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夫妻感人事迹汇总

周文雍和陈铁军

在那长夜漫漫、风雨如晦日的岁月里,有多少忠贞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壮怀激烈,视死如归,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捍卫党的事业。1928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畔的刑场上,两个青年男女革命者,面对敌人的枪口,从容不迫地举行结婚典礼。就是广州起义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周文雍同志和当时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陈铁军同志。
陈铁军出身于华侨商人家庭,在“五卅”运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她由一个追求个人上进的大学生,转变为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革命者,并于1926年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事件,白色恐怖笼罩着广州。这时党派她协助周文雍同志工作。周文雍是中共广州市委工委书记,正夜以继日地准备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因为工作需要,党指示周文雍和陈铁军合租一个房子,建立秘密联络点。为了掩护工作,他们假称夫妻,秘密进行活动。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工作上的互相帮助和生死与共的斗争,把这两个年轻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他们都以事业为重,顾不上谈个人的爱情。
1927年爆发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陷入敌人大屠杀的血海之中。积极参加这次起义的周文雍和陈铁军,在起义失败后,继续在广州坚持地下斗争。由于叛徒的出卖,两人同时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们不屈不挠,坚持斗争。周文雍在墙上写下了这样的诗篇:“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驱为群裂!”
1928年2月6日,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敌人押上刑场。两位烈士态度从容,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上,陈铁军向周围的群众宣布:“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结婚的礼炮吧!”一对革命情侣,就以这样的英勇气概慷慨就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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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曦与萧楚女

游曦,原名游传玉,1908年生于当时的四川省巴县(现重庆市)大阳沟一个手工业家庭。游曦的父亲游正华思想传统,不允许女儿读书,认为女娃儿长大嫁个男人就行了。

倔强的游曦一再要求上学,终于得到母亲和哥哥的支持。1921年,她进入收费低廉的“太阳山女子职业学校”半工半读。

入学后,游曦白天用功读书,晚上给人缝衣服、织毛衣,赚钱来贴补学费。她和同学童毓英关系很好,由此结识了童毓英的五哥、具有激进革命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童庸生。

童庸生很欣赏有反抗精神和自立意识的游曦,得知她想进一步学习,便引荐她到省立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这一年,游曦15岁。

当时,萧楚女刚到二女师任国文教员不久,游曦很快就被这位进步教师的教学和演讲所吸引,如饥似渴地学习萧楚女著作和《新青年》、《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围组织“平民学社”。

有一次,萧楚女刚上完课,正要离开学校,游曦赶上去,请他分析国家主义派的刊物《醒狮》是否可信。萧楚女严肃地向游曦剖析了国家主义派的实质,指出其“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主张,实际是反对社会主义俄国和中国共产党,千万不能受其蛊惑。

在萧楚女的教育和熏陶下,游曦的政治觉悟逐渐成熟,逐步树立起要为革命、为人民无私奉献的坚定信念。

1925年,四川省教育厅撤换了二女师的进步校长蒙才成,另派来一个反动腐朽、爱抽大烟的黄尚毅。黄一上任,就排挤进步教员,开除进步学生,严格限制学生参加一切进步活动。

全校师生对之极其不满,在中共重庆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发起了一场“打狗运动”,疾呼要把这条黄“狗”撵走。

“打狗运动”中,游曦一直冲在前头。黄尚毅为了“杀鸡儆猴”,挂出布告宣称将游曦等二十几个带头学生开除。游曦却根本不怕他的“权威”,把那块布告牌扯下来踩个稀烂,还和几个同学白天黑夜守在校门口,不准黄尚毅进学校。

游曦等学生的坚持斗争,得到了重庆各校、川东学联以及上海学联的声援,社会舆论也给予同情,黄尚毅被迫于11月辞职。

在这次运动中,游曦光荣地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她把自己的原名“游传玉”改成了“游曦”,意思是她看到了曙光,她要迎着初升的太阳,为革命奋斗终生。

广泛发动妇女运动

报考军校投笔从戎

1925年冬,组织安排游曦到重庆中法大学学习。中法大学是一所革命学校,由吴玉章任校长、童庸生任教务主任,聘请了杨闇公、冉钧、周贡植、漆南薰等先进知识分子当教师,专门培养新一代的进步青年。

游曦入学不久即转为中共党员,并担任党支部委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中法大学支部书记,还担负重庆市学联的工作。

1926年初,党组织委派游曦担任建立重庆市妇联的筹备主任。她作风泼辣,很有组织才干,短时间内就完成了筹建工作。

4月1日,游曦在巴县图书馆主持召开了有各界妇女代表300余人参加的“重庆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大会。会议发表了成立宣言,选举了领导机构,刚满18岁的游曦被选为重庆市妇联宣传部主任。

暑假期间,她动员女学生中的党团员到磁器口、菜园坝的丝厂去做女工的教育工作。在磁器口丝厂办起了女工夜校,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建立了4个丝厂的工会组织,为党在丝厂中开展工人运动、妇女运动打下坚实基础。

同年十月,北伐军攻克武汉。游曦立即发动重庆各界妇女,参加了三万余名群众在关岳庙举行的“庆祝国民革命家光复武汉大会”。她率领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亲自写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大标语,并参加演出话剧《母亲的心》。这出话剧描写一位母亲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下觉醒,鼓励自己的儿女参加革命,不少群众看后都深受感动,流下热泪。

在宣传活动中,游曦声音嘶哑了,眼睛布满血丝,仍然不歇息。亲友们问她为什么这样忙碌,她自豪地回答:“这是革命啊!”

1926年10月,为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黄埔军校在武汉办起了分校。中共指示各地党组织选送党团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青年报考。游曦等人得知后立刻报名。

但游曦母亲不让她去,含着眼泪劝阻道:“这些年,妈看到了你是个有志气的人,比妈有出息。如今你能念上大学也就够了,等你毕业后,找上个称心如意的男人,过个不愁吃、不愁穿的安稳日子,妈也就知足了。好生生又闹起去当什么兵啊?妈不准你去!”

游曦知道母亲是真心疼她,耐心对母亲说:“妈,你一辈子这么辛苦,也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是为什么?都只为穷人受压迫,妇女没有得解放。现在讲男女平等,男人当得兵,女人为啥不能当兵?我是为了穷人能过好日子,为了妇女不再受人欺压才去当兵。我决不过那种依靠男人能过活的日子,我要去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不合理的世道!”

“你说那些是好,也用不着去当兵嘛。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好男都不当兵,你一个女孩子的当什么兵?不怕别个笑话!”

“妈,自古就有花木兰替父从军,梁红玉擂鼓督阵哪。那时候的女孩子都能报效国家,这时候提倡男女平等,我去干革命,为国家为老百姓,是光荣的事,怕谁笑话?别个爱怎么说就让他说去!”

游曦终于把母亲说服了。之后几个晚上,游曦赶做了四双布鞋,连同平时积攒下来的两块大洋,一起交给了妈妈。

游曦知道参加革命就会有牺牲,进了军校,将来就要上战场,生死难料。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她一度把名字改成了“游牺”,意思是为了革命不怕任何牺牲。

1926年底,她和李淑宁(即赵一曼)等三百多人,从重庆朝天门码头乘船东下,抵达武汉。

军校锤炼磨砺成长

随军西征抵御叛军

军校女生队原打算只招40多人,但报名者太多,最终招录213人。这是黄埔军校史上首批女生,被列为军校第6期。

女生队成员多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和川渝等地。她们出身于不同家庭,年龄在18岁到30岁之间,有的甚至已结婚生子,有的还缠过脚。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而游曦在其中无疑是很突出的一个。

原第6期政治科学生冼大启在《武汉分校始末———兼忆战友游曦》一文中就回忆说:“重庆当地报考的男女生……受萧楚女、恽代英两先生的革命熏陶甚深……游曦同志就读省二女师,她以一女生毅然从军,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主要是由于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

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在武昌兰陵街两湖书院(现解放七道中段)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宋庆龄、吴玉章、于树德等出席大会。

军校为使男女学生有所区别,原决定让女生打黑色绑腿,军服双袖缀上红色字母“W”标记,并发短枪。

但游曦、李淑宁、胡兰畦等多数女生都坚决反对,她们说:“我们都是革命战士,男女应该平等,但是我们在革命政府之下,如果连穿衣服都得不到平等,还要拿一个字母来表示区别,这又算什么呢?”军校最后只好取消这一提案。

她们凭着满腔革命热情,参加摸爬滚打的艰苦训练,没有任何特殊。早上军号一响,马上起床、穿衣、梳洗,10分钟收拾完毕,然后进行操练。从早上5时半起床开始,一直到晚上9时半睡觉。

军事训练课有步兵操典、射击训练,还到蛇山“打野外”,进行实地军事演习等。女生拿的步枪,有的比她们的个子还要高。

女生队的文化学习以政治课为主。在恽代英等领导下,学校非常重视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教育。开设了《社会主义史》、《妇女解放运动》、《共产党宣言》等课程。陈独秀、周恩来、董必武、萧楚女、陈潭秋、郭沫若、吴玉章、瞿秋白、宋庆龄、何香凝等革命领袖和进步人士,都曾应邀来校作过报告或讲过课。

在党的悉心教导和培养下,大多数女学生不论是政治理论还是军事技术,都有很大的提高,逐步成长为坚定的革命主义战士。

l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消息传来,游曦与同学十分愤慨,立即在校园内贴出“打倒新军阀蒋介石”、“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等革命标语,还发起清校运动,查出了一批反共分子,送卫戍司令部查办。

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中,萧楚女等共产党人被害。游曦得知后更加悲愤,暗下决心要为老师报仇。

当年5月,夏斗寅部叛变,武汉军校学生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部分学生编入中央独立师,由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领进行西征。

游曦被编入第一团宣传队,开赴咸宁、嘉鱼一带迎敌。她在军中年纪最小,但机智勇敢,处事果断。一天,独立师女生队奉命到距咸宁十多里的乡村逮捕被群众称为“活阎王”的土豪何颜旺。当女生队赶到时,只见房屋陈设豪华,楼上摆满了香肠腊肉,却不见“活阎王”的影子。

第二天,当地妇女解放协会的一名会员喘着气跑来报告,说何颜旺进了城。值班的游曦立即带人追到城关厢,冲着逃跑的土豪大喊一声:“站住!”

“活阎王”见是一个小女兵,不予理睬。游曦立即朝天开了一枪,吓得“活阎王”双腿哆嗦,扑通一声趴下不动,被群众捆得结结实实。

赵一曼、胡兰畦等同学异口同声称赞游曦能干,组织上也给予表扬,她却谦逊地说“这是大家的功劳”。

广州起义以寡敌众

巾帼英雄血洒羊城

中央独立师凯旋后,恢复军校建制照常上课。但是形势日益恶化,汪精卫集团七月中旬公开叛变,军阀何键加紧策划消灭武汉军校的革命力量。

千钧一发之际,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设法制止了何键的反革命屠杀,将军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亲自兼任团长,准备率部开赴南昌,参加起义。

鉴于形势险恶,军校动员女生队学员回家暂避。但游曦和郑梅仙、曾宪植等30个女生坚决不从,执意跟随革命。她们最后被编为军官教导团的一个连,跟随叶剑英出发东征。

教导团抵达南昌时,叶挺、贺龙的南昌起义部队已经离开,经抚州向广州进军。于是教导团也千里迢迢奔赴广州。

开始部队每天约走四五十里,后来行程越走越快,过江西与广东边境的大庾岭时,日行军竟达130多里。崇山峻岭间道路崎岖,烈日炎炎,想找个歇脚人家都找不到。大家走得筋疲力尽,往往停下来吃饭时,就靠在石头上睡着了。

即便如此,游曦等30名女兵仍然咬牙坚持,不时带头唱起《先锋队之歌》和《打倒列强》歌,鼓舞士气。

9月初,教导团到达广州,驻扎在北较场四标营。

10月的一天,游曦和战友钱瑛来到东较场的陆军医院,找女生队战友张益智、熊天春谈心。

她们回忆了武汉军校的战斗生活,当谈到“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游曦怀念起自己的启蒙老师萧楚女,忍不住泪如泉涌。钱瑛安慰她说:“我们不要难过,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天亮的时候快到了,广州会是我们的……”她们谈论到很晚才回四标营。

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作出了广州起义的决定。教导团的党组织赓即在团内成立了“士兵训练委员会”,进行严格紧张的军事训练。

游曦是教导团共青团支部委员,还任第一营女兵班班长,这是教导团惟一的女兵班。她每天清晨率队跑步到黄花岗演习,还积极协助共青团委书记唐维工作,带领女兵班的团员到工厂,发动妇女起来斗争。

起义前一周,游曦参加了广东省委在黄花岗召开的秘密会议。二百多名积极分子听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的报告后,一致表示拥护省委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

12月10日晚,游曦通知女兵班做好作战准备。

11日凌晨3时许,由张太雷、叶挺,徐向前、聂荣臻等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了。游曦和同志们立即摘下了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扔在地下,系上起义的标志红领带。教导团的枪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揭开了广州起义的序幕。

教导团是广州起义的主力军,在工人赤卫队和市郊农军的配合下,勇猛作战,迅速打垮了多个据点的敌人,黎明前已解放了珠江北岸大部分地区,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广州公社宣布成立。

l2日晨,敌人开始疯狂反攻,并把主要攻击目标对准教导团守卫的长堤、观音山及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

起义军与敌人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展开激战。敌人不断增援,形势越发危急。游曦的女兵班接到命令,立即赶赴珠江北岸的长堤,加入阻击敌人的队伍。

当日下午,起义军总指挥张太雷在前线中弹牺牲。叶挺和聂荣臻看到敌众我寡,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撤退。当晚10时起,起义军主力陆续撤出广州。来不及撤退的起义士兵和工人赤卫队,在市内与敌人展开猛烈巷战。

13日晨,与指挥部已失去联系的女兵班仍坚守在长堤,与数十倍的敌人激战。女兵班打退对方多次进攻后,伤员不断增加,粮水断绝,子弹也所剩无几,游曦决定派一个战士回指挥部联系。

那个战士说:“班长,你亲自去吧!我们坚决顶住敌人!”游曦严肃地说:“这是什么时候,我不能离开这个岗位!”她停顿一下,用严峻的口气补充道:“去吧!告诉指挥部的领导,我们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苏维埃政权。”

战士走后,敌人又开始进攻,游曦指挥女兵们甩出最后几颗手榴弹,然后第一个冲出去跟敌人拼刺刀,又一次逼退了敌人。

此时,她们的子弹全部打光,刺刀也拼弯了,个个带伤。游曦扫视着剩下的几个女兵,指着飘扬在阵地上的绣着斧头镰刀的红旗,沉重而坚定地说:“同志们!我们子弹打光了,就在敌尸中去捡,只要一个人活着,就要高举起这面大旗!……”她的话还没有说完,敌人又疯狂地扑了上来,游曦带领全班战士奋勇迎敌,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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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裘慧英

一对革命夫妻,十余年间秘密战斗在“上海-延安”的空中通信线上,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事迹后来被拍成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这对夫妻就是李白和裘慧英。他们的革命气节及忘我的奋斗精神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五十多年前,上海的黄渡路107弄15号一栋三层小楼,是李白和裘慧英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现在成了李白故居。

李白,1910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贫苦农家。15岁时就入了党。

1931年初,红一方面军利用反“围剿”时缴获的一批国民党军用电台,建立了无线电学习班,李白被挑去参加学习。1938年党组织决定,派李白到上海建立地下电台,随时同中央联络。

李白刚到上海时是单身汉,租房子容易引起怀疑,党组织便调绸厂年轻女工裘慧英与他扮作假夫妻。两人开了一个电器修理店,白天揽生意,晚上和延安总部电台通报联络。

裘慧英出身“包身工”,在斗争中入了党。她很快受到李白工作精神的感染,工作中逐渐产生了爱情,变成真正的夫妻和生死与共的战友,并有了孩子。

战斗到黎明前1942年中秋节前夕的一个夜晚,李白又和往常一样,关好阁楼的窗户,戴上耳机,开始集中精力向延安总部发报。每天这个时候都是李白最兴奋的时候,因为他可以直接与党中央联系,听到来自延安的声音。

突然,一阵猛烈的砸门声。是敌人发现了电台的位置,并包围了李白的住所。紧接着敌人踢开了大门,十几个日本宪兵冲上阁楼。李白听到一楼有动静,马上收好天线并藏起机器。狡猾的特务进来后首先把手伸进被窝,发现是凉的,再抓过他的手指仔细看,接着又敲地板,发现有两块声音异常,从隔层里搜出了电台。

李白和裘慧英一起被捕了。他们被押到日本宪兵队,分别关在两个屋子里进行拷问。一次裘慧英遭到一顿毒打后,被拖进了李白的房间。李白被绑在老虎凳上,人已昏死过去。

日本特务审讯时,不仅给李白上老虎凳,还用钳子把他的指甲一片片拔下来。李白忍受巨痛,一口咬定自己是为阔佬在战时沟通商业情报。每次提审时经过裘慧英的牢房,他总要用眼光暗示妻子坚持。当时,地下党组织设法出具了假证明,加上敌特分析电台的功率也认为不具备同延安通报的能力,后来才同意保释。李白于1943年6月终于出狱。上海不能呆了,李白他们转移到浙江、江西等地继续从事秘密工作,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们又重新战斗在“上海—延安”的空中通信线上。

白色恐怖的上海,使李白他们的处境更加危险。李白在渔船上找了一个修理收发报机的工作,白天去上班,晚上回来收发报。1948年12月29日晚上,李白正在发一个非常重要的电报,他的住所又被包围了。李白镇静地发完了电报,处理了电报稿纸,隐藏好发报机。

李白再次被捕了,在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他再一次受尽了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针刺手指、香火烧眉毛和鼻子、上老虎凳……但李白没有吐露任何情况,使上海地下党仍能同中央继续保持联络。妻子裘慧英以家庭妇女的身份探监时,李白只关心解放军的胜利进展,并说:“天快亮了,我等于看到了,不论生死,我心里都坦然。”

1949年5月7日,解放军已渡江并接近上海,李白因被赶来坐镇指挥的蒋介石亲批“坚不吐实,处以极刑”而遭特务秘密杀害。

20天后上海解放,党组织和裘慧英找到烈士李白的遗体。

李白牺牲了,但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英雄,永远被人民怀念。人们说,有这样的同志,电波,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