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者按：列宁说过，“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下面这篇文章简直就是与张宏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保皇派进行论战的现代版”，不得不这样的感慨：这真是“似曾相识燕归来”，还请各位仔细地欣赏这篇文章。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保皇派的一场论战
时间:2011-04-21 00:02来源:未知 作者:鲁青山 点击:185次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一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纪念。
二十世纪初，围绕着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争论：是维护帝制，搞君主立宪，还是推翻帝制，搞民主共和国呢？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主张“保皇”，实行君主立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样，革命派和改良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次论战从１９００年开始，１９０５年达到高峰，至１９０７年冬以革命派胜利、改良派惨败而告一段落。
１８９８年９月，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到日本不久，他们立即着手创办《清议报》，《清议报》因报馆失火停刊后，于１９０２年２月又办起《新民丛报》。他们在海外还成立“保皇会”。梁启超当时充当反对革命的主将，他写文章攻击革命说：“革命者，最险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在他们看来，中国“民智”未开，如果鼓“民气”，其结果势必引起“暴民骚动”，或帝国主义的干涉，那就会亡国灭种。他们从维护清王朝的立场出发，始终认为光绪皇帝是千年不遇的“圣主”。这个“皇”是非保不可的。梁启超在《尊皇论》一文中讲得很清楚：“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在《立宪法议》一文中，梁启超又鼓吹说：“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那么，实行君主立宪是刻不
容缓的了？不。梁启超又狡辩说，由于中国“民智”未开，还不能马上实行君主立宪制，至少要等到十年、十五年之后 。
革命派以《中国旬报》、《苏报》、《民报》等为阵地，针对改良派死心“保皇”和“革命亡国”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首先，革命派对清王朝进行了揭露。１９０３年５月，邹容写的《革命军》一书正式出版，它用大量的事实揭露清王朝已经是反动透顶的政府：“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清政府已成为“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的洋奴朝廷。因此，他得出与保皇派截然不同的结论说：“欲御外侮，先清内患”。他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邹容坚决地说：“磨吾刃，建吾旗”，同清王朝“驰骋于枪林弹雨中”。邹容还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如“定名中华民国”等等。陈天华在他写的通俗作品《猛回头》和《警世钟》中，明确地
提出，清王朝实际上已是“洋人的朝廷”，“想要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陈天华针对梁启超诬蔑革命，而歌颂革命说：“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章太炎于１９０３年６月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痛斥康有为散布的“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谬论，并直呼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孙中山在１９０４年发表的《敬告同乡书》和《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等文章，揭露了梁启超假革命真保皇的面目。他说：“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不能易位。”他大声疾呼：“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清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为了缓和矛盾，于１９０５年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１９０６年又宣布所谓“预备立宪”。这一来，改良派喜出望外。康有为喊什么“此一诏也，即将数千年来国为君有之私产，一旦尽舍而捐出，公于国之臣民共有也。”梁启超高兴地说：“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在他们看来，立宪诏书一下，所等待解决的只是预备立宪的条理、程序等问题了。接着，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文章，狂呼什么“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中国今日尚未能行君主立宪制”，“中国今日当以开明专制为立宪制之预备”，等等。
革命派针对改良派所谓中国人“民智”未开，只能行专制，不能行共和的谰言，进行了严正的批驳。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一文中指出：“中国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此为西人所不及。”陈天华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一文中说：“吾民之聪与明，于各民族中，不见其多逊。”１９０５年８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在发布宣言时，斩钉截铁地说：“敢为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革命派在论战中满怀信心地说，只要大家能够把“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就可以“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
对于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也进行了论战。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到１９０６年７月，改良派感到有点招架不住了，《新民丛报》刊登了一篇《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向《民报》提出“求和”，被革命派拒绝了。同年１２月，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说：“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忽，及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心腹之大患，万不能轻视者也。”
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使许多爱国知识分子摆脱了改良的影响，靠拢或加入了革命党。很多改良派分子纷纷宣布退出“保皇会”，作为改良派喉舌的《新民丛报》，也不得不于１９０７年冬在日本横滨宣布停刊。经过这场论战，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了界限。
附：
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的两次大论战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的两次大论战
□桂栖鹏 赵晓兰
摘 要: 辛亥革命前夕发生于美洲、南洋地区的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之间的两次大论战，是中国报刊史上的重要篇章，它打破了保皇派在这一带华侨中一统天下的局面，为辛亥革命的发动并最终取得胜利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
关键词: 美洲 南洋 革命派报刊 保皇派报刊 大论战
辛亥革命前夕，在美洲、南洋地区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之间发生了两次大论战。通过第一次论战，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派的转变，保皇派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初步的传播。通过第二次论战，保皇派气势一落千丈，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为辛亥革命的发动并最终取得胜利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
一、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的第一次大论战
这次论战发生在同盟会成立前，主战场在美洲。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亡国外，从变法维新转向保皇。1899年7月，他们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随后在南洋、美洲、欧洲、澳洲等地设立了170多个分支机构，会众以数十万计。仅美洲就建立了78个分支机构，旧金山一地就有近万名会员，占当地华侨总人数的1/3强。各地保皇会都把创办报刊作为重要任务，进行保皇立宪的宣传。保皇派的主要骨干，几乎都投入了办报活动，仅美洲和南洋地区，保皇派就新办和控制了30多家华文报刊。保皇派的主要报刊有1899年5月创刊于新加坡的《天南新报》，
1900年4月创刊于檀香山的《新中国报》（梁启超任主笔），1899年徐勤等人将1892年创刊于旧金山的《文兴报》改组为保皇派报纸，徐勤、梁启田等担任主编，欧榘甲也担任过编辑工作。此外，还有创刊于旧金山的《金港日报》，创刊于马尼拉的《益友新报》等。这些报刊都以歌颂清帝变政为宗旨，鼓吹要救出“舍位忘身而变法”的光绪皇帝，实行君主立宪，大张旗鼓地进行保皇和政治改良的宣传，维护清朝皇帝和封建君主制度。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打破保皇派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为了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革命派向保皇派发起了反击，从而引发了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之间的第一次大论战。
1903年10月，孙中山来到檀香山，将兴中会会员程蔚南创办的《隆记报》改组为兴中会在檀香山的机关报，更名为《檀山新报》。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了《驳保皇党报》、《敬告同乡书》两篇著名文章，驳斥了《新中国报》的保皇言论，《新中国报》撰文反击，从而开始了两派之间的大论战。孙中山在文章中力言“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划清了保皇与革命的界线，并论述了革命后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孙中山为了将论战进行到底，从香港《中国日报》抽调了一些革命派骨干充实《檀山新报》，担任该报的主笔。为了造成更大的声势，他还号召上海、香港、日本等地的革命党人“遥作声援”，“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
1904年4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来到美国的旧金山，继续与当地的保皇派展开斗争。在檀香山时，孙中山加入了洪门，被封为“洪棍”。他利用这一关系，与美国的洪门致公堂取得联系。当时，革命派在美国大陆还没有自己的机关报，而洪门致公堂在旧金山办有《大同日报》，该报当时为保皇派控制，欧榘甲任主编。孙中山利用他与洪门的特殊关系，在同情革命的洪门干部黄三德、唐琼昌等人的帮助下，对《大同日报》进行了彻底改组，赶走了欧榘甲，改由革命党人刘成禺任主编，使《大同日报》“旗垒为之一新”，这就是有名的“《大同日报》易帜事件”。易帜后的《大同日报》，宣布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的致公堂新章程，刊登了孙中山在美国几十个城市向洪门会众发表的反清革命演
说，大大地传播了革命思想，“前之误受康党诱骗者，纷纷脱党复党，而新会员加盟者亦络绎不绝”[1] 。一些华侨报刊也开始向革命转变，例如旧金山的《中西日报》，派革命党人陈少白、郑贯公为该报驻香港记者，并免费为孙中山翻印了10 000多册《革命军》，供他在华侨中分发。
这一时期，两派斗争的主战场在美洲。但在南洋（当时称东南亚为南洋），也时常发生激烈的斗争。1903年创刊于缅甸仰光的《仰光日报》，1904年创刊于新加坡的《图南日报》，是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南洋的主要舆论工具。另有一些革命派报刊却遭到了保皇派的破坏。新加坡的《南洋总汇报》为革命派所创，但保皇派唆使投资该报的部分侨商“拆股”，使该报成为保皇派的机关报。在曼谷，革命派报刊《湄南日报》改组，保皇派趁机夺得部分产权，以此作资创办了保皇派的《启南日报》。
经过1904年在檀香山和旧金山两地革命派报刊对保皇派报刊进行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派的转变，保皇派对华侨思想的禁锢和影响开始削弱，民主革命思想在美洲和南洋华侨中得到了初步的传播。但是，这场斗争并没有完全消除保皇派在美洲和南洋的影响，他们仍然掌握着许多有影响的报刊，不少革命派报刊创办不久即遭保皇派破坏，在两派力量的消长和舆论阵地的争夺上时有反复。为了彻底打退保皇派报刊的进攻，革命派报刊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从而引发了美洲和南洋地区两派报刊之间的第二次大论战。
二、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的第二次大论战
这次论战发生在同盟会成立后，主战场在南洋的新加坡。
1905年8月，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在美洲、南洋等地继续创办报刊，大造革命舆论。
在南洋，革命派报刊主要集中在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暹罗（今泰国）、缅甸等地。同盟会成立后至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报刊主要有新加坡，1907年创刊的《中兴日报》、1909年创刊的《星洲晨报》、1910年创刊的《南侨日报》。马来亚，1909年创刊的《吉隆坡日报》、1910年创刊的《光华日报》、1911年创刊的《四州周报》。印度尼西亚，1908年创刊的《泗滨日报》以及《民铎报》、《苏门答腊报》。暹罗，1906年创刊的《华暹日报》、1908年创刊的《同侨报》。缅甸，1908年创刊的《光华日报》（1910年改名《进化报》）。
在美洲，革命派报刊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秘鲁等国。美国，1907年创刊的《民生日报》、1908年创刊的《自由新报》、1909年创刊的《大声杂志》、1910年创刊的《少年中国晨报》。加拿大，1906年创刊的《华英日报》、1910年创刊的《大汉日报》、1911年创刊的《新民国晨报》。秘鲁，1911年创刊的《民醒报》。
这次论战的主战场新加坡，对垒的报刊，一方是革命派的《中兴日报》，另一方是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论战的主要人物，革命派方面有田桐、黄兴、居正、汪精卫、胡汉民、陶成章等，保皇派方面有徐勤、欧榘甲、黎研诏、伍宪子、梁伯鸣等。论战的中心问题是革命还是改良，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还是实行开明专制，是实行资本主义的平均地权还是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次论战由《南洋总汇报》于1907年首先发难，它先后发表了《革命不能行于今日》、《革命召瓜分论》、《满洲本我同种论》、《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论今日时局止可立宪救国万无可革命之理》等评论文章，继续散布其保皇主张。《中兴日报》则撰文一一反驳，旗帜鲜明地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大声疾呼。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
的笔名，在《中兴日报》上先后发表了《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平实尚不肯认错》、《平实开口便错》等文章，对保皇派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除新加坡外，南洋、美洲的其他报刊也投入了这场论战。在加拿大，革命派的《大汉日报》与保皇派的《日新报》之间，大小论战进行了200多次。在美国，檀香山的革命派报刊《自由新报》与保皇派报刊《新中国报》，从1907年到1911年，几乎每天都在辩论，而且常常闹到法庭；旧金山的革命派报刊《少年中国晨报》与保皇派报刊《世界日报》、革命派报刊《大同日报》与保皇派报刊《文兴报》的论战也十分激烈。此外，泰国的革命派报刊《华暹新报》与保皇派报刊《启南新报》，缅甸的革命派报刊《光华报》与保皇派报刊《商务报》之间，在1907年至1910年间，就革命与改良等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这一场持续了三四年之久的大论战，其规模之大、问题之多、时间之长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是中国报刊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经过这次论战，保皇派气势锐减，保皇党之登报退会者相继不绝。一些原来支持保皇派的华侨转而支持革命派。一些原来持保守立场的报刊，也认为保皇派理短，革命派理长，转而采取同情革命的立场。一些保皇派报刊，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难以再维持下去，宣告停刊，例如缅甸的保皇派报《商务报》，编辑张石朋宣布脱离该报，其他编辑也离心离德，致使《商务报》宣告停办。与之相反，革命派力量却获得空前发展。第一，革命派报刊越办越多。1905年8月前，革命派刊物不到30种，报纸10多种，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刊物达到40多种，报纸则增加到60多种。第二，革命组织迅猛发展。在檀香山《自由
新报》召集的一次会议上，一晚上就有100多人要求加入同盟会，与几年前美洲、南洋一带“还没有革命派组织，当地侨胞‘咸视革命党如蛇蝎’，革命党人‘不敢以真面目向人’的情况，形成了明显的对比。”[2]在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下，各地华侨积极参加革命，他们提供了经济上的巨大支持，许多华侨还直接投入中国国内的武装斗争，直至献出生命。
注 释
[1]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
[2]中国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472~473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摘自《出版科学》2003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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