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不发达国家的国有化(分析卡扎菲政权的材料)

新时期不发达国家的国有化
作者:心在左边跳

(一)“自由独立”的本质

(二)分析卡扎菲政权的材料

2.1 卡扎菲政权的第一阶段-----民族解放运动

2.2 卡扎菲政权的第二阶段-----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确立

2.3 卡扎菲政权的第三阶段----停滞和蜕变

2.4 卡扎菲政权的第四阶段----背叛与垮台

(一)“自由独立”的本质

民族解放运动导致一大批“自由独立”的国家出现,这以后就是“新时期”。也就是以阿明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学者提出的所谓“新殖民主义”时期。

对这种理论,我个人认为,总的来说是没啥理论价值的,只有资料收集和整理的价值。换句话说,其理论压根就不新鲜,对马列毛主义者来说,只不过是给经典理论补充上时代的材料而已。“新”的“殖民主义”,这名字本身就反映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矛盾心理-----他们一面受着国际垄断资本的压迫,但又不愿意在民族获得解放之后继续推进劳动的解放。于是他们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为“民族”仍然受着列强的控制,正如中国当代的小资们认定中国是什么“权贵资本主义”,死活就不肯承认中国已经是完备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形态。

其实,“新殖民主义”理论所描述的种种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剥削的事实,恰恰是这些国家获得“自由独立”的后果----殖民地时期经济依附从属于政治依附,而“自由独立”后反过来政治依附成了经济依附的结果。这本来已经出现了质的变化。好比一个奴隶主让奴隶给他倒茶,跟一个资本家让工人给他倒茶,从形式上没什么区别的。但实际上,奴隶之所以要听从命令是出于人身依附----无论倒多少次水,奴隶都会听话的,而工人则是出于雇佣关系----如果工人的合同劳动岗位不是给老板倒水,那么倒一次两次可以,长期倒那是不行的。

在“自由”的工人那里,在资本的驱使下不断发展着“片面”的劳动能力,人人似乎都成为本行的“专家”,可是当社会需求发生突变,又或者由于年老体衰无法继续这种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劳动能力时,这些能力就顿时变得毫无价值,于是工人也变得毫无价值----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方面尽可能节俭的使用劳动力,另一方面却在极大的浪费着劳动力。

而在“自由”的国家那里,我们照样看到上述这一切的映像。被剥削的国家“自由”的依据合同获得了片面的生产力,大家相互发挥“比较优势”交换产品,似乎一切都很河蟹。可实际上这种片面的生产力又无法持久,尔后又变得一贫如洗和政局动荡。

这一切本来就是“自由”的后果,是民族解放的后果,可是在张宏良那里,在一切对“新殖民主义”感兴趣的左翼小资那里,就颠倒成“民族解放”还不够彻底的。在这里,他们跟其右派的同行们奉行的是雷同的逻辑:他们认定资本主义出现的问题必须通过实行更“纯粹”的资本主义来解决。

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劳动力的“自由”,民族解放运动带来的国家的“自由”,对这些历史成果,我们都不会高估其意义(当然也不会低估,因为是历史的必然)。这些“自由”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本来就不可能发展成人们望文生义的那种状态,或者说,这些“自由”只是遭受社会规律压迫的“自由”。好比我从高处扔一块铁锭下去,那么铁锭也就享受了下坠的“自由”。可对航空工作者来说,把铁锭打磨成合适的构型,那么铁锭可以滑翔起来,这就是利用规律的自由,是我们向往的自由。

所以,我们认为已获得的服从规律的“自由”只是第一步,是必备的第一步。只有当全社会都获得了这种“自由”----从工人到国家-----那么规律才得以充分的施展,于是利用规律才提到日程上来。

当劳动力和国家都无法获得“自由独立”,当它们不得不依然依附于某些陈旧的法权关系,那么争取这种“自由”就是进步的。可是当这种“自由”已经普遍存在,依然拿着这种“自由”来敷衍搪塞继续革命的诉求,那就是反动的。

在这层面上,小资无论左右翼都是反动的。右翼认定个人还不够“自由”,要求扩大私人资本的自由,建设“纯粹”的资本主义,左翼认定国家还不够“自由”,要求扩大“国资”的自由,从而实现民族的“复兴”。然后还衍生出“人权”和“主权”谁大的争论。这类争论都属于他们阶级内部的事情,这些问题本来就是完备的资本主义带来的。对“个人自由”,右翼已经无法通过继续深化“资产阶级革命”来获得,而对“国家自由”,左翼也无法通过继续深化“民族解放运动”来获得,总之,既然他们无法突破资本的囚笼,那就不可能有什么法子。

无产者是不关心这类事情的。右翼哀叹老百姓没理会什么花花革命,左翼也哀叹没人理会打汉奸,冷漠对待国家大事。这类抱怨恰恰深刻暴露了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因为对无产者来说,“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早已成过去----我们已经成了“自由”的劳动力,而国家也早就“自由独立”的“站”了起来。这些过去的问题,在完备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早就获得了“形式”上的解决。

而实质的解决,即劳动的自由解放,劳动集体的自由独立,资本主义是无能为力的。

因此,“新时期”的国有化运动,即从形式上似乎对帝国主义经济剥削的某种反抗,已经不再具有过去那种值得全民参与的性质。而在本质上却向前面分析过的西方国有化靠拢,即这种国有化是民族内部阶级斗争的表现。

此时,“民族”的概念就应该被抛弃。对这种“国有经济”的评价,只能依据阶级立场而定。

(二)分析卡扎菲政权的材料

依据无产阶级的立场,我们来评论卡扎菲政权。这个是时下的热点。在中国小资产阶级阵营那边吵的热火朝天。忙于劳作的无产者们对此多少有点困惑—我们该站哪一边呢?张宏良这一拨儿认为卡扎菲是阿拉伯社会主义者,他的“国有”经济对穷人帮助很大,班加西那帮人是西方走狗;而右派却认定卡扎菲是“独裁”者,家族统治,压制民众经商贸易的自由,这种人活该被推倒。中国小资们为一个老外吵,都是说给国内屁民听的,企图把屁民拉拢到自己一边来,干国内的事儿。

卡扎菲政权的发展有如下几个阶段。

2.1 卡扎菲政权的第一阶段-----民族解放运动

第一阶段从1969年“9。1”革命胜利到1972年。这阶段属于进步的“民族解放运动”。

革命前,赛努西王朝全面投靠美英,在后者扶植下建立了西方的经济管理制度,同时在政治上对利比亚工农和民族资本(上文提到的“原生态”的本土资本)实行残酷镇压。西方资本固然占了主导地位,同时王室为核心的官僚资本作为走狗也参与了分赃。

卡扎菲所属的利比亚自由军官组织取得了革命胜利,推翻了腐朽的殖民地王朝。该组织成员多来自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小部落,出身卑微。同时他们本身是军人,组织性和纪律性强。这里具备了革命的两个关键因素。

第一是革命者出身卑微,这已经包含了被剥削的意思。但跟无产阶级革命相比,还有很大区别。无产者出身同样卑微,但这并非关键。阶级首先依据的是社会生产关系不同地位而划定的,由这个最根本的关系出发,其他的政治权利和财富的多寡以及后代出身的贵贱,都是其自然结果。于是尽管民族解放运动起初总是由一部分“出身卑微”的人发动的,但此时生产过程的对立并非主要矛盾。所以这些出身的卑微,既包含着未来整体社会身份提高的可能性(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包含着自己下一代出身显贵的可能性(即建立新的奴役制度)。这样,由于民族解放运动参与者的“出身”,并没有必然反映出生产关系的地位,因此也就包含着含混不清的未来,这与无产阶级革命有本质不同。后者是发生在生产矛盾充分暴露的基础上,其革命目标是清晰的。

第二是军队给革命者提供了现成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民族解放运动中统治阶级的强力部门发生倒戈,无形中给革命注入了催化剂。这些部门甚至成了革命的培训大学校。但同时,与无产阶级革命相比,也包含了不确定性。因为军队并非生产部门。而无产者的纪律性是在劳动中客观形成的,无产者的阶级意识也是在联合劳动中潜移默化的培育的。但军队不同,那不过是靠命令来维持,其严格的纪律更多属于外界的约束。因此,当军人发动的政变,或者革命,或许进展会特别快,但却很难形成持久统一的意志。因为,当军人介入到生产关系后,他们就必定会分化,这种靠外在纪律约束成一团的所谓组织就被“阶级”所吸收,从属于阶级。这点大家回顾黄埔军校就知道了。所以共产党人无论如何必须得扎根工厂,扎根工人,而上层某些要左转的,中层某些同情者,这些势力都只能作为辅助。

接下来大家就会看到,卡扎菲的自由军官组织也不出其外的。

1970~1972年,新政府的经济目标是实现国家经济独立自主,并且规定政府实施的是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制,公有制和私有制互相补充相互合作。这段历史跟我国1949~1953年是比较类似的。因为都处于“民族解放运动时期”。

这不是哪个聪明脑壳发明出来的政策。只是因为,民族解放运动是各阶级被压迫民众共同参与的运动,这就赋予了这项政策的生命力。没收殖民地官僚资本和西方资本为“国有”,这是对参与革命的工农大众的回报,而支持民族资本发展,也是对参与革命的民族资本家的回报。与之类同的是,我国的这个时期,在没收官僚资本为国有的同时,也提出了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土地租佃自由,买卖自由,借贷自由和贸易自由)—看过《金光大道》的同志应该对那位动不动说“买卖自由”的村长有印象。

与中国类似,利比亚革命政权没收王室贵族和殖民者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还完成对私有银行工商业保险业的国有化改造。可以说,这阶段的国有化是符合工农利益的。

总之,工人被纳入到国有企业,农民也分到土地,民族资本也获得提升,社会各阶级的收入都增加了。工农得到了福利,老板得到了资本,这看上去似乎很美。但终究只是“似乎”。由于基本运行模式依然是市场经济,那么“福利”就变成了强大的消费能力。对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来说,那就意味着扩大进口。而巨大的进口,对一个刚刚脱离殖民统治的国家来说,又意味着落入到前殖民者的陷阱中,唯一不同的不过是这次以“自由”的身份。

因此,公有制没有计划经济的支撑,那么公有制就蜕变为“福利”制度。而“福利”在市场经济上是行不通的。我国改开初年实行的“双轨制”与之类似。那时候工人的奖金比公务员都高,有的还可以跑到私企兼职多拿一份薪水,而私企由于双轨制也没有来自后来国有垄断资本的竞争,老板们也过得不错,这样带来的就是消费水平的暴增,于是对以配给制为基础的价格管制带来极大压力,不放开物价,那么物资就短缺,放开物价,那必定恶性通胀。最后决定“价格闯关”,结果引起社会的大动荡。

那么瑞典那种“民主社会主义”的“高福利”又是如何?人家不也是搞市场经济么?很可惜,人家的“福利”是靠征收重税实现的。而当冷战结束,资本全球化后,民社已经是江河日下,如果福利还有的话,那也不过是艰难维持。美国,希腊,意大利的债务危机就是很突出的例子,尽管他们的“福利”还不如“民社”国家的多。

所以,历史反复的证明,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当公有制初具规模后,此时“民族解放运动”就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摆在面前就两条路。

要么建立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此时面对不发达的民族工业,只能实行消费品的配给制----只有计划经济才能把生产和消费同时纳入计划中,也唯有如此,才能让国家发展出完备的工业体系,从而彻底脱离被奴役的命运;

要么让民族资本自由竞争,此时“公有制”就蜕变成国有资本,二者自由竞争,工农也成为“自由”的劳动力,最后工业基础迟迟未能满足国内需求,于是只能扩大进口,为换取进口所需的外汇,只能“自由”的签订合同,发挥所谓“比较优势”,最后国家只剩下空空的“自由”的外壳。

而这两条路子脱离阶级斗争是无从解决的。要么就是无产阶级趁势战胜民族资本;要么就是民族资本趁势奴役无产阶级。别无他途。很可惜,大量的“自由”国家由于被民族资产阶级篡夺了革命果实,而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也就自然的被纳入到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中,这不是“殖民地”,而是完备的资本主义了。

而阿明之类的学者们,由于其狭隘的小资产阶级眼界,只能总结出这类现象,即所谓现代化的陷阱,即不少国家在独立后起初发展势头很好,但后劲越发不足,最后还是被重新“殖民化”。他们给出的药方是错误的,没有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那结果本来就是如此。

小资产阶级右翼就更可笑,他们索性指责第一条道路是“压制消费”,似乎“消费”是个凭空产生的东西(他们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在庸俗经济学中,消费和生产被视为独立变量,而两个变量的对抗,就形成价格),似乎“扩大消费”就河蟹了,其实无非是滑向第二条道路而已。

总之,利比亚革命的第一阶段暴露的根本问题已经摆在卡扎菲面前,而第二阶段的任务就不是“民族”感情所能解决的了。

2.2 卡扎菲政权的第二阶段-----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确立

第二阶段从1973年~1980年。在这阶段,利比亚建立起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期间,私有经济不断萎缩,公有制占据绝对统治地位。

对此,中国当代庸俗学者用其一贯的陈词滥调指责到:革命政府放弃了前君主政权不直接干预经济的原则,开始全面控制国家经济。

这种论调极其可笑。贵族们在革命前全方位的卷入到经济事务中聚敛财富。他们确实没去改变游戏规则(因为规则本来就有利),但他们又参与了游戏,那么这算不算“干预”呢?

参与就意味着“干预”。这本来就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命题。即观察者也对观察对象施加了影响,那就是干预。我曾在《拿孔老二纪念辛亥革命》一文中分析了西汉初年的所谓“无为而治”。庸人们一提起这事儿也是极其兴奋,似乎那时候老百姓有多富裕。“无为”不过是最高统治者面对中下层走狗盘剥百姓的无动于衷。总之阶级社会中,要么就是老大剥削,要么就是走狗剥削。否则史书记载国库的钱财堆积如山,这都是从哪儿来的?是老百姓自发捐献的么?

在这阶段,利比亚革命政权继续采取了有利工农的政策—建立计划经济和完善公有制。

没有公有制,那计划就是空谈。那么没有人民民主,计划同样是空谈。总之,把公有制和人民民主切除掉,那么历朝历代的剥削阶级所干的所梦想的也是“计划”----把生辰纲运到京城不也是“计划”调度么?

资本家也是企图“计划”工人阶级的消费的。“扩大内需”不就是“计划”么。想把钱儿从勤俭节约的工人手里挖过来,很简单,那就让他们念不起书上不起学看不起病,这样就迫使他们产生对这三方面的“欲望”,从而把钱投进去,“需求”就这样形成了。有人抱怨,如果不是住房医疗教育占了大头,工人原本可以把钱拿去消费更多别的东西。这多幼稚啊----让工人建立对别的东西的“需求”,那满足工人原来“需求”的那些老板们喝西北风去么?

剥削制度对被奴役者的“计划”,总是要遭到顽强抵抗—内需不能扩大就是明证,生辰纲半道被劫了也是明证。于是这种“计划”只能是空谈。

那么当公有制的框架已经搭建完毕,要建立起涵盖生产和消费的计划经济体制,只能靠引入人民民主。否则,本来应该成为主人的劳动者只能通过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作为对抗----依据《哥达纲领批判》,按劳分配也是资产阶级法权,它作为对“按资分配”的反叛,同时也带着旧世界的残迹。因为在旧世界中,老板们也不同程度认同“按劳分配”,但那是对工人整体的劳动力价值总额的依据具体劳动的再分配。那么进入新社会中,如果没有人民民主,工人也必定以同样态度对待公有制企业,从而就变成了“拿多少钱就干多少活”,这是按劳分配的一个消极变种。但过去不少社会主义国家(不算利比亚,只算那些公开声明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国家)的革命就到“按劳分配”为止,尔后甚至还打着改革的旗号强化了按劳分配制度,最后重新出现按资分配。

这是劳动者的“奴性”么?这样指责是不公允的。人民民主和按劳分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个跷跷板的关系。民主多了,那么旧的法权就会被削弱,否则就增强。当劳动者被排挤在生产和社会管理之外时,也就只能从私利出发,从而产生对消费品的无穷“欲望”,而公有制的当权者为了河蟹,也适当的讨好劳动者,通过涨薪把“欲望”变成“需求”,这样没有人民民主,光有公有制的社会就变成了“福利”社会,然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因此劳动者要成为社会的主人,首先要成为生产的主人。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全部意义也就在于此。可以回想私有制的小业主们(小地主和小老板),他们大部分人其实生活过的并不奢华,甚至可以说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就连他们的代言人也声称“利润是对老板节欲的补偿”。这种行为是建立在他是“业主”的基础上的,即他同时参与了生产和消费的管理,从而他拥有了这个“产业”。

当然,随着资本关系的充分扩张,小业主们也不断遭受挤压。因此,除了小资代言人唧唧歪歪要求什么“纯粹”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只要竞争不要垄断),他们在现实中再也无法回到过去那种节欲且安逸(克己复礼)的生活。在这个背景下,“重建个人所有制”就只能有唯一的方向,那就是公有制和人民民主的结合,即劳动者联合起来管理生产管理社会。对这点,除了《炎黄春秋》那帮烂货之外(他们在散布马克思要求回到“个人所有制”,这只能是污蔑和栽赃,因为这只能是小资们的理想),是得不出别的结论的。

那就是说,当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具备的情况下,人民民主的引入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稳定发展。分析到此,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已经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这压根就不是什么对马列的离经叛道,而恰恰是马列的必然延续。

我们通常认为,在科技上,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前人已有的成果获得后发优势。而回到利比亚,我们还能得出,在政治上,利比亚革命政权也具有了后发优势。

中国是经历了17年的艰辛摸索,才产生了文革。通过这17年,社会矛盾得到了初步的暴露,文革才有了动力。而利比亚革命政权建立才3年,居然也展开了“文化革命”(少了个“大”字)。

据说毛主席对卡扎菲个人并没特别重视,但后者对毛始终保持敬意,这也许是利比亚文化革命如此快提到日程上来的原因之一。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得从自由军官组织去找。如前所述,军人的纪律约束是外在的,而军人掌权后介入到生产关系中,分化就特别快。而中共毕竟是以马列主义为主导(我是反对苏拉密的小资党的指控的,另有专文探讨),哪怕是投机分子,也得硬着头皮受到约束,因此在完成民族解放任务后,内部阶级分化相对较慢。于是中国文革拖延到17年后才进行。

此时的利比亚政权依然保持了革命的动力。尽管这个政权在意识形态上不是马列主义的,而是伊斯兰教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体。但社会规律向他们提出同样的挑战:面对民族资本的坐大,福利社会无法维持,要么就是清除市场经济建立计划经济,要么就是让资本奴役一切。如前所述,无数国家在挑战面前退缩了。

而政权的革命性就体现在他们勇于选择第一条道路。于是社会规律进而提出第二个挑战:计划怎么建立?如前所述,没有工农的参与,“计划”那只能是资本家的计划。为此,只能发动人民群众。利比亚革命者的上述认识,毫无疑问是汲取了中国文革的成果。

于是1973年,卡扎菲宣布进行“人民革命”。其中包括“取消一切现行法律”(砸烂公检法?砍监放犯?),“对人民以全部自由,对敌人不给自由”(红卫兵?),“对行政机关进行革命,把官僚改造成人民公仆”(小鬼斗大鬼?)。还宣布每个村庄学院研究所中学码头机场以及民众组织都建立人民委员会(革委会?)。另外发动群众接管利比亚电台,并要求群众接管所有的文化机关(接管之后中国才有了革命样板戏)。大学里学生造反,批斗反动学术权威,所有夜总会,酒吧,妓院被全部关闭。

群众全面夺权带来了动荡,军方代表就进驻到某些特殊部门(解放军支左?)。由于军队的介入,领导层的军人发生了分化,分歧越来越大,最后在1974年爆发一场未遂的军事政变,其领导人逃亡国外(林彪事件?)。

到1975年,人民委员会已经接管了所有企业。利比亚的“公私合营”居然是和文化革命同时完成的。相对于中国,这可算是一种赶超式发展。此时,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正式确立了。

1975年,中国文革的成果以宪法的形式得到确认,人民公社,革委会这些人民群众首创的产物,经过几番风雨,最终获得了正式的法律地位。同样,跨越式发展的利比亚革命在同年九月,由卡扎菲公布了政治改革方案。

我们可以跟中国类比如下:在这以前,人民委员会作为社会管理组织相当于中国的革委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作为政治组织相当于中国共产党。那么在这改革方案中,阿盟就被解散,被“人民大会”所取代。

尽管利比亚的文革和中国文革有类似,但卡扎菲并非马列主义者。他在著名的《绿皮书》中认为阶级,政党,部落,教派都只是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因此,一个社会被某个阶级统治,其本质上跟被某个政党部落教派统治是一样的,都是专制政权。

对这观点,首先关于“阶级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这肯定是错误的。但阶级统治是专制政权,这我们倒是承认的,否则就不提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了。于是,卡扎菲自以为的“创新”或者“中间道路”,只是走一条老路----即“全民政治”。作为这条路线的产物,原则上,年满16周岁的公民都应该登记参加新成立的“人民大会”。作为鲜明对比的是,文革期间,尽管用新型的劳动人民集体----人民公社和革委会----取代了旧的国家机器,但是中国共产党依然以永葆无产阶级先锋队本色为己任,并以党员的带头作用确保社会主义路线。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恰恰是阶级斗争仍在进行的体现。如果搞成全民党,那只是纵容自发势力—当社会主义仍未巩固前,自发那就等于向小生产让步,结局是可想而知的。而在当代,张宏良面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主导的事实,却在鼓吹什么“大众民主”,这又是啥玩意呢?

所以,相比之下,卡扎菲要搞全民党,比张宏良的“大众民主”靠谱----起码,此时利比亚已经确立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但由于“人民委员会”(相当于革委会)也是全民组织,而人民大会(本来应该担当起革命政党的重任)也是全民组织,于是这两个组织的功能就重叠起来。

中国当代某些庸人认为这是卡扎菲在玩弄权术,故意弄出这么两个组织相互制衡,使得自己可以扶植出自己的亲信来。对这点我不予置评。因为我不明真相。平心而论,庸人们的眼界在分析娱乐新闻上反而能展现其“深刻”的一面,这正是他们所长—卡扎菲也许在这期间为后来的蜕变埋下了伏笔。

但至少在1975年,利比亚文革时获得成功的,而从1976~1980年,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不断得到巩固。到1980年,人均国民收入增加到1万美元(这是80年代的美元!),公路总里程超8万公里,运输骨干网络基本成型,农业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造运动和绿色科技革命,粮食产量比革命前增加1倍,炼油能力从无到有快速增强,结束了从国外进口成品油的历史。民众获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受教育水平大幅攀升。

而在同期,推行文革的中国在国计民生上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本文就不再叙述了。

面对巨大的成就,中国当代庸人不遗余力的给予诋毁(至少本人查阅的相关论文都是如此)。毫不奇怪,如果他们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那就等于肯定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比如有庸人是这样说的,“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在国内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考虑的首要问题不是经济效率,这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来说是个灾难”。殖民地时期赤地千里他们不觉得是灾难,偏偏利比亚在文化革命这段时期欣欣向荣,他们就认为是“灾难”。

首先他们的术语就搞错了----这个时期利比亚占主体的不是什么“国有”企业,而是“国营”企业。然后他们所指的“效率”是指资本剥削劳动的“效率”,而资产阶级庸人们为掩人耳目,笼统的以“效率”一言概之。

就资本运营效率而言,当你不懂得造船却一定要去造船时,效率确实不如买船。资本投给造船,见不到成效,可投给买船,却立竿见影,多跑多来钱。于是,那些造船技术发达的国家也就乐得你多买船多运输,同时他们会恭维道:你们运输有天赋,我们造船有天赋,各自有各自优势,双赢。从资本的角度,确实是这样的。改开以来,纵使张宏良之流如何哭着喊着什么民族产业被控制,但是国资却依然在增殖。可见这本来就不是民族问题,而是资本和劳动对抗产生的后果—对劳动者来说,由于民族资本有“跑运输”的“优势”,他们为谋生也就不得不被裹挟着给民族的老板们跑运输,纵使劳动者中不少人有从事重工业的能力和天赋。因此,剥削劳动的效率和劳动的效率不是一回事—一切都得从阶级斗争找到参考点。

2.3 卡扎菲政权的第三阶段----停滞和蜕变

第三阶段是从1980~2000年。这时间跨度很长,发生的精彩的事情也很多。如果说前两阶段可能了解的人不多,那么这时期的事儿,我也不用多说了。我认为要拿马列毛经典理论来评述,未免过于严肃了。总的来说,娱乐新闻应该由娱记来报道。那么我们的资产阶级庸人恰恰在这方面是优秀的,他们的“理论”----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很适合分析这类争风吃醋的事儿。

卡扎菲在这期间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如下几件事情:

第一, 组建了一个青年组织,以卡扎菲的名义派驻到各机构去,起到监督的作用。

第二, 对抗欧美,结果遭到制裁。这事儿知道的人很多了。

第三, 宣布进一步“变革”政治结构,把利比亚划分为1500个自治的,自我管理的,自我调控的公社。

如果各位要找乐子,不妨去看当代师爷们的评论。其实庸人们也是有自己的长处。他们擅长于在很细微的层面上总结出一套“理论”来(相比之下我们一些同志对细节钻研的反而不够)。比如在经济上,他们观察到投入资本的增减会带来产出的增减,同样,投入劳动力的增减也有类似效果,于是他们就总结出资本也跟劳动一样创造价值。

比如在心理学上,他们观察到所谓“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即受害者有时候会跟加害者联合起来,他们把这归结为“狭小的空间”和“紧张的情绪”。

对前者,只要庸人们进工厂看看就清楚了,对后者,他们反倒放弃了“理性人”的假设,不去研究受害者和加害者在利益上有何共同点,而归咎为环境的因素。总之,庸人只是通过总结现象来解释现象。

同样的,庸人们对卡扎菲干过的这些事的评论,却扯到什么个人魅力什么部落文化。比如有人引用韦伯的理论,把卡扎菲归类为什么“克里斯玛型”,即无权限,无辖区,无法律,靠个人魅力的强人政治。还有人认为是什么“固有”的部落文化,即当庸人难能可贵的从历史分析问题时,却是以“固有”的现象为出发点。

而从马列毛主义来评述这精彩纷呈的20年,这屡屡成为国际热点的20年,却是相当平淡。站在工农立场,他们的获益乏善可陈。既然如此,统治者的所有承诺都成为“娱乐”。

我们来看第一件事,即建立青年组织来监督各机构。相信张宏良对此会很兴奋。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看到他称颂普京建立的“纳什”,也不止一次听他说由于有了这个组织,俄国大鳄闻风丧胆俄国也成为了有民族气节的强国,而资本对俄国劳动者的剥削他是基本无视的。

可既然70年代建立的“人民大会”和“人民委员会”都是“全民”的组织,如今又要在“全民”中抽取某些青年来监督。这就让权责更加模糊起来。可见中国庸人们认为卡扎菲想浑水摸鱼树立权威也不无道理。

不过我们是站在工农的阶级立场上来分析,因此他目的是怎样其实没关系的,关键在于这些事情在何种限度之内对工农有利,又是在何种限度之上对工农不利。那么建立青年组织来“监督”全民的机构,这至少是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即卡扎菲煞费苦心干的这事儿却跟工农没太大关系,从而在这个节点上,卡扎菲政权的革命性就发生了蜕变。

而对中国的文革,当革委会普遍建立后,中国就进入到完善农村人民公社,城市革委会和共产党组成的新型政权架构的阶段上来。毛主席并没创建什么新的红卫兵组织来“监督”或者“制衡”某些东西----既然公社和革委会都是群众产生的,而共产党又是群众中最有觉悟的人组成,那就没必要再去建立新组织了。此时,文革从形式上已经结束了。而毛主席构想“要78年再来一次”,这不过在表明,当前的这种政权架构是“开放”的----即架构内的管理者能上能下,谁也别想混日子骗资历,同时将来如果还有什么更好的架构,那么连当前的架构也是可以更换的。

因此,中国文革跟利比亚文革走上不同的道路。后者到这里就停滞了,虽然至少对工农无害,但却开始玩弄权术,玩弄相互制衡。当我们谈到“大众民主”时,必须要明确,文革的“大民主”是建立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否则“大民主”就是闹剧,那不过是多党制的变种而已。而张宏良之流明明知道当今中国的经济基础的私有制本质,却在呼吁什么“大众民主”,分明暴露其跟右翼只是一丘之貉。

如果卡扎菲是马列主义者,那么他就应该继续完善群众通过“人民委员会”参与社会管理的制度,不断把觉悟获得提高的工农吸收进“人民大会”中去,这样前面提到的这两组织功能雷同的情况就会得到改善。但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他不是。他又和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一样,把人民作为对象,引进第三个组织,玩弄起“制衡”来。

再来看第二件事,对抗英美。只要你是革命者,那么反抗帝国主义就是不容变更的战略。而在战术上是有高低的。中苏论战,让全世界革命者把这视为学习马列的大学校;中美对抗,最后却被第三世界国家抬着进联合国。但卡扎菲政权呢?对抗英美却沦为孤家寡人,最后还被全面制裁。

不结合人民解放的“对抗”只能是单纯的“军事主义”,单纯的“口水战”。而欧美恰恰不缺少武器和唾沫。被联合国制裁不可怕,那不过是个傀儡组织而已。怕的是“全面制裁”,就是国家不分大小纷纷货真价实对你禁运。文革的中国也是遭受制裁,但只要你真心的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总能突破封锁。

全面制裁对利比亚工农造成巨大影响。在1986年之前,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继续发展和完善(尽管在政治上已经停滞了,由人民民主变成了“制衡”)。对此,庸人们挑不出太多毛病。但遭受制裁后,庸人们就来劲了。他们倒不太关心制裁本身,而是借此攻击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他们把利比亚经济衰退视为公有制的失败,计划经济的失败。

我们认为,“规律”只能在广阔的运动空间下才能充分的体现。而在变形的狭小空间内,规律也只能以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遭到制裁的利比亚就是这样的例子,还包括当今的朝鲜。

如果以86年之后的利比亚经济表现来指责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那不妨先切断日本的对外贸易,然后再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丑恶,我们相信,那肯定是个人间地狱。同理,不妨再切断韩国的对外贸易,那必定也是人间地狱。

但是这样的批判是没有意义的。一种制度,只有在充足的社会空间下获得充分的发展,那么它的成败才具有较高的分析价值。比如,在苏联出现之前,资本主义是横行全球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才获得了对资本的深刻理解,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最后有了一大批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到了冷战时期,苏修和美帝争霸,全球划分为壁垒森严的两大阵营,那么资本扩张受到限制,资本规律反而变得模糊起来,反倒诞生出诸如“北欧模式”的怪胎出来。

而文革的中国是反对这种阵营的对抗。壁垒森严只能有利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滋长。因为受限的资本规律把资本的真实面目给掩盖起来了,于是劳动和资本对抗的核心矛盾也就被掩盖起来了。在这种环境下,煞费苦心的去挤兑一下对手,让对手难受,只能让敌人抓住机会进行民族主义宣传。可见,当苏联醉心于维持一个“阵营”,而不是像毛主席那样提出三个世界理论,那么所谓冷战其实也就沦为成年人的闹剧(各位有空读读东德对外情报局长回忆录《隐面人》就能深刻体味这点)。

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需要几个先进大国同时胜利,这是正确的。几个大国就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商品网络和工业体系。这样才能给社会主义以充分的成长空间。而到斯大林时期爆发的著名的“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作为反方,抛开某些有价值的洞见,总的来说是很迂腐的。因为苏联本身就是庞大的国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而且它本身就是由多个国家组建而成,这已经具备了让社会主义成长的空间。同样的,中国也是如此。

但对利比亚和朝鲜这样的小国就完全不一样了。切断其对外贸易,那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就被挤压到很狭窄的范围中,这样,生产基础变形了,那么上层建筑也就变形了。所以利比亚的革命政权就在重压下蜕变了,同样的朝鲜也不得不衍生出“家族世袭”的模式。但据此来指责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当然是不严肃的,只能是庸人所为。

同理,我们也不能设想某天切断韩国和日本的对外贸易,然后以此论证资本主义失败的必然性,这个理由同样是不充分的。我记得几年前有个天真的女左派认为毛时代有个“不足”之处是把资本主义全灭了,应该保留某些资本主义作为对立面。这多可笑啊。如果她的理想能实现,那些“资本主义”压根就不能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反过来在工人的监控下,老板们也不想干了,所以才有了“自愿”的公私合营,这可不是毛主席强迫的哦。当今有个叫张鸣的二百五右派在微博称公私合营的资本家是“被自愿”,我倒是觉得不无道理,如今工人上班难道不也是“被自愿”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主席要的不正是这种效果么?阶级社会,哪来那么多“自愿”和“自由”?

既然利比亚革命政权的核心经济制度在制裁重压下变形,那么政治体制也必然变形。也就顺理成章的出现第三件事,即把国家分成许多“自我调控”的小单位。那等于说,计划经济已经被放弃了。

卡扎菲在他著名的《绿皮书》谈过一个观点,他主张“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自给自足”,“自己生产什么就消费什么”,“自己消费什么就生产什么”,“谁生产什么谁消费”。很明显,这是一个小生产者,小业主的主张。类似的观点在中国当代庸人也有体现,不过那里更多是从“交易”来表述,即要“公平法治”,“消灭垄断”,“拒绝暴利”等等。而在马克思时代,蒲鲁东则是集大成者,从“生产”和“交易”同时表述被大资本挤压的小资产阶级的理想。那么卡扎菲的观点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分支,于是在那时他只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但时势造英雄,当人民革命高涨,卡扎菲政权在面对现实的经济规律时,就不得不违背其小资的初衷,而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来。在社会主义体制中,为交换而生产(不是为自己消费而生产)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而被扬弃的(被抛弃的是为利润而生产)。而“计划”则是在交换之外形成一个总调度机制,否则交换只能依据价值规律运行。

但当利比亚遭到制裁,经济遭到困境,“计划”手段失灵了,那么卡扎菲的小资本性就复苏了。经济基础的变形首先带来政治体制的变形。此时卡扎菲更多的体现为如何保住权利,于是前述的三种重叠的令人困惑的组织(全民的“人民大会”,全民的“人民委员会”,革命青年组织)就开始发挥作用,这点,中国庸人倒是分析的不错,毕竟是他们同类嘛(尽管他们认为自己批判的是异类)。

这种制度有点类似宋朝的“官”“职”“差”分离的官僚体制。总之,有实权的却没高位,有高位的又没实权,最高统治者可以把牵制官僚分解为三个变量的调控。但这类东西,庸人们分析起来倒是来劲,可这总归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烂事。

而对工农来说,当人民民主蜕变为“制衡”,那么也就丧失对社会的管理权。于是人民对卡扎菲的异己倾向就不断高涨。反过来促使卡扎菲日益依靠忠于自己的“部落”。

本来,作为落后的生产型态(而不是庸人所说的“固有”的)----部落----随着社会主义的推进是一定能消亡的。但此时,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形,又得到了复苏。既然如此,统一的计划体制也日益崩溃,所谓“自我调控”的多个“公社”,那不过是掩盖这种复辟的说辞而已。

2.4 卡扎菲政权的第四阶段----背叛与垮台

第四阶段是从2000~2011年政权垮台。进入新世纪后,卡扎菲彻底放弃了反帝的旗帜,跟西方国家关系得到了改善,还一度成为西方的贵宾。此时他已经完成了从革命者到资产阶级政客的转型。

2003年卡扎菲表示要对国有经济(此时已经是“国有”了)实行根本变革。他公开宣布公有制已经失败,利比亚应该坚持私有化,还要加入世贸组织。

2004年36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行“改革”,并允许外资进入。改制分三部分在一年完成。小企业拍卖给本厂职工,中企业公开拍卖,大企业直接由外资收购。

而利比亚的贸易部长称“经济模式已经改变,我们正努力让私营部门参与经济”。

外交部长称“公有部门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这就是张宏良之流颂扬的卡扎菲。。。。。。

上述这些字眼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当资本重新恢复统治地位,那么“国有”和“私有”就变成资产阶级内部的游戏,而跟工农没啥关系。张宏良之流还在嚷嚷什么“抵制全盘私有化”。难道如今不是全盘私有化么?

同样,利比亚也已经是全盘私有化了。只不过卡扎菲政权保留了他的产业,也就是“国企”。实际上,当“国企”成为市场经济的利益主体,那么它无非是资本增值的工具而已。而对卡扎菲来说,他的子女们正是资本的好奴仆,从而获得资本的奖赏。对此,张宏良之流居然哄骗大家,把市场经济下的“国企”披上了一件进步的外衣,似乎对穷人有什么好处。

我们曾分析了“西方国家的国有化”,在那里,政府对垄断资本而言是“弱者”,只是工具而已,这种“国企”根本不是市场经济的利益主体,而只是垄断资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物件儿。

而利比亚,中国这类国家的在新时期的“国有化”,那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类国家的政府是从旧的实体演变而来的。它一开始就以市场的利益主体出现。在它们的庇护之下,“民”资才得以成长。

中国庸人对此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要坚决把“政府”这个利益主体打掉。不过它们实力实在太弱,而群众也看得越来越清楚,这不过是两个资本的内讧而已。另一派是改良,他们希望“政府”能不断退出市场,只执行宏观调控,这派的代表是萧功秦,他认为政府没必要担心别人有异心,跟80年代不一样了等等。

萧某的言论自然遭到前一派的谴责,比如政府走狗之类的。这确实冤枉他了。不过他的主张也是幼稚的。这无非是企图让政府这利益主体变成了纯粹的食利阶级(退出一切生产运营)。那这无疑让“政府”加速腐朽下去。因此,从老谋深算而言,改良派更为优胜。

不过无论是利比亚还是中国的“政府”也都不傻。不管如何诋毁马克思主义,但其揭示的经济规律却是不容逃避的-----只有保持对生产和金融的控制,才能真正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生机,否则靠退出市场搞什么宏观的管理,那就沦为靠食利过活,迟早要在政治中被边缘化的。

于是,中国的“国企”在使劲的捞,卡扎菲政权的“国企”也在使劲捞。请问,资产阶级内部,谁又比谁更傻呢?谁又比谁更能被忽悠呢?没有的。

上述分析可以简化为下面的一串问答。

政权:我们要鼓励私人资本,要让一部分先富起来。

质问:那你打算干啥呢?你为什么不散伙呢?

政权:没有我,就会乱,私人老板没法富。

质问:既然如此,那你就是要当资本主义的活雷锋?自己忍辱负重,一定让别的老板富?自己没打算富?

政权:对,我们是执政为民,立党为公。

质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私有化呢?既然已经私有化了,你们又为何存在呢?你们明明是认为公有制不可能,所以才要私有化,既然如此,那立党为公也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这类新时期的“转型”国家发生的“国有化”只是私有化的一种具体形式。当政府本来就是利益主体时,“国有化”就是私有化。那么想让“政府”退出市场,那就等于让一个老板主动放弃产业,这同样是违背“理性人”的假定的。

于是最后的解决,只能靠激烈的阶级斗争。因此卡扎菲政权的垮台,不是什么帝国主义集团操纵的结果,那只是外因。内因却是内部阶级斗争。既然这个“政权”本身就是利益主体,那么就必须在竞争中压制国内的私人资本,同时为缓和阶级矛盾,又必须拿出利润的一小部分来讨好无产阶级。而张宏良之流在中国就把这吹捧为“重庆模式”。

这样一个有趣的生物圈就形成了:

  1.   官资压制民资
    
  2.   民资为榨取剩余价值就更加残酷压迫民工
    
  3.   官资为河蟹,拿出小部分利润赈济民工
    

而民工如果依靠赈济能侥幸“富裕”起来,然后他想当个小老板,于是就立马受到官资的压制。总之,当某工人“富”到一定程度,想跻身资本家行列,那就转而受到压制。所以劳动和资本的格局没有任何变化。

重庆大搞廉租房,却只是工业园的配套设施,这只不过在跟招商引资的老板们(比如富士康)说,你们来这儿连宿舍都不用盖了。

利比亚从05年也开展了一个极其浩大的住宅建设计划,尽管进展甚微,也算是给张宏良之流的吹捧提供了点素材。

不过由此各位也应能理解,为啥泰国的红衫军(穷人)要支持一个大资本家大贪污犯他信呢?为啥泰国的黄衫军(小资)却要反对他信呢?原因都在上面了。

这类行为,总的来说就是“慈善”,就是“福利”。回首历史,卡扎菲政权的革命性体现在当年果断从“福利”社会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如今其堕落也体现在重新回到“福利”社会也就是做慈善中去。

但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福利”,一切的“慈善”终归要破产。革命的高潮靠的是群众的整体觉醒,靠的是革命政党的重建,这就不得不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对布尔什维克斗争经验的研究,高度重视对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经验的研究,高度重视对工人阶级的渗透和组织,除此之外,空谈什么“大众民主”只能是忽悠。

本文通过分析利比亚革命政权的蜕变,从而分析“国有制”在不同制度背景下的不同含义。在下文,就会以此为基础,分析张宏良和苏拉密对国有制的共同点。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e93340100ut8u.html

[ 本帖最后由 fengzheng 于 2011-11-30 23:54 编辑 ]

另外叙利亚也很有趣,自称反帝的复兴社会党搞了一个“计划经济”

主贴能否重新排一下版?这样读起来不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