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打土豪及群众工作若干故事

1928年1月初,毛泽东命令部队以连为单位分散到县城和县城周围的各个圩镇,发动群众,打土豪。

九连进驻县城西南的草林圩。这个圩镇有六百多户人家,二百多家店铺。九连驻下后,罗荣桓将连队按班排划分成小组,命令他们分头到各村镇进行宣传和开展社会调查。

部队撒开还不到两天,草林圩的大街小巷和周围各个村庄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打倒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中国共产党万岁!”

老表们一开始不晓得这是什么队伍,都远远地站在一边,用惊疑的眼光打量着,就是不敢靠近。当战士们走过去要同他们攀谈时,他们就躲开。过了几天,老表们发现这支队伍不扰百姓,说话和气,同以往驻过的任何队伍都不一样。慢慢的,一些小孩和老汉敢于凑到跟前来。随之,青壮年也敢于同战士们打招呼,群众工作的局面逐渐打开了。经过初步调查,罗荣桓对草林圩周围哪些家是土豪已经胸中有数。

草林圩最大的土豪叫黄礼瑞,他有九一百多担谷子的田,好几千亩山林。在草林圩上开了鸦片烟馆、钱庄、油行,还有当铺,控制了草林圩地区的经济命脉。他的大儿子黄寅谷在肖家璧的靖卫团当队长。在工农革命军来到草林之前,黄家父子就放出风来,说谁接待了工农革命军,将来要满门抄斩。总之,这是一个在草林圩一跺脚地皮乱颤的家伙,是一个亦绅亦官亦商的恶霸。

罗荣桓决定就拿这家伙开刀。他带了一个小组来到草林南面的旺岗村。还没有进村,远远的就可以看到一座绿荫覆盖的大院落。高大的院墙周围,耸立着三个大炮楼,虎视耽耽地俯视着院落四周的低矮民房。在炮楼的拱卫下,是一片黑压压的重楼叠屋……这就是黄礼瑞的巢穴,此时黄礼瑞已逃之夭夭。部队进去后,罗荣桓吩咐战士们将他家库房里堆放的粮食、布匹、光洋,还有那一缸一缸泡在茶油里的腊肉、腊鱼、腊鸡等年货,都封存起来。同时,他又派人到圩里,把从他家的当铺中起出来的衣服被褥、金银首饰等等,都十一查清退还原主。

罗荣桓除亲自参加打土豪外,还及时搜集各组汇报,掌握情况,解决存在的问题。

在一次汇报中,二排这个组反映,他们在车源村一家土豪门口贴了命令他缴纳罚款的字条,几天过后,不见动静,也不知土豪的下落。他们向一个放牛娃打听,知道这户土豪藏起来后不放心,又派了长工回来探望。

罗荣桓听了汇报,稍微想了一下,对二排的同志说,可以找这长工打听土豪的下落。二排的同志站起身正准备走,罗荣桓又嘱咐他们,为了避免日后土豪进行报复,对长工可以采用假逮捕的办法。

当天下午,二排的同志跑到一座茅草房里找到了长工,用绳子将他松松地捆起,然后咋咋唬唬把他带到连部。那长工不知所以,吓得脸都白了,走路时不断地哆嗦。

当战士们把那个长工解到连部时,罗荣桓命令立即松绑,然后端来一碗开水,亲切地对他说:“老表,你受惊了!坐下,坐下!”那长工被绑了来,却又碰上这位戴着眼镜的和气的“长官”,越发感到莫名其妙。他不安地坐在凳子的边边上,接碗时手哆嗦得把水洒了一地。

罗荣桓笑眯眯地对他说:“老表,你不要害怕。今天没有别的事,就是请你来随便谈谈。”停了一会,罗荣桓又问他:“你吃了饭没有?”

那长工摇摇头。

罗荣桓拍拍他的肩膀:“那你先去吃饭,吃了饭我们再好好谈谈。”说完,又吩咐通信兵:“你先带他到伙房去吃饭,给他加一个菜。”

那长工吃了饭,心情不紧张了,回到连部后,罗荣桓请他坐到火塘边,同他一面烤火,一面象聊家常一样亲切地谈起来。罗荣桓先问他家里有几口人,生活怎么样,从什么时候开始当长工的,土豪对他怎么样……然后深入浅出地向他讲了一些革命道理,希望他帮助工农革命军做一点事。罗荣桓又向他解释了把他绑来的原因。

罗荣桓亲切的话语说到了那纯朴的长工的心里。他的疑惧心理打消了,他看到工农革命军为他的安全竟然考虑得如此周到,非常感动,很快讲出了那土豪全家躲藏的地点。

当晚,罗荣桓派了一个班去一个小山村捉土豪。战士们还没有进村,村子里的狗就叫了起来。那狡猾的土豪溜掉了。但战士们在一座小阁楼上的稻草堆里,却搜出了他的小老婆。

罗荣桓让老表们传出话去,只要那土豪三天以内交出一千块钱来,就可以放掉他的小老婆。那土豪到时候果然乖乖地交来了一千块大洋。

各组打土豪得来的粮食、光洋,还有衣服、布匹都收拢来,在一个院子里堆得满满的。罗荣桓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一部分上交,一部分就地分给群众。但是老表们怕土豪将来报复,谁也不敢要。罗荣桓又吩咐战士们在夜里将东西挨家挨户悄悄送到老表家里去。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罗荣桓又在草林圩召开了群众大会。在会上,罗荣桓对老表们宣布,为了让老表们过个好年,现在将从黄礼瑞等土豪家没收来的粮食和腊肉分给大家。他说,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同土豪斗争,就不怕土豪报复。老表们看到分的东西人人有份,知道土豪即便回来也无法报复,才高高兴兴地收下了。

经过反复做工作,群众的觉悟提高了,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再打土豪时,有的后生甚至敢于挑着箩筐来帮助工农革命军运东西了。

腊月二十二,毛泽东来到草林圩。他对当地的群众工作比较满意。他指示,一定要保护商人利益。罗荣桓认真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他吩咐住在商店里的战士,不准在柜台上睡觉。他还派战士们挨家挨户敲开商店的大门,向中小商人宣传,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商人们听了宣传,又看到工农革命军买卖公平,秋毫无犯,都放了心。草林圩的大部分店铺纷纷开门营业。腊月二十四过小年又赶上逢圩,成千上万的老表都挑了笋干、茶叶、板栗、茶油、花生、金桔等山货前来赶圩。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不过,在打土豪时,因为各班分散活动,有时也出现了差错。有一次四班去打一家土豪。这家土豪早跑掉了,留下了搬不走的相当漂亮的院落。高高的围墙,樟树的浓荫覆盖着庭院,几进房屋都是前廊后厦,显得十分有气势。四班长在这家土豪的大门上贴了一张条子,限令土豪在三天之内送来一千块钱,否则,就要将这座房子烧掉。三天过后,土豪并没有把钱送来。于是,班长就领着战士们把这座房子点着了。恰好,这时土豪从外面传话回来说,请不要烧他的房子,钱凑够了就送来……可是,这座房子已成废墟,只在夹墙里发现了几箩筐已经熏黑的银毫子。罗荣桓很不满意,他用少有的严厉口吻责问四班长:“好好的房子为什么要烧呢?”四班长辩解道:“已经贴了条子了,如果不烧,他们就不送钱。烧他一两家,他们才送呢。这是杀鸡给猴看的。”罗荣桓连连摇头:“什么杀鸡给猴子看,你这叫鸡飞蛋打!房子将来还可以分给老表们住嘛。钱,你还可以慢慢要。现在房子烧了,一千块钱要不来,在群众中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罗荣桓立即抓住这件事,在全连进行教育,让大家都接受教训。以后,九连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烧屋事件。

古田会议结束后不久,朱德率红四军第一、三、四纵队从古田出发,进军江西。毛泽东率第二纵队断后,同时改组了这个纵队的领导机构:曾士峨任司令,罗荣桓任政治委员①〔根据中央九月来信,此时党代表已改称政治委员〕,原二纵队五支队党代表罗瑞卿任纵队政治部主任。

这支部队的骨干力量是原军部的特务营。它是由国民党起义部队编成的。在起义之初,队伍里有不少士兵是既扛步枪又带大烟枪的“双枪”兵。为了将这支队伍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前委派去了各级党代表,补充了一批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战士,建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从组织上完全改变了旧军队的一套,为部队的进一步改造打下了基础。

但是,浓厚的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清除的。这支队伍里,有不少人还没有认识到红军党代表制度的重要性。对党代表重视与否,完全是看人行事。党代表如果能打仗,他们就伸出大拇指,说一声“兄弟佩服”,十分尊重;否则,就看不起,甚至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也有不少人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群众工作是地方干部的事,顶多也只不过是政治干部的事。他们非常不情愿到闽赣交界的山区来,感到这个地方田少石头多,吃的尽是番薯,生活太苦。他们最高兴的是闯州过府,因为进了城就可以大吃大喝。有少数流氓习气严重的还想乘此去赌钱、逛窑子。在管理教育上,一方面打骂士兵的现象普遍存在,枪毙逃兵的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又有些由旧军队来的干部对战士的缺点错误姑息迁就,说什么“当兵的能打仗就行,平时马虎点没有关系”。个别人看到士兵赌钱,不仅不制止,反而要赢了钱的请客。

第二纵队所以会存在这些问题,客观原因是刚起义不久,要改变旧作风旧习气非一日之功,而主观原因则是由于纵队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纵队原来的党代表张恨秋去年下半年刚从上海调来,没有经过实际锻炼。他调到二纵队不久,正赶上打土豪杀猪,便亲自提了灯笼去照明,嘴里还不住地吆喝:“猪肝归我,猪肝归我。”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他来不久,部队去打梅县。编进队伍里的一批原卢新铭部的俘虏兵,天天有开小差的。他不是设法加强政治工作去巩固队伍,而是采用枪毙逃兵的办法,部队出发前常常要枪毙逃兵放在大路上示众。但这样做仍然制止不住士兵逃亡。打梅县失利后,二纵队的六七百名从旧军队过来的士兵几乎跑光了。

罗荣桓一到职,就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向部队传达了古田会议决议,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和贯彻,以此作为改造这支部队的关键。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各支部逐条对照决议检查了本部队和本支部存在的问题。在检查过程中,有些人有抵触情绪,党员们就以决议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批评帮助。检查结束后,各支部又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党员公布,发动群众讨论。干部和党员自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斗争决心,对全体指战员是很大的鼓舞。这样,就从上到下造成了反不良倾向的气氛,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了。打骂士兵、不尊重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搜俘虏腰包、乱拿群众的东西乃至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和坏人坏事都揭发出来,并受到批评纠正。

在运动过程中,罗荣桓经常深入到各支队和大队去,一面了解情况,一面加强具体指导。他发现,赌钱、抽大烟、逛窑子这些流氓行为已逐渐克服,不过还有少数流氓习气严重的人仍在偷偷摸摸地干。有几个赌鬼赌钱时,派人在门口放哨。他们在自己的腿上拴上绳子,绳头交给放哨的,政委一来,放哨的一拉绳子,里面就赶紧收摊子。

针对这个情况,罗荣桓又及时在全纵队提出“反流氓行为”的口号,发动群众对有严重流氓行为的人开展严肃的思想斗争。这些人大部分在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改邪归正了。个别人屡教不改,混不下去了,就开了小差。不过,这种人走了,反而会使部队更加纯洁。

同反流氓行为比较起来,反对打骂士兵、枪毙逃兵就要困难得多了。有些军官认为打骂士兵是带兵之必需,而逃兵就是“反革命”,应当枪毙。这两种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已明确指出是“带有盲动主义性质的”错误行为,在部队内部还颇有市场。

在井冈山时期,罗荣桓曾同打骂士兵这种军阀残余作了长期的、不疲倦的斗争。至于枪毙逃兵的现象,在井冈山上还没有发生过,但下山之后,随着老骨干伤亡、俘虏成份不断补充进来,便时有发生并日益严重了。

为了彻底纠正枪毙逃兵现象,罗荣桓召集了多次会议,对一些思想不通的干部进行说服。他首先指出,枪毙逃兵是封建军阀压迫士兵的办法,革命军队绝对不能采取。

罗荣桓指出,士兵逃跑大多数是因为怕苦、想家;有的请假不准,不辞而别;有的是因为干部管理方法不当……对这些人主要是教育问题。即使是拖枪逃跑,也要具体分析。如果将枪拖到兄弟部队或是赤色区域,也还是没有死罪;只有拖枪投敌才能以反革命论处。

根据前委规定,罗荣桓宣布,今后士兵想回家的,可以先做思想工作,劝他们不要回去。如果劝说无效,可以准假并发给路费,告诉他们做秘密工作的方法,叫他们回去从事农民运动、工人运动乃至白军士兵运动,今后什么时候归队都表示欢迎。罗荣桓指出,所以要这样做是由红军的性质决定的。红军既然是工人、农民志愿组织的武装,就不能强迫。捆绑不成夫妻,用强制的方法并不能巩固部队。打梅县后,第二纵队几乎天天枪毙逃兵,还是跑掉那么多人,就是一个证明。

在反不良倾向的基础上,罗荣桓又领导全纵队建立了定期检查古田会议决议贯彻执行情况制度和党课教育、士兵教育制度,同时健全了支委会、支委和小组长联席会、支部大会、小组会和党员定期向小组长作汇报等制度。

在传达贯彻古田会议决议过程中,罗荣桓还学习了毛泽东给林彪的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林彪对形势的悲观估量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早在井冈山上,罗荣桓就听到过“红旗打得多久”的议论,但要对其进行说服却颇为费力。读了这封信,他感到有了澄清悲观情绪,进行形势教育的锐利武器。这封信对他思想影响很大。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担任山东分局书记时,还将此信印发给山东军区各战略区负责人,并加按语说:“该信是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是马列主义者观察问题与掌握形势的典型”,要求大家研究学习。

一九三○年二月下旬,红四军在江西吉安以东的水南、施家边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个旅。部队随即转入赣南分兵发动群众。

三四月间,罗荣桓等率领第二纵队到达赣南的安远、寻乌地区。这时,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经过罗荣桓等政治干部不断的实践和总结经验,已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群众工作“七部曲”,即:第一步分发土豪的谷物给贫雇农以发动群众;第二步进行口头和文字宣传、化装讲演、召开群众大会以宣传群众;第三步建立工会、农会等以组织群众;第四步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第五步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第六步举办群众领袖、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第七步分配土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这七步,每一步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使做群众工作的过程同时成为调查研究的过程。

第二纵队经过贯彻古田会议决议,掌握了这“七部曲”,群众工作出现了崭新的气象。部队走到哪里,标语就贴到哪里。部队一驻下,战士们主动地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调查土豪劣绅的罪恶。部队打了土豪,除完成筹款任务外,把全部东西都分给了群众。每次出发前,大街小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支部还派人挨家挨户检查群众纪律,看看借了东西还了没有,损坏了东西赔了没有。这样,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军民关系也更加密切了。队伍一出发,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恋恋不舍,齐集村头夹道欢送。

几个月的功夫,第二纵队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引起了前委的重视和注意,罗荣桓等的工作得到了前委的赞扬。一九三○年五月,赴上海党中央出席全国红军会议的红四军代表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二纵队过去没有很好的上级干部,军事政治都无中心,因此战斗力差于一、三纵队。最近上级干部已另换人,二纵队又复兴起来了。”

林彪打仗很稳重也很灵活,擅长于出敌不意,打敌人的伏击。但个性很强,不愿听取别人批评。别人颇难同他共事。自从他担任第二十八团团长以来,同各届党代表大都搞不好关系。陂头会议后,四军政委实际空缺。作为红四军政委,除必须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等基本条件外,还要有宽广的胸怀。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在非原则问题上又要有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以利于搞好和林彪的团结。毛泽东建议由罗荣桓代理四军政委,前委同意毛泽东的建议。

红四军共有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是老二十八团,战斗力很强。二纵队经过罗荣桓等近半年的辛苦工作,也赶上来了。三纵队原是老三十一团。在汀州整编时,为了加强由闽西地方红军编成的第十二军的战斗力,已将其成建制调到十二军,而将原十二军的第二、三纵队调入红四军组成新的第三纵队。当罗荣桓到任时,比较弱的就是这个纵队。部队转移到江西后,这个纵队有许多福建籍战士因家乡观念严重,纷纷开小差。第十九大队在汀州原有一百八九十人,到了瑞金,只剩下七八十人。兵员不足,他们只好打了一面“扩大红军”的三角旗子,沿途招募,又补进了不少江西籍的战士。罗荣桓非常注意对这支新部队的培养、锻炼。到瑞金后,罗荣桓便把行李搬到第三纵队,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

一天,他带了三位干事、一位勤务兵、一位马夫来到第三纵队的特务大队。

经过同战士们一道生活,罗荣桓发现,部队扩大以来,团结问题突出起来了。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湖南老乡,爱吃辣椒。政委是广东人,偏偏不爱吃辣椒。买菜的时候,大队长经常嘱咐司务长买辣椒,要挑那种又红又尖的,越辣越好。大队长这种爱好得到了同样喜欢吃辣椒的江西籍的战士支持,可却遭到不爱吃辣椒的政委和福建籍战士的反对。这位大队长又有点军阀残余,古田会议以后打人固然不敢了,嘴里骂骂咧咧的却仍然是家常便饭,而政委也不肯忍让。于是,吵架就不可避免了。

罗荣桓了解这一情况后,出席了大队的支委会和士兵委员会。在支委会上,大家又扯起了吃不吃辣椒的问题。罗荣桓发了言,他说:“我们这个大队有江西人,也有福建人,还有广东人、湖南人,来自四面八方。要不是革命,大家谁也不认识谁。革命使我们成了阶级弟兄,我们一定要团结,不团结,工作搞不好,仗也不能打好。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在团结方面起模范作用。我们湖南有这样一首民歌:‘一根竹竿容易弯,三扎麻绳扯断难,众人拾柴火焰高,齐心团结金不换。’这说明了团结的重要。团结,这是一个出发点,有了这个出发点,一些具体问题,象吃辣椒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太家应当互相谅解、互相照顾。今后可以少买点辣椒,单炒,爱吃辣椒的湖南人、江西人的需要就可以满足了。但是,不要放到菜里头,这样也照顾到了福建人的不同的口味。”

经过罗荣桓的耐心教育,这个大队几个干部都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今后一定要团结起来。

罗荣桓离开特务大队后,又走访了几个大队,发现福建人和江西人之间的团结问题普遍存在,除生活习惯不同外,语言不通也是造成隔阂的原因之一。

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召开了专门研究和解决团结问题的政工会。罗荣桓在会上说:“福建的同志刚从地方上出来,讲话别人听不懂,他们坐在一起是很自然的。这不是什么小宗派、小集团,当然,福建的同志也要学国语①〔当时用语,即普通话〕,你们干部今后向部队讲话,要学着讲国语,不要讲土话。在这个问题上,干部也要用自己的带头作用去影响战士。今后,部队还会不断发展,五湖四海的人都会碰到。如果不会讲国语,指挥部队就会发生困难。”

会后,由于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团结问题很快解决了。而不会打仗的问题又突出了起来。红一军团由广昌转移到兴国集结后,于七月十一日北上。路过吉水的一个夜间,红四军正以第一、二、三纵队的序列行军。三纵队一些新战士看到前面有人打手电筒,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都慌里慌张往路边的树林子里躲。乱了好一阵子才把队伍整理好。七月二十四日部队进驻樟树镇后,一、二纵队在赣江边警戒,三纵队驻在镇子里。也是在一个夜间,一、二纵队发现江里有敌人的汽划子,便用机枪扫射。三纵一些新战士听到机枪响,又乱了起来,用当时的语言讲,就是发了一阵“妖风”。于是,有人编了顺口溜,嘲笑这支新部队“走路走不动,打仗发妖风”。

罗荣桓发现这一问题后,吩咐三纵队政委张赤男将大队以上的政治干部找来开会。在会上,罗荣桓针对部队这种惊慌失措的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一个手电筒就把我们搞散了,听到机枪响就发妖风,怎么行呢!”听到罗政委的批评,大家都低下了头,感到非常惭愧。他们说,许多战士连手电筒也没有见过,连机枪响也没有听过,根本没有打过大仗。罗荣桓听完他们的解释,口气缓和了一些。他耐心地说:“打仗,谁也不是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就会的,都是学会的。兵要靠干部带。”他要求干部以自己在战斗中的模范作用影响和教育战士,要手把手地教,通过放哨、夜行军等活动锻炼新同志的胆量,提高他们的信心和勇气。后来,在文家市战斗前,罗荣桓又到三纵队进行动员,这一仗,三纵队打得很好。通过这次战斗的洗礼,这支新部队逐渐锻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