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和我军的政治工作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一九六○年八月十九日）
罗荣桓
古田会议是在一九二九年底召开的。会议总结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红四军的建军经验，批判了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明确了建军的方向。我们要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对这个会议的意义才会清楚。
红四军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另一部分是朱德、陈毅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暴动的农军。
秋收起义部队主要是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工人武装、平江、浏阳的农军和鄂南、湘东武装起义的农民，骨干是武汉政府警卫团（张发奎〔1〕的队伍）。部队开始叫工农革命军，编为一个师，有三个团。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有些地方党的骨干跑到军队里来了。上海、武汉的一些进步大学生，在城里存在不住，也跑到军队里来，所以起义部队里的政治工作干部很多是大学生。连队党代表我是一个。我是从武昌中山大学出来的，搞了通城、崇阳暴动，有几百支枪。那时就是气愤，不服气，也没有什么办法。当时的兵大都是农民。班长们多是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军官大部分是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政治工作人员多数是受过大革命洗礼的大学生。可我们都没有战斗经验，黄埔的学生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战斗经验。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在“第三次攻打长沙〔2〕”的口号下，起义部队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向长沙进击。那时部队中几乎没有党的组织，只有些党员活动，有些像秀才造反，大摇大摆的，并没有打起红军的旗号，也没有什么政策。起义很快受挫。有些部队垮了，毛主席在文家市收集了剩下的部队，命令放弃攻打长沙，然后带领部队到了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把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这就是三湾改编。
接着就把支部建在连上，搞党代表，各级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总的仍然设有前委。这样不仅整顿了这支要垮的部队，而且明确了要搞一支什么样的军队。随后，毛主席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井冈山上有地方农民武装〔3〕，我们和他们搞了个统一战线，才有了落脚点。
上井冈山前部队比较多。一路上生活艰苦，卫生也很差，长虱子，闹疟疾。很多知识分子动摇了，也有的开小差了。为了巩固部队，毛主席说：不愿意留的，拿上五元钱可以走。这样一来，不稳定的分子走了很多。有些学生走了，有些营、团长也走了。这是个自然淘汰，这样就把部队稳定下来了，人虽然少了一些，可留下的大都是坚定的了。上山后，冬天又来了，没有棉衣棉裤、没有鞋子穿。为了解决困难，训练了一个时期，就下山打湖南茶陵。把城市占上几天，补充一下。最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报纸，知道外面的消息了。后来又回到山上，在井冈山周围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及湘南农军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因为广州暴动的武装叫红军，所以朱和毛会合不久，中央有命令，将工农革命军改称为工农红军。紧接着是粉碎敌人的几次“会剿”和“八月失败”。彭德怀同志率红五军上山后，为了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下山，一九二九年一年间转战于赣南、闽西。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一九二九年底这两年多时间里，部队发生了一系列问题，需要总结经验。到达闽西以后，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4〕上对一些问题产生了不同看法，需要统一认识。于是，陈毅同志去上海向中央汇报了红四军状况。他带回中央指示〔5〕后，便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在会前，毛主席召集了一批政治工作干部，用半个月时间，边调查边分析，一条条的讨论，写出决议案草稿，然后拿到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古田会议本身只开了两天，有毛主席一个讲话，还有陈毅同志一个讲话，朱德同志一个讲话，再就是通过决议。
古田会议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反对流寇思想。当时部队的流寇思想很严重，有些同志想拉来拉去，没有建立根据地的观念。例如一九二八年七月，湖南省委代表乘毛主席不在，附和二十九团一些人要回家乡的情绪，使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造成“八月失败”。二十九团原想拉回湘南打游击，结果全垮了。这实际上是单纯的军事冒险，好在二十八团没受到大的损失。
这种单纯的军事冒险是“左”倾盲动主义的反映，而“左”倾盲动主义实质上是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盲目急躁病、破坏性、报复性的表现，它的产生要追溯到大革命失败。当时，党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号召举行秋收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这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它虽然纠正了右，却没有防“左”，所以就种下了“左”的根苗，连续发生了几次“左”的盲动主义。而毛主席在井冈山是抵制了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的，因而引起了犯盲动主义错误的同志的不满。当时中央曾撤销了毛主席前委书记的职务，一度让他去当师长。
流寇思想是主张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打城市、打土豪、打倒一切。口号是：打来打去，造成到处都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就发动起来了。在思想上是不要组织，不要纪律，不要政策，不要政权。在城市里对工商业实行没收。毛主席严厉批评这种错误，说这是流寇思想。因为问题严重，所以定出了政策。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月毛主席带领部队上井冈山时就提出了三条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一九二八年春，毛主席正式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又补充为“八项注意”，还提出了城市政策等。
古田会议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军阀主义。虽然那时军队本身建立了党的组织，但是，军队内部有矛盾，官兵关系很不好。军官们虽然受到过大革命的洗礼，但他们管理军队的方法仍然是旧的。军官随便处罚人，搞体罚，造成官兵对立。老兵也欺侮新兵。在井冈山被敌人四面封锁的困难环境中，要巩固部队，就非和这种随便打人骂人的军阀主义作风作斗争不可。
要向军阀主义作斗争，就必须加强政治工作，要有新的一套，反对旧的一套。那时把政治工作地位提得很高。指出军队要生存，就要靠政治工作。政治工作要保证部队的行动符合党的要求，按党的政策办事。在这个基础上，后来毛主席就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军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在三湾改编时提出并在井冈山建立的士兵委员会制度，是为了发扬民主。士兵委员会、经济委员会都代表士兵的意见。士兵委员会连里有，营也有，团也有。战士有了发表议论的场所了，谁也不敢打士兵了。反对军阀主义，不发动群众是不行的。战士在一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排长、连长，民主就从这里开始了。旧官长的气焰下去了，士兵的情绪很高。
当然，这样做也带来了些副作用，如极端民主化也来了。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很大，有时也用打人的办法，连、排长犯了错误，也要打手心，当然，这也不对喽。以后很快就纠正了。随着党委会健全起来，士兵委员会就自然消亡，改为军人大会。
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绝对平均主义。当时，军官和士兵在物质生活上是一律平等的，有些事情还是先士兵后军官，如发衣服时，士兵就先穿上，再发给干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产生了绝对平均主义。如在打土豪时领到了几个鸡蛋、一瓶酒，也要平分。后来士兵很自然地感到，一点东西没有平分的必要了，送给干部吃了算了。随着觉悟的提高，这种绝对平均主义也就逐渐克服了。
那时，党的工作是经过党代表来作的，党代表的威信很高。党代表和士兵关系很密切，在行军的时候，官长骑着马走在前面，党代表走在后边，替士兵背枪和士兵共甘苦。士兵对党代表是很拥护的。如果下个命令，没有党代表的署名，士兵对这个命令就要怀疑的。这也并没有什么制度规定，完全是出于士兵自愿尊重党代表。
那时，绝大部分干部的模范作用、联系群众的作风都很好，士兵自愿给干部打草鞋。分到伙食尾子，士兵还请干部吃个辣椒呀、泡豆腐呀，那是最好的饭菜了。官兵关系真是密切，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如一九二八年夏天，二十八、二十九团冒进湘南，毛主席带领我们三十一团三营往桂东迎还大队。我们在桂东遭到土匪伏击，部队给搞散了。到了拂晓，大家都自动地集合起来了，检查了一下，全营只少了一个担架兵。后来我们回到井冈山时，这个担架兵早就回到山上了。那时，谁想拖上几个人几支枪逃跑，那是难极了。这是政治工作的威力。党的工作很细密，环境越困难越团结。
古田会议还解决了一个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问题。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曾经就“军事首长、政治首长，倒是谁大呀？”“是司令部对外还是政治部对外呀？”等问题发生了争论。有的人认为军队能打仗就行了，军事高于一切。不重视政治工作，实际上是单纯军事观点。
这种观点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就是以我为主。旧军队只讲究下命令。我们不像旧军队，也不像外国，我军有特点，历来就是反对“我”的，用只是用“我们”，我们主张集体领导，这是个很好的传统。
确定军队有党的领导，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小组深入到班排，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来看，意义是伟大的。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中，也有些党代表是共产党人，有的部队也有我们党的组织，但并没有把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连队去。由于陈独秀的错误领导，致使后来党代表都被赶出来了，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党的基础。当然也有把共产党人保留下来带到南昌去的。如贺龙同志、周逸群同志的部队、叶挺同志的部队。
部队中没有党的基层组织，就没法联系群众。在黄埔军校，党的力量是比较大的，但没有基层组织，一赶就被赶出来了。有了基层组织，就会联系群众。毛主席提出支部建立在连上，小组设在班排，与群众直接联系，这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
正因为红军是党领导的，“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所以，它的任务决不是单纯地打仗。早在一九二七年底，毛主席就提出了我军的三大任务是：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到古田会议又进一步明确了。军队就只打仗吗？不筹款就没有饭吃。在井冈山时，我们打完了仗就以班为单位去做群众工作，分乡、分区地去做，因为许多班长和士兵，原来都是搞农民协会的，他们对领导农民打土豪、组织农民协会、建立政权、组织农民武装、建立党的组织，都很有经验。那时部队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军队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
关于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在九次大会以前的七次代表大会上，有很大争论。有些同志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由党来决定，感到不满。有的高级干部、知识分子感到约束很大。一切重大问题由党来决定，这当然是对的，在今天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党员自然要服从党的决定。但在那时候，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一切要经过支部，一切权力归于党，引起了许多同志不满。但毛主席对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七次代表大会所争论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存在着不满情绪。七次代表大会后毛主席就离开部队，休养去了。八次代表大会〔6〕毛主席没有回来。这时，中央指示，乘广东军阀混战，粤北空虚的机会出击东江。等我们到达东江，广东军阀混战已经结束，可东江特委仍然要求我们去打梅县。第一次攻下来了，敌人只有一些民团。我们在城里只歇了一夜就走了。第二天敌人跟上来了，来了蒋光鼐、蔡廷锴一个教导师。可我们第二次又去打梅县，三个纵队几乎损失了三分之一。经过事实的教训，干部、士兵一致要求毛主席回来。这时陈毅同志从上海回来，当时党中央支持毛主席的领导。于是，就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
总之，古田会议就是总结经验，把部队中存在的错误的东西，如：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总括起来，做个总结，重申军队内的民主作风，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
然而，我军发展的道路仍然是曲折的。一九三○年又发生了李立三〔7〕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
李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要夺取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要组织全国暴动，要各地红军在武汉会师，结果使部队受到了损失。当时红军的力量很薄弱，群众工作和党的工作基础也很薄弱，想夺取武汉、长沙、南昌等大城市是不行的，即使打下来了也不能坚持。光靠单纯的军事进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应当积蓄力量。因此，毛主席对立三路线是抵制了的。南昌就没有打，以后他又建议停止打长沙。从长沙撤回根据地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打了吉安。军队对李立三同志的冒险主义是抵制了的。如不抵制是不能取得后来反“围剿”的胜利的。李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间也不长，三中全会〔8〕基本上就解决了。
当时，王明他们似乎也反对李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但不是反“左”，而是说李立三同志的那一套右了，“左”得还不够，因此他们就更“左”了。他们天天搞游行示威喊口号，九一八事变以后，还大喊保卫苏联。在根据地内也是一切都打倒，不但打倒地主，也打倒富农、打倒资产阶级，一切都打，没有什么统一战线，使自己非常孤立。
在军事上就是单纯防御。军队片面强调正规化，把三大任务变成单纯的打仗了，不筹款，也不做群众工作。
在保卫工作上就是在内部搞情报，甚至在党内也搞情报，一直怀疑到指挥员身上。在部队中搞“十人团”，有人有点思想问题就要秘密告发，就整，完全是学外国的一套。没有民主，强调军事法庭，强调惩罚。政治工作搞强制压服，吃苦瓜不准说苦，说苦，就是怕吃苦。
因为军队原来执行正确的路线，还是有基础的，没有完全按他们的那套去执行，但军队还是受了影响。教条主义对政治工作影响很大，削弱了民主作风，削弱了党的集体领导，官兵关系也不那样密切了。王明他们还闹宗派主义，拉拢一些人，排斥一些人。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一家。要按教条主义搞下去，革命早就完了，哪儿还会有今天的胜利呢？
很明显，因为教条主义否定了古田会议的传统，结果使我们丢了根据地，长征了。
在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又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主张对国民党只联合，不斗争，主要依靠国民党抗战，不在敌后搞根据地。王明的右倾和过去的“左”倾都是以国际路线吓唬人的，当时他住在莫斯科，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发号施令。
在长征中，张国家搞的那一套也是背离了人民军队本质的。他搞的是右倾逃跑路线。到了草地，他又反中央，那时他借口王明他们有错误，就要用武力对抗中央。在军队建设上他搞军阀主义，军队就是我的，拥兵自卫，反对中央。他完全是搞旧军队那一套，小恩小惠，假心假意拉拢人，对干部是愚民政策，排斥知识分子，不要有文化的。
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是拥护中央的，是反对张国焘搞的那一套的。张国焘是孤家寡人，以后他逃跑了，连个警卫员也带不走。
古田会议总结的党委制、集体领导、民主化、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等等已经成为我们的优良传统。它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这些，哪行啊！因此红四军九大决议的精神也适用于今天。
为什么要集体领导呢？为什么要发扬民主呢？为什么要贯彻群众路线呢？没有就不行呀！军队是革命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没有民主不行啊！我们和国民党的军队、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不同就在这里。政治工作脱离了群众路线，干巴巴的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最近举办了一些展览会，有好多新创造。像防空军的展览会就有二百八十多件合理化建议，绝大多数是班长、排长、士兵创造的。有些合理化建议还是很复杂的呀。我们的一些战士和干部原来文化程度并不高，为什么他们能把现代的科学技术接受过来，并且还有所创造呢？就是因为我们有民主，有群众路线，其他什么理由也解释不通这个问题。
有的人说军队现代化了，就可以不要民主了。我们说，现代化没有民主也不行，没有民主，科学技术也学不好，学习首先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而且官也不是什么科学知识都知道，既要领导大家学，还要和大家一起学。不发动群众不行！没有民主不行！我们几个人看完了展览会得出了这个结论。谁要不发动群众，谁要违反民主，谁就要受到批判，这是个长期的斗争，要很好地保证它，否则，就会使我们的人民军队变质。
对犯错误的同志，毛主席历来的方针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主要是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只要他不坚持错误，不抵制批评，党还是要团结他的。对李立三同志就是这样，毛主席说，应当选李立三为中央委员。他很受感动。
今天我们对党员的错误也是如此，对有错误的同志采取正确的方针，就会使同志间互相了解，使整个党团结得更好。
毛主席讲：团结–批评–团结，批评、斗争就是为了团结。我们经常讲团结，就是因为有意见分歧，团结就是怎样对待不同意见的问题，意见都一致了，就不存在团结的问题了。所以要经过思想斗争，批评和自我批评，求得意见的一致，求得团结。
意见不一致，就一、二、三的争论嘛，以求得一致。宗派主义就不是采取这个办法，他们是：开除党籍，送军事法庭，送裁判所，送运输队，罚苦工。当时，很多同志怕斗争、怕批评、怕开会。那还得了，那样的话，一个人怎么能够活下去呢？
军队中的军事工作是要用命令形式的，例如出操，军事工作干部就要发出“立正”、“向右看齐”的口令。为了保持战斗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保证战斗行动的一致，指挥员、军事工作人员就要用这种形式。而政治工作却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用群众路线的方法，用说服教育、提高觉悟，提高自觉性的方法，来达到同一目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是有区别的，又是统一的。军事指挥员下命令是适合军事工作需要的，却又有一定的局限性。政治工作是可以弥补军事工作的局限性的。有的政治指导员和连长争权力，争高低，说连长能下命令，政治干部为什么不能下命令？其实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使战士听了你的话，自觉地把你的话变成命令一样去执行，这多么宝贵呀！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要互相结合，互相补充，这样才能解决矛盾。政治干部不要和军事干部争权，争那些无味的东西干什么。
政治工作的基础在连队，要做好政治工作，就必须把连队工作做好。红军时期，毛主席常是一到宿营地，就留下党代表、指导员，要他们汇报，问他们连队里发生了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不厌其烦地了解连队的情况，帮助解决问题。可是现在有些人光浮在上层，不重视连队工作。有些机关光拚命地向下发文件，轻重缓急也不管，闹得连队的指导员晕头转向。还有些人下连队是为了写报道、找材料，而不是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解决问题。
注 释：
本文是根据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两次谈话和一次访问记录综合整理的。当时罗荣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罗荣桓作为古田会议的参加者，在谈话中真实地反映了古田会议的情况，深刻地阐述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本文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古田会议五十四周年之际，在《解放军报》上发表。
〔1〕张发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2〕第三次攻打长沙，指秋收起义是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开始的。第一、二次是指在国共合作条件下北伐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二日胜利进入长沙和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湖南许克祥叛变（马日事变）后，著名共产党人郭亮、柳直旬等动员长沙、湘潭、湘乡、宁乡、浏阳、平江、醴陵等十多个县的农军，会同安源工人武装纷纷出发准备围攻长沙。
〔3〕井冈山上有地方农民武装，当时指袁文才、主佐两支农军。
〔4〕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指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红四军在龙岩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就红四军党内长期存在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建军原则的不同认识进行讨论，但由于领导者的认识不一致，未能得到正确的解决。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
〔5〕他带回中央指示，指陈毅一九二九年六月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八月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在上海期间，他向党中央如实地汇报了当时红四军的情况，并带回了由他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6〕八次代表大会，指一九二九年九月，红四军在上杭又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继续对建军原则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开了三天，无结果。
〔7〕李立三，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是实际上的中央领导。
〔8〕三中全会，指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就是为了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召开的。《罗荣桓军事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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