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世界”战略：为投降辩护
美国革命共产党 1978年11月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以很大的精力关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中国国际路线的辩论。在毛泽东同志去世后不久在中国发生了反革命政变，“三个世界”战略已成为中国修正主义在中国恢复资本主义和投降帝国主义（在这个时候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事实，已经是很清楚的了。
1966年，毛泽东写信给他的妻子和亲密战友江青，预言他去世后如果走资派上台，“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些话确实是非常准确的预言。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修正主义拾取毛的只言片语，试图借毛的威信来否定毛一生都在为之奋斗的东西。
当然，尖锐的事实是“三个世界”理论根本就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个中国修正主义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实用主义政策的空洞和肤浅的理由。这个政策不是基于推动世界革命的利益，而是相反，拒绝支持革命斗争，基础是篡权的修正主义者为了他们眼前的和狭隘的利益在中国否定社会主义。它是一种沙文主义的“理论”，通过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把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偷换歪曲，理解为中国的民族利益，并且这些“利益”的要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斗争中中占据中心位置。
由于“三个世界”战略是一个投降的手段，它已经找到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找到热情支持者，他们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却急于抓住任何理由，尤其是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作为向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投降的借口。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已经看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原十月联盟）的一部分人已经最清楚，最无耻地用这种“理论”来证明自己的“主要打击力量”不是瞄准美国统治阶级，而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同样，他们以及同他们一样的人已经找到了“三个世界”战略来作为方便的理由以忽视和事实上反对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民族解放的真正斗争。但是，当这个修正主义路线已经被世界各地的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采纳之时，世界各地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纷纷出来与之斗争。
丢弃阶级分析
中国修正主义在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声称“三个世界”的分析在世界范围内反映了阶级力量的对比。然而，没有比这个更远离事实的了。
退一步讲，从世界的地缘政治看，“三个世界”的分析，提供没有提出任何实际的任务，或在任何特定国家阶级力量的对比，这是显而易见的。恰恰相反，它是用来在这方面提供任何实际的方向，都是彻头彻尾的反动，除了可能在苏联，在那里（根据这个理论）革命还不算犯罪。
在“第三世界”，举例来说，我们发现阶级关系非常不同的的国家被混为一谈。在大多数这些国家政治权力是在革命的敌人，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手中。像伊朗，菲律宾，智利，肯尼亚，尼加拉瓜，巴西，人民群众面临的任务是推翻其政权，甚至赢得民族解放，这样说有任何问题吗？“，如果“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基于建立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政治统治，有什么可能的意义？
在其他国家，如莫桑比克或坦桑尼亚，帝国主义代言人并未失去政治权力，政治任务是武装群众应当理解民族资产阶级很可能投降帝国主义，或者失败，被粉碎。共产主义者必须使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使革命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必须坚持朝着这个目标奋斗。“三个世界”理论甚至把“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第三世界”整体的一部分。至于为什么毛泽东称中国为“第三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下文解释这个问题。
同样，在所谓的第二世界中，我们发现主要是帝国主义国家。他们的社会秩序，他们的阶级基础，和超级大国没有区别。在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只能是推翻本国的统治阶级，而不是与“本国”资产阶级形成某种同盟反对超级大国。这也很清楚的，这些所谓的第二世界各国许多都是大国际剥削者。要谈“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团结”只能意味着加强和扩大目前的“团结”（与事实相反）已经存在。难道说例如法国在一些西非国家有比美国更大的利益是否就意味着在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应该争取保持其目前的情况？这里的基本社会秩序在美国或苏联控制下会有什么不同吗？
“三个世界”理论分析“第二世界”的国家不存在革命形势的假设（并坚持！），事实上可以令人信服地出现。因此，在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做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最佳战士并不比与资产阶级斗争更好。
因此可以看出，无论怎样，“三个世界”的分析研究没有提供在任何特定国家关于如何推进革命斗争的线索。但被提出的“三个世界”战略却正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战略（在任何国家革命的问题均未涉及）。不可避免地会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是一个为了什么目的的战略？这是一个除了推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可以容纳任何别的事物的战略。
确实，一个尽可能快的“战略”，对国际无产阶级也许是先进的。历史经验表明，这样的策略，即使正确，也是有限的，只有短期实用性。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个基本的战略联盟只能出现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斗争和殖民地国家被压迫人民为民族解放的斗争，从而形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两个组成部分。
支持新殖民主义
但是，尽管中国修正主义引用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许多语录，“三个世界”分析完全反背叛了列宁主义的原则。事实上，它本质上完全否定民族解放斗争。在“第三世界”争取民族解放斗争，这是唯一夺取核心政治（即国家）权力的斗争的途径，被反动统治阶级率领的为“经济独立”而斗争所取代！
“三个世界”战略假设“第三世界”国家的绝大多数都取得了独立，但仍受到超级大国的欺凌和侵犯。但这种他们想通过耍手段蒙混过关的想法，违背了事实以及列宁特别是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援引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谈到的阿根廷对英国的依赖，表明所谓正式的政治独立并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真实统治。
虽然在列宁的时代，这种情况是个别例外（帝国主义发现它仍有可能直接统治），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的重要论点之一就是强调，新殖民主义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统治全球的共同形式。他非常反对不经过革命，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经济进步”，就可以摆脱新殖民主义束缚的观点。人们只需要记得越南该国南部正式“独立”这一事实，就可以认识到这条路线是多么毫无意义。而且，事实上绝大多数“第三世界”的真正“独立”，从帝国主义手中获得解放，恰恰只是议程上的项目。
（这个理论）根本不是鼓励“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群众起来反对新殖民主义统治，实际上它呼吁加强统治。一些中国修正主义分子提出的“理论”和实际点值得简要说明一下。
下面是中国修正主义分子对自二战以来“第三世界”斗争的描述：
第三世界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多数还没有独立，有的处于半独立状态。当时它们的斗争是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首要形式是革命武装斗争。它们作为战后时期反对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是举世公认的。今天，第三世界一部分地区的人民还在进行着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武装斗争，他们仍然站在世界反帝、反殖斗争的最前线。坚决支援他们的斗争，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共同的神圣职责。现在新的问题是，亚、非、拉美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是否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呢？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摘自中国修正主义分子的主要声明《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显然修正主义的论点是民族解放斗争是过去的事情，今天存在的只是例外。相反，核心论点是这些国家（国家(countries)这里指的是政权，与民族(nation)不同，意味着人民）将保持和加强其独立性。为了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被消除，尽管毛泽东说如此出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尽管某些真正的变化，尽管在“第三世界”国家过去二十多年以来发生了一些变化，却很难解释这些国家的基本阶级结构已改变或者帝国主义控制他们的手段现在有什么根本不同？
例如，在拉丁美洲，几乎所有国家在二战前已经正式独立，他们的社会制度并没有真正的改变，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不同。怎么能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60年代针对这些国家政权正确的谴责他们是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道具，现在这些“独立的”政权“独立性”却又得到加强，而不是应该被推翻呢？
为了达到蛊惑人心的目的，中国修正主义刻意混淆“人民”（people）“民族”(nation )与“国家”(country)的区别，希望给反动政权穿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外衣。 但是谎言终究是谎言，当我们接近实际政治问题核心就会明显地看出，中国修正主义反对争取解放的斗争。
举个例子来说，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独立的巨大进步的表征之一就是“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现在有自己的军队，并在不同程度上摆脱殖民主义的影响。”这是什么样的成就！我们不得不问这些军队的阶级性如何？他们的存在主要是根据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维护社会秩序，还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也许，这对军队的重要性的观点解释了为何中国修正主义如此喜爱在帝国主义列强扶持下建立起军队的伊朗国王。最近在伊朗发生的事件中军队的行动，只要他不是傻瓜，就足以说明这种军队所谓“进步性”是个什么东西。
最后，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第一次公开谈了所谓“三个世界”的分析，体现了中国修正主义对新殖民主义的的爱，他提出如下建议：
原料生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较大的比重。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把原料的生产、使用、销售、储存、运输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通过平等的贸易关系，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原料，换取较多的为它们发展工农业生产所必需的产品，它们就有可能逐步解决面临的困难，为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状态，铺平道路。
这里有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句！不仅摆脱贫困和落后的革命是不必要的，而且摆脱新殖民主义的关系（统治阶级）自己就可以做到！邓进步的秘诀和苏联呼吁的“国际分工”没什么不同，英帝国主义就曾声称自己是“世界工厂”。
帝国主义体系中先进国家和附属国之间的关系主要绝不是缺乏“公平的贸易关系”，正是帝国主义的强制造成了殖民地和新殖民主义国家主要生产原材料，并成为工业产品市场这一局面，而最重要的是，资本本身。这最基本的关系决定了所谓“公平贸易关系”或“新经济秩序”注定是一场闹剧。
现在回想起来，很显然，邓的上述声明只是部分旨在美化老帝国主义总的经济秩序。他还顺便广播了他力图使中国再次陷入帝国主义轨道的反革命计划，这一计划自1976年10月反革命政变后已在中国积极运作。邓对由于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而发家的买办资产阶级十分羡慕，所以他今天在中国推行了他的意见，签署了一项协议，出售数十亿美元中国石油换取日本先进技术。（邓的“进步”的药方应该归功于跪倒在超级大国面前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卡斯特罗推行相同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依赖苏联，使古巴成为一个巨大的糖种植工厂，并告诉群众，这将使他们能有一天“摆脱贫困落后状态”。）
邓的联大讲话为毛对他的评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唯生产力理论
“三个世界”理论和“中国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总方案共同点是鼓吹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理论”。正如华和邓鼓吹，中国将通过“四化”走向“共产主义”，实际上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因此，“三个世界”理论认为，不粉碎与帝国主义的依赖关系，仅仅通过独立的经济收益就能实现独立。
“唯生产力论”认为“进步”只是单纯的生产力的增长，而生产关系以某种方式自动变化。它忽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也一样，束缚生产力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其中的残余），革命恰恰是对生产力的解放。资产阶级总是生产力理解成生产资料这一个问题，把工厂，油井，等等作为生产力，他无法理解马克思的真理，“最大的生产力乃是革命阶级本身”。应用到国际形势中，买办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旨在掠夺劳动群众劳动成果，与帝国主义老爷的争吵要求更“公平”的瓜分战利品，但却从来没有想到通过实际的战斗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和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
保卫祖国，“三个世界”的风格
“三个世界”战略中具有讽刺意味的一项内容是，它写道，作为过去时代的遗物，在第三世界国家（或者至少那些旨在反对美国）从帝国主义中争取解放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欧洲复活。根据“三个世界”的文章，谈到欧洲时说：
反抗超级大国大规模侵略、奴役和屠杀的民族战争，在今天的欧洲不仅仍然是可能和可以设想的，而且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
很难想象一个比宣布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应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对列宁主义基本原则更直接否定的事情了。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激烈反对除了对资产阶级采取革命失败主义以外的任何立场，当然包括对自己的国家。正如毛泽东1938年非常简洁的总结到：“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
但目前中国的修正主义统治者对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像他总的革命路线一样，是不合时宜的。相反，各方共产党应准备对抗超级大国（应读作苏联）的战争。他们“今天”就可以开始提出“捍卫民族独立”的口号。（“三个世界”文章，第59页）
中国修正主义者搜肠刮肚提供一些这种背叛的理由，是以前期间五六个“大国”相互之间斗争，，今天只有美国和苏联具有超级大国地位。实际上，这无非是笨拙的辩论这是一个新时代，列宁的教导不适用了。
首先，这种说法事实上是可笑的，在过去，有几个帝国主义列强的实力更接近，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彼此互相攻击，也是形成了帝国主义两大阵营，每个集团中的国家之间的矛盾被暂时减轻，一起与与对手阵营进行战争。
事实上，西欧帝国主义正在准备的这场战争依旧是帝国主义战争。战争仍然是政治暴力手段的继续，只是反映了他们的社会和经济仍旧是帝国主义制度。这些国家垄断资本占据主导，输出资本，掠夺他国自然资源，支持反动政权，并寻求扩大势力范围。事实上，他们与美帝国主义联盟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他们是出于他们的“独立”的帝国主义利益才那么做。这个联盟是不平等的（难道不是帝国主义同盟么？）也无法改变他们的本质是帝国主义这一事实！
列宁所说的很清楚，“总而言之，帝国主义列强（压迫许多民族，使他们依附于金融资本）之间的战争，或者列强联盟之间的战争就是帝国主义战争。1914-1916年的战争就是这样。在这样的战争中鼓吹“保卫祖国”，是一种欺骗，企图为战争辩解。”不只是这些规模较小的帝国主义计划战争，以保护对目前的帝国主义利益与应对对方阵营威胁，他们还希望，在他们集团的胜利时，战胜国集团“瓜分世界”会给自己一个更有利的位置（美国在二战后殖英国和法国远离本土的殖民地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为了他们反对列宁主义的论调更可信，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一段标题为“革命导师的这些论述说明，不论是发达或者不发达国家，只要受到帝国主义强国的兼并和侵占，它们所进行的反对兼并和侵占的民族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就应当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中说，““第二世界”的国家已不再与超级大国瓜分世界有关，并且重要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独立和安全。”并且，“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已经破裂。”对此，我们只能问：先生们，你生活中什么样的“世界”中？
列宁没有说在整体间的帝国主义战争中不能有民族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指出，不仅在殖民地可能有这样的的战争，而且在指出东欧由于民族问题也有可能，正如他在同一个著作中指出的。但是他在谈到这个例子时强调：
“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战争的民族因素，只有从属的意义，不能改变战争的总的帝国主义性质。”
“三个世界”战略以现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不存在革命形势和（假的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势力较弱作为前提。然而，列宁一再强调，尤其是战争时，群众情绪可能非常迅速的变化转向革命。他指出，世界战争的爆发，可以成为革命形势的胚胎。他还指出，革命政党有可能极大地扩展的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尽管最初总是受挫。
此外，列宁强调，“任何一个社会党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没有保证过，正是目前这次（而不是下一次）战争，正是现在的（而不是明天的）革命形势将产生革命。”资产阶级为了阻止自身在这场战争中被打败，而频繁的滥用这种根本不存在的保证所有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此处译者无法译通）可以确保（如果它被“第二世界”国家的马列主义者采用），成功的革命将甚至是不可想象的，战争的结果将使欧洲无产阶级离社会主义不是更近，而是更远。
苏联是主要危险？
尽管“三个世界”战略声称两个超级大国美国苏联组成“第一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其实这一战略使苏联成为两国之中“最危险的国家”。中国的修正主义者甚至认为：
我们如果仍然把两个超级大国不加区别、等量齐观，仍然不指明苏联是更危险的世界战争策动者，那就会麻痹世界人民的革命警惕性，淆乱反霸斗争中的首要目标。
在这里，我们触到了实质。两个超级大国是共同敌人，但世界各国人民的“首要目标”，必须是苏联。很明显这是修正主义的统治者同美帝国主义结盟以应对苏联集团的的借口。
称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的根源”的理由是，苏联处于战略进攻态势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当然这是以牺牲美国和西方帝国主义为代价的。然而“最危险”的说法又一次与列宁帝国主义战争的基本教导相冲突。
苏联战略进攻是由于它在瓜分世界上缺乏“公平”的份额，这一事实与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最直接，最积极推动重新瓜分世界有区别吗？没有根本的区别。
苏联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首要目标”意味着维持目前世界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瓜分，即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西方盟国称霸大部分世界。此外，“三个世界”战略不能防止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所有“最积极”和“最危险”只是掩盖了战争的阶级本质，并帮助西方帝国主义舆论，他们无疑会宣布他们正在进行对苏联侵犯的“自卫”战争。
讽刺的是，“三个世界”路线把“阶级斗争”与“阶级分析”的旗帜交给了老修正主义政党，从而在事实上增强了他们对人民重要部分的险恶控制。
不能把世界大战的危险归结于某些帝国主义列强或者特别是超级大国，这是帝国主义制度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尝试把战争的危险主要归咎于一个或另一个超级大国（及其集团）是一个对阶级分析的嘲弄，只是简单的归结为“侵略问题”（这是错误的）。当然，这条道路是第二国际开创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绝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在战争中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无论是公开支持或拒绝失败主义。为欧洲帝国主义提出“民族独立”的口号，是彻底的社会沙文主义。
“三个世界”的战略的维护者企图利用列宁的文章《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其中说，即使在欧洲也不能认为民族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发生，例如许多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大国侵略的战争。列宁不仅说它“不大可能”，而且补充道：“将是欧洲倒退几十年”，因为这样的战争资产阶级仍然在前列，或至少推迟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进程。
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宁说得很清楚，努力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努力使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转变成反对资产阶级的内战。此外，列宁还特别谈到西欧：“国际金融资本已经创造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反动资产阶级。”列宁强调，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变成民族战争“极不可能”。在这篇文章还指出：“只有诡辩家才会以一种战争可能转化为另一种战争为理由，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
由此可见，在被称为“第二世界”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列宁讲的“极不可能”的在欧洲发生民族战争的策略是不适用的。的确，如果一个人根据他自己设定的标准（即“假如欧洲无产阶级今后20来年还是软弱无力，假如目前这场战争的结局是拿破仑那样的人获得胜利，而许多有生命力的民族国家遭到奴役，假如欧洲以外的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也能维持20来年”），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国家应该发动他们的“民族独立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我们都知道，这是中国修正主义反对的。（至少在目前）
联合阵线为了什么？
返回刚才提出的问题，“三个世界”战略为了什么？“三个世界”战略的支持者从来没有声称它是一个革命战略，而是为了建设一个全球反霸统一战线。因此，国际斗争的任务不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也不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而仅仅是为了打击帝国主义之一：争取世界霸权的超级大国（应读作苏联）。“霸权主义”如何可以在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击败，是三个世界的鼓吹者刻意忽视的问题。
实际的“反霸统一战线”的方案内容是在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基础上与美帝国主义和西德，法国和日本等“受压迫的”帝国主义列强团结起来加强战争准备，“第三世界”的每一个反动政权都可以加入这个帝国主义率领的集团。“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的作用是，根据这一理论去欺骗群众让他们认为这样的帝国主义政策符合他们的利益，并成为这些反动统治阶级的拉拉队员。
中国的新政权果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去支撑这个帝国主义同盟。首先，他们步入赫鲁晓夫的后尘，试图帮助帝国主义扑灭世界各地的革命烈火。在这次革命高潮中，华国锋出访伊朗为“三个世界”战略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例子。他吹捧国王政权，并给造谣说目前的起义是苏联操纵的。
中国也与第二世界”“团结”得很好，签订了各种经济协定，只能减少中国的独立性，增强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军事上都在不断与西方列强接触，以至于西方资产阶级观察家评论道中国是北约的一个“非正式成员。”
事实上，连篇的“三个世界”战略褪去外衣只不过是中国修正主义领导人仅仅考虑本国的利益的一个计划。由于中国修正主义认为面临的最大威胁目前来自苏联，而且需要西方的技术来完成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四化”，他们已经开发出一个国际化“战略”，减少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其反动的外交政策只是一个附属物。
一组巴拉圭所谓的共产党人写的文章，特别证明了这个问题: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以不断加强国防，从长远来看，这是世界上的群众革命运动打败人民的主要敌人（两个超级大国）最主要和最可靠的保证。
声明接着批评“迂腐守旧的地方主义”以及那些批评中国的新“资本主义长征”的人。最耐人寻味的不是这个声明，而是它被北京周报刊登。
毫无疑问，“三个世界”的理论家认为，纵容西方帝国主义利益，并在事实上与他们缔结全面的联盟，中国能够避免单枪匹马的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他们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将是“民族独立战争”，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他们能够却能逃脱或者影响相对较小。此外，他们希望，一个真正的“新经济秩序”能够出现，中国将能够成为“第三世界的超级大国”，他们是今天已经开始以引述毛泽东的诗词“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阔步前进”，（未找到对应诗词——译者注）在与他们眼中的弱小国家中（蛮横无理）。（恶劣的切断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这种情况只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一个梦想。他们实际上走的道路，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仍然落后这一条件，使中国不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而是成为帝国主义者的享乐场所。这是一个民族投降的战略，资本主义复辟也是如此。
“三个世界”一文中认为“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世界政治力量的结盟”。这意味着，目前中国的利益需要“三个世界”理论，而未来的利益很可能意味着需要另一个机会主义理论，尤其是为中国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投降辩护（本文稍后讨论）。
中国修正主义者强调“三个世界”战略不仅面对的是苏联保卫中国的问题，而且准确地反映了在当前国际形势和世界革命的需要。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把国际革命斗争偷换成自己的资产阶级利益罢了。
“三个世界”的历史
尽管中国修正主义，以及其他一些人，试图把“三个世界”归结为毛泽东的“战略概念”，这种看法是徒劳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在毛泽东作为革命者的一生中没有提出“三个世界”战略。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著作都与列宁主义的原则完全一致，并在实践中，他始终站在在世界各地的革命斗争。
虽然中国的修正主义统治者可以显示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曾经认为“三个世界”战略是“为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制定的新的全球性战略”（“三个世界”的文章，第21页），却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对世界革命斗争的根本的分析不是基于“三个世界”理论，而是基于世界上的四个基本矛盾。这四个矛盾是列宁和斯大林发展的和由毛泽东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球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捍卫的国际路线的基石。他们在九大报告中简要的做出了总结（尽管林彪作了报告，这违背了他自己的意愿，十大在肯定九大报告时指出来报告的路线实际上是毛泽东的而不是林的）。九大报告是这样说的：
“当代的世界存在着四大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有趣的是，要注意，“三个世界”从来没有作为一项战略来提出，在毛泽东在世时更很少归功于他。邓在1974年联合国的讲话，（公开宣称“三个世界”作为“革命”国际战略）并没有试图把“三个世界”理论“归功”于毛泽东。毛泽东去世后，无论是中央委员会的声明，还是华国锋的纪念讲话（明显是中央委员会斗争的产物，主要反映了毛泽东的路线，而非华）中列举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和革命的许多贡献，均未提到“三个世界”理论。
同样，于1975年在政变前通过的国家宪法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斗争，并没有提到“三个世界”，然而修正主义最近通过的宪法，使得“三个世界”成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对外事务的基础。
在邓小平联合国讲话的同一周，王洪文，所谓的“四人帮”之一，毛泽东的最亲密的同志之一在同柬埔寨访问团一次讲话说：“最近，毛主席又教导我们：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必须帮助人民，不帮助人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北京周报＃5，1974）这是一个对周和邓的国际政策非常明确的反对意见。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目前的统治者能够指出但毛泽东两处谈到“三个世界”并未以任何方式认为这是某种“全球战略”。从所有这些可以看出，把“三个世界”理论“归功于”毛泽东是一个可怕的伪造。
在修正主义政变以来的两年中，可以发现无数的新的统治者公然违背毛的教导的例子，使其听起来就像他对自己的革命路线的争论。他们甚至在全部文章都这么做。有什么理由不能怀疑他们歪曲毛未经公开的观点？
不过，这是明确的，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革命的左派确实有时把国家分成三大集团或“世界。”重要的是弄清毛泽东和四人他们说的是什么，试图来完成什么。
首先，毛泽东正确的估计到在当今世界有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它们之间的争夺会导致世界战争。很少人会否认区分超级大国和较小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事实的正确性，目前，两大帝国主义集团有两个超级大国率领准备战争，当然，这忽略了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
同样，毛泽东注意到二战后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矛盾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尖锐的事实，革命斗争主要发生在这些国家。正如毛泽东在同赫鲁晓夫在的论战中强调的，在60年代初，世界革命的“风暴中心”已转向从西到东（他还指出，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条件成熟时，这个“风暴中心”可能会转向西方）。
这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因为苏修在面对民族解放斗争的烈火，贬低其作为世界革命斗争的重要部分的意义，、声称世界上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试图使革命斗争从属于苏联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
毛泽东也注意到这样的事实：所有亚洲（日本除外），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尽管在其他许多方面存在着深刻分歧，都有这样一些共同的特征：经历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的历史。他还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其是在印度支那，以及帝国主义的危机中，许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权采取一些措施，制止和部分制止帝国主义的行动，至少使他们更困难，即客观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毛泽东认为，这些步骤应予以支持，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
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同意中国建立与“第三世界”各国外交和其他的关系的尝试。这项政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帝国主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禁运和拒绝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政策的破产。中国还利用与第三世界政权的外交关系，试图赢得他们对关键革命斗争的支持，例如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承认柬埔寨革命政府，或者至少支持中国返回联合国。
中国坚定地支持在1973年阿拉伯和以色列的战争中欧佩克国家增加石油价格反抗西方的努力。同样，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要求一个200海里经济区以保护其渔业和类似的抵御帝国主义统治的行动。
在采取这些步骤的同时，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这些国家赢得民族解放的基本任务已经完成。相反，中国对尖锐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继续给予援助和支持，例如印度支那，巴勒斯坦，菲律宾和其他国家。他们继续这种支持，即使在那里已经建立了同反动政权的关系（如菲律宾）。这一政策，毛泽东完全继承了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的实践。例如，一战后列宁和苏联与魏玛共和国达成若干协议，同时对在那里发生的暴动给予全力支持。
同样清楚的是，从1972年中国与尼克松访华开始，“向西方开放”成为一个总的政策。事实是清楚的，这是对苏联成为中国安全的直接和主要威胁的反应。尼克松访华首先反映了美帝国主义包围中国的努力已经失败。毛泽东建立同美帝国主义的关系，并试图利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的使用肯定是不违反任何一种原则的，的确跟随了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的外交政策。
关于国际路线的斗争
同时很显然，在这整个期间，关于中国是要继续革命，或还是回到资本主义道路展开了激烈斗争。这场斗争尖锐地体现在对国际路线和外交政策上。
70年代初，以周恩来为首的右派，试图在“三个世界”理论的幌子下追求一种帝国主义投降的路线。对于他们来说，尼克松访华和“向西方开放”不是利用超级大国和其他反动派之间的矛盾，而是中国试图和对美帝国主义集团结盟。
他们主张减少对革命运动的支持以巩固这个联盟。对此，毛泽东反驳到“不支持人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这在邓正在准备他的联合国讲话的时候发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么，在“批林批孔”期间写的文章（明确地是毛泽东和四人的路线）含有这样的内容：“修正主义减少对各国革命斗争的支持”
同样，左派在在所谓背叛的主题中批判投降帝国主义、出卖革命斗争的行为，旨在批判右派。毛泽东亲自指导的的“评水浒”尤其如此。
尽管如此，这一整个时期右派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包括外交部和中央委员会联络部，（其任务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政党保持接触，但只不过是对主导的外交部的一个辅助）这些人的行为远远超出了毛泽东有限的“向西方开放”和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权抵制某些帝国主义行为的鼓励。
举个例子，比如智利。在1973年由中央情报局（CIA）策划的推翻阿连德政权的政变建立起了对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的血腥恐怖统治。 30000人被屠杀。对此，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谴责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皮诺切特的罪行。中国的反应是特别令人厌恶的。周恩来只是致电阿连德的遗孀哀悼，甚至没有谴责美国。
中国媒体文章（必须指出其受总的革命路线领导，但有关外交的方面受外交部影响）没有谴责智利政权和它对人民的罪行。
虽然屠杀仍在进行之中，周仍然首先拥抱皮诺切特政权，并给它外交承认。虽与反动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原则上没有错，这一举动是对智利人民斗争的讽刺，当整个拉丁美洲和世界千百万人希望并期待着中国站在革命斗争一边，他们却看到了这一举动！周的举动给世界各地的反动政权这样的一个信息：只要你国反对苏联，我们连狗屁都不会给革命！至于皮诺切特，或他的中央情报局的主子，需要从中国获得反对苏联的支持。这个恶心情节既加强了苏联和整个拉丁美洲的修正主义政党，也使得一些革命者感到“这是中国修正主义的背叛。”
但是，尽管甚至在毛还活着的时候，反革命行动就假托“毛主席的外交政策”之名，，整体上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路线仍然是革命性的。毫无疑问，这个问题上毛和四人与右派展开了激烈斗争。
事实上，就国际形势而言，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制定一个包罗万象的文件，在毛泽东去世前的时期有证据表明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尖锐斗争。此外，中国的修正主义自己在“三个世界”的文章，告诉我们：
在我们国内，也有人疯狂反对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那就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他们打着最“革命”的旗号，反对我国对第三世界的支持，反对我国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的联合，反对我们对最危险敌人的打击。他们妄图破坏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干扰我国的反霸斗争，以适应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需要。他们的破坏活动尽管在一定范围内曾经造成恶劣的影响，但是，我们党和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了毛主席制定的革命外交路线。“四人帮”根本不代表中国人民，他们是不齿于中国人民的叛徒。
他们指出，“四人帮”诅咒“三个世界”的理论。所谓的“四人帮”，实际上是执行了毛泽东本人的革命路线和每一个重大的指示，这个没有什么不同。修正主义口出狂言显示了毛泽东（和四人）与走资派就这一问题的斗争，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毛的其他指示。
至于之前说的，他们试图声称毛泽东奠定了“三个世界”战略的概念，中国修正主义只能提供两个出处，第一次简单的描述总的三个国家集团，另一个他说：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毛泽东在这个谈话中并没有忽视社会主义国家之和“第三世界”那些仍在在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下的国家的区别，。他在反对那些把中国同日本和欧洲国家（或美国）比较的看法，并且，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使中国在经济上于很短的时间内超过这些国家，他试图寻找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缺点。事实上，正是在中国现任领导人，指责“四人帮”，实际上是毛泽东本人坚持他们的革命路线，“干涉生产”，使中国落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个问题展开了他的观点。他说，中国的相对落后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结果，而“现代化急行军”，旨在使经济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超过西方，大规模引进资本主义的做法，会导致失败。这是我们对毛泽东声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理解。
毛泽东和四人开展他们的革命国际路线过程中有没有犯错误？正如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鲍勃阿瓦克安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二周年的会议上谈到的：
然后，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和四人对保卫中国与在世界范围内支持革命斗争这一对矛盾的处理是正确的。但在处理这一极其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时，他们也有一定的错误，特别是采用基于苏联是战争的最危险策源地作出的分析，这与在20世纪30年代末斯大林宣布法西斯国家是主要敌人类似。这在一定程度上的错误被在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利用并无限放大，声称苏联对中国的危险要求在国内外取消革命。这种革命家的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存在，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需要一个真正的彻底地总结和批判，以避免在未来重复发生。
为什么革命共产党认为“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错误的前面已经阐明。当然，毛泽东认识到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攻击，并做出一定的外交努力来应对这一危险是正确的。
毛泽东和四人从未停止支持反对美国及其西方帝国主义盟友的革命斗争的支援，即使是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数年指出“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时，在世界一些地区关于针对美国和西方的斗争中苏联试图插手，中国人常比喻道：前门驱狼，后门防虎。这个比喻（它本身有弱点），旨在提醒革命力量，苏联试图利用他们来为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服务。修正主义政变后，这个说法不再强调，就像中国不再对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提供真正支持。现在的意见是加入狼群去打老虎。
尽管毛泽东和四人有可能有失误，毫无疑问，毛泽东和四人痛斥“三个世界”理论，因为目前他是修正主义统治者明显采取和努力实现这的路线，而毛泽东一直在领导同他们斗争。
革命共产党和“三个世界”理论
革命共产党在其1978年初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三个世界”理论结论是：这是反革命的理论。这个结论是为了达到正确的路线而对中国目前的统治者和他们的1976年10月政变的性质的整体斗争的一部分。
革命共产党形成过程中（革命联盟发挥了核心作用），，从中国革命的胜利经验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贡献中获取灵感与经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问题上，我党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并且它苏联成为一新的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性越来越大。
我们党认同毛泽东的分析，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复辟，反对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修正主义的上台意味着资产阶级掌权。”中国的走资派显然是绝不能接受的，其中许多人反对苏联是因为民族主义，但所有的人均对毛泽东的科学路线恐惧，这不仅指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性质和过程，也揭露了中国本土修正主义者的阶级基础和基本纲领。
我们党认为中国人在国际事务中利用敌方阵营的矛盾是正确的和重要的，捍卫他们回击托派和修正主义的污蔑。例如，革命联盟坚持认为尼克松访华中国没有违背国际主义。我们仍然相信，这次访问并非原则上的错误。
同样，多年来，革命共产党看到有必要对那些发动一场激烈的斗争，反对本国和他国那些用中国的外交政策代替真正的革命性分析任务的共产党人。这种趋势在这个国家的的十月联盟尤为明显，在在1974年革命联盟正确的称他们是“亲华白劳德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企图以利用社会主义中国外交的某些方面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达成的特定的协议和妥协，为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做掩护。
因此，先前的革命同盟和现在的革命共产党反对在帝国主义国家应用“三个世界”战略和“苏联是主要危险”这一路线。同样，革命联盟和革命共产党坚决反对类似十月联盟的要求反动政权统治下的国家的共产党人在以“反帝国主义”的名义下不支持人民对反动派的斗争，伊朗国王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在中国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作出某些妥协时的时期，革命联盟和革命共产党提到了1946年毛泽东就社会主义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达成某些协议时谈到的：
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
革命联盟的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络部代表私下讨论时也强调了这一原则。
虽然这与中国右派的立场直接相冲突，联络部门也越来越要求革命者必国内的阶级斗争服务于中国外交政策。但有趣的是，在与革命联盟领导人讨论时，联络委员会的代表感到有义务不时的重复毛的这段话。这是“三个世界”战略在毛泽东逝世和修正主义政变前并没有当道的进一步证据。
在1975年夏季和秋季前后我们党成立，相当重视进一步研究国际形势。这项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党对正确路线的认识，特别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自己的”资产阶级陷入战争时“民族独立”的口号在帝国主义国家是多么的荒谬，反对“苏联是主要危险”的观点，这些观点在《革命》中的几篇文章被反复强调。
1976年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在非革命的情况下革命工作》（这是在毛泽东去世和中国政变之前），特别的谴责了在欧洲白劳德主义政党以及十月联盟在世界战争中战争本国资产阶级一边的观点。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使十月联盟和革命共产党内的贾维斯 - 伯格曼修正主义总部回头。十月联盟疯狂的攻击革命共产党没有美国革命服从于中国的外交政策，革命共产党内的一些孟什维克集团散发的一个内部杂志中写道“我们认为所谓的”三个世界“的分析是有效的… …”，并要求以此作为党的对外路线的基础。
但反对的“三个世界”线反动理论，在它与华邓政变后成为国际总路线之前，必须说明，在党和革命联盟在这个问题犯了错误。
1974年6月《革命问题》（当时是革命联盟的机关报）的一篇文章报道了邓在联合国会议上的讲话，并做了错误的评论，重复了邓错误的说法。接下来的一个月，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文章，批判共产主义团（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无关的亲苏团体）正确的批评了他们许多缺点，但为邓的讲话辩护。在革命联盟和党（尤其是在其形成时）的文章和文件中，可以找到一些“三个世界”的分析。
党唯一主要专门陈述了“三个世界”的分析是在1977年7月的《革命》上。这篇文章反对“三个世界”为世界各地的革命者提供了指导的倾向。它正确地描述帝国主义国家的性质，包括欧洲和日本，并提出有革命者的任务，特别是反对“争取民族独立”这样的观念，并指出“共产主义者更不能支持帝国主义的军事同盟… … ”
文章明确指出：
“三个世界的分析能决定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战略吗？不，不能。 这种战略只能国际形势，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而这种战略不能简单地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推行，任何情况下主要敌人也不能仅仅由这种方法确定。”
然而，尽管这篇文章没有接受“三个世界”作为革命战略的观点并事实上反对它，但是在某些方面，比如没有把“三个世界”视为反革命路线的战略，并认为它在某些方面有效，这是自相矛盾的。在以下摘录就可以看出：
“在我们看来，三个世界的分析给出了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全世界范围内一般作用的正确评价。因此，它是一个更普遍的全球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利用各种矛盾，孤立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两个超级大国的一部分。”
以上说法有严重的错误。它维护把国家划分为“三个世界”是描述各种国家走向的根本方法。其实，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走向趋势很多，而且在增长，这是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敌对阵营中的一种现象。
《革命》的这篇文章中的错误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当时，党尚未断定中国修正主义已经上台，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出现截然不同的意见。第二，中国党至少在形式上还没有提出“三个世界”是世界革命运动的整体战略。（这种情况发生在1977年8月“十一大”上。）出于这些原因，党不可能达成对中国国际路线的统一结论，尽管实际上已经同毛泽东逝世前有了本质的不同。
由于上述结论尚未达成共识，7 月《革命》的那篇文章仍然反映了党对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的中国国际路线采取的立场。我们当时认为毛泽东已经把“三个世界”作为划分国家的一般看法，和我们今天的看法不同，不认为这样的描述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在党的领导和革命者在毛泽东逝世和政变后试图捍卫毛泽东和抨击中国越来越大声叫嚷的“战略”路线。 因此，我们支持把国家总的分成三个世界，同时强调这只能是对当前形势某种现象的部分解释，不能取代前面提到的“四大矛盾”的分析。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三大类国家的组合有其实际意义，在我们看来在与国家country（即政权）打交道中有有限的作用，特别是中国利用国家关系，特别是提高对超级大国（尤其是苏联）的防御态势。我们在这方面的错误正如在《革命》的文章上反映的，在描述国家的作用上，“三个世界”的分析充其量只是一个方面的描述，这是次要的，当今世界舞台上政权行为的主要和决定性的因素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
由华国锋及其同伙炮制的“三个世界”的战略同革命共产党理解和认同的的由毛泽东作出的、作用十分有限的三个世界的分析截然不同，我们坚决反对。这是在1977年出现的。新修正主义统治者宣称：
他们提到的“三个世界”作为“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全球战略，并说
“为国际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巨大的信心，使他们能够看到三个世界的关系，明确在现今的世界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在“苏联是主要危险”的问题上，这篇文章说，
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中，苏联是更加凶猛，更加肆无忌惮，更加奸诈，是世界大战的最危险策源地。
“为什么必须这样说呢？是因为苏联违约占领着中国东北和西北边境的领土，并且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吗？不，美国仍然侵占着中国的台湾，同样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毫无疑问，每一个局部地区的人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断定哪一个超级大国或帝国主义国家对于他们形成更直接的威胁。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一个局部地区的特殊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总形势中的总问题。”
因此，它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利用矛盾以帮助自己抵御苏联进攻合理的理由。现在，“在世界范围内，”我们都是主要是针对苏联。
在革命共产党维护毛泽东和四人的革命路线，反对中国修正主义篡权的斗争中，党汲取了经验教训，党已经对反革命的“三个世界”战略进行了全面评估。，同时党保持和争取一个整体的革命路线，改正在“三个世界”理论上的某些错误，党决心进一步分析国际形势，掌握正确路线，阿瓦克安同志（引自毛泽东追悼大会发言）围绕这些国际共运的重要问题上的正反面教训，总结经验。
三个世界的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斗争
毛泽东去世及中国修正主义政变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自苏联赫鲁晓夫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上台以来最重要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包罗万象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革命者到处都已经或正在经受考验。
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个人都拒绝盲目追随华国锋和邓小平的指挥棒，并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红旗，这是一个重大胜利。这些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的斗争中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者的伟大战斗所取得的大量经验和理解。与此同时，这场斗争远未结束：初步的胜利必须巩固和深化，必须更深入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取得进一步的胜利。
显然，在反对中国修正主义统治者的国际路线斗争中，驳斥反革命“三个世界理论”在这一世界性的战斗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世界各地已经有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都批评这种反动路线，并在对在这方面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解上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贡献。
同时，革命共产党相信，对“三个世界”理论的斗争即使不能在目前对中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占据中心的地位，也与之相当。修正主义在中国出现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当苏联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一个国家的国际路线不能背离阶级准则，也可以说党的路线表现了他代表哪个阶级。反革命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历史如果不放在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且中国新资产阶级统治者全面攻击全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背景下，就无法取得正确的认识。
如果不这样做，试图在其他背景下开展对“三个世界”的理论斗争，会导致混淆与整体的关系，并颠倒了中国政权的性质与其修正主义国际路线之间的正确关系。这是危险的陷阱。当然，研究国际形势和国际路线上的阶级斗争与中国的整体阶级斗争间的关系，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至关重要的是要掌握了基本辩证法的道理，一个事物的内部矛盾决定了它的性质。
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经验值得注意。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许多人起来反对赫鲁晓夫对世界革命背叛的“三和战略”（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但许多力量同时从来没有真正对苏联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也没有真正理解修正主义统治下苏联社会的实际性质。许多小资产阶级激进派，革命民族主义者，甚至新托派似乎分享了对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但是，资本主义在苏联完全复辟并发展成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外交政策性质的从根本上改变。
（苏联的外交政策）不能再被定性为主要向美帝国主义投降并与其合作，相反它与美国的越来越激烈的争夺势力范围。那些只是因为苏联与西方调解和协作才批评它的力量，当苏联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解放斗争以推进自己的帝国主义目标并对西方普遍采取更为激进的姿态变得晕头转向了。众所周知，其中许多人沦为苏联利益尤其是古巴行动的辩护士，并最终支持古巴在非洲的干预和其他一些事。
虽然无论中国修正主义者意图如何，中国变成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该国落后的性质会导致它再次成为附庸）是不可能的。极有可能它的外交政策和国际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即使在今天，它也是彻底的实用主义。因为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可能很容易看到中国修正主义屈服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正在被当前修正主义统治者激烈辩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国很可能将丢弃（或可能是“创造性地重新解释”）的“三个世界理论”，并发现国际形势要求另一个“全球战略”，表面上一个显得非常革命，其中包括支持对美国的斗争，并且是一个好战的立场。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对那些只反对中国修正主义或者甚至只是“三个世界”理论的人来说是更危险的，他们可能迷失方向，并最终走上一条或另一条彻头彻尾的反动路线。
更深的分析
当然，不能仅因为未来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的可能性和中国修正主义路线就采取肤浅和简单化的批判。在我国和其他一些情况下，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组织曾支持“三个世界”理论，今天并没有掌握所涉及的整体问题就大声谴责这一理论，但实际上却继续陷入“三个世界”理论的错误之中。
在美国这样的组织是美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组织（COUSML，一个完全孤立的教条主义小宗派，与群众的斗争彻底隔绝，政治路线基础上的特点是他们觉得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有“资本”就支持谁）。
COUSML及其“父亲党”加拿大共产党（马列），多年来是“三个世界”分析最错误的倾向（包括“苏联是主要危险”）不加批判的支持者。他们甚至吹捧安盟（葡萄牙殖民统治崩溃后，中央情报局（CIA）和南非支持的游击队组织，与苏联支持的安人运作战）是“急先锋”，以此为在非常时期美国资产阶级筹资和公开招募雇佣军站在安盟一方做辩解。他们提到这个可疑的领导人时称他为“萨文比同志”！
然而今天的COUSML，没有任何严肃的自我批评，却像一只孔雀一样炫耀，声称要在站在与“三个世界”理论斗争的最前沿。COUSML和加拿大共产党（马列）（实际上是一部分）继续在美国的帝国主义盟国里坚持“民族独立”的立场，有这样的路线，难怪他们在第一时间拥抱“三个世界”理论。
（顺便说一句，反对COUSML的马列主义组织委员会（MLOC）给了他们“三个世界理论头号反对者”的称号。MLOC恬不知耻地追随最恶劣的中国国际路线，他们也支持安盟，重复“苏联是主要危险”等论调，其主席甚至任命自己为社会沙文主义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领导人希尔其思想在美国的传播者，并遵从希尔的垃圾理论。很多年前，希尔先下结论说澳大利亚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但随后又说澳大利亚是一个“第二世界”国家，仍然可以进行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本来这独立战争一直是以美国为目标，现在他说，他们将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爱国的”资产阶级反对苏联，争取民族独立。希尔对中国修正主义“创造性的应用”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当然，在世界上COUSML（或MLOC）一类的组织，有它自己特殊和奇怪的机会主义历史。但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倾向在真正的革命者中不能说完全不存在。特别是在与美国结盟的帝国主义国家提出“独立”的口号，这在这些国家的革命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世界战争中错误的答案很容易导致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保卫祖国”。显然，这个问题与“三个世界”理论的批判紧密相连，但是有些人只批评“三个世界”而在其余问题上糊涂，甚至在那些国家“民族独立”问题上犯的错误表明，仅仅谴责“三个世界”理论是不够的。
坚持毛泽东思想
最后，至关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根据外部（国际）路线为基础确定在中国导致严重问题的修正主义内部性质（也就是说，他们的阶级性质）。（在这里，我们不批评那些在研究了中国国内阶级斗争之前支持或反对国际路线的同志，我们目前只能根据中国国际路线来作为唯一或主要的基础去研究中国国内的斗争）。
很明显的，反革命的“三个世界”理论在华国锋的修正主义政变前也有它的源头。从根本上说，它是中国走资派、资产阶级增强力量及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包括我们所指出的外交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毛泽东和四人在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引下在中国发动了一场对他们的激烈斗争，力图保持工人阶级的统治。此外，我们已经指出，毛泽东和四人关于国际形势特别是苏联的分析有一些错误，例如它是“世界人民的主要危险”。
然而，把中国当前的国际路线看成是中国1971年“向西方开放”的国际路线的直接发展也是绝对错误而且相当危险的。今天许多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行动在外观上与社会主义中国所采取的正确行动基本相同，但这些东西本质是完全相反的。
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做出妥协（包括建立外交关系，贸易协定等都是正确的）和利用敌方阵营的矛盾是一回事，加入敌方阵营本身又是另一回事。尝试加强对中国主要威胁（苏联）的防御，而这种防御从没有优先于总体的世界革命斗争，这是一回事，而使其服务于中国的国防和它的“现代化”最高目标又是另一回事，那只能是资产阶级路线。
拒绝承认从1971年至1976年期间中国的国际行动大部分没有违背原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错误，再加上以国际路线作为评价中国的核心问题的做法，会导致对在中国的阶级斗争的完全误解，甚至得出结论说修正主义中国的胜利不是在1976年10月，而是在尼克松访华时（1972年），或者邓作出他的反革命联合国讲话时（1974年）。这种分析也将导致贬低或者甚至公开否定毛泽东在捍卫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伟大作用。
结论
“三个世界理论”是一个投降和背叛的反革命路线。我们必须与之斗争，作为与篡权的中国修正主义及其走狗和他们试图破坏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的的斗争的一部分，这决定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生死存亡。在披着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的名字下反革命的企图，一定要无情打击。我们有信心，这场斗争将以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而结束。
[ 本帖最后由 印度阿三 于 2012-2-11 15:3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