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回忆:南昌起义

从武汉到九江

我党“五大”以后,国内政治形势更加紧张。先是冯玉祥倒了过去,他把政工人员都“礼送”出来了。刘伯坚等许多同志,就是这个时候从冯玉祥部队出来的。

6月上旬,汪精卫、唐生智、冯玉祥等所谓“左派”在郑州开会,进行分赃,搞了郑州协议,冯玉祥占据河南、唐生智回师武汉。这样,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等就都搞到一起了,将矛头一致对着共产党。我们原计划依靠汪精卫反击蒋介石反共政变的想法破灭了。国共分裂已成定局。怎么办?只有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才是唯一出路。可是,是武装反抗,还是妥协退让,党内争论得很激烈,陈独秀就是坚决反对进行武装斗争的。正在这时,中央向我们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并要我们抓武装,组织一支五万人的队伍。这对我们决心发动南昌起义,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不料,国际的这个指示,却被国际代表罗易拿去给汪精卫看了,使汪精卫加速了镇压共产党的阴谋步骤。这也促使我们尽快发动南昌起义。

7月中旬,中央组成了五人临时政治局,排除了陈独秀的错误领导,发布了七月十三日宣言,并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举行南昌起义,是中央7月中旬在武汉开会决定的。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当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进行了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做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恩来同志还说,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他为书记。他传达完后,就指定贺昌、颜昌颐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

当时我们在九江的部队,有叶挺的二十四师,贺龙的二十军。张发奎二方面军的其他部队,也都在九江一带。这些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

我们比恩来同志早走了个把礼拜。叶挺在南昌起义后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的7月20日的九江谈话会,我参加了。

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前后,由于武汉形势紧张,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先后到达九江。叶挺说的20日的谈话会,实际上是一些中央负责人的碰头会。

参加20日谈话会的有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等同志,还有一些中央委员和叶挺同志。会上,李立三等同志很急躁,主张立即动手。我说不行,必须等中央命令。他说,既然已经向部队传达了,起义工作已经组织了,下个命令就行了嘛!我说,不这么简单,我们来的任务是做好组织部队起义的准备,准备工作也很重要。但是,有几个中央委员主张马上干,不等中央命令,特别是李立三,说我是奴隶主义,胆子小,等等。经过一番争论,会议最后决定,还是等中央的命令。

我们到九江以后,就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去传达,因为起义计划是非常秘密的,主要是传达给各部队负责同志,有些部队传达得宽些。

这期间,我还上了一趟庐山。当时,鲍罗廷在庐山,叫我去向他介绍南昌起义的计划和准备工作进行的情况。我很快地上了山,向他介绍了中央的决定和部队的准备情况,当时,担任翻译的是张太雷同志。鲍罗廷所以找我了解情况,是因为他就要回国了,了解我们党下一步究竟怎么办,回去之后好有所交代。因此,他听过我的介绍后,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不久,他就奉调回国了。

按照恩来同志给的任务,我还专程去通知了刘少奇同志。通知他中央决定要在南昌起义,要他有所准备,注意自己的安全。

我从庐山回到九江,继续按原定计划向各部队传达。

接到我们的通知后,有些部队就陆续向南昌集结了。叶挺的二十四师,贺龙的二十军,还有蔡廷锴的第十师,分头向南昌开进。留在九江一带的还有十二师和二十五师,而二十五师是我们预定参加起义的主力之一。整个准备工作,进行得比较周密。

在马回岭

我们向部队传达大体快完的时候,恩来同志到了九江。当时,起义究竟要在哪天举行,还是没有最后确定。恩来临去南昌前交代给我们的任务是,设法把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并负责接应以后赶到九江的部队与零星人员,使他们及时赶到南昌。南昌起义开始后,怎么进行联系?当时我们没有电台,利用民用电报又怕不可靠。为解决联络问题,恩来同我约定,南昌一发难,立刻放一列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我们先把辎重装车运走,随后部队开往南昌。

恩来走后,我们决定,由我去马回岭拉二十五师,颜昌颐同志留在九江搞接应工作。也因为这个安排,后来,颜昌颐没有到南昌,直接去了上海。我在马回岭的两三天里,工作是很紧张的。进一步扩大了关于起义的传达范围,多次进行个别或集体谈话,动员做好起义准备,拟订起义的各项具体计划。

8月1日这天下午,从南昌发来一列火车。我们知道南昌行动了,很高兴。好在事先给同志们打过招呼,做了准备,所以,一旦行动,忙而不乱。我和周士第同志(他当时是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团长)商量后,决定立刻将辎重装火车运走,部队随后向德安集中。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该师辖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三个团。七十三团的前身就是叶挺独立团,七十五团是新组成的部队,七十四团团长不是我们的人,我们在这个团的基础比较差,拉他们起义没有把握。

在马回岭,我们先把七十三团拉了出来,叫七十五团跟进。七十五团团长是孙一中,黄埔一期的学生,安徽人,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同志。但是,因为他们和师部在一起,行动不便,所以,当时确定不带背包、行李、伙食担子,只拿武器弹药,以打野外的名义,把部队拉了出来。七十四团我们只带出了一个侦察连。侦察连的连长是共产党员,琼崖人,名字记不清了,他带侦察连参加了起义。

七十五团还没走完,只走了一半的时候,张发奎就乘火车来了。他知道七十三团是我们的部队,现在七十五团又动起来,就感到紧张了。他站在车门口喊:“你们干什么?要停止行动!”我同他之间只隔着一座铁路桥,张发奎的火车停在桥那边,看得清清楚楚,是他。我分析,张发奎除了想制止七十五团的行动,有没有调七十四团同我们对抗的可能,估计他还不敢。因为十师、二十四师都走了,就剩下十二师和二十五师,二十五师的两个团也被我们拉了出来,他还有什么办法呢!不过,南昌正在行动,不能放他过去。于是,我立刻向跟着我的李排长说:“快让他们开车!他不开,就向空中鸣枪。”李排长立即喊着叫他们开车,他们不动,我说:“放!”放了一排枪,张发奎就慌里慌张跳下车跑了。跟他一块跳车的还有李汉魂等几个人。后来,叶剑英同志告诉我,张发奎跳车时,他也在那里。张发奎跑得慌忙,将他的卫队,还有一些东西,都丢在车上了,全部被我们俘获。贺昌同志也在那列车上,车开到德安后,张发奎派了个参谋来,带着他的一封信,要求把他的望远镜还给他。我说,可以。就连他的卫队都放了回去,因为那时我们与张发奎还没有完全决裂。

整个行动是成功的,差不多有组织的部队都拉了出来,二十五师的基本力量我们几乎都掌握了,经略加补充,编为一个完整的建制师,隶属十一军。南征途中,它是起义军的主力之一。

后来,我和周士第分工,他带七十三团,我带七十五团,急速向南昌开进。我们到德安后,火车不通了,便改为步行,连夜赶往南昌。我们抵达南昌城下,正是第二天拂晓,天刚刚亮。

在南昌

在南昌城里,我找到恩来的住地。记得是在一所学校里。我将情况向恩来作了汇报,他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接着,他把南昌起义胜利的情形告诉了我。南昌起义我军消灭敌军四五千人,缴枪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还有另外一些武器装备和物资。

南昌起义胜利了,但胜利之后如何行动?按中央的预定计划,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到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在中央这一战略方针之下,就一心想到南下,一心想争取时间快到广东,其他什么事情也都不顾了,这样起义军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南昌。

我到南昌的第二天,即8月3日,有些部队就开始出发了。参加起义的部队没有得到休息,更主要的是没有把部队加以整顿。以第十师为例。这支部队原属陈铭枢,后来归张发奎指挥。师长蔡廷锴,是陈铭枢的亲信。当时他对我们党并不真心拥护。部队又是在起义前一两天才赶到南昌的。可是,起义胜利后,没有及时整顿,也没有调整干部,虽然有人对此提出过意见。叶挺却认为蔡廷锴没有问题,盲目信任他,并认为蔡对打回广东抱热心态度,愿意听从指挥,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出发时,反而让蔡廷锴率第十师作前卫,结果被蔡廷锴钻了空子。该师8月3日出发,4日到进贤就叛逃了,投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这样,一下子搞掉了我们一个师。

由于我们没有在南昌留下来,还使另外一些赶来参加起义的部队没有赶上我们。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包括女生队),是我们掌握的,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原来也是决定参加起义的。他们从武汉出发后,先到了九江,被张发奎缴了械。经叶剑英同志向张发奎建议,把该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剑英同志亲任该团团长,得到张发奎同意,才把这个部队保留下来了。这个团后来到了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陈毅同志当时是武汉分校的党委书记,他也赶来参加南昌起义,到九江附近,发现形势起了变化,就设法摆脱敌人,同另几位同志直奔南昌来找我们。因为我们走得早,到南昌没有赶上,直到南征途中,他才赶上部队。

另外,我们在武汉时,曾组建过第二方面军警卫团,负责警卫国民政府。这个团是从叶挺独立团抽调一些连队组建的,团长卢德铭同志,原是黄埔二期的学生,在叶挺独立团当过连长和营长。这个部队本来也是决定参加南昌起义的,可是,当他们从武汉东下到达黄石时,得知我们离开南昌,九江又被张发奎控制,便转道修水,向南昌方向靠,因为追不上我们,就停在修水,后来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

南昌起义成功后,我军编成了九、十一、二十等三个军,沿用旧的番号,仍叫第二方面军。朱德同志任九军副军长,贺龙同志任二十军军长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同志为十一军军长和前敌总指挥,并兼二十四师师长,我被任命为十一军党代表。起义军共有15个团。

南下

8月3日,我军开始南下。

南下途中,经临川、宜黄、广昌等地,在向瑞金前进的路上,于壬田市打了一仗。这是我们南下以来的头一仗,先头部队是贺龙同志的二十军,和敌人钱大钧部的两个团遭遇后就是一阵猛打,虽然把敌人打跑了,但自己也损失很大。

壬田战斗后,我军进占瑞金,听说在会昌有钱大钧的一个师,壬田的敌人也退到会昌,我们便又集中力量去攻击会昌。8月30日会昌战斗展开,战斗很激烈,主要参战部队是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二十军也参加了。我和恩来、叶挺、伯承都在一个山头上指挥。经过激烈的战斗,虽然击溃了钱大钧的主力,但我军伤亡1,000余人,干部伤亡也很大,陈赓同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负重伤的。

击溃了钱大钧的主力,我们占领会昌。占领会昌后的一天,我正在午睡,听到外边又打了起来,后来知道是黄绍hóng@①的部队,从洛口开来,和我军遭遇。我们一发现敌人,就组织反击,黄昏的时候,把敌人打退了。

会昌战斗后,我们又集结瑞金。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经会昌南下,由赣南走寻邬等地到海陆丰,然后到广州,这条路是捷径,距离最短。但我们没有走这条路,主要原因是有上千的伤员,还有许多辎重,运输非常困难,只好又折回瑞金,改道入闽,经汀州、上杭走水道,把伤员和辎重都装上船,沿汀江、韩江而下,没有碰到什么敌人。

9月24日,我军占领潮汕。可是,在向潮汕进军的时候,竟做出分兵的决定。由朱德同志指挥周士第的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牵制敌人。其实,今天看,为守三河坝而留下我们最强的主力师是完全不应该的。在潮汕,又进一步分兵,留下二十军的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同志)守潮汕。这样分散兵力的结果,造成最后向揭阳进军的我军主力,只剩下十一军的二十四师和二十军的一师、二师(这两个师不满员),不足6,000人,进到汤坑,与敌薛岳的部队遭遇,战斗非常激烈,相持不下。当我军与敌人在这里激战的时候,黄绍hóng@①率两个师并指挥钱大钧余部,攻我潮州和三河坝。其目的是,攻三河坝在于牵制我军,不使我军南下;夺取潮州则能威胁汕头,切断我各部之间的联络,以分割我们,有利于他对我军各个击破。守潮州的第三师,是一个刚刚组建起来的部队,战斗力差,潮州遂为黄绍hóng@①攻占,三河坝我军陷于孤立。以后,当汤坑我军失利时,三河坝也发生激战。朱德同志率二十五师南撤,打算靠近主力,但中途就听到主力受挫的消息,没有到汕头,就转道饶平,北撤福建武平地区。

汤坑战斗中,我们的部队很勇敢。双方隔着一个不大的山头,反复拉锯,我记得二十四师有个营长叫廖快虎,很勇敢,指挥部队和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敌人冲了上来,部队拚光了,他坐在阵地上宁死不退,与阵地同归于尽。就这样,经过激战之后,敌我双方都伤亡很大,我们精疲力尽,只好撤出战斗。

撤下来之后怎么办?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没有下撤退命令,也没有指示向哪里走。当初,我们本来打算进占汤坑、丰顺,既然连汤坑都没有能占领,就只好改变主意,向潮州撤退。可是,半路上,碰到贺龙同志的一个副官,他说,潮州丢失了,汕头也不能保,革命委员会向海陆丰转移了。我和叶挺商量,向哪里去?叶挺说向海陆丰去不是办法,因为二十四师伤亡太大,二十五师又被隔在三河坝失掉联系,我们向海陆丰,越走离二十五师越远,这样不行。他说,向福建去,那里敌人薄弱,只有张贞的一个师,没有多少战斗力,我们又可以找到二十五师,带上他们一块走。我觉得叶挺的主张是对的,他跟随孙中山的时候,在福建搞过一阵,那里的情况他了解,是个好主意。但是,作为党代表,我不能不进一步考虑。经过再三思索,最后我表示,这样不行,我们没有得到命令,这样一走,不就成了各走各的,单独行动了吗?没有命令擅自行动可不行啊!我们还是找到前委再说吧。

随后,我们就掉头向西,经过揭阳到达流沙,找到了革命委员会和恩来同志。他当时正在发高烧,处于昏迷状态。很多领导同志都在这里。我们到时,他们已经在开会。于是,我们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叶挺不主张去海陆丰,他说,海陆丰已经有敌人,同时,我们到那里后,受到从广州和汤坑两个方向来的敌人的夹击,而那里是不大的一块地方,又是背水作战,地形也不利。我认为叶挺的意见对,似乎他已经认识到二十五师被隔绝,二十四师伤亡大,汤坑战斗都没有取胜,再打下去是困难了。可是,我们得知,贺龙同志的二十军已经向海陆丰前进了,大家议论纷纷。

正在讨论的时候,得到报告说,前边走的二十军的两个师投降了。

这件事,再一次给了我一个深刻的认识:旧军队要改变成新的革命军队,非经过彻底改造不可。

得到这个情况后,大家的意见更统一不起来。正在紧张的时候,镇子外边又打响了。

失利之后

敌人袭来,在流沙附近打响以后,部队很乱。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叶挺始终跟着恩来同志。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人,路不熟,又不懂当地话,几个人总共只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能力都没有。多亏彭湃同志在这里有工作基础,农民对我们很好,没有发生意外。

我们设法找到杨石魂同志,他是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我们过去就相识。我对他说,你对本地情况熟,可不能离开我们,我们几个连本地话都听不懂,你得想办法把我们护送到香港,沿途的关系你也熟悉。杨石魂同志很好,满口答应下来,此后便同我们一起行动。

我们转移到离流沙不远的一个小村子,晚上,杨石魂同志找来一副担架,把恩来同志抬上,然后转到陆丰的甲子港。在这里,他又找来一条小船,送我们出海。

到香港后,杨石魂同志同省委取得了联系,把恩来同志安置下来治病,以后他就走了。

杨石魂走时,我们匆忙中没问清与省委联络的暗号。我和叶挺去省委机关接头,由于不清楚接头的办法,穿着也不象样子,机关的同志不晓得我们是什么人,不与我们接头。经过一番周折,后来,才同组织联络上了。

叶挺打算在香港安家,不久把家属从上海接到香港,我独身一人,活动很方便,同省委接上关系后,我就调到广东省军委工作。

南昌起义的主力,在汤坑、流沙受了挫折,但是十一军的两个师,由于党的工作基础强,并没有溃散。二十四师余部在董朗同志率领下,到了海丰,和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开辟和坚持了海陆丰根据地。关于二十五师的情况,在我抵达香港不久,二十五师的杨心余来到香港,他向我汇报起义失败后这个师的情况。他们退到武平时,遭到钱大钧的第十八师追击,我军本来占优势,但师长下令退却,退却行动又计划不周,损失很大。这时部队还有1,500多人,1,500多支枪。退到信丰,部队疲倦已极。由我们派出追赶部队的赵自选同志又没赶到。周士第等一些师、团干部先后离队(周士第同志不久来到了香港),有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也自动离队。面临这种困难和混乱的情况,朱德同志非常坚定,他把部队改编为四个支队,并对大家说:“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出,只有十支八支枪,我还是要革命的。”我听了这个情况,对朱德同志深感钦佩,同时,又为他担忧,怕部队失去控制而溃散。我立刻把这些情况,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并建议军委,要二十五师进入湖南,与当地农民运动汇合,以图发展。后来,这支部队在朱德、陈毅同志率领下,艰苦转战,经过赣南到达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最后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井冈山的主力之一。

总起来说,南昌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标志着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始,从这时起,诞生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我们的很多干部,也从南昌起义的实践中获得了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但是,用今天的眼光回头来看,南昌起义也是有深刻教训的。

首先,南下广东的战略方针就错了。广东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非回去不可呢?没有,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广东人民曾在反帝反军阀的各种斗争中发挥过伟大作用,但是,从“四·一五”以后,广东的工农群众,特别是省港罢工工人组织,受到严重镇压,革命力量遇到重大摧残,作为北伐根据地的广东已经变色了。当时计划以广东为根据地重整旗鼓,再来一次北伐,处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总形势下,那是不现实的。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是就战术方面讲的,而战略上错了,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南征失利,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起义胜利后,如果不快走,是否就有被包围消灭的危险呢?我看不会这样。事实上,形势并没有这么严重,敌人也没有那么厉害。就敌情来说,一个是朱培德的第三军,一个是程潜的第六军,再就是张发奎的剩余部队,总共就这些力量。程潜的第六军,主力没有在南昌附近,在南昌只有其一个团。朱培德的第三军已被我们消灭一部,余部又很分散,要想靠拢来,需要一段时间,就是他集中起来,这支部队战斗力也不强,容易对付。至于张发奎的部队,我党的力量很强,各团都有一些党员和农协会员,这次除参加起义的部队之外,他剩下的部队就不多了,只有十二师和二十五师的七十四团,这两个师中也有我们的不少同志。因此,张发奎的部队也是不难对付的。

为什么一定要南下?当时还强调占领海口,以争取外援,今天看,这种想法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也是不对头的。

本来,我们不一定非南下不可,如果在南昌附近,或是在湘、鄂、赣农村地区,把我们的力量展开,面向农民,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就能够推动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当时国民党内部并不统一,新军阀互争雄长,矛盾重重,只要我们善于利用他们的矛盾,是可以不断消灭敌人,各个击破他们的。当然,这只是现在的设想。实际上,当时我们既缺乏土地革命的思想,没有认识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农村工作很薄弱;另方面,起义军的成份很复杂,没有进行革命的改造,也不可能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因此,要这样做事实上是办不到的。

虽然如此,但南昌起义的大方向,即用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只是由于我们党还年轻,我们这些人也年轻,缺乏斗争经验,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经验,因而,遭到挫折和损失是很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