备10天，然后再动手。随后，华国锋委托李先念将密商结果通报叶剑英，叶表示完全同意。
10月2日下午3时，叶剑英又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指出：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乘人之不备。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接着，叶剑英再次造访华国锋，希望华尽快解决“四人帮”。
汪东兴送走叶剑英后，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武健华来开会。汪东兴直接对他俩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汪东兴要两人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
当晚9时，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华对他说：我和叶商议，由你先拿出一个执行办法来，我们来议定。汪回去后，又与张、武两人进一步商讨了方案，直到3日凌晨4时。对解决“四人帮”的顺序、处置待遇、行动时间、隔离地点、保密措施、分工配合等都提出了细则。为此，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包括“四人帮”历史和现行罪证，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人员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
10月3日（或4日），吴德到华国锋处。华对吴说，叶剑英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剑英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如果这支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吴德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批判邓小平是不满的，对“四人帮”很反感。我是卫戍区的政委，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实际上，在此之前，叶剑英已通过吴忠的老领导苏振华，做通了吴忠的工作。
吴德随后找了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吴忠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吴德又按华国锋的指示找到陈锡联，陈说情况他已知道，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吴德与吴忠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工作。
10月4日下午，叶剑英来到汪东兴的办公室。汪把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向叶详细作了汇报：确定以召开会议的名义把王、张、姚找来中南海怀仁堂，名义是：一、讨论《毛选》第五卷出版问题；二、讨论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解决顺序是：先解决王、张，再处置江、姚。毛远新区别对待，就地监护。叶说，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必会成功。要特别注意保密。
汪东兴、吴德在华国锋家里进行了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商议。三人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华国锋、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指挥，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选》第五卷出版问题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会，由华宣布他们的罪状，随即由汪组织的人分别对其隔离审查。汪东兴派张耀祠到江青住处对她隔离审查。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和吴忠负责。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
在最后一次商议中，华国锋说，就照这个行动方案办，经过五天的准备，如果不出意外，成功是会有把握的。但是，10月4日这天，《光明日报》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宣称：“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叶剑英注意到这个情况，于10月5日下午找到华国锋紧急磋商，要求提前行动，尽快解决“四人帮”。华国锋与叶剑英商定：改变原定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时间，提前到6日晚8时采取果断措施，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下午，华、汪前去检查了准备关押“四人帮”的地下工程。
[b] 10月6日晚8时左右，“四人帮”被顺利解决，前后仅用时35分钟
[/b] 1976年10月6日上午8时，汪东兴要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通知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副主席今晚8时在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常委会议，内容有：一、研究《毛选》第五卷的出版问题；二、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问题。
下午3时，汪东兴把张耀祠和武健华叫到办公室，宣布：“中央决定在今天晚上8时统一行动，粉碎‘四人帮’。”为完成这次行动，经过反复挑选，从中央警卫局的局、处、科级和中央警卫团的师、团、营级干部中抽调了20多名干部，分成四个行动小组。第一小组组长李广银，负责解决王洪文。第二小组组长纪和富，负责解决张春桥。第三小组组长高云江，负责解决江青。第四小组组长滕和松，负责解决姚文元。
下午3时30分，汪东兴分别对每个行动小组进行动员，宣布这件事是叶帅和华总理拍板的，并颁布了两条纪律：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将给予最严厉制裁。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晚6时30分，各路行动人员就位。汪东兴指挥对怀仁堂正厅进行了布置：北侧放了一扇大屏风，东边增加一排小屏风，场内摆放一张长条会议桌，后面放了两把扶手椅，所有文具、茶具都撤走。
晚7时20分，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是叶剑英。他对在场人员只说了一句：“好好地注意啊！”7时40分，华国锋来到。三人进行了简短商议，汪说：“可以说是万事俱备。”7时45分，华、叶、汪三人一起走进正厅，华在左、叶在右坐下。华把事先准备好的中央决定，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叶要汪坐下，汪谦虚地说：我不是常委，不能坐在这里。然后，他到屏风后面去指挥。
晚7时55分，王洪文第一个进了小门，身穿军上衣便装，夹着皮包，毫无戒备之心。两个行动组员立即从两边将他胳膊紧紧扭住。王涨红脖子咕噜了两句：“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然后拼命扭动胳膊，蹦着双脚。后面的人抓住腰带将他提起，控制在华国锋正面。华国锋伸直两臂按在桌子上，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王洪文被扭离现场戴上手铐后，叹息一声：“想不到你们这样快！”
晚7时58分，张春桥心事重重地走进来，身穿灰色中山装。他迎面看到华、叶端坐中间的异常情况，放慢步子嘀咕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两个行动组员冲上去快速夹击，把他扭架到华、叶面前。华宣布同样的中央决定后，把张押出现场。张脸色铁青，两眼微闭，自始至终沉默，一声不响 。
解决两个人后，按原定计划，华国锋给姚文元打电话，叫他前来开会。安排好后，华问叶、汪：“还要我们出面吗？”叶说：“免了吧。”决定由武健华对姚宣读隔离审查命令，华亲笔给武现场写了手令。晚8时25分，姚文元走进来，三个人上去扭住他。他大叫：“谁让你们干的？”武健华宣读命令后，姚被架走。他一直在喊：“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被押解上车以后还不住地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行动组只好用毛巾塞住他的嘴。张耀祠那边的任务，是负责隔离审查江青和就地监护毛远新。
晚8时，张耀祠和一中队指导员李连庆等十几个人先到毛远新住所。进入毛远新的办公室，看到他正在看电视。毛远新立即站起来，关掉电视机。张耀祠宣布：“毛远新，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保护审查。为了你的安全，还住在这里（中南海），但要换一个房间。现在你把文件柜钥匙和手枪交出来，材料和文件由中央办公厅派人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连庆同志负责，不准向外打电话，要遵守纪律。你写的交代材料交李连庆同志转交党中央。”毛远新听完宣布，愤愤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然后就不再说了。一个干部上去缴了他的手枪、钥匙。
晚8时30分，解决江青。张耀祠带着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进了中南海新建的二0一所前门。江青正坐在沙发里，把脚跷在跷脚墩上。张耀祠走到江青面前，拿着一张纸条宣读道：“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马晓先回忆说：江青听着的时候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表面上没有显出慌乱。她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就又重复了一遍。江青这才站起身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订书机订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交给了张耀祠。然后，她提出要上一下卫生间。张耀祠同意了。然而，东西都收拾好了，江青还没有从卫生间里出来。马晓先进去一看，江青正坐在那里愣神思考着什么。江青随后出了卫生间，坐上了停在前门外的一辆大红旗轿车。就这样，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四人帮”，在晚7时55分至8时30分的35分钟内即全部束手就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