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门列夫的帽子和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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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极老翁：马门列夫的帽子和胡说
申明一点，我不认为项观奇先生是什么“宪政民主派”。所谓 “宪政民主派”是那些公开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这些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极力鼓吹“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普世价值”，从而完成了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历史重任。这些人热衷于所谓“市场经济”，要在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后，彻底改变整个上层建筑。这些人是改革开放的“高参”与“谋士”，在改革开放当中立了大功。就彻底改变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来说，应当发给他们一个大大的奖牌。然而，他们“宪政民主”的主张与那些主张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最后产生了分歧。“特色派”要坚持当今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四个坚持”唯一坚持的一条，其余不过是幌子而已。在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点上，“宪政民众派”与“特色派”完全一致。
那么，项观奇先生有没有上面所说的那些“反对”呢？有没有鼓吹什么“普世价值”呢？――没有。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只是在认真地思考一些问题。既然思考问题，就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从项先生的全部文章当中，我不否认存在一些模糊的甚至是不正确的认识，但是他是在认真探讨一些问题，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并研究一些问题。当然，由于他多年在国外，对有的问题的看法不可避免的会脱离实际，或者说与实际结合得不那么紧密。但是，不可否认，做为一个革命者――项先生这种求索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没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因为这本身就不符合辩证法。既然如此，所以不能开“帽子工厂”，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关于“封建专制”问题。我并不赞同《半社会主义论》中的某些观点。但是，从《半社会主义论》中看不出项先生说毛泽东时代就是什么“封建专制”，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然而，在建国后的十七年当中，有没有封建残余？毛主席所说的“大官利益”属不属于特权范畴？这种特权是否具有封建残余的性质？在文革当中，那些保皇派掌权的地方有没有“封建专制”？保皇派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草菅人命，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是不是“封建专制”？在改革开放之后，那位总设计师“垂帘听政”算不算“封建专制”？不言而喻，这些是不可否认的。说存在“残余”并不就是指“全部”。也就是说，说存在“封建残余”，并不是否定社会主义这个“全部”。这个“残余”只是社会主义存在的弊端。如何消除这个“弊端”，在今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是要继续解决的问题。当然，消除“弊端”的任务极其艰巨。中国毕竟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当年的批林批孔，可谓轰轰烈烈，但是对孔夫子批而不倒。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尊孔闹剧更是愈演愈烈：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奥运会为孔子招魂，甚至将孔孟之道作为党校教材，孔夫子九五至尊的铜像也在天安门广场一侧立了起来。当然，尊孔不得人心，复辟倒退不得人心。否则，就不会在民众浪潮般的反对声中，孔夫子的铜像又被搬回到应该呆的地方。
项先生所说“整个制度、体制，没有多少变动”的本意是从文革失败这个角度讲的。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标志。但是，文化大革命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否则也就不存在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毛主席后来所说“走资派还在走”，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完。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事实上，自“二月逆流”之后，许多地方的领导权并不掌握在真正的无产阶级手里。“请隐士、举逸民”，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此类现象在文革后期普遍存在。毛主席是有所指的，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当年，许多造反派只在文革后期才走出大牢。全国各地的当权派基本上全部“解放”之后，他们依然掌握着权力，“大官”的利益并没有被剥夺。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制度、体制，没有多少变动”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关于特权。所谓特权，是指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不遵循《宪法》和《党章》的规定，“大官”的一句话，就可以超越《宪法》，就可以改变党的集体所作出的决议，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甚至许多人的命运，这就是特权。这种特权的性质完全是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这种特权，无疑属于封建残余。这是必须要清除的。这种封建特权发展至今，早已经不是什么“弊端”，而是由量变到质变；所谓“权贵资产阶级”就是由“特权阶层”逐步演变的。官僚资本主义比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还要落后还要反动。项先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谈论“民主”这个问题的。列宁曾经说过：“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不过还要由许多国家来改善和完成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形式。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没有做。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是不可饶恕的。我们还要不止一次地把我们的工作做完，改作和从头做起。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和提高一步，都必定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注1）。项先生恰恰是从完善和改造“苏维埃制度”这个角度谈论“民主”的。难道项先生这样说就是所谓“宪政民主派”？――不能下这样的结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在艰难地探索“民主”的道路。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资产阶级意志的反映。它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制度而提出的法律原则和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法权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它在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都带有资本主义的痕迹，所以不可避免地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说：“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所说的“八级工资制”（事实上还有干部的等级制），这是法律和制度所允许的。毛主席后来又说：“当大官了，要保护大官利益”，“有好房子，有小汽车，比资本家还厉害”。毛主席所说的“大官利益”（好房子、小汽车），在法律和制度上是没有规定的，至少没有公开的规定。这样的“大官利益”，严格说来已经超出了资产阶级法权的范畴，是具有封建性质的特权，属于封建残余。一个是资本主义的痕迹，一个是封建残余，可以说“法权”不等于“特权”。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革资产阶级的命，还要革封建残余的命。今后也还是要革封建残余的命。改革开放之后，事实上在农村已经出现了新的地主阶级，农民将那些“种粮大户”称之为大地主，就是形象的比喻。那些为“种粮大户”打工的农民就是新时期的贫雇农。那些因失去土地而一无所有的农民工，则是新时期的无产阶级。
关于“党内资产阶级”问题。通过文革的失败，通过改革开放，事实证明确实存在“依然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特权集团’”，否则，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权贵资产阶级”。这个“特权集团”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一个阶级。毛主席说“走资派还在走”，是指走资派所代表的那个阶级。而这确实如项先生所说：“依然是个有力量有地位的阶级”。否则，就不会一举粉碎“四人帮”，就不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实行疯狂的全面的阶级报复，就不会顺利地走向改革开放。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也不是一些人的力量，这是一个阶级的力量。这个阶级的力量是强大的，如今也是强大的，这没有什么疑问。项先生关于“依然是个有力量有地位的阶级”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关于“没有完全解决问题”的问题。项先生文章的原意是在修正主义统治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如何与修正主义进行斗争。这当然要“在理论上，在一系列策略问题上…有待创造。”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场大革命。如今，时代不同了，完全照搬文革时期的作法与已经上台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斗争，显然是愚蠢的。在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统治阶级绝不会恩准无产阶级运用什么“四大”武器。事实证明，乞求资产阶级的“施舍”，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研究新情况，才能解决新问题。项先生恰恰是针对新情况，继而提出“创造性解决修正主义问题”。
关于文革中的“武斗”和“全面内战”。文革中的“武斗”是谁挑起来的？――是披着造反派外衣的保皇派。“二月逆流”之后，各地的造反派基本上被镇压下去。不屈的造反派继续运用“四大”武器，这也被保皇派所不容，并运用武力镇压。造反派不得以才“文攻武卫”。至于后来“全面内战”的帐，不能算在毛主席的头上，要算只能算在搞“二月逆流”的当权派头上。毛主席没有说过否定“文攻武卫”的话，只是说武斗中“不救治伤员不好”。毛主席说，文革是一场“演习”，“演习”的目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注2）。列宁的这段话，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
关于“制度”问题。项先生讲“正是因为基础、制度有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在炮打之外，所以不但会发生政变，而且政变后，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很容易。”联系全篇来看，项先生是站在实行巴黎公社原则这个角度，即“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的角度讲这番话的。事实上，我们在建国后并没有认真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毛主席讲过““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说明在当时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是有阻力的。那些当权派大多是国家的功臣，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必然要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毛主席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不惜面对“大官们”“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这样一种局面，通过文革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毛主席坚信：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农民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呢！文革中的许多做法就是践行巴黎公社原则，例如：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工人和农民进入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构，工人、农民可以当国家的副总理，甚至可以当党中央的副主席，这些都是践行巴黎公社原则的具体体现。项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应当支持才是。如果将这样的探索指责为“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制度’问题”，就不是善意的批评了。
马门列夫先生说“我国在修正主义篡权后30年的今天就深刻认识了修正主义，认识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正是文化革命的功劳！”难道仅仅是“认识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吗？难道如今的中国仅仅是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吗？不知道马门列夫先生对中国当今社会的性质如何判断，如果基于只是存在“危险性”这一判断，那么，马门列夫先生最近发表文章中一些反常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地方要造反”问题。项先生没有把“60年混为一谈”，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强加于人。项先生是指修正主义上台之后才讲这番话的，这是很清楚的事情。从哪里能得出将“60年混为一谈”的结论？
项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尚难成功，失去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统治下的革命，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毛主席曾经说过“社会主义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可能几十年，可能上百年，也可能几百年。革命的胜利毕竟不是一个早上就可以实现的事情。网络上的“造反”距离推翻修正主义的统治还有漫长的路程要走，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就是自欺欺人。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造反要付出血的代价，直至付出生命。
关于“救党保国”。 马门列夫先生说“左派的‘救党护国’难道不是革修正主义路线的命的二次社会主义革命吗？”既然要“救党护国”，尽管“救”，尽管“护”就是了，难道还需要“革命”吗？毛主席说：“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不知道马门列夫先生对“革命”的定义是什么，如果仅仅局限于在网上空喊几句“革命”的口号，只能说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继而掩饰保皇的真实目的。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提出所谓“救党护国”的口号，无论如何狡辩，都是在保“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执政党和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毕竟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常识。
关于“修正主义的要害是专制”问题。马门列夫先生在驳斥项先生的同时，却在自相矛盾。项先生说的是“专制”， 马门列夫不是依然说“修正主义不是错在‘一党专制’，而是资产阶级专制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吗？项先生说的是“修正主义的要害是专制”，那么“资产阶级专制”与“修正主义专制”有什么不同吗？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项先生说的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对于前苏联修正主义上台，毛主席说：“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在这样的统治下，无产阶级早已经失去了言论、结社、罢工、示威的自由，这也是毛主席所说“最坏的资本主义”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争取资产阶级“民主”，作为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这有利于无产阶级开展合法斗争并在斗争中形成自己的政党，从而有利于领导无产阶级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毋需解释。
关于“极左”问题。马门列夫先生说“项观奇拿起‘极左’的大棒来打击左派”。不错，项先生所说的“极左”，就是指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保皇派。“极左”确实被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右派拿来作为污蔑左派的口号，然而，不能否认在“左派”队伍中就没有“极左”分子。所谓“极左”分子，在真正的左派看来，就是那些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为了向反动派献媚而动辄给人扣大帽子，打击真正的革命者，扰乱革命阵线，转移斗争的大方向，玩弄假造反、真保皇伎俩的人们。这样的“极左”分子，网络上不乏其人。至于马门列夫先生是否是这样的“极左”分子，应当在深刻地反省之后，给自己下一个结论。
（注1）：《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77页。
（注2）：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