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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enpixian.cn/zz.php 可参考的有：《赣粤边三年游击战》，《苏中解放区十年》
第一章 转 折
一
1934年10月，在赣南，正是秋高气爽、桂子飘香时节。可是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却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而失败了。红军主力被迫作战略转移。悲壮的气氛弥漫于中央苏区。
对于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是在非常匆忙中作出决定的。作出之后，既没有向领导干部说明情况，更没有向广大指战员和群众作好动员。相反地，他们以所谓军事上要保密，强调要等红军主力渡过赣江，进入白区以后，才准许宣布红军主力转移的消息。因此，红军主力为什么要转移?何日出动?将去何方?是否很快就会回来?红军主力走了以后，中央苏区将怎么办?这些人人深切关注的问题，却谁也不知道，大家都被闷在鼓里。甚至当时身为江西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同志，也不知道。
陈毅是1934年8月28日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兴国战役中因坐骨中弹受伤一直住在医院里的。他的坐骨碎片，如不开刀取出来，伤就难以治好。医院里虽然是有爱克斯光机的，却没有电，照不成片子就开不了刀。他住院已一个多月，这问题还解决不了。
10月9日，中央军委周恩来主席到医院探望陈毅同志。他来到陈毅的病床前，并告诉他：红军主力就要走了。中央决定让项英和你们一些同志，留下来坚持斗争。要你留下来是因为你能打仗，懂得军事，可以帮助项英。而且你伤势未愈，不能远征。现在你的伤到底怎么样了?他这样问。这才发现陈毅需要拍爱克斯光的片子，但没有电，不能拍。恩来同志立即派人去把电台的一架发电机抬到医院里来。那架已经包装好准备随军长征的爱克斯光机器，也重新解开，马上发电，由医生拍了照片。看清了碎骨部位，当场给陈毅做了手术。
就在探望中，周恩来给陈毅讲了中央的决定：
中央苏区设立党的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由项英同志担任中央分局书记，陈毅同志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
10月10日晨，中央红军主力的指战员们，含着热泪，依依不舍地告别红色的土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留下的同志们，和长征的战友互道珍重，挥手告别。中央苏区的群众，夹道送别亲人，千叮万嘱，热泪沾襟。
10月12日那天，阴霾满空，炮声隆隆，陈毅半躺在病床上，心情异常地焦急。正好项英派来了担架，即刻把他接回机关。项英给他传达了中央的部署。当时留下来的红军，计有：中央苏区军区直接指挥的第二十四师和独立三团、七团、十一团；江西军区的一、二、三、四团；赣南军区的六团；闽西军区的三个团；加上各县独立营，共有武装力量约三万人；主力和基干部队集结在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依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这里已经划定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坚持的阵地。中央给中央分局规定的任务是：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在中央苏区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使侵占中央苏区的敌人无法稳定其统治，并准备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攻。
当时，蒋介石召开了南北将领会议，调动了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主力红军；另以十余万大军包围中央苏区，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瞬息之间，黑云压境，大风暴随时可能袭来。
陈毅听了项英的传达及敌我双方态势的介绍，心情很沉重。他认为，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要清醒地承认反革命力量暂时是强大的，要看到革命低潮的到来。他强调说：“失败就是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失败或少失败些，现在要赶快部署打游击。”
项英对形势的估计，受“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影响较大。他认为，红军主力长征后，能在湘西连续打几个大胜仗，建立新的苏区，大部分敌人将会被吸引到那里去。等待红军主力回师，我们就能粉碎敌人的进攻，恢复已失去的中央苏区。事后看来，这个估量是不正确的。1937年项英在回顾红军主力长征后的这段经历时说：“当时另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若红军主力不能在湘西立脚或进行反攻不利时，就不能吸引大部分敌人离开中央苏区。”他说：“我当时对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后一种可能性，没有估计到即或估计也是非常不够的。”
由于对整个斗争形势的严酷性估计不足，项英把工作发展重心寄托在红军主力方面，而不是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那时，他虽然已放弃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坚持的那一套阵地防御战，放弃了短促突击战术，但是，在总的方面仍然是采取大兵团作战方针，以期红军主力回师，配合反攻。因此，采取各种措施来充实红军第二十四师，对地方游击战的发动反而不重视，将其置于次要地位。
陈毅则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蒋介石的兵力大大超过我们。他用一部分兵力去追堵主力红军，而以另一部分兵力留在这里对付我们。我们不能依赖红军主力，应当独立自主，作坚持斗争的打算。因此，应迅速把干部和部队分散，开展广泛灵活的游击战争。他说：“红军二十四师和游击队应立即分散到中央苏区各个地方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可以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力量。高级干部如瞿秋白、陈正人、周以栗等都有病，还有一些不能走的知名人士，最好让他们穿上便衣，到白区去隐蔽起来。坚持打游击，他们是吃不消的。”
当时我只有十九岁，原任闽赣省军政委员会团代表，不久前才回到中央苏区，任共青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兼儿童局书记；接着，又调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当时共青团也称“少共”)，同志们亲切地叫我“阿丕”。本来我以为会跟红军主力长征的，没想到领导要我留下来。当时只知道项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至于陈毅，我看见过，他说话豪爽，待人诚恳，可亲可敬。他们对形势的估量和对斗争的部署，我都是事后才知道。不过，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我感到陈毅看形势比较客观，他的意见也比较切合实际。比如他主张让一些知名人士到白区隐蔽起来，我就有同感。记得1935年新年时在中央分局驻地，我看到了瞿秋白同志，他当时身患疾病，脸色很不好，还有些浮肿，正在自己动手煮稀饭、煮鸡蛋。柴草很湿，满屋是烟，他不断地咳嗽着。当时我感到十分惆怅，像他那样的身体，怎能坚持打游击呢?
项英是中央分局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区司令员，重大问题最后由他决定，他没有及时采纳陈毅的意见。那时，国民党的军队，因为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吃过苦头，被我们打怕了，一时摸不清我们的虚实，不敢贸然向中央苏区急进。加上他们对红军主力的转移，曾作过种种判断，担心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因此，敌人仍然用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战法，步步为营，小心翼翼地试探前进。这个时机对我们是很有利的，完全可以加以利用，实行分散打游击的转变。
可惜，这个时机被错过了。而且当时由于强调军事上保密，没有及时对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作好政治动员，讲明斗争的形势，指出斗争的前途，坚定斗争的信心，因此，在干部和群众中相当浓厚地存在着盲目乐观情绪，不晓得面临的局面多么严重。有些同志根据以往的经验，天真地以为红军主力过不了一两个月就会带着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凯旋。“工农剧社”的演员，还天天忙着创作、排练，准备演出，庆祝胜利。他们操琴、练歌，唱的是“胜利的号炮”(这是歌词中的一句重句)。那时，我们还参加过“工农剧社”的晚会，有民歌、独唱、舞蹈和话剧。天下着雨，群众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看演出，真是一派“升平气象”!
[ 本帖最后由 classwar 于 2010-12-26 00:5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