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你的
伤，罗莎。
你的罗马尼亚水牛
那牛角之光
替代了星星
在沙床上方，在
振振有词，像红色
灰烬那样酷烈的
枪托里
——保罗•策兰《凝结》
这是出生于乌克兰的德国诗人保罗•策兰写的纪念罗莎•卢森堡的诗歌，1919年1月15日，这位战斗的德国无产阶级的领袖、杰出的革命家被反革命分子虐杀，与她一同被埋葬的还有成千上万德国的革命者、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以及1918-1919年之交那场席卷整个国家的革命风暴。德国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它为什么会失败？它对今天的共产主义这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革命前的德国
187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帝国成立，原先在中欧所有说德语的小王国和城邦（奥地利除外）全都统一了起来。这个新生的国家刚刚取得了普法战争的胜利。建国之初，由于技术革新、法国赔款和获得了阿尔萨斯——洛林区煤矿的缘故，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20世纪初，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
尽管如此，与之前的老牌帝国主义强国——英国和法国相比，德国并没有很多海外殖民地。德资向外扩张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当它想倾销产品的时候，发现原来的老强盗们把自己的财路全部堵住了。愤懑的德国资本的代言人发出了军国主义的咆哮：“让别的国家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 。”（1899年帝国外相皮洛夫的演说）
为了争夺利益，资产阶级不怕让别的国家的底层群众遭遇苦难，他们也毫不吝惜要让自己国家里的无产者替他们流血。20世纪初的德国就上演着这么一场德意志爱国主义的闹剧，资本家和容克地主要去抢地盘，试图把工农绑架到他们的战车上。
那么，街垒的另一头是什么情况呢？1875年5月22日至27日，德国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哥达城召开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党一成立，就遭到了资产阶级的镇压，在首相俾斯麦的倡议下，德国议会通过了《反社会党人法》。但作为一名有远见的统治者，俾斯麦在镇压的同时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在他执政的时期，德国推行了社会保险体系（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俾斯麦的这项改良措施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属于首创，后来为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效仿。
不过，《反社会党人法》很快失败了。资产阶级不得不承认社会民主党的合法性。在无产阶级的支持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被选入帝国议会，工会的干部在鲁尔等工业区组织起了群众基础深厚的工会组织。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议席越来越多，领导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的成果也很大；另外一方面，脱产的工会和议会干部们开始脱离工人群众，这些“理论家和工人领袖”们远离一线抗争，却享受着颇高的群众威望，而且作为议员和工会干部拿的薪水远高于一般工人。1898年，党内元老爱德华•伯恩斯坦发表了《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资本主义的灭亡而实现”。中央领导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卡尔•考茨基虽然批评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但却试图调和他跟左派理论家卢森堡之间的冲突。
1912年，倍倍尔去世。党内分裂成三派，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左派（被称为斯巴达克派），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为代表的右派以及卡尔•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左派认为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右派反对这种观点，而中派虽然口头上反对劫机叛卖，但在实践中却多偏向右派。而到了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了，艾伯特、谢德曼等右派领袖在帝国议会中公开投票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号召“保卫祖国”。与此同时，进行反战宣传的卢森堡等人则被投入监狱。
革命，从生到死
胃口极大的德国资产阶级在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面临着两线作战的处境。在东线，他要同沙皇俄国争夺对波兰、芬兰和乌克兰的控制权。在西线，又要同英法帝国主义进行“肉搏”。
德国资产阶级虽然罗织“叛国”罪名逮捕了李卜克内西等人，但德国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并不甘心给垂死的帝国主义分子做殉葬品：
1917年8月，威廉港12艘军舰举行水兵起义，起义领导人马克斯•来希斯比奇和阿尔宾•科比斯被杀害。
1918年1月，柏林50万工人走上街头，声援俄国革命，抗议反动政府对苏俄提出苛刻的停战条件。
1918年10月，柏林工人再次进行罢工，在群众的压力之下，资产阶级被迫释放李卜克内西。
可以说这一系列的事件是1918-1919年德国工人革命的一次总演习，是德国战斗的无产阶级力量的一个晴雨表，正因为德国无产阶级的实力如此强大。到1918年末的时候，德国总参谋部才会想出“让英国人消灭他们”的毒计。
虽然由于俄国爆发革命，德帝得以从东线腾出手来。但由于美国的参战，使得西线的局势急转直下，但是不甘心灭亡的德国总参谋部命令海军出战迎击英国海军。德国的资产阶级军官们自作聪明地认为这种冒险的策略打胜了可以让大家沉浸在“民族自豪感”中，打输了也可以借英国人的手消灭“赤色水兵”。在先进水兵的倡议下，10月29日晚，基尔港水兵熄灭炉火、拒绝起锚；11月3日，基尔成立工人和士兵苏维埃；资产阶级调来4个步兵连，准备屠城，但内定执行镇压任务的陆军士兵也倒向了起义水兵和工人。之后，莱比锡等地爆发罢工，慕尼黑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1月8日，德国西部的大部分成立了类似俄国“苏维埃”的“工人与士兵议会”。次日，德皇——威廉二世退位，李卜克内西向欢呼的群众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不过，资产阶级也没闲着，皇帝退位了，他们得寻找新的代理人，艾伯特和他的伙伴们被相中了。玛克斯•巴登亲王说道：“革命要取得胜利，我们不能击破它，但是，也许能缢死它。现在是皇帝退位的时候了，是艾伯特显本事的时候了……如果老百姓把艾伯特作为人民喉舌推荐给我，那末就会是共和国；如果李卜克内西被提出来，那就会是布尔什维主义。如果行将退位的皇帝任命艾伯特为帝国总理，帝制还有一线希望，也许还能够把革命的力量扭转到选举斗争的合法的框子里来。”
艾伯特被德国资产阶级抬到了前台，他一方面欣然接受了帝国总理的职务邀请，一方面组织了一个冒牌的“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会”，将他那一派别的人塞进了这个招牌“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了艾伯特的组阁要求，为了尽快恢复从前的剥削秩序，艾伯特颁布了3项措施：
1． 组织“国民议会”选举，对抗工人和士兵的议会。
2． 成立“社会化委员会”，大理论家考茨基被邀请担任主席，通过实施一些计划的手段稳定经济。
3． 与原先德军的高级将领密谋镇压革命，收缴工人和士兵武器，同时支持一些反动军官组织“自由军团”，伺机屠杀革命工人。
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内的其他头面人物为镇压革命也出力多多。职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列金和企业主协会代表订立了一个所谓《劳动协定》，协定承认资本家是企业的所有者和领导者。农村的社民党人凭凑了“农民苏维埃”，地主与富农在这个“苏维埃”中当起了代表，压制农民的分地要求。艾伯特派出从前的工会活动家、社会民主党人维尼希在里加同英国进行谈判，达成了停战的协议，但英国政府要求德军在此地保留一定的数目，以便牵制布尔什维克，不充许他们越出目前的阵地向前推进。如同当年俾斯麦帮助法国资本家镇压巴黎公社一样，在反对德俄无产阶级联合的共同立场之下，从前为瓜分世界而打得不可开交的奴隶主们结成了统一战线。
反革命跃跃欲试，那么革命方面是怎么应对的呢？
11月18日，卢森堡在斯巴达克派的机关刊物《红旗报》上发表文章《开端》，提出了以下几点主张，包括“ 扩大和重选地方工人士兵委员会”、“经常召开这些群众代表机构的议会”、“尽快召开工人和士兵的全国议会”、“ 立即把农村的无产者和小农（而不是“农民”），组织起来”、“组织工人赤卫队”、“将已被接管的专制主义军事警察国家的机构，从行政、司法和军队中排除出去”、“没收王室的动产和不动产以及大地主的土地”、“联合世界无产阶级”等。12月，在此基础之上，卢森堡又写了《斯巴达克联盟想要什么》，在《开端》中的那些口号的基础上又提了24项主张。
柏林工人阶级响应了德国革命左派的号召，并多次举行游行，反击跃跃欲试的反革命阴谋。但斯巴达克同盟作为一个组织，存在着其本身的弱点。1917年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争论，考茨基、哈阿兹等中派领袖因为反对党内高层公开为帝国主义战争张目的行径，遭到了组织纪律的制裁——被开除出党。同年5月，这些党内斗争的失意者在哥达城举行会议，成立了独立社会民主党，这个党主张放弃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通过议会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斯巴达克派决定加入这个新的党，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反对派活动。因此，到了革命的时候，斯巴达克派在工人和士兵中间没有自己的基层组织，在士兵苏维埃中也处于少数。1918年12月16日—21日，在柏林举行全德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社会民主党人288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 87名，斯巴达克同盟只有10名（没有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25万柏林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宣布德国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但代表大会中的那些剥削阶级卫道士们没有答应，不仅如此，还通过了两项决议：(一)把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权和立法权全部移交给艾伯特政府；(二)规定1919年 1月19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经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将取代工兵代表苏维埃。
为了镇压革命，艾伯特政府决定先向革命的水兵开刀，12月23日，官军枪杀了水兵组织——“人民海军师”的代表，水兵们扣押了柏林卫戍司令——维尔斯；次日，官军炮击“人民海军师”总部，在柏林工人的反围攻下被迫退却。
面对这种情况，德国的左翼社会主义者们认识到不能再以一个机会主义政党的反对派组织来自居了。1918年的12月30日，德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卢森堡作了《我们的纲领和政治形势》的报告，并通过了党纲：德国工人阶级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并提出当时的具体任务是：消灭普鲁士军国主义和各邦的封建势力，解除反革命武装，组织工人赤卫队，实行银行、煤矿、重工业国有化，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德意志共和国。
德共的成立使得资产阶级恐慌不已，右派社会党人诺斯克在柏林市郊召集各路反对革命的“自由军团”，并扬言：“总得有人来当血腥的豺狼，就由我来吧!我不怕负责任。”1月6日，由于资产阶级解除同情革命的独立社会党人埃米尔•埃赫戈伦的警察总监的职务，柏林工人开始进行总同盟罢工。这时候，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站了出来，试图和稀泥，从前的大理论家考茨基在这个关键时刻又挽救了资本家的铁打江山。卢森堡对此很愤怒， 1919年1月7日她在《红旗报》上发表了《领袖们在做什么？》，在文章中她揭露了考茨基等人的叛卖行径，并不幸地预见了艾伯特对革命镇压的阴谋：
“艾伯特—谢德曼肯定不会把他们的时间浪费在讨论上。他们肯定没有睡觉。他们在悄悄地、以反革命分子通常具有的那种充沛精力和慎重态度准备他们的阴谋，他们磨刀霍霍，要突然袭击革命，扼杀革命。
为了给‘谈判’铺平道路，为了引向妥协，为了在工人士兵群众和艾伯特政府之间的血的深渊上架起一座桥梁，为了引诱革命同它的死敌实行‘和解’，其他性格软弱的人肯已经努力工作了。”[1]
1月11日，早已准备妥当的“自由军团”冲入柏林，开始屠城，德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尽管如此，转入地下的卢森堡依然坚信无产阶级终将获得解放，写于当年1月14日的《柏林秩序井然》是她的绝笔作，她说：“在反革命的胜利喧嚣声中，革命的无产阶级就应该就已经发生的事对自己作出解释，用伟大的历史尺度来衡量事情的过程和结果。革命要抓紧时间，它要继续冲击， 越过还没有掩盖的坟墓，把‘胜利’和‘失败’撇开不管，朝着它的伟大目标前进。自觉地遵循革命的路线，走革命的道路，是为国际社会主义奋斗的战士的首要任务。”[2]
然而，仅过了一天，反动军官们发现了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住所。李卜克内西在押解途中被杀，卢森堡在审讯之后被处决。
同年2月，资产阶级在魏玛召开了制宪会议，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史称“魏玛共和国”。
革命的尾声是慕尼黑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遭到镇压，共和国的首脑是共产党人勒菲内，巴伐利亚的工人政权实施了一系列革命的措施，包括：解除反革命武装，组建红军；实行银行、铁路、大工业企业国有化；工人对工厂和生活必需品的分配实行监督；建立肃清反革命的非常委员会。但由于共和国没有及时进行土地改革，农民在这场南德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中采取了旁观的态度。4月，诺斯克调集10万大军会剿“苏区”，2万多名主要由工人组成的红军抵住了多轮攻势，但还是没有挽救革命失败的命运。5月1日，官军攻陷慕尼黑，勒菲内被杀，600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入狱。
就这样，德国革命被彻底镇压了下去，6月13日，工人们抬着卢森堡的遗体为她举行了葬礼，他们愤懑、不甘，但却又无能为力。奴隶主们抛弃了一个皇帝，杀了无数反抗的奴隶，但是，剥削阶级的国家和秩序被保存了下来。
革命为什么会失败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会催化一次又一次的工人革命。与此同时，历史唯物主义还教育我们：革命的危机并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相反，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革命会遭到失败和镇压。
那么，德国革命为什么会被扼杀呢？
卢森堡在德国共产党“一大”上的发言曾回顾了社会民主党20多年来在帝国议会中的实践，她认为在恩格斯去世之后，党就陷入了“唯议会主义”的泥潭，而党内的革命力量则被“贴上无政府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至少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标签”[3]。资产阶级的议会，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资本家的统治，无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个议会中的作用，主要是发出工人自己的声音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老板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资本国家对人民的压迫。而非获得议会中的多数，更不是什么通过议会实现社会主义。而且，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同资产阶级政党的议员一样是一群代议制度下脱产的“政治精英”，这些人远离群众，但却经常同上流社会的圈子打交道。因此，到了革命时期，这些人鞍前马后地为资本家打掩护也就不难理解了。
事实上，这个倾向早在1898年伯恩斯坦就发表了《社会主义的问题》，反对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但在党内，无论是党主席倍倍尔、理论家考茨基还是被视为“左派”的卢森堡都把这当作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卢森堡自己也才是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后才清醒地认识到20年的议会道路已经使社会民主党的上层变成了坚定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决不会允许工人夺权。但即使在这个时候，由左派演化而来的斯巴达克同盟还是对既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又反对工人革命的中派分子抱有幻想，以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反对派自居。可以说，这种迟疑、犹豫的行动也在工人队伍中播下了疑惑的种子。由于斯巴达克同盟没有及早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它始终无法彻底实践自己的纲领。而在革命的过程中，党虽然仓促地成立起来，但很快就被打入地下，几名领导者被杀害。德国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它并不缺乏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无产阶级先锋，但这些人在革命之前并没有很好地为大的动荡局势做好充分的准备，没有意识到自己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对反革命也低估了。
而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实践中，重组的德国共产党又忽视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事实上，当时的贫苦农民需要从容克地主手上夺取对土地的支配权，而巴伐利亚的共产主义者认为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斗争，对农民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至于造成了中间阶层在革命斗争中的冷漠。而这种冷漠和中立事实上更有利于反革命。
上世纪80年代，德国社民党的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曾写了一部反映1918年至20年代初革命危机的著作《从革命到稳定》，对于资产阶级来说，革命被镇压了、稳定了，就是一件值得大肆庆贺的事情。但对于抗争的无产阶级呢，除了谴责从前的反革命分子的“白色恐怖”和抨击关键时刻工人领袖的“阶级叛卖”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吸取前辈的教训，不在同一个地方摔跟头。
可以说90多年前德国无产阶级用鲜血替今天的我们付了学费，逝者如斯，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应该谨记心头。
本文的写作主要参考了《艰难岁月——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url=http://www.cccpism.com/book/lishi/1918de.htm]http://www.cccpism.com/book/lishi/1918de.htm[/url]
[ 本帖最后由 莫梅木 于 2011-8-8 21:0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