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已经杀红了眼，那也不在乎再多补几刀。看了苏拉密的雄文《论张宏良及左派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觉得有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撇开他论述历史的部分不论，在现实层面，苏拉密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老工人阶级是与新工人阶级相对立的工人贵族；其次，老工人阶级虽然对体制极端不满，但同时又与体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主张维护体制，“护盘子”；第三，张宏良是老工人阶级在思想意识领域的代言人，表现为“救党护国”，主张对体制进行改良，通过党中央的“拨乱反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苏拉密的每一点都是值得商榷的。这儿所说的老工人阶级和新工人阶级当然不是以年龄而论的，老工人阶级是原国有企业的工人，在改革开放后遭遇了破产、改制、身份置换的命运，从国家的主人翁沦落为雇佣工人。当然这部分工人不包括现在某些垄断央企的高收入工人，这部分是真正的“工人贵族”，而且在数量上是极少数，但苏拉密批判的并不是这部分工人，因为这部分工人不会对体制不满，不会到“周王城广场”唱红歌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怒和对逝去的美好生活的怀念，也当然不会成为“左转派”的阶级基础。新工人阶级是改革开放后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工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民工。
老工人阶级现在是工人贵族吗？这一点肯定是不对的。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下岗、改制的老工人阶级，从某种程度上说，比新工人阶级更为悲惨。与新工人阶级还有自己的一份土地不同，在城里混不下去还能种地保命。而老工人阶级是彻底的无产者，一旦下岗失业而不能及时找到工作的话，就随时有饿死的危险。许多国企改制之后，都会有若干人自杀，若干人等死，曾经有新闻报道说一个下岗女工在家饿死两年后从才被发现。东北的国企改制之后，东北的黑社会、东北的小姐满天下，哪有这样的工人贵族？以我们寒假在某陕西老国企调研的情况来看，在改制之后工人不外乎这么几种命运，或者买断，拿着微薄的买断金到私企去打工，与新工人阶级，没有任何区别，或者继续留在原工厂，但工资待遇都比私企低，或者退休，领退休金，但退休金十分微薄，还得贴补子女，有的老工人为贴补子女70多了还在给厂里扫地，这就是苏拉密所说的工人贵族了。
苏拉密说：“寻找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不是要到“洛阳周王城广场”的红歌队，也不是要“上”到郑州“黄委会”楼群的“葛丽英沙龙”，而是要乘电梯从葛丽英那“下”来，到“二马路劳务市场”，去领略一下什么叫做“人山人海”和“插标待售”。那还只是零散出卖劳动的非“产业无产阶级”！那些身处深圳、东莞、佛山的外企私企产业工人，那些国有企业的“无名分”产业工人，那些学生工、临时工，那些富士康、广本，那些目无、小宝、止戈、赵理…等熟悉的ID们，他们吃的饭是馊的，每个月只能在网吧上2个小时网；那些在工地的噪音和粉尘中淌汗的民工，那些破产农民，那些城市贫民，他们构成了中国当代庞大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群体，他们代表了8亿中国人口，但张宏良找不到！张宏良能找到的都是上午唱红歌中午有饭吃，下午开沙龙晚上有饭吃的“左派工人”，当然不会有无产阶级啦！”
这话是苏拉密的诡辩了。分析一下年龄层，不论是“红歌队”，还是“葛丽英沙龙”，主体都是一些退休的老工人。就像农村的一些老头老太太每天打牌、闲侃一样，这些老工人只不过是把农村老头老太太打牌的时间用在唱红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事情上了，这也是罪过？难不成让这些退休工人也像农民工一样每天去从事重体力活？年龄和新工人阶级相当的那部分有劳动能力的老国企工人，早就跟新工人一样，成为“二马路劳务市场”“插标待售”的雇佣奴隶了，连挣钱糊口的时间尚且不够，哪能“上午唱红歌中午有饭吃，下午开沙龙晚上有饭吃”，苏拉密拿已经退休的老工人跟有老劳动能力的新工人对比，得出了老工人阶级是工人贵族的结论，多么可笑。
第二点，老工人阶级是体制的维护者吗？苏拉密举出的老工人可以从体制中得到的利益有三点：第一，下岗职工继续拥有“福利住房”，第二，下岗职工可优先获得“城市低保”，第三，下岗职工可获得再就业“优待”。第一点很荒谬，从农村来的新工人在农村大体都有自己的住房，老工人的家在城市里，在城市里有一个自己的住房也是罪过？同时经过房改之后，这些福利住房基本上都成为工人自己所有的私有产权，体制存还是亡、换不换盘子对工人的住房来说基本上没有影响。第二点很幼稚，大部分新工人在农村都有自己的一份土地，这就是新工人的“低保”，可以保障一个基本生存，让彻底无产的老工人优先获得“城市低保”难道不是应该？再说低保覆盖率有多少？低保能有多少钱？老工人至于为了那么一点点钱就走上歌颂党歌颂和谐社会维护体制的路子上来吗？第三点很扯淡，苏拉密估计是听信了政府工作报告了。老工人唯一从体制中受益的东西，苏拉密并没有提到，那就是老工人可以领到退休金。但这些退休金十分微薄的，许多工人还得拿这些退休金去贴补子女的家用，这些退休金也不足以使老工人走上维护体制的道路。现在许多新工人也办理了养老保险，按照苏拉密的逻辑，新工人是不是也因为这些养老金而成为维护体制的反动力量？盘子没有了，老工人损失不了多少东西。老工人对现在的体制认识的很清楚，通钢事件的组织者吴师傅就说现在国有企业的老板是“新资产阶级”，比那些私营企业的老板更坏更反动。于建嵘的《安源实录》中，一位老工人说出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
第三点，张宏良是老工人群体的代言人吗？从张宏良吹捧的重庆“百日维新”分析，薄熙来在重庆除了唱唱红歌，有哪些社会主义措施呢？判断一个是“左派”还是“右派”，进步的还是反动的，不能光看他是不是拥护毛主席。一个人哪怕唱上一万首红歌，夸一百万句毛主席，如果在做着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事情，那么这个人肯定是毛主席的敌人。薄熙来在重庆唱了那么多红歌，工人阶级的状况改善了多少？遭到血腥镇压的重庆特钢老工人，他们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重庆那么多老工人，他们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多少？重庆那么多新工人，他们的工资待遇提高了没有？劳动时间缩减了没有？工作条件改善了没有？我没看到一点这样的迹象，这就叫重庆的“左转”？即使在十八大上实现了所谓的“左转”，那么从重庆的经验也可以看出这种所谓的“左转”是个什么货色。某些资产阶级改良路线对工人阶级当然是大大有好处的，但将这些改良归结为社会主义路线的回归，就十分荒谬并且有害了。李成瑞老师说：“ 有人说：最近山西实行煤矿重组，宣布矿产资源国有，不能买卖，出现了“国进民退”；重庆市打黑反腐，提倡干部下农村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些情况都被说成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回归的标志”。我认为，这些同志的说法是从善良、美好的主观愿望出发的，但认真地考察一下客观事实，这些措施都只是“改良”措施，并未超出“改良主义”的范畴，因而也说不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回归””
张宏良只看到重庆开始唱红歌，就欢呼雀跃毛主席又回来了，而重庆老工人的状况如何，重庆到底有多少社会主义的因子，张宏良从来不会去关心。张宏良的文章中很少出现工人阶级的词汇，他眼里根本没有工人阶级，不管是老工人还是新工人。老工人阶级的维权斗争，在张先生眼里都是老百姓在“跳墙”，都是妨碍张先生“维稳”的不稳定因素。在他眼里，只有英明的胡主席，神武的习副主席薄书记，还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敌人只有美国汉奸和极右翼势力还有我们这些“反革命双奸势力。所以将张宏良看做老工人的代言人是高看他了。
我对苏拉密还算是比较有好感，因为首先苏坚持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从一个人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分析他的利益诉求，以及这种利益诉求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在头脑中臆造出所谓的“精英集团”“人民大众”“汉奸势力”“沉船派”等脱离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这一点在现在的左派内部很难得，但他对社会阶级的这种划分以及将老工人作为“身份小资”来看待我很不认同；其次就是他看到了新工人阶级的力量，认为新工人阶级要摆脱被泛左翼“被代表”的地位，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这一点比张宏良秋石客之流强了不知多少倍。但是他为了批判张宏良，将张宏良的阶级基础错误的归结为老工人阶级，从而将整个老工人阶级推到新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去，这就很不对了。对于新工人阶级来说，“体制”带给他的，只有剥削和压迫，体制没了新工人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不会损失任何东西，对今天的老工人也同样如此。不仅新工人“被代言了”，老工人也“被代言”了，张宏良们发出的声音，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声音。张宏良群体的社会基础，仍然有待分析。 十年面壁 2011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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