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主义是革命必须首先清除的障碍

改良主义是革命必须首先清除的障碍

——评骆玉涛《牢牢把握好舆论斗争的大方向》

位卑未敢忘忧国

骆玉涛同志原文: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1/208454.html
首先声明,我很尊重骆玉涛同志,也一直把他视作同志,因为我们的追求是一致的,都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共产主义的信仰,都要求实现社会主义。
但是,骆的这篇文章的观点我却不能苟同,并且因其观点有很大的普遍性得到了相当的支持,我觉得更有必要公开评论,让同志们在这种争论中展开思考,更清楚地分析和辨别,争取认识的统一。
左派同志,尤其70后的泛青年一代,之所以能够从所受的教育和被灌输的思想状态觉醒,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者说是对社会和历史进行了了解和思考的结果。但是,在另一方面,正因为具有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很多左派的同志中间又往往存在这样一种倾向:认为自己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别人的观点是有局限性或者是错误的。
所以,我诚恳建议,左派同志不管持何种观点,对于系统表述和自己观点不符甚至相反的文章,都要认真阅读和理解,不要刚看了个开头,就先行否定。要想把自己认为的对方的错误观点进行批驳,首先也要准确把握对方的观点才对,不能把对方本不存在的观点和内容强加给对方。我想这是左派进行充分交流的必要基础。
骆的这篇文章是为了统一目前左派的思想而作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因为,左派之间的思想分歧很大。在骆同志或者很多同志看来,目前左派的团结很重要,思想上存在的分歧对团结是不利的,对于革命事业是有害的。
左派的团结的确是重要的,这种团结有利于形成合力,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但是,这种团结必须是实质性的团结,而绝非表面的团结。所以,有了思想分歧,尤其是重要的分歧,必须充分争论,辨明是非,在主要观点一致的前提下统一思想,这是团结的根本,这样才对革命事业真正有利。
所以,我们之间的争论,正是为了求得团结,求得真正的巩固的团结。而这种团结,也在于淘汰掉一些思想不纯的人,而唤醒更多的人。
第一个问题,关于左派的宣传问题
骆的文章,其实谈的也是这个问题。
无疑的,左派要想实现政治理想,必须先壮大队伍,而只能首先靠宣传。
但是,民众的觉醒是不是仅仅依赖于我们的宣传?或者仅仅依赖于目前引起左派争论的这一种宣传(运用有改良主义嫌疑的所谓策略的宣传)?
我想不是的。三十多年来的社会现实,不断地引发着人们的思考,人民群众并不是被动的接受宣传而觉醒的,群众之中有觉悟的内因。当然,我们的宣传是必要的,可以提高群众觉醒的效率和质量。
那么,是不是左派之间关于改良主义和革命的争论会影响左派对民众的宣传呢?
我想也不会。这是两码事。
觉悟群众的宣传,最主要的对象,是那些尚未真正觉醒,对历史还茫然不清,对社会本质还没有认清的群众。他们正开始走在觉悟的路上,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些自己感兴趣也能理解的东西,比如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比如历史的疑点等。一般而言,他们对于有关改良主义的争论不会感兴趣也不会关注,也暂时形不成属于自己的看法。
那么争论会不会影响做对于群众的宣传工作呢?我觉得也不会。宣传,就是一种交流,是要分对象的。对于有正义感可以觉悟而尚未觉悟的群众,我们依然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解答他们的疑问。面向群众的宣传文章,该写还要写,还要发。但是对于已经觉悟但是观点不一致的同志之间,我们的宣传是为了统一思想,这种宣传是为了让正确的思想成为共识(当然,开始都是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所以这种宣传就成为了争论。
二者是可以并行的。当然,不能把精力都用来争论。
第二个问题,目前的思想分歧焦点在哪里,争论的必要性。
焦点就是张宏良老师为代表的观点是不是改良主义。这其中也涉及到怎样认识和评价重庆模式。
先来谈一下改良。
改良和改良主义不同。一切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改良我们都要争取、欢迎和支持(比如,改善民生的医疗、住房、养老等举措,缩短劳动时间、降低劳动强度、加强劳动保护、提高劳动报酬等)。正是在争取改良的过程中体现着革命的策略、凝聚了工农阶级,提升他们的觉悟和认识。改良,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向统治阶级提出的现实的要求。也是在革命决战前的必要准备和锻炼。但是,可以实现的改良必定是在统治阶级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超过这个范围,统治阶级是不可能答应的,工农要想实现超过统治阶级许可范围的权利和利益,就只有用革命的方式了。
改良主义,百度是如此解释的:改良主义是一种政治思想,一般来说,是作为暴力革命的对立面出现的。所谓革命,是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事物的本质。所以改良主义排斥一切暴力革命,以温和的手段在细枝末节上对原有体系制度进行补充修定。
可见改良主义是将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身上的,实施改良主义的政策的主体是统治阶级而非被统治阶级——工农阶级。革命则不同,革命的主体是工农,是变被统治阶级为统治阶级,去实现做社会的主人。
如何认识张宏良老师的观点呢?
第一,看张宏良老师文章中是否有能够让人领会成改良主义的内容。
这样的内容很多,不管是他称作的毛派共产党人的作用,还是他主张取消的暴力革命的道路,以及他认为现共产党有自我更新吐故纳新的能力等,都清楚无误地表明他是要走上层路线的,认为这个上层路线有健康力量,这个所谓的健康力量能够促成或者决定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回归,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上层真有一个执掌权力的毛派共产党人,并且发挥了积极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健康力量,那么,张老师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如果没有,那么就是地道的改良主义。所以——
第二,我们如何来认识我们的执政党、我们的政权性质、社会性质。
我们的政党名称,国家名称,包括张宏良老师一直突出讲的毛泽东建立的政治制度(党的一元化领导,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决策,政治协商会议的精英主导,人民政府的执行机构,是世界历史上最先进最有效的权力制衡系统,是唯一能够保证人民民主权力的政治制度),名称都没有改变。但是名称没改,内容是否也没改呢?
这个问题其实无需回答。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的吗?如果不是的话,是怎样变成这样的呢?
是不是党的路线改变造成的呢?
若是,那么,党的路线何以改变的呢?
是因为党的执政的权力层也就是主导层发生了变化,坚持毛泽东继续革命的路线的领导同志被官僚主义者或者说走资派所取代,发生的结果。
这个结果也必然的造成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本质上的变化。这个变化,按照毛主席的论述,就是从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演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
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客观事实,不是异常清楚的吗?党的阶级性,容许资本家入党的事实,大力推行私有制而不是公有制的政策,等等;再想一想无产阶级政党是要坚持阶级斗争、消灭压迫和剥削、消灭私有制、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会有哪位讲道理的人说这样的党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呢?
在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核心权力层,会不会有代表无产阶级的派别呢?
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内,或者在英国的工党内,或者其他资本主义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内,他们在执政的时候,都是采取了一定的改善民生、缓和矛盾的政策、措施的,但是你能说他们因为实施了这些政策就从此代表了无产阶级吗?或者,你能够说他们从此要左转要走社会主义吗?
清楚的脉络是,革命派掌握的无产阶级专政被篡夺,变成了资产阶级掌权的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经由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落实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剩了一张皮。
现在的掌权者是什么阶级?站在谁的立场上?掌权者之间的矛盾是革命派(代表人民利益)和反动派(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矛盾,还是资产阶级之间这一派和那一派的矛盾呢?
不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会走向主观的唯心主义,结果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我们来看骆的文章的开头的一句话——“我首先深表赞同张宏良关于党和人民全面夺回舆论权力…”。
我们要问,难道现在的舆论权力不在党手里吗?那么在谁的手里呢?现在掌握舆论权力的是党的对立面吗?照此说来,不掌握权力的这个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了?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党是否掌握舆论权力。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通过舆论渠道贯彻落实的。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央全会的决议,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查找到,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些符合现执政党的真正阶级性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怎样一步步地落到了实处。正是这个落到实处的结果,才导致了我们社会的巨变,才会有我们在这里谈论这个问题的必要,这不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实吗?
怎么能说党不掌握舆论权力,怎么能说党“夺回”舆论权力呢?
不加分析地相信这句话,不是必然的相信这个党还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党,或者相信这个党内有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派别,而这个派别又没有舆论主导权吗?
真有的话,是谁呀?哪一派?真讲策略的话,不但要让同志们明白,还要摆出可信的证据让同志们确信啊。真有的话,它是要发生作用的啊,它发生的作用又在哪里呢?如果发生了作用,我们怎么会看到近十年来,危机依然在日趋深化,百姓遭受的压力日趋严重呢
何况,在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内,到哪里寻找这么一个派别呢?
在资产阶级政党权力核心层内,有可能出现的是:某个人具有一定的人民倾向,有一定的共产主义觉悟,但只会是个体而绝不会是派别性的,而且,这种可能性是微小的和不确定的,是没有实施革命性政策的条件的。因为,在资产阶级政党内部,也存在民主,也不会是一言堂,不符合资产阶级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政策是不会通过的。
但是,张宏良老师和他的支持者们,却总是以这样的事实来企图证明,目前的执政党内就是有这样一种健康力量。
骆文第四段——“我们注意到国内向毛泽东之路回归的某些朕兆”这一段。他指的两个方面的其中一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中有些领导者及其红二代的一些积极作为,包括央视在黄金段时间隆重播出革命题材电视剧《毛岸英》;还包括部分已经离退休的老革命老干部们的频繁活动,比如,最近,在一批老同志努力下与一批红色力量合作推出了《东方红》网站。当然,更早一些影响更大的是重庆市在薄熙来同志领导下的一系列战略举措。”
我们要问,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党内的健康力量(领导层中有些领导者)吗?
毛岸英播出之前,我们看到过更早的井冈山,长征,红色摇篮等等,这些也是健康力量的作用吗?
左派网站的推出,是执政党健康力量的作用吗?如果是,那乌有之乡的成立,迄今已经五年之久,健康力量由于符合人民的利益,当壮大到足以实现彻底的路线变更了呀。
我们对这些现象应该怎样看呢?
对于进步的电视剧,我们当然要支持和欢迎。但是,我们依然要清醒和审视。它的推出,究竟是政治家的政治导向行为还是文艺的市场自行选择的结果,抑或主要是投资者的个体行为?要客观,切不可盲目臆断。
老干部们的频繁活动及进步网站的的推出,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这多大程度上能代表目前的执政权力层呢?看看李成瑞老师的文章,其观点不是鲜明得很吗?
下面重点谈一下重庆模式问题。这是作为张老师及其支持者党内健康力量存在的最主要的根据。
在我看来,没有哪位左派同志否定重庆模式(我们沿用张老师开创的名词)的进步意义。因为它符合劳动者要求改善生存环境的愿望。
我们肯定其进步意义,不等于我们不可以指出它现有的局限性。
我们指出其局限性,也不意味着否定薄有真正革命的可能性
我们看重庆模式,还要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看。
重庆模式下的具体民生政策,是不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适用的呢?所以,这些政策目前只能视为一种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当然,绝不是断言薄日后不会有真正革命性的做法,也并不排除这是要回归社会主义的前期铺垫的可能性,但是,现在就断言这是回归毛泽东思想回归社会主义的坚实一步,不也是为时过早吗?
骆文给出了重庆模式是否改良主义的两条判断标准:一条是,触动不触动政治制度;一条是重庆市是不是已经就此止步不前了。
我不解这两条何以成为判断改良主义的标准。
先来看第一条标准。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政治制度的相关概念。
我国的国体,就是我国的国家性质。国体就是各个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具体的说就是哪个是统治阶级哪个是被统治阶级。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的政体。政体是国家统治阶级以何种形式组织政权,就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就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
国体和政体的关系,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国体决定政体,政体反映国体;政体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
撇开国体而讲政体,是只讲形式不讲内容的。
我们再来看看张宏良老师的相关表述“目前中国仍然是毛泽东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只是其功能和性质发生了变化。中国官僚买办的复辟,不是像欧洲那样通过改变政治制度实现的,而是在保留原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原有政治制度的功能和性质实现的。这就决定了恢复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地位,不能依靠推翻现有政治制度,而只能是恢复原有政治制度的功能和性质。可以说,毛泽东留下的这个基本政治制度,党的一元化领导,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决策,政治协商会议的精英主导,人民政府的执行机构,是世界历史上最先进最有效的权力制衡系统,是唯一能够保证人民民主权力的政治制度。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的国家,依靠的就是这个政治制度。这个政治制度一旦被推翻,要想重建将又是一个流血千里的内战过程。作为对国家民族对中国人民高度负责的左翼政治力量,应该坚决维护毛泽东创建的这个基本政治制度,在此基础上恢复其原有功能和性质,以此来捍卫国家利益和实现人民利益。”
这段话是经不起推敲的。
第一句话里,“只是其功能和性质发生了变化”,是“只是”吗?不!性质说明了本质,性质的变化,才有功能的变化,不变的“只是”那个形式而已。
但是就是这个空有其壳的形式,被张老师认为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政治最干净、公平和效率结合最好、社会最朝气蓬勃、人民最扬眉吐气的国家,依靠的就是这个政治制度”,“ 是世界历史上最先进最有效的权力制衡系统,是唯一能够保证人民民主权力的政治制度”。我们要问了,既然如此,那么这个制度依然没变的今天,为什么变得不是“政治最干净、公平和效率结合最好、社会最朝气蓬勃、人民最扬眉吐气”反而是正相反了呢?“最有效”不是一个绝大的讽刺吗?
这个形式至今不变,不正是执政者“维护”的结果吗?又从何而来“坚决维护毛泽东创建的这个基本政治制度,在此基础上恢复其原有功能和性质,以此来捍卫国家利益和实现人民利益”呢?
这样的论述,却被骆同志奉若神明,不是很可笑吗?
我们,只要思维正常的同志都知道,现在人民政治地位的改变、阶级矛盾的尖锐、社会不公、丑恶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国体的改变而来的。国体的变化,决定了政体的内容的变化,所以尽管政体由于其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而保持了原有的形式,但是却再也不是“世界历史上政治最干净、公平和效率结合最好、社会最朝气蓬勃、人民最扬眉吐气的”所依靠的那个政治制度了。
不强调本质,不强调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而只谈形式问题,究竟是认识不到位还是用心值得考究呢?
骆同志的第二条标准表述的很不规范。因为目前而言薄的政策根本不带有任何社会主义性质。只有在他出台了涉及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之后,才谈得上他有不是改良主义的可能性,那时也要根据具体的政策情况来看他的革命性,也不是就此可以把他当做革命派的。所以,第二条标准正确的表述应该是:重庆有没有后续的并且持续的指向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出台。没有的话,只能是改良,有的话,非改良主义的性质逐渐显现。但是,这种表述也实在不像是判断的标准。
骆文通过他认为的中华民族两种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深圳模式和重庆模式——的对比:“官僚与黑恶势力受到打击,领导干部实行三进三同,加强了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女性卖淫的现象得到遏制和根本扭转,姐妹们获得再次解放,群众安全感指数突破了95%,达到了95.89%(百度新闻重庆1月5日电
记者徐伟从重庆市群众安全感指数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0年重庆群众安全感指数达到95.89%,比2009年群众安全感指数94.3%继续上升1.59个百分点。10年来首次突破95%)”,得出结论“改善了党群关系,人民安定,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并且继续向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
请注意骆同志的用词根本扭转、姐妹们获得再次解放。不知是否做过社会调查核实过呢?根本扭转、再次获得解放,是否意味着妇女出卖自己肉体的行为得到了根本的遏制和取缔?有确凿的证据吗?有相关的报道吗?这无疑是令人怀疑的。
骆同志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些对比证明了“向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了”?向着社会主义方向迈进,必须是在这些对比当中看到了社会主义所独有的因素才可以,请问骆同志,您列举的这样的因素在哪里呢?
骆文以蔺宇文章为代表,指责对重庆模式提出质疑。
这里必须明了一个问题,蔺宇的文章是对重庆模式的全面否定吗?我没有看到全文,无法判断。如果是全面否定的,骆同志就可以领会成所有质疑重庆模式指出目前其局限性的同志都是全面否定重庆模式的吗?这是否是以偏概全主观臆断呢?您是否注意到质疑并指出目前其局限性的文章大都有一个肯定的前提呢?
前面已经提及,对重庆模式,我们第一是要肯定,但是肯定不等于不能批评不能质疑不能指出其目前的局限性。可是我们却看到骆同志的明确表述“但这都不能成为红色网友们今天不断质疑和批判今天的重庆及其领导者支持者的理由和根据”。
还请问,对重庆模式的批评和质疑等于是批判吗?批评和质疑就等于不加比较的把重庆模式混同于深圳模式吗?
不过骆文中这句话是恰当的:重庆“在为逐步减轻劳动人民的痛苦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可喜的一步,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仅此而已。但是,即便仅此而已,作为左派,我们的确也应该响应骆同志的呼吁“红色网友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对于重庆方向及其领导者支持者,予以充分地肯定、热情地赞扬、广泛地宣传和坚定地支持”。
但是,充分的肯定,是肯定其本身固有的值得肯定的东西,而不是肯定其目前尚不包含的内容。热情的赞扬、广泛的宣传、坚定地支持,都应该如此。也就是说,这种肯定、赞扬、宣传和支持的内容是明确的,并不是无限拔高、赋予它尚不具有的内容,反而更应该指出其目前尚不具有有待于充实、符合人民利益的发展方向,使其在后续的政策中真正体现出骆同志等目前尚属于主观臆断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具体内容。
骆同志是不是把自己主观想象的美好愿望赋予了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上了呢?
请看,他把薄熙来在重庆的举措比作毛泽东在井冈山开辟的红色根据地,而且说这个比喻有充分根据。
我想问:毛泽东开辟的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改变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并且在军队中实行了民主,在根据地内建立了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权;薄熙来在重庆的举措有何与之相应的政策堪比?
您所列举的描述“在中国目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形势下,薄熙来同志及其支持者在重庆的一系列举动,有可能被掌握了大权的和气势汹汹的敌对势力完全挫败而一事无成,薄熙来个人也可能因此跌得粉碎,其政治生涯也完全可能就此彻底葬送。薄熙来在重庆的举措,遭遇四面埋伏和疯狂围剿,我们从他在重庆开始的唱红打黑这一幕,就领略到两大阶级在其中斗争的激烈与惊心动魄”,究竟是有可依据的事实呢,还是您的主观想象?您不觉得您的描述太抽象了吗?薄遭遇的四面埋伏和疯狂围剿的表现在哪里?左一个“有可能”又一个“也可能”,究竟什么是最大的可能呢?难道不是应该看具体的事实吗?
请看这样的事实:2008 年底,重庆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土地交易所,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土地拿到交易所去买卖,引入金融机制,通过地票交易,而不是征地拆迁来获取土地开发权。建立农村土地交易所最早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今年3月底在对全市农村土地进行了全面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的构思(作为全国第一家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终于挂牌[url=http://house.focus.cn/news/2008-12-05/583287_2.html]http://house.focus.cn/news/2008-12-05/583287_2.html[/url])。
不知道骆同志怎样站在他已经提出的论点上解释这个事实呢?
为了让左派同志将目前的薄熙来看成是决心走社会主义的革命者,骆同志还做了这样的比喻:解救被压在垮塌的重物之下的人啦,对待学步的婴儿啦。
这种比喻的不正确的内涵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体现了一种精英的思想,这和革命的群众路线是格格不入的。把薄熙来,也把自身打扮成了救民于水火的精英,把群众看成是学步的婴儿和没有自我救助能力只能等待死亡的人。这是正当的恰当的比喻吗?
人民目前还没有力量,在于还没有觉醒,其所以还没有觉醒,正在于还没有到那种——被压在了垮塌的重物之下濒临死亡的最危险的时刻。但是,这个时刻必定要来的,觉醒必定要来的,他们必定能够拯救自己,因为领袖正是在他们中间而不是脱离他们成长起来的。
其实,民间正在流传的说法也许有道理或者更有道理。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更是一种政治战略,为自身政治前途的战略。站在这样的角度来看问题,一切的解释自然又是大不相同的了。不过,本文重点不在这里,就不详细阐述了,请读者自己思考。
那么,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看重庆模式,又是怎样的呢?
在国内外危机日益加重,民怨沸腾,阶级矛盾不断深化,统治岌岌可危的状态下,依靠旧有的统治模式已经是不可持续的了。怎么办?尽可能的缓和阶级矛盾,满足一点底层民众可怜的愿望,给他们一点幻想的空间,不是很正常的一个思路吗?
当然这个思路和美帝为首资本集团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但这只是狗咬狗之间的矛盾。具体到统治阶级本身,他们首要的利益是保住维护他们利益的政权。在出现不可持续剥削的状态下,努力实现可持续剥削。
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重庆模式是不一样的顺理成章呢?
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推测,可能性之一
关于重庆模式的问题就谈到这里。我们还是回归我们的起始话题。
所以,目前而言,根据薄熙来已实施的政策实际内容,无法得出这是回归社会主义的坚实一步的结论,也就无法得出执政党权力层内存在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毛派共产党人的结论。
也就是说,所谓的健康力量,不过是张老师的臆造而已。
所以,张老师文章有关的表述只能证明,张宏良先生是一个地道的改良主义者。他主张的是一条改良主义的路线。
这样的路线该不该批判呢?
回答是明确无疑的,是必须批判,也急需批判的。因为,不肃清改良主义的流毒,就会使革命走向歧途。革命导师的告诫真可谓是谆谆教导啊!难道领会了马列的教导并引用来教育同志,就要被称作教条主义吗?就要和王明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划到一起吗?
可是,骆同志却不主张这种争论,或者说反对这种批判。请看“红色网友到底是应该不停地质疑和批评重庆市、薄熙来、张宏良、张勤德及其支持者们,还是更应该不停顿地揭露批判和打击茅于轼、厉以宁、李锐、辛子陵、袁腾飞、方舟子们及其幕后支持者呢?究竟是薄熙来的作为、张宏良、张勤德等一大批红色网友的呐喊对于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危害大,还是茅于轼、厉以宁、李锐、辛子陵、袁腾飞、方舟子们蔑视劳动人民与科学、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和各种歪理邪说,对于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危害更大呢?到底是现在所谓的“改良主义”、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和劳动人民的危害大,还是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私有神话、资本神话、市场神话等对于我们民族和劳动人民的危害大呢?红色网友或者坚定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到底是应该集中力量把矛头对准前者,还是应该对准后者呢?这些问题,既是舆论斗争的大方向,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本大方向。我们不能有丝毫地马虎,甚至完全把方向搞反了
骆同志的表述很有策略啊,非此即彼。难道就不能既批判和肃清改良主义的影响,又揭露批判和打击茅于轼等吗?二者难道是矛盾的不可并行的吗?
关于改良主义和茅于轼之流、普世价值等到底是哪种危害更大呢?
问题提得好,但其回答未必正确。这如同问到底是丑恶的妖怪对人的危害大,还是画成美女的妖怪对人的危害大;是披着羊皮的狼危害大,还是不披羊皮的狼危害大。其实不管披与不披羊皮的狼都是要吃羊的,只不过羊群看见狼会提高警惕被吃的几率会小些。披着羊皮的狼混在羊群中会不断地使羊群失去伙伴。
具体到改良主义的问题上,应该以此来决定怎样对待改良主义:当改良主义的苗头显现,但是还不构成深刻的影响,没有形成一种广泛的思潮时,我们应该警惕但不宜公开的批评具有这种倾向的发挥觉悟作用很大的知名人士,如张宏良。但是,如果改良主义的影响已经很大,形成一股思潮,甚至要成为左翼思想的主流时,那么改良主义就成为革命道路上必须首先排除的障碍。
奉劝那些盲目追随张宏良的同志们,独立的思考一下,本文所论述的是否正确?难道一定要在现实面前碰的头破血流才知道所谓的策略竟然是做了资产阶级的奴才么?
社会主义是要靠斗争才可以取得的。狗为了保障自己捕获的猎物,甚至不惜以命相搏,而况人乎?而况拥有强大国家机器的一个反动阶级乎?
请记住毛主席的教导罢,“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我们不是即刻就去实践那最暴烈的斗争,而是“准备斗争”。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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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主义”是主观主义“有色眼镜”折射出的“障碍”

——评位卑未敢忘忧国《改良主义是革命必须首先清除的障碍》

作者:虚舟劲草

 位卑未敢忘忧国同志是一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杰出青年战士,在现实阵地和网上宣讲都急先锋,是左翼青年中也是标杆性的人物。在理论上反对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表现出坚定的信仰,对今天左翼应走什么路,唱什么调,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敏锐性,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我们觉得“敏锐”不能变成“过敏”,“坚定”不能变成“偏执”。“过敏与偏执”的理论根源就是思想方法脱离了辩证法,囿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所以在理论上表现为戴着主观主义“有色眼镜”分析当前思想领域斗争。其错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无为、错误的争论”当作“无害、积极的思想斗争”。
张宏良和位卑未敢忘忧国是左翼同志中都是有较大影响力旗手或标杆性的人物,他们的观点和言论对左翼的发展起风向标的作用。这种争论不是一般网友之间的观点的分歧。位卑未敢忘忧国同志以此为理由得出:“是不是左派之间关于改良主义和革命的争论会影响左派对民众的宣传呢?我想也不会。这是两码事。”“那么争论会不会影响做对于群众的宣传工作呢?我觉得也不会。”如果把涉及方向性争论还认为有利无害,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你能说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思想分歧,毛主席与王明的争论不影响党内宣传和方向选择。当然当前的争论不能简单这样类比和等同。把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与一般个人或群众混为一谈,把公开的斗争和私下的沟通混为一谈,既使对方错误的观点就认为不必选择机时,这都是违反辩证法的。辩证法就是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解决问题时,要把杰出人物和一般个人相区分,一切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矛盾的分析法认为矛盾是对立统一关系。虽然矛盾的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受但矛盾的斗争性仍然受到矛盾同一性的制约。斗争具体形式的选择是有条件的。离开矛盾的同一性,不分阶段,不分主要与次要矛盾,不讲斗争形式,就容易把斗争扩大化。毛泽东主席的斗争策略告诉我们,对敌斗争也要讲有理、有利、有节。何况是自己的同志呢。“有理、有利、有节’就是斗争的条件性的具体表述。如果离开这些条件,必然得出“争论无害论”的结论。众所周知,邓小平也提出“不争论”的思想。“不争论”不是说党内和社会上对问题的认识没有分歧,因为矛盾是矛盾是普遍的。关键是看“争论”是不是必要,还有没有比争论更重要的事情。如果所谓的“争论”事实上起了干扰正确方向的后果,如果起了误导群众的不利影响,事实上起到了帮助敌人消弱和瓦解我们力量的作用。这还能说是无害吗?还是积极的思想斗争吗?不,我们认为是消极的、无为的、不合是时宜的“内讧”。

二、割裂理论与社会、历史的统一,把改良和改良主义混为一谈。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指出,人的认识任务就在于不断地地克服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只能是具体和历史的统一过程中去解决。“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统一”。所谓具体的,即主观认识要同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客观实践相符合。所谓历史的,即主观认识要同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客观实践相适应。正如毛泽东讲“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世出版社,1991版 ,第296页。)

  改良主义也是一种特定内涵的,有具体所指的历史理论。理解改良主义,必须理解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社会形态的质变。社会革命的实质是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取得国家政权是实现社会形态变革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社会革命是在一定革命形势下发生的。它的爆发既要具备一定客观条件,如经济和政治条件,又要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如革命阶级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和群众的发动程度等。改良主义是一种否定社会革命,否定社会形态发生质变的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形态只有连续性没有间断性。而位卑未敢忘忧国同志是这样引述改良主义的。“改良主义是一种政治思想,一般来说,是作为暴力革命的对立面出现的。所谓革命,是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事物的本质。所以改良主义排斥一切暴力革命,以温和的手段在细枝末节上对原有体系制度进行补充修定。”把改良主义同暴力革命相对立。认为凡是反对暴力革命的都是改良主义。这种理解是错误的。第一、社会革命包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思想革命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的革命并不等同于暴力革命。暴力革命是夺取政权的基本方式和规律。第二、政权从反动阶级手里转移到革命手里阶级手里,是实现社会形态变革的首要的、基本标志。暴力革命可以夺取政权,是一种反政府的暴力行为。但并不是所有的反政府的暴力行为都是社会革命。中国社会的改朝换代并不是社会革命,因为夺取政权的阶级并不一定是先进的、推动社会形态质变的社会革命。第三、采取了暴力革命的形式,也有可能是改良主义。斯大林曾指出:【在确定某个政党是革命的政党还是改良主义的政党的时候,起决定作用的不应当认为是“革命行动”本身,而应当认为是党采取和利用“革命行动”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和政治任务。大家知道,在一九○六年第一届杜马解散以后,俄国的孟什维克曾经提议组织“总罢工”,甚至提议组织“武装起义”。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仍然是孟什维克。他们当时提议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摧毁沙皇制度和组织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是为了对沙皇政府“施加压力”,以期实行改良,扩大“宪法”的范围,召集“改善了的”杜马。在保留统治阶级政权的情况下,为了改良旧制度而采取“革命行动”,这是一回事,这是立宪的道路。为了摧毁旧制度,为了推翻统治阶级而采取“革命行动”,这是另一回事,这是革命的道路,这是取得革命彻底胜利的道路。这里是有根本的差别的。】斯大林:《再论民族问题》(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八一一一一八二页。

  把改良主义与暴力革命相对立是片面的。改良与改良主义的区别要看是否发生社会形态根本改变这一本质。如果把社会革命等同于暴力革命这一种形式,必然会导致改良主义概念的误用。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即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形态的飞跃,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过去式”和“进行时”的历史时期,当前的现状只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反复性”,是全面市场化、私有化、殖民化造成重大“失误”和“灾难”后果的延续和纠正的冲突,是资本主义局部“复辟”后的重新“回归”,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建和探索。当前政治斗争绝对不是基于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引起生产关系变革的要求,并进而导致社会形态发生质变的社会革命。即使就其深度和广度是一场“革命”而言,如果革命的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的条件下,也不能称为社会革命。因这革命的客观条件不是革命者的主观愿望和觉悟程度决定的。马克思讲“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社会革命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根本没有是否是改良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前提“改良主义”是一个伪命题。

三、“先破后立”其实不如“先立后破”或“边拉边打”。

  经典作家反对“改良主义”是有特定所反指的。一般多集中在十月革命发生的前夜,如列宁写的:《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是一九一三年九月十二日。“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但坚决反对认为改良就是一切的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它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即承认在统治阶级仍然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为争取改善劳动者状况的斗争。但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又坚决反对直接间接地把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局限于改良范围内的改良主义者。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因为只要资本的统治还存在,尽管实行个别改良,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七二页。讲改良主义针对都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的历史条件来说的,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产生这种历史状况而说的。一旦通过暴力革命掌握政权,改良主义被历史丢进垃圾堆。既使如此,社会主义者也不应该拒绝一切有益的改良。

  在夺取政要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问题就是“修正主义”而不是改良主义。而位卑未敢忘忧国同志正是以“修正主义”破题,指出:我们的执政党、我们的政权性质、社会性质。因执政党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已经发生了质变,就是一个名称而已。认为“共产党已经就成资产阶级政党”,“政权已经不再代表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全党上下都意识到当前存在亡党亡国严重危机。执政党中出现了在大量的官僚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和国外垄断势力在某些领域已经取得或占据优势地位。但是这些势力并没有取得“合法正统”地位,腐败和汉奸卖国行为更没有得到广大党员群众的心理和情感上的认同,他们既使获得暂时、局部的“优势或胜利”,但事实上正是他们的倒行逆施,在酝酿更大的危机,使健康力量日益积聚,更广泛的正义之士日趋觉醒。而位卑未敢忘忧国同志把这种暂时局部的质变,当作党性质,政权性质根本质变,是一种以片概全。 其根源于对当前社会现象采取悲观失望的情绪。这种情绪虽然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不能被情所迷。一个共产党员,仅有忧国之心是不够的,还要有高度的政治理性。连洗澡水和婴儿一块倒掉的做法是错误的。张宏良从历史高度得出毛泽东时代“政治遗产”是先进的、正确的观点比较符合政治理性,而在具体实践过程或某些制度“只是其功能和性质发生了变化”的判断既是有理论上的依据,也符合我们的价值追求。尤其是当前普世价值污蔑我们政治制度,进行反华反共的大合唱,另外有些人企图用两党制的宪政使其不当得利合法化的历史背景下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推动党内的“改良”之路,既使不是“最优”选择,也是次优选择。先破后立,固然痛快,但实在是毒药而不是良方。其实是一种盲动主义或冒进主义。

四、把党内健康力量片面理解为“权力核心层“,潜意识还是英雄史观。

张宏良同志讲到党内健康力量的时候,从来没有仅限定在所谓的权力核心层。骆玉涛同志对党内健康力量的表述也是全面的。骆玉涛在《牢牢把握好舆论斗争的大方向》中也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中有些领导者及其红二代的一些积极作为,包括央视在黄金段时间隆重播出革命题材电视剧《毛岸英》;还包括部分已经离退休的老革命老干部们的频繁活动,比如,最近,在一批老同志努力下与一批红色力量合作推出了《东方红》网站。当然,更早一些影响更大的是重庆市在薄熙来同志领导下的一系列战略举措。”促使了“国内向毛泽东之路回归的某些朕兆”。张宏良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中也讲到:“从十七大思想理论上的转变,到金融危机后发展方式的转变,再到以重庆模式为代表的探索和突破,期间,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政府到学界,从蓝领到白领,从城市到农村,从内地到海外,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老中青三代,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有关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的生死斗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阶级和政治的生死搏杀,特别是遍布大江南北的唱红歌所掀起的红色大潮,更是展示了人民大众排山倒海的伟大力量,奠定了社会主义复兴运动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正是由于各条战线上各个领域中左翼爱国力量不屈不挠的坚持斗争,才推动了党和国家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转变。”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复兴运动是全方面的左翼群众共同作用的结果。到处给大学生演讲的张宏良怎么是只走“上层路线”的改良主义者呢?,我们对张宏良是不是应该既听其实,更看其行呢?

五、对“重庆模式”求全责备是对待新生事物的正确态度吗?

  位卑未敢忘忧国讲“对重庆模式,我们第一是要肯定,但是肯定不等于不能批评、不能质疑、不能指出其目前的局限性。”并说骆玉涛“把薄熙来在重庆的举措比作毛泽东在井冈山开辟的红色根据地,而且说这个比喻有充分根据。”是错误的。大家知道,“重庆模式”就是一个探索中的经验总结,重庆模式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与深圳模式不同的一种积极的试验。所讲的“重庆模式”,从广义的讲,特指中共十七大以后的200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主政重庆后,重庆市委、市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重庆直辖以来发展的基础上,施行的一系列“新政”,从而形成的一套经济、政治、文化、(狭义)社会与生态发展的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发展路径。我们认为,“重庆模式”不但是一种与沿海的外向型模式有别的内需型发展新模式,一种与沿海的“两头在外”模式有别的“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适合内陆大开放的加工贸易新模式,一种国企改革与发展乃至整个所有制结构优化的新模式,一种有效解决民生问题尤其是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的新模式,一种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模式,一种净化人们的心灵、净化社会环境、净化生态环境的新模式,而且是以上所有这些“模式”的总体叠加、系统综合。概括地说,这是一个很有成效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能实现有效结合的具体模式、一个很有成效的科学发展的具体模式。(参见:苏伟杨帆 刘士文),如果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来看,重庆模式是一个值得提倡的模式,其进步意义不言而喻。在一些细节上纠缠不清,对类比方法是否恰当是不妥的。反对重庆模式的同志错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这样,他们是这样的逻辑:即使一个坏人,如果他曾做了些的好事,如果我们给他很高的“盛誉”或进行了“拔高式”的“鼓励”或“表扬”。这同志就指责说,你上当了,是傻瓜。这个坏人动机不良。如果这个坏人要是高官,那更不得了,就是替官僚当吹鼓手,甘愿当“资产阶级的奴才”。能为喊出“民生也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的人摇旗呐喊有何不对。鲁迅还曾讲过:“横眉冷对千夫指,伏手甘为儒子牛”。不能把支持重庆模式的张宏良及其他支持者,当作向权贵摇尾乞铃,示好投机的“改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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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无畏 于 2011-1-20 01:43 编辑 ]

我观察这个虚舟也很久了,此人是张的狂热支持者,发表过多篇为张辩护的文章。

好贴,正反对照,,立场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