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国有企业？
张宏良
（本文是应邀为《为共和国长子辩护——九评九论中国国有企业》一书撰写的结束语）
《为共和国长子辩护——九评九论中国国有企业》的出版，意味着2010年掀起的以瓜分国有资产为目标的所谓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总算在举刀之前暂时停了下来，也就是说，中国123个大型央企和1万多个地方国企，暂时逃脱了被私有化——其实是外资化——的历史命运，由于目前控诉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浪潮已经遍及全球，特别是已经席卷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心脏美国，所以，中国国有企业逃脱私有化和外资化的命运，有可能已经不是暂时而是永远，至少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会再遭受私有化和外资化的改革厄运，中国国有企业总算是逃过了一场生死大劫。
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讨伐国有企业浪潮，于2010年达到高潮阶段，一些人在西方垄断资本集团的指使下，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最后攻坚阶段，而改革攻坚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现有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实现私有化的依据，就是指控国有企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障碍”，是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罪魁，坚持要对目前大型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进行所谓“国退民进”的深化改革。他们把这些年国有企业的发展称之为是“复辟倒退”，把反对实行“国退民进”私有化改革的人，统统称之为是“极左势力”，是“文革余孽”，差一点儿就把“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这句决定国有企业生死的话，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为什么说这是一句决定国有企业生死的话？看一下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先生提供的数据就会明白：在目前中国123个大型央企中，有121个处在竞争性领域，如果按照“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要求，那就意味着中国将会只剩下2个国有企业，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国有企业将被私有化。由于目前中国私营企业规模有限，很难接管大型企业的巨额资本，这就意味着中国121个大型企业的60万亿国有资产，将会尽数落入外资手中，把所谓“国退民进”实际上变成“中退外进”，让西方资本垄断集团收获中国60多年建设和30多年改革所积累的巨大财富成果。
虽然在体制内人们的坚守和党中央的果断干预下，60万亿国有资产暂且逃过了落入外资手中的改革厄运，但是想起来仍然让人冷汗直流，如果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改革成功，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少数没有国有资产的国家，意味着中国将成为绝大部分资产都归外资所有的国家。60万亿国有资产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中国一年半的GDP总额，20年的工资总额，30年的医疗费用总额，50年的教育费用总额，按照国务院新颁标准，足够建造超过20多亿套廉租房，如此天文数字的巨额财富，几乎只差一点儿就落入了外资手中，而全体国人却懵然不知，如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此前中国各个领域的巨额财富，就是在全体国人懵然不知的情况下流失的。这就是2010年国企背后大博弈大论战的历史背景，就是编写《为共和国长子辩护——九评九论中国国有企业》这本书的由来。可以说就目前而言，如果不发生什么难以预料的重大事件，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瓜分60万亿国有资产的改革图谋，已经遭受到彻底失败，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没有被削弱被否定，反而比以前更加巩固和增强，国有企业被越来越多的人亲切地称为是“共和国的长子”，就是国有企业越来越得到人们认可的最好说明。
但是，人们对国有企业地位和作用的根本肯定，并不等于人们对目前国有企业的现状没有意见，并不等于人们认可国有企业现存的许多问题，更不等于人们对国有企业的许多诟病都是空穴来风。我们肯定和捍卫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同样也并不等于肯定国有企业现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如同目前整个国家都处于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探索中一样，目前国有企业的发展道路同样是一个有待探索的历史课题，特别是当今世界正处于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变，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由独立发展向世界一体化发展转变，由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的社会历史大变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如何适应这一历史转变过程，实现全新发展，奠定中华民族崛起的经济基础，的确是一个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改革以来，我们对国有企业提出的一直是经济效益要求，现在，放在中华民族复兴、东方文化复兴和社会主义复兴的大背景下来看待中国国有企业，仅仅是经济效益要求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需要的国有企业，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单纯经济单位，而是要重新成为融经济、文化和政治于一体的综合单位。这既不是向改革之前我国企业综合单位的简单复归，也不是对当今西方国家企业综合单位的简单复制，而是要实现向正反合第三阶段的历史性飞跃，是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国有企业（准确说应该是公有企业），这种全新的国有企业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国有企业应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支撑力量。稍微关注时事政治的人都会发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中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一个口号，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共识。只是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历史上一系列国家崛起相比，将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过程，历史上国家崛起的一般规律，都是一个强大国家的崛起，往往意味着许多弱小国家的悲剧，而中华民族的崛起，则不会再是一个强大国家取代另一个强大国家，一个世界新霸主取代一个世界旧霸主，而是带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铲除世界一体化的殖民主义基础，重新打造世界一体化的平等基础。可以说，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发展，在国家内部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东方文化复兴和社会主义复兴三大复兴运动最根本的历史特点和历史贡献。
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这个历史特点，决定了中华民族复兴将不再是主要依靠军事力量，而是主要依靠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主要依靠国有企业和东方文化。国有企业和东方文化，将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两大根本依靠力量，是支撑中华民族崛起最坚实的强大双脚，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成为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主体，是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要求，是世界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历史上不同国家的盛衰交替，潮起潮落，实际上是世界自身文化更新的一种形式，是世界自身文明发展的一种形式，如同大自然中蟒蛇脱皮一样，是自身成长和发展的唯一形式。东方文化是以中国为主体的文化，要实现东方文化的复兴，就必须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所以，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理想和追求，同时也是世界历史进步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东方文化复兴需要强大物质力量的推动，需要借助于企业和资本的力量才能走向世界。以往欧美的基督教文化和竞争文化，是通过西方国家的侵略扩张和殖民战争推向世界的，所以全世界西方文化的普及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动荡和战争的血腥过程，而东方文化是要开辟人类和平发展的新纪元，所以东方文化的普及过程，只能通过中国国有企业的世界性发展来实现，之所以只能由国有企业来完成，而不可能依靠中国的私人企业来完成，这是由中国私人企业的西方式资本主义性质决定的，中国私人企业的西方式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其对东方和谐文化具有内在排斥性，因此不可能成为东方文化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个历史任务只能由国有企业来完成。
并且，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也为中国国有企业的世界性发展，提供了大力发展的客观条件。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资源和生产力全球配置的过程，资源和生产力的全球性配置，把整个世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地球村的统一发展，这就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全球性发展提供了大力扩张的广阔天地。中国国有企业的全球性扩张，既能够逐步改变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殖民化规则，又能够带动世界各地的广泛发展和共同繁荣，还能够解决目前中国资源枯竭的潜在危机。20世纪九十年代世界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生产线，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只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主要是耗费本国资源为西方国家及世界各地提供廉价商品，从而造成了中国资源的迅速枯竭，中国这个“世界工厂”面临着越来越巨大的环境和资源压力，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让世界工厂用世界资源生产世界商品，而不能继续用中国一国资源生产世界商品。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恰恰提供了用世界资源生产世界商品的机会，可以通过中国国有企业的全球性发展，解决当今世界资源配置失衡和中国资源危机的矛盾。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更加紧密发展的过程，是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有企业带动世界各地共同发展的和谐性质，与西方跨国公司损害当地经济的竞争性质之间的不同作用，将会得到充分展现。
第二，用人类社会的竞赛法则取代动物世界的竞争法则，建立企业家庭一体化的人本主义企业文化，恢复企业的社会综合功能。企业既是物质产品的生产者，又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载体，还是企业员工生命价值实现的地方，必须用先进的生产关系来管理企业，而不能把企业看成是单纯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用动物世界的竞争法则管理企业。改革之前我们对国有企业的定义为：企业不仅是商品生产者，同时还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层单位，实行社会主义竞赛法则；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对企业的定义为：企业不仅是商品生产者，同时还是员工生命价值实现的地方，这是现代企业文化的核心法则；只有改革以来的中国，才把企业看成是单纯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完全抽调了人的因素，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资本主义竞争法则，取代了以往你追我赶、互帮互学的社会主义竞赛法则，形成了一种人与人之间互相损害的兽性生存环境。这种兽性生存环境，是造成目前社会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企业是企业员工活动的主要场所，是企业员工生命价值实现的地方，凝聚着企业员工的事业、追求和理想，企业员工一生的所有梦想，都和企业联系在一起，企业对于员工来说，越来越家庭化了，甚至比家庭更加重要，这就决定了现代企业的功能不仅是要为社会提供商品，也要为员工提供幸福，为员工价值的实现操纵条件。毛泽东时代企业职工“以厂为家”的口号，就反映了人本主义企业文化最本质的历史特征。要建立人本主义企业文化，就必须要用社会主义竞赛法则取代资本主义竞争法则，因为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是动物世界的兽性法则，不是人类社会的管理法则。人类社会的管理法则，应该是你追我赶、互帮互学、以强助弱、共同提高的互相竞赛，而绝不能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死竞争。自然界兽与兽之间，可以弱肉强食、互相淘汰；社会人与人之间，绝不能实行弱肉强食、互相淘汰，这是人类社会与兽类社会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人类社会无论如何都不能突破的底线法则。可见，是共同提高还是优胜劣汰，不仅是社会主义竞赛与资本主义竞争之间的本质区别，也是人类社会和兽性社会之间的本质区别。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文化建设，就是在探索如何摆脱企业内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回归人类性管理法则，只是由于这个兽性法则是资本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法则，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本质决定的，所以现代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很难真正回归人性法则，很难真正建立起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这个任务只能由社会主义企业来完成，由中国的国有企业来完成。
要建立人本主义企业文化，回归人类社会的管理法则，把企业变成人们追求事业、理想和真善美的地方，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最佳选择，就是人们已经淡忘的鞍钢宪法。经过中国改革前后数十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多年来世界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和企业文化建设，已经用钢铁般的历史事实，从各个方面证明了鞍钢宪法对现代企业管理的革命性影响，无论是日本企业管理中对“两参一改三结合”“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灵活运用，还是美国员工持股制度对当今“群众占有”和“民主管理”的制度设计，无不体现了中国鞍钢宪法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和灵魂作用。鞍钢宪法的五项条基本内容——政治挂帅、党委领导、群众运动、两参一改三结合、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如果透过其特定年代的话语结构而就其实质内容而言，可以说已经完全概括了21世纪大众民主时代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政治挂帅，就是要求国有企业不能以利润挂帅，而要以服务于国计民生为宗旨；党委领导，是指要以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取代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是实行民主管理的根本保证；群众运动，就是要赋予全体员工以主人公的民主权利，监督和制约管理层，防止腐败和企业变质；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要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厂长、工人和技术人员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就是要求建立一种创新机制，使企业职工始终保持技术革新的强烈愿望，使企业始终保持技术革命的强大动力。鞍钢宪法阐述的这些基本原则，既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又反映了当今大众民主时代的历史潮流，当今世界各国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管理层面，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逐步适应这些原则所构成的历史要求。
中国国有企业的强健筋骨，就是当初鞍钢宪法的民主管理制度打造形成的，虽然后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偏离和扭曲，但是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的根基仍然存在，正是鞍钢宪法民主管理制度的强大根基，形成了当今国有企业开疆辟土、拓展扩张的强大支撑力量。未来中国国有企业的世界性发展，仍然需要依靠这种民主管理的强大力量，并且要把这种以民主管理为核心的21世纪新型企业文化，推向整个世界。
第三，国有企业应该成为缩小贫富差别，实现共同富裕的推动力量。贫富差距扩大，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特别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实现共同富裕，更是成为当今世界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当今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整个社会而言，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市场化改革，造成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形成了99%的人民大众与1%的精英集团之间越来越尖锐的利益对立；二是就企业内部而言，同样是新自由主义的精英改革，让精英管理层拥有了天文数字的巨额报酬，企业高管年薪不仅数百倍数千倍地超过了一般工薪阶层，甚至远远超过了许多企业大股东的资本收入，形成了真正的精英统治。正是这两个方面造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贫富两极分化的极端发展，引起了目前全世界人民强烈的反抗。而中国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国有企业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上具有特殊优势，使中国有可能率先走出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陷阱。
首先，就解决整个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来说，国有企业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过程，也就是社会财富向极少数富豪手里集中的过程，主要是两类富豪——控制私营经济的国内富豪和控制外资经济的外国富豪，中国社会财富之所以会越来越集中到国内富豪和外国富豪手中，主要是通过所谓“国退民进”的私有化改革和开放经济领域的殖民化改革造成的，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财富向富豪手里的集中，并非像世界其它国家那样，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而是通过国家政策和国家机器强制形成的，特别是通过意识形态领域里黑白颠倒形成的。
例如，把极少数富豪占有的“私营经济”称之为是“民营经济”，而把代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国有经济”，妖魔化为是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经济形式，进而把“私营经济”侵吞“国有经济”，称之为是所谓“国退民进”的伟大改革，相反，把国有经济的发展则称之为是所谓“国进民退”的复辟倒退。如此一来，占人口比例不到百分之一的极少数富豪的利益，就变成了13亿中国人民的利益，而13亿中国人民的利益，则变成了改革和发展必须付出的一种“改革成本”，是改革开放必须牺牲的一种代价。相当大的社会财富，就是这样打着人民的旗号，源源不断地流入了极少数富豪腰包。可以说，把“私营经济”称之为“民营经济”，把绝大多数人民与极少数富豪之间的利益对立，称之为是国与民之间的利益对立，把极少数富豪独占发展成果，称之为是全民共享发展成果，是胡耀邦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一大祸患。至今，主流经济学家仍然在这种黑白颠倒中看待国有企业。
如果中国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仅仅是流入了中国极少数富豪的腰包，也就罢了，只要财富不出国门，肉烂在锅里总是好办，充其量也就是将来再搞一次公有化而已，现在问题的严重性则在于，中国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不仅仅是流入了国内富豪的腰包，而是更多地流入了外国富豪的腰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国内富豪，这是世界其他国家十分罕见的财富流失现象。这是中国盲目开放（其实背后存在某种支配力量）经济领域造成的，最近仍然在继续扩大开放领域，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极其可怕的价值观，认为开放就是真理，开放就是目的，形成了为开放而开放的可怕态势，特别是在外资规模已经接近中国总产值的一半的情况下，在外汇已经泛滥成灾的情况下，仍然制订优惠政策强制开放更多经济领域，强行引进更大规模外资，由此导致发行更多人民币，造成社会财富更大规模流入外国富豪腰包，国内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国内老百姓财产更大规模蒸发，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已经严重违背了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这是目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一个重要原因。
矛盾的性质同时也决定着解决矛盾的手段。目前，要从根本上扭转财富向极少数富豪手里集中的现象，必须发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实行“国进私退”、“中进外退”的政策，大力促进和保护国有企业的发展，推动国有企业继续控制和重新控制国家的资源产业、基础产业、流通产业以及其它关键产业，推动国有企业有序兼并外资企业，引导和整合私营企业，特别是对于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如能源、粮油、超市、住宅等，一定要由国有企业进行控制，按照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不断调整财产分配关系，使财富更多地流向人民大众。此前那种强令国有企业退出房地产市场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绝对要不得的，当时强令国有企业退出的地方，几乎全部被外资企业所占领，结果就是把中国土地增值的地租收益、银行吸收的居民储蓄、商品房天价销售收入等，全部拱手送给了外国富豪，把房地产市场完全变成了外国私人富豪和国内私人富豪联合掠夺中国老百姓的工具。现在，必须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把被颠倒了的经济关系重新颠倒过来，私人企业不代表13亿中国人民的利益，只有国有企业才有可能代表13亿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外富豪豢养的主流经济学家和西方雇佣的右翼法律党，对国有企业垄断的一系列指控毫无道理，因为就算是国有企业垄断，也是把财富垄断在国家手里，这些垄断财富还可以通过财政支出用于百姓，而外资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垄断，则是把财富垄断在外国富豪和国内富豪手里，不仅与中国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反过来还会成为欺压中国老百姓的工具。
私人企业不代表13亿中国人民，外资企业更不代表13亿中国人民，30年来被颠倒了的这个经济关系必须重新颠倒过来，否则，无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有多快，老百姓也绝不可能共享到发展成果。
其次，就企业内部贫富两极分化来说，国有企业完全可以率先打破精英管理层获取天文数字高薪的格局。当今世界贫富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上个世纪末和进入新世纪以来，之所以会形成精英管理层的天价年薪，主要是虚拟经济特别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为企业高管制造经济泡沫并从中获取巨额回报创造了条件，实体经济的老总要想通过增加商品产量的方法，来实现企业资本的翻番是十分困难的，可是在虚拟资本市场上，一夜之间就可以通过制造经济泡沫的方法，十分轻松地实现企业资本的翻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高管的年薪如同火箭般飞速上升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程度，亿元年薪的老总（CEO）几乎遍地都是，企业高管年薪超过企业大股东资本收入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天价年薪的吸引下，全球所有大企业的老总都把目光转向了资本市场，都希望通过虚拟资本市场上的所谓资本经营，使自己和企业的资产能够在短期内实现几何级数地飞速膨胀，西方发达国家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就是由此拉开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当今的美债危机、欧债危机，也是由此形成的。这就是当今以“华尔街革命”为代表的欧美街头革命，把革命矛头指向企业精英管理集团，而不是指向政府的根本原因。
中国企业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也是受此影响形成的，国有企业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主要是通过“工资双轨制”形成的。国有企业精英管理层的工资与国际接轨，实行天价年薪制；国有企业的一般员工仍然实行中国传统的低工资制度，从而在国有企业内部拉开了贫富差距。虽然中国国有企业老总数十万、数百万的年薪，与国外跨国公司老总动辄几亿、十几亿的天价年薪比起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数额低得可怜，但是与国家内部和企业内部的一般收入比起来，已经形成了极端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
目前，中国国有企业完全可以顺应世界潮流，顺应人民呼声，废除工资双轨制，实行统一的工资制度，与社会各个阶层以及企业内部实行同样的工资制度。国有企业老总工资制度单独与世界接轨，不仅损害企业员工利益，同样也损害国家公务员利益，在客观上会把公务员推上腐败道路。道理很简单，国有企业老总是国家公务员选拔任命的，甚至许多人直接就是由公务员转过来的，现在企业老总的工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地高于公务员的工资，在利益不平衡和心理不平衡的双重推动下，公务员势必要运用手中权力去弥补二者之间的收入差额，由此形成的腐败也就不可避免。或许有人会说，降低国有企业高管年薪，会造成人才外流，国有企业的工资双轨制就是这种舆论的产物，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其实十分荒谬。一是企业高管特别是大企业高管，本身就是一种事业，一种地位，一种荣誉，这些因素是单纯金钱根本买不来的，甚至这些因素本身就是赚钱的目的，真正的管理人才绝不可能因为年薪多少而选择去留。相反，那些为钱而来的绝对不可能是人才，而只能是庸才和坏才。二是随着现代经济的社会化、信息化、规范化、程序化、透明化等水平的不断提高，包括企业老总在内的个人因素的作用，在不断降低，企业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越来越成为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员工持股制度发展的根本原因，所以，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应该是逐步缩小企业老总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不是扩大。否则，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就是反动。当今世界精英管理层正是因为走上了反动道路，所以才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怒声讨和强烈反抗。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东方文化大国，中国国有企业应该率先做出顺应历史潮流、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真正改革。
第四，中国国有企业应该完成国营——国有——国营正反合三个阶段的循环飞跃，实现企业的社会化和公共化发展。目前经济学界对国有企业的妖魔化，虽然就其主观原因来说，是极端右翼势力勾结国际垄断资本图谋瓜分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战略决定的，但是其中也有国有企业自身的客观原因，国有企业的经济性质，就与国有企业盈利的经营目标，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这也是中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重大历史陷阱。国有企业与国营企业完全不同，国营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财产所有权归全体人民所有，是全体人民委托国家进行经营管理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定范畴；而国有企业则是国家所有制经济，财产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是资本主义国家为私人资本服务而创立的一种经济形式，其主要功能是为私人资本运行创造基础条件，以及通过国有化和私有化之间经常性的资本置换，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顺利发展。可见，国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具有根本不同的历史性质，但是，两者之间有一点却是完全相同的，就是都不以盈利为目标，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老板是全体人民，企业经营的目标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能以盈利为目的；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老板是国家，也就是全体资本家，企业经营的目标是为全体资本家服务，也不能以盈利为目的。所以，无论是当初中国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还是现代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国有企业，都不以盈利为目的，企业发展依靠国家拨款。
可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国营企业却糊里糊涂地变成了国有企业，由于中国国有企业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不一样，它不是在私人资本统治的基础上诞生出来为私人资本服务的，而是担负着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的保障作用，在中国已经变成市场经济的财富竞争环境下，国有企业不可能眼睁睁看着社会财富全部落入外国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腰包，只能遵循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以盈利为目的，与外资企业和私人企业进行财富竞争，以满足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国有企业以盈利为目的的特殊发展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的非营利模式之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矛盾现象。只是这个矛盾现象并不是国有企业改革本身形成的，而是整个国家转为市场经济造成的，因为市场经济就是以赚钱为目的的竞争经济，把国有企业放在这样一个竞争环境中，如果不想死，就只能以赚钱为目的。可是，由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都不以盈利为目的，只有中国国有企业在特定的矛盾环境中不能不以盈利为目的，这就形成了中国国有企业遭受攻击的最大软肋，妖魔化国有企业的最有力武器就在于此。
现在，中国国有企业要摆脱这个舆论困境和理论困境，就必须要解决国有企业和盈利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为自己找到堂堂正正盈利的根据。国有企业在国内不能以盈利为目的，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天经地义，莫说是现在舆论和理论的主导权控制在妖魔化国有企业的右翼势力手中，即使是舆论和理论的主导权控制在国有企业自己手中，同样改变不了这个天经地义。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想堂堂正正的赚钱盈利，就必须由现有的国有企业重新返回到国营企业。国营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而今天所谓的“民营企业”只不过是极少数人占有的私人企业，在社会财富这个大蛋糕的分配中，不能牺牲全民利益来满足极少数人的私人利益，所以国营企业必须盈利，必须为全体人民占有更多财富，这就使国有企业具有了堂堂正正的赚钱理由和理论根据。如此一来，还能够理顺国与民之间的正确关系，把被颠倒了的公私关系重新颠倒过来。新自由主义在妖魔化国有企业时使用的所谓“国退民进”、“国进民退”等概念，完全是混淆国民关系和公私关系的一种政治诈骗和理论诈骗，他们在这里所讲的“民”，并非是全体国民，而是指私营企业，指私人企业家。他们把私人资本侵吞国有资产，称之为是“国退民进”，相反，把国有企业发展称之为是“国进民退”。可见，把“私营经济”的概念偷换成为“民营经济”的概念，完全是为了把真正的人民大众排除在财富分配的利益关系之外，用极少数富豪等同于为全国人民，把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矛盾，歪曲成为是国家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极少数国内外富豪的利益，变成了人民大众的利益，把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变成了国内外全体富豪共享发展成果，只要一提维护人民利益，就是维护极少数国内外富豪的利益，相反，只要国内外极少数富豪的利益受到损害，就说成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极少数国内外富豪变成了13亿中国人民。
现在，必须把这种被颠倒了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恢复人民利益的本来面貌。要让整个社会都知道，那些极少数国内外富豪，不仅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甚至与人民利益完全对立；人民利益是与公有制企业相联系，而不是与私有制企业相联系，而公有制企业的主导形式，就是国营企业。所以，中国根本不存在所谓“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之间的矛盾，而是存在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矛盾。所谓“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之间的矛盾，完全是西方垄断资本集团联手国内买办集团，为瓜分国有资产而杜撰的一种伪概念伪矛盾，杜撰这种伪概念伪矛盾的目的，就是要打着人民的旗号掠夺人民利益，这就是中国买办汉奸集团特别热衷于叫喊所谓“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矛盾的根本原因。可见，把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称之为是国有企业，完全是为瓜分国有资产而预设的一个历史阴谋，既然全世界国有企业都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国国有企业的盈利模式，也就背离了全世界国有企业的发展轨道，丧失了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最终被瓜分掉也就变成了水到渠成的改革要求。可以说，如果中国国有企业按照这个逻辑真的被瓜分掉，那么中国买办集团仅此一项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害，就会超过历史上秦桧、李鸿章、汪精卫等汉奸的总和。目前，在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历史条件下，国有企业的盈利模式要在理论上站住脚，就必须回归国营企业，回归全民所有制企业，这样，才能代表全体人民去堂堂正正地参与竞争，堂堂正正地去赚钱发财，堂堂正正地去扩张发展。否则，国有企业赚钱就会永远被认为是在与民争利，就会永远处于与民众利益相对立的位置，就会永远如同当今“二奶”那样名不正言不顺，甚至搞得越好、规模越大，老百姓就越是骂娘。在这样一个舆论环境中，国有企业最终被瓜分，只能是一个或迟或早的时间问题。
当然，我们说中国国有企业向国营企业回归，并不是简单恢复到以往国营企业的状态，并不是要完全复制以往的国营企业，而是在更高基础上的回归，是回归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不是回归以往的管理经营模式，是在资本高度社会化基础上重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探索创建大众民主时代的大众经济基础。所以，由国有企业向国营企业的回归，绝不是要走回头路的一种复辟倒退，而是大众民主时代经济制度和企业制度的一种探索创新。21世纪人类社会对中华民族崛起所希望和要求的，就包括这种大众经济制度的探索创新。目前由华尔街革命开始的席卷整个世界的大众民主运动，所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要求，就是要以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以大众经济取代精英经济，而建立在资本高度社会化基础上的国营经济，就是大众经济制度的一种主要形式。
张宏良再次“出山”了？不甘寂寞哦
还是一如既往的危言耸听，只是诉求更加空洞化了
张宏良韩德强支持梁稳根入党是没有任何回应啊
掩耳盗铃
或者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土里更恰当
乌有最近对“国企”问题格外重视，大佬们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10月21日在“2011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的讲话实录：
张宏良演讲:国有企业与世界未来发展
[url=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10/269821.html]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10/269821.html[/url]
韩德强演讲：国有企业与中国模式
[url=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10/269814.html]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10/269814.html[/url]
左大培演讲：发展国有企业 应对财政危机下的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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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演讲：做强做优的“新国企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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