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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决定。
（一）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二）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凡无成绩者，都是没有采用此种方法。一九四三年的整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号召（全年整风计划）外，必须在自己机关中和附近机关、学校、部队中，选择二、三单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中若干个（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思想特点、学习勤惰和工作优劣，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具体地解决各该单位的实际问题，借以取得经验。一机关、一学校、一部队内部也有若干单位，该机关、该学校、该部队的领导人员也须这样去做。这又是领导人员指导和学习相结合的方法。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
（三）一九四二年的整风经验又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个条件的第九条中所说建立领导核心问题⑴，我们应该应用到一切大小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和农村中去。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⑵。无论是执行战争、生产、教育（包括整风）等中心任务，或是执行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除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以外，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四）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五）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在组织中在斗争行动中发生正确关系的思想，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思想，在领导意见见之实行时要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互相结合的思想，都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普遍地加以宣传，借以纠正干部中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这次整风，必须纠正这些缺点，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学会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并在以后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
（六）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同志们在这次整风中应该这样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应该这样去做。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去做而得到的。
（七）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例如审查干部，如果仅仅由组织部这个领导机关的少数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好；如果通过某一机关或某一学校的行政负责人，推动该机关该学校的许多人员、许多学生，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全体学生都参加审查，而上级组织部的领导人员则正确地指导这种审查，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审查干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完满地达到。
（八）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九）领导方法问题上的各个细节问题，这里不一一说到，希望各地同志根据这里所说的原则方针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一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
有两个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没有着重注意，我觉得应该提出来说一说。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曾经看见这样的情形：他们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比如以前有一个时期，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汀州市群众的问题是没有柴烧，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买，有些群众没有房子住，那里缺米，米价又贵。这些是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十分盼望我们帮助他们去解决。但是汀州市政府一点也不讨论。所以，那时，汀州市工农代表会议改选了以后，一百多个代表，因为几次会都只讨论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完全不理群众生活，后来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议也召集不成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绩。这是一种情形。
同志们，送给你们的两个模范乡的小册子，你们大概看到了吧。那里是相反的情形。江西的长冈乡⑴，福建的才溪乡⑵，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⑶，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公债也销得很多，长冈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五千四百块钱公债。其他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什么理由呢？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⑷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他们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绝对的不相同。我们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他们的战争动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吗？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⑸，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
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不注意扩大红军的领导，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其他如查田工作⑹、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新区边区的工作，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同样，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他，如福建的上杭、长汀、永定等县的一些地方，赣南的西江等处地方，湘赣边区的茶陵、永新、吉安等县的一些地方，湘鄂赣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以及江西还有许多县里的区乡，加上瑞金直属县，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
一切我们领导的地方，无疑有不少的积极干部，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很好的工作同志。这些同志负担着一种责任，就是应该帮助那些工作薄弱的地方，帮助那些还不善于工作的同志们作好工作。我们是在伟大的革命的战争面前，我们要冲破敌人的大规模的“围剿”，我们要把革命推广到全国去。全体革命工作人员负担着绝大的责任。大会以后，我们一定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前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我们占据了这些阵地，我们就能从这些阵地出发去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
长冈乡调查[1]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一切苏维埃工作的实际执行都在乡苏与市苏[2]，这是人人了解的，但乡苏、市苏应该怎么样进行他们的工作，却有很多人不了解。而不了解乡苏与市苏的工作，简直就不能真正领导苏维埃工作，就不能真正去解决“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这个问题。现在上级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我们遇得到这样的情形:发得出很多的命令与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同志们!这是不行的，这是官僚主义，这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
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了，从扩大红军到修桥筑路的许多计划也发布了，问题是怎样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异常紧张的革命战争，要求我们迅速地普遍地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
现在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机关中，发生了敷衍塞责或者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这些苏维埃同群众的关系十分不好，大大障碍了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执行。另一方面，无数的下级苏维埃工作同志，又在许多地方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很好的方法，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上级苏维埃人员的一种责任，就在把这些好的经验收集整理起来，传播到广大区域中去。这样的工作，现在应该立即在各省各县实行起来。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
这里收集的长冈乡的经验，限于时间与报告人的材料，仅是他们若干项主要工作的概略的总结。但这种总结已足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已足使我们郑重称赞他们的工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因为他们与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工作收得了很大的成效。发扬这些经验，收集更多的经验，供给一切落后的乡苏、市苏以具体的榜样，使他们的工作提高到先进乡苏、市苏的地位，团结千百万群众于苏维埃的周围，争取一切苏维埃工作适合于粉碎敌人“围剿”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政治区划及户口
长冈乡属于江西省兴国县之上社区，是从本区榔木乡划出来的。
上社区工作的等第:长冈、榔木第一，杨澄第二，合富、秀水、塘石第三，仁田、上社第四。
长冈乡分为长冈、塘背、新溪、泗网四村。
户口:
一、全乡四百三十七家，一千七百八十五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在乡一千四百六十五(短夫及区乡工作人员在内)。在乡人口中，中农贫农一千二百八十六，工人、雇农、苦力一百零二，地主富农七十七。
二、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当红军，八十；
一九三三年当红军一百三十九。
在游击营，七；
调县以上工作，三十四；
调后方医院工作，二十四；
调当长期夫子，三十六；
共三百二十。
三、地主富农:
原有地主二家，五人；
原有富农十一家，七十二人；
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与工农结婚的，六人。
从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担六斗，没有查出别的富农地主。
代表会议
一 会议情形
议事日程经常是:(1)开会，(2)报告，(3)讨论，(4)其他，(5)散会。拿纸写好贴起来。每次讨论的具体问题，则只主席自己开在纸上，不贴起。“报告”，首先主席报告开会理由，讲二三十句。接着区苏的“参加同志”报告(差不多每次都有区苏的人参加:部员来的多，十次有五六次；部长来的少，十次有二三次；主席、副主席不常来，十次只有一次)，内容是政治形势与工作情形。“参加同志”没有说到的，主席与支书补充。“讨论”，均是具体问题，例如十一月八日开的一次会议，讨论了下列各项:
(一)军事动员。又分为:1、扩大红军。长冈村代表答应扩大五人，塘背村代表答应四人，新溪村代表答应三人，泗网村代表答应三人，共十五人，限十一月三十日做到。2、优待红属。决定要模范耕田队与劳动互助社一齐动员。3、归队运动。本乡有七个开小差的，决定要宣传队(乡的，村的)、突击队(红军老婆组织的)进行工作。4、慰劳红军。每村答应毛巾四条；黄麻草鞋与布草鞋，长冈答应一百一十双，塘背一百双，新溪九十双，泗网一百双。
(二)经济动员。又分为:1、经济公债。本乡承认销五千四百五十六元，收到了谷子八百二十二担，值四千一百一十元，又收到现洋一百二十七元，共收了四千二百三十七元，尚差一千二百一十九元没有收齐，决定要各代表“拿出精神来”做宣传，限十一月二十五日收齐。2、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过去只区有，现在乡组织支社，还只集股一百零几元，但群众已承认了三百五十元，决定要各代表进行收集的宣传，宣传队也要出发。3、节省运动。决定多种蔬菜以备春荒，把谷米节省起来。
(三)修整河堤道路。决定限十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十天内，修好通江背洞之六里长的大路，修六尺宽。修好后再修他路，四尺宽。选举筹备员五人，于路修好后修那个一丈宽被水冲坏了的河堤。至于那座大木桥，则与榔木乡合修。
(四)“拥护区苏”。为了对第三次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十一月十二日的开会表示全乡群众的拥护，决定赠送红匾一幅，一尺四寸红布，写四个字。十二日复动员全乡群众十分之九整队去区苏，要打爆竹。(结果群众去了十分之八，打了五六千爆竹，都是群众自己买了去打的。)
后二项是放在“其他”一项议程内讨论的。此次讨论的各问题，都是选举大会中选民的提案交乡苏讨论者。
二 检查制度
两次代表会议之中，一次是讨论问题的，另一次是检查工作的。
每次检查工作的会议之前，各村值日代表召集所属代表开检查会，由值日代表以其结果在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报告后，讨论未曾做到的及做得不好的如何做到及改正。
此办法开始于榔木乡，长冈从榔木划出之后采用这个办法，后来杨澄乡也采用了。最近区苏召集了一个全区工作检查会议，要各乡都采用。
三 值日代表
各村代表数:
长冈村，五百多人(分田时人数)，十四个代表。
塘背村，四百九十多人，十四个代表。
新溪村，三百多人，十三个代表。
泗网村，四百多人，十四个代表。
各村工作等第:长冈第一，塘背第二，新溪第三，泗网第四。
每村一个“值日代表”，轮流充当，每人每次值十天，九月起实行的。九月前是“代表主任”制，指定一人专任。行了两年后，以主任制有缺点，责归一人，余人不便练习工作，轮流则免此弊。但值日制(实是值旬)也有缺点，代表弱的不能领导一村。
四 常委会
苏维埃成立以来即有常委会。
主席、副主席、文书、中共支书、少共支书，共五人。必要时，值日代表参加。
五 代表领导居民
每个代表管居民二十几人至五十几人不等，如长冈村的代表李求应，他就是管五十多人的。
每个代表手中有一个居民册，册上分为男成年、女成年，男少队(可当长夫)、女少队(可当短夫)，男儿童、女儿童。男成年中又分为在赤卫军的(可当长夫)与不在赤卫军的(可当短夫)，女成年中也分为在赤卫军的(可当短夫)与不在赤卫军的(可优待红属)。
六 代表的变动
没有新划行政区时的榔木乡(七村，三千人)，去年十一月选举代表七十多人，候补代表十一人，共八十多人。其中女代表十六个，男代表六十多个。到今年十一月一日改选时，原选男代表只剩下五个，多数当红军去了，少数调动了工作，红五月一次就去了二十九个。每一代表去时，先天召集所管群众选举一人，名曰“代理代表”。
七 代表的政治表现
最好的百分之六十。
中等的百分之三十五。
最差的百分之五(四个)。
这四个最差的是两男两女，很笨，又不积极，十次会只到四次，到了也不听事，更不发言。对群众态度“粗”，群众不喜欢这四人。七月把他们改选了。
八 女代表
十六个中:
最好的八个，寻工作做，又做得好。
中等的六个，不知寻工作做，交给工作就做，做不很好，要人帮助。
最差的两个，交给工作也不做。
长冈乡代表会议有许多好的创造，如常委会、值日代表、代表领导居民、检查制度等，都是别地可学习的。但常委会应改为主席团(大乡七人，小乡五人)；值日代表应改为代表主任，择最好的代表一个月或两个月一任，十天一换太频繁了。会议讨论的问题也很实际，但那个空洞的五条议事日程应取消，为什么不把那张开列了具体问题的单子贴出来呢?长冈乡的检查制度是很好的，工作的完全执行与争取速度，依靠这种办法。最坏的代表应早些撤换，八个月后才改选，太迟了。代表调动了工作，即刻补选是对的，但不应称为“代理代表”。
此次选举
一 选举委员会
九人:中共支书，中共妇女干事，雇农支部长[3]，手工支部长[4]，贫农团主任及另一人，大队长，乡代表二人。支书为主任。九月组织的。
县苏原定九月底选举，两次改期，第二次决定十一月初。
二 选举宣传
讲过去阶级未分清楚，现分清了，故要选举。还讲了为打破“围剿”，为检阅工作使之更进步，故要选举。
三 选民登记
四村各造册，由代表负责登记所管居民，交于选举委员会发榜公布:有选举权的一张，十六岁以下无选举权的一张，地主富农等无选举权的一张，前二张红，后一张白。四村及乡苏门外各贴这样的三张。选民册九月本已造好，但把工人家属不算作工人成分，上月改正过来，重新公布。对于工、农选举代表标准的分别，群众中有生疑问者。正确了解“工人领导”这个问题[5]的，全乡不足十分之一。
四 选举单位
四村每村一选举单位，另一工人单位。
五 工作报告
分两天开选民会(十月十九、二十两天)，第一天两个村，第二天两个村。
主席到长冈、塘背两村报告，分两天出席。副主席(支书兼)到新溪、泗网两村报告，也分两天。报告分军事动员、经济建设、其他工作，共三项。
报告后，选举候选名单。也曾提出要到会群众批评乡苏工作，但无批评者。
六 候选名单
十月十九日支部干事会开会，各村都有人到(共到十一人)。按照各村工农人数比例，拟定一张五十五人的名单，恰如应选代表之数。然后提交各村党的小组会、工会、贫农团去讨论，由各小组党员在作工作报告的选民大会上起来提议，经大会通过，省去了选委准备名单的手续。
名单公布，四村及乡苏门外各贴一张。
公布后三天即选举。
七 选举大会
时间:十一月四日。
工人在乡苏开会，到了百分之九十，余是病的，未到。农民分四村开会，到了百分之九十三。上午开会，选民进门签一“到”字于写好了自己名字的一张表上(表二十四格，县苏印发，写二十四个选民的名字)。一人守门，门外有小孩子看，也有进来的。地主富农知道没有份，无来者。
程序:选举委员报告，乡苏主席报告，区苏参加同志报告，问选民有意见没有(没有)，依候选名单逐名介绍、表决(无否决者)，讨论提案(有人提议全乡十六岁到四十五岁无疾病者全体上前线，多数通过。此外，如十一月八日代表会议所讨论的“军事”、“经济”、“堤路”各案，都是此次选举大会提议的)。
上午十时到齐开会，下午四时散会，“精神很好”。
八 代表的政治表现
五十五个代表中，最积极的三十六个，中等的十九个，最差的尚未发现。
各代表中，老代表连选连任占十分之六(三十多个)，新当选的十分之四。
九 选举后的代表会议
选举后第二天(十一月五日)上午，开第一次代表会议，选举主席、副主席、文书，选举出席区大会的代表(十人)。区苏有三个同志参加这次会。第四天(十一月八日)，开第二次会议，讨论选举大会的提案(见前)。
长冈乡此次选举的缺点:(1)宣传没有指出，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权，选举苏维埃代表是群众最重要的权利。(2)候选名单人数恰如应选人数，没有比应选人数增加一倍，因此群众对于候选名单没有批评。选举委员会在组织候选名单问题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只有党的活动。(3)工作报告会议上没有尽力发动群众对乡苏工作的批评。除了这些缺点之外，其余都是成功的。
乡苏下的委员会
以下是群众团体。
分村、乡两级。村五人，主任即为乡之委员。乡五人的多，因村有委员会，但七人、九人、十一人的也有。
一 扩大红军委员会
七人，内三人是代表。讨论“扩大”、“优待”、“慰劳”、“欢迎”。
慰劳队(七人，有队长，内四人是代表，一男三女，其他三人一男二女)挑着花生、豆子、蔬菜、草鞋去医院，去县城，有一次去黄陂小布，慰劳红军。
二 土地委员会
七人。九月查田运动[6]时还开了几次会，对前月查出的三十六担田加以处理。后来没有开会了。
应改为农事试验场管理委员会，场内附设农产品展览所。
三 土地登记委员会
五人，每村一人，主任常驻。七月组织的，做了两个月，登记完毕，取消主任的伙食。
办法:到各村问各代表，登记起来。代表不晓得的，便到那家去问。八月不明表格内容，登记不完备，延长一个月，登记好了。
四 山林委员会
五人，主任外，每村一人。管种植、保护。
种了些树，山坏，不发达，应种在河旁、路近、屋边。
私山如砍树多，要问过山林委员，少则不问，没有规定尺寸。
五 建设委员会
五人。指挥“水利”、“桥梁”两委员会。
六 水利委员会
五人，主任外，每村一人。
七 桥梁委员会
五人。管桥路之修理。应称桥路委员会。
八 国有财产委员会
五人。虽有，不了解做什么工作。
九 仓库保管委员会
三人。管公债谷及红军公田谷之保存。
备荒仓亦归它管，将没收的三十六担田的谷拿来备荒，共十多担。
十 没收委员会
三人。管罚款、捐款。
九月起罚地主九元，捐富农二百二十五元(十一家，多的捐四十余元，少的十元)。
过去把富农田地、山林、房屋、耕牛、农具一概没收了，只分了些坏田、破屋给他们，没有分山。现富农耕牛、农具需向人租。富农的现款过去“罚”的也有，现在“罚”的也有，无所谓捐。现在富农家况比雇农差。
(应该指出:长冈乡对富农的政策是错误的。)
十一 查田委员会
九人。现没有了。
十二 教育委员会
九人。
十三 卫生委员会
五人。四月组织的。
十四 防空防毒委员会
五人。十月组织的。开了四五次会。
十五 筹备委员会
为开纪念会而设。
长冈乡的村委员会(许多的委员会在村都有)，使苏维埃联结了更广大的群众，这是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因为村有了五人的委员会，乡的委员会许多也只要五个人就行了，而乡的每个委员会的五个人，其中四个就是四个村委员会的主任，这样把工作组成了网，对于乡代表会议的工作的帮助是极大的。但长冈乡同志把这些委员会看做如同工会、贫农团等一样的群众团体，而不知其是苏维埃组织的一部分，这是不妥当的。其中建设委员会可取消。土地委员会在兴国这种土地斗争深入了的地方，应改为农事试验场委员会。此外应增加“粮食”、“户口”、“工农检察”、“赤色戒严”等几个委员会。这些，在中央政府颁布的地方苏维埃组织法上面，已经规定了。
地方部队
一 编制
(一)男赤卫军一排
二十四岁至四十五岁。此年龄内的男子，全乡共六十六人，除主席、文书两人及重病残废等未编入的二十人外，全部编入，计四十六人。
排长、副排长各一，班长、副班长各六。旗一面。
(二)女赤卫军一连
年龄同前。此年龄内女子，全乡共二百四十六人(超过男子二倍多)，除病残的二十六人外，一律编入，共二百二十人。
连长、副连长、政治指导员各一，排长、副排长各三，班长、副班长各九，均女子。旗一面。
(三)少队一大队
男女合编。十六至二十三岁的，全乡男二十一名，女八十名(四倍于男)，共一百零一名，除病残(风脚等)十五名未编入外，一律编入，共八十六名。
大队长、副大队长各一。下分男的一排，女的两排，各有排长、副排长。
二 训练
(一)排操
村为单位，每月两次，赤、少分开，男女合操。
教练人:长冈女副连长，塘背女连长，少队的是一个女子、三个男子。操目:立正，稍息，左右转，插当子，正步，跑步(女子少)，散兵，野外(三四里远)。
武器:多数梭镖，少数木枪。
政治课:先操后讲，讲者政治指导员。讲革命形势、帝国主义、赤军任务等，无一定教材，“随便讲一下子”。
时间:下午，大约二时至六时，操二点半，讲一点半。
到操:平均能到十分之七。
(二)连操
乡为单位，每月十五日一次。
操目:各排操法，看哪排好，检阅排操的成绩。
政治课:操完，指导员讲政治形势。
时间:下午四个钟头。现冬天天冷，又较闲，改上午。
三 勤务
(一)运输工作
男子当长夫(四十五岁以上未编入赤卫军的则当短夫)。
女子当短夫(挑出一部分去城内、高兴、茶岭等处)，还有救护(挑出一部分组织救护排，准备着，无工作)及洗衣(组织洗衣队，每村挑出十多名，无小孩累赘的，去筲箕窝的补充师及教导队洗了好几次，去茶岭洗了两三次)的勤务。
(二)晚上放哨
长冈、塘背、泗网共三个哨所，每夜一班，五人或六人一班，赤、少各派几人，轮流担任，班长或副班长负责。一人站哨，余人睡觉。问口令(答“老百姓”，讲出自己的名字，去何地，做何事，其实群众并不知口令)，查路条(别乡过路的)，未曾捉到什么坏人。
(三)白天检查
三个人负一天责任，一个赤军，一个少队，一个童团。有人过，一个看路条(童团)，一个盘问他(赤军或少队)。必要时送信。塘背哨所曾捉到四五个逃兵，送区。“老百姓”捉到一个无路条的(当他走山上小路过时)，别县人，凶得很，疑是侦探，送县。
(四)防空
本乡防空防毒委员会指导群众防空，注意下列各事:
飞机来了不要乱跑。
挖防空洞，可以几家合挖一个，在做，尚未做好。
遇毒瓦斯用手巾封鼻。演习野营的回来说，用木炭屑装巾封鼻。
每村一个号炮所，都设好了。每所两个专人负责，一人外出必一人在家，司放号炮。
一切青年壮年的劳动群众都应组织到赤卫军或少先队中去，并且加以好的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一方面保卫地方，一方面准备上前线，这是苏维埃在国内战争中的重要任务。长冈乡在这一个方面也是成功的。
群众生活
一 今年碰着饥荒
今春莳田前，竟有百分之八十的群众缺粮，要向东固、沙村、富田、水南等很远地方办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平均整差一个月粮，每人每年需谷五担，月计四斗。全乡一千五百人的百分之八十为一千二百人，一个月粮计四百八十担，都从远地办来解决了，无饿饭的。
二 明年则不怕
今年春耕虽好，因虫害秋收不好，只等于去年的收成。但(一)秋耕好，番薯、豆子均比去年增加四成；(二)冬耕又加种蔬菜、胡豆、雪豆与油菜；(三)去年秋收后群众曾把谷子大批卖给商人，每担价仅二千八百文，不足一元，固然需要钱用，抓紧些少粜出点是可以的，但没有注意到，今年开了全县的会，议定非四元不卖给商人，并应少卖；(四)去年秋收后供猪供鸡鸭浪费许多，今年供的少了；(五)去年一、二两期公债，买两元需费去二担半谷，今年经济建设公债，买十元还只需交谷二担，——因此可保证明春不荒。
三 油有多余
花生比去年好，可打油。家家多少分了一点木梓岭[7]，又有些木油[8]。油不少，还有多余。
四 豆子可以换盐，但食盐量大减
今年豆子收成好(水匀，去年则几全受水害)，豆价也好(去年每担九元，今年十二元)，可交换全乡食盐百分之六十。其余百分之四十的盐，可以多余的油(油多百分之三十)去交换。
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需盐四钱(月十二两)，今年七月减少一半只二钱(月六两)，十一月三钱多一点(月约十两)。群众食酸菜水，说与放盐差不多。(这是国民党的罪恶，冲破封锁才有盐吃。)
五 吃肉，贫农增一倍，工人增二倍
供猪的人家约百分之八十五，不能供的约百分之十五。平均每家每年猪卖出约值二十元，买进猪肉约十二元，余八元。但在暴动前平均每年每家只能买进猪肉约十元。以阶级分:暴动前中农买进猪肉约十二元，贫农约六元，工人约四元，现在差不多都有十二元(其中一部分人无此数)。过去不说逢圩，即过年过节也吃不到多少肉。现在不说过年过节，每次逢圩大家都要买点肉吃了。
六 鸡鸭多数自己吃，过去则多数卖出
七 生活好起来，柴火少出卖
柴火本地不缺。过去挑柴火去城里卖的多，现少了百分之三十，因有许多人不需卖它了。
八 衣增一倍
衣服一切算在内，平均每人每年需新制一套单衣裤。中农过去、现在无甚改变。贫农、工人则现在较过去改良了一倍，比如现在制二元衣服，过去则只能制一元。
九 雇农的生活改良了
雇农全乡约二十二家，十分之六比最贫的贫农要好些了，因为分了东西。本乡地主只二家，没收了富农的(十二家)不少，从城市又分了好些来。十分之四则同于贫农。
十 中农尚留在原地位
一般说来，中农生活与过去差不多。(苏维埃应该注意中农生活的改良。)
十一 市价
(甲)农产:
谷——暴动前秋收后每担(九十斤)三元，暴动后一元，去年秋后一元，今春九元，今秋后三元，十一月四元七角。
花生——暴动前秋后每担(一百斤)三元，暴动后三元，去秋后三元，今秋后三元五角。
番薯一—暴动前秋后每担(一百斤)一千文，去秋后一千三百文，今秋后一千二百文。
豆子——暴动前秋后每担(一百斤)七元，去秋后十元五角，今秋后十二元。
猪——暴动前每斤六百五十文，去秋后九百文，今春七百五十文，今秋后八百六十文。
鸡——暴动前每斤七百五十文，去年九百文，今年一千二百文。
鸭——暴动前每斤五百文，去年七百文，今年七百五十文。
鸡蛋——暴动前每个二十五文，去年及今年均四十文。
鸭蛋——暴动前每个三十文，去年及今年均五十文。
柴——暴动前片柴每斤八文，去年十文，今年十二文。
木油——暴动前每斤六百文(每元五斤半)，去年九百二十文(每元三斤半)，今春至秋每三斤一元，十一月二斤十二两一元，因能出口。
花生油——暴动前每七斤一元，去年三斤半一元，今年十一月三斤一元。
小柑子——暴动前每二十八斤一元，去年十九斤一元，今年十五斤一元。
(乙)外货:
盐——暴动前每七斤一元，一九三一年三月每一斤一元，去年每三斤半一元，今夏每一斤大洋一元，纸洋二元，十一月每一斤十二两大洋一元，每一斤四两纸洋一元。
布——暴动前中等蓝布每尺一百五十文，去年二百五十文，今春三百文，十一月三百八十文。
洋火——暴动前每盒四十文，去年七十文，今夏一百八十文，十一月九十文。
洋油——暴动前每斤五百三十文，去年一千一百二十文，今年一千六百文。
十二 群众的休息与劳动
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因出外的多，乡间劳动力减少，群众的劳动强度还是同于暴动前，但劳动的意义不同了。
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应该明白:长冈乡在战争动员上的伟大成绩，是与他们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绩不可分离的。
劳动力的调剂与耕牛问题
一 模范耕田队
四村各一队，共约七十人，红军家属有劳动力者组织之，每队一个队长。队下分小队，比如长冈村模范队二十多人，分三小队，按住所接近，有三人的，有七人的。每小队管其附近几家或十几家，经常注意使这些人家的生产弄好。今年八月割禾时组织的，作用是调剂劳动力。
办法:劳动互助社帮红军家属耕田(不要工钱)，模范队则帮群众耕田(要工钱)。比如某个互助社社员正要帮红属耕田，而他自己家里的田又正待耕，模范队便派人帮他耕，或者代替他帮红属耕田，由他出工钱与模范队员，这样来调剂劳动力。因此模范队须与互助社取得密切的联系。
二 劳动互助社
四村每村一个，除红属外，凡有劳力的，十分之八都加入了。全乡社员三百多。
全乡人口中:
全劳动的百分之十(在全乡总人口中约占一百五十人)。
半劳动的百分之二十(约三百人)。
附带劳动的百分之三十五(约五百二十五人)。
无劳动的百分之三十(约四百五十人)。
前二项共约四百五十人，大部分加入互助社。
全乡出外的三百二十人(内二百二十六人当红军，九十四人做工作)中，除十几个人属于半劳动外，全部都是全劳动的，此数对于现留的全劳动一百五十人，为百分之六十八对三十二之比。劳动力的有组织的调剂，成为生产上的中心问题，因此群众热烈地欢迎劳动互助社。
互助社的工作是优待红属、社员互助与帮助孤老，均完全达到目的，红属的田一般耕得好。其办法如下:
优待红属:本乡红军家属，紧时平均每家每月须帮助约二十五个工，平时平均每家每月须帮助约十个工。群众劳力多的多帮助，少的少帮助，无的不帮，女人带了小孩子的也少帮。大概紧时全家有两个劳动力的须帮出十三四个工，一个劳动力的须帮出六七个工，半个劳动力的帮一工两工做轻便工作。应该帮这多而少帮了，则须算给工钱于多帮了的。比如紧时甲家每月本应帮红属七工但只帮了五工，乙家应帮七工而帮了九工，则甲家应算两个工的工钱给乙家。
社员互助:工数对除，少做了的，按工找算工钱于多做了的。
帮助孤老:只要吃饭，不要工钱。
以村为单位全盘计划生产，调剂人工。
每个月底清算一次，找出工钱(拿钱的多，物品抵的少，都能找清)。
工价:今年割禾分三等，最高八百文(如打禾)，其次六百四十文(如割禾、挑秆)，最低三百二十文(如拿禾、点豆)，七月间全乡社员大会议定的(此次到了上百人)。去年割禾工价，开头八百文，紧张时一千四百文为最高工价。
减低工资:雇农工会是赞成的，他们因为分了田更欠人工。劳动力多的也不反对，他们因为优待红属须帮工多。
互助社，委员五人，内主任、组织、宣传各一，受乡的秋收秋耕委员会指导。
劳动互助社在农业生产上伟大的作用，长冈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根据群众的意愿，以村为单位统筹生产，一切地方都可实行，特别在扩大红军数多的地方。必要时还可以乡为单位，甚至以区为单位统筹，上杭才溪区就是这样做的。耕田队可以合并到劳动互助社，使组织上统一起来。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动员女子参加生产。长冈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全部青年壮年七百三十三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去了三百二十人，在乡四百一十三人，其中男子只八十七人，女子竟占三百二十六人(一与四之比)，因此长冈乡的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长冈乡提出了“妇女学习犁耙”的口号，女子已是成群地进入生产战线中，这证明有组织地调剂人工与推动女子参加生产，是不可分离的任务。长冈乡扩大红军如此之多，生产不减少，反增加了，即因为他们把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了。
三 犁牛合作社
九月间开始组织的，每村一个，刚在进行，尚未弄好，入社的不多。五个人的委员会。
平均百家中有牛二十五头，全乡共有牛百一十头。
一家二牛的无。
在有牛人家中，一家一牛的占百分之五十(小牛多，十几元一头的)。
二家一牛的，百分之十五。
三家一牛及四家一牛的，百分之三十。
五家以上共一牛的，百分之五(有七家共一牛的，大水牛)。
无牛的百分之二十五，全乡四百三十七家，无牛的约一百零九家。犁牛合作社尚未讨论如何解决。
办到了禁止杀牛，牛老牛病应杀的，报告乡苏派人去看，准杀才杀，无敢故意弄死者。
在现时的农业技术条件下，耕牛的作用仅仅次于人工。根据瑞金石水乡(无牛的百分之三十)、兴国长冈乡(无牛的百分之二十五)、上杭才溪乡(无牛的百分之二十)三处的材料，可以知道农民中完全无牛的，平均要占百分之二十五，这是一个绝大的问题。解决方法，莫妙于领导群众组织犁牛合作社，共同集股买牛。办法是在自愿原则下(经过社员大会同意)，每家照分田数每担谷田出谷二升至三升。例如，长冈乡每人分田六担二斗，无牛的一百零九家，平均每家四人，共四百三十六人，分田共二千七百零三担，每担三升得谷八十一担，每担五元得钱四百零五元，以二十元买一牛计，得二十头。每牛耕田八十担，共可耕田一千六百担，对于二千七百零三担，已解决了一大半，明年再出两升，即可完全解决。而租牛每年每担谷田即须出牛租五升。这一办法是石水乡群众提出来的，他们已在实行。我们希望各地都能实行。这不但解决贫苦农民一大困难，对于增加农业生产更有大的意义。
公债的推销
公债发行委员会五人，每村另有一个主任。
乡主席到县到区开会认销五千元，后又加认四百五十六元，共五千四百五十六元。
乡主席回来召集代表会议，由各村代表承认本村的销数。
各村值日代表召集本村群众开大会。事先各代表及宣传队向群众做个别的宣传，届时领导群众来开会，讲明购买公债的意义。当场各代表及各团体的负责人首先认购，群众跟着认购，席上登记起来。
没有销完。
各代表及宣传队，对那些未买的及买得太少的，按家按户作宣传。“今年这样多”，有些群众不了解，便把去年谷价(买两元公债要拿出谷子两担半)、今年公债(买十元公债还只要拿出两担)比给他们听，把合作社利益(集了股的分两次红就过了股金的头，不曾集股的无份)讲给他们听，把敌人封锁与经济建设的意义讲给他们听。
再开全村大会，加销一部，尚未销完。
再做宣传。
开第三次全村大会，又加销一部，仍未销完，但所余不多了。
再做宣传。
开第四次全村大会，全部销完。
共销五千四百五十六元，全乡一千四百六十五人，平均每人买了三元七角多。最多的买了四十五元(一家)。买三十元的五十六家，二十元的很多。一二元的极少，只十家左右。五角的无。孤老等不买的也有十几家。“群众完全满意。”从开始至销完为时十五天。
长冈乡工作的特点，在于能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结果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任务，并且争取了最快的速度，推销公债不过一例。长冈乡五千余元公债的推销，全是在会场认购，全不按家去销，全是宣传鼓动，全不强迫摊派，经过四次个别宣传，四次全村大会，从开始至销完共只有十五天。别乡则有销数比长冈乡少至五倍六倍、反而在强迫摊派、销了两三个月还不能结束者，拿了同长冈乡对照，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合作社运动
起始于一九三一年三次战争[9]结束后榔木乡(长冈乡那时属于榔木)的顾岭村。本村群众以每股五角为单位，集了八十多元，开始做生意，有成绩。一九三二年一月，改为榔木乡合作社，没有增股，货比市上便宜，得到群众欢迎。到九月，做了三百块钱生意，赚了钱。去年九月，区社成立，全区集了八百股(每股五角)，把榔木乡社归并于区。
职员:村社时代，社长(李奎应，后历任乡社、区社、县社的社长)、采办(李其尚，后历任乡社、区社、县社的采办)、会计兼营业(王仁森，后任乡社、区社的会计)各一人，吃社内饭，无工钱。改乡社时，决定每人月给工钱三元，但三人不受。
货从茅店、直下办来。
村社、乡社时，社员及红属买货，每千文减五十，即百分之五。非社员不减，但照市价实际上便宜些，一串钱货便宜二十文上下，即百分之二。区社今年十一月改为盐布每串钱减二十(因盐布贵，赚钱少)，他货仍减五十，非社员照市价，此时一百元生意约赚二元。
区社去年九月至今年三月(半年)，四百多元本钱赚了六百多元，以百分之五十为公积金，百分之十为营业者及管理委员、审查委员的奖励金，百分之十为文化教育费(为俱乐部、学校及红属儿童买纸笔)，百分之三十分红。为了增发红利，鼓励社员，临时将教育费取消(以后应该恢复)，共分红百分之四十，每人分了一串钱。分红时，清算账目，悬榜公告。分红后，增加了许多股本，今年七月时，共有二千股一千元了。十一月，第二次分红，每股分五角，实发三角，二角作为增股。决定改股金单位为一元，每人不得超过十股。
管理委员会十一人，审查委员会七人。
现定乡设支社。长冈支社集了二百六十多股(每股一元)，在开始营业中。
县总社八月成立，也在开始营业中。
顾岭村合作社为全县合作社首创，又办得最好，有模范合作社之称。
本乡粮食合作社集了二百二十多股(每股一元)，谷子抵交的多(每担五元)，集中在长冈村一个仓里。还未开始营业，组织了管理委员会。
每个乡每个区都要学习长冈乡与上社区的消费合作社!
文化运动
一 小学
列宁小学，四个，每村一个，各有校长、教员。
学生:长冈五十五，塘背五十三，新溪三十三，泗网四十六，共一百八十七，占全乡学龄儿童总数百分之六十五。余百分之三十五，不是父母不要他们去，他们自己好玩不肯去，学生去“捉”，捉来有罚扫地的，有罚禁闭的，罚饿饭的也有个把——那是“又大又蛮”的。学生之间自己发动斗争，“精神很好”。那些顽皮小孩来读的时间少，不来读的时间多，父母送他们出门，“他们溜到山上打仗去了”。(惩罚的方法有些是不适当的。)
均分甲乙丙三班。
学生年龄，七岁至十三岁。也有十四岁十五岁的，则因生产忙，只读半天。
远的带中饭，近的回家吃。
书纸笔墨，学生自备。
教员尽义务，但劳动互助社帮他耕田，等于一个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教员自己不肯说，代表会议决定优待。(乡苏常驻人有优待，代表及群众团体负责人不脱离生产的无优待。)合富、秀水两乡，则由学生斗米(斗，集合之意)给老师吃，月斗两斗米。杨澄乡又是一个办法:比如某村有一小学，乡苏准许群众中推出两个人(要是五十以上不能当长夫的)，去开长担(开担即挑担，开长担即经常挑担)做小生意，赚了钱供给老师伙食，其数照乡苏办事人例(乡苏每日九分，老师也九分)。乡苏则对此两人不派一切勤务，由这两人自愿承认。
教员多是“文墨不深”的。
二 夜学
全乡九个:长冈三，塘背二，新溪一，泗网三。
学生平均每校约三十二人，九校共约三百。男约百分之三十，女约百分之七十。全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青年壮年共四百一十三人，大多数进了夜学，四十五岁以上的“老同志”也有少数来读的。群众非常欢迎，说“夜学顶好”。
各校均分甲乙丙三班。
灯火，少数是自己带去，四人五人共一盏灯。多数就夜学设备的一盏木油灯，十多二十人共在这盏灯下读，每月每人出二个或三个铜片。
书纸笔墨自备。
教材:
甲班，读报，算术。
乙班，成年读本。
丙班，儿童读本。
每校一校长，一教员。校长可不识字，只要热心，学生没有来时，“请校长来指示”。校长也来读书。校长“老同志”多。九个夜学校长，女的占五个。教员无女子。九个夜学教员，七个是乡苏代表。都是尽义务的。
三 识字班
小孩子累赘的，“更多年纪的”，家里人太少离夜学又远的，这些人编入识字班。
编制:依住所接近，少的三人、多的十人为一组，举一组长——稍识几个字的。组长多属夜学学生。
教法:随时，随地，随人数，乘凉时，喝茶时，一个人，三个人，五个人。起初，画地为字，随后各立一簿，学写起来，字从“桌椅板凳猪牛鸡鸭”写起。各人簿子，大约十天由组长收齐，送夜学老师看改，“写得多写得好”的给以口头夸奖。字，组长有不晓得写的，问夜学老师，夜学老师有不晓得的，问日学老师。
用此办法，过去不识字的，现在都识得四五十个字了，少数能识七八十个。
此办法今夏开始实行，识字班的组织则去年就有了。
识字牌:每村一块，钉在路旁屋壁。牌上绘图写字，两天三天一换，一天一换或四天五天一换间或也有的。每次，少的两个字，多的三个字，没有不绘图的。日学老师负责。此法效大。
四 俱乐部
全乡俱乐部四个，每村一个。
每个俱乐部下，有“体育”、“墙报”、“晚会”等很多的委员会。
每村一个墙报，放在列宁小学。十篇文章中列小学生约占八篇，群众占两篇。
俱乐部都有新戏。
每个乡苏维埃都要学习长冈乡的文化教育工作!
卫生运动
一 办法
将居民编为卫生班，按住所接近，四五家，七八家，十一二家为一班，七八家一班的多。有班长。
虽规定五天大扫除一次，实际七天一次的多，十天的也有。要督促，“不督促记不到，工夫又多”。
二 工作
(一)扫除:厅堂、睡房不要放灰粪，前后水沟去掉污泥，坪场打扫光洁，公共的水沟、坪场则轮流疏扫。(二)饮食还只说到禁吃死东西。(三)衣服:要洗洁。以上各项，不做的，发动童团耻笑他，特别那些衣服不洁的。文明戏中也唱了卫生运动。
三 成绩
四月起，头一次“蛮好”。随即松懈下去，五六两月全没做。乡苏发现了，批评了卫生委员会主任，重新召集卫生委员会(乡卫生委员会外，还有各村的卫生委员会，乡、村均五人)开会，号召各村竞赛，“看哪村做得较好”。七月督促实行，四个月来大有成绩，比前清洁多了。
四 舆论
“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爱惜的意思)我们!”但也有少数人说:“开窗户，没有病死要吹死!”还需要做深入的宣传。
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社会救济
互济会乡委员会五人(内主任、宣传、组织)。
村无委员会，有一主任。
下分小组。
会员六百一十一。全乡只有约二十家没有加入互济会，这些多属孤老。
月费一铜片，无不交的。
工作:
(一)慰劳红军。
(二)募捐救济难民，援助反帝。今年有过二次。一次是七十多个信丰难民到兴国城(榔木乡时)，共捐了二十多串。一次是援助东北义勇军(也是榔木乡时，那时人口二千九百，会员约八百)，捐了四十多串。捐数五个铜片起，一百的、二百的、一串的都有。一百的多数，约占会员百分之六十。五个铜片的，一串的，各只几人。
(三)乡里火烧了房子的，失业工人生病无药的，募捐救济。今春一家失火，烧了一间半屋，捐了六串多钱给他。
(四)救济饥荒。今夏榔木乡有三四个人饿饭(过去乞丐，现还很穷)，请求区互济会发钱发米救济，每人每次多的三升，少的一升，今夏发了三四次。
(五)救济红军家属。红军家属中生病困难的(无饿饭的)，今夏一次募了十一串多钱。又四月间，由合作社借出本钱，给群众中自愿的几个人，拿去办米，挑往桥头、江背洞发卖，赚了百多串钱，接济红属中病困者。经手的群众，除赚食外，一点多的不要。
在许多地方的苏维埃不注意社会救济工作、许多地方的互济会只知收月费不知救济群众困难的情形下，长冈乡苏维埃与互济会的社会救济工作，是值得赞扬的。长冈乡是在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问题。
妇女
女工农妇代表会每村一个主任。由各个村的主任及一个妇女指导员组成乡的女工农妇代表会的主席团。全乡代表四十三人，长冈十二，塘背十一，新溪九，泗网十一。去年十一月开始组织的，今年三月改选一次，九月第三次选举。各村七天一次会，都按期开，每次仅个把人缺席(小孩累赘等原因)。代表分开负责，每个管五家至十家，六七家的最多。
第一次成立时的选举，是由乡苏代表负责，村为单位，召集所有十六岁以上的劳动妇女开会。此次到会者各村平均十分之六。按住所接近，几家(不等)选一代表。这次各村选的代表数，较现时略少。这时，妇女们还不了解妇女代表会的作用，不十分踊跃，代表选出后，少数亦不大积极。代表会无主席团，只一主任，村则主任亦无。
今年三月，第二次选举。办法同前，但由妇女主任主持，各村的乡苏代表只参加帮助。规定了各妇女代表负责管辖的家数。规定乡组织主席团，村设主任。
九月，第三次选举。改变办法，不开全村妇女大会，由各妇女代表召集所属各家妇女开会选举，全村的乡苏代表仍然参加帮助。
第一第二两次选举会，仅选举代表，未讨论问题。第三次讨论了“扩大红军”、“慰劳红军”、“优待红属”、“妇女学习犁耙”、“妇女拿银器买公债”等问题。七天一次的代表会上讨论的问题，曾讨论到婚姻问题，说“要正确的自由，不要流氓的自由，不要一讲口就离婚”。在今年选举运动时，讨论了妇女的候选名单。但其他妇女切身问题，如“妇女病问题”、“小孩子问题”、“妇女教育问题”等，没有讨论。
本乡离婚无不自由的。
丈夫骂老婆的少，老婆骂丈夫的反倒多起来了。(应该彼此都不骂。)
完全不打小孩子的，现在还没有，但打的时候少了。(应该完全不打。)
小孩子现在也聪明得多了，如父母打骂，过去反口的少，现在多起来了。(父母不打骂，小孩子也不会反口。)
约百分之一的妇女，暴动后四年半中结过三次婚。秘密恋爱的，暴动前约占百分之五十，暴动后减少至百分之十，今年更减少了。这是因为，一分了田，二离婚结婚自由，三则革命工作忙。
衣服改短了，去掉了“花边”。发，除“老婆太”外，一律剪掉了，老婆太也有剪发的。老妇未剪的约占女子百分之二十。
群众中，过去(暴动前)互相打骂的事，时有发生，讲口的更不少。现在，相打绝迹，讲口也减少了。过去，讲口无人解释，即使有人劝解，“心里总不易散”。现在一讲口，便有代表出来解释，“心里即刻散了”。现在讲口，多是那些年纪较老的同志们，他们开会较少，对革命工作不大明了，要他们去优待红军家属，间或讲起口来，但明了的积极的占多数(百分之七十)，少数不明了的，老婆太为多，“她们总是不肯去开会”。
去年以来，老婆太敬神(装香供饭、求神拜佛)的完全没有了，但“叫魂”的每村还有个把两个。迷信扫除得这样快的原因:打了土豪，分了田地，第一。儿童团、少队的反迷信宣传，苏维埃的节省香烛钱运动，第二。儿童团(特多)、少队的直接干涉(抹掉她们的香烛)，第三。(应该拿说服代替干涉。)但有些老婆太，虽不敢公开敬神，心里还是信神，这些人多属没有儿子的。
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上，在经济战线上(长冈乡是主要依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她们的扩大红军与慰劳红军运动，她们的当短夫)，在苏维埃的组织上(乡苏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现她们的英雄姿态与伟大成绩。这里女工农妇代表会的领导与推动，是紧要的关节。女工农妇代表会，首先应该抓紧妇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跟着这些问题的动员，联系到一切政治的动员。在这一点上，许多地方的注意是非常不够的，就是长冈乡也还缺乏充分注意。每个乡苏维埃，都应该把领导女工农妇代表会的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上。
儿童
童团委员会，乡五人，一个书记。村的，一个主任。
七岁至十五岁的入儿童团，百分之八十加入了，未加入的多是七岁(因小)及十五岁的(因入了少队，本应十六岁才入少队，但有些“肯长”的加入得早)，未加入的，女孩较多。
工作:(一)做扩大红军与归队运动的宣传(宣传三四次不去才笑他，本乡历来无耻笑队)。(二)竞赛捡狗粪入“肥料所”，铲草皮入“肥料屋”。(三)交月费一铜片，慰劳红军。(四)节省运动——少吃果子，多买公债，五角、一元、二元、三元的都有，买五角的多，百分之六十的儿童买了公债。(五)做游戏，下操，到操场上练习打仗，逢星期日一次，订立了课目。(六)最大多数入了列宁学校。儿童团的纪律严得很，有些顽皮孩子不服父母，也不服老师，只服儿童团的纪律，罚扫地，罚禁闭，总是“服理服输”。(应该多用说服，少用惩罚。)
过去九岁十岁的小孩，为地主富农看牛，现在没有了。过去，儿童不论在家、帮人，每天劳动时间总在十小时以上，同于一个大人，可说全无休息与受教育的时间。现在，每日大部分时间受教育，做游戏，只早晨约一点半钟看牛或做别事。农忙时，则劳动时间较多些——向老师请假，助父母作工。过去受父母打骂，现在受打骂的很少了。
反帝
反帝拥苏同盟，乡的委员会三人(主任、宣传、组织)。
村无委员会，有一主任。
下分小组。
全乡盟员五百五十八人。
月费一铜片，完全收齐，无不交的。
经常地做宣传，晓得“反帝”“拥苏”大意的百分之三十(七岁以上)
有些慰劳品送给红军。
许多地方的群众甚至工作人员以为，反帝即是反国民党、反土豪，拥苏即是拥护苏维埃中央政府。反帝拥苏同盟的领导机关并没有去做深入的切实的宣传解释工作。长冈乡在这方面有了成绩，但也还要更进一步。
工人
木匠:失业的十分之三。十工只有七工做。工资每日五百五十。
裁缝:大部失业，工资每日四百。
泥匠:失业十分之三，工资每日五百五十。
蔑匠:失业十分之一，工资每日四百。
理发:增加十分之一。剃头的，每人一年出谷八升。
零工:工资平时每天四百(二毛)，紧时八百(四毛)。
贫农团
乡的委员会，三人(主任、宣传、组织)。村的委员会，五人。今年七月，会员二百七十一，十一月，增至三百八十六。
过去，“有事就唤贫农团”，但没有注意健全其组织。
今年查田运动中(七月)，把组织整理了，村设了委员会，发展了会员。
七月前，甚至两个月不开一次会，七月后，村贫农团五天、十天或半月开一次会，看工作需要。乡的每月一次。讨论的问题:“查阶级”，“会员每人节省一毛二”，“发展会员”，“健全组织”，“发展生产”，“罚款捐款”。关于扩大红军、优待红属、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则只向会员作报告，乡代表会对这些工作有决议时，提到贫农团会上来“发表”，没有什么特别讨论。(应该讨论。)
不收月费。
村下分小组。
在一切查田运动没有深入的地方，贫农团特别重要，乡苏维埃要负领导之责。贫农团，村应有委员会，应以村为单位开会，乡为单位的会可减少。长冈乡的办法是对的。
宣传队
乡一宣传中队，七人，一个队长。每村一宣传小队，大村(长冈、塘背)五人，小村(新溪、泗网)三人，有小队长。为扩大红军、经济建设、纪念节等做宣传。
宣传的方式:(一)个别宣传，此项最多。(二)值日代表召集全村群众讨论工作时去做宣传。(三)区县开纪念节大会时向群众宣传，也向别乡别区的“队伍”做宣传。
乡苏七天召集队长、小队长共五人开“宣传会”一次。区苏召集全区宣传队长开会，每月至少两次，有三次的。每次时间至少四点钟，会毕回家吃饭。
全乡队长、队员二十三人，女的占十分之六。均“较会讲的”，不一定要识字。
不更换，调动工作时才补人。专门研究宣传材料与宣传方法，“乌吗(怎样)能使群众更了解”。
今年二月起组织的。
突击队
乡苏下五人，一队长。村则长冈、塘背、新溪有突击队，泗网没有。红军老婆组织的。
哪一村工作做不动，别一村的突击队就去检查帮助，把别村如何做动的方法告诉他们。乡的也一样，看哪一村做不动，就去检查帮助。
比宣传队工作少，不显大作用。
乡苏召集他们开了三四次会。
八月起组织的。
宣传队与突击队的办法是好的，各乡都可以组织。
革命竞赛
竞赛的办法，从今年春耕运动做起的，比赛“较早”、“较好”、“无荒田”三项。这次是全区各乡竞赛，各乡主席在区苏开会决定的。本乡则各村竞赛，召集各村值日代表开会订定。每村由各个代表竞赛，值日代表召集各代表开会订定。没有要各家订立竞赛(也可订立)。条约上写明如下各项:竞赛项目的最高标准，某村与某村竞赛，奖品的种类及数目(分为第一等，红旗；第二等，信纸百张；第三等，信纸五十张)，竞赛的时间，负责人与公证人。竞赛期内，乡代表会开了检阅会议，由值日代表报告情形，知道各村做到了什么程度。会后主席等(即公证人)到各村去巡视，看值日代表的报告是否“打花”(扯谎)。
四月间，另外还有一次竞赛，目标是“军事动员”，分“扩大红军”、“慰劳工作”、“优待红属”三项。(无“归队运动”，因其时无开小差的，五月间加入此项。)
五月二十日，乡代表会开“春耕”、“军事”两项竞赛的总结会，新溪夺得红旗，长冈得信纸百张，塘背得五十，泗网无所得。
七月订立“军事”、“经济”两项竞赛，现还未做总结，但已知长冈村最好。
为了争取工作的速度，革命竞赛的办法应该在每个乡里实行起来。乡苏是竞赛的领导者，但乡苏也只是“领导者”，因为每一竞赛，主要是群众的竞赛，不只是各村代表之间的竞赛。因此每一竞赛条约的订立，应召集村为单位的群众大会作报告，得到群众的承认，并把竞赛条约张贴出来。在生产问题等项的竞赛上，还应召集每个代表领导下的几十个居民开会作报告，得到他们的承认。一时期内检查成绩的结果，也应该召集这样的会作报告，来推动工作的前进。一切竞赛没有成绩的，都是由于只把竞赛条约放在少数人的袋子里，没有推动广大的群众。每一次竞赛，都要作出总结，并且给奖。长冈乡的两次竞赛，对于这些都大体上做到了，所以他们得到了实际的成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刊印。
注释
[1]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将这个调查报告的油印单行本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单行本的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在正文前面毛泽东注有：
“长冈乡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谢昌宝 主席（塘背村）
李求应 代表（长冈村）
王先怀 贫农团主任（新溪村）
下面的材料是从这三个同志收集的。”
[2]乡苏、市苏及本篇中的区苏、县苏，均参见本卷第244页注[5]。
[3]雇农支部，是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内赤色工会的一种基层组织，其负责人称支部长。
[4]手工支部，即手工业各业支部，是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内赤色工会的一种基层组织，其负责人称支部长。
[5]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对这里的“工人领导”问题写了一个批注，注文是：“乡村的工人是手工业工人，如建筑（泥水匠）、打铁、造纸、裁缝、木匠、篾匠、剃头师父等，人数很少，叫他们单独组织工会，领导广大农民，农民是不服气的。他们因为不能不为农业服务，出外当红军、脱产做政府工作的也较少。除造纸业有几人至十几人的工场手工业外，其余都是个体工人，自有工具，有些还是半农半工的人；土地改革中，工人怕失业，分了一些的土地，他们大体相当于贫农，所以农民不认为他们是自己的领导者。工人方面，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可以领导广大的农民。反而觉得怕农民不请工，或者少请工，自己有失业、半失业的危险，所以他们在土地革命中坚决要求分田。只是因为当时‘左’倾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一定要在乡村中及在落后的小城镇中（那里只有手工业，没有机器工业），命令工人领导农民。而工农双方都不理解这个大道理，因而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这件事闹了多少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以后，才没有再闹这种笑话了，因为那时的领导路线改变了。”
[6]查田运动，参见本卷第275页注[1]。
[7]木梓岭，指种植油茶树的山地。
[8]木油，参见本卷第244页注[9]。
[9]指红军第一方面军于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九月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战争。
才溪乡调查[1]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行政区划
中央苏区有名的上下才溪，属于福建上杭县的才溪区。才溪区自新划行政区后分为下列八个乡:上才溪、下才溪、岭保、同康、曾坑、文才、大地、下王。
上才溪:五百二十三家，二千三百一十八人。
分为四村:雷屋(人口约六百)、洋下(五百)、中兴(五百)、上屋(六百)。
乡苏[2]常驻人:主席、文书。
因是大乡，文书常驻，帮助乡苏工作。
下才溪:五百零三家，二千六百一十人。
分为四村:樟坑(人口约六百)、下坑(五百)、发坑(八百)、孙屋(七百)。
代表会议
一 代表数
上才溪:前五十三个代表。此次选举，工人家属算入工人成分，增至七十五个代表(新增二十二，本乡泥水工人多)。原五十三个代表中，工人十三人，加新增二十二人，共有工人代表三十五人，余四十是农民代表。全乡工人一百八十三人，属于一百六十三家，连家属平均每家以三人计，共四百八十九人，每十三人举一代表，故举代表如上数。
下才溪:前七十三个代表，现在九十一个代表，新增了十八个代表，也是因为工人家属的选举比例提高了。
二 代表团
代表在各村，每村有十多个的，有二十多个的，四村每村代表各自开会选举一人成为乡苏的“代表团”，故代表团是四人。比较小的工作即由主席召集代表团开会解决。每次代表会开会之先，召集代表团开会，预先准备(或在上午，或在先天)，代表会约五天开会一次。此办法，一九三一年开始的。(代表团应改称代表主任。)
三 代表与居民的关系
每个代表管辖的居民，有十多人的，二十多人的，三十多人的，四十多人的，以五十多人的为最多。工人代表管辖少些，农民代表管辖多些。此办法，一九三二年开始的。
四 代表的政治表现
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中:
最积极的，二十多个。
中等的，二十多个。
最差的，一个。
这个最差的代表，十次会只到三次，忙于找自己的生活，分配工作不上紧做，批评了多回，被代表会开除。
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中，没有最差的。
五 代表的调动与补选
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去年十一月选举的。到今年十月十四日再选举时，当红军的二十七人(去年十一月一回去的)，调动工作的十一人，共去了三十八人，剩下十五人。以村开选民大会补选，去的是工人补选工人，农民补选农民。有候补代表，则以候补代表充任。此补选会是去年十一月开的，后末开过。至今年十月再选举时，剩下四十二人，因陆续又调动了十一人。
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今年红五月，当红军的十一人，村为单位开了一次补选大会。七月又有当红军的十五人，又开了一次补选大会。前后调动工作的十八人，以候补代表充任。
六 女代表
去年十月选举时，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中，女的十六个，占百分之三十。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中，女的二十一个，也是百分之三十。补选以后，至今年十月选举时，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中，女的三十三个，差不多占了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中，女的四十三个，也是百分之六十。此次选举，上才溪七十五个代表中，女的四十三个，仍然是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九十一个代表中，女的五十九个，则占了百分之六十五。
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与居民发生固定关系的办法，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才溪乡，是同长冈、石水等乡一样，收得了很大效果的。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长冈、才溪、石水等乡的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
此次选举
一、选举委员会领导选举。
二、居民选民登记，发榜三张。
三、候选名单，下才溪一百六十多人(内应选九十一人)，一村贴一张，每张均写一百六十多个名字。群众在各人名下注意见的很多，注两个字的，五六个字的，十多个字的，儿童们也在注。注“好”、“不好”等字的多，注“同意”或“消极”的也有。有一人名下注着“官僚”二字。受墙报批评的有二十多人，被批评的都是只知找自己生活、不顾群众利益、工作表现消极的。有诗歌。内有三张批评乡苏对纸业问题解决得不好。
四、乡为单位开选民大会，乡苏报告工作。
五、工人全乡为一单位，农民村为单位(四个)。
六、选举大会，选民到百分之八十。病的，放哨的，在合作社工作出外办货的，女子坐月的，共约百分之二十没有到。老人撑着棍子到会。
七、为着选举开的会很多:工会、贫农团、妇女会、互济会与反帝同盟合开会员大会，儿童团、少队都开了会，党团员会先开。有标语，有小册子。所以今年的选举宣传，比去年普及得多，大多数人都了解选举的意义。
去年，十六岁以下的吵选举权，以为他们当红军的不少，工作也做得多，为什么没有选举权?今年，他们了解是年龄的理由，不吵了。
宣传队到各村宣传，白天讲演，夜间演戏。
八、选举大会上鼓动买公债，下才溪在会场中一天买了一千五百多元，上才溪六百三十元。
大地乡选民大会中，动员了十三个人当红军，全乡赤卫军模范营两班中去了一班。
九、新干部的当选:上才溪七十五个代表中，前任代表五十三个，有二十一个再当选了，落选的三十二个，新当选的占五十四个。下才溪九十一个代表中，前任代表七十三个，有五十个再当选，落选的二十三个，新当选的占四十一个。
上下才溪的选举是一般成功了的。他们的选举宣传，他们的组织候选名单与发动群众对候选名单的批评，他们的联系选举于别项工作，他们的组织工人与女子当选，都充分执行了中央政府的选举训令，成为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在选举大会上发动选民提案交新选代表讨论，这一方面则没有什么表现。这一方面的模范，应该让给兴国的长冈乡。
乡苏下的委员会
乡苏下有许多的委员会。举数例于下:
“拥护红军”。委员上下才溪均五人。四村各一个委员会，委员也是各五人。
“优待红军家属”。上下才溪均五人，村亦五人。
“查田”。两乡均十一人，村无。
“选举”。两乡均七人，村无。
“土地”。上才溪十一人，下才溪七人，村无。
“劳动”。即劳动合作社委员会，两乡均五人。村无委员会，有小组。
“山林”。上才溪七人，下才溪十一人。
“逃兵归队”。两乡均十二人。
没有“春耕”、“夏耕”等委员会。只组织耕田队，五人为一小组，十人为一班，三十人为一中队，百人为一大队，上下才溪各有一个大队。耕田队主要为了优待红军家属。
乡苏维埃下许多委员会的组织及其领导，成为乡苏工作的重要一部分，在才溪乡再一次证明了。中央政府已经采纳各地的经验，规定到地方苏维埃组织法里面。那里规定乡的委员会可以组织经常的与临时的共二十余个，依照各地工作情况，可以适当地给以增减。市区苏维埃，则须适应城市的特点，组织若干不同于乡的委员会。这一制度的明确的统一的建立，将使苏维埃与民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将使一切苏维埃工作的执行得着雄厚的力量。一个问题，就是村亦应建立某些重要工作的委员会(各种有广大会员的民众团体，同样应建立他们的村的领导机关)。因为如果只有乡的委员会，在有一千人上下的广大居民的乡，是无法周密地进行工作的。许多村的委员会的建立，即可保证这一点。
扩大红军
八、九、十三个月。
上才溪:六十人，动员了两排模范营。
另归队的十一人。还有两三个因病没有归队。
下才溪:六十五人，模范营一次动员了五十二个人。另一次个别动员，去了十三人。
另归队的十一人。还有十四人未归队。
全区十二个乡(未划分前)，八月十五日那一次，动员模范营二百七十三人。新划区八个乡，共尚有未归队的五十多人。
全区以上下才溪两乡扩大红军成绩最好。主要原因是优待红军家属、慰劳红军工作历来不错。红五月以前，八乡平均每乡每月可集中布草鞋五百双，近因封锁无布，稍减少了。但上下才溪还有如下成绩:上才溪，八月五百多双，九月一百多双，十月九十多双。下才溪，八月三百多双，九月二百八十双，十月三百双，十一月六百三十双。
这些成绩，主要是由于党团支部动员党团员领导女工农妇代表会得来的:(一)党团员先开会，(二)妇女代表会开会，(三)妇女群众大会。
妇女代表会十天开一次，乡有主席团五人，内推一指导员，另四人分在四村，每村一人，即为村的主任。
妇女代表会讨论的问题，凡乡苏讨论的她们都讨论，除对慰劳红军、推销公债、发展生产极其努力外，本身利益如婚姻问题，也常讨论，解释婚姻条例给妇女听。
大数量地动员群众去当红军，依靠于:(一)政治上的充分的宣传鼓动，废弃一切强迫办法；(二)充分地优待红军家属；(三)健全的编制与训练地方武装。而优待红军家属，是使群众欢喜去并且安心留在红军部队的一个根本工作，长冈乡、才溪乡的经验，给我们完全证明了。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四十五岁)四百零七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人，占百分之七十九。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五百五十四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人，占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七百六十五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五百三十三人，也占了百分之七十。这样大数量地扩大红军，如果不从经济上、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是决然办不到的。只有拿经济上的动员配合着政治上的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达到如像长冈乡、才溪乡一样的成绩。
经济生活
一 劳动力问题
上才溪:全人口二千三百一十八人(暴动时)中，男劳力五百五十四(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下同)，女劳力五百八十一，内当红军的四百一十九，调外工作的八十八(男六十六，女二十二)。五百五十四个十六岁至五十五岁有劳动力的男子中，共去了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四百一十九加六十六)，留在乡村的只六十九人，与女劳力五百五十九人(五百八十一减二十二)比较，男子仅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十一。全乡有红军家属三百五十八家。
下才溪:全人口二千六百一十人中，男女合计有劳动力的一千二百零七人(男七百六十五，女四百四十二)，当红军的四百四十二，调外工作的九十八(男九十一，女七)。男子有劳动力的七百六十五人中，共去了五百三十三人当红军及做工作，留在乡村的只二百三十二人，与女劳力四百三十五(四百四十二减七)比较，男子也只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全乡红军家属三百五十五家。
因此，耕种主要依靠于女子。上才溪今年女子能用牛的约三百人，能莳田的六十多人。暴动前这三百人中，只有十分之一即约三十个人能用牛。数年来的努力，得此成绩。
同时，“老同志”精神很好，开山开岭多是他们，一部分还可莳田割禾。儿童又参加生产。因此，生产是在发展中。除了女子、老人、儿童参加生产之外，生产的发展还依靠于劳动力的互相调剂。一村中，劳动力有余之家，帮助不足之家。一乡中，有余的村，帮助不足的村。一区中，有余的乡，帮助不足的乡。这样，以区为单位调剂劳力，做劳动工。党团员又做“礼拜六”[3]。因此，生产得着更大的发展。
调剂劳动力的主要方法，是劳动合作社与耕田队。其任务是帮助红属与群众互助。
帮助红属:带饭包(不带菜)，带农具，莳田割禾也是这样。
群众互助:议定每天工钱二毛，男女一样，紧时平时一样，一九三○年起就这样做。工钱，红属帮助红属，每天一毛半；红属帮助群众，每天二毛；群众帮助红属，不要工钱。
劳动合作社统筹全局，乡的劳动合作社委员会五人，主任筹划一乡。四村每村一个委员，筹划一村。要请工的，必经村委员，不能私请，否则混乱了劳动力的调剂。工钱，“雇”“佣”双方自理，不经委员。
本乡劳动合作社，一九三一年开始创设的。现在全苏区实行的“劳动互助社”，就是发源于此的。
委员手里有一个簿子，登记有劳动力的，无劳动力的，或缺劳动力的。有人请工，即刻可以分配。间有不知者，问耕田队的中队长(每村一个中队，五人为一小组，两组十人为一班，三班或四班为一中队)，中队长手里也有个簿子。“赞成将耕田队与劳动合作社统一起来。”
生产情形:暴动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生产低落约百分之二十。一九三二年恢复了百分之十，今年(一九三三)比去年增加二成(杂粮如番薯、豆子、芋子、大薯等，则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超过了暴动前百分之十。暴动后全区荒了许多田，去年开发了一小部分。今年大开，开了一千三百多担。开山比开田更多，山占四分之三，田占四分之一，因田开尽，故进到开山。没有一片田塍没有种杂粮，能种番薯的田一概种下番薯了。开山开得女同志“争”起来，我要开，你也要开。竞赛的效力很大。全区粮食，暴动前不够甚远(加以那时做粉干的多)，去年已够食，今年则已有余了。现在全区没有做粉干及“板子”的，没有蒸酒的。
二 消费合作社
全区八乡有十四个消费合作社。
上才溪两个:
一个油盐肉合作社。原股本七十四元，后增至一百八十五元，每股五角。一九三○年十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七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五角。办事常驻一人，圩日有两人帮助。
一个布匹合作社。原股本一百四十四元，后增至二百五十五元，每股一元。与前者同时起的。一九三三年九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一元。常驻二人，圩日帮助者一人。
下才溪三个:
一个布匹合作社。原股本一百二十元，后增至二百四十元，每股一元。一九三○年一月起的。一九三二年二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一元。常驻二人。
一个油盐肉合作社。原股本三十五元，后增至一百五十七元，每股五角。一九二九年十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三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五角。常驻两人，圩日帮助一人。
一个豆腐、糖果、猪子合作社。原股本一百二十五元，后增至一百八十元，每股五角。一九三一年一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二月分红，每股分五角。办事常驻三人。
合作社每月查账两次(查毕回家吃饭)，开社员大会一次(不吃饭)。办事人，每三个月于开社员大会时改选一次。调动到县社、区社去工作的，年壮当红军去了的(以较老的代)，不胜任的，均即改换。但实际连任的多，换动的少。只红军家属困难的可赊账，赊一圩的，两圩的，最多三圩(五日一圩)。还时，米、豆等等均可。圩期未收清的，每年七月、十月两期收清。
加入消费合作社的人家，上才溪百分之六十，下才溪百分之九十。
货缺时，红属先买，社员后买，非社员再后买。
货价，红属(有证章)照市价减百分之五，社员不减。别乡甚至别区的红属来买亦然，旧县、南阳、官庄等区的红属，均有来买货的。
“合作社第一好。”——舆论。
卖“外货”的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开的药店外，全区绝迹(逐渐削弱至此)，只圩日有个把子私人卖盐的，但土产如豆腐等，私人卖的还有。
三 粮食合作社
原名粮食调剂局，一九三○年开始创设，由群众募集股金。此种募集不是普遍募集，而是向生活较好的人家募集，每股大洋一元。每乡组织一个调剂局，全区八个局，共有股金一千八百一十元。
调剂办法:每年向群众买进谷米，比私人买的少收二升，如私人每元一斗七升，调剂局只收一斗五升。卖出时先卖给红军家属，后卖给困难群众。但群众是否困难，要经过乡代表会调查通过。卖出时，也不照当时市价，仅照买进价格略除耗失。例如买进每元一斗五升，卖出则为一斗四升五合，除去耗失五合。红军家属无钱的，群众特别困难的，可以借给，割禾后照数归还，不取利息。每年收谷出谷工作完了，由乡苏通知群众，举出代表，向调剂局负责人算账，并发公告。每年秋后收谷子量入谷仓，用乡苏长条标封。春夏出谷一次二次不定，由群众决定，群众需要了，即开仓出卖。大概每年三月莳田时与五月青黄不接时，均是出谷时节。
今年二月，改名粮食合作社，但组织如旧。自今年经济建设运动发起以来，各乡粮社都扩大了。例如上才溪粮社，原股二百一十五元，现增加二百零三元，共四百一十八元。下才溪，原股一百三十七元，现增加二百元，共三百三十七元。调剂局委员五人，主任一人常驻，支领伙食。
今年五月，上村、障云两乡(现划入通贤区)发生饥荒(两乡尽是竹山，每人仅分田一担，纸业又失败了)，全区各乡粮食调剂局合力救济。当时谷价每元八升，而调剂局借给此两乡的仍照去秋谷价每元一斗八升，秋后照数归还，全区共借给三十六担。另又募集杂粮(番薯干等)及钱去救济。结果无饿饭的。才溪区其余各乡，今年均未患荒，是调剂局调剂之力。
下才溪另有一个“贩米合作社”，股本一百三十元，每股五角。专为红军路过、行人来往、机关人员及被难群众买米而设。委员五人均不常驻，圩日有一人办事半天，平时托付消费合作社办理。除开支办米工人的工资、伙食外，不分红利。普通群众来此买米的极少，百人中仅一二人。米价照市。自从群众集股办了这个合作社，红军、难民等就不要向群众挨家办米了。
四 犁牛合作社
全区只上下才溪两乡组织了，各有三头牛。
两乡约百分之二十的人家无牛，还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来。
五 日常生活
米:暴动前，贫农雇农平均每年只有三个月吃米饭，其余九个月均是吃杂粮，青黄不接时要吃“羊蹄子”[4]，更有吃糠的。现在，有了六个月的米饭吃，配合六个月的杂粮，一年就够了。本地产米本来很少，故还需一半依靠杂粮，现在杂粮的生产也比前多了。以每餐说，暴动前不能吃饱，现在能吃饱了。并且自己吃外，还可卖给红军，完土地税，买公债票与兑换油盐。总之，吃饭改善了百分之一百(三个月米饭与六个月米饭之比)。
肉:暴动前贫农雇农平均每人每年吃肉约一元(大洋)，现在为二元，增加百分之一百。暴动前百家只有六十家养猪，现在百家有九十五家养猪。
衣:暴动前平均每人每两年才能做一套衫裤，暴动后平均每人每年能做一套半，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今年情形又改变，因为封锁，布贵，平均每人只能做半套，恢复到暴动前。暴动前一套单衣服值十八毛(十五毛布，三毛工)，去年每套二十一毛(十七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一元半，今年每套三十四毛(三十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二元四角。反革命使我们的衣服贵到如此程度!
盐:暴动前每人平均每月吃盐一斤，今年十一月每人每月只吃三两二钱，即暴动前五个人的家庭月吃盐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不打倒国民党无盐吃!
油:暴动前平均每人每月吃油(从江西来的木油[5]，本地的猪油)六两，现在未减少也未加多。但因江西的木油来得少了，群众吃的多是猪油。
六 物价
谷——暴动前每担(一百斤)十元，一九二九年二元五角，一九三○年五元，一九三二年六元二角，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元，十月五元。
猪肉——暴动前有骨每元两斤半，现在无骨每元亦两斤半。
鱼——暴动后因封锁，九江(从武平县转)没有鱼苗来，塘是空的，无市。
鸡——前后价同，每斤八毛。
鸭——前后略同，每斤四毛。
鸡蛋——前后略同，每毛买三个。
鸭蛋——前后略同，每毛买三个。
猪油——与猪肉价同。
石灰——田里不用，用了做纸，前后略同，每元买一担(八十斤)。
豆子——暴动前每担(八斗)十元，一九三二年二十元，今年八元。
烟——暴动前每毛买二两，现在每毛一两六钱。
茶叶——前后略同，每元买三斤半。
菜油——暴动前每元三斤半，今春两斤半，今冬一斤十三两。
纸——暴动前每球(四十斤)草纸四元五角，一九三一年六元，一九三二年五元，一九三三年一元五角，因此无人造纸了。
木——不能出口，无市。纸、木是本地最大出口，今均失败。可恶的国民党的封锁!
木油——暴动前木油每元买三斤半，现在无甚货来，只得吃猪油了。
铁——比暴动前贵一倍。
布——棉布暴动前一元买一匹(二丈三尺)，一九三二年一元又四毛买一匹，今年二元又两毛买一匹。
盐——暴动前每元十斤，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春仍是十斤，此年夏贵至七斤。一九三三年每元买一斤，十一月每元仅买十四两。极大的问题是要打破封锁。
洋油——暴动前百分之五十人家点洋油，每元买七斤十四两，一九三三年每元仅买一斤五两，因此除机关办公外，无人点它了，均点“松光”[6]。
柴火——暴动前每斤两个铜片，去年三个铜片，今年五个铜片到九个铜片。
毛洋——前后同，每毛十六个铜片。
现洋——杂洋十三毛半；光洋十四毛，苏纸[7]同。现只有苏纸，现洋完全看不见了。又是国民党捣乱!
七 经济公债
新划的才溪区，八个乡，二千一百八十八家，八千七百八十二人，共承销公债一万三千六百元，现尚余约一千元没有销完。
上才溪五百二十三家，二千三百一十八人，销四千元。
下才溪五百零三家，二千六百一十人，销四千一百四十六元。
方法:
(一)党团员大会动员。
(二)各团体各自开会动员。
(三)乡苏代表会议动员。
(四)村为单位开群众大会一次，专门宣传，不销。
(五)乡为单位开群众大会一次，销债，两乡各销了一千五百多元，未完。
(六)乡代表、推销委员会(每村三人)、宣传队(乡组织的，每村五人)，挨户宣传。
(七)选民大会上，上才溪销六百多元，下才溪销一千六百多元。至此，上才溪销了二于多元，尚余一千多元，下才溪销了三千多元，尚余约九百元。
(八)嗣后由代表、推销委员、宣传队按户鼓动，概销完了，承认了数目。但公债还没有完全领到。
完全自动买，没有强迫。没有一次会不讲经济建设。因为县贸易局建立，有了盐布买，群众更加认识经济公债的重要了。
我们重复地说，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才溪乡在青年壮年男子成群地出去当红军、做工作之后，生产超过了暴动前百分之十。荒田开尽，进到开山，没有一片可耕的土地没有种植，群众生活有很大的改良。
劳动合作社(别地称劳动互助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组织了全乡群众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组织性进到了很高的程度，成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这种经济战线上的成绩，兴奋了整个群众，使广大群众为了保卫苏区发展苏区而手执武器上前线去，全无家庭后顾之忧。在两乡全人口四千九百二十八人中，男子出去当红军、做工作的一千零一十八人(上才溪四百八十五，下才溪五百三十三)，女子出去做工作的有二十九人。这一铁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如像说国内战争中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如像说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良，如像说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说扩大红军便没有人生产了。我们郑重介绍长冈乡、才溪乡、石水乡的光荣成绩于全体工农群众之前，我们号召全苏区几千个乡一齐学习这几个乡，使几千个乡都如同长冈、才溪、石水一样，成为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
文化教育
上才溪:
日学。四个，共一校长，各一教员。教员伙食，群众募集款子，每人一角三分计算。学生共一百四十一人，多是六岁至十岁的。十一至十四岁的多进区苏义务教育性的劳动学校(由儿童工作干部训练所改)。全乡一至十五岁儿童六百多人，内六岁至十五岁的三百二十三人，此数内入日校的一百四十一人，入区苏劳动学校的三十七人，尚有一百四十五人失学。
夜学。四个，无校长，教员由日学教员兼。学生共一百二十多人，多是女子。每月每校办公费五角，群众募集的。
识字班。二十四组，每组十人，共二百四十人，每五天由夜学教员发五个新字去认。每组一个组长，男女均有。因老，因工作，因小孩牵累，不能入夜学的，便入识字班。
读报团。设于俱乐部内，有一主任，逢圩日(五日一圩)读《斗争》、《红中》及“通知”、“阶级分析”[8]等。每次最少五六十人听，多的八九十人。
识字牌。六块，设置于通路处。
俱乐部。一个，任俱乐部工作的五十多人，内新剧团占三十多人。
墙报。四处，每村一处，在日校门外。文章，学生教员做得多，群众做的不过十分之一。
下才溪:
日学。五个，共一校长，各一教员。教员伙食办法同上才溪。学生共一百五十多人，入区校的六十多人，共二百一十多人。
夜学。八个，无校长，教员五个由日校教员兼，三个是另找来的。平均每校学生约三十，共二百四十人。办公费每月五角。
俱乐部。一个，工作人员五十多人。
识字班。二十六组，共二百六十人，识字办法同上才溪。
识字牌。五块。
墙报。五处。
读报团。一处，也是每五天逢圩日一次。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刊印。
注释
[1]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将这个调查报告的油印单行本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单行本的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在正文前面毛泽东注有：
“才溪乡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卓兴华上才溪主席，任职半年。
阙绍光上才溪文书，任职半年。
王得清下才溪代表，任职半年。
下面的材料是从三个同志的口头报告收集的。”
[2]乡苏，参见本卷第244页注[5]。
[3]“礼拜六”，指当时革命根据地内实行的帮助红军家属、贫农、雇农耕种土地和帮助耕种红军公田的义务劳动，来源于苏联十月革命后开展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4]“羊蹄子”，山野里一种草的根茎，形状似羊蹄，可以用来充饥度荒。
[5]木油，参见本卷第244页注[9]。
[6]“松光”，即松明，点燃用来照明的油脂多的松木条。
[7]苏纸，这里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
[8]《斗争》，即《斗争》报，当时是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红中》，即《红色中华》，当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通知”，指当时上级机关发的关于各项工作的文件。“阶级分析”，指查田运动中印发的关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问题的文件和材料。
一、在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影响下，兴国农村暴动首先从崇贤开始
兴国北部山区的崇贤乡，在东固革命斗争的影响下，是兴国县各区乡中革命运动发展较早的地区。中共兴国党组织最初创立的几个党小组中，谢云龙1926年冬在大龙文荟小学内创立的党小组，就是由吉安东固延伸过来的组织关系，1927冬，中共大龙支部正式成立后，组织关系才转属兴国县特别支部领导。
1928年春，崇贤的党组织和革命团体很快得到恢复，新成立的靖卫团武装大部分控制在共产党人手里，并以预防盗贼为名成立了农民自卫队，配备梭标、大刀、鸟铳等武器。从东固来的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又经常活跃于崇贤一带，有力地鼓舞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党组织负责人谢云龙与7纵队领导人赖经邦、曾炳春取得联系，研究暴动的行动计划，决定夺取靖卫团的武装，处决靖卫团团总曾文绚与大土豪邹瑞槐这突破口，发动崇贤暴动。崇贤靖卫团武装原由共产党员谢式初掌握，在一次战斗中，谢式初不幸牺牲，这支武装又落入劣绅曾文绚之手，成为东固革命根据地向南发展的绊脚石。
1928年5月10日黄昏，7纵队七、八十人从东固张家背出发，在六渡坳与交通员李挺接头，随即向兴国大龙村进发，与谢云龙汇合后，包抄了地主罗爵高、罗廉杨两家，将引导国民党军进入大龙屠杀革命干部的叔侄两霸捆绑起来，押往崇贤圩。
与此同时，游击队员配合靖卫团的内线，将曾文绚引出，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曾文绚一死，靖卫团大乱。靖卫团副团总罗焕南（共产党员）宣布靖卫团解散，将30多条枪集中起来，成立革命武装。
11日拂晓，7纵队顺利占领了崇贤圩。崇贤各村农协会员500多人，手持梭标棍棒，肩挑箩担麻袋，涌进了崇贤圩场，聚集在万寿宫前召开了群众大会。曾炳春登台讲话，宣布已枪毙靖卫团总曾文绚。接着宣布了恶霸地主罗爵高、罗廉杨的罪行，将他们立即处决。随后，曾炳春等指挥农协会员和7纵队包围了大地主邹瑞槐的庄园。可惜邹瑞槐得知曾文绚被杀的消息后，已经带着家眷连夜逃往吉安了。暴动队伍收缴了邹家15支步枪、1支短枪，把粮食、茶油、布匹等物资就地分发给穷苦农民。并宣布成立崇贤农民协会。
崇贤暴动，打响了兴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崇贤暴动的成功，曾炳春带来的红军第七纵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冰心洞会议与兴国暴动，是兴国党组织与东固革命武装成功合作的结果
1928年4月，中共兴国区委在长冈乡合富村冰心洞的“清静观”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了武装暴动的有关问题，时因省委与特委的联络中断，由赣西转战到兴国的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党代表曾炳春前来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会议认为，“羊山会议”确定的五项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武装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决定在兴国城乡举行武装暴动。
会议上还讨论了争取和改造在兴国东村、莲塘一带活动的一支绿林武装——洪家“三点会”的问题。在如何对待“三点会”的问题上，党内当时有分歧，有人认为坝南的“三点会”曾被资本家刘家达收买去捣毁县总工会，是敌人，不可争取。而陈奇涵等同志则认为，“三点会”既有反动的一面，又有进步的一面，关键在于争取和改造。最后统一了党内认识。一些活动能力较强的党员，分别对兴国境内的“三点会”大小头目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在争取“三点会”的过程中，陈奇涵提出一个“三点无共不成洪”道理，意思是说“三点会”如果不和共产党合作，就不是忠实的“洪家”，得到“三点会”会众的认同，因此愿意接受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三点会”的成功改造，消除了绿林武装对革命的隐患，扩大了革命队伍，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
在这一期间，兴国地方党组织还创办了秘密修造武器的小型“兵工厂”。如李茂生、余石生联络郑德煌、郑传熙师傅在东村河公背创办修械所，谢云龙、洪雨龙、李挺在大龙创办淘金坑兵工厂，他们日夜加班，赶造大刀、长矛、土枪等武器。
1928年12月中旬，红2团攻克乐安后返回东固根据地休整，遭到永丰靖卫团的阻击，绕道兴国东村乡，准备返回东固。中共兴国区委立即派人前往东村联络，请红2团参加兴国县城暴动。
兴国暴动时，主要有三支反革命的武装力量：
一是国民党兴国县政府指挥的县靖卫大队。该大队辖3个中队，共300多人。兴国暴动前夕，担任县靖卫团教练的共产党员胡灿，将城东隔河设防的靖卫团调往县城北门外的五里亭，对高兴方向设防。使从东村方向开来的红军能够从东门顺利进城，将靖卫大队置于无用武之地。
二是县商会建立的商团。商团让每家店铺根据店员多少，出钱买枪2至3支，共约200人枪。经常集中操练，以连、排、班编组，晚上分散各家护店，打仗时集中起来，是一支比较强大的反革命武装。
三是“兴国县47乡联乡自治会”下辖的各乡靖卫团。兴国县城乡矛盾素来严重。因为商会在县城作威作福，乡村豪绅联合成立了一个“兴国县47乡联乡自治会”与之对抗，并创办了一所主要收乡村子弟读书的“平川中学”。联乡自治会以平川中学为活动据点，对散布全县47个乡的乡村靖卫团有极大的号召力。
中共兴国县区委为了分化瓦解城内的反革命力量，决定进一步激化商会和47乡联乡自治会的矛盾。一天晚上，胡灿派人将“47乡联乡自治会”的牌子偷偷摘下，丢到厕所里，散布说是商会所为。使47乡联乡自治会和商会之间的关系陡然紧张起来。就在暴动前的一天，平川中学的几十名学生，以两位同学路过“志慈”布店时，店员洒到了尿水他们衣服上为由，砸掉了“志慈”布店。商会立即集合商团，包围平川中学，平川中学武装对抗。这次武装冲突中，国民党县长黄健赶到制止，没有进一步扩大，但47乡联乡自治会和商会关系完全破裂。因而当县城暴动时，各乡靖卫团袖手旁观，听凭暴动队伍收缴商团的武装，不肯救援。
19日下午，红2团20多名指战员身穿便衣在塘石与中共兴国县区委派出的交通员肖华接上了头。肖华把便衣战士悄悄带进县城，隐蔽在东街肖屋村内，准备在暴动时里应外合。
19日深夜，红军便衣队悄悄夺取了县城东门和武塘桥。红2团、红15纵队和地方暴动队伍在城东的榔木乡会合后，在敌人毫无戒备的情况下，从武塘桥进城，迅速占领县城。向驻扎在城北五里亭的靖卫团进攻，靖卫团猝不及防，乱糟糟地往赣州方向逃窜。县长黄健从梦中惊醒，也乘着夜黑，连印信都未能带上，匆匆窜出西门，往埠头桐溪方向落荒而去。
兴国暴动后，城内各店铺紧闭大门，因为商团的枪支都分散在各店铺内，如果暴动队伍强行上门缴枪，发生冲突，将可能遭到很大伤亡。暴动队伍采取了一个“跪枪”的策略，即押着商会会长、商团团长等人，到一家家店铺去收枪。如果店铺里不把枪交出来，就让商会会长和商团团长跪在门外哀求，直到交出枪来为止。这一计策很成功，仅半天时间，商团200支枪悉数收缴。店老板们不敢开门，大多数是从楼上把枪用绳子吊下来。
20日清晨，鲜艳的红旗飘扬在县城的城门上。附近几个乡的农协会员络绎不绝地来到县城参加群众大会。大会宣判了国民党公安局长等十几个反动分子的罪状，然后押往滩脑枪决。并贴出安民告示。红军砸开监牢，释放无辜“罪犯”200多名。发动群众分发官仓积谷，打开当铺，取回自己的典当品。
由于赣州之敌前来进攻，为了保存实力，暴动队伍在县城活动了三天，就及时撤出县城，返回东村、莲塘一带休整。
三、红四团成立并与红四军会师，是中央苏区始创的标志
1929年1月，国民党赣州守军第7师师长刘士毅派遣两营兵力来兴国“进剿”。2月9日晚，兴国县党组织紧密配合红2团再次攻占兴国县城，捕获了窃据县城、自称“县长”的大土豪钟老槐。钟老槐原名钟树彪，兴国县古龙岗忠田人，原系兴国东部山区“三点会”的首领，兴国暴动胜利后，他率兵窃据县城，与暴动农民为敌。2月10日，钟老槐被押解到城皇庙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后处决，其武装被收缴。
1929年2月初，红2团再次攻占兴国县城后，转移到莲塘休整。中共赣南特委代表雷震东、红2 团领导人李文林、李韶九、兴国县党组织负责人陈奇涵、胡灿、鄢日新等人，在兴国莲塘召集军队党员活动分子会议，讨论赣南工农红军第15、16纵队改编问题。决定将15、16纵队和兴国部分地方武装合编成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4团，又称赣南红军新编第4 团。团长段起凤（又名段月泉）、党代表金万邦、政治部主任鄢日新、参谋长兼士兵委员会主席黄志道（即刘泽明）。全团指战员共有500多人，枪300余支。红4团成立后，颁布了《赣南红军新编第4团布告》，收缴了反动地主和靖卫团武装，以及流失在民间的枪支弹药和各种武器。红2团还抽调了100多名官兵到红 4团。为了便于二个团行动协调，在二个团之间成立了一个统一的指挥部，鄢日新担任总指挥。
赣南第一支正规红军红四团在兴国成立，标志着兴国已经成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
红4团在兴国莲塘宣布成立后，得到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挺进东固的消息，便与红2团一起，前往东固和“朱、毛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会师。
2月22日，在东固螺坑河坝上举行了会师大会。红4军党代表毛泽东表扬了红2、4团的勇敢战斗精神，风趣地说：“红4军是铁军，2、4团是钢军。”军长朱德说：“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叫喊要打倒朱毛。可是朱毛越打越多，现在你们都成了朱毛。”并勉励大家要遵守纪律，加强团结，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大家听了很受鼓舞。
东固会师后，红2、4团返回赣南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游击战争。先进驻兴国县城，后又转战高兴、崇贤、永丰等地，开展打土豪的斗争。并在于都、宁都、永丰、吉安、南丰、广昌、宜黄等县打击反动势力，发展工农武装。
为扩大和巩固赣西、赣南红色区域作出了卓越贡献。1929年4月，毛泽东同志以红4军前委书记的名义答复上海党中央的“二月来信”时说，“赣南的希望更大。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
四、兴国苏区与东固革命根据地关系探讨
兴国北部山区的崇贤、枫边等区乡，与东固接壤，但并不意味着自然成为革命相连的革命区域。崇贤暴动胜利以后，枫边的反动势力就很强大，成为东固近在咫尺的白色据点。
枫边杨、欧阳、胡、夏、郑五大姓土豪出资拼凑起来的靖卫团，扬言要攻打东固。
早在1927年冬，赖经邦动员段月泉的绿林武装，筹建东固革命军时，就答应了段月泉，革命军建立后，要攻打枫边，为段月泉复仇。原来，段月泉与枫边胡姓土豪与宿怨，他的妻子吴伴月婚前曾经被枫边胡姓土豪强买为妾，段月泉阻止过程中，被土豪的家丁擒获，百般侮辱，逃脱后啸聚绿林，发誓报仇。
1928年旧历5月13日，赖经邦率7纵队和部分东固群众攻打枫边，队伍从南龙出发，经山下塘到枫边的谢坊与靖卫团哨兵交上了火，靖卫团且战且退，七纵队攻入枫边圩后，火烧了靖卫团的驻地万寿宫，再向靖卫团逃跑的密石村方向追击，密石村口的石子背，是一道峡谷，一边高山上筑有寨子，七纵队前锋冲过村口的石拱桥，遭遇敌人伏击，敌人居高临下射击，七纵队只好往前突围而去，后面跟随的群众即即后退，四散逃回东固。
赖经邦在队伍后面指挥，队伍遇伏打散后，他独自绕过刘坑，跑到陇上村，这是一个仅三户人的小村，他走进一家，见一个中年妇女在煮猪食，便打个招呼，靠墙坐下烤火，这天阴雨，他想把淋湿的衣服烤干，再抄小路回东固。突然外面又冲来几个靖卫团团丁，拥上来将他捆起来了。押他去枫边圩领赏，赖经邦坚决不走，敌人只好抬着他走。到达谢坊哨所，两边为大松树，赖经邦从担架上跳下来，挣断绳子往山上跑，后被敌人追上杀害，年仅23岁。
1929年4月兴国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国民党军进攻兴国，兴国革命委员会依托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力量，移驻城岗、枫边一带，建立红军第25纵队，坚持游击战争，直到年底，才重新夺取县城。陈奇涵后来在兴国建立兴（国）、桥（头）、宁（都）、永（丰）行动委员会，是把东固革命根据地继续向周边区域延伸发展的具体实施。
兴国和东固革命根据地之间的关系，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受东固革命势力影响的初期，以大龙党小组的成立为标志，以谢云龙为代表的几位崇贤党员，首先受到东固创建革命根据地思想的熏陶，兴国早期党的活动分子邱会培，还率领一批干部前往东因学习革命斗争经验；第二阶段是借助东固革命根据地武装力量开展农民暴动的壮大自己力量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以兴国崇贤和县城暴动为标志，说明兴国党组织负责人陈奇涵、胡灿、谢云龙等人，接受并采纳的东固革命暴动和暴动后根据地建立的方式，在兴国成功地推行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形式；第三阶段是红四团在兴国成立后的巩固时期，红四团成立后到1929年6月成立的红军 25纵队前后，兴国已经成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区域，东固革命根据地并以兴国为桥头堡，迅速向于都桥头、宁都、永丰发展，赣西南革命苏区初具规模。
纵观兴国初期革命历史，笔者认为兴国是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兴国融入东固革命根据地后，奠定赣西南苏区和后来的中央苏区的牢固基础。
上杭蛟洋暴动
1927年8月，进步知识分子傅柏翠，经罗明介绍参加共产党后，回乡积极开展农运工作，组织了农民协会，建立了党组织。1928年春，后田暴动后调任中共上杭县委宣传部长的邓子恢到达蛟洋，开展农民运动，并建立了武装，引起了地主的恐慌。3月间，福建省防军第2混成旅旅长郭凤鸣派蛟洋捐款数千元，农民协会坚决反对，分文不缴，郭凤鸣决定以武力镇压。6月25日，郭凤鸣调遣驻上杭的钟铭清二个营和连城的罗藻团，分别由丘坊和芷溪的民团带路去围攻蛟洋。蛟洋农民800余人，在傅柏翠和中共上杭县委书记郭慕亮等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并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他们埋伏在村口，用土枪土炮抵抗，激战几小时，打死打伤敌兵二三十人。后因力量悬殊，农军分两路撤退至苧园、郭车一带深山，在傅柏翠带领下，在森坑、大坪、巫坑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为实现一月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而斗争
解放日报三日社论
九月二十九日起，蒋介石业已开始进攻张家口。
蒋介石于八月五日曾提出所谓五个条件，说中共方面要答应这五个条件，他才答应停战。这五个条件是：（一）让出苏皖区；（二）让出胶济线；（三）让出承德及承德以南地区；（四）东北在十月十五日以前退至黑龙江、兴安、嫩江与延吉；（五）山东、山西两省退出六月七日后从伪军手中解放的地区。蒋介石自己对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起立赞成，他自己在一月十日的停战令上庄严的签了字，这些协议至此全部被蒋介石亲手破坏无遗了。我们当时老早就指出，蒋介石的所谓五个条件，就是无限制的全面内战的代名词，其目的在于所谓“彻底消灭共产党”，以便消灭全中国一切民主力量。蒋介石的喽罗们和美国反动派则企图蒙混中外人民的耳目，说蒋介石似乎并不要全面内战，只要“五个战略区域”而已。现在大家看吧，张家口并不包含在这所谓五个条件之内，蒋介石又何尝不去进攻？蒋介石的条件，原来不是那什么“五个”，而是只有一个，就想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力量。蒋介石的什么“恢复交通”、经济建设等等的内容，原来就是“打内战”三个字。美国政府的所谓“调解”，原来不是别的，就是取得时间帮助和掩护其走狗蒋介石在全国建立独裁统治，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
蒋介石重新发动全面内战，从七月算起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当他发动内战之初，我们即指出蒋介石有军心厌战、民心反对、经济危机及兵力不足等项致命的困难，指出了他的必然失败。蒋介石有了这几个致命的弱点，不管美国政府怎样帮助也无法挽救其命运！三个月来战局的发展正如我们所预见，蒋介石的情况愈来愈糟了，现在连美国的合众社北平廿七日电，也不得不说蒋军“其进度已减低”了。
三个月来，蒋介石的正规军，整个旅（师）被歼灭的或者受到歼灭性打击的（即一半以上被歼灭）已达二十五个之多。如果连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等大量被我歼灭者一概计算在内，则远超出此地。蒋介石已把武汉的守备军队、琼崖的驻军、刚才派到台湾的伪军、原定派到日本的驻军、原定守备宁沪的军队都拿到前线上，兵力不足的势态，已经完全暴露。蒋介石是没有后备的了，他所有几个兵都到了前线上。然而，蒋介石仍然无法弥补其损失，蒋介石以很大的牺牲占领了一些城市，交通线延长了，兵力就大大的分散了。既不足又分散，这就是蒋介石军事上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此种情况，现在连美国人也开始承认了。
在蒋介石被消灭的二十五个旅之中，蒋介石的嫡系占了大多数，杂牌军只占一部分。蒋介石的最嫡系在作战中打得顶糟糕，第三师师长赵锡田、第一旅旅长黄正成，都做了战场的俘虏，这不但说明蒋介石嫡系的低能，所谓美国武器也没有增加他们的战斗力，而且说明杂牌军的作战越来越不积极了，只有几条死走狗如傅作义之流，暂时还是例外。
对于蒋介石同样糟糕的，是象中原和热河、冀东那样的战例。蒋介石以十个师（军）包围我中原军，包围得铁桶相似，然而这个“铁桶”竟是没底的！七月初，我中原军全部安全突围，损失甚小。蒋介石以八个师（军）进攻热河、冀东的地方部队，攻到现在，占了一些县城，但蒋军毫无损失，最近已转入反攻，逐一歼灭蒋军。蒋介石占了苏中许多城镇，自以为得意妄至，可是我粟裕将军所部，在两个月的反击中，即消灭蒋军六万余，其数量约等于该地我军之两倍。别的例子还很多，不必一一列举了。
蒋军方面如此，我军方面怎样呢？
应该承认，由于我们过去过分相信了停战协定，在七日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我们有些地区准备不够，因而增加了若干麻烦。但是打了一个月，士气更加高涨了，兵员补充也增多了，人民有了锻炼，作战方法亦有进步，连过去战斗力较弱的兵团，也因在作战中加强了，因而胜仗就越打越多。我们解放区如此广大，而且解决了土地问题，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占了。我们的任务是消灭进犯军的有生力量，等到一定的时机转入全面反攻，收复一切失地。我们各兵团打仗打得更好，这个时机就来得更快。
等到把蒋介石侵犯军的有生力量消灭到一定程度时，蒋介石的悲惨下场将不可避免。由于兵心厌战，新的高树勋将军就会出现，由于后方空虚，人民反对，经济危机，蒋介石的后方会发生不稳。这时候，蒋介石自顾不暇，在我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之下，决无办法长久保持他所占领的解放区城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着在情况不利时，决不死守一城一地（能够守的地方，则决不轻易放弃），而集中注意于歼灭蒋军有生力量的缘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前虽然还有困难，还有苦斗，而我们的胜利信心却日益增高的缘故。
蒋介石的颓势已经显露，一切蒋军所到之处，已经是、而且将要成为蒋军的坟墓。蒋介石冒险进攻张家口或其他任何地方，只是加速其失败而已。坚定不移的把握歼灭蒋军有生力量的原则，把握歼灭战的作战原则，我们一定胜利，中国人民和民主力量一定胜利，是确切无疑的了。历史的铁则规定反动派必然失败，蒋介石和美国反动派是逃不了这一条的。只有到了那时候，中国人民与民主派才可能逼迫蒋介石实现今年一月的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在蒋介石进犯军更大量的被歼灭，并逼使他实现一月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之前，蒋介石决不会放松消灭共产党与民主力量的，蒋介石的美国合作者也是如此。美蒋狼狈为奸，必然千方百计力求消灭共产党与民主力量，包括军事进攻及使用一切阴谋鬼计在内，以期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
由于蒋军败象已经显露，蒋介石及其美国合作者现正开始玩弄新的把戏，以图欺骗人民，这个把戏就是放出“停战”空气。美蒋这一把戏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持其在内战中所侵占的土地，以便再度获得机会补充兵力。蒋介石正在全国设立很多师管区，恢复征兵制，他忘想保持已侵占之地区，并在占领张家口等地之后，获一余裕时间补充新兵，以利再战。美蒋的反动计划是如此，打一阵谈一阵，再打一阵再谈一阵，再打……直至共产党与民主力量消灭干净而后已。好在美蒋这类阴谋现在已骗不了什么人，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和平，中共一天也不愿作战，可是欺骗是造不出和平的。美蒋消灭中共与民主力量的鬼计一天不放弃，进犯军一天不退出侵占区，一月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之实现一天无保障，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自卫战即一天不能停止。恢复一月十三日停战令生效时的双方地界及兵力配置，并实行全部政协决议，这是中国人民的神圣权力。如果蒋介石真想和平，他就应当首先自动恢复一月停战协定的神圣位置。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起草的政治宣言。在这个宣言里，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这个宣言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公布，被称为《双十宣言》。宣言是在陕北佳县神泉堡起草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现已大举反攻。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北线我军已向中长、北宁两路进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
本军作战目的，迭经宣告中外，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则是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
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同日本帝国主义英勇奋战了八年之久。日本投降后，人民渴望和平，蒋介石则破坏人民一切争取和平的努力，而以空前的内战灾难压在人民的头上。这样，就逼得全国各阶层人民，除了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以外，再无出路。
蒋介石现在的内战政策，不是偶然的，这是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贯反人民政策的必然结果。早在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就忘恩负义地背叛了国共两党的革命联盟，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从此建立独裁统治，投降帝国主义，打了十年内战，造成日寇侵略。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⑴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德报怨，协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释放蒋介石，希望蒋介石悔过自新，共同抗日。但是蒋介石又一次忘恩负义，对于日寇则消极应战，对于人民则积极镇压，对于共产党则极端仇视。前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又一次宽恕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停止已经发动的内战，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各党派和平建国。但是毫无信义的蒋介石，在签订停战协定⑵、通过政协决议⑶、宣布四项诺言⑷以后，随即将其全部推翻。人民方面，虽则再三忍让求全，但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之下，决心不顾国家民族的死活，向人民作空前的全面的进攻。从去年（一九四六年）一月停战协定宣布到现在，蒋介石先后动员了二百二十多个正规旅和近百万的杂色部队，向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用血战夺取过来的解放区，实行大举进攻，先后侵占了沈阳、抚顺、本溪、四平、长春、永吉、承德、集宁、张家口、淮阴、菏泽、临沂、延安、烟台等城市和广大的乡村。蒋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实行三光政策，同日本强盗的行为完全一样。去年十一月，蒋介石召集了伪国大⑸，宣布了伪宪法。今年三月，蒋介石驱逐了共产党的代表。今年七月，蒋介石下了反人民的总动员令⑹。对于全国各地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的人民运动，对于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和公教人员的争生存的斗争，蒋介石的方针就是镇压、逮捕和屠杀。对于国内各少数民族，蒋介石的方针就是实施大汉族主义，摧残镇压，无所不至。在一切蒋介石统治区域，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征兵征粮，怨声载道，这样就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以蒋介石为首的金融寡头，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则集中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都是蒋介石等利用其独裁权力横征暴敛、假公济私而来的。蒋介石为着维持独裁，进行内战，不惜出卖国家权利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美国军队留驻青岛等地，从美国招致顾问人员，参加内战的指挥和军队的训练，残杀自己的同胞。内战的飞机、坦克、枪炮、弹药，大批从美国运来。内战的经费，大批从美国借来。蒋介石则以出卖军事基地、出卖空海航权、签订奴役性商约⑺等项比袁世凯卖国行为还要严重多倍的条件，作为酬谢美国帝国主义的礼物。总而言之，蒋介石二十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本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本军的政策，代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的有如下各项：
一、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二、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
三、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
四、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
五、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
六、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
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八、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上述各项，就是本军的基本政策。本军所到之处，立即实施这些政策。这些政策是适合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的要求的。
本军对于蒋方人员，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这就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于罪大恶极的内战祸首蒋介石和一切坚决助蒋为恶、残害人民、而为广大人民所公认的战争罪犯，本军必将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本军警告一切蒋军官兵，蒋政府官员，蒋党党员，凡是尚未沾染无辜人民鲜血的人们，切勿跟那些罪犯们同流合污。凡是已经做过坏事的人们，赶快停止作恶，悔过自新，脱离蒋介石，准其将功赎罪。本军对于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一律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对于起义加入本军的蒋军部队和公开或秘密为本军工作的人们，则给予奖励。
为了早日打倒蒋介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我们号召全国各界同胞，在本军到达之处，同我们积极合作，肃清反动势力，建立民主秩序。在本军未到之处，则自动拿起武器，实行抗丁抗粮，分田废债，利用敌人空隙，发展游击战争。
为了早日打倒蒋介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我们号召解放区人民贯彻土地改革，巩固民主基础，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人民武装，肃清敌人残留据点，支援前线作战。
本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我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我全军将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必须提高觉悟性，人人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亲密团结群众，把新区迅速建设成为巩固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⑻，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
打倒蒋介石！
新中国万岁！
注 释
〔1〕 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2〕见本卷《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注〔1〕。
〔3〕 见本卷《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注〔2〕。
〔4〕四项诺言，指蒋介石一九四六年一月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中宣布的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党派合法地位、实行普选和释放政治犯。
〔5〕见本卷《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注〔4〕。
〔6〕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国民党反动政府通过了蒋介石的“国家总动员提案”，随即下了所谓《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其实，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的总动员早已实行了。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转入进攻。蒋介石自己也供认他的统治已到了“严重危机”。这个“总动员令”，只是表示蒋介石的垂死挣扎。
〔7〕奴役性商约，指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的出卖中国主权的所谓《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见本卷《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注〔5〕。
〔8〕 见本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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