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宇:从“林彪事件”看文革的艰巨性
澄宇：文革的重要性，在网络大讨论中，已为人们所认识；而文革的艰巨性，还很少有人论及。要知道，不认识文革的艰巨性，就很难认识毛主席领导这场大革命的艰难曲折，很难认识毛主席的晚年思想，从而也就很难认识文革尖锐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几个领袖人物在文革中的地位和真实表现，如江青、周恩来、华国锋等，我们已经多少看到文革的艰难性，但是，还不足以看到艰难性的全部。现在，再从林彪事件谈起，我们议论一下这个问题。
最近网上流传“林彪日记”，也叫“林彪工作札记”。据说是当局编发的、只在小范围公开。是林彪从1964年到1971年间，由他口述、他老婆叶群记录的。一位老同志看后说，杜撰的成分太多，很可能是当局有意编造的，借林彪之口，栽赃毛主席，丑化文革。林彪这样的野心家，不会写这类日记，暴露自己。林彪是有记日记的癖好，但那都是非常简约的，不像这里繁琐，且有编者的标题和按语，倾向十分明确。可信度很小。由此可以看出，如何认识林彪，既是识别敌人诡计的需要，也是正确认识文革的需要。
对于林彪这类人物，自然有一个立场问题。那就是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为毛主席发动的文革，就是这一世界观的伟大实践。如果不力求站在这个立场，要认识文革、认识文革中的领袖人物，那是很困难的。
比如，对文革颇有研究的秋实客同志，最近发表的《文化革命中的林彪》，就把林彪描绘成一个积极参加领导文革的领袖人物，这就和我们的论题有很大歧义。他甚至把林彪歪曲文革讲的话当成高于毛主席讲的话，加以宣扬，说什么“林彪认为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运动’，反映出他与毛泽东对文化革命认识上革命与改良的细微差别。”好大的颠倒！一个反革命两面派竟然成为革命者，一场伟大革命的领袖人物却染上了改良色彩。作者吹捧林彪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林彪曾提出三条罢官标准：一、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二、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革命捣乱的罢官；三、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的罢官。作者说：“事实上，文革、特别是林彪死后的文革，并没有按林彪的意见办，如果按林彪的意见办，可能会是另一种局面，不见得失败。”作者是说，林彪死后，毛主席的部署“违背”了林彪的罢官标准，因而文革失败。作者还把林彪“当面说好话”当真理加以吹捧。林彪“五•一八”讲话，专讲“政变经”，引起毛主席的“不安”，作者却说林的这个讲话“有很多真知灼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八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作者说林彪“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说这些讲话说明“他是积极参加领导文化革命的，对文化革命的理解也是独到和深刻的”。这样的吹捧，能正确认识文革吗？显然是不能的。
林彪这类人物的出现，是文革的巨大隐患，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第一，林彪深藏野心，是文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毛主席发动文革，是在一种极其隐蔽的形势下部署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刘邓司令部利用三年暂时困难，经营了一大批死党分子，这些死党分子在他们控制的部门里，基本上是贯彻刘邓路线，架空毛主席。广大干部和党员对这种党内情况又处于不认识的状态。这就需要领导者有一个由隐到显的发动过程。毛主席以政治艺术化的高超领导艺术，发动了这场大革命，使群众迅速觉悟起来，陷敌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毛主席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
为什么在毛主席身边会潜藏林彪这样的野心家、阴谋家？这当然和毛主席这样威望崇高的人民领袖分不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日益暴露出刘少奇、邓小平那样公开反对毛主席是不得党心、民心的，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林彪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和刘邓完全一致的，就是说，在反对毛主席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林彪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手法。过去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是两面派的特征。林彪发展了，见人见鬼都说人话，鬼话只对身边如老婆一类人说。林彪以为这样就可以潜藏住他的真面目，以骗取毛泽东的信任，哪晓得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揭露一切阴谋家和野心家的群众大革命。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表现不积极，有人说他“对权力不感兴趣”。可是，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那样急于抢班夺权又作何解释？只能说“不积极”是在窥视斗争的动向；动向不清，他不动声色；动向一明，他就迫不及待。
林彪事件的出现，极大地伤害了毛主席的身心，毛主席几乎是精神失常地说：“我身边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亲密战友’？”既反映了林彪事件对毛主席的巨大刺激，也反映了人民领袖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自责。林彪事件也打乱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迫使毛主席不得不采取战略退却。这一战略退却，对于巩固和发展文革是完全必要的；没有这一退却，就不会有毛主席晚年一系列的文革部署和光辉思想。但是，从现在看，这一退却带来的否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党内右派势力复活，成为邓复辟的主要力量。不说重新启用小平，就是对叶剑英、李先念这样二月逆流人物的任用，也是右派复活的重要条件。其次，中派人物的思想回潮。这些人在林彪事件前，还是紧跟毛主席，接受文革教育的。林彪事件后，纷纷思想回潮，对文革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发生了疑问。这些人脑子里根本没有“保卫文革”的信念，所以，在邓复辟面前，不是举手投降，就是明哲保身。再次，左派受到空前围攻，陷于孤立。
要看到，林彪这类人，会因为毛主席这样崇高的人民领袖难以产生而一时销声匿迹，但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不会因为林彪的消失而消失。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下，这种世界观还是广有市场的。因此，林彪这类人物是不会绝迹的。毛主席在和林彪的斗争中，总结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仍然是我们反修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二，不整军内走资派，是文革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
有材料说，1967年武汉发生“七•二零”事件，25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号。《日记》里则捏造“揪军内一小撮”是毛主席授意的，林彪是反对的。但是，从整个文革战略部署看，稳定军队是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林彪“揪军内一小撮”，则是打击不同政见者，并非整军内一小撮。后来，就利用稳定这一方针，在军内培植个人势力。黄、吴、李、邱四大死党几乎控制了军队各项大权。据李作鹏披露，林彪对军委办事组曾有三条规定：不许江青一伙进入军队；不许军队中有江青一伙的代理人；不许江青一伙插手军队工作。这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军队，基本上被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内走资派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相反，在走资派控制的单位，遭受打击的却是革命派。至于有些支左部队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更反映了部队不整走资派不能教育广大指战员的问题。这就是林彪在文革中给部队造成的恶劣影响。
毛主席充分估计到这一情况。在林彪事件之后，适时地把“全国学解放军”口号补充为“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并且把参加各级革委会的军代表调回部队，由地方被解放的干部补充。批林，清除了林彪死党和骨干分子；对调八大军区司令；用继续革命的思想教育这些将领。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彻底清除林彪的影响。相反，后期在叶剑英的把持下，军心并不在毛主席一边。像韩先楚那样的司令员，仍然站在林彪的立场上，散布对文革的不满情绪。就是一向对毛主席忠心耿耿的许世友，也始终站在革命派的对立面。文革前，毛主席不止一次地问许：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许坚定地表示：率兵勤王。毛主席几次撮合许世友和张春桥，希望这一文一武，将文革进行到底。文革初期，他让张春桥出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就是要许、张联手，稳住半壁江山。后期他又安排张春桥做总政主任，拟由许世友出任总参谋长。无奈许不买账，竟然说：“要我当总长，我宁肯跳长江。”而且，他打心眼里瞧不起中央文革那帮秀才，尤其是那个“戴眼镜的”。十大前，毛主席有意让王洪文接班，许却诬称王是“儿童团”。毛主席含蓄地批评说：“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哪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十大主席团名单是毛主席定的，副主席四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讨论的时候，许世友说：“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够了。”想了想又说：“只三个老同志就够了。”主席团秘书长张春桥说：“你反对主席意见。”许世友当场呵斥：“你有什么了不起！”八大军区对调时，毛主席讲了西汉周勃的故事，对许世友说：“你就做周勃吗？”许真找来书看，他却理解为毛主席是要他防止吕后那样的人篡党夺权。他对副司令萧永银说，“要注意百年以后”，“可能要动枪，要准备打仗。”意思是要他百年之后除掉江青，这和毛主席的希望完全拧着。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展以后，邓小平被停职，一部分将军竟然私下活动起来，要“兵谏”毛泽东。王震将军与叶飞、李强、王诤等将军聚谈，王怒目奋臂说：“我要上山打游击，你们敢不敢跟我去？”又说：“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支枪？”1976年夏，汪东兴受毛主席委托，把邓小平一家按排到西山隐居起来。一些将军以为邓小平失踪了，忧心如焚。宋时轮与诸将领商讨局势时，竟然喊出：“万不得已时，我们要实行兵谏！”天安门事件后，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曾对下属说：“现在形势很严峻，我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如果形势继续恶化，我就上山打游击！”当时，伤腿的罗瑞卿正在治病，皮定均对罗说“你腿不好，我们抬着你，你告诉我们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从这些情况看，这些将军确实处在闹事的边缘。
第三，毛主席接班人选拔的艰难性，折射出毛泽东事业的无比崇高和伟大。
对于军内的态势，毛主席是一清二楚的。他早就看出叶剑英和邓小平在“全面整顿”的黑旗下的勾结；他一再讲，
叶对他是应付。1975年，他对身边人讲：“剑英不说硬话，这点他们几个都不行。他是大事不糊涂，小平就是小事也不糊涂，你们比得了吗？他现在是不说话，实际已经被小平招安了。说是党指挥枪，可是党也要具体的人出来，否则，怎么指挥？他这个人不看文件，文件还都不是放空炮？戚夫人说给汉高祖四句话：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叶掌控了军队，羽翼已经丰满，是他身后最危险的人物。1976年在病中，又对华国锋交代说：“叶剑英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队的情绪不稳定是和他有关系呢。许多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关系呢。”天安门事件以后，毛主席在病榻前向一些人讲述了他一生干了两件事时，还说了如下一段话:：“在我见马克思之前，我帮你们做了两件事，一是邓下台，二是叶退出军委领导。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从毛主席这些话语里，不难看出他是以“绝不留修正主义尾巴”的气概离开我们的。
有人会说，既然客观不具备条件，毛泽东为什么还要搞文革？这就是毛泽东的远见之处。毛泽东一生有两大探索，一是探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开辟道路；二是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向共产主义过渡。文化大革命就是第二个探索的伟大总结。林彪曾在“五•一八”讲话里，针对毛主席文革前的部署，讲过如下一段话：“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古人讲，勿以人废言。林彪这个话，道出了整个文革的特点。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毛主席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运用人民政权的威力，帮助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打开通向共产主义大门。这是何等的壮美啊！自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经过千辛万苦的斗争，中经列宁的继创，有了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现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门，又被毛泽东打开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看到了自己美好的未来，将是何等的鼓舞！《北京日报》记者李乔，以赞扬的笔调，描绘几个将军闹事，说他们像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光耀千秋”。可是，第一个想闹事的王震将军，在亲眼看到邓小平复辟的惨烈景象后，不得不慨叹地说：“毛主席的眼光比我们超前五十年啊！”
在人类历史上，不论是自然界或是人类社会的探索者，以生命为代价的有的是。毛泽东的探索精神，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他深信自己的人民，把文革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尽管林彪事件的出现，为邓小平的复辟铺下一块基石；而邓小平的复辟，却极大地教育了人民。有了一大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人，毛泽东的事业将更加辉煌。邓小平篡党篡军，敢在人民面前演出“六四”那样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的惨剧，毛泽东创立的人民军队能不觉悟吗？最近，吉林四战士携枪拎弹，要为班长家的房子被开发商强拆而复仇（其中三人被当局击毙），保卫南海的军官发出：“我在南疆保卫祖国，谁来保卫我的父亲？”一旦觉悟到这些灾难都是修正主义造成的，枪口对准谁还不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