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张宏良先生《重庆讲座大纲》的看法 (来源：文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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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对张宏良先生《重庆讲座大纲》的看法
发布: 2011-4-03 15:00 | 作者: 东极老翁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184 | 回复: 1
谈谈对张宏良先生《重庆讲座大纲》的看法
看了张宏良先生的《学习主席党建思想，正确看待当前斗争》，即“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重庆讲座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老朽谈谈看法。
《大纲》在谈到“党的根本宗旨”时说：“为人民服务…不是为特定的阶级服务。”
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他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本身便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为人民服务”所指的对象，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绝不包括那些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人，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说“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特定的阶级服务”，不仅曲解了毛主席的本意，也否定了“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根本宗旨的阶级性。
《大纲》在谈到“造反有理”时说：“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包括战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稳定发展，同样是建立在人民大众造反有理的基础上，人民大众随时可以通过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进行造反。”
“造反有理”一词，源自毛主席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26日《人民日报》这样引用：“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此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的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毛主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讲这番话，显然是指无产阶级革命。文革初期，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段讲话，意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到文革中去，因为文革也“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注1）。
“造反有理”，是革命者的呐喊。“造反有理”，就是消灭私有制。“造反有理”，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正因为“造反有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才理直气壮地大干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造反有理”有其特定的阶级属性。而“战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稳定发展”，主要是西方国家通过掠夺不发达国家人民，通过转嫁危机，进而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决不是“建立在人民大众造反有理的基础上”。说西方“人民大众随时可以通过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进行造反”，并不符合实际。在西方，有些“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是不违背“宪法”的。但是，如果“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一旦超越了“宪法”规定的范围，也就是一旦威胁到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根基，同样会遭到无情的镇压，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无论在东方和西方，资产阶级都不会认同“造反有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文化大革命期间之所以 “造反有理”，那是因为文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革命。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就是国家属于人民，军队属于人民。
《大纲》中说“党战无不胜的根本条件就是两个相信”。
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注2）。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科学论断。党能否战无不胜，关键在于是否执行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毛主席在晚年亲手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个基本路线的核心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除此之外，其余都是目。
《大纲》在谈到“建立宏大的工人阶级理论队伍”时，提到：“后来毛主席发现，中国知识分子不仅绝不接受毛主席的好意，反倒由此痛恨毛主席，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说成是迫害知识分子。”
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并不都是“绝不接受毛主席的好意”，也并不都是“痛恨毛主席”的，这样说等于彻底否定了中国知识分子这支队伍。中国的实际也不是如此。当年，还是有大量的知识分子愿意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千百万知识青年踊跃上山下乡就是明显的证明，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共和国建设的中坚力量。还有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也是与工农相结合的先进典型。
《大纲》中说“如果说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完全变了，那么，毛主席的党建思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也就完全错了，至少是没有了任何意义。”
党的性质改变与否与毛主席的党建思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对错包括是否存在应有的意义，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打个比方，前苏联共产党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即党的性质彻底改变之后，列宁的党建思想以及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是否就是错误的或者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了呢？不是的。人类社会必然要向共产主义迈进，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今世界，依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必须要依靠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无论是列宁的党建学说还是毛主席的党建学说，无论是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都依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大纲》中还说“如果说共产党已经完全变了，已经彻底没指望了，还要文化大革命这种演习和实战干什么？”
依然可以打个比方：难道因为前苏联共产党“已经完全变了，已经彻底没指望了”，继而引伸出还要十月革命干什么的结论吗？至于共产党是否改变颜色、是否变质，只看一点就足够了，就是这个党是否还坚持其党的基本理论和根本宗旨，即是否是消灭私有制和是否坚持为人民服务。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共产党是否改变颜色、是否变质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至于说“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特点”以及“根本原则”，这是需要在理论上继续探讨的问题，也不是须臾可以说清楚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演习的目的，是为了预防中国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以及如果中国走向修正主义道路就可以借鉴这场演习的一些方式，继而推翻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
《大纲》中说到“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多次”的问题时，继而引伸出“需要多次挽救共产党，多次恢复共产党的阶级性质”的问题。
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多次”的问题，是在告诫我们继续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以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十分艰难的历程。至于共产党有没有“指望”，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共产党有没有“指望”，关键还在路线；路线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会丢掉。反过来说，如果共产党没有“指望”了，那么也只能是凤凰涅盘、浴火重生。至于党能否能够凤凰涅盘、浴火重生，根据否定之否定规律，关键在于党的内部矛盾的发展。
《大纲》中谈到“人民要复兴社会主义”这个问题。
所谓“复兴”，是指“衰落后再兴盛起来”；所谓“复兴社会主义”，也应当是指“社会主义衰落后再兴盛起来”，这样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如今的中国是“社会主义衰落”吗？前苏联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也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过来人都记忆犹新。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消灭剥削制度。然而，这一基本特征如今已荡然无存，哪里还谈得到什么“复兴”？社会主义也早已被“特色社会主义”所取代。“复兴社会主义”，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大纲》中说“当前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走到了崛起或毁灭的历史十字路口，要摆脱危机实现崛起，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统一力量，目前这个统一力量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股份制改造”、“与世界经济接轨”、招商引资开放中国市场、全面推行“物权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等等，哪一项重大决策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可以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说“当前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走到了崛起或毁灭的历史十字路口”，那么不言而喻，作者这么说只能使人理解是说党领错了路才导致今天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和“崛起或毁灭的历史十字路口”？试问：一个已经将中国领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和“崛起或毁灭的历史十字路口”的党，难道还会领导中国“摆脱危机实现崛起”吗？岂不是自相矛盾！作者的这番话，执政党是不会认同的。因为，执政党要建立和谐社会，如今正当盛世嘛！
《大纲》中说到“带路党”的问题。所谓“带路党”无非是指汉奸卖国势力。多年来，汉奸卖国势力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大行其道，不正是由于他们有庇护伞吗？不正是有人对他们纵容、支持的结果吗？就拿购买美国国债来说，这样一件天大的事情，如果无人支持有关部门敢那么做吗？
《大纲》中说“中国左派内部也有人打着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号，加入了带路党”，对这样的话老朽是不会相信的，即使是说得天花乱坠。老朽不是“左派”，但是老朽相信：真正的“中国左派”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的。迄今为止，老朽还没有发现“中国左派内部有人”加入“带路党”。老朽倒是发现真正的左派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尤其反对修正主义对外实行的投降主义的路线。
《大纲》中说“左派带路党的口号是‘工人无祖国’。‘工人无祖国’这个口号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百分之百正确，放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危亡时刻，就是百分之百的混账！”
《共产党宣言》说“工人没有祖国”，因为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工人应该把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看作是压迫他们的机器。即使在工人争得统治权之后，他们在政治意义上将照样“没有祖国”，因为个别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将只不过是达到将来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进程中的过渡阶段，而建设这样的社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是可能的。如此看来，作者谩骂别人“是百分之百的混账”，是否该首先反思自己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混账”？！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道理，这个基本的道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谓“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危亡时刻”，这样的结论完全建立在将民族矛盾说成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面，这样的结论完全是作者的武断专横，并不符合中国社会实际。老朽倒是以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与以官僚买办集团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矛盾。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写成了《国家与革命》这部不朽的名著。在这部著作中，列宁详尽地阐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进一步论述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重要问题；无情地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目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的反动国家观，揭露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背叛行为，从而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大纲》的作者在国家问题上的诸多论点，与当年的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又是多么的相似！
《大纲》中说“不要把共产党和共产党内的什么人完全等同起来，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即使现在这些人全都烂掉，中国仍然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力量。”一个政党的党员是构成一个政党的基本要素，如果构成政党基本要素的“这些人全都烂掉”了，那么谈论这个政党也就失去了意义。如果“这些人全都烂掉”了，哪里还有政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最浅显不过的道理。如果“这些人全都烂掉”了，那么，搞社会主义只能是新生的共产党，而不是原来意义的“共产党”。
《大纲》中说“不能因为一时斗不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打倒整个共产党。这完全是流氓赌徒的逻辑和主张。”
是的，目前人民群众包括“左派”人士确实“斗不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终究属于广大人民群众以及真正的左派，而色厉内荏的走资派不过是得逞于一时，诚如毛主席所说“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注3）。与走资派做斗争的都是人民群众和“左派”人士，作者却污之为“流氓赌徒的逻辑和主张”，不知作者是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时至今日，还没有人民群众包括“左派”人士提出要打倒共产党，作者这样说完全是要把这个罪名强加在人民群众和“左派”人士的头上。作者这样说，不知是何居心？莫不是希望执政党对人民群众和“左派”人士实行专政不成？！
《大纲》作者在“4，中国共产党与当今中国社会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段落的结尾说道：“那些文革后获取了高官厚禄的政治市侩…否定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最终形成了党变修国变色的结果。”紧接其后作者便在“5，最后的基本结论”中说：“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不变，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制度不变”。作者自称是毛派共产党人，请问：既然是“党变修”了，难道还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不变”吗？既然是“国变色”了， 又如何做到“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制度不变”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将“毛派共产党人”至于尴尬的境地？
《大纲》在谈到“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时说，“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应该定义为是社会主义已经变质的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是个什么形态呢？作者接下来写道：“虽然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变质，但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形式；虽然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原有的阶级性质，但仍然是共产党；并且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国家统一的积极力量，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实际状态。由此决定了我们的历史任务，是恢复共产党的阶级性质而不是推翻共产党，是复兴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而不是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
显然，作者这番话又在自相矛盾，更不能自圆其说。根据作者的逻辑推导，既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变质”，那么，不会变为奴隶社会制度，也不会变为封建社会制度，要变也只能变为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确定无疑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既然“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原有的阶级性质”，那么失去的必然是无产阶级的性质，取而代之的必然就是资产阶级的性质，这也是确定无疑的。我们还是继续打比方吧。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就是这么变的。苏共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之后，彻底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尽管依然打着共产党的招牌，直到垮台也未恢复原来的无产阶级性质。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也是如此。这也就是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证明：共产党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之后，还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恢复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先例。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样的“共产党”只能如前面所说：凤凰涅盘，浴火重生。在前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在蜕变后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必然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尽管他们依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实质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最终不得不退出执政党的历史舞台，国家继而走向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的”、“民主的”现代资本主义。至于作者说“如果中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就不需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了”，对于“和平演变”这样的话题，任何一位“毛派共产党人”都会觉得不合时宜。早在很多年前，西方一些国家便认为，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历史任务早已经全面完成。
《大纲》中说“中国官僚集团只是让已经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仍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如同一个肢体瘫痪的病人，虽然肢体已经瘫痪，但是仍然完好存在，只要能够恢复肢体的原有功能，整个身体的康复就大有希望。”
这样说依然自相矛盾。既然“剥削阶级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当然要实行剥削阶级的剥削制度。什么叫“统治地位”？就是事物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是事物的发展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谓“仍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不知对何而言？如果“基本制度”是指消灭剥削的制度，那么在一个事实上在保护剥削、鼓励剥削的社会，竟然说“基本制度”没有改变，岂不是自欺欺人，滑天下之大稽！在私有制被视为合法的社会，传统的“基本制度”即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难道还存在吗？
《大纲》在“2，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说“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还是毛主席亲自制订的党的基本路线那个判断：‘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作者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当年党的基本路线是针对社会主义社会而制定的，也就是说党的基本路线属于历史的范畴，同时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当今社会，哪里还有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的踪影？作者接着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力量都存在，仍然存在着要走什么道路之间的斗争，只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矛盾的主导地位发生了变化，总的社会历史阶段并没有改变。”然而，现实是历史已经向后做巨大的跳跃，传统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取而代之的是“特色社会主义”。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取代了原来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道路。
《大纲》中多处提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问题，说到“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越来越交织融合在一起，已经很难明显分开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斗争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也能把无产阶级吸引到民族运动中去，那时民族斗争表明上就会带着“全民的”性质，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质上这个斗争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是有利于和适合于资产阶级的（注4）。毛主席也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注5）。也就是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民族矛盾不能取代阶级矛盾，阶级矛盾也不能取代民族矛盾。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它把广大阶层的视线从社会问题、阶级斗争问题转移到民族问题，转移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同’问题。这就会为进行所谓‘利益协调’的欺骗宣传、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精神上束缚工人打下有利的基础，因而严重地阻碍各族工人的团结事业”（注6）。对斯大林的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列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大纲》中说“现代社会的发展，决定了当今世界国内革命的主要形式，将是街头革命，而不再是武装斗争。”
这种说法本身就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学说，也修正了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科学论断。在所谓“街头革命”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枪杆子。外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八十年代末的那场“动乱”也可以说是一场“街头革命”，其结果不言而喻。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的街头革命”，也不符合实际。文革初期，确实有所谓“街头革命”的某些特征，诸如：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游行集会，街头大辩论，群众大串联，等等。但是，这只是文革的发动阶段。然而，“二月逆流”之后，一些地方由于部队支持保守派，特别是变相为保守派发枪屠杀造反派，使两派都意识到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这也是后来的武斗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也许不知道文革后期“武斗”惨烈的程度。当时，全国许多地方两军（保守派和造反派）对垒，硝烟四起，除飞机、大炮、军舰没有出动之外，各种轻重武器都在“武斗”中发挥了作用。文化大革命毕竟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人民军队。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始终掌控着人民军队。由于军队没有乱，没有直接参与地方的“武斗”，所以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然而，没有大的战争不等于没有小的战争。两派旷日持久的大规模的武斗便是小的战争。
《大纲》中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的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不是任何阶级的口号。”
这个话题如同前面“为人民服务”的话题一样，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同时，帝国主义滚出了中国，蒋介石们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地主阶级也被打倒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只能是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站起来了，而不能包括被打倒的剥削阶级。
《大纲》在谈到“保皇派问题”时提到修正主义，并认为修正主义是“抽象名词”。
前苏联由开始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直至最终落得资本主义复辟的下场，这是历史事实。毛主席为了反修防修，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也是历史事实。文革中，人民群众与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派做斗争，这还是历史事实。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旗子，走的是资本主义的路子，是不是修正主义？在帝国主义面前妥协退让，实行和平共处，是不是修正主义？推行全民国家全民党，不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是修正主义？ 鼓吹市场经济万能论和迷信私有制驱动力，是不是修正主义？口头上说要依靠工人阶级，实际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的地位，并且使其沦为资本的雇佣奴隶，是不是修正主义？依靠党内外资产阶级，将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是不是修正主义？在这些事实面前，怎么能说修正主义是“抽象名词”呢？作者自诩“毛派共产党人”，首先应当做到的就是：实事求是。
（注1）：1967年1月19日《人民日报》。
（注2）：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1975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
（注3）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第5页。
（注4）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第72－73页。
（注5）：毛泽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注6）：《斯大林选集》上卷，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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