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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 本帖最后由 导读与推荐 于 2011-5-3 12:41 编辑 ]
毛主席语录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论《水浒》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23页
[ 本帖最后由 导读与推荐 于 2011-4-1 03:20 编辑 ]
【1975年第9期】
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短 评)
为了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本刊这期发表了鲁迅对《水浒》的一段评语，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个评语，完全正确。它指出了《水浒》的要害是“受招安”，即投降。原因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的全过程，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使它可以用来作为一部有意义的反面教材。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水浒》是怎样对待梁山农民起义革命事业的奠基人晁盖和农民起义的叛徒宋江的呢？它极力歌颂宋江，而把晁盖排除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这完全是为了宣扬投降。晁盖死后，宋江窃取了梁山农民革命的领导权，他第一件事便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强行通过了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对晁盖起义路线的“修正”，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搞修正主义。而《水浒》正是肯定和赞美了宋江的修正主义。当然，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不愿意投降，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但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宋江手里，终于使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受了“招安”，去打方腊，做了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其他起义军的帮凶。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阶级分析，《水浒》所描写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其实质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是地主阶级内部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不反对皇帝这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他反对贪官，不过是为了效忠于皇帝，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得一席地位而已。认清宋江这一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什么高俅的残酷镇压不能打垮梁山农民起义军，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能很快瓦解这支队伍？这是因为，钻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宋江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同展地主阶级的实质，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矛盾。这样,宋江就有机可乘，使投降主义路线得逞。李逵由于缺少阶级分析的观点，虽然没有壮烈地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却让宋江用毒酒断送了性命，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革命人民永远记取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水浒》的许多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不少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了“农民的局限性”。于是，投降派变成了英雄，农民起义的结果必然走向投降，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斗争统统被抹煞了。请问：斗争不屈而失败，同宋江为追求“官爵升迁”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往往陷于失败，但投降绝不是它的必然结果。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实质上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这是必须加以讨论和澄清的。
这里，重温一下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很有必要的。毛主席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主席还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它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的这些深刻分析，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肃清《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的流毒，是完全适用的。
《水浒》这部小说中的宋江，同《武训传》是一丘之貉。歌颂叛徒宋江，同歌颂奴才武训，是同样性质的问题。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学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各种问题。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加强革命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
方岩梁
《水浒》究竟是一都什么样的书？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好作品，还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这是重大的原则问题。魯迅早在一九三○年一月发表的《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在分析了《水浒》中“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以后，就深刻地对《水浒》作了如下的评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这段精辟的议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揭穿了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的宋江这类投降派的真面目。《水浒》只反贪官，不反对皇帝，就连那个腐朽的宋徽宗，也被歌颂为“至圣至明”的天子，说他“求贤”，“爱民”，“博施济众”，不好的只是高俅等几个“奸臣”。一部《水浒》被冠之以“忠义”二字，忠于谁呢？当然只能是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宋江直到临死前，还一再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说宋江是投降派，“终于是奴才”，有些人是不同意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宋江是农民起义的“非常杰出的领袖”，代表了整个农民阶级的意志、愿望，甚至连他的投降也是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究竞是鲁迅正确，还是这些人的观点正确？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宋江这个人物“杰出”在什么地方。
我们判断一个人究竟代表哪个阶级，并不仅仅看他的出身和职业，而是看他的思想和行为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所实行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宋江在上梁山以前，就对要去二龙山入伙的武松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私房话：“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番话，是宋江的丑恶灵魂的自我暴露。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撺掇”农民起义军投降，把他们引进地主阶级的屠场；同时，他自己踏着农民起义军的尸体爬上去，借以升官发财，封妻荫子。他唠唠叨叨嘱咐武松去做的也就是这件亊。所以他一上梁山，就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用他的投降主义的路线代替了晁盖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他把晁盖的聚义厅改成忠义堂，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农民和地主这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同的世界观。“聚义”是要起义，要革命；而“忠义”则是要招安，要投降，这不明明白白地反映了两条路线的对立鸣？
宋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他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帮助宋王朝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他口口声声说要“保国安民”，“保国”，指的是保卫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杈；“安民”，就是自己当奴才，还要别人也都跟着他去当奴才。就在梁山“大聚义”那一天，宋江乘兴写了一首《满江红》，下令乐和单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结果在梁山泊山寨中激起了一片反对声。但这丝毫没有能动摇宋江“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的反革命决心。他一投降，就马上率领大军打方腊，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他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意志和愿望，难道还不够清楚吗？宋江是帝王将相和整个地主阶级的鹰犬。对于这样的鹰犬，《水浒》竭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吹捧成忠孝仁义色色俱全。这种歌颂正好证明了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教材。
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曾经追根溯源，指出从孔墨儒侠到《水浒》，直到清代的《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之类，前后一脉相承。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说过，《七侠五义》这类小说中的侠客“很像《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事实上，宋江同黄三太、黄天霸、展昭之流都是一路货，说得明白点，无非是皇帝或者所谓“清官”的奴才、走狗和保镖。
我们再把宋江与高俅比较一下，更可以发现这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点。他们一样的是“浮浪子弟”，一样的想升官发財，又一样的被发配充军，归根到底，他们所属的阶级是一样的。有没有不一样呢？有。高俅狗运亨通，因为踢得一脚好球，被“九大王”、即后来的徽宗皇帝看中了，因而“发迹”得早，当了官；而宋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年命蹇滞”，成了“寇”，其实这两个人，殊途而同归，宋江是由官暂时入“寇”，再由受招安而重新变成官；而高俅呢，一下子就当了官。宋江在浔阳楼写的所谓“反诗”，有人以为他真要造反，其实他不过是在“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的情况下大发其牢骚罢了。“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不正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怀才不遇”心理的绝妙的自我写照吗？在宋江看来，当穷途潦倒的时候，投机“造反”可以说是一条捷径。“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魯迅说：“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并不属于革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而只是地主阶级反动派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你争我斗，终究是一丘之貉。就破坏农民革命运动和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来说，宋江的作用实际上要比高俅大得多，他比高俅更富有欺骗性。
宋江不是号称“及时雨”吗？他究竟是哪个阶级的“及时雨”呢？《水浒》称颂宋徽宗的年代“国富民安，士农乐业”，实际上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的烈火遍地燃烧，北宋王朝的大厦摇摇欲倾。赵佶在自己的“睿思殿”即书房的素白屏风上，书写着“四大寇”的姓名，可见他为此而日夜悬心。结果呢，“四大寇”之一的宋江，不但投降了这位赵官家，而且帮他镇压了另外三支农民起义军，这对北宋王朝和赵佶不是一场道道地地的“及时雨”吗？在历史上，每当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以至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无法维持的时候，反动阶级总是特别需要宋江这类“及时雨”来浇灭农民起义的烈火。《水浒》这部书和宋江这个形象为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所特别赞赏，原因正在于此。
金圣叹把《水浒传》砍去了二十多回，强调对宋江这样的“盗魁”，只能斩尽杀绝，决不容许招安。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谈金圣叹》的文章，批判金圣叹：“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金圣叹之“昏庸”，首先在于他不懂得起义的农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别说一个“嵇叔夜”，一百个“嵇叔夜”也没用。金圣叹之“昏庸”还在于他没有看懂施耐庵、罗贯中写《水浒》的真正用意，他们正是站在金圣叹同一阶级立场上反对农民起义，才塑造和歌颂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形象。他们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金圣叹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没有看破宋江这号人根本不是“盗魁”，而是地主阶级的忠实的代理人。鲁迅还生动地把《水浒》被砍的本子比喻为“断尾巴蜻蜓”。宋江投降，受招安，打方腊，这是他的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把这一半砍去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面目就不真实了。金圣叹这一砍，由于砍掉了宋江的许多罪恶行径和丑恶表演，颇受许多为宋江唱赞歌的人们的欢迎。
“替天行道”的强盗同“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是有严格区别的。鲁迅明确指出，前者是道道地地的投降派，而后者才是反剥削、反压迫、反奴役的起义农民。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事实上，即使在梁山起义军的内部，也是一分为二的。起义军多半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有不少是地主阶级的破落户子弟，反动军队的士兵和军官。由于宋江在政治上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招降纳叛，拉进了大批宋王朝的高级将领，使这支起义军领导集团的阶级成分起了变化。在一百零八将中同，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他们不愿意投降。吴用和阮氏三兄弟是最早跟着晁盖起来造反的。李逵更是梁山起义军中斗争最勇敢、最坚决的一个。他一听到乐和唱宋江做的那首《满江红》，就睁圆双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一脚把桌子踢起，碾个粉碎。他根本不把大宋皇帝放在眼里，宋江不反，他要反。太尉陈宗善进山寨颁布朝廷招安的诏书，李逵不仅一把夺过诏书，扯得粉碎，还劈胸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直到小说最后，李達一听说朝廷送来了药酒，就大叫：“反了罢！”所以宋江最不放心的就是这股“黑旋风”，一定要将他先搞死才肯闭上自己的双跟，用心实在恶毒极了。宋江同李逵们之间的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同坚持起义的路线这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为宋江辩护的人，还抬出了一个“义”字来当挡箭脾，好像宋江同所有的人都是义重如鲁迅对于《水浒》中流传的这句口号，用一句话就我穿了它的虚伪性：“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事实正是如此。别说在四海之内，就是在粱山泊之内，也决不是什么兄弟关系，而是阶级关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对立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梁山起义军的内部来。宋江张口一个“忠”，闭口一个“义”，他对上是忠得很，对下又何尝把所有的人都当兄弟看待！第八十三回“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就充分暴露了宋江的“义”的虚伪性。当招安的丑剧刚刚收场，起义军中一个军校激于愤，杀了一个辱骂起义军的厢官。这下可吓坏了宋江，他马上要砍下军校的头，到朝廷请罪。可是还得照顾一下“义气”，于是宋江使出他惯用的猫哭老鼠的本领，“哭”了起来，叫那军校“痛饮一醉”，自己去上吊，然后再割下头来号令示众。头也砍了，“义”也尽了。对“义”的内容要作阶级分析。晁盖“聚义”，是要团结起来造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反；而宋江讲“义”，是要用“义”来掩盖阶级的对立，调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让被压迫阶级俯首帖耳地给反动统治阶级当奴隶，还有比宋江这种“义”更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吗？李逵的悲剧正在于他吃了这种“义气”的亏，被这个“义气”蒙住了眼睛，只认“哥哥”，不认路线，识不破宋江的反动真面目，最后终于成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牺牲品，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鲁迅作为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宋江这类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勾当的投降派是深恶痛绝的。特别是当他经历了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刀光和血光之中，既看到了真正的革命者的坚贞不屈，也看透了形形色色的投降派的鬼蜮嘴脸。“大军一到，便受招安”，马上为虎作伥，帮着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的是一种；始终披着革命者的外衣，而对真正的革命者却大布围剿阵的又是一种。鲁迅写《流氓的变迁》一文，不正是要求人民群众警惕宋江一类投降派吗？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者，鲁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解剖《水浒》，并把现实的阶级斗争同历史的阶级斗争相对照，所以他对这部书才看得那样分明，分析得那样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我们应当认真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提高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识别能力，为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评《水浒》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組
一部《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它既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的史诗”，也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教科书”，而是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水浒》虽然以农民起义为题材，但它却从根本上歪曲了农民的革命斗争。作者通过精心塑造并竭力美化梁山领袖宋江，来达到他鼓吹投降、反对革命的目的。宋江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而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究竟对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是“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有罪”？是推翻以宋朝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王朝，还是“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维护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是坚持斗争，宁死不屈，还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接受招安，充当奴才？在对待这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充分暴露了投降派头子宋江的真面目和《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
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者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被压迫人民对反动派造反有罪。《水浒》中的宋江，跟一切反动派唱的正是同一个腔调。晁盖、吴用、阮氏三兄弟等“聚义”起亊，“智取生辰纲”，把封建统治者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夺回来，宋江却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说这种革命行动是“犯了迷天之罪”；晁盖等人抗击封建王朝的武装镇压，打得官军落花流水，宋江又认为是干下了“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晁盖等人上了梁山，走上了与封建政权对抗的革命道路，宋江对他们“直如此大弄”，更是惊骇万分。总之，农民阶级的一切革命行动，在宋江的眼里都是无法无天，简直糟得很。
在宋江看来，造反上山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他外出避难，只有贵族柴进的门下，花荣的官军营寨，孔明的地主庄园，才是他心目中的安身之处，唯独不想去投奔晁盖。即使投案自首，刺配江州，也宁做阶下囚，不上梁山泊。只是由于“名又不成，功又不就”，误题“反诗”，被判死刑，梁山好汉劫了法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万不得已，他才上山，“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其实，这只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醅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晁盖在梁山上实行的正是一条反抗封建统治、发展农民革命的路线。他们“整点仓廒，修理寨栅，打造军器”，“安排大小船只，教演人兵水手”，与封建统治者势不两立，随时“防备迎敌官军”。在晁盖的领导下，梁山的一些普通头领也具有反抗封建王朝、反对皇帝的革命思想。朱贵在梁山酒店里捉住戴宗，拆了九江知府送给太师蔡京的信。戴宗呵斥他：“把太师府书信擅开，拆毁了封皮，却该甚罪! ”他蔑视地笑着说：“休说拆开了太师府书札，便有利害，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
《水浒》的作者对晁盖的这条革命路线是仇视的。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需要，他不仅把宋江送上梁山，而且有意让晁盖中箭身死。原来在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和《大宋宣和遗事》中，晁盖都在三十六人以内。而在《水浒》中，作者却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无论三十六天罡，还是七十二地煞，都没有了晁盖的位置。《水浒》的作者说:“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十分清楚，晁盖蔑视皇权，对抗封建王朝，所以要他“归天及早”；宋江“尽忠报国”，能把梁山起义军引向投降，所以让他“把寨为头”。
宋江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尽管正厅上香花供奉起晁盖的牌位，上面大书“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但是，聚义厅已经改为忠义堂，全面篡改了晁盖的路线。从此，“替天行道”就正式成为宋江在梁山大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口号。“替天行道”究竟是什么货色？早在宋江上山之初，作者就通过九天玄女的口告诫他：“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可见，“替天行道”就是承认封建皇权至高无上，替最高统治者维护和巩固封建秩序，取消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把农民起义纳入地主阶级的轨道。
路线变了，政权的性质也就变了。梁山上投降主义路线的头子宋江掌杈，意味着农民阶级的革命政权变为替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权。宋江软硬兼施，用反革命的两手镇压革命派。他经常说什么“情分最重”，什么“死生相托”，这是他握在手里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无非是诱骗大家围着他的指挥棒转；谁要是不把宋朝皇帝放在眼里，坚持把农民起义的事业进行到底，反对投降，他就凶相毕露。李逵反对招安，宋江立即要把他推出斩首，只是由于众人讲情，才寄下“项上一刀”，“再犯，必不轻恕”。然而，他对钦差大臣，朝廷命官，乃至前来“征剿”
的反动将领，则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亊，动辄“纳头便拜”，口称“死罪”。宋江对谁亲，对谁恨，究竟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实行什么阶级的专政，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这是九天玄女嘱咐宋江的两句“天言”。原意是说：遇见“忠臣”宿元景是喜上加喜，即使碰见“奸臣”高俅也不是什么凶险。宋江和高俅的矛盾是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地主阶级这一派反对那一派“斗争。表面看来，宋江也曾不断与北宋官军对阵交锋，他带兵攻打过高唐州、华阴县、大名府，抗击过高俅、童贯的多次“征剿”。但这只不过是反对以高俅为代表的一伙“奸邪”，根本不触动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正如宋江一伙自己供认的那样：“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所以，仗打了一次又一次，而梁山泊的地盘却丝毫没有扩展。宋江一心想当奴才，哪里会去夺取宋室天下。
宋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梦寐以求的是投入封建统治者的怀抱，骑在人民头上，升官发财，封妻荫子。为了达到这个卑鄙目的，他利用篡夺的权力，大造投降舆论。在一百零八人歃血为盟的誓言中，他说什么“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在菊花会上，他明目张胆地鼓吹“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还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大肆贩卖“忠孝”、“仁义礼智信”和“天命观”等一整套反动思想，妄图用孔孟之道的绳索，束缚梁山起义军的思想，捆住他们的手脚。
宋江一面大造反革命輿论，一方面千方百计招降纳叛。他甚至把极端仇视农民起义的富豪将吏拉上山来，扩大投降派的势力。卢俊义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这个大名府的富豪在经过梁山时，竟准备下一袋麻绳，狂妄地要单人独马捉尽梁山好汉。而且，在被俘之后，又坚决不肯“入伙”。就是这样一个反动透顶的家伙，宋江却认为他“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贵人之相”，不仅拉他上山，而且请他坐了第二把交椅。从此，宋江找到了一个投敌叛变的得力助手。
为了投靠宋王朝，宋江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他不仅和所谓“忠臣”宿元景很早就拉上了关系，而且还向他视为奸邪的高俅卑躬屈膝，乞求招安。高俅被捉上梁山，宋江一见，慌忙扶上堂来，跪拜在地，并大摆了三天酒宴，馈赠了数千金礼物，然后送出山寨，“专等招安消息”。宋江甚至亲自出马，溜进东京，与妓女李师师牵线，并派燕青走李师师的后门，企图讨到皇帝招安的“赦书”。
宋江叛卖革命的种种罪恶活动，引起了革命派的强烈不满和抵制。就在那一次菊花会上，宋江用《满江红》词鼓吹招安，立即遭到反对。李逵忿激地说：“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在宋王朝的几次招安活动中，阮小七目无天子换御酒，李逵撕毁诏书骂徽宗，吴用则指责宋江对招安太“执迷”了。这一切说明，梁山起义军的失败，完全是由于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而李逵、吴用、三阮等人是好的，他们是不愿投降的。然而，《水浒》的作者对于他们反招安的正义立场是不支持的，不仅对他们的每次反抗都要抬出宋江的“忠义”来压下去，而且还让这些反对投降的革命派最后都跟着宋江受招安、征方腊，对他们的形象进行了严重的歪曲。而对于宋江这个钻进农民起义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则自始至终采取了歌颂和同情的态度，把他屈膝投降说成是“去邪归正”，接受招安是“终成正果”，甚至把接受招安的场面作为盛大节日来描绘。这就充分暴露了作者维护封建统治、反对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
宋江叛卖成功，便去镇压方腊起义，恶毒地咒骂起义农民是“贼寇”，把他们“剖腹剜心”，残酷屠杀革命人民。这同他在梁山对待官军将士的态度是多么鲜明的对照！鲁迅说得好：“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从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叛卖活动，到直接充当反动阶级的鹰犬，从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到赤裸裸地执行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路线，这个变化过程，正是投降派的共同规律。
长期以来，对《水浒》的大量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论点，就是所谓“农民的历史局限性”。认为农民起义只反贪官污吏，不反皇帝，只反个别地主，不反封建政权，接受招安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不能看作“出卖革命”。这完全是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辩护的奇谈怪论。
中华民族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广大农民曾多次举行起义，前赴后继，不屈不挠，以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东汉末年的黄中起义，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唐代农民起义的领袖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宋初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这都表明他们的斗争矛头是指向封建统治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说中国的农民起义不反皇帝，不反封建政权，这不仅否定了农民的革命性，而且抹杀了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的政党，他们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斗争最后总不免陷于失败。尽管斗争失敗了，但总是打击了封建统治，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绝不能把这种失败和投降混为一谈。是坚持斗争，还是一心投降，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坚持斗争，就是坚持农民反封建的革命立场；而叛变投降，则适应地主阶级维护反动统治的需要。《水浒》中以宋江为头子的投降派，宣扬叛徒哲学，策动农民起义军向地主阶级投降。这种无耻的叛卖行径和“农民的历史局限性”有什么相干？斗争不屈而失败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有什么共同之处？抹杀这两者的区别，混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原则界限，是不折不扣的阶级调和论。
《水浒》研究中出现这种阶级调和论，不是偶然的，它和吹捧卖国主义影片《清官秘史》，美化封建奴才武训，歌颂农民革命的叛徒李秀成一样，都是政治思想战线上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其中贯穿着一条黑线，就是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b]“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b 刘少奇、林彪一类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总是利用封建文化、历史渣滓，鼓吹卖国主义、奴才思想、叛徒哲学，为他们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叛变革命制造舆论。
《水浒》是反面教材。宋江其人，不足为训。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地地道道的孔孟之徒，混进农民起义队伍，披着“仗义疏财”、“待人谦和”的种种伪装，骗取了梁山起义军的信任，干的是从堡垒内部攻破革命事业的罪恶勾当，起到了宋王朝的文官武将起不到的作用。从这个反面教员身上，可以认识什么是投降派。因此，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批判《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划清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界限，使人民都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这对于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评《水浒》的投降主义路线
钟 谷
北宋末年，爆发了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有关这次起义的故事传说，广泛地流传了大约两个半世纪，到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才把它写成了长篇小说《水浒》。
《水浒》故事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渗入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思想。适应着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反革命政治需要，长篇小说成型的时候，宋江已经被作者塑造为一个投降派的典型，涂抹成一个满脑袋儒家思想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小说歌颂了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宋江路线推行的结果，使粱山泊的农民武装变了质，被封建统治者用作鹰犬去镇压方腊起义，最后落了个“兔死狗烹”。这里面包藏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险恶阴谋，实际上是让各股农民起义军在自相残杀中旗倒人亡，而他们却坐收“渔人之利”，从而达到镇压农民起义的拫本目的。所以，《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它是通过宣扬投降主义路线以瓦解农民起义的一部小说。
《水浒》描写了梁山泊农民起义事业的逐渐发展壮大和接受招安、走向失敗的全部过程。分析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自始至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就发展壮大，路线错了，就把起义事业整个断送掉了。由于农民起义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斗争任务不同，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焦点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就《水浒》说，是两大阶段：大聚义以前，主要是正确的组织路线与关门主义、招降纳叛的对立；大聚义以后，集中地表现为争取招安与抵制招安的斗争。
最初占据梁山的王伦是一个“落第腐儒”，他自私狭隘，嫉贤妒能，实行关门主义，阻碍着起义事业的发展。林冲火并王伦，夺了他的杈，是开创革命基地的必要措施，是正义的行动。
接着，晁盖做了梁山泊的领袖。他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坚持武装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起义队伍。晁盖一上山，立即组织起义军的力量，水陆配合，干净利落地消灭了“进剿”的官军，扎定了阵脚，稳住了局面。他和吴用、阮氏三兄弟等人亲密合作，屯粮、造船、造军器，操练人马，准备迎接更大规模的战斗。继而通过“白龙庙小聚义”、“三打祝家庄”、“三山聚义打青州”等多次战斗，狠狠打击了贪官污吏和土豪地主，并把李逵、鲁智深、李俊等起义英雄接应到粱山大寨。晁盖任人唯贤，论功排座，明确宣告山寨的胜利“皆托众弟兄的才能”，使得起义军团结兴旺，迅速壮大，为梁山起义事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晁盖原厲地主阶级，但他背叛了本阶级，在起义英雄中颇有威望，“智取生辰纲”的集体斗争就是由他组织和领导的。案情被官府侦知以后，他放火烧了自己的庄院，率众拒捕，决心投奔梁山。晁盖是通过打击贪官污吏、反抗封建官府的斗争实践，从地主阶级的营垒中分化出来而投身于农民起义的队伍之中的，他具有坚定的斗争精神，能够执行正确的农民起义路线。但《水浒》的作者竟然把晁盖排斥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并且让他中箭身亡，这完全是出于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政治意图而作的安排。
晁盖死后，宋江窃据了梁山泊的领导地位。他一上台，就把梁山泊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是他修正晁盖的农民起义路线，篡改农民起义军的性质的第一个明显信号。
在扩大梁山队伍的问题上，宋江接过了晁盖“招接四方入伙好汉”的旗帜，却塞进了他自己的黑货，大搞招降纳叛的活动。宋江的招降纳叛与王伦的关门主义走的是两个极端，但从路线上看，二者的根本性质是一致的，都是与农民起义的正确的组织路线相对抗的。
宋江迫不及待地设下计谋，首先把卢俊义请上山。卢俊义本是大名府的一个大地主，专与农民起义军作对头，立志要使梁山泊“人人皆死，个个不留”，但却被宋江请到了山上。宋江说得很清楚，他就是要让卢俊义来带领梁山好汉“归顺朝廷”。他不但看中了卢俊义的所谓名声地位、武艺才干，甚至连卢俊义的身貌仪表也被他认为是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有利条件。后来，宋江又多次对俘获的朝廷军官“亲解其缚”、“纳头便拜”，收罗了一大批降将。在劝说这些军官“入伙”时，宋江所使用的言辞是大同小异的，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宣布他准备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这些军官已经损兵折将，与其回到朝廷被问罪，倒不如权借梁山避难，日后再图升迁，于是，等待招安就成了他们“入伙”的基本条件。
上层人物麋集梁山，改变了起义军将领中阶级成份的比例，这是宋江为最后实行投降而在组织上所做的准备。宋江还把这些人物安插在重要的位置上，卢俊义坐了第二把交椅，其他人也多“五虎将”、“八骠骑”之列。宋江已经篡改了晁盖的任人唯贤的原则，而把上山以前地位的高低作为排座次的主要依据。所以，一百零八将梁山大聚义，表面看来似乎是起义军兴旺壮大的发展高峰，其实却是宋江进一步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把起义事业引向失败的转折点。
离开了共同的阶级立场和正确路线，团结就势必成为一句空话。所谓“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论“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如念珠子，个个连牵”等等，都不过是骗人的鬼话。正如魯迅所说：“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阶级调和是搞不成的，用超阶级的“义气”思想维系着的表面团结是不能持久的。
大聚义之后，农民起义向何处去？是继续前进，推翻封建王朝呢？还是争取招安，向封建王朝投降？梁山泊面临着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严重问题，招安与反招安成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用来对付农民起义的手段，除了残酷的武装镇压以外，还往往采取阴险的政治欺骗的办法。例如南宋时代，封建王朝由于自身的软弱，更多地采取所谓“抚”的一手，创设了“镇抚使”之类的官职，让接受招安者充任，使之镇压所辖地区的农民起义。封建统治阶级对待农民起义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使得农民起义队伍中往往会出现招安与反招安两条对立的路线，这是符合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的。比起武装镇压来，招安政策对封建王朝更有利，因而，《水浒》大力歌颂宋江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完全是迎合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革命需要。
小说的第七十一回，写了一个“菊花之会”，两条路线的代表人物之间展开了笫一次尖锐的正面冲突。宋江召集全体将领，宣布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望天王降诏，早招安”。主张正确路线的起义英雄纷纷表示反对。李逵愤怒地踢翻酒席，大骂起来：“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武松沉痛地说：“今日也要招安，明曰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鲁智深则用直裰染皂不能洗白的比喻说明“招安不济事”，明确地表示，要招安，就散伙。菊花会上，李逵强烈地反对招安，几乎被宋江杀头，可见两条路线斗争尖锐、激烈的程度。宴会结束时，对宋江的招安主张，“众皆称谢不已”。交锋的结果，投降主义路线占了上风。
《水浒》里的农民起义路线的具体内容，可以用李逵不止一次地宣称过的口号来表述，那就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起义英雄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他们要推翻现有的王朝，打倒现有的皇帝。这条路线，充分体现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革命精神，体现了革命农民在与阶级敌人英勇斗争中的坚定性。
梁山泊里的路线斗争是很激烈的，双方的营垒有个明显的分界：出身下层的和真正从封建阶级当中分化出来的起义英雄们是反对招安的；那些出身上层，对当朝皇帝忠心耿耿，权借梁山避难的人们，则跟随宋江走招安的道路。前一类英雄主要是受剥削、受压迫最深重的劳动人民，现实生活中的贫困与不平，激发了他们的反抗斗争，他们那种强烈的革命精神是极其可贵的。后一类人物就不然了，他们本身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与王朝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由种种不同的原因被迫上山，身在水泊，心怀朝廷；他们只能从切身遭遇和个人恩怨出发反对某些贪官，而他们与某些贪官的矛盾斗争也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这派和那一派之间的矛盾斗争。.
宋江依靠着起义队伍中的一大批上层出身的人物，利用了他在起义军中窃取到的地位和权力，特别是利用了起义英雄们由于受到“义气”的束缚而对他的信赖，强制地推行了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小说作者在大力宣扬这条反动路线的同时，对起义英雄们的抵制行动也作了一些描述，例如：李逵撕诏书，痛打陈太尉，阮小七偷换御酒，李俊、张横杀死俘获的敌将，都还算是比较突出的事例。
但是，作者不过是把这些内容摆在陪衬的地位，在乌云漫天的形势下，他们的抵制并未能扭转局面。
宋江在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争取招安的过程中，与封建朝廷进行了一场肮脏的政治交易。他要卖身投靠，也必然要把农民起义军的实力当作他进身的本钱。三败高俅、两赢童贯，从宋江的目的来看，是为了打个样儿给皇帝看看，显示显示力量，以便在接受招安的条件上跟朝廷讨价还价。结果并不像宋江想的那么美妙，诏书虽然换了几次，但只不过是在“敕令”与“安抚”的语气上有所差别，封建朝廷没有让步，宋江却露尽了摇尾乞怜的丑态。
为了早日得到皇帝的一纸招安诏书，宋江用尽了心机，使尽了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场中那一套腐败的东西他都使出来了。我们十分厌恶地看到：他和高俅握手言欢，举杯共饮，低三下四地拜托人家乞求皇帝恩赐招安；他派人带上金银珠宝偷偷地去宿太尉家送贿赂，托人情；甚至他自己还亲身潜入皇帝的姘头、妓女李师师家里去探听门路。这一切都说明，随着投降主义路线的步步推行，宋江这个封建统治者的忠实奴才的丑恶嘴脸，暴露得越来越清楚。
宋江有一个暴露的过程，人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当诏书下来，接受招安已成定局，他向全体起义军宣布的时候，“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人”，许多士兵都不跟着他走丁。一百零八将，由于“义气”的维系，暂时还没有散伙。但是，往日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象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被封建统治者利用去征方腊的过程中，一百零八将“十停去七”，死亡大半，剩下来的起义英雄也逐渐从血泊中认清了宋江路线带给他们的悲剧。
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不但断送了梁山泊的农民起义事业，最后也断送了他自己。当他给封建统治者效过犬马之力以后，还是被御賜的毒酒杀害了，他临死还表白说：“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至死不忘投靠皇帝。至于立庙封神的尾声，一方面，不过是封建统治者赏赐给宋江这个忠实奴才的一点最后的精神安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布下新的钓饵，以免让宋江的可耻下场堵塞了其他人接受招安的道路。
从《水浒》所描写的农民起义亊业的发展壮大和走向失败的全部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武装镇压，扑灭不了梁山泊的革命烈火，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瓦解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路线决定成败，路线决定一切，这是我们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得到的启示。
《水浒》的全部内容，贯穿着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受了招安。正如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所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因为不反皇帝，所以宋江路线支配下的反贪官，就必然是从维护和巩固现有封建王朝的反动政治目的出发的，是奴才帮助皇帝整顿朝纲的一种效忠行为。受招安是忠于皇帝，反贪官也是忠于皇帝。与宋江路线相对立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农民起义路线，它的核心恰好是要打倒现有的皇帝。李逵等起义英雄也反贪官，但与宋江的反贪官有着本质的区别。起义英雄们是把反贪官作为农民革命的斗争任务之一，作为推翻现有封建王朝的必要步骤之一来看待的，他们的设想是从江州打到东京，反了贪官就反皇帝，自下而上，步步推进。所以，在《水浒》里，反不反皇帝，是区别农民起义路线和投降主义路线的分水岭，是鉴定英雄和奴才的试金石。
《水浒》大力宣扬的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观念，是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宋江出身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熏陶。他“于家大孝”，被称为“孝义黑三郎”；他又自称“呼保义”，以下级武官“保义郎”自居，表示了他对当朝皇帝的忠心。翻开《水浒》，宋江忠君孝亲的言行触目皆是。忠与孝，是宋江一生立身行亊的根本指导思想。他理想的人生道路，他的所谓“凌云志”，也不外是“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为封建阶级建功立业，追求个人的升官发财而已。但是，在农民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宋江不但没有能够由刀笔小吏逐级升迁，反而在矛盾交错的现实生活中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波折，受到了贪官污吏的迫害，直到被梁山好汉从法场上解教出来，才不得已而上山的。宋江上梁山，并不是投身于农民革命，而是“暂占水泊，权时避难”，继续等待时机，报效朝廷。他始终认为上梁山是“造恶甚多”，一直怀着诚惶诚恐而又焦灼急追的心情等待皇帝“赦罪招安”。这便是宋江制定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水浒》大肆鼓吹的“替天行道”，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政治纲领。
宋江上梁山之后，《水浒》紧接着就安排了“九天玄女授天书”的荒诞情节，所宣“法旨”的核心内容就是“替天行道”。这里，作者拣起了儒家“天人感应”、“天人合一”那一套，给宋江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涂饰了一层“天命论”的神秘色彩。“替天行道”的“天”，指的就是当朝天子宋徽宗；“道”，指的就是儒家所谓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也就是孔孟之道。在《水浒》的作者看来，封建皇帝是“君权神授”的“真命天子”，封建统治之道是合理的、长存的；宋徵宗是当朝的“圣明天子”，只因受了奸臣的闭塞，敢而其道不行，所以才需要宋江那样的“星主”出来“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也正是为了达到“替天行道”的目的。
宋江从“九天玄女”那里领来了“替天行道”的“法旨”，随即逐步地贯彻推行。晁盖一死，他就经常把这话挂在嘴边，到一百零八将大聚义的时侯，也就是到了他大力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关键时刻，就在山顶上树起杏黄旗，把这四个大字的政治纲領亮了出来。“替天行道”这个口号在《水浒》中出现的时候，又往往和“全忠仗义”、“辅国安民”以及反对贪官污吏等等内容相提并论，用儒家那种虛伪的“爱民”谎言把它的实质加以装潢，所以它也就往往带有颇大的欺骗性。我们从反儒批孔的角度一分析，它的反动实质就看清楚了。宋江的“替天行道”与孔丘的
“克己复礼”，一个是为了维系已经腐朽了的宋朝皇帝的封建统治，一个是为了维系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度，二者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反动货色。
《水浒》大肆鼓吹的“义气”，是宋江用以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策略。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水浒》里所描写的弥漫于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义气”，是封建社会中的小生产者的一种道德观念。“义气”往往遮挡了起义农民的眼睛，使他们上当受骗。宋江正是利用了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义气”，搞“结义拜盟”，耍两面派，使大批起义军将领像被戴上了枷锁似的，不得不让他牵着鼻子走。
宋江在上梁山以前，就惯用“乐善好施”之类的欺骗手段邀买人心。他是戴着“山东义士”的面具，顶着被吹捧起来的“及时雨”的大名声上了梁山的。上山以后，又用“仁慈宽厚”、“体恤弟兄”的笼络手段对待山寨将士，也曾经暂时骗取了起义群众的信任。当他.的路线得以推行，受了招安，当上了封建朝廷的官儿以后，假面具也就摘下来了。“滴泪斩小卒”就是一幕绝妙的讽刺剧。宋江打起十足的官腔，滴着鳄鱼的眼泪，杀害了富有反抗斗争精神的起义军小校，为了表示他对朝廷的忠心，不惜拿起义军的生命当作牺牲。他一面冷酷地指斥小校“须是要连累我等”，一面虚伪地剖白自己，说什么“我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前后一对照，宋江的两面派嘴脸暴露无遗，“义气”的欺骗性也暴露无遗了。
抓住《水浒》里的路线斗争，问题就容易认识清楚了。小说里的宋江被作者百般美化，大力歌颂，但他的狐狸尾巴毕竟是隐藏不住的，我们通过阶级分析，就能看清他的投降派嘴脸。《水浒》颂扬了一条反动的投降主义路线，肯定了一个丑恶的投降派人物，所以说，它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
【作者附记】一九七二年，我们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曾写了《〈水浒〉的思想和艺术》一文（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四部古典小说评论》—书中）。当时由于我们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所以没有认清《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面教材，对投降派宋江也作了错误的评价。后来，我们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开始认识到这篇文章的基本现点是错误的。一九七三年年底，我校收到山东省利津县回乡知识青年赵安亭同志的来信，对上述文章提出了批评；同时还寄来《叛徒的颂歌》一文。校党委十分重视这封来信和这篇文章，要我们认真研究。去年春天，赵安亭同志应邀来我校做报告，促进了我们对《水浒》问题的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以“钟谷”为笔名, 写了《从〈水浒传〉的路线斗争中吸取历史的经验》一文（原载一九七四年第二期《南开大学学报》）。这篇文章，力图从路线上对《水浒》这部反面教材进行分析和批判, 但还做得很不够，这次转载时，换了题目，内容也作了一些修改。
叛徒的颂歌
山东利津县回乡知识青年赵安亭
八百多年前，宋江等三十六人领导了山东、河北一带地区的农民起义，进行了反对宋朝统治的农民革命战争。但真宋江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而被称为“天魁星”、“及时雨”的假宋江的故事，却在人们中间流传着。系统地宣扬、歌颂这个假宋江的故事，就是号称中国古典文学光辉巨著的《水浒》这部书。今天，用历史唯物主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来观察一下，《水浒》中描述的宋江，并不是农民革命战争的坚强领导者，而是农民革命阵营中的叛徒。《水浒》不是满腔热情地歌颂在风浪滚滚的阶级斗争中诞生的人民英雄及其领袖人物，而是歌颂了农民起义中的叛徒；不是揭示农民起义英雄的革命品质和斗争精神，而是歪曲、丑化农民起义英雄的革命形象。这部书对宋江的描写，是对农民革命阵营中的叛徒的一支颂歌，是一种破坏、瓦解农民起义队伍的腐蚀剂。
梁山泊中的阶级阵线和两条路线斗争
梁山泊一百零八将来自各个阶级和阶层，真是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但从其阶级成份上分折，主要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原来曾骑在人民头上的地主官僚。
以李逵为代表的，包括三阮等一派，有农民、渔民、猎户、开店的、卖艺的、屠夫、奴仆等。他们身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和迫害，在长期阶级斗争中养成了“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反抗地主阶级压迫的革命精神，坚决地参加起义队伍，反对投降。他们在革命斗争中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特别是李逵，出身在一个给人家做长工的贫苦农民家庭，在他身上，表现出农民起义英雄光明正大、疾恶如仇、英勇战斗、反抗到底的无所畏惧的英雄品质。这些人是梁山泊中基本的阶级队伍，是农民起义的真正英雄。
而善于玩弄权术的宋江，出身于州县闻名的“有钱帛使用”的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因“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做过封建官吏，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卫护士。当他杀死侍妾，刺配江州，路经梁山泊时，晁盖等人劝其入伙，他说: “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
决不肯造反。在浔阳楼误題反诗，被定成死罪，梁山英雄从法场上救出他后，不得已上了梁山，但他却“身在曹营心在汉”，说什么：“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宋江是不会反对他自己的阶级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在斗争中的表现，在几次战役中，每遇战况艰苦的时候，众兄弟拼死向前，而宋江却“撇了剑，拨回马先走”，“飞马慌忙便走，活现出叛徒的一副“软骨头”相。
在梁山起义队伍中，还有的是长期统治人民的官吏，有的是名震一方、广有家财的大地主，有的是专门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还有的是家藏“丹书铁券”的王爷后裔。他们虽然参加了起义行列，但起义的动机与李逵等被压迫阶级是完全不同的。有因统治阶級内部互相倾轧，吃了官司无处躲身，只好“暂占水泊，权时避难”的，有因进剿梁山泊而被俘虏，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将来“去邪归正”
而临时投降的。他们归顺起义队伍的目的是：“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
梁山泊内部阶级阵线不同，必然出现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判断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首先应看他的政治主张和执行什么路线。
以李逵为代表的革命派，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彻底推翻宋家王朝。在李逵这些农民起义英雄们看来，反对贪官污吏，推翻宋朝皇帝，是起义军天经地义的目标。这是一条正确的、彻底的革命路线。
以宋江为头子的投降派，却提出了一条搞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宋江出于地主阶级的本性，根本不想背叛朝廷，他的理想是“唯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提出“暂占水泊，权时避难”、：“只等朝廷招安”的路线。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路线。
这条投降路线，贯穿于宋江在梁山泊的整个行动中。在他坐了第一把交椅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聚义厅为忠义堂。这件事在书中所费笔墨甚少，但具有画龙点晴的作用。它意味着，宋江力图把原来是背叛朝廷的叛逆者们聚义的地方，变成大宋朝廷的忠臣良将们汇集的场所，把敢于背叛朝廷的“乱臣贼子”，变成朝廷的“忠臣”、“义士”，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纳入忠于朝廷、为反动统治阶级利用的轨道。这一行动为后来宋江率众投降，接受朝廷招安打下了基础。
宋江提出的政治口号是“替天行道”、“忠义双全”。“天道”是什么？汉朝奉行孔孟之道的反动儒生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皇帝是“天的儿子”，是代表“天”的，皇帝实行的“王道”就是“天道”。而“王道”就是按照儒家的理论，建立起地主阶级对农民长期统治的政治秩序，是反动统治阶级欺編劳动人民的弥天大谎。鲁迅说得好：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宋江所说的“忠义”是什么？说穿了就是只准被压追阶级俯首帖耳地任统治阶级宰割，而不准起来革命。宋江说：“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就是他自己对“忠义”的表白。几千年来，反动统治阶级总是用“王道”、“忠义”来欺骗人民，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宋江替反动统治阶级说话，妄图用“替天行道”的口号欺骗梁山英雄，用“忠义双全”的精神枷锁把梁山英雄的手脚捆绑起来，为他搞投降制造理论根据。
中国历史上，地主阶级对待农民起义，总是采取反革命的两手策略，或者是赤裸裸的武力讨伐，血腥镇压；或者是名曰“招安”，诱其投降，以分化瓦解，逐步消灭。宋王朝也不例外。东京太师蔡京，“初意，亦欲苟且招安”。谏议大夫赵鼎上奏云：若不降敇赦罪招安，诏取赴阙，命作良臣，以防边境之害。”宋江提出“只等招安”的投降路线，与宋王朝的策略不谋而合，完全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这决不是偶然的，是其阶级本性决定的。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水浒》中的宋江不是农民起义的英雄，而是一个混进起义军内部并篡夺了领导权的叛徒。
《水浒》为叛徒唱赞歌
如果《水浒》是一部描写农民革命战争的小说的话，它就应该满腔热情地歌颂以李逵为代表的真正的农民起义英雄，揭示农民起义英雄的革命品质和斗争精神，彻底地揭露、鞭挞宋江假起义、真投降的反动面目和本质。事实上却相反，《水浒》对以李逵为代表的农民起义英雄极尽歪曲、丑化、谩骂之能亊，而对于宋江一伙叛徒的描写，则用尽了歌功颂德的辞藻。
《水浒》是怎样歌颂宋江等人的呢？
一、为他们树旗挂匾，给他们封上一顶辉煌的头衔，什么“及时雨”、“玉麒麟”、“入云龙”、“百胜将”等。同“黑旋风”、“活阎罗”、“母大虫”等相反，这些名贵的称号，似乎表明这些人是人间的豪杰，是天生高人一等的，是受到群众爱戴和称颂的人物，以此掩盖叛徒的真面目。
二、吹嘘他们是出身富责，不同平凡的正派人物。他们有的是名震一方的大地主,有的是将门之后，有的是家有“丹书铁券”的贵人，有的是智勇双全的大将军，还有能“呼风唤雨”的神仙。总之，吹嘘他们都是忠臣义士，孝子贤孙，是“若得此人时，何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的英雄，是起义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顶梁柱，只有他们才能担当起领导起义军的重任。
三、对投降派的头子——宋江的描写，更吹捧美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首先，说宋江是出身于财主家庭的官人，“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是个文武双全的正人君子，早就具备了领导人民，管理国家，担任起义军领袖的才能。在上山前，他就“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又好“济人贫苦，賙人之急，扶人之困”，是受苦人民的“及时雨”。“满县人见说拿得宋江，谁不爱惜他”，似乎地主官吏宋江，受到了人民广泛的爱戴。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岂有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而热爱地主和封建官吏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有着根本的利害冲突。宋江偌大一个家业的开销, 和平时“仗义疏财”的银钱，都是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怎么可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呢！
其次，吹捧宋江是完全符合“孔孟之道”的忠臣、义士、孝子。书中说宋江“以忠义为主”，“专只替天行道，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而宋江也口口声声地教训众兄弟要“忠义自守”，“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
他自己处处忠于王法，就连别人要打开他颈上的行枷他也不让，说什么“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足见宋江完全是一个忠心耿耿维护地主阶级法统的奴才。
“忠”是反动奴隶主代表人物孔子提出的，并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其统治服务的。“忠君”和“造反”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观念。死抱着“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为臣尽忠，死而无怨”这种“忠君”思想的人，怎么能起来革命呢？宋江参加起义队伍不过是因为“官吏污滥”，“暂占水泊，权时避难”，将来仍要“尽忠报国”。请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一个宋江，能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吗？
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权总是和神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统治阶级要巩固政权，就必然求助于神权。《水浒》中的宋江，被描写成为天降人间的星宿，又有“九天玄女娘娘”的“天书”经常看习，所以成了神的代表，是有先见之明的人。梁山泊起义军所以能够取得多次战役的胜利，并不是起义英雄浴血奋战的结果，而是宋江的“天才”和“天书”指导的结果，是神的意志。信神信天的人不敢反对“天子”, 这是必然的规律。《水浒》鼓吹神和“天书”的用意就是要吓唬起义的人们，没有“天书”和神的指示，是打不过官家的，“趁早投降吧”
四、书中吹嘘宋江提出的“只等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是正确的，得到大家拥护，使四方豪杰归附。似乎梁山泊之所以兴旺发达，一百零八将之所以聚集起来，全靠执行这一路线得来的。但投降路线只能引导起义走向失败，而不会走向胜利，一百二十回本反映了这一结果。
综上所述，《水浒》这部书歌颂农民起义英雄及其正确路线是假，歌颂起义军内部的叛徒及其投降路线是真，说《水浒》对宋江的描写是一曲叛徒的颂歌，是丝毫不会冤枉它的。
毛主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每一个阶级都要利用文艺塑造和歌颂本阶级理想的典型的英雄人物。《水浒》歌颂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义士、孝子，而不是歌颂农民起义英雄。《水浒》歌颂混进起义队伍中的“忠臣”宋江及其投降路线，其本意就是要把农民起义军纳入封建统治阶级的轨道，都像宋江那样做个“忠臣”，最后走上受招安的道路，为统治阶级所利用。这一点，在一百二十回本中得到了证实。在宋江投降路线支配下的梁山将领们，升官的升官，许多人都达到封妻荫子，耀祖光宗的境地，即使被打死、被害死的也得到了追封。在《水浒》作者的笔下，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惊涛骇浪，终于风平浪静了。《水浒》为哪个阶级的政治目的服务不是很清楚吗？
《水浒》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
《水浒》是一部有毒的书。这部书确实达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和艺术的统一，无疑对反动统治阶级有利。因此它历来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重视，用以大量宣传地主阶级的“忠义”观念，以期达到磨灭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记得旧时舞合上的宋江，总是站在舞台中央的，白脸、乌须，堂堂正正的汉子，从未听到有人说他是乱臣贼子。而真正造反的“山大王”，都是凶恶的大花脸，和宋江是不一样的。可见反动统治阶级喜欢宋江这样的“农民起义英雄”，也特别喜欢《水浒》这部书。如果我们今天说《水浒》是歌颂农民起义的，有革命性的作品，那实在是歪曲了《水浒》的本意，在九泉之下的施耐庵，定会骂我们不懂他的真意的。
元朝末年，阶级矛盾尖锐激化，农民起义如火如荼，风起云涌。元朝统治阶级风雨飘摇，预感到末日的来临，采用残酷镇压和诱降招安的两手政策，疯狂地向农民起义反扑。在这种激烈的阶级大搏斗的形势下，《水浒》的作者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恶毒地咒骂农民起义，替反动统治阶级出谋划策，拋出了《水浒》这株大毒草。它把人民所受的疾苦说成贪官污吏不执行“孔孟之道”的结果，说什么高俅等贪官，“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说什么皇帝“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它用高官厚禄，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为诱饵，欺骗农民起义英雄掉转枪头去替宋王朝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妄想转移农民起义的大方向，把农民起义引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受招安的邪路上去。但这样做却露了马脚，泄漏了反动统治阶级编写《水浒》的“天机”，引起革命人民对宋江式的叛徒的警惕。还是清代那个反动文人金圣叹狡滑，他腰斩《水浒》，改为七十二回本，以面达到欺骗人民、腐蚀革命的目的。
既然有毒就该废掉吗？不可。有些剧毒的东西恰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甚至腐烂不堪的东西也大有用处。如人畜粪尿，臭而且脏，若随地拋弃必将污染环境，但经过堆集发酵，却成了农民种地时不可缺少的农家肥。《水浒》唯其毒性很大，善为处之，真可成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有用的肥料。
尤其是《水浒》中描绘的宋江，与当代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有某些共同的特点。细读一下《水浒》，认清宋江这个叛徒的面目，对于帮助我们提高识别真革命同假革命，识别真马克思主义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能力，进一步认清刘少奇、林彪一类投降主义的嘴脸，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水浒》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的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
值得提出的是;《水浒》七十一回本写得较隐晦，宋江的叛徒嘴脸也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正像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还未彻底暴露前一样，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起着从内部破坏革命的作用。而一百二十回本中，把宋江屈膝投降，叛变革命，返回头来帮助反动统治阶级屠杀农民起义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会擦亮人民的眼睛，引起革命人民的警惕。所以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金圣叹腰斩《水浒》，改为七十一回本。如果我们今天也只用七十一回本，那正好称了金圣叹的心愿，他是会感激我们的。我们切不可上这个当，也应该出版一百二十回本，让革命群众看看宋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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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第10期】
评投降派宋江
安群
宋江是《水浒》作者全力歌颂的主要人物。这种歌颂应不应该？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以往的评论很不一致。毛主席最近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从路线上划清革命派和投降派的界限，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并回答人们提出的一些问題。
一
《水浒》所描写的时代是北宋末年。这时，宋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异常尖锐。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围绕着是起义还是投降，在梁山农民起义军中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从开始反对晁盖起义，主张投降，到接受招安，去打方腊，一直到最后毒死李逵，所推行的完全是一条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他是一个坚持奴才立场到底的投降派。
有人曾根椐宋江放晁盖这件事，把宋江说成梁山革命事业的“奠基人”，似乎没有他，就不会有梁山农民起义。这种看法是受了作者美化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影响。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晁盖领导的黄泥岗暴动，才是梁山农民起义的真正开始。在此之前，小说所描写的只能看作是整个故事的铺垫，是梁山农民起义的背景。有了这次暴动，才有晁盖等人的上山；有了晁盖等人的上山，才有梁山农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王伦占据梁山，只是“打家劫舍”。晁盖作了寨主，才有“共聚大义”的纲领和路线，梁山才成为各路起义英雄众望所归的根据地。所以，梁山事业的奠基人是晁盖而不是宋江。宋江放晁盖，只是叫晁盖离家避难，同时也使自己落个“仗义”的好名声，扩大自己在江湖上的影响；决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叫晁盖上山造反。这从宋江对待晁盖“劫取”生辰纲、带领起义队伍上梁山的态度看得很清楚。“劫取”生辰纲不义之财，宋江认为是“犯了迷天大罪”；擒何涛，俘黄安，杀官兵，坚持武装对抗，宋江认为这都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可见他对晁盖聚众起义，压根儿就是反对的。所以，宋江极力要和梁山割断联系，宁愿自首吃官司，刺配江州，也不愿上梁山。这样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怎么能说成是梁山事业的“奠基人”！
宋江上了梁山，作了头领，是否就由不革命转向革命了呢？没有。他混进梁山革命队伍后，充当了地主阶级的代理人，继续经营他的反革命事业。晁盖一死，宋江立即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厅是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坚持农民起义路线的象征。宋江这一改，标志着梁山路线的根本改变，灭了革命派的志气，长了投降派的威风。这个改变，是宋江搞修正主义的摊牌。如果说，晁盖在世时，宋江还有所顾忌，主要在暗地里培植党羽，进行破坏；那么，晁盖一死，宋江就明目张胆地亮出他那修正主义的招牌，公开“修正”晁盖的起义路线，强迫梁山农民起义军实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从此，这支革命的队伍也就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毁灭的道路。
宋江处心积虑搞修正主义，究竟要“修正”什么呢？主要就是要把晁盖既反贪官，也反皇帝，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修正”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皇帝是地主阶级统治的总代表。因此，农民起义如果要向前发展，就决不会把自己的斗争只限制在反对几个贪官的范围内，而要发展到反对以皇帝为总代表的地主阶级的统治。尽管《水浒》的作者为了突出歌颂投降派宋江，有意少写或不写晁盖的革命思想和言行，但我们从书中只言片语还是可以看到，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是既反贪官也反皇帝的。晁盖上梁山之前，烧掉自己的庄院，武装抗拒官军的追捕，就表示了他背叛地主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义无返顾的决绝态度。他的绰号叫“托塔天王”。“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既要称王就不可能不反对皇帝。在晁盖的农民起义路线的指导下，朱贵喊出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
李逵多次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作者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凭借反革命的嗅觉，也看到晁盖坚持的农民起义路线是以反皇帝为核心的。因此，惟恐晁盖“托胆称王”，就让他“归天及早”；而让所谓“呼群保义”的宋江来“把寨为头”。这个“忠为君王恨贼臣”的投降派一为头，就把梁山农民起义的斗争限制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框子内，彻底“修正”了晁盖的起义路线，背叛了农民革命。
《水浒》为了宣扬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着重写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与高俅由于所处社会地位和政治遭遇的不同，在实现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野心和贪婪地掠夺人民财富上，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形成了地主阶级内部不同的两个派别。而他们在反对农民起义上又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不同和有矛盾的话，不过是一个钻到里面反，一个站在外面反；一个属于招安派，一个属于围剿派。正是由于宋讧的混入，里外配合搞招安，才扑灭了梁山农民起义的烽火。他起到了高俅所不能起的作用。招安派和围剿派在本质上又是共同的。宋江不反皇帝，结果受招安，去打方腊。这时，他同高俅一样，又成了围剿派，抓住起义的农民，剖腹剜心，表现了他的地主阶级的极端残忍性。像宋江这类混在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叛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最后必然是不反贪官，不反皇帝，专反农民起义，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鹰犬。这是搞修正主义的必然结果。
二
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必然要在组织上闹分裂，破坏革命团结。宋江为了把梁山搞成投降派的山头，耍尽阴谋诡计，排斥革命派，大搞招降纳叛。他是搞分裂主义的罪魁。
排斥晁盖。晁盖是梁山起义的领袖，宋江搞分裂主义，首先就把矛头针对晁盖。他借京师童谣这样的谶纬谎言，把自己吹嘘成天命攸归的领袖人物，为篡权制造舆论。为了达到排斥晁盖的目的，他玩尽了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每当梁山有重大的军事行动，宋江总是不让晁盖出马，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架空，叫晁盖成为徒具虚名的“空头司令”。而他自己带兵出征，俨然成了部队的最髙统帅；得胜归来，又树起了自己的威信。他从篡夺军队指挥权入手，一步步地篡夺梁山的全部领导权。晁盖对宋江的篡权阴谋，逐步有所觉察，并进行了斗争。打曾头市，晁盖决定亲自出马，照例又受到宋江的阻挠。晁盖说：“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揭了宋江争功劳、捞资本的老底。晁盖的临终遗言，也否定了宋江作为当然的“梁山泊主”的资格。可惜为时已晚，宋江已经大权在握了。
贬低革命派。晁盖死了，投降的最大障碍排除了，但是李逵、吴用、三阮这些革命派不愿意投降。吴用是同晁盖一起起义的，对梁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宋江心里明白，如果让吴用掌握大权，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就难以得逞。所以他不惜一切，从千里之外把卢俊义这个对农民起义充满刻骨仇恨的大地主拉上山来，排在吴用之前，坐了第二把交椅。结果，忠义堂前升起了“山东呼保义”、“河北玉麒麟”两面白旗，标志着宋江为实现投降完成了领导核心的改组。
招纳和重用投降派。宋江为了扩大投降派的势力，大量招纳贵族豪绅、地主恶霸、朝廷军官，并把他们安插在梁山起义军的重要位置上，作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依靠力量，改变了起义军基本队伍的阶级成分。这些人或者是由于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受到排挤，暂依梁山而本性不改；或者是在被俘无奈的情况下，暂居水泊，等待招安。宋江把这些人纠集在一起，就组成了以他为首的钻入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地主阶级别动队，随时都准备从堡垒内部把梁山革命根据地毁为瓦砾。这绝不是什么“招贤纳士”，而是地地道道的“招降纳叛”。宋江自己就曾得意地宣称：“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李逵的话一语破底：“山寨里都是你手下的人，护你的多”。这说明宋江为了实现投降主义路线，千方百计地拼凑成了投降派的班子，在组织上为受招安作好了准备。
有人曾经认为宋江这一切活动是为了“团结起义军”，这是离开了两条路线斗 争看问题的结果。宋江为什么要梁山一百〇八人“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呢？是为了要大家死心塌地，听从他的摆布，服从他搞投降主义路线。投降派宋江耍尽阴谋诡计，排斥革命派，篡夺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杈，清楚地表明他不是什么梁山上“团结”的旗帜，而是搞分裂主义的阴谋家、野心家。
三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基础。宋江搞投降主义，不是偶然的，是由他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决定的，是他所信奉和宣扬的孔孟之道的产物。
宋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后虽混迹江湖，但“尽忠报国”，“青史留名”，仍然是他的“凌云志”。他上了梁山，手捧“天书”，满口“忠义”，一直是“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地主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没有丝毫的改变。
宋江这个儒家之徒所信奉的主要是宋代的反动理学。宋代理学把儒家的三纲五常进一步绝对化，把它炮制成所谓“天理”，发挥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儒家谬论，认为“忠君”是顺“天理”的；反君是逆“天理”的。《水浒》成书于元末明初，深深打上了理学的烙印。它通过九天玄女授“天书”、“石碣受天文”等荒诞的故事情节，大搞“天人合一”，把对皇帝“全忠仗义”与“替天行道”凝为一体。宋江正是这种反动思想的号筒。他认为效忠皇帝就是“顺天”，上梁山造反就是“上逆天理”。这就是他不反皇帝，接受招安，搞投降主义的反动思想根子。
封建统治阶级“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只有冲破孔孟之道的束缚，农民才能起来造反；而农民起义又是对孔孟之道最有力的批判和冲击。因此，宋江要搞投降，就一定要拿起孔孟之道这个反动思想武器，在农民起义军中推行儒家思想路线。他依照理学的反动教条，不遗余力地把“天命”和“忠义”凝为一体进行兜售，给农民起义军重新套上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按照地主阶级的面貌改造梁山农民起义军。
晁盖在世时，宋江遵照所谓九天玄女的“法旨”，宣扬“替天行道”，“尽忠报国”。晁盖一死，他就把“替天行道”的旗帜公开打了出来，作为投降主义纲领。正当梁山一百〇八人会聚的时候，他利用“石碣天文”进行欺骗，于是，在组织上把他自己和支持他搞投降的那一伙排在重要的“座次”上，就成为“天地之意”，谁也不敢反对了；在政治上他谋求皇帝招安的行径，也就成了符合“天命”，谁也不能非议了！我国历史上有些农民起义是利用宗教、借助“天”或“神”作号召的，但其目的是为了证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而宋江却借助天命来证明对反动派投降有理，真是反动已极！
宋江为了把农民军引上投降的道路，还千方百计叫大家“共存忠义于心”。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是他在梁山上公开挂出的“忠义”招牌。“忠义双全”，这是他为农民起义军确定的指导思想。“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这是他要一百〇八人共同遵守的江湖誓言。宋江平时“忠义”不离口，直到临死还恬不知耻地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他所谓的“忠义”，并不像有人所说的是“忠义”于梁山的革命事业，而是根据所谓九天玄女“为主全忠仗义”的“法旨”，忠义于大宋皇帝。其目的，就是要用“忠义”这条绳索把农民起义军捆绑起来，掷到最高封建统治者的脚下，使他们重新遭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奴役。
但是，“忠义”，特别是“忠君”思想，和起义农民长期养成的敌视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是不相容的。宋江贩卖的这一套，也不是处处都能为起义军所接受。即使受招安之后，反对儒家“忠义”思想在一些人中也还存在。“燕青秋林渡射雁”，不过是从空中射下一些雁子，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宋江却借题发挥，又是吟诗，又是作词，大讲特讲“仁义礼智信”。这正是因为受招安之后，投降和反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当时，李逵等革命派不愿意投降，“反心尚兀自未除”，一再想反上梁山。宋江感到单用“忠”字笼络不住众人的心，很有必要加强儒家思想的全面宣传，进一步用儒家的“五常”和“忠义”一起来禁锢他们的反抗精神，摧毁他们的革命意志。如果说在招安之前，他推行儒家思想路线是为了把农民起义军引上阶级投降和忠君的死路；那么，在招安之后，他继续推行儒家思想路线则是要他们投降到底，当奴才到底。
宋江推行的这一条儒家思想路线，简直是一服烈性毒药。梁山农民起义军之所以会和平演变成地主阶级的官军，正是吞下了这服烈性毒药的结果。要坚持革命，反对投降，必须彻底批判孔孟之道，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四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水浒》的投降主义总倾向是通过歌颂投降派宋江来表现的。因此，揭露投降派宋江的真面目，对于认清《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极为重要。
在文艺作品中，“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曰)》)。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是农民阶级的代表，坚持的是农民起义路线；以宋江为首的投降派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推行的是投降主义路线。可是，《水浒》却把宋江及其投降主义路线放在矛盾的主导地位，贯串全书的始终，这就决定了全书的总倾向，必然是贬晁扬宋，丑化革命派，歌颂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
一部《水浒》，对宋江竭尽美化之能事：无耻的叛徒被颂扬为梁山的“恩主”;皇帝的奴才被美化为“能救万物”的“及时雨”；反动的投降主义路线被写成了上符“天意”、下合“人心”的正确路线；受招安的丑剧被夸耀为梁山革命根据地的盛大节日。《水浒》通篇到底，对宋江及其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全是歌颂，没有批判。有人曾经认为《水浒》写了宋江吃御酒而死的结局，就是对“投降主义批判”。事实并不是这样。像《荡寇志》那样，写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个个长命富贵，固然是一种露骨的反革命的歌颂；像《水浒》那样，写宋江以身殉投降主义路线，也是一种隐蔽的反革命的歌颂。它写宋江对投降主义路线宁死也不动摇，毒酒入肠后，还不忘亲手毒死“情分最重”的结义兄弟李逵，甚至写宋江之死，竟然感召了不愿意投降的吴用自缢于墓侧。就这样，作者呕心沥血表现了宋江对投降主义路线的死而后已的忠诚，最后完成了这一个“全忠仗义”的投降派形象，达到了歌颂的顶点。
晁盖、李逵、吴用、三阮是好的，不愿意投降。但是，这些革命派却被贬低、被歪曲、被放在陪衬的地位。“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便是《水浒》作者贬低革命派很隐蔽也很恶毒的一手。不论是在《水浒》成书前的《宣和遗事》和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还是在成书以后的明人杂剧《豹子和尚》中，三十六人内都有晁盖。可是，《水浒》作者把很多记载和传说都篡改了，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列宋江于一百〇八人之首，把他作为主要人物来歌颂，甚至把元曲中的晁盖打祝家庄，也偷换成为宋江打祝家庄。成书前的很多记载传说都是说晁盖反皇帝，宋江不反皇帝，一直到明末张岱的《水浒牌四十八人赞》还是说晁盖“盗贼草劫，帝王气象”；说宋江“忠义满胸，机械满胸”。正因为这样，所以《水浒》贬晁扬宋，其目的是为了突出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
《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作品，是一部反面教材。但是，以往对《水浒》的评论中，有很多由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对宋江作了错误的评价，看不清《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总倾向，分不清路线是非。买办文人胡适曾经用唯心论的观点来研究《水浒》，给一些人的影响是很坏的。胡适从一九二〇年起写了几篇关于《水浒》的文章。他站在帝国主义奴才的立场上，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唯心论的实用主义方法，歌颂宋江是“永不会磨灭的英雄人物”。在当前深入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有必要结合批判胡适的唯心论，肃清其流毒。
《水浒》评论的历史和现状，充分证明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让我们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1975年第10期
评金圣叹腰斩《水浒》
——兼驳胡适吹捧金批本《水浒》的谬论
闻钟
明朝末年，反动文人金圣叹腰斩《水浒》，是当时社会激烈的阶级斗争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反映，它的影响极坏，流毒深远，贻害至今。
崇祯十四年左右，金圣叹伪称得到了早已失传的施耐庵的七十回《水浒》古本。实际上，他是把当时流行的百回本拦腰斩断，砍掉七十一回以后的“受招安”，“征方腊”等二十多回，并删去原七十一回“排座次”以下的文字，加上一个卢俊义惊噩梦的情节，作为全书的结束。这个本子，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欣赏和提倡，从此就压倒其它版本，广泛地流传开来。
“腰斩”起了恶劣的作用，对此，鲁迅非常不满意。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然而，金圣叹恰恰把这部反面教材写投降全过程的许多极为重要的内容都砍掉了。
从他砍掉的二十多回中，我们可以看到，投降派如何利用篡夺到手的领导权，施展阴谋手段，把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强加给了革命队伍，造成革命的失败。菊花会上那场斗争，实际上是两条路线的交锋。投降派宋江利用革命派笃信义气等弱点，釆取软硬兼施、分化瓦解的反革命手法，击败了革命派，强行通过了投降主义路线；接着就不择手段地向宋王朝献媚、请赦、投降。宋江为此窜进东京，钻营门路，不惜重金行贿，巴结皇帝宠妓李师师，拉拢朝廷重臣宿元景，双管齐下，打开了通向宋徽宗的门路，终于做成交易，叛变成功；然后充当宋王朝鹰犬，去打方腊。就这样，宋江这个可耻的带头羊，把起义农民领进了封建统治者的屠场，完全葬送了梁山革命事业。鲁迅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①宋江就是一条大蛀虫。金圣叹砍掉这些内容，对蛀虫的危害性，就不容易认识清楚了；此外，还砍掉李逵扯诏，阮小七偷换御酒，李俊等违抗宋江旨意杀掉被俘朝廷将领等情节，掩盖了革命派反对投降的斗争精神。
在留下的七十回中，金圣叹也做了许多恶意的删改。原书中指责贪官的文字，他都做了仔细的推敲。凡被认为“过火”，像“涂炭万姓”②一类有可能祸及朝廷的字句，以及像“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③之类的歌谣，都被删去。第四十四回戴宗说：“朝廷不明”，“奸臣闭塞”。他也觉得不妥，改为“朝廷闭塞”，“奸臣不明”。这样不但更加强了《水浒》原有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倾向，极力替皇帝开脱，而且也为贪官减罪。对起义农民的诬蔑，金圣叹总嫌施耐庵还不够狠。如把张横唱的“不怕官司不怕天”，改为“不爱交游只爱钱”④；让吴用说出什么“春暖无事，正好厮杀取乐”⑤。六十回写晁盖率军去打曾头市，宋江两次“苦劝”，一次“恐吓”，阻止晁盖去亲自指挥。宋江一贯架空晁盖，篡夺指挥权。晁盖发觉大权旁落，想通过曾头市一战，夺回指挥权。而金圣叹把“苦劝”、“恐吓”等内容也删掉了。
一部《水浒》，经金圣叹这么一砍，便成了“断尾巴蜻蜓”，使人民认不清宋江这条投降主义路线如何在革命队伍内部得势、膨胀，直到完全葬送了整个革命事业的全过程；也认不清投降派背叛革命、充当奴才的丑恶嘴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砍掉了，不真实，使《水浒》不能充分发挥反面教材的作用。
那么，金圣叹究竟为什么腰斩《水浒》，其反动目的何在？这需要分析金圣叹的思想立场，也要弄清是怎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形势，使得金圣叹干起了腰斩《水浒》的勾当。
金圣叹于明万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年）出生于江苏苏州一个地主阶级家庭，从小受到封建儒家思想教育，醉心科举，却屡试不第，一直未能捞到官做。他虽然生在明清之际，但对明清两代的封建主子，都极表恭烦。清顺治皇帝曾表示欣赏他的文笔，他得知后感激涕零，“叩首敬贼”，说什么“忽承皇帝来知己，传道臣名达圣人”，“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⑥，活现出一副令人恶心的奴才相。清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他因“抗粮哭庙案”，被清政府以“谋反”的罪名杀了头。其实，金圣叹这样满脑袋孔学秕糠的地主阶级的忠实奴才，怎么会“谋反”呢？鲁迅曾把他与清政府的矛盾，比做买办资产阶级文人与蒋介石之间的争吵，只不过金圣叹的运气更糟糕，“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⑦。
金圣叹的思想是非常反动的。他是孔孟之道的虔诚信徒，狂热吹捧孔老二这个反动家伙在世时“无圣人之位，而有圣人之德”⑧；他美化“六经”,说靠了这些儒家的“圣经”，封建统治者的江山才能代代相传。他死心塌地维护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当明王朝在农民起义风暴冲击下土崩瓦解、朝不保夕之际，金圣叹痛心疾首,力图挽救。可见，金圣叹的出身、教养、思想，决定了他极端仇视农民起义。
明朝末年，由于地主阶级对于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激起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其中李自成和张献忠率领的两支起义军最为强大，他们纵横南北，所向披靡。明王朝的反动统治岌岌可危，摇摇欲坠。当时，崇祯皇帝对农民起义釆取所谓“剿逆抚顺”⑨这一镇压与招抚相结合的反革命两手政策。主抚派搞政治欺骗，妄图收买、分化、瓦解起义队伍。但是起义农民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明王朝的招安阴谋。崇祯年间，许多有名的大臣，如兵部尚书熊文灿、兵部右侍郎陈奇瑜、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等，就都因主抚失败，被明王朝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这一情势，对金圣叹在反对农民起义的策略上，具有重要影响。他从明王朝招安政策的不断失败中，汲取了教训，总结了反革命经验。他激烈地反对招安，通过评论《水浒》，疯狂地鼓吹军事镇压。他所以选中《水浒》，是因为这部作品流传广泛，有可以利用的社会影响；还因为它反对农民起义，在基本立场上同金圣叹一致。而它宣扬的主抚政策，金圣叹则认为效果不佳，又必须设法消除。这就是金圣叹之所以篡改、腰斩《水浒》的原因所在。
金圣叹通过评点、篡改、腰斩《水浒》，宣扬了哪些反动观点呢？首先，金圣叹对农民起义进行恶毒咒骂和无耻诽谤。他大骂起义农民是“寇”，是“祸连朝廷”的“群丑”⑩，是“天下之浊物”⑪。他借评论梁山头领绰号为由，歪曲诬蔑，大放厥词。林冲绰号“豹子头”，他便说：“则知一百八人者皆恶兽也”⑫；李逵绰号“黑旋风”，他便说：“旋恶物聚于一处”⑬，并说李逵入水泊，日月无光，故谓之“黑”。他攻击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正义斗争，是“杀人夺货”，“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在他这个地主老爷跟里，农民只有俯首帖耳当奴隶，老老实实受宰割，如若反抗，定要杀掉，所以他在批语中叫嚣“造反者族”⑭。本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农民造反是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造成的。金圣叹却颠倒黑白，说起义者从小“皆豺狼虎豹之姿”⑮，长大了又“父兄失教，喜学拳勇”，“不事生产”，“不免困剧”，“试为掠夺”，“遂成啸聚”⑯。这种奇谈怪论掩盖了地主阶级的血腥罪行，抹煞了阶级矛盾，把农民起义者诬蔑为天生坏种，充分暴露了金圣叹和一切反动派一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唯心论者。
其次，他对封建统治阶级忠心耿耿，竭力维护；对孔孟之道喋喋不休，拼命鼓吹。他认为皇帝是“圣人”，是“天子”，只有皇帝才“有位”、“有德”，一切人都必须对皇帝无条件地尽忠，不准有半点异心。为此，他在批语中拼命鼓吹孔孟之道的忠孝观念：“忠者，事上之盛节”，“与人之大道”⑰，“孝者，百顺之德也，万福之原也”⑱，它们是“量万物之斗斛”，“裁世界之刀尺”⑲，“推而放之四海而准”⑳。在农民起义烽火燃烧之际，金圣叹大谈忠孝，把儒家这些反动思想吹捧为天经地义、万古长存的真理，就是要用孔孟之道麻醉人民，瓦解人民的斗志，维护奄奄一息的封建王朝，其反动政治目的是昭然若揭的。金圣叹对《水浒》中反贪官的描写说过几句好话，对贪官有过一些责骂，但这正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无非是担心贪官们胡搞下去，会把皇帝的政权搞垮，如此而已。如果在这里给金圣叹涂脂抹粉，那就不仅仅是昏庸的问题了。
其三，金圣叹通过篡改、腰斩《水浒》，狂热鼓吹“斩尽杀绝”论。他攻击主张招安的人是“温语求息，失朝廷之尊”，使“无罪者生心，从此无治天下之术”。他不相信“诱一贼攻一贼，以冀两斗一伤”的如意算盘，认为结果会适得其反，“势将反教之合，而令猖狂愈甚”21。金圣叹与《水浒》作者施耐庵，虽然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都反对农民起义，甚至他对施耐庵还不无溢美之词，但在对付农民起义的策略上是有分歧的。施耐庵是个主抚派，他的一部《水浒》就是歌颂招安，宣扬投降的。金圣叹则认为招安宋江这样的“盗魁”，并给官做，实在危险极了。他按照自己的愿望，把《水浒》原书七十一回以后的二十多回砍掉，造谣说这些回目不是施耐庵原书所有，一口咬定是罗贯中“横添狗尾”22，借以掩盖他和施耐庵的分歧，以便把施耐庵歌颂招安的《水浒》改造成一部要杀尽起义农民的书。他捏造出一个天神嵇叔夜，在卢俊义的梦境中把梁山一百〇八名头领统统杀掉，实际上只是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既愚蠢又可怜。他乞求的天神嵇叔夜，不过是没落阶级心造的幻影；他迷信的屠杀政策，也和招抚政策同样无用。就在金圣叹腰斩《水浒》后的第三年，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打进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就吊死在煤山上了。革命的农民起义横扫了贪官和皇帝，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无情地嘲弄了金圣叹之流的反动派。
对金圣叹腰斩《水浒》，地主资产阶级十分赞赏。他们竭力吹嘘金批本《水浒》“深得剪裁之妙”23，有“开拓万世”24之功，竟使造反的农民“不寒而栗”，从此“畏罪不敢为非”25，等等。其中，洋奴文人胡适，吹捧得最起劲。他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和一九二一年六月，先后炮制了《〈水浒传〉考证》和《水浒传〉后考》两篇长文。胡适为什么花这么大心血干这件事，据他自己说是因为有“历史癖”和“考据癖”26。
事情真的像胡适说的那样吗？否！
什么“历史癖”、“考据癖”，拆穿了说，就是“反革命癖”。胡适的两篇毒草出笼时，正是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重大转折时期。一九一九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革命怒潮一浪高过一浪。这时，混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实在忍不住了”，拋掉了“新文化战士”的伪装，大叫“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27，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后来，他一头扎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怀抱中，表示忏悔，说什么“小人无罪”，“我搜索我半生的历史，我就不知道我曾有过‘与封建主义争斗的光荣’”28，并供认他参加新文化运动是“逼上梁山”29。原来他和宋江一样，也是一个投降派。
胡适用唯心主义来考证《水浒》，其目的是在于破坏革命运动的深入，把青年领到邪路上去。他自诩要教给青年人“一点防身的本领”，“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要防什么呢？他说：“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30一语泄露了他的反革命天机，原来他搞烦琐考证，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当时确有一些青年受了胡适的毒害，埋头读书研究，掉在烦琐考证的迷宫里，不关心祖国的命运，脱离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北洋军阀政府用警棍、水龙、洋枪办不到的，胡适这个投降派在某些青年身上办到了，难怪军阀们那样宠爱这个现代的宋江。胡适在文章中大谈杀尽强盗，天下太平，这实际上是为军阀政府出谋画策，制造舆论，以便绞杀革命。所以，胡适关于《水浒》的考证，散发着浓烈的血腥气。
胡适出于反革命政治需要，竭力吹捧金圣叹是“绝顶聪明的人”，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31。这是奴才赞奴才，小丑捧小丑。胡适吹捧金圣叹，是因为他们思想相同，感情相同，立场相同。他们都仇视人民革命，都面临革命风暴的冲击，都妄图作垂死挣扎，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叫做“遭际有相同处”32。胡适吹捧金圣叹，还因为他要借用金圣叹的旗号，宣扬自己的反动观点。他战战兢兢请出金圣叹的亡灵，借助它来挽救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失败命运。然而，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证明了胡适的痴心妄想，同金圣叹当年呼唤天神嵇叔夜一样，都是一枕黄粱，无法实现的。
对金圣叹腰斩《水浒》，胡适赞不绝口，并为金圣叹圆谎，硬说他确有《水浒》古本。他吹捧金批本是什么“永不会磨灭的奇书”，“不但是集四百年水浒故事的大成，并且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33。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胡适能给予这么高评价的恐怕只有这本“奇书”了。谁都知道，在胡适这个洋奴眼里，中国无论什么都不如洋大人的好。他对袓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一向釆取虚无主义态度。为什么唯独对金批本《水浒》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呢？奥妙在于，他要利用这部作品干反革命勾当。胡适不是标榜自己是实用主义信徒吗？实用主义的精髄是“有用即真理”，也就是说，凡对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有用”，就是“真理”。胡适觉得金批本《水浒》对他们有用，他就舞文弄墨，胡吹乱捧。实际上，他捧金批本《水浒》，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要人们相信他从中抉发的反动思想，就是：强盗“格外反抗政府”，“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34，“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35。显然，他这里说的“强盗”就是影射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他所要的“天下太平”就是要镇压革命，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胡适比金圣叹跑得更远，他不但背叛了新文化运动，向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投降，而且要把中国出卖给帝国主义，是个无耻的民族投降派。
解放后，在毛主席领导下，我国人民在五十年代曾对胡适的反动思想，做过深刻的批判，但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胡适的流毒未能彻底肃清。特别是在《水浒》的评论和出版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问题。一些人拾胡适的余唾，继续吹捧金圣叹对《水浒》的“腰斩”，说什么金批本是“很好的节本”，“能够保持它的完整性”，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六十年代初期，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时，学术界曾刮起过为金圣叹翻案的歪风。这些言论都同鲁迅的论述唱反调，掩盖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使人们认不清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都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
今天，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金圣叹和胡适的反动思想，肃清他们的流毒，还《水浒》以本来面目，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
注：
①鲁迅：《给肖军肖红的信》。《鲁迅书简》(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②《水浒全传》第六十三回，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版
③《水浒全传》第十六回
④金批本《水浒》第三十六回
⑤金批本《水浒》第六十七问
⑥金圣叹：《沉吟楼诗选》
⑦鲁迅：《谈金圣叹》。《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⑧金批本《水浒》序一
⑨郑天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兵部题为恭报诛剿渠魁等事》
⑩金批本《水浒》第十七回总批
⑪⑮⑰金批本《水浒》序二
⑫金批本《水浒》第十四回夹批
⑬金批本《水浒》第十回总批
⑭21金批本《水浒》《宋史目》
⑯金批本《水浒》第五十七回总批
⑱⑳金批本《水浒》第四十一回总批
⑲企批本《水浒》序二
22金批本《水浒》第七十回总批
23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
24廖燕：《佥圣叹先生传》
25王望如：《评论出象水浒传总论》
26 31 32 33 34胡适：《水浒传考证》
27胡适：《我的歧路》
28胡适：《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
29胡适：《逼上梁山》
30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35胡适：《百二十问本忠义水浒传序》
1975年第10期
《水浒》与宋代的阶级斗争
杨荣国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和宋江搞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真面目。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场重大斗争，它对于澄清过去多年来在评论《水浒》中的错误观点，对于我们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具有深远的现实的意义。我想结合宋代农民战争史实，谈谈自己学习毛主席指示的一点体会。
反不反皇帝，这是历代农民起义中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试金石。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封建王朝是地主阶级对农民专政的国家机器。所以，中国历史上多少次农民起义，总是把矛头指向皇帝和封建王朝的。《水浒》里的李逵，曾一再大声疾呼“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正是一种起义农民对推翻地主阶级专政，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朴素要求。但是，在《水浒》全书中，李逵反皇帝的革命精神是被否定的，宣扬的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水浒》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写成农民起义的主导思想，完全歪曲了北宋时期阶级斗争的真实历史。
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到宋代大大加强，皇帝在封建国家中拥有绝对的权力，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剥削者。北宋历代皇帝对外屈辱投降、对内拼命掠夺的反动政策，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激起了一系列反对皇帝、反对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军喊出了“均贫富，等贵贱”的革命口号，提出对土地的要求，坚决反对封建的等级制度和土地制度，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他们还建号称王，署置官吏，建立起同封建王朝相对峙的革命政权，表明了打倒宋朝皇帝、推翻封建政权的决心。到宋徽宗赵佶在位期同，农民和皇帝的矛盾更加尖锐。赵佶设立了后苑作、营缮所、西械所等机构，指使杨戬、李彦等封建官吏替他大量“括民田”，进行赤裸裸的土地掠夺；又在长江下游富庶地区搜括奇花、异石等珍贵物品，用船运往京城玩享。受尽苦难的农民以坚决的武装起义来回答皇帝的沉重压迫和剥削。和宋江同时的农民起义领袖方腊，对群众愤怒控诉了宋朝皇帝的内外政策，指出“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号召农民起来造皇帝的反。他还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作出了“十年之间，终当混一”，起义军将于十年内推翻宋王朝，统一全国的估计。这是起义农民决心砸碎封建国家机器的大胆宣言，洋溢着“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豪情壮志。这些历史事实证明，革命农民与封建王朝是势不两立的。《水浒》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安到革命农民头上，是对农民起义的恶毒诬蔑。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完全适应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的。历史上，每当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激化，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些皇帝往往也发出“反贪官”的叫喊，假惺惺地表示要“澄清吏治”，企图欺蹁农民，借以达到转移革命锋芒，瓦解起义队伍的罪恶目的。例如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时，宋太宗赵匡义就虚伪地对起义农民表示，“汝曹本非为恶，但官吏失于抚御，致尔为盗”〔《宋朝事实》卷十七〕，还说什么“朕委任不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挠我蒸民，起为狂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六〕。赵匡义把自己打扮为一心爱民，只是偶然失察用了几个“贪官”的“好皇帝”，而把压迫剥削人民的罪责完全推在几个官吏身上，想以此欺骗农民。《水浒》里反复鼓吹徽宗“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还借宋江之口咒骂农民起义是“罪恶迷天”，这和赵匡义唱的是同一个调子。《水浒》作者生当元朝末年，那时也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代。《水浒》作者竭力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目的正在于散播对皇帝和“清官”的幻想，麻痹起义农民的革命意志，取消农民夺取政权的斗争，完全是从维护反动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的。
《水浒》为了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竭力回避农民和皇帝的矛盾，这也是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梁山农民起义明明是对宋王朝把梁山泊收为官有、勒令渔民“立租算船纳直”的武装反抗，《水浒》对此却一字不提，也丝毫没有提到革命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宣和遗事》里梁山三十六人中有十二人与花石纲有关，但因为花石纲是赵佶直接施行的暴政而被《水浒》作者大加删略。另一方面，《水浒》却处处把宋江同高俅放在对立面来写，着重渲染这两个人的矛盾和斗争，甚至还把高俅等称为“元凶首恶”，列为梁山起义军的主要敌人。其实，这是在玩弄障眼法，企图通过突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来把宋江装扮为起义农民的英雄，掩盖宋江的投降派实质。毛主席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也好，高俅也好，都是起义农民的死对头，都是真正的元凶首恶赵佶的忠实走狗。在维护以皇帝为总头子的地主阶级根本利益上，宋江和高俅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宋江混入了农民起义队伍，披着革命者的伪装来干反革命的勾当，这就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能起到高俅所不能起的破坏作用。
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队伍内部都曾出现过投降和反投降的激烈的路线斗争。这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斗争在起义军内部的反映。封建统治者使用残酷的武装镇压和阴险的政治欺骗（包括招安）的反革命两手来对付农民起义，这是起义队伍内出现投降主义路线的外部原因；而起义队伍内混进了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或是产生了被地主阶级腐蚀拉拢而蜕化的变节分子，则是出现投降主义路线的内部原因。
“思想上政洽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农民战争中，只有革命派坚持起义路线，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革命才能够得到发展和胜利。如果让投降派篡夺了起义领导权，就会使起义归于夭折。这从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也可以得到证明。方腊于公元一一二〇年（宋徽宗宣和二年）十月起义，在短短两三个月内就席卷江南地区六州五十二县，起义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和“横行齐魏”的梁山起义军形成了联合夹击北宋王朝的有利形势。革命的迅速发展正是方腊坚持起义路线，提出推翻北宋王朝的明确纲领，广泛发动群众的成果。同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水浒》中梁山起义军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后，本来形势很好，却因投降派宋江窃踞领袖地位，搞修正主义，结果向赵佶屈膝投降，随后就去打方腊。因而起义军全军迅速归于毁灭，宋江也落得个“兔死狗烹”、饮鸩而亡的可耻下场。梁山起义军失败的这个惨痛教训，是值得革命的人们永远记取的。
《水浒》作者把投降派宋江美化为英雄，为他安排了“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的理想结局，就是想劝诱革命人民都去当宋江，走奴才的道路。《水浒》对“托胆称王”、“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晁盖却是另一种态度，让他“归天及早”，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借以反衬投降是农民起义的唯一出路。事实上，宋江和晁盖是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阶级的不同路线；晁盖是起义农民的领袖，他的“聚义”是号召农民起来造皇帝的反，坚持了农民起义的路线。
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水浒》还对梁山起义军中反投降派的形象进行恶毒的丑化，把李逵、三阮这些反投降的英雄，写成终究不能完全摆脱宋江的错误领导。历史上有过许多对投降派进行斗争的农民革命英雄。例如，唐末农民起义中的黄巢,他当众怒斥另一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准备接受唐王朝招安的无耻叛卖行径，毅然和王仙芝决裂，率领起义军主力转战南北，使革命继续取得重大胜利。南宋初年，在洞庭湖地区起义的杨么，他多次坚决拒绝宋王朝和伪齐刘豫政权的诱降；当起义军中有一些人动摇变节时，杨么坚决顶住投降妖风，英勇抵抗，被俘后慷慨就义。这些坚决反对投降的英雄，代表了我国农民起义的光荣革命传统，显示了“宁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的英雄气概。为什么《水浒》的作者抛开千百次农民起义视死如归、坚持战斗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不写，却偏偏把投降派宋江作为全书的中心人物，美化为起义农民的英雄，企图把革命农民引上宋江的道路?这不是《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明显证据吗？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成为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的政党，所以农民战争最后总是陷于失败。但是，失败决不等于投降。历史上绝大多数农民起义是同封建统治者奋战到底的，宋代三次大的农民起义就都坚持到最后。和宋江同时的方腊，横眉冷对赵佶的“招抚”骗局，领导起义军数万人坚守帮源洞根据地，英勇战斗，最后壮烈牺牲，以热血谱写了英雄的乐章，这怎么能像有些人所说的投降是农民起义的“规律”呢？“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革命农民坚决反对投降，既反对阶级投降主义，也反对民族投降主义。杨么、方腊都是典型的例子。方腊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不但是对封建剥削而且也是对宋王朝将人民的膏血奉献给辽、夏统治者的罪恶行径的愤怒控诉。这是革命农民爱国主义思想的光辉表现。修正主义者出于对革命人民伟大力量的畏惧，拼命诬蔑农民，抹杀农民的革命性。林彪诬蔑农民只会耕田种地，只懂油盐柴米；苏修御用学者不承认中国历史上有过农民革命，他们和《水浒》的作者正是一丘之貉。
我们评论《水浒》，要把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同现实的阶级斗争对照起来研究，通过分析古代投降派宋江来更好地看清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的丑恶面目。充分发挥《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必将进一步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历史科学工作者一定要反复学习和深入领会毛主席的指示，积极投入战斗，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把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
1975年第10期
宣扬投降是对农民革命的歪曲
山东梁山县后集大队《水浒》评论组
我们大队居住在梁山脚下。梁山周围，在古代是一个很大的湖泊。传说《水浒》中的梁山泊，指的就是这一带地方。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我们这里和其它地方一样，多次爆发过农民起义。但是，被有的人称为“农民革命史诗”的《水浒》，却根本没有正确地反映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战争。最近，毛主席深刻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俺大队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对《水浒》这部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评论。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水浒》竭力歌颂投降派，宣扬阶级投降主义，这是对农民起义光辉历史的肆意篡改，是对农民革命战争的极大歪曲。
翻开《水浒》就可以看到，上梁山的许多人，不是因为赌博输了钱，做生意折了本，就是因为想做官，弄个“封妻荫子”，很大一部分则是为了报个人恩怨上山的。这种描写，完全是从地主阶级的需要出发，它掩盖了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战争的真正原因。
农民究竟为什么要举行起义和斗争，这是有着深刻的阶级原因的。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制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才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农民起义，包括梁山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
在旧社会，梁山地区的人民群众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宋末年，宋王朝把梁山泊收为“公田”，规定群众下湖采莲捕鱼都要缴租。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逐步衰落，它们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负担也越来越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甚至连养鸡、走路、过河坐船、小孩出生，都要纳捐纳税，人们叫做“百样捐”，其实哪止一百样！到清代末年，这里种一亩地，连租带税就要纳九吊钱，合九十斤小麦，而当时一亩地只不过收六、七十斤，还不够缴租税的。“东平州，十年九不收。”遇到灾年，景况就更惨了！光绪年间，我们这里遭了一场大水，官府各种捐税按例照收，分文不减。当时流传着这祥一首歌谣：“农夫苦，农夫苦，胥吏催租，收成不足无钱付，只得咬牙切齿，售儿卖女。”那时我们村六百多口人，冻饿而死的就有五十多人，很多人走上了起义的道路。这就说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完全是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压榨下逼出来的，而决不是因为什么“输了钱”，“折了本”。农民起义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决不是什么个人的恩怨造成的。我们知道，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才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发展。把农民同地主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归结为个人恩怨，这是历史唯心论的反动观点。
抱着升官发财、封妻荫子的卑鄙目的上山入伙的人是有的，例如《水浒》中的宋江一类就是这种人物。他们或者是地主豪绅，或者是朝廷命官，或者是落第秀才，他们的要求和愿望与地主阶级的利益确实是根本一致的。这种人不过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宋江这种人和高俅之流的矛盾，是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宋江他们上山入伙根本不是要搞什么农民起义。
《水浒》把宋江推行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捧上了天，把“替天行道”，即为封建皇帝效劳，当作农民起义军的宗旨，这也是完全违反我国农民革命的历史事实的。我们梁山地区农民革命的事实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明代末年，在这一带就发生了一次农民起义，起义群众明确地提出“要不穷，杀朝廷”、“均贫富，不受苦”的口号，作为他们反对封建制度的政治纲领。不仅起义军反对皇帝，就是那些没有参加起义军的贫苦农民，也对腐朽的封建皇帝怀有深仇大恨。捻军和黑旗军转战到这里时，梁山的广大贫苦农民，热烈地参加和支援起义队伍，与僧格林沁率领的清王朝的精锐部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把他们打得狼狈不堪。当时，这里有一首歌谣说:“老爷生在芦花滩，不怕皇帝不怕官。”这首歌谣表达了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及其总头子皇帝的斗争精神。据记载，仅在清代咸丰年间，梁山一带就发生了满光印、席万林、董增奇等领导的农民暴动，重创了反动军队，击毙清军副都统舒明安等，打击了封建统治。
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最大的地主。在皇帝的卵翼下，地主阶级的官僚无官不贪，他们都是执行皇帝的意旨来镇压和剥削人民群众的。既然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那么农民革命就决不仅仅反对一部分官僚，而是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封建皇帝，指向整个地主阶级。正是“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像《水浒》所歪曲的那样，农民起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末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岂不成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皇帝统治地位的帮手吗？这种谬论，早就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等农民革命口号和历史上一个个反动王朝在农民起义打击下倒台的事实彻底粉碎了。
《水浒》把接受招安当作农民起义的必然结局，这也是对农民革命的极大歪曲，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任何想把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调和起来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过去，梁山这个地方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封建统治者一再惊呼“梁山泊，素多盗”，是一个“久反之地”。地主阶级和封建皇帝从来都把农民起义看作洪水猛兽，恨不能一下子斩尽杀绝。北宋末年，统治阶级残酷地镇压了梁山起义者，据他们供认，所杀“不可胜计”。清王朝在梁山这个地方设置了一个“梁山营”，派来重兵把守。这个“梁山营”就安在我们后集村。但是，地主阶级的武装镇压，只能激起农民阶级的更大反抗。捻军起义时，有个农民军英雄叫胡四，他领着起义军在梁山一带屡次打败清兵的进攻。后来战败被俘，反动派用零刀碎刮来威胁他，但他并没有向敌人低头，最后壮烈牺牲。胡四等人的英雄事迹充分证明，招安决不是真正农民起义的必然结局。
招安政策是地主阶级扑灭农民起义的一种反动政策，是武装镇压的补充手段。《水浒》中的宋江接受招安，大搞投降，围剿别的农民起义军，充当地主阶级的鹰犬，不过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内奸和叛徒。他的可耻下场，同农民革命军英勇悲壮、前赴后继的斗争，是没有半点共同之处的。农民阶级作为一个被压迫阶级，它是不可能向地主阶级投降的。有人把《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说成是农民的“阶级局限性”，这种说法完全否认了农民战争反封建的革命性质，是对农民革命的诬蔑。斗争不屈而失败，同为了升官发财而屈膝投降，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决不可混为一谈。《水浒》把招安当作农民起义的归宿，宣扬革命无理，投降光荣，其目的是要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放下斗争武器，忍受剥削阶级的宰割。这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梦想！
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而失败了。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革命路线，才能领导和指引我们劳动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劳动人民翻身作了主人，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梁山人民特别感到幸福。但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将长期存在。资产阶级总是要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因此，必须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分析能力，善于识别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修正主义者，识别阶级投降派和民族投降派。在帮助人们识别什么是投降派和投降主义方面，《水浒》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我们应当很好地利用它，通过讨论和评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划清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原则界限，充分揭露古代的投降派宋江和现代的投降派刘少奇、林彪的丑恶面目，把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进行到底。
《水浒》为何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
上海彭浦机器厂工人陈大康
《水浒》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这一回里，用“石碣天文”公布梁山头领一百〇八人的名单。在这张名单上，晁盖这个梁山革命事业创建者的名字被一笔勾销了。
关于这一点，能不能用晁盖牺牲在前、名单公布在后的理由来解释？不能。拿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来说，尽管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肖朝贵早在革命初期的战斗中就已经牺牲，但在太平天国后来公布的“朝天朝主图”上，仍然有冯云山和肖朝责的位置，以表示对牺牲了的领袖尊崇和怀念。在《水浒》故事的前身——话本《大宋宣和遗事》里，尽管晁盖后来是牺牲了，但它借“天文”所公布的梁山英雄名单（当时是三十六人）里，也有晁盖的名字。《水浒》却完全相反，不仅在七十一回的“石碣天文”公布的名单里把晁盖屏于一百〇八人之外，而且在《水浒》的最后一回里作了这样的精心安排：宋徽宗“亲书圣旨”，令济州为宋江建“靖忠之庙”，庙内“塑宋公明等三十六员天罡正将”，“列朱武为头七十二座地煞将军”。至于晁盖，则一笔勾销了，作者与皇帝都认为他没资格享受“万年香火”。由此可见，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乃是作者贯穿全书的意图。
《水浒》为什么要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作者在第七十一回里给我们交了底：“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
“托胆称王”是什么意思呢？在封建社会里，这意味着向整个封建制度、封建地主阶级挑战。既然“托胆称王”，那就必然要建立与封建政权相对抗的农民政权，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皇帝。用朱贵的话来说，就是“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用李逵的话来说，就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晁盖的“托胆称王”反映了梁山农民起义队伍中革命派的意志和愿望，为此，《水浒》由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仅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还要恶毒地让他“归天及早”，以便使宋江及早“把寨为头”。
宋江的“呼群保义”与晁盖恰正相反。他的“呼群”，是在梁山上大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为日后投降受招安作准备。他的“保义”，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一心要做忠于封建王朝的奴才。因此，晁盖的“托胆称王”与宋江的“呼群保义”分别代表了两条不同的路线。前者是一条坚持斗争的革命路线，后者是一条鼓吹招安的投降路线。
宋江这个阴险的两面派，很善于伪装自己。他在晁盖在世时，“哥哥”、“晁天王”叫不离口；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是处处排斥晁盖，架空晁盖，在梁山农民军内部组织了一个由反动军官、大地主结成的投降集团。晁盖一死，他立即全面地修正晁盖的革命路线，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公开亮出了“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旗号。但狡猾的宋江这时在忠义堂上仍然供起了“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的灵牌，用两面派的行径来骗取拥护晁盖革命路线的头领们的信任。这正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当革命领袖逝世后，反动阶级就“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一旦投降成功，宋江也就公开地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不仅“尽行拆毁”梁山根据地的城垣房屋，连晁盖的灵牌也被他一把火“焚化”掉了。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省，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义路线的本质。在古代投降派宋江身上，有着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的特点。为此，我们必须搞清楚《水浒》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的真实用意，识破宋江之流的两面派面目。这对于我们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区别革命派与投降派，是很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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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第11期】
评胡适的《水浒》考证
余凡
五四运动以后，用唯心论写“考证”《水浒》的文章，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胡适是最早也是最卖力的一个。一九二〇年七月，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作为他“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的第一篇出笼了。接着，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九年，他又先后炮制了《〈水浒传〉后考》、《〈水浒续集两种〉序》和《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真可谓连篇累牍。在这些考证中，贯穿着一条实用主义考证方法和历史唯心论的黑线，散布了许多对于《水浒》研究的反动观点，影响恶劣，贻害至今。当前，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很有必要把胡适炮制的这些毒草拿来进行再批判，连同《水浒》一起，发挥它的反面教材的作用。
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宣称，他搞《水浒》考证，是为了“替将来的‘《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这是他搞《水浒》考证的目的和总的指导思想。那么，胡适所谓的“新方向”、“新道路”究竟是什么呢？用他自己的“简单一句话”来说，就叫做“历史的考据”，即用烦琐考证来“追求每一个传说演变的历程”。（《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多次说明这就是他搞考证的“基本方法”。其根本特点就是胡适经常宣扬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是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唯心论的货色。胡适考证《水浒》所引伸出的种种谬论，就是从这块实用主又唯心论的土壤中滋生出来的一棵棵毒芽。且看胡适的考证吧！
首先关于《水浒》的版本，胡适东拉西扯，“考”出了金圣叹确有一个什么七十回的“古本”。别人不信，胡适就竭力诡辩，理由是：金圣叹“没有假托古本的必要”。大家知道，所谓“古本”云云，不过是封建文人金圣叹故意编造的谎言。他从疯狂仇视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出发，把一部《水浒》从“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以后拦腰砍断，并伪造了卢俊义的一个“噩梦”，请出“天神”嵇叔夜来，把起义军头领全部杀死，然后假托“古本”，欺世惑众。魯迅揭穿了这个骗局，把经过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水浒》（加“楔子”实为七十一回）比为“断尾巴蜻蜓”。然而胡适对这个所谓“古本”却大加吹捧，说它是“重兴‘水浒’，再造梁山”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经他这一吹，结果是这只“断尾巴蜻蜓”满天飞，而且从此不断有人为它叫好，甚至说什么金圣叹腰斩《水浒》动机很坏，“收到的效果却极好’’。真是荒谬得很。
人们要问，胡适为什么如此推崇被金圣叹砍掉后半部的“断尾巴蜻蜓”？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他们共同的反动立场所决定的。作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走狗胡适和封建文人金圣叹一样，对农民革命都怀着刻骨的仇恨，恨不得把他们斩尽杀绝，叫嚷“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并和金圣叹同样做着“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的迷梦。他不满意的只是金圣叹的评论，特别是对金圣叹贬低宋江、骂宋江假仁假义很不满。的确，金圣叹骂宋江是出于主张武装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因而误会了原意。无怪乎胡适要埋怨金圣叹“迂腐”，没有看出宋江是他们自己一家人，是从内部策动招安、瓦解农民起义军的头领。所以他极力为宋江剖白，说“《水浒传》写宋江，并没有责备的意思”，并称颂宋江是“‘仁义’的英雄”。由于对《水浒》的基本看法一致，虽然胡适同金圣叹有这么一点分歧，但胡适还是极口称赞金圣叹的“文学眼光”以及他腰斩过的七十回本《水浒》，使金本《水浒》广泛流传，起了很坏的影响。
其次，胡适在他的《水浒》考证中，又考证出《水浒》的基本思想，是一部“反抗政府的书”，说它“处处‘褒’强盗，处处‘贬’官府”。这种观点不仅荒谬，而且是别有用心的。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当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已经蓬蓬勃勃开展起来的时候，胡适如果明说《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这怎么能适应地主资产阶级的需要，去发挥它腐蚀和奉害人民的作用呢？所以胡适要竭力掩盖它的投降主义本质，为它贴上“反抗”的标签，就如同金圣叹假托“古本”一样，以掩人耳目，欺世惑众。像《水浒》那样的“反抗政府”，必然搞投降主义，出卖人民利益，同反动的官僚、政客同流合污。在以后的《水浒》评论中，确实有些人受了骗，说什么《水浒》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封建政府、官吏、豪绅”等压迫贫民的恶势力的“强烈的反抗”，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不朽史诗”。现在是彻底拆穿胡适的骗局、肃清其流毒的时候了。
胡适所谓“反抗政府”，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这个买办文人压根儿就不承认近代中国有封建制度，胡诌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我们走那条路》）他又是“好政府主义”的鼓吹者，认为丝毫不用触动反动制度，只要在政府里换上几个所谓“好人”，就可以解决问题。实际上他维护的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胡适是留过洋的，他知道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尽可以走马灯式的更换，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却不会有任何改变，而且更换政府正是维持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联系胡适一贯的反动政治主张，我们就不难明白他所谓的“反抗政府”，并不是指反对封建制度，也不是反对反动统治阶级，而只是反对其中的一些个别人物，即所谓“奸臣”、“恶官吏”。胡适的立场跟《水浒》作者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他所谓《水浒》是“反抗政府的书”云云，实质上，只不过是他美化投降派宋江的一种手法，掩盖《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的一块遮羞布。
胡适还在他的《水浒》考证中，借口民族矛盾，考证出宋江投降有理。他在考证中为什么再三强调《水浒》寄托着“故国之思”、“种族之痛”，表现了“希望草泽英雄出来重扶宋室”的“宿怨”和“心理”？就是企图用民族矛盾来掩盖、抹杀阶级矛盾，把投降派宋江打扮成“民族英雄”，把《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说成是当时的人心所向，时代的强烈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有些《水浒》的评论为宋江搞投降辩护，其中一条理由就是认为宋江是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为了“扫除边患，报效国家”，才归附宋王朝的；有人甚至说，在封建社会里，“爱国要通过忠君来实现”。从这些错误的论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胡适这个反动谬论的影响。对胡适的这种阶级投降主义的谬论，必须予以批判。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经常处于错综复杂的状态。有时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因民族矛盾上升，而“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胡适妄图以民族矛盾即所谓“中原失陷”、“故国之思”等等，来抹杀北宋末年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尖锐的阶级斗争，为宋江搞搞阶级投降找根据，这是徒劳的。毛主席明确指出：“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在民族斗争中，在反对外族的侵扰和掠夺的斗争中，从来就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水浒》故事发生的时代北宋末年为例，当民族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是抗战派的主力，是坚持反对民族投降主义路线的；而以赵家皇帝为头子的反动统治阶级則是主和派的大本营，是推行屈辱苟安的民族投降主义路线的。《水浒》写宋江把方圆几百里、兵强马壮的梁山革命根据地拱手交给了一贯对外屈辱苟安的宋徽宗，把农民革命武装改编成了赵宋王朝的“官军”，这就表明宋江已经彻底投入了投降派的营垒。请问，他还怎么可能又以什么手段去反抗外族侵入、“保卫民族利益”呢？宋徽宗甘当儿皇帝，宋江也只有跟随他的这位“至圣至明”的天子，去做汉奸的份了！这难道不是所谓“爱国”必须“忠君”、搞阶级投降主义的必然结果吗？然而，《水浒》通过“征辽”的几回书，不仅使宋江受招安、搞投降有了冠冕堂皇的解释，并使这个地主阶级的忠实奴才摇身一变而为民族抗战的“英雄”。作者如此不择手段地篡改历史，为投降派宋江涂脂抹粉，胡适却硬说这是什么反映了当时人们在异族统治下“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这恰恰表明他制造这种反动谬论，既是为投降派宋江辩护，也是为他自己当奴才做卖国贼辩护。
从吹捧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水浒》，到歌颂投降派宋江，这就是胡适对《水浒》作的所谓“历史考据”“考证”出来的结果。他在《〈水浒传〉后考》一文中，还自鸣得意地吹嘘：“我这几篇小说考证里的结论也许都是错的，但我自信我这一点研究的态度是决不会错的。”这就是说，你不相信他考证的结论可以，但你得相信他搞的那套实用主义的“历史考据”方法。否则，他就要给你扣上没有“历史的眼光”、不懂“历史方法”的帽子。似乎唯独他是最尊重历史、最讲“历史主义”的了。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现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现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胡适根本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一向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完全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反面。他在《水浒》考证中，用什么“发挥一肚皮宿怨”、“想望英雄的心理”来解释《水浒》成书的历史原因，根本不作政治的、经济的分析。而他对《水浒》提出的种种谬论，都是从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引伸出来的。这个事实清楚地说明，胡适的所谓“历史考据”，不过是打着尊重历史的幌子，贩卖实用主义的唯心论罢了。他的这种所谓“历史方法”，完全是歪曲历史的方法，颠倒历史的方法！如果有人听信了胡适的欺骗，“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会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离开阶级分析，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胡适搞《水浒》考证，兜售实用主义的烦琐考证方法，正是要诱骗人们撇开对《水浒》的总倾向作阶级分析，而只抓住它的某个片断或某些字句大作文章。鲁迅说过：在文学评论中，“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以往在《水浒》评论中产生的各种错误观点，都是由于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结果。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和吸取这个经验教训。
五四运动刚刚过去一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正在滚滚向前，为什么胡适却对《水浒》忽然发生了“思古之幽情”，大加考证，大肆吹捧呢？这是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的。
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的反革命阶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胡适正是这伙反动势力在思想文化界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就从官僚父亲那里继承了程朱理学的遗风，长成又深受帝国主义文化的陶冶，是一个买办文人和洋奴。他的反动阶级立场决定了他的思想言行是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的。对内，他极力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外，他拼命鼓吹民族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胡适这个曾经混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投降派，有如一条丧家的乏走狗，只要是主子，不管是清朝皇帝、封建军阀，还是国民党反动派，他都卖身投靠，摇尾乞怜，为其奔走效劳。他以洋博士的身份拜见过前清废帝，口称“皇上”。他同北洋军阀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肮脏关系；而他写的《〈水浒传〉考证》，实际上是向北洋军阀写的一张表明心迹、出谋画策的投名状。后来，他又投靠独夫民贼蒋介石，为国民党反动派“伸笔展纸”。可见，胡适宣扬《水浒》的投降主义，歌颂投降派宋江，完全是“惺惺惜惺惺”，奴才赞奴才！
胡适开始炮制《水浒》考证的年代，正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的时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推动着中国革命蓬勃发展。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关键时刻，胡适这个“实验主义的信徒”，再也“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发愤要想谈政治”了。（《我的歧路》）为了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一面大声疾呼，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咬牙切齿地叫嚷“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面又以“学者”的身份，悠悠然摆出一副“青年导师”的架势，说什么“要把金针度与人”，(《醒世姻缘传考证》)要教人“学一点防身的本领”。（《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的这些歇斯底里的狂吠，阻挡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只不过充分暴露了他仇视无产阶级革命，仇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嘴脸。他的所谓《水浒》考证就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一个黑标本。他的所谓“金针”，就是他以《水浒》等小说考证作例，搞出的那一套实用主义的考证方法。他的所谓“防身的本领”，就是他借这种“考证”所宣扬的那套革命有罪、投降有理的反革命理论。鲁迅对胡适玩弄的“考据”把戏，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反动派“赏鉴”；（《华盖集•忽然想到（六）》）要使“人们，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规蹈矩，既不嚣张，也不浮动”，（《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一心跟着胡适这个“胡羊”导师走。鲁迅的这个分析是很正确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风暴中，谁受了胡适的骗，就会把自己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隔离开来。然而，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一天一天地觉醒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早已粉碎了胡适的反革命迷梦。
铲除毒草，可以肥田。当前，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结合批判胡适的《水浒》考证，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揭露《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彻底肃清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影响，而且有助于提高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唯物论的自觉性，反修防修，进一步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透过现象看本质
——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
方荆
翻阅《水浒》全书，人们可以看到，暂占水泊、标榜“替天行道”的宋江，同执掌朝政、鱼肉人民的高俅，时而恶语交加，时而握手言和，时而刀兵相见，时而叩头下拜。由于他们有时候争斗似乎很激烈，有的人便产生了一种错觉：高俅是坏的，宋江在同他斗争这一点上可能还不坏。应该怎样来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呢？宋江和高俅的斗争到底属于何种性质呢？毛主席最近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毛主席的指示使我们明确认识到，宋江同高俅的斗争，不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而是地主阶级内部两个派别的争夺。我们要从毛主席的这个分析出发，进一步弄清楚这两派的性质及其争夺的原因。
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内部各个派别和集团之间的斗争，是不断出现的，它反映了这个阶级内部不同政治势力的利害冲突。随着封建社会主要矛盾即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农民起义运动不断打击地主阶级政权，使地主阶级统治处于不稳固状态，它在没落时期特有的反动性、腐朽性日益显露出来，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和集团的斗争，也就会更加尖锐起来。地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有着各种不同的状况和形式，其中经常发生的一种，就是地主阶级反动派内部为争夺权力和财富而进行的“狗打架”式的争夺。北宋末年，以宋江为代表的不掌握王朝统治实权的一派，同以高俅为代表的掌握着朝廷实权的另一派的斗争，就属于这种情况。
宋江和高俅，都是强烈地追求升官发财的野心家、阴谋家。剥削阶级的本性，决定了他们都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只要能够满足向上爬的欲望，什么卑劣无耻的勾当也干得出来，什么虚伪反动的思想武器都可以搬用。但是，宋江、高俅的社会地位和政治遭遇很不相同：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一个是朝廷“大贵人”，掌握着生杀大权，一个是“押司”小吏，凡事身不由己。当高俅早已“发迹”，跃居王朝显职，权势炙手可热，财宝滚滚进门，骄横跋扈，踌躇满志的时候，宋江无论在权势或财富方面都还不太显目，过着“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的日子。作为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势力的代表，宋江对此当然不会甘心，必然要想方设法向上爬，以遂其“凌云志”。而从高俅方面讲，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必然要排挤、打击不利于他们这一派发展的宋江一派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宋江高俅之间“饱狗饿狗”的争夺，就是不可避免的。宋江打进农民革命队伍，篡夺起义军领导权，接受招安，其目的是以此作为同高俅一派进行争夺的“资本”，力图在封建王朝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过程中，占有一席地位，分得一杯羹。宋江和高俅的斗争，充分表现了没落时期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性和腐朽性。
由于宋江和高俅的斗争根本不是为了揭露和动摇宋王朝的黑暗统治，也没有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科学文化方面，提出一些进步性措施，而从思想上讲，又都是贯串着孔孟之道，因此，它和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不同。这种斗争既不是两条政治路线之争，也不是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顽固派之争。只能说，是孔老二两派信徒之间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奴才与奴才之间向主子争宠邀功的丑恶表演。但这种斗争的内容、形式和结局，正好说明了他们同属于反动地主阶级的这一实质。
毛主席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口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具体地分析一下宋江和高俅，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们在顽固坚持地主阶级立场，全力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疯狂镇压农民起义，甘心充当反动地主政权的奴才等方面，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效忠皇帝，竭力维护封建制度及其现存秩序，把自己的命运同反动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紧紧拴在一起，这是宋江与高俅本质上相同的基本点。高俅这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能迅速“发迹”，全靠宋徽宗赵佶的“抬举”。因之，他对皇帝谄媚巴结，愿效犬马之劳，是十分自然的。小说中写到了他鱼肉人民、凶横残暴，又处处可以看出他竭力维护封建制度及其现存秩序，是宋王朝所需要的鹰犬。宋江在效忠皇帝、维护封建统治这一点上，比高俅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表现在：他提出所谓“替天行道”的政治纲领，要害恰恰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在宋江看来，赵佶这个皇帝是非常好的,“今皇上至圣至明”，绝对反不得。不好的只是高俅等几个贪官、“谗佞”之臣，他们“欺君”、“乱国”，既侵犯了皇帝的最高利益，又阻挠宋江这类“全忠仗义”、“有仁有德”之士“同心报国，青史留名”，因而要反一反。如果把皇帝也反了，岂不是把自己的衣食父母和自己日夜追求“官爵升迁”、飞黄腾达的前途也一齐反掉了吗？所以，宋江一再表白自己对宋王朝“并无分毫异心”，“安敢叛逆圣朝”。他服药酒临死“忠心”不变，还将李逵毒死以防再次反叛朝廷。宋江这样矢志不移地忠于封建统治者，除了说明他甘心把自己的命运同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紧紧拴在一起之外，不可能有别的解释。难怪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对于这种奴才式的效忠行为，充分欣赏并加以肯定，称赞宋江“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归顺之心已久，报效之志凛然”。在一百二十回本《水浒》的末尾，有一段叫做“徽宗帝梦游梁山泊”的描写，讲到宋江死后托梦伸冤，徽宗在得知真相后，大骂高俅、杨戬害死宋江是“败国奸臣，坏寡人天下”，亲书圣旨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盖庙宇，建祠堂，大加表彰。这颇可以看出，虽然宋江、高俅都效忠皇帝，但在皇帝的心目中，还是对宋江这类奴才更喜欢一些。
宋江和高俅从维护封建反动统治出发，对农民革命都是极其仇恨的，竭力要扑灭这场熊熊烈火。高俅同蔡京、童贯等，凭着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本性，敏锐地感觉到，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运动是个“心腹之患”，不扑灭后果不堪设想。他们竭力主张并亲自出马武装围剿起义军的事实说明，高俅一伙是农民阶级的死敌，是地主阶级反动统治集团中的死硬派。而过着地主兼官吏优裕生活的宋江，对农民起义也是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的。后来不得已上了山，但这决不是意味着他叛变了自己的阶级，而是搞修正主义，蓄意利用钻进农民革命队伍的机会来瓦解起义军。果然，宋江施展种种阴谋诡计，篡夺了领导权，改变了起义军的正确路线，而代之以修正主义的投降路线。梁山农民起义的大好局面终于被断送了。高俅、童贯等率领十几万人马公开镇压所不能奏效的，宋江在短时间内做到了。在替反动政权打别的不“替天行道”的“强盗”的过程中，宋江又特别卖劲，仅在镇压方腊起义的一次战役中，就血腥屠杀了两万多人，为宋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请看，宋江的这种对农民起义由反对、叛卖到疯狂镇压的行径，同高俅相比，其罪恶程度在哪一点上逊色？其反革命的性质、目的又有什么两样？说宋江是地主阶级反动派，丝毫也没有冤枉他。
宋江和高俅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这就是腐朽反动的儒家思想。他们都企图利用这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麻痹和消除人民的反抗意志，维护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高俅之类是靠孔孟之道和阴谋权术爬上高位的。为了保持自己的权位，欺骗人民，他们也始终以孔孟之道相标榜，不时拋出一些“孝当竭力，忠则尽命”的鬼话。至于“自幼学儒”的宋江，小说中歌颂他贩卖忠、孝、仁、义等儒家思想，更比比皆是。什么“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啦，什么“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啦，什么“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啦，十足一副儒家伪善而丑恶的反动嘴脸！宋江用“忠义”瓦解了“聚义”，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是他誓以儒家思想为宋王朝效忠的自白书：小可宋江，一心只替圣君行孔孟之道，此外实无他意！可见，宋江和高俅都是地地道道的儒家之徒。
值得指出的是，《水浒》作者为了美化、歌颂宋江这个投降派，将农民革命引向地主阶级所希望的轨道，竭力掩盖宋江和高俅的共同阶级本质，掩盖宋江高俅的斗争同属地主阶级内部派别斗争的性质，掩盖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性，而把宋江和高俅的斗争，描写为“忠良”与“奸臣”的斗争，他们最后都在皇帝的“仲裁”下得到了解决。这个用心是非常阴险恶毒的。
评论《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批判它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有助于我们识别修正主义者的面目，特别是识别宋江这类同另一个派别进行争夺的修正主义者的阶级面目。列宁指出：“机会主义者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宋江是不折不扣的反对农民革命的反动地主阶级分子。宋江同髙俅都是扑灭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但是，一个明火执仗镇压农民起义，一个钻进革命队伍进行破坏，宋江比高俅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危险性。
长期以来，宋江的真面目，以及他同高俅的斗争性质，所以没有为许多人所认识，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因而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学习毛主席关于《水浒》问题的重要指示，我们要进一步认清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实质，坚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各种问题，做到在复杂纷纭的事物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具有较高的识别能力。
农民起义有这样的“规律”吗?
杨宽
毛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就是《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的要害所在。有些人为《水浒》这部反面教材辩护，认为不反皇帝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规律”。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有必要弄清楚。
不反皇帝是农民起义的“规律”吗？就以《水浒》中的梁山农民起义为例，在晁盖领导下，梁山农民军就曾经执行了既反贪官、也反皇帝的革命路线，表现了要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愿望。《水浒》的作者虽然竭力掩盖这一点，但仍然是否定不了的。晁盖原来的绰号叫“铁天王”（《宣和遗事》）。“铁”的意思是形容他顽强得如同铁铸成一般。《水浒》为了贬低晁盖的革命形象，把他的绰号改成“托塔天王”，掩盖了他称为“铁天王”的真相。但是，《水浒》毕竟还是透露了此中消息：“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什么叫“托胆称王”？就是敢于向封建皇帝挑战，自称为王。晁盖自称“铁天王”，就是要和方腊一样建立和宋王朝对抗的农民政权，把斗争矛头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这反映了梁山起义队伍中革命派的坚强斗争意志。《水浒》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还使他“归天及早”，这种用心是很恶毒的。
宋江没有像晁盖那样“托胆称王”，而自称“呼群保义”或“呼保义”。这有两层用意：一层用意是要号召梁山起义农民服从他的封建家长制的统治，跟从他一起“全忠仗义”。宋江提倡“义气助家邦”，目的在于“忠心扶社稷”。另一层用意是表示自己要死心塌地做皇帝的奴才。“保义郎”原是宋朝皇帝身边的低级武官的名号。宋朝武宫有五十二阶，“保义郎”的官阶很低，只是第四十九阶。这种武官原来叫做“右班殿直”，是皇帝贴身的侍从。由于当时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皇帝宝座摇摇欲坠，因此，宋徽宗特别鼓励臣下要对他“忠义”。公元一一一二年（政和二年），宋徽宗更改官名，把他的许多侍从武官，都挂上了“忠”和“义”的名目,什么“从义郎”、“秉义郎”、“忠训郎”、“忠翊郎”等等，而把“左班殿直”称为“成忠郎”，“右班殿直”称为“保义郎”，要这些侍从武官做到对他“成忠保义”。宋江用“保义郎”的名义“把寨为头”，无非是为了表示“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这实质上是把梁山起义队伍改变为保驾皇帝的“禁兵”。封建统治阶级对此是很赞许的。南宋末年，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就竭力称赞宋江：“不假称王，而呼保义”；还吹捧他“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宋江“不假称王”，就是不反皇帝。自称“保义郎”，以皇帝的低级侍从武官自居，就是为了“专等朝廷招安”。这在地主阶级看来，当然是“犹循轨辙”了。“循”的是什么“轨辙”呢？当然是宋朝皇帝的“轨辙”，也就是投降主义路线的“轨辙”。
在历史上，某些农民起义在初起时，把矛头首先对准当地的官吏和豪绅，一时没有立刻提出推翻封建王朝的要求，反皇帝的旗帜不鲜明，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着的。它反映了起义农民在对待国家政权的问题上，有一个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但是，只要农民起义没有在短期内失败和变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最终必然要走向反对封建专制政权及其代表——皇帝的道路，并从而明确地提出反对皇帝的政治纲领。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如果不反皇帝，就谈不上成为真正的农民革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纲领，只能适应地主内部、一派反对那一派斗争的需要。农民军如果提出和实行了这个政治纲领，其结果必然是接受招安。例如东汉张婴在广陵〔今江苏扬州〕起义，坚持十多年，发展到几万人，杀了刺史。由于他不反皇帝，只反贪官，声称“不能自通王室”，只因“数为二千石(指刺史、太守）所枉”而参加起义。新上任的太守张纲就亲自前往招安，一面承认前任太守有罪而鼓吹“天子仁圣”，一面以爵禄为诱饵，再加上儒家忠孝之类的说教，结果张婴就向封建朝廷投降了。所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能是农民起义军内部投降派的政治纲领。
《水浒》中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必然接受招安。晁盖一死，宋江篡得领导权，采用两面派手法篡改晁盖的革命路线。宋江一面仍然推尊已经“归天”的晁盖为“天王”，供着“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牌位；一面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拋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这时实际上的“天王”，已经不是晁盖而是宋徽宗，也就是宋江“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天王”。从此，宋江不但把宋朝皇帝称为“天王”，还把朝廷招安说成什么“重见天日之面”，见了朝廷命官就叩头下拜，诉说乞求招安的衷情，指望“上达天听”，以便“去朝京，与国家出力”。在一百〇八人结盟的盟誓中，宋江自称“上符天数，下合人心”，把“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作为“替天行道”的目标。这里，宋江搞了偷天换日的修正主义勾当，把反皇帝的革命路线篡改为“专等朝廷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接着宋江就一步步地谋求实现这条投降主义路线，终于接受招安，去打方腊，成为地主阶级镇压其他农民起义军的帮凶。不反皇帝正是投降主义路线的要害，怎能像有些人所说的是农民起义的“规律”呢？
有人为了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说成是农民起义的“规律”，提出一个理由：说封建社会的农民没法理解压迫他们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封建社会制度，因此，他们只反对个别贪官而拥护“好皇帝”。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封建社会的农民揭竿而起，开始是自发的，当然还不能理解这种封建压迫是由于整个封建制度所造成的，也不能根据科学的阶级分析来制定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但是，他们长期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在不断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不能不看到当时社会上贵贱不平、贫富不均的不合理现象，并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宋代农民起义就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尽管他们只用贵贱、贫富来表明社会关系，但是他们所反对的目标，已是所有的贵人和富人，实质上就是反对整个地主阶级，怎能说他们只是反对个别贪官呢？
有人为了证明不反皇帝是农民起义的“规律”，举出了有些农民起义军拥立前代皇帝后裔和农民军领袖冒称前代皇帝后裔的例子，作为我国农民起义拥护“好皇帝”的证据。对这个说法要加以具体分析。我国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中，拥立或冒称前代皇帝后裔的只是少数。这是他们用来反对当时掌权的最高封建统治者的一种斗争策略。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由当时特定的阶级斗争环境所造成的。例如赵高和秦二世杀了公子扶苏而搞篡权复辟，因而陈胜、吴广抬出扶苏作为号召，对推翻秦二世的统治起了分化瓦解的作用。又如王莽篡夺西汉政权而搞复旧倒退，因而绿林军和赤眉军都拥立刘姓宗室做挂名皇帝来作为反对王莽的斗争手段。再如元代和清代是少数民族的封建贵族灭了宋代、明代而建立的，因而元、清两代农民军有冒称宋、明皇帝后裔作为斗争手段的，这些都是为了反对皇帝而釆取的一种策略手段，怎能作为农民起义不反皇帝的例证呢？
毛主席指出：“广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皇帝正是封建政权的总头目，地主阶级集中的政治代表，农民阶级最大的死对头。从皇帝、官吏一直到地主，像大山似地压在农民身上。农民的任何零星反抗，都会遭到极其残酷的镇压。农民要起来革命，要反抗和推翻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就必须推翻维持这种黑暗统治的权力机构——封建王朝，必须把斗争矛头直指皇帝。
《水浒》中宣扬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是同中国农民革命的光荣传统相对抗的。从秦汉以来，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最终目的都是要推翻封建王朝和建立农民自己的革命政权，都是反皇帝的。“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几个大的封建王朝，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被农民战争所推翻。从历次农民战争的战略部署来看，农民起义军都把封建王朝的京城、皇帝所在地作为主要进攻目标，或者作为最终进攻目标。从陈胜、吴广派遣周文西征，直到洪秀全派遣林凤翔北伐，都釆用了这个战略方针。历史上的许多次农民起义正是由于采取了这种正确的战略，才推翻或者打垮了当时的封建王朝，武装夺取了政权。由于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能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所以，在农民起义没有取得新兴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正确领导以前，革命的果实最终还是被地主阶级所篡夺。但是，农民阶级敢于反抗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的革命精神，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功绩，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往往在组织农民军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就建立同封建王朝相对峙的农民政权。我国历次农民战争，都曾建立过农民政权。陈胜、吴广起义一攻克陈县（今河南淮阳），就建立“张楚”农民政权。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不久，也就建立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他们建立农民政权，都是为了达到推翻封建王朝的目的。农民战争从来都是由小发展到大的。在我国，不但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有推翻封建政权和建立农民政权的要求，地区性的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同样有这种革命要求。正是这种革命要求，才能把农民群众进一步发动和组织起来，发展成为规模更大的农民战争。以宋代农民起义为例：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李顺自称“大蜀王”，建元“应运”；北宋末年方腊起义，自号“圣公”，建元“永乐”；南宋初年钟相、杨么起义，钟相自称“楚王”，建元“天载”，杨么自称“大圣天王”，并用作年号。他们都有称号、国号和年号，目的都是为了夺取宋朝政权。
在《水浒》中，宋江、王庆、田虎、方腊被合称为“四大寇”（其中田虎和王庆完全出于小说作者虚构）。田虎，王庆和方腊都是“占据州郡，擅改年号”，“自霸称尊”，“自号为一国”，建立了农民政权，要夺取宋朝江山。而宋江则推行了根本相反的路线，不反皇帝，不自称王，不改年号，不占州郡。当宋徽宗下诏派宿大尉到梁山泊招安的时候，宿太尉说明所以要招安的理由是：“天子近闻梁山泊一伙，以义为主，不侵州郡，不害良民，口称替天行道”。因此，就是从《水浒》中也可看出，反不反皇帝是区别农民革命路线和投降主义路线的分水岭。
《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要害是投降，而投降的原因是不反皇帝。把不反皇帝说成是农民起义的“规律”，等于说起义农民走向投降是必然“规律”。这就抹杀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抹杀了坚持农民革命路线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斗争。这种阶级调和论的实质，就是否认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要用阶级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它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阶级调和论从来是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思想基础。历来的修正主义头子都是狂热鼓吹阶级调和论的投降派。刘少奇、林彪就是如此。今天，我们必须彻底批判这种阶级调和论，让《水浒》这部反面教材充分发挥其作用，“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对我们在现在和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1975年第11期
“让贤”与投降
北京卫戍区某部一连理论小组
读反面教材《水浒》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看到，宋江上梁山以后，一会儿要把自己的“位”让给这个，一会儿又要让那个“为山寨之主”，三番五次地“让贤”。这当中究竟有些什么奥妙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宋江几次“让贤”的具体情况。
第一次，高俅派来征剿梁山起义军的“中军主将”呼延灼，被梁山英雄活活捉住。宋江立即喝叫“快解了绳索”，并表示“宋江情愿让位与将军”。
第二次，宋江令人赚北京大名府员外卢俊义上山。一到忠义堂，宋江就要让他“为山寨之主”。
第三次，蔡京派来镇压梁山农民起义的“领兵指挥使”关胜，宋江在阵上一见，就说：“若得此人上山，宋江情愿让位”。
第四，五两次又是宋江再三推让卢俊义“为山寨之主”。
第六次，梁山英雄生擒了东平府“兵马都监”董平，宋江当下就要让董平“为山寨之主”。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宋江所“让”的几位“贤”人，不是地主豪绅，就是朝廷军官，没有一个真正的起义军头领。李逵、阮氏三兄弟为梁山的农民起义事业出了那么多的力气，宋江从未有过半点要让位给他们的意思，反而处处压制、排斥他们，动不动就要杀李逵的头；而呼延灼，关胜、董平等人对梁山的革命事业，没有立过半点功劳，而且都是带兵镇压起义军的反动军官，但在宋江眼里，这些人却是“贤”人。其实，这也不奇怪。在阶级社会里，对“贤”的认识，不同的阶级历来都有不同的标准。像宋江这样一个标榜“忠义”的地主阶级代理人，怎么能不把那些敌视农民革命、竭力维护封建统治的忠臣良将视为“贤”人呢？这里我们不禁想起，宋江上山之初，对于梁山头领的座次，曾经这样说过：“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几次“让贤”的事实充分说明，所谓“出力多寡”，纯粹是欺骗众头领的谎言。
宋江“让贤”，表面看来，似乎出于一片诚心。但仔细一看，也是真真假假，并非完全真心实意。不妨以让董平为例。在此之前，宋江曾三次提出让位给卢俊义，卢不肯就位，于是宋江出了个主意，说分头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先获胜者为山寨之主。但是，就在卢俊义那边胜败情况尚且不明时，宋江却又要让董平“为山寨之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个矛盾，正是宋江矛盾心理的反映。一方面，出于投降的需要，宋江的确真的想把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拱手让给那些“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的地主、降将。这样干，可以消释朝廷对起义军的疑虑，使他投降的反动理想顺利实现，使他自己可以爬上去。所以有时候，宋江让位，的确是真让。但另一方面，投降派宋江，同时又是一个野心家。他决心要“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即借着“领导”起义，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这样一个搞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怎么肯把自己篡夺到手的权力轻易地让给别人呢？因此，宋江让来让去，终于露出了他虚情假意的伪善面孔。
毛主席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搞修正主义的人一定搞阴谋诡计，历来如此。宋江自称“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这倒是一句真话。对于孔孟之道和反动阶级的阴谋伎俩他是深得其精髄的。“让贤”正是他玩弄阴谋诡计的表现之一。宋江曾对反对他让位的头领们大声呵斥：“汝等省得甚么！”的确，对于宋江这个“权谋”，起义军头领们哪能模到底细？只有宋江心里才最“省得”，他的“让贤”权谋，可说是一箭数雕。
其一是通过“让贤”，标榜“义气”，欺骗起义将士，使他们胡里胡涂地跟着他走。我们知道，梁山起义军讲究“义气”，但他们对“义气”的实质却看不清。宋江正是利用这一点，用包括“让贤”在内的一系列权谋欺骗了他们。乍一看，宋江为了给山寨多招来一位“英雄”，连山寨头领、第一把交椅都可以不要，这是何等“仗义”啊！加上那些被“让”的“贤”人们一吹嘘，什么“兄长义气过人”，什么“人称忠义宋公明，话不虚传”等等，宋江简直成了“义气”的化身，有了更大的欺骗作用，谁还可能出来反对他呢？宋江要让位给别人，革命头领们是反对的，有两次李逵竟要“杀将起来”。但他们从未想到，从阶级本质上说，宋江和卢俊义等人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因此，宋江每“让贤”一次，起义军众头领就起来反对一次，而被“让”的“贤”人则从正面大加颂扬一次，宋江的地位反而更巩固一次。
其二是借“让贤”机会，为投降造舆论。我们看到，宋江“让贤”，经常要大讲一番投降的歪道理。不说“一同替天行道”，便讲他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待朝廷赦罪招安”，投降后可以“官爵升迁”，“使弟兄们尽生光彩”，等等。这一方面固然是在向皇帝和降将表明心迹；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则是运用这种反复讲述投降意义的办法，来麻痹、腐蚀起义军将士们，为日后大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鸣锣开道。
其三是为投降作组织上的准备。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光是他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不行的。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实行，总是需要有一条跟它相适应的组织路线。“让贤”正是宋江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而搞的组织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宋江很清楚，那些地主、降将初到山寨，下马伊始即委以重任，众头领是不会心服的。经过宋江演出一场“让贤”的闹剧，再把他们安排在领导核心里，别人就很难再说什么了。且以卢俊义为例，赚卢俊义上山后，宋江给安排的又是鼓乐接，又是用轿抬；见了卢俊义后，“宋江先跪”，众头领不得不跪。这样一来，卢俊义身价一下子就抬高了。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地“让”，结果“让”出了第二把交椅。而原来坐第二把交椅的吴用呢，对不起，往后推吧。到这里，真相大白了，所谓“让贤”的目的之一，不过是要梁山起义军的头领把位让给宋江的“贤”人。经过宋江耍阴谋、搞诡计，到了最后排座次的时候，他所“让”的“贤”，全部都重权在握,被排在头十五名，安插在领导核心里了。而真正起义军的头领，却被一挤再挤，如阮氏三兄弟，在晁盖领导下都是水军头领，宋江几个花招一变，把他们都挤到了三十名左右，而且在水军里头也不是主要头领了。到后来，起义军领导班子的成分改变了，大半都是朝廷降将，形成了一个投降势力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核心，这是宋江投降阴谋得逞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宋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切投降派的丑恶嘴脸。宋江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员。在革命队伍里鼓吹投降，总是不得人心的。因此，投降派必然是两面派，他们拉山头，结死党，任人唯亲，一抬高自己，二组织人马。林彪不也是搞这一手的吗？今天，我们评论《水浒》，批判宋江，就是要“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对于我们进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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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第12期】
略论方腊
史文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在这里，毛主席明确告诉我们：宋江是投降派，方腊是革命派。最近，我们在皖南、浙西一带，对方腊的革命事迹进行了实地调查，搜集了一些谱牒、碑刻和传说材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方腊起义的有关材料，恢复被《水浒》作者歪曲了的方腊的革命派面目，肯定方腊领导农民革命的历史功勋，可以帮助我们划清革命派与投降派的界限，总结历史经验，服务于现实的阶级斗争。
一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农民革命英雄方腊的阶级地位过去被剥削阶级的记载所歪曲了。
方腊的阶级出身是什么？过去的封建文人说他“家本中产”，“有漆林之饶”，并当过“里胥”，起码是个中小地主。最先提出此说而被经常引证的，是南宋的《独醒杂志》它的作者曾敏行，世代业儒，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派。此人二十来岁便“病废”在家，这本书是他关在房子里写的。其中的记载，往往“不辨而述”,“失之不考”，有的“尤如儿戏”，不足为据。①我们最近调查，大量材料证明：方腊是今安徽歙县人②，曾在歙县、青溪先后为佣，是佣工出身的贫苦农民。元代徐直之写的《忠义彦通方公传》载：方腊，“其初歙人”，后来在青溪帮源方庚家做“佣人”。③与徐直之同时的淳安（青溪）县尹刘彭寿，在他的《宋故承信郎彦通公墓亭记》中更明确地说：宋宣和间，“有歙人名腊者，来佣于家”。④徐直之是方庚后代的亲戚，有关方腊为佣的情况，来自方家祖辈的传述；而刘彭寿生平喜听“田里遗事”⑤，他的记载也应当是可信的。清初修成的《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有三处提到方腊是“佣人”出身。一是卷二选载的《桂林方氏谱序》中说方腊是方庚“家佣”；二是卷十二“佘坡分派世系”前言里提到：“宣和间，（方庚）遭佣人方腊叛戮全家”；三是同卷“方有常”条，也提到方腊“向佣于家”。此外，民间传说方腊还做过桶匠。当时皖浙山区的桶匠，沿门替人做活，也属于短工、佣工一类。
毛主席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农民是革命的阶级，而其中雇农、贫农是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主力军。“佣工”即雇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他们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在人身上受凌辱，“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宋代，贫苦的“客户”或“佣工”，处于最悲惨的农奴地位，“田主”、“富民”对待他们“鞭笞驱役，视以奴仆”，⑥而方腊的雇主方庚之父方有常，是大米商、大地主，又是“大朝奉”兼“里正”：方庚本人，则是帮源一霸，那一带“众皆惮之”⑦。方腊在他家为佣，其所受压迫和生活的艰辛可以想见。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生活境遇和社会地位，使方腊心中早就埋下反抗的火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方腊便是从一个雇佣的奴隶走上革命道路的。
据南宋初年编写的《严州图经》记载：“方腊起歙岭”，即在今皖南歙县境内起义。这是关于方腊起义的最早记载。这次起义的情况，《山郭方氏源流族谱》记载得比较清楚：宣和二年（一一二〇年）十月初九，方有常、方庚全家由青溪帮源迁至邻近的歙县七贤村，“方腊党寇”来该村，手执锸铲“招舞”，杀了大地主方有常，并“缚杀家属四十二口”，只有方庚“跳墙走去”，才得逃脱。徐直之在《忠义彦通方公传》中也明确说过，方腊“首屠公家而起”。《山郭方氏源流族谱》和徐直之的记述，无异是对《严州图经》最好的注释。
毛主席说：“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方腊“起歙岭”的史实，不仅反转过来印证了他出身于佣工的可靠性，而且进一步表明：这次起义是从对土豪劣绅的营垒进攻开始的，代表了当时贫苦农民的阶级利益。曾敏行制造方腊“家本中产”、又为“里胥”的说法，歪曲他的阶级出身，其目的无非是歪曲这次起义的阶级基础，掩盖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有的史书不仅把杀方有常一家的地点误定为帮源，甚至把方腊与方有常、方庚说成是长幼兄弟关系，把方腊杀方有常一家这样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说成是父子相残、兄弟阋墙的家庭纷争，也完全出于同一目的。
方腊“起歙岭”的时代，宋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秋。以宋徽宗为首的反动统治集团，为了满足荒淫无耻的享乐需要，一再借口“租课太轻，不足于用”，下令“添立租课”。东南一带征发“花石纲”，闹得“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⑧。就在这举国上下民怨沸腾，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方腊在歙县七贤村杀了方有常一家之后，便“还处帮源”⑨，以当地穷苦农民信仰的“食菜事魔”教为纽带，把群众组织起来，并在宣和二年十一月（一说是十月）于青溪帮源起兵。方腊在一处漆园里发表了誓师演说。他义愤填膺地揭露了封建剥削制度的腐败，控诉了“官吏侵渔”、苛求无已的罪恶，反映了“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的悲愤心情，并且发出了“仗义而起”的革命号召。⑩誓师之后，“贫乏”之民闻风响应，“数日有众十万”。⑪就这样，方腊在东南一角擂响了向宋王朝进攻的震天动地的革命战鼓。
二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区别革命派和投降派，根本的一条是看他制定和执行的是什么路线。
方腊起义后，自号“圣公”，建元“永乐”，南面为君，提出“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的革命目标，⑫决心推翻赵宋王朝。这是一条既反贪官、也反皇帝的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封建制度的象征，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封建国家的最高权威。不反皇帝，就谈不上反封建，就算不上真正的农民革命；不反皇帝，就会“顺”皇帝，“保”皇帝，最后必然接受皇帝的招安，成为投降派。方腊在起义中敢于树立推翻赵宋王朝的革命目标，说明他的起义路线反映了农民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
方腊在领导起义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实践了这条革命路线。
打击地方官吏。方腊义军所到之处，“唯搜求官吏”⑬，“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⑭。封建社会的地方官吏，是皇权在各地的支柱，正如马克思说的：“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做是这种父权的代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对地方官吏的打击，是打击皇权的重要步骤。
打击地主绅士。义军所到之处，“劫富室”⑮，“劫取大家财”⑯，对于为害一方的恶霸，则毫不留情地镇压。在封建国家中，皇帝“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打击这个“基础”，就是打击封建势力，也就动摇了皇帝的统治地位。
攻城夺池，“横行州邑”。方腊在青溪起兵后，旋即占领青溪县城，接着便乘胜进军，“连陷郡县数十”⑰。义军到处，“官军莫能挫其锋”⑱。经过三个多月的激战，到一一二一年元月，“永乐”大旗已飘扬在睦（今浙江建德）、歙（今安徵歙县）、杭(今浙江杭州)、处(今浙江丽水)、婺(今浙江金华)、衢（今浙江衢县）等六州五十二县。“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只有把地主阶级控制的州邑郡县夺过来，才能拔掉各地的封建堡垒，朝着“混一”全国的大目标前进。
反对孔孟之道。方腊领导起义军在思想领域里向维护封建统治的孔孟之道进行斗争，批判了反动的理学。宋代理学是孔孟之道的哲理化。它要人们“存天理，灭人欲”，俯首帖耳地服从地主阶级的统治。方腊在漆园誓师时，就指出压迫剥削无理，号召人民“仗义而起”。义军到处，就焚烧传播孔孟之道的“学官”，镇压反动儒生。同时，起义军“不事神佛”，“尤憎恶释氏”，⑲到处拆庙宇，毁寺观。宋代，儒、道、佛三教合流，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束缚人民的思想绳索。起义军反对儒、道、佛的斗争，就是摇撼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
方腊的路线是革命的，还表现在他提出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⑳这个革命的政治纲领中。这个纲领继承了农民革命的“均平”思想的光荣传统，并把它大大推进了一步。在农民阶级反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方腊“法平等”的纲领击中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要害。方腊领导的起义军,在政治上，无视“君臣上下”21；在经济上，“凡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22；并提出“男女无别”23的平等主张。这虽然还只是朴素的平等观，但却表现了同封建等级制度不妥协的精神。
正确的路线，必然是保护人民、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为人民所支持和拥护的。在方腊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起义军对人民秋毫无犯。安徽黟县“灵惠庙”还有南宋绍兴二十七年（一一五七年）刻的一块庙碑(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其中有“昨方腊等贼入界，保全生灵安业”之语，这是方腊起义军保护人民的历史见证。相传浙江桐乡县乌镇有座“哭送亭”，是当年乌镇人民哭送起义军由秀州退军的地方。人民群众对起义军真是一往情深，亲如骨肉。
对方腊的革命路线进行分析研究之后，就能清楚地知道，这支起义军确实是一支“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是真正的革命派。而《水浒》中的宋江，打出的是一面“替天行道”的白旗，推行的是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投降派。
三
革命路线确定之后，能否把这条路线坚持到底，这是检验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方腊革命精神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在同敌人浴血奋战的过程中，不动摇，不变节，不受敌人利诱，不惧敌人威胁，具有崇高的革命气节。
方腊领导的农民革命的烽火在皖、浙地区越烧越旺，以致“东南大震”24。以宋徽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惶恐万状，采取了反动统治阶级惯用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军事镇压与政治诱降。宋徽宗在得到东南告急的“警奏”之后，在气急败坏地调集“京畿禁旅及秦晋蕃汉兵”杀气腾腾扑向东南的同时，曾三次降诏“招抚”。方腊及其领导的起义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反动派懂得用“招抚”的一手瓦解革命比之用武力扑灭革命要“合算”得多。这可以不烦一兵，不费一矢，就能把革命力量转化为反革命力量，把“对头”变成帮凶。宋徽宗在“招抚”的诏书中，提出了论“功”给“赏”，“以靖南土”25。对于宋徽宗的诱降，以方腊为首的起义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一次，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曰的“招抚”诏书声称，起义军“如能束身自归”，“即优与推赏”，26而在二十九日，方腊却“进逼杭州，……州即陷”27，这对宋徽宗是当头一棒；宣和三年正月，皇帝再下诏书，特地提高赏格，用重金高官来诱降起义军，也就在这个月，“方腊陷婺州，又陷衢州”28，再一次把“圣旨”踩在脚下；第三次招降是在同年二月，诏书下后，“方腊陷旌德县及处州”29，吓得守将自刎而死。北宋王朝的“招安”政策就这样破了产。
招安政策，对《水浒》中的梁山义军能起作用，而在方腊义军面前却一再碰壁，原因何在呢？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矛盾论》)。反动统治者的招安政策灵不灵，主要是取决于革命队伍内部的状况。《水浒》中的梁山，因为被混进起义军的地主阶级分子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推行“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路线，给敌人的招安提供了内部条件。而东南起义军是由坚持农民阶级利益的革命领袖方腊领导的，它的领导骨干、战士又大多是坚定的革命派和苦大仇深的农民，他们坚定不移地跟随方腊，虽“死于汤镬”30而不背叛，这就使宋王朝的政治欺骗无机可乘。当然，革命洪流一泻千里时，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革命队伍里出现几个叛徒也是毫不足怪的。正如列宁所说：“在各个革命政党和各个国家里，总有一些叛徒”（《俄国恐怖主义者飞黄腾达的一生》）。在方腊起义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洪载那样的叛徒。洪载是方腊进军浙东时起兵响应的一个将领，在敌人招安政策的诱使下，他企图率部投降，但是，由于方腊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他的阴谋没有完全得逞。洪载的部属闻讯后，痛骂他为“洪逆”，表示誓不投降，忿然散去。后来大部分转入其他各部起义军，继续坚持斗争。
宋王朝“软”的一手失败了，就变本加厉地对革命进行残酷镇压。面对几乎倾巢而出的“官军”，方腊领导起义军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抗击。在杭州保卫战中，起义军同十倍于己的敌人白刃相接，尽管战斗失利，“然二万之众无一降者”31；宣和三年四月，在帮源保卫战中，二十余万起义军“腹背抗拒，……，流血丹地”32，最后除部分突围外，留下的七万起义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方腊也不幸被俘，八月在汴京英勇就义。方腊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最后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敌我力量的悬殊而失败了。
方腊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经过这次大起义的沉重打击，宋王朝的反动统治被大大削弱，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这次农民革命的杰出领袖方腊，虽然牺牲了，但他那光辉的革命思想，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却成为后世农民革命极宝贵的精神财富，博得了人们的景仰和爱戴。至今在皖南地区的休宁、歙县一带，还流传着有关方腊起义的一些歌谣：“粮食登场官府抢”，“石塔露水腊为王”，反映了方腊在“粮食登场”、石塔露出水面的时节，领导起义，抗拒官府，从水深火热中解救了贫苦农民，因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爱和怀念。以宋徽宗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把方腊起义镇压下去了，从表面上看，他们是胜利者，但“在胜利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宋王朝的反动统治受到沉重打击，地主阶级哀叹“江南由是凋瘵，不复昔日之十一矣”33。整个地主阶级也正是在农民革命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下，逐步衰落下去。
方腊领导起义的全过程，说明了领导权掌握在革命派手里的重要性。由于方腊坚定地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具有英勇无畏、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使这次农民起义事业坚持到底，在历史上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我国农民革命战争史上，方腊确是一个真正的顶天立地的英雄。方腊领导起义的过程也说明了，用革命思想武装群众，动员群众坚持革命路线，是克服投降危险的重要保证。方腊起义军所以能一再挫败北宋王朝的招降阴谋，就是因为方腊的革命路线深得人心。投降主义者没有群众基础，便无所施其伎俩。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当前的反修防修斗争，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我们评论《水浒》，要恢复被它歪曲了的方腊的本来面目，划清革命派与投降派的界限，歌颂革命派，反对投降派；还要认真总结农民革命的历史经验，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修防修，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注：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
②详细考证见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③④⑤《桂林方氏宗谱》
⑥苏洵：《嘉祐集》卷五
⑦洪适：《洪丞相奏文》：见《桂林方氏宗谱》卷六
⑧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二
⑨28 32《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⑩⑪⑫⑭⑰⑲⑳22 30 33洪迈：《容斋逸史》
⑬《宋史•陈遘传》
⑮27方勺：《青溪寇轨》
⑯《南涧甲乙稿•处州东岩梁氏祠堂碑铭》
⑱《两浙名贤录》
21《髙峰文集•乞禁妖教札子》
23《老学庵笔记》
24《宋史•童贯传》
25 35《宋会要稿•讨叛》兵十
29《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四
31王国维：《谈武林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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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第1期】
孔孟之道与投降主义
——从《宣和遗事》看《水浒》的创作思想
史众
毛主席教导我们：“《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然而，长期以来，许多吹捧《水浒》的文章，却给它戴上一顶顶桂冠，其中之一，就是说它来源于民间文学，集中了“人民的天才和智慧”，凝聚了“人民的思想和愿望”，等等。为此，他们极力抬高和《水浒》有渊源关系的《宣和遗事》，把它说成是民间文学的“瑰宝”。
究竟《宣和遗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水浒》从中继承了什么创作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进行分析，就不难看出，事实正好同上面那种说法相反。它并不是来自民同，更没有表现人民的思想，而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东西，宣扬的是孔孟之道和投降主义。只要翻一翻它的家谱，问題就一目了然了。
《宣和遗事》成书于南宋末年，元时或又有所增补，是一部抄录宋人旧本拼凑起来的杂拌儿。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经指出：《宣和遗事》“乃由作者掇拾故书，益以小说，补缀联属，勉成一书”。又说：“书分前后二集，始于称述尧舜而终以高宗之定都临安，案年演述，体裁甚似讲史。惟节录成书，未加融会，故先后文体，致为参差，灼然可见。”它剽取的是一些什么书呢？《宣和遗事•前集》大多来自陈均的《皇朝编年备要》、李焘的《续资治通鉴》①、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还从赵与时的《宾退录》和吕中的《皇朝大事纪讲义》中引来了一些内容。《宣和遗事•后集》除抄录李焘的《续资治通鉴》外，其中叙述金兵入京，徽宗和钦宗被掳北行，到高宗定都临安，主要从《南烬纪闻》、《窃愤录》和《窃愤续录》删节而来。有的是直抄，有的是摘录，有的是把文言改成白话。上述这些书都是南宋时封建文人所写的史书和笔记，大多是在宋儒道学家的思想指导和影响下编写而成的。例如，《宣和遗事》中攻击王安石的那一部分，记载了这样的无稽之谈：邵雍在洛阳天津桥上听到杜鹃的啼声，惨然不乐，预见到：“不过二年，朝廷任用南人为相，必有更变。天下自此多事矣！”发了一通“见微知著”的谬论。不久，王安石当了宰相，发起了变法。书中又写道：王安石的儿子王秉，三十三岁就死了。王安石梦见王秉身担铁枷向他说：“父亲做歹事，误我受此重罪！”这类恶劣的诽谤，翻开《邵氏闻见录》就历历可见。这部笔记的作者邵伯温，就是邵雍的儿子，父子两人都是道学家，和司马光一伙关系极为密切。臭名昭著的《辨奸论》就出在这部笔记里。又如，作为《宣和遗事》材料主要来源的《皇朝编年备要》，就曾被信奉道学的宋理宗所赏识，诏取这部史书，并给作者封官。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尊儒反法、鼓吹孔孟之道和投降主义的货色，根本不是什么民间传说。
《宣和遗事》对农民起义的态度，充分暴露出儒家的反动立场。书中宋江受招安、征方腊的内容，来自《东都事略》、《皇宋十朝纲要》、《三朝北盟会编》一类的书，这些都是出自儒家之徒的官书。诚然，《宣和遗事》中关于梁山泊的故事，也吸取了民间传说中的一些材料，所谓来自“街谈巷语”。然而，它采录农民起义的故事是在孔孟之道的思想指导下经过选择和篡改的。它肯定投降派宋江，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唱赞歌，完全是一些封建性的糟粕，是对梁山农民起义军的莫大污蔑。至于书中所记的方腊起义的情形，全是摘录陈均的《皇朝编年备要》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拼凑而成的，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民间气息！而真正反映农民革命立场的民间传说，即那些歌颂晁盖，歌颂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等革命派，揭露宋江、反对投降派的大量民间故事，却统统被排斥在《宣和遗事》之外。
《宣和遗事•前集》中还有一段关于宋徽宗和李师师的故事，和那些摘自史书、笔记的部分风格不同，具有话本的形式，对此也要进行具体分析。宋徽宗和李师师的故事，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记载，南宋时出现了传奇小说《李师师外传》,有的笔记如《贵耳集》等也载有一些宋徽宗和李师师的故事，可见当时已有这类故事流传。《宣和遗事》中有关宋徽宗和李师师的故事，显然是根据它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对当时流传的这类故事经过加工改造的。书中写高俅、杨戬引诱徽宗寻欢作乐，在讲述这个故事前就点明了：“不因邪佞欺人主，怎得金兵入汴城?”显然，它的目的是表现“邪佞欺主”，为皇帝开脱亡国的罪责，从而使这个本来揭露宋徽宗昏庸腐败的故事变成封建统治者需要的东西。
《宣和遗事》虽然是一本拼凑起来的书，但是，它的指导思想却很鲜明，这就是孔孟之道的程朱理学。它鼓吹尊儒反法，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书中搜罗的那些封建糟粕，正是为了表现这样的反动政治思想。《水浒》不仅从《宣和遗事》中吸取了梁山泊故事梗概,而且更重要的是继承了它的这一反动指导思想。
宋朝的反动统治集团，对女真贵族屈膝投降，对人民群众加紧剥削压迫。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面对着农民革命的烽火，反动统治者在采用武力镇压和“招安”的反革两手的同时，极力强化思想统治。程朱理学的头号代表人物朱熹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为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服务的。到了南宋末年，程朱理学成了统治思想。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②《宣和遗事》唱的就是尊儒反法的老调子，开宗明义就大讲所谓“天理”、“人欲”。同时，又抬出道学家邵雍，引了他的一首诗，胡诌什么“自古御戎无上策，惟凭仁义是中原”，大肆鼓吹孔孟之道。书中还宣扬：“致平端自亲贤哲，稔乱无非近佞臣”。它把矛头指向了尊法反儒的王安石，把北宋之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攻击王安石“误国欺君罪不轻”。另一方面，又吹捧儒家代表人物司马光，说他“正直忠良”。然后，又把蔡京当作所谓“法家”来攻击，把他和王安石联系在一起，胡说什么“宋朝失政，国丧家亡，祸根起于王安石引用婿蔡卞及姻党蔡京”。其实，蔡京是儒家，是一个两面派。他早年混迹变法派。元祐时，司马光得势，他就投靠了司马光，积极反对新法，受到了司马光的赞扬。后来，他又大搞尊孔活动，打着新法的招牌而行反对新法之实。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就曾经引用无名氏的话指出：“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即司马光）”③。《宣和遗事》歪曲历史，其实质是为了鼓吹“法家亡国论”；而在他们眼里，法家就是“奸臣”。朱熹就曾叫嚷：“古今治乱，不过进君子，退小人。”④他骂王安石变法“肆情反理”，“迷国误朝”⑤。《宣和遗事》就是按照理学家的这个尊儒反法的调子谱写出来的。
《宣和遗事》的作者站在反动地主阶级立场上，宣扬程朱理学，目的是要用儒家的“忠君”思想毒害人民，引导人民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道路。《宣和遗事》把宋朝的皇帝说成是天神下凡，使“君权神授”的思想形象化。同时，大肆散布对徽宗和钦宗二帝的同情。它把皇帝分成“明主”和“昏君”,对于“明主”是颂，对于“昏君”是谏，都是为了忠于皇帝。它认为“昏君”之所以昏，是受了“奸臣”的蒙蔽。因此，它反对的只是“奸臣”，即使对于“昏君”也要寄予深切的同情。徽宗和钦宗是腐朽透顶的皇帝，也是搞民族投降主义的最大的投降派，一意割地求和，最后跪倒在金兵面前，敬献降表。《宣和遗事》却为他们大唱挽歌，连篇累牍地叙述他们被俘北行的情形，描绘得凄凄惨惨。同时还写路旁百姓上羹饭，表现人民对他们的“爱戴”。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目的很清楚，就是拼命地唤起人们对皇帝的同情。这正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思想的表现，要人们永远做皇帝的“忠臣”和“奴才”，借以维护整个封建制度。
《宣和遗事》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来选择和拼凑梁山泊的故事的。在《宣和遗事》所记载的梁山泊故事中，首次出现了九天玄女授天书。“天书”中写着三十六人的姓名，并有“法旨”规定：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从此宋江成了天命所归的领袖。而“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就成了宋江搞投降主义的纲领。《宣和遗事》还肯定了宋江受招安、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的情节。有一首诗写道：“破国因山木，兵刀用水工；一朝充将领，海内耸威风。”对这条投降主义路线大加赞扬。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接受皇帝的招安，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鹰犬去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就是“广行忠义”，而这一切又都是禀承天意的安排。儒家的“天命论”和“忠义观”紧密地结合起来，就成了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在这种反动思想指导下，又把坚持农民起义路线的方腊作为反衬，称方腊为“贼”，污蔑他“纵火大掠”，攻击他“僭号”，最后终于“伏诛”，从这种对照中进步歌颂了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宣和遗事》中这样形成的《水浒》故事雏形，就为后来成书的《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定下了基调。
《水浒》成书于元末明初，它适应反动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从《宣和遗事》中继承这个投降主义毒胎，并加以发展。《水浒》和《宣和遗事》前呼后应，在小说的“引首”就抬出了“名儒”邵雍，引了他的一首诗，宣扬古往今来治乱兴亡，都是由“天”决定的。小说从《宣和遗事》中吸取九天玄女授天书的情节，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把它作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的纲领。所谓“替天行道”，就是按照“天”的意志，去推行“三纲五常”之道，对皇帝尽忠，为皇帝效劳，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它的基本内容就是“忠义”。在《水浒》中，儒家的“天命论”和“忠义观”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滲透在整个作品之中，体现在小说所描写的矛盾冲突中，反映在人物的塑造上。在小说里，农民起义被歪曲成“忠义”和“奸邪”的斗争。宋江被塑造成“忠义”的化身。作者称赞宋江是“忠义宋公明”，一直到临死前还让他大叫：“我忠心不负朝廷。”宋江这个形象在《宣和遗事》中已经是一个投降派了，《水浒》的作者更把这个投降派捧上了天。由此可见，《宣和遗事》中定下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的基调，在《水浒》中得到了恶性发展。
《宣和遗事》明明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东西，《水浒》从它那里继承来的完全是孔孟之道的封建糟粕，而有人为了抬高《水浒》，掩盖它的投降主义总倾向，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把《宣和遗事》吹捧成民间文学。最早用这种手法的是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
胡适在关于《水浒》的考证中，“考证”出《宣和遗事》是民间作品。理由就是《宣和遗事》用了白话，形式具有话本的特色，有的故事来源于民间。于是胡适就给它加上了一个中国“‘章回小说’的始祖”⑥的封号，其目的在于抬高《水浒》。按照胡适的说法，既然《宣和遗事》是“一部缩影的《水浒》故事”⑦，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水浒》当然就成了“民间文学”的代表了。这样，“民间文学”的招牌就成了掩盖《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一块遮羞布。在以往的《水浒》评论中，不少人也以《宣和遗事》记载了宋江的故事和运用了话本形式为理由，把它说成是民间文学，用来论证《水浒》具有所谓深厚的“人民性”。由此可以看到，胡适这个谬论的影响很深，在评论《水浒》中，必须肃清其流毒。
判定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民间文学，不能只看形式，还要看它的内容，看它究竟表现了哪个阶级的思想、情感和愿望，有无民主性的精华。如果只看形式，不看内容，因为用了白话，形式上有一些话本的特色，有的材料来源于民间传说，就给它贴上“民间文学”的标签，大肆吹捧，这是形式主义的观点。这种形式主义的观点，必然导致抹杀文学作品的阶级内容，混淆表现劳动人民愿望的民主精华和反映反动统治阶级思想的封建糟粕的界限，使一些假借民间形式的反动作品得以欺骗群众。反动文人胡适就是玩弄这套骗人伎俩的老手。他打着推崇民间文学的旗号，抬出一些话本、小说，故意不讲它的反动思想内容。例如，他称赞尊儒反法的话本《拗相公》，说它“骂人骂的巧妙，便成一种艺术”⑧；吹捧宣扬奴才哲学的小说《七侠五义》有“很精彩的文字”⑨；颂扬鼓吹忠孝节义的小说《儿女英雄传》，说什么“他的特别长处在于言语的生动，漂亮，俏皮，诙谐有风趣”⑩。胡适就是这样打着提倡民间文学的旗号，挂羊头，卖狗肉，贩卖那些反动腐朽的封建阶级的文学作品，影响恶劣，危害很大。
毛主席指出：“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反动统治阶级除了压制民间文艺之外，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利用民间文艺。他们常常利用民间文艺形式宣扬反动腐朽的思想，使民间文艺形式成为毒害人民的工具。同时，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地主阶级思想的毒害和侵蚀，即使是民间文艺，其中也往往带上一些不健康甚至反动的思想。所以，我们对于民间文艺也要区分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在这方面，两种文化的斗争从来就是很激烈的。反动统治阶级往往利用民间文艺中的那些糟粕，来为他们服务。民间文艺中的某些材料，也可能被反动统治阶级加以篡改，吸取到他们的作品中去，从属于他们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因此，一见用了白话，形式上有一些话本的特色，就给《宣和遗事》、《水浒》一类的坏作品贴上“民间文学”的标签，大肆吹捧，这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的。我们评论《水浒》，一定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批判孔孟之道和投降主义，反修防修，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注：
①又名《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有说南宋刘时举所撰，托名李焘。
②《鲁迅全集》第七卷，第423页。
③《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二十四。
④《朱子语类》卷十三。
⑤《朱文公文集•读两陈谏议遗墨》。
⑥《胡适文存》一集卷一，第188页。
⑦《胡适文存》一集卷三，第92页。
⑧《胡适文存》三集卷三，第41页。
⑨《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171页。
⑩《胡适文存》三集卷三，第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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