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尽管铁托在1948年与苏联决裂前其实是个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而决裂后也没有完全放弃斯大林主义遗产，但毕竟他在南苏决裂后探索建立的“自治社会主义”总的来讲还是个比苏式社会主义更开明、自由度也更大的模式。尽管这个模式一度辉煌之后便陷入危机，最终未能避免失败。但从这个模式转向“民主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应当说是有基础的，至少比其他东欧国家更顺理成章。只有塞尔维亚共盟被米洛舍维奇引向了另一条道路。
而这条道路当然不是坚持铁托传统，恰恰相反，米洛舍维奇走的正是铁托最为痛恨的“切特尼克式”道路。
切特尼克（塞尔维亚语“义勇军”）是二战期间的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武装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与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组织（主要是克罗地亚人的 “乌斯塔沙”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第二普里兹伦同盟”）发生极端惨烈的民族仇杀。这几个组织都很反共而且有民族屠杀的罪行，但克族组织亲德，阿族组织亲意，德意垮台后便很快瓦解，而切特尼克支持流亡英国的战前南斯拉夫王国塞尔维亚王室，属于反法西斯盟国阵营。因为是在反法西斯阵营中争夺“正统”，南共对付它最费劲也血战最久，直到1946年抓获并处决其首领米哈伊洛维奇，才结束了这场较量。
而西方虽然不满铁托镇压异己，但因切特尼克有反民主自由的极右翼种族恐怖主义色彩，在屠杀“异族”方面声名狼藉，西方各民主国家对之均无好感，也并未实际支持切特尼克。于是切特尼克分子一方面固然反共，另一方面对“出卖”了他们的西方也有宿怨。
与塞尔维亚王室统治的战前南斯拉夫不同，克罗地亚人铁托建立的南斯拉夫是根据列宁民族理论设计的“社会主义联邦”，原则上反对一切民族的民族主义。但南共领导核心多是非塞族，更由于与切特尼克斗争的传统，也由于南苏决裂后传统上亲俄的塞尔维亚人中出了很多“情报局分子”（战后苏联建立的“欧洲各国共产党情报局”，南苏决裂后是苏联反南的主要工具，“情报局分子”即指亲苏反南人士），因此实际上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打击较之其他民族主义尤为严厉。如 1966年起对兰科维奇集团“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据说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而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作了许多抑制塞族强权（用塞民族主义者的话说是“损害塞尔维亚”）的安排。例如把“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划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称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国；把过去所谓“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定为另一语言（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并授予其与塞尔维亚几乎平起平坐的“联邦主体”地位，从而大大缩小了塞尔维亚的版图与人口。
这些做法对于压抑战前南斯拉夫严重的塞族强权、维护民族平等和联邦稳定起了作用。但是在一些民族情绪强烈的塞尔维亚人中却积累了很大不满。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就是这些人的代表。
米洛舍维奇出生于1941年，父母都在铁托时代自杀身亡。但他的妻子米拉·马尔科维奇却出身高干，他因此得以结识了伊万·斯坦鲍利奇，后者的叔父是铁托的老战友，战时任塞尔维亚人民解放军司令，铁托死后曾继任南联邦主席团主席。小斯坦鲍利奇也是铁托的亲信。但与许多塞尔维亚干部一样，他对铁托过分约束塞尔维亚的政策也有不满。在长达二十多年间，米洛舍维奇一直追随斯坦鲍利奇，在后者一次次力排众议的引荐下步步高升，几乎每次都是斯坦鲍利奇把自己升迁后留下的位置交由米洛舍维奇接任。由石化公司领导、首都市委书记、塞尔维亚共盟主席一直升到塞尔维亚总统。
但是最后这一次却不再是斯坦鲍利奇引荐米洛舍维奇，而是米洛舍维奇借助“群众运动”把他赶下了台。
原来，斯坦鲍利奇作为塞尔维亚领导人虽然对铁托的民族政策有所不满，总体上仍然忠于铁托体制，只是希望在体制内进行调整，而不打算搞“再版的切特尼克政策”即大塞尔维亚极端主义。而米洛舍维奇却想借塞族人对铁托政策的不满发动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发动塞族“改造”联邦，清除“袒护”非塞族的领导层，对下压服科索沃，对上控制联邦，在全南“当家做主”，彻底出出铁托时代所受的鸟气。他希望凭借如此功劳赢得塞族人的喝彩，从而在即将到来的民主化大潮中顶住自由派的压力而占据主动。这种实质上是颠覆铁托体制的大塞尔维亚主义“革命”当然是斯坦鲍利奇无法容忍的。于是这对二十多年的师徒与朋友便由分道扬镳，而反目成仇。
1987年冬科索沃再次发生塞阿两族冲突，米洛舍维奇借机发难，在塞尔维亚共盟八中全会期间号召塞尔维亚人起来抗议把他们的利益“出卖给阿尔巴尼亚人”的官僚们。在示威群众包围下，会议被迫罢免了铁托派的一批领导人，斯坦鲍利奇本人也被迫辞职。
此后斯坦鲍利奇与米洛舍维奇的关系彻底破裂。眼看米洛舍维奇把国家拖入深渊，斯坦鲍利奇逐渐由沉默变为米氏的坚决反对派。当年对铁托民族政策有所不满的他，现在公开宣布自己是铁托式的“反民族主义者”。他在贝尔格莱德组织反战团体，谴责塞族武装的暴行。尤其在波黑战争期间，他毅然出现在塞族武装包围与轰击中的危城萨拉热窝，对波斯尼亚人民表示声援。1995年他出版《走向绝境》一书，严厉抨击米洛舍维奇，同时也谴责米氏的反对派阵营中那些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人。他告诉塞尔维亚人民：“在米洛舍维奇之前，有一个完全别样的塞尔维亚”，那就是铁托的南斯拉夫联邦中和平和繁荣的塞尔维亚。这些话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人对米洛舍维奇断送“铁托遗产”的痛惜。但他也谈到旧体制缺少合理的政治结构，才使铁托的一些错误无法纠正，导致不负责任的野心家上台，而公众则在被迫沉默和被利用的歇斯底里之间陷入怪圈。
1990年代的这本《走向绝境》与2000年代的《生死巴尔干》，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地代表了“铁托派”对米氏的看法。
2000年大选前，对米洛舍维奇与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反对派都极为不满的斯坦鲍利奇计划出山参选。他胜出的机会虽不大，但作为左派候选人他将会有效地分掉一部分社会党的选票，对米洛舍维奇非常不利。于是在大选前一个月，斯坦鲍利奇被米洛舍维奇的秘密警察“红色贝雷帽”绑架并暗杀。他死后，著名学者康斯坦丁诺维奇著文悼念：“感谢这位塞尔维亚贤人，伊万（按：即伊万·斯坦鲍利奇）的血与斯雷布雷尼察（按：惨遭塞军屠城的波黑穆斯林城市）儿童的血流在了一起，与武科瓦尔和萨拉热窝被狙击手打死的孩子们的血流在了一起，伊万在这些孩子们中，伊万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都是民族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