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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报告
1956年2月份苏联“二十大”闭幕后的晚上举行的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做了一个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来全盘否定斯大林同志，而且提出所谓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则错误。这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
毛主席主持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写一篇文章，说明我们的观点。4月5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发表独特意见。它充分肯定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主要的正确的方面，也批评了他们次要的错误的方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又比较全面地辩证地分析问题，提出新的发人深思的观点和令人信服的论据。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重视，也发生深远的影响。
苏波关系与匈牙利事件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6月间波兰各地不满情绪在增长。波兰共产党为前总书记哥穆尔卡恢复名誉并吸收参加中央工作。当时波兰党内批判斯大林的情绪高涨，而且批判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苏联认为这是反苏。波兰共产党10月19日提前召开中央全会，苏波关系紧张，苏联调动军队试图动用武力干涉波兰内政。在波共的坚决抵制和中共的警告下，苏联军队没有进城，随后返回驻地。
1956年10月间，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发动暴乱，匈牙利政府要求驻匈牙利的苏军支持他们平息反革命叛乱。可是反革命叛乱越来越凶，匈牙利人民政府岌岌可危。这时苏联当局动摇起来，准备把苏军撤出匈牙利。10月30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苏联在波兰问题上冒失决定派军队干涉波兰内政是错误的，而在匈牙利问题上又匆忙决定撤出驻匈的苏军，置匈牙利人民政权垮台于不顾，同样也是错误的。10月30日，苏军开始从匈牙利撤退。10月31日苏军停止撤退，重新支持匈牙利人民保卫社会主义成果。11月4日，苏军根据卡达尔工农革命政府的要求，增派军队到匈牙利并重新进入布达佩斯。
西方资产阶级大肆攻击苏军帮助匈牙利政府平息反革命叛乱，也有些共产党发表谴责苏联的言论，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领导人铁托11月11日在普拉的演讲。在演讲中，他第一次提出要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分子，号召把各国的斯大林分子赶下台。
11月底，毛主席主持了四次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英法侵略埃及和苏军平息匈牙利叛乱，认为国际上很多人把两件事混在一起、不分黑白地一起谴责，甚至我们的队伍中也有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分不清敌我。决定要写一篇文章，对铁托、对苏联都要有批评，通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适用“欲抑先扬”的方法，对斯大林则适用“欲扬先抑”的方法，因为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文章经多次修改并经政治局常委审定，毛主席看完后决定当天晚上（28日晚）广播，11月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篇文章的国际影响，超过了4月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它是第一篇的续篇和深化，它回答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论最尖锐的问题，包括了对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也包括对匈牙利事件、苏波关系以至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和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而且它还回答了美、英、法等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舆论工具对社会主义的诬蔑和攻击。文章受到全世界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人物和舆论的重视，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57年《莫斯科宣言》
1957年11月，毛主席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典，同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中苏双方讨论后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团起草的稿子为基础，进行修改、补充。完成中苏两党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后交给各国共产党讨论。在起草宣言过程中，在几个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起草委员会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既坚持原则，也做了一些让步，采取比较灵活的方法。最后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订了一个宣言，即《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也叫《莫斯科宣言》。
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
莫斯科会议后，中共中央希望也需要中苏关系像莫斯科会议所表现的那种友好合作保持和发展下去，但事与愿违。
1958年春，苏联国防部向我国国防部提出要求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便苏联核潜艇舰队在太平洋活动时可以通过长波电台同莫斯科联系，因为苏联在远东地区没有适合建长波电台的地方。苏方提出共同建设、共同使用，中苏双方在建设费和所有权上意见相左。
1958年7月21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紧急会见毛主席，在答复中国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加强中国海军和海岸防御的问题时提出建立一个联合舰队，在舰队指挥权上尤金含糊其辞。8月底，赫鲁晓夫来中国讨论问题和国际形势，在这两个问题上再三狡辩、失口否认，并将责任推卸到驻华大使尤金和国防部长的身上。这两个事件反映出赫鲁晓夫试图控制中国（首先在军事上）的意图。
炮打金门
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炮轰金门，既支援中东人民的反帝斗争，又打击美帝逼迫蒋介石集团放弃金门马祖、割据澎湖台湾并完全成为美帝附庸的企图。美国调兵遣将，把原驻太平洋的第七舰队的大部分兵舰集中在台湾海峡；同时把在黎巴嫩附近支援美军登陆的第六舰队一部兵舰只调到印度洋；又从印度洋的舰队中调出一个航空母舰编队开到新加坡。炮弹。
赫鲁晓夫在也非常紧张，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到中国来了解情况。经毛主席讲以后，葛罗米柯完全放心了，答应回去后一定把毛主席所谈的中国的想法、打算原原本本地报告苏共中央主席团及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听了葛罗米柯的报告，摸到了我们的底牌以后，写信给艾森豪威尔，信中宣布苏联一定要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领土主权的完整，赫鲁晓夫是有意也乐意放这个空炮的。同时苏联向我们提出要派导弹部队（后来又提出改派空军部队）来“支援”中国，这些部队要驻扎在福建前线地区，归苏联指挥。这被中国政府所拒绝，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赫鲁晓夫对中国还是不放心，想派部队驻扎在前线、监视中国的行动。
从含沙射影到撕毁协议、公开分歧
从1958年年底开始，赫鲁晓夫不断地对中国进行影射攻击，这开创了指桑骂槐的恶劣先例。
在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之前，在中苏关系史上发生了两件非同寻常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通知苏联停止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这是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1957年10月签订的协定。第二件事情是苏联塔斯社9月9日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声明完全避开印度挑起这次中印边境冲突的事实，对中印边境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说这件事情“使赫鲁晓夫同志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互相访问前夕的局势复杂起来”。苏联方面这一行动，就把苏联和中国的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苏联迫不及待地发表塔斯社声明这件事情，说明赫鲁晓夫一心追求美苏合作解决世界问题。
赫鲁晓夫访美结束马上到中国来，为美国人做说客，要我们放弃台湾，要我们释放在中国的美国罪犯。
苏共中央6月20日给中共中央的信和塔斯社9月9日的声明，都是赫鲁晓夫访美之前做给艾森豪威尔看的，是赫鲁晓夫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这两件事，一件是撕毁中苏协议的开始，一件是把中苏分歧公开化的开始。
列宁主义万岁
1960年2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宣言，主要是既吹捧赫鲁晓夫访美，又一致支持苏联参加在巴黎召开的英、美、法、苏四国首脑会议。在会议上赫鲁晓夫先后两次对中国进行猛烈的攻击。一次是围绕中印边界问题，一次是把矛头直指毛主席。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对赫鲁晓夫的反华要准备必要的反击，同时起草纪念列宁的文章，从正面阐述列宁的观点，回答现代修正主义对列宁的观点的歪曲、篡改和阉割，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准备写三篇文章：一篇是《人民日报》社论，另一篇是《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还有一篇是准备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并且三篇文章适当分工：《人民日报》的文章着重分析当前形势，着重讲现代维护和平的斗争和反对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和战争势力，揭露美帝国主义。大会上的讲话着重讲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有针对性地批判一些反对革命的观点，批判和平过渡的观点，坚持列宁的革命学说。《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偏重于理论上的阐述，把列宁有关这些问题的观点，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说清楚，从时代问题讲起，说明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
这三篇文章都集中对美帝国主义，对南斯拉夫的观点进行揭露和批判，并没有引用赫鲁晓夫和苏联报刊的话，连赫鲁晓夫最得意也最能代表他的思想的“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话也没有引用，后来印成小册子用《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的题目——《列宁主义万岁》做标题公开发行。《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重申了列宁革命学说的基本原理，引起了很大反响。
突然袭击
1960年5月16日，赫鲁晓夫在到达巴黎准备参加四国首脑会议，并就5月1日发生的U－2间谍飞机入侵苏联领空事件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公开道歉。艾森豪威尔于5月17日发表声明，断然拒绝这个要求。赫鲁晓夫愤然离开巴黎，熙熙攘攘了一阵子的四国首脑会议就这样流产了。
5月22日，毛主席召集常委会议，主要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和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毛主席认为，从这两年间的情况来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明确说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
苏共中央6月2日给来信，建议利用6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在大会期间（6月23日）苏共代表团交给我代表团一封信，是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里通篇大讲修正主义的观点，驳斥我们三篇文章中的观点。
这次布加勒斯特会议搞阴谋诡计，搞突然袭击的。事先不说要开什么会，甚至预先也说不讨论什么问题，只讨论开兄弟党会议的地点、日期和会议议题。但是会议一开始，就组织对中国党进行围攻，而且在会议之前讳莫如深，对我代表团进行严密封锁，然后搞突然袭击。原先苏共给我们来信，只讲“会晤”，没有讲要发表公报的事情。我们同意在公报上签字，但是要声明我们的立场，指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鲁晓夫破坏协商的原则，抛弃预先不做决定、只是交换意见的诺言，搞突然袭击，滥用苏共的威信，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1960年81党《莫斯科声明》
1960年8月中旬，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来中国劝和中苏两党，建议像1957年莫斯科会议那样，先由中苏两党会谈，谈好了以后再开起草委员会。
中苏两党正式会谈从9月17日开始，由于中苏两党的分歧很大，一时难得谈妥，而且起草委员会开会日期临近，两党同意没有解决的问题到起草委员会开会时再谈。有26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参加的起草委员会从10月2日开始在莫斯科召开，主要是讨论为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准备一个声明草案。起草委员会上争论很激烈。争论的问题大致同中苏两党会谈时争论的问题差不多，还是围绕那些问题如何修改苏方草案的问题。起草委员会开了三个星期，始终未能达成一致。于是决定会议告一段落，把修改过的稿子和争论中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一起提交11月间召开的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
1960年11月10日下午，有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莫斯科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开始。这次81党莫斯科会议的斗争空前激烈，情况也非常复杂。我党代表团贯彻执行不怕破裂、坚决斗争的方针，把赫鲁晓夫组织的围攻瓦解了。在三个回合的斗争中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放手斗争、不怕破裂，以斗争求团结，力争达成协议，既坚持了原则，又采取了灵活的策略，会议最终达成一致协议，81党莫斯科会议最后通过的声明虽然是妥协的产物，但基本上是好的。12月1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全体大会，各党代表团团长在声明上签字。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制定了一致同意的纲领（即《莫斯科声明》）
再度挑战
尽管经过莫斯科81党会议的斗争，他们原来的观点并没有放弃。虽然没有发生正面争论，两党之间的关系在1960年到1961年的大多数时间内也比较缓和，但是没有明显的改善。他们对我们暂停争论，采取比较缓和的姿态，但是对阿尔巴尼亚却不断施加压力。在1961年3月间，苏联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领导通过一个指名谴责阿尔巴尼亚的决议。同时，苏联军队从阿尔巴尼亚发罗拉海军基地撤出，把阿尔巴尼亚完全暴露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面前。5月间苏联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到8月，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拒绝阿尔巴尼亚代表出席，实际上就是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华沙条约国组织。
1961年9月苏共中央发表了《苏共纲领草案》并准备提到苏共“22大”讨论。这个《纲领草案》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是违背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特别是1960年81党会议否定的许多错误观点又写到里面去了。应该说这个《纲领草案》是苏共领导、赫鲁晓夫从苏共“20大”以来执行的错误路线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概括地讲，可以叫做“三和两全”，“三和”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就是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个“三和两全”是赫鲁晓夫路线的概括，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违反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违反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的。
10月16日到10月31日，苏共举行“22大”。在会上赫鲁晓夫大搞“四反”，就是反斯大林、反“反党集团”、反阿尔巴尼亚，实际上反华，是一次“四反”的大会。至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到此登峰造极，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中印边境冲突与美苏核对抗危机
自从1959年3月发生西藏叛乱以后，印度方面就在中印边境集中军队，1959年曾先后两次侵入中国领土，挑起边境冲突。由于我们对印度一方面提出强硬的抗议，一方面顾全大局、主动退让，结果使中印边境的冲突平静了一个时期。可是从1961年起，印度军队又不断地入侵中国的领土。到1962年底，西段越界的据点达到40多个，有的据点距离中国的哨所只有几米。中国政府曾经向印度当局发出多次照会，要求互谅互让、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都遭到印度方面的无理拒绝。到了1962年上半年，印度大批军队向中印边界开进。7月22日，印度军队侵入中印边界西段我国领土新疆的一个河谷地区。9月21日，又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我方一侧地区，打死打伤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多人。
我国政府在1962年10月8日通知苏联驻华大使，说中印边界上印度集中了大批军队，看来它要发动战争，希望苏联政府发挥它对印度的影响，劝说尼赫鲁悬崖勒马。10月13日，苏联方面由赫鲁晓夫出面找我国驻苏联大使刘晓谈话，表示支持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纠纷的立场。赫鲁晓夫采取这种态度，同当时美苏在加勒比海关系紧张有关，那时他需要中国支持。
1962年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犯，动用了十多个旅的兵力，而且出动空军配合，占领了一大片中国的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进行反击，打退了印度军队的进攻，清除了印度军队入侵以来在中印边界中国领土一侧上修建的据点。10月24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停止中印边境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这个时候，苏联《真理报》10月25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支持中国的立场，也认为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支持中国政府10月24日声明中提出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
但赫鲁晓夫突然改变了立场。他在12月12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公开指责中国。他的这个讲话，和他10月间跟刘晓大使的谈话以及10月25日《真理报》发表的社论，立场完全相反，从支持中国变为指责中国，从不赞成印度军队越过中印边界变为指责中国越过边界。赫鲁晓夫这样翻云覆雨，既是他反复无常作风的表现，又同当时加勒比海地区美苏核对峙危机有关。
所谓美苏在加勒比海地区核对抗危机，就是1962年上半年美国积极准备入侵古巴，肯尼迪政府准备发动一场入侵古巴的战争，推翻卡斯特罗政府。这个时候，苏联是表示支持古巴的。但在6月左右，赫鲁晓夫把中程核导弹和能够携带原子弹的苏联伊尔－28轰炸机秘密运进了古巴。尽管这一冒险行动是十分秘密的，但美国在8月间就开始发觉这种迹象，到9月初，肯尼迪发表声明警告苏联不能在古巴设置核导弹武器。9月11日，苏联塔斯社受权声明，否认企图在古巴设立导弹基地。10月16日，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发现苏联在古巴建设导弹发射场，同时还发现苏联在古巴装配伊尔－28轰炸机。10月22日晚上，肯尼迪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苏联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装配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为此他下令对古巴实行封锁，在离古巴500英里的范围内，所有船只都要接受美国军舰的检查。美国动员了100多艘军舰对古巴实行封锁。与此同时，肯尼迪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他澄清此事，要他停止在古巴搞导弹基地。赫鲁晓夫在10月23日的回信中，声明苏联在古巴没有建立导弹基地，而且宣称苏联不遵守美国的封锁，认为这是海盗行为。肯尼迪决定，如果发现苏联船只进入封锁区，美国军舰将加以拦截，并上船检查。
肯尼迪政府很快得到情报，说有21艘苏联船正向古巴方向行驶。这时白宫的气氛非常紧张，肯尼迪下令所有美国部队包括核导弹部队都进入戒备状态，B－29飞机携带空对地核导弹升空盘旋警戒。同时还有20个中队的空降部队整装待发，准备袭击正在古巴修建的导弹发射场。可最后传来消息说，苏联的船只驶到警戒线的地方就停了下来，随后就掉头回去了。隔了一天，又发现在古巴的导弹基地还在继续建造，伊尔－28也还在装配。肯尼迪于是又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再次重申美国的立场，要求赫鲁晓夫把导弹撤出古巴。
赫鲁晓夫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把携带核武器的导弹运到古巴，这本身就是极为冒险的事情。因为美国政府决不会容忍别人在它的卧榻之侧放置核武器。苏联已有远程的洲际导弹，何必要在古巴建一个导弹基地呢？赫鲁晓夫这一着棋实在是非常危险，是十足的冒险主义。赫鲁晓夫在肯尼迪政府采取这样的封锁措施之后软下来了，他在26日晚上给肯尼迪复了一封信，说美国的封锁已经毫无意义，导弹已经在古巴了。因此他建议：一、苏联不再向古巴运进核武器，已经在古巴的导弹撤除或者销毁；二、作为交换条件，美国解除封锁，并且保证不入侵古巴。
10月27日，美国一架U－2飞机在古巴被击落，白宫会议决定轰炸古巴导弹基地。后来肯尼迪又不赞成，最后决定向赫鲁晓夫提出建议，即：赫鲁晓夫下令撤出在古巴的导弹，并在撤出时接受美国军舰的检查，并且同意美国对古巴实行国际监察（这是侵犯古巴主权）。这样加勒比海美苏核对峙的危机以赫鲁晓夫的完全屈服而结束。赫鲁晓夫这个人，一方面可以犯冒险主义错误，另一方面也可以犯投降主义的错误，这在加勒比海美苏核对抗危机过程中充分地暴露出来了。
我国政府在10月25日、10月30日两次发表声明，支持古巴反对美国入侵，也支持苏联反对美国入侵古巴的立场。当然，我们并没有说我们支持赫鲁晓夫把导弹运到古巴去，也没有反对他把导弹撤出古巴。我们反对的是苏联在美国的要挟面前惊惶失措，放弃维护古巴政府的主权，也反对美国要求对古巴实行国际监察，侵犯古巴主权。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美苏核对抗的危机中，受到了美国公开的羞辱，在全世界面前大丢面子。他对我们坚决支持古巴的立场，对我们反对肯尼迪提出而经他同意的对古巴进行国际监察的侵犯古巴主权的行为，恼羞成怒。
敲山震虎
加勒比海危机刚刚过去，从11月起赫鲁晓夫发起一个“围剿”中国的运动。从1962年11月初到1963年1月下旬，有五个国家的共产党先后举行了代表大会。它们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这五个党的代表大会上，按照苏共“22大”的方式，从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发展到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而且一次比一次恶劣，一直到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亲自出马指名攻击中国。
12月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写几篇评论，公开回答欧洲几个党的代表大会对我们党的攻击，首先要评论捷共大会。12月15日就发表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标题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社论综述了保、匈、捷三党的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极为严重的反阿、反华事件，特别是捷共大会上的反华闹剧，并就如何维护世界和平，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如何对待核武器等问题，阐述我党的观点。这篇社论的发表，标志着从苏共“22大”开始，经过保、匈、捷这三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对我们党和阿尔巴尼亚党进行“围剿”之后，我们发起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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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共产党在12月份也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和其他人也公开攻击中国党。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回答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的稍有理论色彩的讲话，由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回答，同时也指示《红旗》杂志写一篇论述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长篇论文。这样我们在1962年12月31日发表了《人民日报》的社论，题目是《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1963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长篇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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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公开论战就全面展开了。由于苏共领导这时还没有公开指名反华，这两篇评论同对捷共大会的评论一样，都只是指名回答了捷共和意共领导，或者泛称现代修正主义的论点，都没有点苏共领导的名。但是，我们评论的捷共和意共领导或现代修正主义的论点，其实也就是苏共领导的论点。
在以上三篇文章发表之后，德国统一社会党在1963年1月15日到21日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苏共由赫鲁晓夫亲自出马，率领一个阵容庞大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这次德国党的代表大会上耍了一个花招，他一方面在攻击阿尔巴尼亚党的同时，第一次指名攻击中国党，另一方面又要求停止公开论战。这次代表大会是修正主义者们反阿反华的新高峰，赫鲁晓夫亲自出席指挥，而且还假惺惺地说要停止公开论战，因此很有必要专门写一篇社论，一方面高举团结的旗帜，一方面对赫鲁晓夫的诡计加以揭露。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月21日结束。《人民日报》在1月27日发表社论，题目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在这篇社论中，我们高举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旗帜，维护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社论第一次明确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22大”开始的，是从苏共利用他们的党代会讲坛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开始的。我们党曾做了种种努力，要求停止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努力没有能够阻止苏阿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这篇评论发表后，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响应。不少兄弟党的领导人依然继续违反《宣言》和《声明》，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这样我们当然有权利予以答辩。《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继续发表了三篇评论，即：《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著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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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发表的《分歧从何而来》，是《人民日报》的社论。这篇评论综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是回答那些指责中国党是分歧的“罪魁”、“祸首”的兄弟党的。之所以指名回答多列士等同志，是因为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中，谈论分歧最多、攻击中国党最恶劣的就是法国共产党的多列士等人。
《红旗》杂志1963年第三、四期发表题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是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主要是从理论上说明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上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歧，批判以陶里亚蒂为代表的观点。
3月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这是回答美国共产党1月9日声明的。美共在声明以及其它文章中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这篇声明在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特别恶毒地诬蔑和诽谤我们党。
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我们一共发表了七篇文章，所有这七篇评论都没有直接指名批评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给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留有回旋的余地，不直接点他的名字。可以说，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的方针还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并不希望公开破裂，特别是不希望跟苏共公开破裂。实际上这个时期反华议论最多的就是苏共的报刊，公开讲话攻击中国共产党最多的也是赫鲁晓夫。当然，我们批驳的反华观点大都是苏共领导讲过的。
关于国际共运的两条总路线
当1963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四篇文章即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之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着急了，因为公开论战使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所以在2月21日，他们以苏共中央的名义给我党中央发来了一封信。信中提出：要停止公开论战，要召开国际会议，并且为了筹备这个国际会议，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我们的复信在3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后交给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在复信里，我们赞成停止公开论战，并且宣布从3月9日起暂时停止发表文章进行论战；同时也赞成召开兄弟党会议，赞成为筹备兄弟党会议而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写来了一封长信，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问题，阐述了他们对这个总路线的一系列观点，并且建议以他们来信中提出的总路线问题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
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提出一个纲领性的对案，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当代国际共运的实际情况，系统地阐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应该采取的总路线。复信中关于总路线的阐述，既有理论的概括，又结合实际，有很强的针对性，回答苏共来信中和它在过去争论中提出的一系列的错误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
在最后定稿的时候，毛主席提出把正题改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副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日期为1963年6月14日。这样一改，就鲜明地突出了这封复信的重大意义，它既是对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来信的答复，又是作为一个建议向各兄弟党提出来的。定稿以后由专人带到莫斯科由我国新任驻苏联大使潘自力递交给代表苏共中央出面的苏斯洛夫。因为想把把各种外文本搞得更准确，外文广播也和中文同时广播，所以在6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新华社和广播电台同时播出。
6月17日公开发表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建议》），即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复信，一共有25条，前面有一个导言，后面有一个结尾。导言申明，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的来信，特别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问题，并且就这个问题系统地提出苏共中央的观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就这个总路线的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件问题，阐明中共中央的观点，作为我们提交中苏两党会谈和兄弟党会议的建议。
短兵相接
6月14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发出以后，等待苏共中央的反应，然后再决定我们代表团到苏联去谈判的方针和策略。6月18日苏共中央发表了一个声明，完全拒绝我们6月14日的建议，说它是对苏共中央的毫无根据的攻击，并且说他们不能在报纸上发表这个文件。6月21日，苏共召开中央全会作出决议。这个决议态度蛮横，断然拒绝我们6月14日的复信，并表示苏共坚定地执行“20大”、“21大”、“22大”的路线，同时还表示要责成苏共代表团，在将要到来的中苏两党会谈中根据这个路线来阐述和捍卫苏共的立场。
7月1日，中共中央7月1日发表声明，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并责成代表团根据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同苏共讨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和其他一些有关的原则性的问题。声明还说，苏共中央6月18日的声明、6月21日的决议以及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说我们6月14日的复信是对苏共“毫无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对此，中共中央断然拒绝。
7月4日，苏共中央也发表了一个声明，除了再次指责我们对苏共毫无根据的攻击以外，还为他们不发表我们6月14日的信辩护，说他们不能发表这样的信件，要发表就得答复，那就导致论战的加剧。
毛主席指出7月4日苏共声明表明，赫鲁晓夫已决心在会谈中对我系统攻击，而且还要在报刊上公开正式点名同我论战。形势已进一步恶化。同时又有情报说苏政府正同美英两国谈判，要签订部分停止核试验协定，目的是共同对我施加压力，迫我放弃核计划。赫鲁晓夫已走到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共同对付原来是苏联盟邦的中国。这表明苏方对两党会谈毫无诚意，断绝了协议的道路，迫我屈服。对此我们必须更加强调坚持原则，也并不放弃争取不破裂的机会，争取破而不裂。
在7月4日苏共发表声明之后，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把苏共的声明驳回去。这个声明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宣告，中共中央不能同意苏共中央7月4日的声明，已责成我们代表团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对苏方7月4日的声明给予必要的评论。声明强调，中共中央责成代表团在会谈中间以最大的耐心、最大的努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希望中苏两党会谈的结果有利于准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在中共中央7月5日声明发表的当天，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赴莫斯科。
擒贼先擒王
在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期间，7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了《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中，苏共中央全面地、系统地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人指名道姓进行恶毒的攻击，这样使公开论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党中央决定在7月20日发表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时，《人民日报》编辑部加了一个编者按语，初步揭露该信中歪曲事实的事例。中央确定我们的方针是放手批判，集中批赫鲁晓夫。对于其他攻击过我们的兄弟党，一概暂停答复。
9月6日我们用《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一篇文章，题目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9月13日我们发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二篇评论，题目叫做《关于斯大林问题》（简称《二评》）。这篇文章也是以我们党代表团7月间在中苏两党会谈中的一个发言稿为基础，加以补充、修改而写成的。《二评》真凭实据，把赫鲁晓夫驳得淋漓尽致，堪称难得的政论佳作。
9月26日我们发表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三篇文章，题目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简称《三评》）。这个问题是当时我们跟苏共争论很激烈的问题之一。《三评》发表之后，我们的国庆节临近。在国庆庆祝活动期间，暂时停止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其他反修文章也暂不发表，一共暂停了四个星期。
10月22日发表第四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简称《四评》）。文章指出，当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一样，是当代两大革命潮流。
11月19日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五篇文章发表，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简称《五评》）。这篇文章回顾了第二国际在对待战争和和平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照赫鲁晓夫的种种谬论，论证赫鲁晓夫是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后尘，同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一脉相承的。
《五评》发表以后不久，苏共中央在1963年11月29日给我们党中央来了一封信，中心意思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提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采取的是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是威胁，重新修好是诱饵，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公开论战。毛主席指出，赫鲁晓夫这封信是逼出来的，是公开论战的结果，是斗争的结果。毛主席认为，现在的情况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不急于答复他们这封来信，更不同意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更谈不上，我们还要继续写文章。
12月12日，我们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六篇文章，题目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简称《六评》）。《六评》说和平共处政策有两种，一种是列宁、斯大林倡导和实行的和平共处政策，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另一种和平共处政策是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这种和平共处政策要求各国人民的斗争、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合作，都服从于苏共领导同美帝国主义讲“妥协”、讲“合作”的方针，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它的实质内容就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在苏联建国初期主张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说明赫鲁晓夫篡改列宁学说。
1964年2月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简称《七评》）。这篇文章原定是讲兄弟党关系，多次修改、写得比较吃力。在修改过程中，毛主席提出讲兄弟党关系要从辩证法讲起，世间事物都是对立统一，一分为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在分分合合过程中发展的，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都是如此，要把这个规律结合当前实际，大批赫鲁晓夫搞分裂活动。党的分裂是从思想分裂开始，然后才有组织分裂；修正主义是思想分歧，长久下去势必导致组织分裂，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写作班子豁然开朗，根据毛主席的指点，不但批判赫鲁晓夫的分裂主义，彻底揭露赫鲁晓夫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而且还要把他的分裂主义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上加以考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详细的分析，为左派和中间派对赫鲁晓夫最后分裂国际共运做思想准备。
发表《七评》后，党中央开始研究对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来信的复信稿。征求兄弟党意见后，3月1日送出，赶在罗马尼亚党的代表团到达北京前。3月2日，调停的罗马尼亚党代表团路经莫斯科到达北京，为表示对罗马尼亚党的礼貌，在中罗两党会谈期间，我们不发表批评赫鲁晓夫的文章。罗马尼亚代表团11日休息一天，3月12日离开中国到朝鲜访问。从3月13日起，我们陆续发表左派党同苏共进行论战的文章和讲话。
3月31日我们就发表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八篇文章，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简称《八评》）。这篇文章主要是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批驳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与和平过渡的谬论，而且把他同第二国际的考茨基机会主义联系起来，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拜倒在美帝国主义脚下的白劳德修正主义联系起来。
毛主席说，《九评》总结苏修的教训时考虑以下几点：第一，从十月革命讲起，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首次变为实践；第二，分析苏联社会状况，分析其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第三，剖析苏共领导集团的变化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第四，批驳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谬论，这是赫鲁晓夫篡改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核心；第五，论证赫鲁晓夫搞的是假共产主义。
7月12日，经过多次修改后《九评》最后定稿，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并把标题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经这么一改，就突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全世界革命史上，以至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教训。这个题目，使人感到文章的宏大气派、理论光彩、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7月1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距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刚好一年零一个月。
赫鲁晓夫下台
1964年10月14日深夜，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向中方通报：他接到苏共中央的指示，要向中共中央通知：今天苏共中央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由柯西金接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米高扬仍然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得到这个消息后，中共中央决定暂停发表论战文章，继续观察、静观其变，尽管推测苏共还是搞修正主义的路线，但做法上、策略上有某些改变的可能性比较大。
为表示友好的姿态并了解苏共内部的路线倾向，中国派出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在11月7日晚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怂恿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像他们把赫鲁晓夫搞掉一样把毛泽东搞掉”，声称这样双方就能和好了，这是一个严重的挑衅事件。代表团声明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苏共中央做出正式的答复。
我们认真研究所了解到的情况和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我们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同苏共新领导会谈之后的情况，起草了一个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社论。这个社论经过多次修改后，11月21日在《红旗》杂志上以社论的形式发表，题目是《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分而不裂
1964年11月26日收到苏共中央来信，1965年3月1日要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比赫鲁晓夫掌权时规定的1964年12月15日召开筹备委员会推迟了两个多月。12月12日，苏共又在《真理报》上发表一个所谓《通知》。通知说：1965年3月1日召开兄弟党协商会晤。这次采用公布通知的形式，表明他们铁了心要召开分裂会议。我党坚持过去对召开兄弟党会议的一贯立场，坚决反对他们违反协商一致原则召开这样的会议，不管他们是否推迟、以什么名义召开，因为这实际上都是一个分裂的会议。3月1日至5日，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不顾各方的反对，一意孤行召开了所谓“协商会晤”，3月10日发表了公报。
在征求外国专家和兄弟党代表的意见后，1965年3月23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题目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一共分四节。第一节指出这是一个分裂的会议，同时也是一个七拼八凑的、支离破碎的、开得非常勉强的会议。苏共新领导虽然换了名称，叫协商会晤，但它还是一个分裂会议。苏共新领导玩了花招，贩卖的还是赫鲁晓夫的陈货，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和赫鲁晓夫没有丝毫差别，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继承者，还要继续执行修正主义、大国沙义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苏共纲领里所体现的总路线。
苏共新领导召开的莫斯科三月会议，是一个分界线。从此以后，中国党和苏联党的关系虽然没有公开宣布破裂，但只是保持一种形式上的将破未破的关系。我们坚持原则：公开论战不能停止，保留答复苏共过去攻击我们的文件、决议、文章、讲话的权利。这个权利不因赫鲁晓夫下台而终结，因为苏共领导并没有公开宣布撤销过去那些反华文件。后来的情况表明，中苏两党的关系不是逐渐好转，而是不断恶化。
1966年1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说苏共将在4月间召开“23大”，并邀请我党派代表团参加。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讲了许多重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话。在召开三月分裂会议之后，他们更是不指名地攻击我们党。这些都表明他们执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3月18日下午，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答复苏共：我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23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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